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申遗“三剑客”

关于如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程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推举产生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总协调机构，日常事务则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世界遗产中心处理。为了确保这项工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研讨、论证这类业务工作都交给独立的国际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来完成。

《公约》的运作方式规定，缔约国要将本国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的单位先期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报请世界遗产中心备案。申报国每年再按照统一规定的格式和内容制作好正式申报文本，向世界遗产中心送审。

这个申报文本和有关材料将由世界遗产中心转达国际专业咨询机构审定。只有申报文本被认为合格通过，相关专业咨询机构才会派出专家到申报国的申报地进行现场考察和论证，然后再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会将根据申报文本和专家的评估报告进行投票表决，选出新一轮世界遗产，将它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程序规定，一旦申报失败，在近年内将不得再次申报。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国家行为，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文物局，报送世界遗产的项目最后还要经国务院批准。2006年12月，嵩山历史建筑群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后来又被确定为中国2009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唯一项目。

申遗文本是进入申遗大门的通行证，要想申遗，必须率先将它拿到手中。

宫嵩涛、吕宏军、常松木，时任登封市长吴福民亲点三员爱将，派他们去省城郑州参加申遗文本的编制工作。这三位从小喝着嵩山水长大的青年才俊，被人们称为登封申遗的“三剑客”。

一文物世家

在登封市，宫嵩涛一家算得上是文物世家。

宫嵩涛本人是登封市文物局的副局长，而他的父亲宫熙是登封最早的文物专干。那是建国初期的1952年，“文物专干”是个人人都觉得陌生的头衔。宫熙将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文物工作，使登封的文物保护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58年，宫熙在登封全县境内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对重要文物登记造册，摸清了本县文物的家底。1961年，他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撰写了登封县的第一本文物志。

1990年，登封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对全县文物进行“四有”建档。已经子承父业的宫嵩涛在登封档案馆看到了老父亲当年留下的手迹，他心里不禁百感交集。自己现在做的这些工作，父亲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做过了！

当年正是在父亲的奔走呼吁下，登封建立了文物保管所（河南省仅有的三个文物保管所之一），使登封的历史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务院先后公布了多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也先后公布了多批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封市计有各类文物古迹956处。其中，有16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文物规模位于全国县级市之首！

登封如此多的文物受到了国家、省、市的重视和保护，宫熙这位当年的“文物专干”功不可没。

“文革”时期破“四旧”，文物部门受到了强烈冲击。作为文物干部的宫熙也被批被斗，吃尽了苦头。然而，宫熙保护国家文物的痴心毫无更改，当造反的“红卫兵”盲目地冲冲撞撞，要去扒中岳庙和少林寺的时候，没人敢于阻挡，只有宫熙勇敢地挺身而出拦住了他们。宫熙向他们大声疾呼：“这是文物，不是四旧！”……

提起当年宫熙奋不顾身保护登封文物古迹的情形，一些知情的老干部都感慨地说：“要不是宫熙挡住了他们，哪还有中岳庙，哪还有少林寺，哪还有申遗哩！”

宫嵩涛来到登封市文物局工作之后，继承了父辈为文物事业献身的精神，为登封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正因为他对登封的文物了如指掌，所以他在此次登封申遗的工作中才被国家文物局和省市有关领导视为栋材，用如股肱。

作为申遗所在地登封市的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对这项工作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嵩山就有过一次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机会。那时宫嵩涛就心潮澎湃，欲要大干一番，让嵩山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嵩山失去了那次申遗的良机。

2002年的金秋十月，国家文物局巡视员、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和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亨利一起到登封考察，他们认为观星台、嵩岳寺塔和少林寺塔林完全具备申遗的资格。于是，宫嵩涛就被抽调出来参加了申遗工作。这一次的申遗努力无果而终，为了服从国家安排的殷墟申遗的大局，嵩山申遗延迟搁后了。

殷墟申遗成功之后，嵩山申遗在国家文物局的工作进程表上递进为最紧迫的任务。2006年春节刚过，宫嵩涛就被召至省城郑州，郑州市文物局副局长任伟安排他住进郑州市委的嵩山饭店，让他参与申遗文本编写工作。

申遗文本可不是简单的写几张纸就行了，那是内容繁多、资料翔实、格式严谨、逻辑严密、表述力极强的文件、表格、图片之集大成。作为其附属项目，还必须有申遗古建筑群的保护规划和申遗古建筑群的专项法规。根据国内曾经申遗成功的先例来看，这套文本的编制要用一年到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备。

宫嵩涛从此就开始了以客房为家、以电脑为亲人、以桌子为朋友的日子。此中甘苦，一言难尽。2006年、2007年、2008年，这三年的大多数时间宫嵩涛几乎都是在郑州度过的。他偶尔回一趟登封或者去一次北京，也都是出于申遗工作的需要。每逢节假日，妻儿只能到郑州来看他。孩子每每不解地仰着脸儿问他：“爸，你怎么不回家呀？”宫嵩涛只好笑一笑，然后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算是对孩子的回答。

写文本，订法规，编规划，这几项工作是同时推进的。宫嵩涛是文本的起草人，是保护规划的召集编制人，是专项法规的制定人。在接待世界遗产专家的时候，他又是回答专家提问的讲解人。一身而数任，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他的压力很大很大，他知道只要在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就有可能成为申遗失败的罪人。

2007年7月25日，在郑州嵩山饭店的会议室，郑州市文物局召开了关于嵩山申遗文本编制的讨论会和动员会。宫嵩涛望了望同样来自登封的吕宏军和常松木，然后把目光投向了与会的各位专家和学者。

中国建筑学界巨擘梁思成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郭黛姮。这位古建筑学家、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是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工作的重臣。打开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制的嵩山历史建筑群规划图，就可以看到她作为规划组长的名字。她不但领衔设计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的保护规划，而且直接参与了申遗文本的总体编制。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畅，他是中国建筑学界的精英，在古建筑专业的书面英语和英语会话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也参与了文本的编制工作，在世界遗产专家到申遗地考察评估时，他是现场会话的翻译。

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杨焕成，他是河南文物界人人敬仰的老专家、老领导。他在任期间，对嵩山古建筑群关爱有加。多年来，他直接扶持并亲自参与了嵩山多处古建筑的维护。虽然老骥伏枥，他仍旧不辞辛苦地奔波于登封古建筑物的维护现场，亲自指导每一处古建筑的维护项目。

河南省古建所原所长张家泰，河南古建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对河南现存的古建筑物了如指掌，提起嵩山古建筑群更是如数家珍。

河南省古建所所长杜启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文华，郑州市文物处原处长于晓兴，郑州商城博物馆原馆长冯百逸。

……

宫嵩涛看到的和拿到的还有经他自己的手初编的《嵩山（郑州）古建筑群》申遗文本和国家文物局郭旃先生对初稿的修改建议。这册初编的申遗文本厚达343页，而郭旃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共有九条，被大家誉称为“郭九条”。

对郭旃先生，宫嵩涛内心深处充满了敬重。嵩山申遗，是在郭旃先生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进行的。通过一次次的工作交往，郭旃先生的人格魅力使宫嵩涛为之折服。郭旃先生是专家型的领导，也是领导型的专家；他是战士型的指挥员，也是指挥员型的战士。在中国申遗的战场上，国家文物局是第一线，郭旃先生就是第一线上的战士；在郑州和登封申遗的战场上，郭旃先生则是远在北京，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他用高瞻远瞩的目光、纵横捭阖的智慧、渊博精深的专业知识，指导着郑州和登封的一项项具体的申遗业务。

郑州市文化局局长齐岸青向与会者通报了不久前他和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向国家文物局巡视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先生汇报嵩山申遗时的情况。当他们汇报到面临的困难时，郭旃先生曾经这样说：“嵩山申遗如果确有困难，还可以换别处的项目。中国申遗的预备名录有35处嘛。”王文超书记听了，当即表态：“不行，我们嵩山申遗一定要上！”

这无疑是向国家文物局立下了一个军令状。

文本编制是申遗的基础，齐岸青局长向与会者传达了郑州市领导的决定：8月15日中文文本定稿，9月15日英文文本定稿，送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眼下已经是7月25日！

听到这个截止日期，宫嵩涛周身一震，不由得与来自登封的两位伙伴交换了一下眼神。

接下来是讨论对申遗文本如何修改定稿。与会者依据“郭九条”，各自发表了意见。“郭九条”建议，将“嵩山古建筑群”改为“嵩山历史建筑群”，与会者很快达成了共识，认为这样修改后定位更加准确。第二条，“郭九条”建议将“神山”改为“圣山”，于是大家对“圣山”的内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人认为，“圣山”的确比“神山”的文化意义更宽广，更准确。嵩山之“圣”在于它是历代官祭的对象，是华夏民族政治文明的摇篮。

作为登封市的代表，吕宏军作了专题发言。他认为嵩山的文化意义主要有三：第一，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嵩山是万山之祖；第二，周武王祭祀嵩山，开创了中国的封禅制度；第三，嵩山是黄帝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发源地。讨论的结果，与会者达成了共识：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文本的编制主题不是建筑风格，而是其文化内涵，即嵩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山。

继上午的讨论之后，下午由郑州市文物局副局长任伟主持，宣布了申遗文本的写作分工：文本的“列入理由”部分，由清华大学刘畅先生撰写；“圣山”文化背景部分，由登封市志办主任吕宏军撰写；申遗历史建筑群的保护现状，遗产的保护规划和管理规划，历史建筑群的监测，由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撰写；申遗历史建筑群的描述和历史沿革部分，由登封市文联副主席、登封市作家协会主席常松木撰写。王文华、于晓兴、冯百逸参加讨论和审稿。

郑州市文化局齐岸青局长要求7月底前拿出第一稿，大家经过紧张的5个工作日，第一稿终于如期完成。改稿用电子邮件发给了郭旃先生。8月1日，郭旃先生就电传回来了他的看法，电传件的每一页都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句修改，附后的另页上，是他归纳的11条意见。

郭旃先生的认真和严谨，令大家肃然起敬。

郭旃先生的意见中最重要的有四个方面：第一，要在分析、比较和结论上突出和强调嵩山历史建筑群与国内和国际上此类古建筑物的不同。第二，在对历史建筑群的描述上必须注意西方人的表达习惯，比如提到每个建筑的客观属性与相关数据时，要明确写出它的位置、面积、体量、色彩、样式、尺度等等。第三，在表述各建筑物的位置时，要与永久性地标做参照，列出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和精确的数据。比如，位于某条河的什么方位，距离有多少米多少公分。在同一组建筑物中，需要注明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比如先定下山门的位置，然后要将各建筑与山门的距离和位置写清楚。第四，所有的建筑清单都要加上“保存状况”栏目，并详细填写。

时间紧迫，大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郑州市文物局任伟副局长每天都在宾馆客房里组织讨论，一人念稿，其他人边听边提看法，然后大家切磋、探讨。当某一点达成了共识，就立刻记下来，然后再按照撰稿的分工，各自回屋改写。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畅每周都从北京乘飞机两次往返郑州，对分头修改后的文本统修统订，然后即刻传发给郭旃先生，请他定夺。一次次地研讨，一次次地修改，千锤百炼，精雕细琢，务必做成精品，拿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国际专家审读时，让他们挑不出一点瑕疵。

同样辛苦的还有中国对外翻译总公司的译员们，每次斟酌修改后的中文稿都会传给他们，他们必须再做对应的改译。据郑州市申遗办的档案统计，一次次修订的申遗文本竟有15稿之多！

8月15日，军令状限定的时间到了。郑州市文物局副局长任伟带着最后的修订文本到北京复命去了，郑州嵩山饭店的那几间客房出现了少有的宁静。宫嵩涛留意到任副局长临行前的神色既凝重又严肃，他的心也随之变得忐忑不安。

登封来的“三剑客”聚在一起，猜测任副局长此行的结果。大家都提心吊胆地说，如果文本不能通过，再想重新组织别人编写，时间上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

说到这儿，宫嵩涛的嘴里忽然蹦出了“政治责任”四个字。

第二天，宫嵩涛躺下了。他四肢发软，周身无力，仿佛害了什么大病。吕宏军则患了腹泻，医生也讲不清楚，这是天热吃了不洁食品，还是精神紧张引发的肠道激惹症。唯有常松木幸运，原本瘦削的脸蛋子居然变圆了。他到磅秤上一称，果然重了许多斤。于是，这些变化就成了“三剑客”互相开涮的笑资。他们太想开心地笑一笑了，太想放松一下绷得不能再绷的神经。

任伟局长从北京一回来就召开了会议。宫嵩涛在会议桌旁坐下来，他先看了看任伟的神色，然后对坐在旁边的常松木悄悄说了句：“有门儿。”

果然，会议一开始，任伟就宣布：“大的架构不变了，郭老提了点儿技术问题，咱们改改就行了。”

登封来的“三剑客”互相望着，都长长地舒了口气。

事后听说，郭旃先生对文本工作首肯时，还特意笑着问：“登封来编写文本的这三个年轻人，都是什么学历呀？”

宫嵩涛在当年的12月又陪着任伟局长去了北京，他们就住在国家文物局旁边的招待所里。申遗文本在2009年的1月21日前必须送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丝不苟的郭旃先生还要将文本做最后的修改。

2009年12月31日上午在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讨论会，郭旃先生提出申遗文本的名称要从宇宙观的角度做最后的修改。于是他问宫嵩涛：“你说说，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讲，登封在古代都有什么习惯性的称谓？”

宫嵩涛脱口回答：“天中。”

郭旃先生问：“你讲讲有哪些根据？”

宫嵩涛回答：“在登封，‘天中’的说法比比皆是。‘天中’这个词是从观星台来的，周公测影测出了天地之中。中岳庙所在的中岳庙村，就叫天中村。村里的那道街，叫天中街。中岳庙里的建筑有‘天中阁’、‘天中大殿’，嵩山的各个寺庙的碑刻和匾额上，都能看到‘天中’这个词。”

郭旃先生说：“那，文本的名称就定为‘天中’建筑群？”

郭黛姮教授在旁边建议说：“叫‘天中’建筑群，好像不太顺口，叫‘天地之中’怎么样？”

郭旃先生连声道：“好，好，就叫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了！”

在申遗的文本中，有两个部分格外重要。其一是申遗建筑群的价值评估，其二就是管理规划了。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估的时候，首先要看你申报项目的价值，能不能达到世界遗产的标准。如果达到了，还要看你是如何保护、如何管理的。管理规划这一部分，要求得很详细。要写清楚管理措施、监测、日常管理、档案管理、法规等等。

世界遗产委员会衡量遗产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专项法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管理规划，是由宫嵩涛召集制定的；历史建筑群的专项法规是由宫嵩涛一手起草、修改，直至定稿的。而郭旃先生对宫嵩涛本人的价值评估，则是在工作中逐渐得出的。

郭旃先生每次到嵩山来看文物，宫嵩涛都会陪同。宫嵩涛留意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那就是在看文物的时候，郭旃先生的手里总是拿着笔和一个小本本。每当宫嵩涛回答他的提问时，他都会要求宫嵩涛停一停，等他拿笔记下来。宫嵩涛还奇怪地发现，郭旃先生每次来，总会重复地询问同一些问题。

当申遗工作进行到一个至为关键的环节，即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拉姆齐女士要对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进行评估验收的时候，郭旃先生建议由宫嵩涛做回答专家提问的讲解人。郭旃先生说他记录过宫嵩涛的讲解，他每一回来登封，每一次问到同一个问题，宫嵩涛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精确、可靠，这个人选由宫嵩涛担任最合适。

精确，可靠——或许正是这同样的追求使得郭旃先生与宫嵩涛之间建立起了信任的连接。当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法国巴黎召开申遗答辩会期间，一丝不苟的郭旃先生时常用手机频频地从法国巴黎给远在中国登封的宫嵩涛发送短信，以弄清一些文物的准确数据和有关情况。

有一天晚上，宫嵩涛刚刚钻进被窝打算睡觉，郭旃先生的手机短信来了，他要询问关于登封历史建筑群的几个细节。宫嵩涛一会儿从被窝里爬起来查找资料，一会儿又钻进被窝用短信向巴黎回复。时值严冬季节，不一会儿，宫嵩涛就冻得直打喷嚏了。巴黎的短信不停地发送，宫嵩涛也就不停地回复，那情形就像两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正在亲切地交谈……

将近午夜时分，巴黎来的短信中终于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不好意思，中午了，我还没有吃午饭呢。

宫嵩涛回复了一句：我还没有睡着觉哩。

巴黎那边仿佛此刻才想起了两地的时差：哦，抱歉，不打搅了。

……

两人之间诸如此类的短信很多，宫嵩涛把它们一条一条地从手机上抄录下来，专门保存在一个笔记本里。

在宫嵩涛这位文物局副局长的眼里，它们应该像文物一样珍藏。

二两代“太史公”

在登封市，知根知底的友人们喜欢将吕宏军和他的父亲吕江水称为登封的两代“太史公”。

《史记》这部巨著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都做过西汉的太史令。修史撰志的太史令算不得什么高官，但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人都以修史为荣，并且都为这项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吕宏军的父亲吕江水1949年毕业于洛阳师范，他学的是中文，但是由于热爱绘画，所以他自己又选修了美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位在登封一所学校任教的老师由于具有绘画的专长，所以被组织上抽调出来创办登封县文化馆，并且担任了第一任文化馆馆长。

建国初期，登封的文物古迹归属文化馆管理，1951年第一次维修少林寺大殿，就是由他来主持的。他向登封县人民政府申请，划拨到了500斤小麦，算作少林寺大殿的维修经费。1959年，他担任了登封县文教局局长。“文革”中他被打倒，1973年之后再度复出，在文教局局长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84年。30多年来他对嵩山文化情有独钟，颇有研究，当他从文教局局长的职位退下来之后，又被请出来担任了登封县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

坐在登封“太史令”这个位置上，他萌生出了为登封县修史撰志的雄心。他发现自从清朝乾隆五十二年之后，登封两百多年来再也没有编过一部完整的志书。于是，他立志要给登封编一套史志，以填补这两百多年来的空白。

1990年，这套巨著终于出版，了却了老人的一桩心愿，赢得了史志学界的一片赞誉之声。

吕宏军出身于这样一个诗书之家，从小就生活在满屋满室的字画和典籍之中，耳濡目染的都是父亲所钟爱的嵩山文化。报考大学的时候，他很想学文博或者考古专业，最后却被北京师范大学的地方志专业录取了。1987年毕业之后，吕宏军先后在嵩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登封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作为市里的笔杆子，吕宏军深得领导器重。2002年，组织部门想安排他到乡镇担任领导职务，在别人眼里，这是一条通往仕途的捷径。可是，吕宏军却主动提出想去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朋友们一个个大惑不解：那是个无钱无权的穷单位，那是大家平时笑称的“丐帮”啊！

有位领导同志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深思熟虑，慎重选择。吕宏军坦诚地说：“去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是我已经考虑很久的想法。第一，我对嵩山文化有研究，这辈子就想做好这一件事。第二，我是学地方志专业的，我去了一定能把登封市的地方志工作搞起来。”

听了这番话，那位领导同志终于理解了吕宏军的想法，同意了他的要求。

吕宏军在政府办工作了10年，写了数不清的文件，然而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放不下他挚爱的嵩山文化。在这10年里，他利用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用史志的写作方法撰写了一部40万字的《嵩山少林寺》。他还想写出更多的史，他还想写出更多的志。此生当为嵩山作史作志——这才是他心之所往，这才是他专业之所在，这才是他事业之所求啊！

吕宏军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地方志办公室。吕宏军遇上了好机会，他去的时候，正赶上全国第二轮修志的热潮。从2002年到2008年，他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主编撰写了一部420万字的《登封市志》。这是一部纵贯古今的登封通志，从上古旧石器时代一直写到2005年。在河南省所有的县级市中，它是规模最大的一部市志，并且获得了河南省地方志书“内容编写优秀奖”。

来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之后，吕宏军有了充裕的时间，他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博大精深的嵩山文化。吕宏军担任了嵩山文化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具体负责研究会的学术工作。

早在1987年，吕宏军就撰写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被组织分配到嵩山管委会工作。对于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吕宏军尚不甚了解，他凭着一股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吕宏军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绞尽脑汁，苦苦琢磨，终于拟出了申遗文本的草稿。可是草稿递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消息。后来才听说，是资金方面有问题，只好暂时搁置。

吕宏军并没有灰心，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潜心研究嵩山文化，参与了多项嵩山申遗的筹备和宣传工作。2002年10月，国家文物局邀请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协调员亨利到嵩山考察，吕宏军和宫嵩涛一起陪同讲解。吕宏军和宫嵩涛向亨利讲述了观星台和嵩岳寺塔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这位国际专家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声惊叹：“上帝啊，上帝，你怎么会制造出如此伟大的奇迹！”亨利认为，观星台和嵩岳寺塔这两座历史建筑中的任何一项都有资格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录。

2006年，嵩山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开始启动，吕宏军立刻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之中。

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价值包含许多内容，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帝王祭祀封禅文化。吕宏军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不仅弄清了帝王祭祀封禅中岳的基本情况及特征，还整理出了嵩山历史上亲至和遣使祭祀封禅中岳的73位帝王的文字材料。

在嵩山历史建筑群中，古塔建筑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吕宏军研究并整理出了嵩山262座古塔的基本情况，为申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不仅如此，吕宏军还对以嵩山历史建筑为载体的天文文化、古塔文化、汉阙文化、帝王祭祀封禅文化、三教文化等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学术论文《嵩山特色文化》。论文充分展示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特征，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为了搞好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的基础工作，吕宏军还对在嵩山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武则天封禅活动进行系统研究，撰写了学术论文《武则天中岳封禅并金简再考》。

2007年7月16日，吕宏军正在洛阳参加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忽然接到吴福民市长从登封打来的电话，要吕宏军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吕宏军解释说，我这会儿正在洛阳开学术研讨会。吴市长说，那你赶快回来吧。吕宏军说，我是代表团团长，要在学术会上宣读论文，还要代表登封在会上发言。后天才能回去。吴市长说，发言一结束你就赶回来，要派你去郑州那边写申遗文本呢。

2007年7月25日，吕宏军和登封的同伴宫嵩涛、常松木一起坐在郑州嵩山饭店的会议室，参加郑州市文物局召开的关于嵩山申遗文本编制的讨论会和动员会。郑州市文化局局长齐岸青在会上宣布，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要拿出申遗文本的初稿。吕宏军听了大吃一惊，他知道依照国内的惯例，写出申遗文本起码要用一年以上的时间，最长的甚至用了整整八年。

一个月拿出申遗文本，时间实在是太紧太紧了！

顶着沉重的压力，吕宏军接受了上级分配给他的任务：撰写申遗文本中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背景部分。

吕宏军深知这是上级领导部门对自己的最大信任，作为嵩山文化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撰写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背景当然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吕宏军绞尽脑汁，终于拿出了一个草稿。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先生看了稿子之后，认为此稿缺乏一个贯穿性的主题，所以很难将八处十一项建筑群统一和串联起来。郭旃先生建议：是否可以选一个共同的主题，例如，嵩山历史建筑群的神山文化背景？

郭旃先生的意见启发了吕宏军，他认真琢磨，在“神”和“圣”两个字之间反复掂量。这两个字，意思相近，但是“神”这个字宗教味道太浓，“圣”则似乎更为合适。经过大家讨论，吕宏军最终以“嵩山历史建筑群的圣山文化背景”为主题，重新起草了文本的文化背景部分。

大家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经过五易其稿之后，终于在当年的8月底将其完成。

此后，吕宏军又协助写作组进行了文本的修订及翻译工作，并且参加了嵩山历史建筑群保护区的划定及环境整治方案的制订。

也就是在2007这一年，吕宏军与耿直一起主持编纂了《嵩山志》一书。此书结束了嵩山三百年无志的历史，为人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嵩山历史建筑群提供了翔实的可靠资料。

为了向在校学生全面普及和宣传申遗知识，2008年4月，吕宏军指导教育部门编写并出版了《嵩山历史建筑群读本》一书，分发到了全市所有学校。

2008年6月，吕宏军协同有关部门完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拉姆齐对嵩山历史建筑群的验收工作。

2008年11月底，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背景提出的修改意见，吕宏军与起草组有关人员一起赴北京参加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文本的补充工作。他根据专家组共同研究的意见，执笔对文本作出了修改，将嵩山历史建筑群改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与此同时，他还会同起草组成员共同完成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补充文本的编写工作。

吕宏军还潜心研究，开展了以嵩山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与中华民族人类活动的关系、“天地之中”与中国的关系、“天地之中”与国家建都的关系等等研究课题。这些课题都是对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文化意义的深入开掘。

吕宏军还组织编印了《嵩山文化》刊物，为宣传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及嵩山文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2008到2009年期间，吕宏军应邀到登封市的各个部门、各个乡镇宣讲世界文化遗产及“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知识；

他与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和“百科探秘”合作，成功地制作编播了“神秘的观星台”、“武则天金简传奇”等文化专题节目；

他在全国十多家电视台和期刊杂志上介绍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

一时间，吕宏军声名鹊起，被人们誉为嵩山文化“首席学术权威”、“首席文化专家”。

三登封文状元

登封申遗的“三剑客”之一常松木，是登封的文状元。

称常松木为文状元，有两层含义。其一，常松木1987年参加高考，一举夺得登封高考文科总分第一名，是名副其实的状元郎。其二，常松木笔头过硬，著作颇丰，他担任着登封市文联的副主席和登封市作家协会的主席，是登封市文学圈的领军人物。

常松木是嵩山沟里长大的孩子，家里人口多，日子过得很紧巴。常松木要经常帮家里干活，但他上小学时的功课却总是排在班上的前几名。后来他去君召乡初级中学读书，学校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住校生都是“寝教合一”，白天在教室上课，晚上把课桌拉到一块儿，就是睡觉的床了。在这所条件简陋的学校学习了3年，常松木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登封最拔尖的高中——登封一中。学校离常松木的家有60多里地，坐汽车要买8毛钱的车票。常松木掏不起车票钱，周末同学们都回家去了，他就呆在学校里读书。

从村小学和乡初中读出来的孩子，数理化基础差。进入高二之后，常松木才在班里崭露头角。历史、地理、政治这些文科都是他的强项，每次大考之后，他几乎都能得到奖学金。最高的奖学金是10块钱，这就足够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高考之前，常松木发现了一个复习功课的好去处，那就是学校教工楼顶层上一个废弃的大铁罐。虽然天气炎热，但是那里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于是常松木就每天抱着书本钻进去，把它当成复习功课的洞天福地。

高考发榜了，铁罐里熬出来的苦孩子居然成了全县文科的状元郎。

热爱嵩山的常松木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登封教学。嵩山有众多的文化古迹，嵩山有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它们从小就熏陶着他、濡染着他，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常松木任教的学校就在观星台的附近，他时常在观星台那古老的院子里徘徊，独自沉浸在思古的幽情里。他把那些古碑擦擦抹抹，将上面的字一个一个地抄记下来，然后又向观星台的工作人员询问、学习。半年之后，他居然编写出了一本书《观星台》。

清代景冬旸著有《说嵩》一书，是关于嵩山文化的珍贵资料。常松木在一位老同志那儿见到了油印本，一套十本，看上去非常厚。常松木借过来，一本一本地抄好了，留在身边反复研读。

登封市公选公务员的时候，常松木参加了考试。经过笔试和面试之后，他再次以全市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胜出。就这样，常松木被分配到登封市文联担任了副主席的职务。

在这个全市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岗位上，常松木干得有声有色。他创办了《嵩山风》文学刊物，为登封市培养了一批小说、诗歌、散文作者。他组织了美术、书法、摄影等很多文化活动，让登封市的各类艺术人才得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机会。

作为登封市的笔杆子，常松木年年都被市里抽出去搞中心工作，他还时常被登封市政协借过去帮忙。帮着帮着，常松木就成了登封市政协文史委的主任，并且担任了嵩山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位醉心嵩山文化的笔杆子，编著出版的书目开列起来已经有了一大长串：《历代名人与嵩山》，《古韵——中国嵩山历史建筑群》，《大禹与嵩山》，《嵩岳烟雨》，《钟情嵩山》……

2002年10月，常松木曾经被市政府抽出来，和吕宏军、宫嵩涛一起做申遗的前期准备。2007年7月22日下午，常松木忽然接到吕宏军电话，告诉他吴福民市长点将，要他和吕宏军、宫嵩涛一起赶到郑州参加申遗文本的编写工作。当时，常松木身在四川的北川县，正参加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接此通知，常松木匆匆动身，从北川直接赶往了郑州。

7月25日，常松木和宫嵩涛、吕宏军一起坐在了郑州嵩山饭店的那间会议室里。这个由郑州市文物局召开的嵩山申遗文本编制的讨论会和动员会，请来了许多专家和学者。原河南省古建所所长张家泰发言时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常松木。

张家泰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人保护文物的轶事。北平解放前夕，中共领导人曾经秘密派出代表，去北平城内拜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请他提供全国古建筑方面的文物资料，以避免它们毁于战火。当时，梁思成先生开列出了一份需要重点保护的文物建筑清单，以供解放军进军作战时参考使用。这份清单在建国后得以刊行，定名为《全国建筑文物简目》。

在这份清单中，河南省所占重点保护文物最多，计有69处。随后依次排名为：陕西44处，四川59处，北京33处。而在河南省的69处重点保护文物中，仅仅登封就拥有23处，整整占据了河南重点保护文物的三分之一！

梁思成先生又在这些列出的重点文物中以加圈来强调文物的重中之重。被加画的圈数越多，其价值就越高越珍贵。登封此次申遗的古建筑群中，汉三阙、嵩岳寺塔、净藏禅师塔、初祖庵大殿、观星台及周公测景台都曾被梁思成先生加画了三个圈圈。

由此可知，登封此次申遗的古建筑群在中国的重点文物古遗中，居于何等位置！

常松木听到这里，不由得生出感慨：“不识嵩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祖先留下了如此丰厚的遗产，作为嵩山的子孙，自己一定要把申遗文本写好，绝不能愧对祖先。

按照上级的分工，常松木负责撰写遗产的描述和历史沿革部分。他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准确地表述这些历史建筑的价值。在他苦思冥想难以落笔之时，忽然想到张家泰老师在讨论会上的提议，申遗文本应该把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对这些古建筑的评价写进去。常松木心里蓦地一亮，对呀，这两位中国建筑界的大师级人物的评价是最有分量的，文本可以依托大师们的观点进一步展开和阐发。

常松木在互联网上查到一个重要的信息，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曾经在1936年5月14日至6月29日，到登封进行过古建筑文物考察，并且撰写了《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然而遗憾的是，刘敦桢先生在70年前撰写的这个调查笔记无法在互联网上查到。想来想去，常松木就想到了中国先秦史学会网站的负责人刘顺超先生，他是常松木在北川参加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时结识的新朋友。刘顺超先生既是一位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又谙熟当代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向他求助或许能有所收获。

常松木与刘顺超先生电话联系，刘先生笑着说，他的书架上就有《刘敦桢文集》。刘顺超先生在文集里查到了常松木需要的《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他用相机拍照之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常松木。得到这篇珍贵的文章，常松木十分感激，刘顺超先生却回答说：“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唯愿嵩山申遗早日成功！”

常松木参照大师们的学术观点，再充分调动自己长期研究嵩山文化的积累，开始紧张地投入文本的编写。连续5个工作日，他足不出户，废寝忘食，终于如期交上了初稿。

接下来，是反复地讨论，反复地修改。为了落实一个数据，为了查找一则确凿的文献记载，常松木常常通宵难眠。《登封县志》《少林寺志》《嵩岳庙志》《嵩阳书院志》《二十四史》……常松木不知道翻阅了多少古籍和文献资料。40多天的苦战，13次认真修改，申遗文本终于被国家文物局认可。

在此期间，登封的小贼似乎知道男主人不在家中，竟然三次进入常松木的家里行窃。常松木的妻子给丈夫打电话时，禁不住放声大哭。常松木在郑州分身无术，只能好言相慰。

完成了在郑州的任务，常松木回到登封之后就被抽调到登封市申遗办的秘书组工作。在此之前，上级交办的《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知识读本》的编印工作久拖未成，常松木接手后，迅速调整此书的章节结构，进一步充实相关资料，用了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就编印成册，很快发放到了各个单位，及时地配合了申遗的宣传工作。

除此之外，常松木还指导老干部志愿者嵩山文化宣传队搜集与申遗相关的民间故事，编排申遗宣传节目，在太室山广场、嵩阳书院广场演出，并为队员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服务。他还利用各种业余时间到新登集团、中岳办事处、老干部大学、嵩山文化宣传队宣传申遗知识，讲解“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文化价值等。

常松木将搜集到的几十篇研究“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学术论文编辑成了《嵩山文化》嵩山历史建筑群研究专辑，使人们对“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他参与组织了登封市文联举办的申遗书画展，指导登封市作协举办申遗征文展，并编辑了《嵩山风》申遗专辑。

他协助举办了开封老年书画家协会、北京翰苑书画院的嵩山申遗采风活动，并且参与了《圣山艺海——申遗书画展作品集》的编辑工作。

……

登封市申遗工作全面启动后，常松木被抽调到申遗指挥部档案组工作，担任档案组副组长，负责档案组的日常工作。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档案建设是申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专家到登封验收的必看项目。常松木为申遗的档案建设，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