第二章 “天地之中”祖山神山圣山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这是登封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正式名称。

“天地之中”这四个字格外引人注目。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宇宙观、文化观和政治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个词汇这个概念的审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再理解。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使“天地之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一“天地之中”——祖山

“天圆地方”，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朴素的宇宙观。

古代没有天文望远镜，那时候人们只能凭借双眼观察万物，观察宇宙。人们抬头望天，天就像一个圆形的蛋壳罩在头上，于是就有了天是圆形的结论。

人们低头看地，地向远处伸展着、伸展着，在双目所及处有一条边线。人们再转身依次向四面看去，看到了四条线。于是，人们就得出了地是方形的结论。

人们认为在这方形的大地之上，应该有一个中心和天的中心相对应，这个中心就是“天地之中”了。

位于登封市告成镇的观星台，是此次申遗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周公姬旦在此创立了测景台。当你走进今天的古观星台院内，就可以在周公庙正殿的前方看到它。周公测景台高约四米，它的下部是方形的石座，那就是测影用的“圭”；它的上部是长方形柱体，那就是测影用的“表”。

《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述：周公姬旦“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东汉郑玄注曰：“土圭之长，尺有五尺，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

周公姬旦测出的“天地之中”就在阳城，也就是如今的登封市告成镇。

“天有心，地有胆，天心地胆在告县。”这是在嵩山一带广为流传的民谣。告县，古称阳城。公元696年，女皇武则天率领文武百官开赴嵩山举行封禅大典。武则天命人在嵩岳主峰峻极峰顶筑起“登封坛”，并于坛上封中岳神为“神岳天中皇帝”，封中岳神妃为“神岳天中皇后”，封夏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为“玉京太后”。为了纪念嵩岳封禅这一盛举，武则天诏令改年号为“万岁登封元年”，将嵩岳之麓的嵩阳县改为登封县，将阳城县改为“告成县”，以昭示自己“登”嵩山“封”中岳，终于大功“告”成。

周公姬旦测出“天地之中”在阳城，此举绝非偶然。“天地之中”这一观念的形成和确立，有其悠远而深广的自然、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

嵩山地区是华夏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是华夏民族原初的生存与发展的摇篮。如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一样，人类的生息与繁衍极大地依赖于环境，而嵩山地区得天独厚地具备了最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

36亿年前，当地球的表面还是汪洋大海的时候，嵩山已经第一次腾身而起，向空中显露出了它的峥嵘。57亿年前，海底的秦岭和喜马拉雅山还如浸泡在羊水中的婴儿，而嵩山已经在陆地世界确立了自己成熟的身姿。古老的嵩山，堪称万山之祖。

在嵩山地区不足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解剖般地显露着25亿年前、18亿年前和547亿年前地壳三次构造运动的遗迹。层叠，断裂，褶皱、扭曲……山体岩层的变化林林总总，百态千姿。

在嵩山地区仅仅4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切片般地展示着太古宙、远古宙、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这种被地质学界称为“五代同堂”的现象，举世罕见。

到嵩山考察过的世界地质学界的专家们无不发出惊叹：在嵩山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能看到40亿年来地球的演变！

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质公园专家组专家赵逊先生曾对嵩山作出如此评价：“嵩山与美国的黄石公园、加拿大的苏必利尔湖、俄国的卡拉半岛相比，科学价值当在它们之上。”

正因为如此，嵩山于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老科学家周昆叔先生撰写了学术专论，考证了“嵩山文化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周先生认为，历尽沧桑的嵩山性格沉稳，身姿恒固，所以华夏民族才得以在此繁衍发展。地球上许多年轻的山脉，性格不稳，不是火山喷发，就是地震频仍。它们每一次脾气发作，都会给古代的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自然灾害之后，往往瘟疫流行，在缺乏医疗手段的古代，很容易造成整个种族的灭绝。

作为万山之祖的古老的嵩山，地质地貌早已稳定。依嵩山而居的华夏民族得其荫庇护养，绵延不息，终于发展成为屹立于世的强大民族。

嵩山是36亿年前崛起的古陆，它的群峰中有许多石灰岩形成的溶洞，那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栖息之地。郑州考古研究院的考古调查表明，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文物出土点在嵩山地区计有170余处，处于嵩山核心区域的登封就占有其中的66处。嵩山东麓的织机洞遗址，属于距今10万年以上的中更新世中晚期遗存，这里发现的人类用火的遗迹计有17处，出土的石器竟有6000多件。这些石器组合，堪称中国北方出土石器之最。这类大型的石器组合遗址，还有位于嵩山北麓的洪沟遗址、位于嵩山南麓的鬼谷洞穴遗址等等。它们的存在清晰地向世人表明，嵩山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是人类重要的活动地区，人类在这里创造了繁盛的旧石器文明。

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嵩山地区俨然已是此时文明最为发达之地。迄今已经考古发现所证实的新石器时代遗址500多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分布的密度上，这个数字均居全国之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裴李岗遗址、双庙沟遗址、朝阳沟遗址、莪沟北岗遗址、八方遗址、颍阳遗址、大河村遗址、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二里岗遗址等。从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石器、陶器和各类生产工具来看，可以判定当时农业和畜牧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嵩山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文明，使它成为了远古时期华夏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嵩山地区有众多的河流、山谷、丘陵、盆地和黄土台地。嵩山地区的北部是东西方向展开的中低山，南部是海拔千米之下的丘陵，也呈现着东西方向的走势。北部与南部之间，夹护着相对高度只有50米的低丘，其间散布着大金店、登封和卢店三个盆地。源于嵩山的后河、顾家河、少林河、双溪河、书院河、五渡河和石淙河等多条河流从这里穿行而过，织成了密集的河网。在嵩山这处柔软的腹部还有着发育良好的二级阶地，阶地上堆积着中更新世、晚新世、全新世的厚达5米以上的黄土层。

在距今8000年到3000年的全新世中期，嵩山地区的气候温暖多雨，植物生长繁茂。根据考古发现，裴李岗时期的先民们已开始在古土上展开农作；到了二里头时期，更发展为粟、黍、稻、麦和豆类种植的较全面的初始农业。

以嵩山山系为源头的汝河、双洎河、贾鲁河等众多河流，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水源补充。在它们的推动下，挟泥带沙的黄河得以气势磅礴地塑造出华北平原这片沃土。从嵩山山系起始的众多河谷，以放射之状向外发散着、展开着，它们是华夏民族的先民们据以生存和向外发展的通道。

例如源于嵩山系马岭山麓的双洎河，向东南流经具茨山和云梦山之间，流域面积近两千平方公里。在它的上游灵崖山一带分布着许多石灰岩溶洞，这里发现了大量旧石器人类化石。而在它的堆积平原上，则广布着黄土台地，这种近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十分有利于垦殖。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查明，这个区域分布着30多处新石器时期到夏商时期的遗址。著名的“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就来自该河中游的裴李岗村。

华夏民族的先民生存和发展的踪迹，就这样被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在旧石器时代他们居于山地岩洞；到了新石器时期，他们则沿着众多的如同双洎河一样的河谷，逐渐走向了华北平原。

国家“十一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4个重点发掘的考古项目，其中3个重点项目就在嵩山地区。它们是王城岗遗址、古城寨遗址和新寨遗址。2005年初，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展开，全国又有9个项目入选，而嵩山地区就占据了其中的5个。它们是巩义花地嘴城址、荥阳大师姑古城址、新密新寨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登封南洼环壕遗址。嵩山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典籍记载，黄帝姬姓，少典之子，出生于嵩山东南麓凤后岭下的轩辕丘，因号轩辕氏。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发展壮大，然后向炎帝部落出击，最后又率领各部落联盟一起击败蚩尤，一统华夏，并定都于嵩山脚下的有熊。

大禹的父亲鲧被封为“崇伯鲧”。《国语•周语下》有这样一段记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韦昭注云：“崇，崇高也。禹都阳城，崇高所近。”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史记•夏本纪》集解：“今颍川阳城。”

崇高即嵩山，而阳城就在嵩山的附近，也就是今天的登封市告成镇。史书的记载已经得到了当代考古发掘的科学验证。

1954年，考古调查证明登封王城岗一带有古人类的活动遗迹；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位于登封告成镇和八方村之间的夏墟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王城岗遗址，当时暂名为“八方遗址”；

1975年至1982年，来自河南省和北京的有关单位的文物考古专家们对王城岗开展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基址、奠基坑穴和大量的青铜器物及石器陶器；

1996年，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的专家们对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古城址的出土文物进行发掘采样，他们依据测试出的C14数据加以研究，据此确定夏代的起始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

2002年至2005年，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关课题组的专家们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座面积为3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遗址赫然而出，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同时，还有许多珍贵的白陶、玉石琮等文物随之出土。经来自全国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们的认真分析研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委员会”郑重宣布：王城岗遗址即夏代初期的都城——禹都阳城。

嵩山脚下的偃师二里头古城遗址，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其拥有相当规模的宫殿建筑、祭祀坑和宗庙等，考古学界已判明其为夏代中晚期的都城。

作为整个夏代的建都之地，嵩山地区毋庸置疑地是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代的先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嵩山乃“天地之中”，也就成为了先民心目中一个理所当然的观念。

进入商代之后，嵩山地区仍然是重要的建都之处。在商代前期，位于嵩山西麓的偃师商城和位于嵩山东麓的郑州商城先后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偃师商城是汤都西亳的“亳”地，郑州商城则是汤的“亳”都。商代后期，随着华夏民族迁徙发展的脚步，商代后期的都城迁到了洛阳，但河洛地区仍属嵩山文化圈的范围。

周人虽然居于西岐，但他们自认是夏族之后，所以嵩山在周人的心目中被视为自己的祖山。周武王灭商之后，在嵩山举行了封天告祖的大典。《逸周书•度邑》记载着周武王的话：“定天保，依天室。”天室，即太室山，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定天下依靠的就是祖山太室山。

随后，周武王又作出了决定，定东都于嵩山之麓的洛阳。《荀子•大略篇》对周武王此举的意图作了解释，“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在铸造于西周初年的“何尊”之上，有一段铭文。文中称嵩山之麓的东都洛阳为“中国”，其意为“中央之国”、“天地之中的国家”。有关“中国”这个名字的起源，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记载了。

《史记•封禅书》道：“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禹都阳城，启都阳翟，商都郑州，汤都西亳，西周东都洛邑，东周王城……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全部环围在嵩山地区，从而鼎定了嵩山作为“天地之中”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育着各个地域各个民族特色各异的文化。然而它们又共有着统一的核心，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核心的多元一体文化”。

夏、商、周三代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初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天地之中”的嵩山是中华民族的祖山，“嵩山文化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

二“天地之中”——神山

作为“天地之中”的嵩山，在我们祖先的心目中有着神奇的地位，嵩山峻极之处，应是距天最近的地方。“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周礼•大司徒》）这也就是说，“天地之中”是天和地相接合、相通连的地方；是一年四季相交换、相变化的根源；是风和雨相会聚、相生发的地方；是阴和阳相平衡、相和谐的所在。

在《周礼》对“天地之中”的阐述中，“天地之中”是万物生发的最神圣的地方，所以帝王才要在此建都，在此祭祀封禅。

舜帝每隔五年，就要到嵩山祭祀一回。《史记•封禅书》对此有载：“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大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天亡簋”，以78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武王克商之后登嵩山祭祀的情形。“乙亥，王有大，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周武王灭商是一桩奠定基业的大事，而此番武王亲登嵩山的祭礼，其性质就像是周王朝的开国大典了。这种最大规模最高等级的祭礼，开创了帝王封禅礼制的先河。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祭拜嵩山。当他率领从官刚刚登至嵩山东麓之时，从官皆伏地恭维汉武帝说，他们听到此峰松涛声鸣，“呼万岁者三”。汉武帝大悦，认为此乃天声也。于是，汉武帝将此峰封为“万岁峰”，在峰顶建了“万岁亭”，在山下建了“万岁观”，并且“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嵩高邑’”。从此之后，历代历朝的臣民叩见皇帝便“山呼万岁”，俨然成了宫廷标准的礼仪。

汉武帝祭神山，神山“呼万岁者三”，这些渲染愈发为嵩山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为人间执掌权柄的帝王披挂了威严的神衣。

公元696年，武周女皇武则天率百官和盛大的仪仗开赴嵩山封禅。武则天宣称，武姓是周平王的后裔，位于“天地之中”的嵩山是周人的祖山，武周来此封禅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武则天在峰顶设了“登封坛”，立了“大周升中述志碑”，并且颁布诏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万岁登封元年”，祈愿神山保佑大周江山永固。

……

根据史料统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七十二位帝王亲自或者派遣特使到“天地之中”的嵩山封禅祭祀。

关于神山祭祀，《山海经•中山经》里有一段论述。“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嵩山的苦山、少室山、太室山都是祖宗之山。祭祀的时候，要用最高级别的天子之礼，盛装祭品的器物要用大吉大利的美玉。

所谓“太牢”，《礼记•王制》对此有所解释：“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

由此可见，对神山嵩岳的祭祀，已定为封建礼制的最高规格了。

“天地之中”这一观念，是先民们最初对宇宙的朴素认识。随着帝王在“天地之中”的建都，随着“天地之中”成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心，这个概念被添加了许多政治的和文化的色彩。历代帝王在“天地之中”的祭祀封禅，进一步将其神性化、政治化，进而成为了强化政权统治力的手段。

居于“天地之中”的帝王是国家的正统、核心和主宰，而偏远的四方之地则是“天地之中”的从属。

在“天地之中”祭祀封禅的帝王获得了至尊至高的皇权。“君权神授”，为臣为民者必须服从。

在华夏民族国家和政权形成的初期，这种政治观和文化观强化了政权的合法性，使大一统的江山得以邦安国固，社会得以稳定和发展。

“正统之地”、“皇权中心”……随着这类观念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嵩山脚下的“天地之中”也就成为了政权更迭时的逐鹿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从楚庄王问鼎中原伊始，夺取“天地之中”都是历朝历代创国立业的大谋大略。能否拥据“天地之中”，则是孰王孰寇的分水岭和标志签。

在漫长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天地之中”愈益凸显出重要的政治意义。

三“天地之中”——圣山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奥林匹斯山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些住在山上的诸神在统治着世界，主宰着人类。

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里，主神宙斯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他呼风唤雨招雷引电，让诸神臣服，万民仰从。天后赫拉，貌美善妒，主管婚姻和生育，是妇女的保护神。海神波塞冬，统领海底世界，形象是半人半鱼。智慧女神雅典娜，代表着智慧和力量，她是雅典的守护神。冥王哈迪斯，是冥界的大主管。爱神阿芙罗狄忒，象征着女性的美丽与爱情。火神赫菲斯托斯，相貌奇丑且又跛足，但是善良宽厚，心灵纯洁。

……

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是同形同性的，这些神祇有着与人一样的相貌和感情，因而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融通了生活与艺术的联系。这些神话与传说就像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一出大戏。

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因其孕育了古希腊神话而成为欧罗巴文明的策源地。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传说缔造和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戏剧、绘画、雕塑和音乐，奥林匹斯山因而被称为西方的文化圣山。

其实，东方也有一座文化圣山，那就是嵩山。

古老的嵩山及其延伸的河洛、伊洛、颍河流域，是华夏民族远古神话的摇篮。这些神话表现了华夏民族的先民们寻求宇宙奥秘的探索精神，抒发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豪迈气概，展示了先民们勘真察微创造科学文明的智慧，讴歌了先民们和睦相处共度苦难的大德大爱。

如果说希腊神话的特点是把虚构的神加以人性化的话，那么东方神话的特点则是把真实的人加以神性话。在东方的神话中，伏羲，女娲，神农，唐尧，虞舜，鲧，大禹……他们都因为与强大的自然力抗争，而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力。

神话中的伏羲和女娲是兄妹，他们都是半人半蛇的长相。他们的上身是人，下身却是蛇形。伏羲是上古文化的肇始者，龙马负图的神话最为著名。“龙马者，天地之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龙马赤纹绿色，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没。”（《汉书•孔安国传》）龙马出于河洛，伏羲在水中降伏了龙马，然后依据龙马身上的图形画出八卦，据之推测出天地万物的变化。伏羲观察蜘蛛结网，并且依此发明了渔网，教人们学会了张网捕鱼。伏羲又制定了男女婚娶之仪，使男婚女嫁从此有规有秩。

女娲在神话中是造人和补天的女神。“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女娲比照着她自己的样子，用黄泥巴将人造了出来。急急忙忙造不及的时候，她就用绳子蘸着泥浆甩，甩出来的泥巴点子就变成了人。人类繁衍起来，日子过得正好，水神共工却因为和火神祝融争夺帝位而打了起来。共工打不过祝融，气得用脑袋去撞天的柱子不周山。山歪倒了，天塌破了，洪水泛滥，大火蔓延。女娲就采来五彩之石，炼烧之后用以补天。她还折来神鳌之足，将天的四边支撑起来。天补好了，人民又安居乐业了。女娲又造出了笙簧，人们吹奏起乐曲，载歌载舞，欢乐无比。

“圣德命叙：‘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春秋运斗枢》）作为原始部落的首领，伏羲、女娲和神农又在传说中成了神话人物。他们是远古文化的开创者，因其“德合天地”，功业昭彰而被誉为华夏民族的“三皇”。在嵩岳的少室山上至今仍存有“三皇寨”，寨上还存有“三皇庙”。位于嵩山余脉的新密尖山上有一个天爷洞，那里保存着历史久远的“三皇殿”。这些都是“三皇”这一远古神话在嵩山存留的遗迹。

处于嵩山文化圈的河洛交汇之处，有一个小小的洛口村。在神话传说中伏羲创制八卦的地方，至今仍旧存留着一个“八卦台”。而嵩山文化圈内的淮阳县，保存着誉称中国十八大名陵之首的太昊伏羲陵庙。这座占地875庙的陵庙始建于春秋时期，经唐、明、清几代数次修葺完善，历三千年岁月而巍然长存。据统计，历代帝王曾经七十三次亲自或者遣使御祭。从古至今，这里的民间祭祀活动绵延不绝。每逢初春，周围数省几百县的香客云集于此，日平均计有二十万人之多。

在嵩山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神话传说还有大禹。“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在人间洪水滔天的时候，天神鲧不听天帝的话，窃取了天帝的宝物“息壤”，从天界来到人间，用堵的方法去治水。“息壤”这宝物自己会生长，鲧原本以为用它可以堵住洪水。不料堵了九年，也没有将洪水制服。天帝就命令火神祝融将鲧杀死在羽山脚下。鲧死后，其尸体三年不腐，天帝担心鲧复活后再上天庭作乱，就派人戮其尸体。不料鲧的肚子刚被划开，其子禹就生了出来。天帝奇之，就命令禹继续治水。

“禹治洪水，通辕山，化为熊。先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准南子》）

禹用疏通的方法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史记•夏本纪》）禹历尽艰辛，终于将九州之内的洪水全部制服，人民从此得以安居乐业了。

在嵩山地区，与这些神话传说相对应的文化胜迹比比皆是。太室山和少室山的得名是因为两山分别住着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和少妻涂山氏之妹；

太室山与少室山之间的“辕关”，相传为大禹疏通洪水时凿开的；

嵩山的五指岭，传说是大禹治水时五个手指所化的山峰；

登封徐庄乡的禹洞，传说是当年大禹治水时的栖身之所；

嵩山下的启母石，相传是禹妻涂山氏所化。涂山氏为大禹送饭，惊见治水的大禹竟然变身为熊，于是涂山氏就在惭惧中化作了一块巨石；

嵩山地区的焦河和焦山，传说是当年大禹治水时火烧蛟龙所留下的遗迹；

……

嵩山地区的远古神话是华夏先民精神创造力的最初的成果和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肇始。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远古时代，华夏先民在与强大的自然力不屈不挠地抗争之时，借助于原始的幻想，呼唤并且创造着战胜自然超越生命的神性英雄。这些神话充满了对生存对光明的渴望，洋溢着对理想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

这些远古神话奠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源流出中华民族沛然大观的文化艺术，它们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嵩山作为“天地之中”的文化圣山，千百年来孕育并生发着各种不同的宗教文化，成为了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和儒教文化的荟萃之地。

嵩山是道教文化孕育期和襁褓期的见证。远古时代的巫术，秦汉时期的神仙方士，都在嵩山留下过深深的印记。鬼谷子，浮丘公，王子晋，周栖野……这些人物在嵩山得道成仙的传说比比皆是。相传周灵王之子王子晋（王子乔）喜神仙之术，常常坐于缑氏山巅吹笙，做凤凰舞云之鸣。忽一日，王子晋对友人言，七月七日是其飞天之时，约与友人在缑氏山巅作别。友人如约而至，果然见到他乘着白鹤，驾起白云，成仙而去。嵩山上建有白鹤观，就是后人对王子晋的纪念。

公元292年，晋代道士鲍靓在嵩山得传道教典籍《三皇文》。于是，他在嵩山广收道徒，大张道义。

北魏时，道士寇谦之在嵩山修道七年，宣称得到了太上老君的亲授，要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他在革新五斗米道的基础上，创立了“北天师道”，在中国道教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章。

隋、唐两代，道教在嵩山极为兴盛。其主要流派上清道茅山宗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移居嵩山修道，名闻遐迩，声传四方。潘师正也因之成为崇信道教的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座上宾。公元679年，唐高宗颁诏，于嵩山逍遥谷敕建崇唐观，并在山岭之上修建精思院。观、院甫成，唐高宗又御笔赐诗，俨然一时之盛事。

至金代，道号“长春子”的全真教龙门派祖师丘处机来嵩山传道，宣讲他的《大丹直指》，将全真教内丹修练法传与道徒。“保全真性，万缘不挂，即为长生”，全真教的精义在嵩山广为传布，全真教的道法成为道家修炼的正途。

嵩山云深树茂，溪清泉冽，自古以来就是隐居修道的洞天福地。嵩山被称为道教的“第六小洞天”；嵩山余脉缑山被誉为道家“第三十六福地”；嵩山的北麓邙山则被誉为道家的“第七十福地”。道教与嵩山之缘，由此可见一斑。

嵩山博大，豁然有容。在嵩山上与道教并荣的佛教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公元71年（东汉永平十四年），明帝在嵩山玉柱峰下为佛教高僧建造大法王寺。此寺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建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寺院。

同年，明帝诏准阳城侯刘峻落发出家，此举为“嵩山度僧之始”，为佛教走入民间、广招门徒开启了先河。

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天竺高僧跋陀由北魏孝文帝接纳，在少室山五乳峰下建起了一座寺院。此寺处于少室山丛林之中，因名少林。公元527年（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从印度渡海东来，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修炼禅宗佛法。此后禅宗弟子踪迹广布，影响深远，少林寺遂成为佛教的禅宗祖庭。

唐朝初年，少林寺昙宗、志操等十三位武僧佐助朝廷征战有功，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封赏。从此，少林寺禅、武并名，誉满天下。元、明两代，少林寺香火鼎盛，僧徒约有两千之众。明朝的诸位王子中先后有八人出家入寺，寺僧里亦有多人在朝中位居要职。

儒学文化在嵩山地区也有着辉煌的历史，其代表当为书院教育。嵩山地区书院众多，有嵩阳书院、颍谷书院、少室书院、南城书院、存古书院，其中最有名的是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嵩山南麓的峻极峰下，创建于公元484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时称嵩阳寺。唐代改为嵩阳观，五代时改为太乙书院，北宋至道三年改为太室书院，北宋景祐二年更名为嵩阳书院。宋代儒学大师、“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长期在此授课讲学，嵩阳书院遂成为宋代理学的发祥之地。

据史料记载，先后到过嵩阳书院讲学的儒学大师还有范仲淹、司马光、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余人。司马光编撰巨著《资治通鉴》，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清康熙年间，嵩阳书院达到其鼎盛时期。当时书院的面积已扩至100余万平方米，全国各地的学子慕名而来，人数竟达数百名之多。

鉴于嵩阳书院在儒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人们将它与河南应天府书院、湖南岳麓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太室为九州之险，五岳之冠。孕灵生贤，坐镇地中。”（韦行俭《中天王庙记》）

“兴云雨兮会神龙，峙嵩岳兮天之中。”（王著《嵩山会善寺碑》）

“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所谓名山福地，异人灵迹，往往而有。”（陆长源《会善寺戒坛记》）

“灵岳有五，嵩其一也。然恒、衡、岱、华，皆居其区域之偏，孰于夫宅四方之正中，得土行之正位，峻极于天，若是之大者乎！”（李子樗《重修中岳庙记》）

“以太史璇玑察乾文，知其协星辰之定域；以阳城土圭测日景，知其居天地之正中。万山四顾而来向，峭壁高耸而直立。”（卢多逊《中天王庙碑》）

“瞻彼崧高，惟岳之雄。穹窿隐嶙，屹然地中。”（黄久约《重修中岳庙碑》）

“繇圭表所测，道理所均，嵩位在地中，而天中亦在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帝王为山岳之主，其治统于中；圣贤发山岳之祥，其道通于中。”（朱衡《天中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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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沧桑，岁月流逝，但嵩山留存的许许多多石刻碑文还在无声地讲述着“天地之中”的故事。“天地之中”的嵩山是中华民族的祖山、神山、圣山，而“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则印证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神奇与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