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牛屋锻剑

以牛魔王为戒

从中国政治史来看，历代政治家最感头痛的问题，恐怕莫过于裁减冗员。在以皇权为主事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政治后门无所不在，固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既然国家是以人治为本，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庞大，官员的数量日益膨胀，相逢尽道做官去，也就必然成为难以根除的积弊。历代裁减冗员，反反复复，去了又来了，成了历史的悲哀与无奈。

也许是历史阴影使然，积重难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性的机构改革，包括最近正在推行的这一次在内，已进行了三次。前两次机构改革的结果，政府机构不但未减少，反而更多了，冗员增加的数量，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80年代初，笔者去南方考察地方志编撰情况，“位卑未敢忘忧国”，在所经省、市、县，顺便了解下机构改革情况，结果深感失望，某县砍掉了一个局，却又冒出了几个局一级的公司；某剧场免去了五个副经理，不久他们即到新成立的演出公司去当正、副经理，并又分别任免了好几个股长；至于“忽如一夜春风来”般冒出来的这个委、那个办，让人目不暇接；更妙的是，有些新设机构，只叫××指导小组或领导小组，似乎貌不惊人，小焉矣哉，但一打听，竟是处级或正厅局级建制，有办公室，有轿车，有秘书……威风八面，可想而知。这不禁使人想起《西游记》里的神话故事：孙悟空及天兵天将，围攻牛魔王，砍下他的头，结果却长出了好几颗头来，真是咄咄怪事！最后，幸亏哪吒把风火轮挂在牛魔王的角上，烧得他魂飞魄散，才被制服。

愿这一次机构改革，以牛魔王为戒，决不让他又冒出几个头来。改革机构，首先必须改革机制，建立或完善相应的法律，这才是机构改革成功的保障。对比之下，区区风火轮又何足道哉！

（原载《中华英才》1997年第12期）

杞人忧口

回想第一次在动物园见到狮子打哈欠，张开血盆大口，委实吃了一惊：大哉，狮子之嘴巴也！无怪乎民间口语中，把张口漫天要价者，及口出大言者，称为“狮子大开口”。我曾翻检一些工具书，想看看“狮子大开口”一词，最早见于何书，尚无结果。好在这一点无关宏旨，留待闲来无事时，尾随新国学大师们身后，在故纸堆里去慢慢寻寻觅觅，但有一点我敢肯定，“狮子大开口”古虽有之，而于今为烈。

1996年有客来访，闲聊一阵后，他正色道：“爬格子太辛苦！何不与出版社合作，弄些书号来，雇几个枪手炒书，我不敢往多里说，一年下来，你我弄个百把万分分，有何难哉？”我少见多怪，闻此言，不禁一愣：这还是“不敢往多里说”，倘若“敢往多里说”呢？恐怕就是十位数了！我虽非贫困户，但也非富得流油者，何尝不想发财？但“弄个百把万分分”，纵有此心，亦无此胆；纵有此胆，亦无此术。结果只能是一个：继续在寒斋“老牛堂”墨耕，也就是爬格子依旧。

近日又遇一事。家兄告诉我：他主持的国家计委某机构，想搞纪念活动，有某刊找上门来，说可出专刊，一问价钱，答曰：“不贵，三十五万。”家兄也许与我一样是少见多怪，大吃一惊道：“我们机关全部工作人员一年的开销，也不到三十五万。”他当场谢绝这位口称“不贵”者的好意。

这决非个别现象。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滚滚巨浪面前，有不少人目迷五色，头晕眼花，一心想旦夕之间摇身一变，成为一掷千金的巨富。这些人心越来越贪，胃口越来越大，难怪动不动就“狮子大开口”了！

昔有“杞人忧天”，担心天会塌下来。如果这位杞人生活在当今之世，恐怕会“杞人忧口”；担忧某些人的口越张越大，会不会真的变成“狮口”，成了“人身狮面”，岂不“吓煞人也么哥”？！

（原载《中华英才》1997年第2期）

警惕重蹈“大破局”

历代贪官的贪婪朘刻、残民以逞，有时简直出乎人们的想象。据《五代史补》记载，五代时赵在礼在宋州做官，贪暴至极。后调往他处，百姓互相庆贺，说：“拔掉眼中钉了！”消息传到赵在礼耳朵里，他大怒，走后门，仍调回宋州，每岁户口，不论主客，都征钱一千，名曰“拔钉钱”。如此疯狂报复，宋州父老告状无门，只好忍气吞声，苦不堪言。这是赤裸裸的贪官。另一种贪官，虽也心狠手辣，却一脸正经，似乎一尘不染，但实际上，正如明朝的诗歌所形容的那样，“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此类贪官，比前者更让人恶心。

但是，切莫以为，只有贪官才贪污。以明代著名改革家、曾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为例，他病死后，政局迅速逆转，京中府第、江陵老家，均被抄出大量财宝，折价约合银十九万五千八百四十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大片房舍。而按当时的薪俸标准，他做官二十年的薪金，折银不过两万余两。显然，若非贪污受贿，岂能有如许家财？一代名相尚如此，其余众官又何庸言？而“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横行天下、多如牛毛的胥吏，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大学者顾炎武的话说，明朝的百万胥吏，皆虎狼也。其余可想而知。

倘若认为贪官是天生劣种，将之归于恶人之类就算完事，则显属皮相之谈。为什么历史上贪官不绝如缕，成了打不尽的豺狼？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专制官僚统治，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使社会经济导向孟轲所预言到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中国历史是不止一次经历了这种大破局的。”（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如何避免重蹈历史上“大破局”的覆辙？看来，大力推行政治改革，有效地铲除孳生贪官的土壤，是其时矣！

（原载《北京观察》1998年试刊第1期）

墨葬

古往今来，人死了，有土葬、火葬、水葬、天葬、食葬、悬棺葬等等。若论神秘莫测，当推悬棺葬：在遥远的古代，不知用何种妙法，把棺材送往“高处不胜寒”的悬崖峭壁洞穴中？今夏游三峡，我仰望云际古代巴蜀人悬棺穴，百思不得其解。若论残忍，该数非洲原始部落“食人生番”的食葬：人死了，他们干脆将死者吃掉，这是文明社会万万不能容忍的。至于天葬，事涉宗教信仰，局外人不便置评，不说也罢。

但是，君知否？还有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墨葬！它对人的践踏、文化的摧残、精神的扭曲，是任何一种葬法望尘莫及的。

长夏苦热，重读已故历史学家陈登原教授的名著《古今典籍聚散考》，读到其中的第七章《四库全书馆与禁书运动》、第八章《抽毁与篡改》，心头悲凉无已。在文字狱的黑网中，有多少典籍被抽毁、篡改！作者慨乎言之：“吾人若知四库修书时摧残典籍之状，则知其言之非无所知，而益叹独夫民贼之所以戕贼文化者，盖无所不用其极。而所谓《四库全书》者，在辑集古书以外，且为艺林制一浩劫矣。其所禁者，则散焉佚焉：其所取者，则残焉讹焉；郅治修文，其效可睹矣。”事实上，修《四库全书》对文化的浩劫，学者是有目共睹的。此前，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在《四部正讹》的序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常觉得影印《四库全书》，是件极蠢笨的举动；徒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应许。”而稍后，鲁迅先生更在名文《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之余》中，尖锐地抨击《四库全书》大量删改书籍：“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近日杂文家陈四益作长文《〈四库〉四记》，其中《删书记酷》，我以为这个“酷”字，实在是可圈可点。应当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书，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而且不露痕迹，可以说名存实亡，比毁尸灭迹式的焚书，也许更糟。对于这些遭殃的书及其作者来说，他们是被彻底埋葬了，但埋葬的工具，不是水，不是火，也不是悬棺、苍鹰，而是乾隆皇帝及馆臣的笔。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被墨葬了！

当然，这样的墨葬，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以明初为例，朱棣夺权成功后，为在思想文化上剪除异己，大兴文字狱，不但查禁政敌方孝孺的诗文，连他人诗文集中，凡提到方孝孺名字的，“皆用墨涂乙”（《明诗纪事》卷七）。其他建文帝的殉难诸臣，也概莫例外。但平心而论，无论是明代还是其他王朝，就墨葬的规格、严重后果而论，比起乾隆时修的《四库全书》，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至于来者，最堪注意的，无疑是“文化大革命”。“殷鉴未远”，我们是记忆犹新的。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在全国掀起打倒一切的大字报狂潮，花费了多少纸张、墨汁？又有多少人的名字在大字报上被打上红叉后横遭迫害、凌辱，被活活整死？被黑浪滚滚的大字报所埋葬的受害者，恐怕当代及后世史家绞尽脑汁也难以考证出精确数字。但有一点应当是肯定的：横扫神州大地的墨葬，论其规模及严重后果，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如此空前的墨葬，是否一定绝后？理应如此。但是，前提之一，是我们及后代子孙，必须牢记古今墨葬的历史教训。每念及此，不才难免心有戚戚焉。修《四库全书》时的凶残歹毒，现在不是已被某些人——有的还有金光闪闪、而且越来越耀眼的头衔，轻描淡写，化为晓风残月吗？而且居然连《四库全书》的光盘也有了！去问问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很多人恐怕只能茫然以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曾被“打倒”“彻底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墨葬达七年之久。

我诅咒墨葬。人们，请记住历史！

（原载《中国文化报》1998年8月15日）

错觉的悲哀

世界杯足球赛鏖战正急。这两年，不时从媒体上传来感觉极好的喇叭声声：“亚洲足球正在崛起”“太极虎所向无敌”“日本球队有能力与世界劲旅决一雌雄”等等，很多人的耳朵都听得痒痒的，心花随之怒放。然而，曾几何时，人到巴黎心就花，踢了几场全回家——我指的是亚洲足球队，很快在世界杯足球赛上都成了鱼腩之师，全军覆没！有位评论者深刻地指出：“错觉使亚洲球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亚洲人看自己的足球就像看自己的儿子一样，怎么看怎么好。”可不是嘛，韩国队、日本队、沙特队，刚刚学会走路，就要立刻狂跑，与荷兰、阿根廷、克罗地亚队大打攻势足球，结果只能是“关公面前舞大刀”，丢人现眼，败个“流水落花春去也”，让亚洲球迷捶胸顿足。这是何等的悲哀！但也不过是错觉的悲哀。

其实，亚洲人——特别是国人，莫大的错觉，又岂是仅仅表现在足球上？有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曾经陶醉在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腾飞的美梦中，以为彩云追月，不久将超过月亮；然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亚洲金融风暴，终于使我们看到了泡沫经济的虚幻性，现在正为之大吃苦头。更有甚者，曾记否：脖子上套有种种大师花环者出来宣称：下个世纪，西方文化将全面衰落，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将领导世界文化，也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预言呵！但我敢断言：这肯定是错觉。不需要到下个世纪再看分晓，这次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已经下了结论：喇叭声咽，残阳如血。

（原载《生活时报》1998年7月9日）

谁说没有“蒙汗药”

不久前，有人著《现代蒙汗药的闹剧》一文，断言旧小说里描写的蒙汗药乃子虚乌有，“小说总归是小说，不必当真”，并进而抨击：“其实，蒙汗药乃至超级蒙汗药，自古至今一直是有的，愚昧和迷信就是。”说真的，我对作者如此缺乏文史常识，结论却又这样轻率、武断，未免吃惊。

《水浒传》等旧小说描写的蒙汗药，是真是假，特别是用什么原料制成、其解药又是什么？早已引起国内外史学界、古典文学界、医学界的重视。英国已故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上海著名科技史学者胡道静先生、美国夏威夷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幼垣博士等，都很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马幼垣在1978年冬发表《小说里的蒙汗药和英雄形象》论文（后收入其在台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集稿》），这是继50年代初出版的上海已故学者何心（陆澹安）著《水浒研究》后，对小说中蒙汗药的较系统的探讨。我虽不学，1977年冬，曾在上海与胡道静老学长讨论蒙汗药的内容并受其鼓励，我把我的研究结果，先后写成《蒙汗药之谜》《蒙汗药续考》《蒙汗药与武侠小说》并在中华书局的《学林漫录》及台湾《中国文化月刊》上发表。事实上，蒙汗药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

明朝中叶，学者郎瑛即在《七修类稿》中指出：“《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桂海虞衡志》是南宋范成大所著，但今本无此条，也许郎瑛别有所据。不过，早在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即记载湖南转运副使杜杞用诡计诱骗造反的少数民族，“设宴，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千人”。于此不难看出宋代从官府到民间，已经是使用蒙汗药成风。那么，记载绿林豪客用曼陀罗花药人的史学家又是谁呢？当属南宋的周去非。他在《岭外代答》卷八中写道：“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百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之醉闷，则挈箧而趋。”你看，盗贼将曼陀罗花末偷偷地放在人家的饮食中，让他吃后昏迷不醒，便将他的箱子拎走了！这就进一步证明，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蒙汗药，确实是用曼陀罗花制成的。南宋建炎年间窦材在名著《扁鹊心书》中论及“睡昏散”这种药方时，即已明确记载说：“山茄花（按：曼陀罗花的别称）、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可见至迟在南宋，用曼陀罗花作为麻醉药，已普遍应用于外伤等各科，曼陀罗花的麻醉性能，是尽人皆知的了。

蒙汗药的解药是什么呢？《广西志》及《本草纲目》卷四“诸毒”条中，都说用“冷水”“喷面，乃解”，但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决非有效之法。从明清之际大学者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卷十二记载的一个用蒙汗药麻醉人的强盗口供中可知，“蓝汁（按：即靛）可解”。这里还应指出，70年代，江苏、浙江、上海、西藏等地研究中药麻醉的大夫，根据《水浒传》的线索（按：当时胡道静、何心等学者均被打倒，无人介入其事），经反复试验，终于发现蒙汗药的主要成分，正是曼陀罗，徐州医学院并据以制成麻醉药，给病人治病；1972年，医学界又人工合成毒扁豆碱（又称依色林，Eserine），作为现代蒙汗药——以曼陀罗花为主要成分的中药麻醉手术后的清醒剂，也就是解药。

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黑社会自有其“历史悠久”、秘密传承的江湖传统。事实上，古往今来，盗贼用蒙汗药劫财甚至杀人越货的勾当，从未断绝。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类案件更有抬头趋势，报刊时有披露，这决非海外奇谈，或小说家言，而是常常散发着血腥气的事实。我们岂能视而不见！

由此看来，听风就是雨，唯恐趋之不快，不做任何研究，就宣称“现代蒙汗药的闹剧”者，其实自己何尝又不是在演出闹剧？所引的“别笑，笑你自己！”倒是不幸而引中了！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9年8月5日、《中国文化报》1999年8月19日）

学者与文人

最近，蜚声国内外的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逝世，文坛、学苑，无不震悼。我不禁想起一件小事：80年代初，亡友杨廷福教授因参加《大唐西域记》校注，客居中华书局期间，曾去干面胡同，登门拜访钱锺书先生。廷福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学术界消失多年，锺书先生对他不熟悉。故交谈不久，锺书先生即正色道：“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廷福兄闻之一愣，因为他深知，清初朴学大师、思想家顾炎武曾经说过：“一旦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但廷福毕竟是十八岁即跻身学界，故能处变不惊。他专门与锺书先生谈宋诗，并委婉指出其名著《宋诗选注》中的几处失误。锺书先生渐感眼前坐着的来客，不是文人，而是博览群书、学养深厚的学者，忙问：“不知先生从谁治学？”廷福微笑答道：“不才是子泉公的门人。”子泉是锺书先生之父钱基博先生的字，曾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是著名的古文学家、学者。廷福曾负笈无锡国专，听过基博先生的课，并多次问学。至此，锺书先生再不将廷福目为文人，彼此论学，甚为相投。事实上，廷福对唐律、玄奘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有些著作被公认为传世之作。惜英才不永，于1984年病故。周谷城师去诀别时，挥泪叹曰：“他是少见的天才。”

如今，钱锺书先生也已作古。回想十八年前，他曾因误解，不经意间将杨廷福教授目为文人，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是严守学者与文人的界限的。一个真正的学者，意味着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刻苦钻研、学风谨严、下笔郑重、著书存世。事实上，锺书先生正是这样的学界楷模。而反观时下，不求甚解、轻薄为文的文人，又何其多也：更让人忧心的是，某些学者小有成就，便彻底文人化，浮光掠影，追名逐利。由此看来，关键还是两个字：学风！

（原载《中华英才》1998年第21期）

重读救荒史

在抗洪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邓拓在1937年用邓云特笔名出版的名著《中国救荒史》。我在1960年曾经带着对现实问题的种种困惑，认真阅读此书。今日重读，不禁感慨万千。1960年，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期间。这年的夏天、冬天，我分别去了建湖县水乡和无锡郊区探亲。两地虽然有苏北、苏南之别，但都是盛产水稻的鱼米之乡，河流密如蛛网，既未旱，也未涝。但是，瘟疫一般蔓延的“共产风”，先是在“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下，一些农民放开肚皮吃饭；接着，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挫伤，不肯下地插秧，甚至后来发展到不肯收割，而在夜晚，偷割成风。做饭时，柴草不够烧，便继续砍树木，饥饿无情地煎熬着千家万户。灾荒越来越重。但是，到底什么叫灾荒？邓拓在《中国救荒史》的“绪言”中，非常明确地下了这样的定义：“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这个定义，是科学总结中国历代灾害史的结果，发人深思。当时，我在一些场合，曾介绍邓拓的定义，并认为，当时已很严重的灾害，基本上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人与人关系失调引起人与自然关系失调的结果。不料后来被人揭发，列为右倾言论，“文化大革命”中更升级为“三反”言论，是什么“黑帮分子邓拓的吹鼓手”。所幸噩梦早已过去，邓拓的这部书又重新出版，科学的理性之光，是不会消失的。

更应特别指出的是，邓拓的救荒史，以及他在书中对灾害下的定义，今天仍然对我们富有启迪，具有现实意义。在滚滚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面前，如果人们仍然只顾眼前利益，盲目围垦造田，让“八百里洞庭湖”水面越来越小，继续破坏长江、黄河等大泽巨浸的植被，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调，那么，滚滚洪魔肯定还会重来肆虐！愿有更多的人从邓拓书中有所悟。

（原载《中华英才》1998年第21期）

只准活人放火？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南宋昏官田登的笑柄，为世人所熟知。也许是田登青磷常不灭，夜夜扰燕台，古老的幽魂竟衍化为一种“新奇特”的文化现象：只准活人放火，不许死者点灯。这是我近来从一件小事上悟出来的“鲁（愚鲁之鲁）殿灵光”。

小事原委：与我“穿一条裤子”的金生叹先生，前些时写了一篇短文《毁人不倦》，不点名地批评了某文史小贩，前两年跟在余英时的屁股后面鹦鹉学舌，在报刊上诽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剽窃钱穆的《诸子系年》，遭到史学界严正的据实驳斥后，余英时至今未能写出一个字的反批评，正如俗语所说，毕竟“撒谎的人腿短”，更何况区区文史小贩者流。但此人居然不同侪辈：不仅在南方某电视台的节目中，继续造郭沫若剽窃钱穆的谣，又在南方某报上刊出短文《难以澄清的谜团》，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学院院长，得知冯家昇教授“写过一篇研究李白身世的论文”，“派人取走之后，却署上自己的大名发表了”。虽然，他说这是听冯家昇已经八十七岁的夫人说的，但强调“我相信她说的事不是空穴来风”。这里，姑且不论冯家昇夫人当时与他对话的真实情况，但他既已写成文字发表，就负有社会责任。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不是别人，正是郭沫若。经金生叹向郭沫若当年的两位学术秘书、历史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查证，并转请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平英查阅了郭沫若当年的日记，前述有关人士又询问了当年中国科学院办公室的知情者，完全证实此事是道道地地的空穴来风，是在继续造郭沫若的谣，真可谓毁人不倦！出人意外的是，金生叹的这篇短文，先给南方某报，被主管枪毙，再给北方某刊，又被老总否决。理由均只有一条：怕得罪人，引起聚讼。所幸此文终于将在某刊上发表，真是“手抱琵琶，走遍天涯”，虽南边下雨，北边刮风，也还有“东方不亮，西方亮”也。令人深思的是：按照某报、某刊主管者的意见，活着的文史小贩对已故学术大师，可以造谣、诽谤，却批评不得，岂不成了只准活人放火，不许死者点灯吗？是的，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别的已经作古的学术前辈，他们只能永远沉默了。但是，他们的学术后辈，拍案而起，阐明事实真相，据理驳斥，难道不应该，无必要吗？不然，还有什么学术是非可言？文坛只能越来越乌烟瘴气。

60年代，著名史学前辈周予同教授曾在《学术月刊》著文指出：历史上有“腐儒、愚儒、黠儒”，不能把他们的“罪孽，都算在孔子账上”。这样做，孔子虽无法从九泉之下起而抗辩，但历史真相完全被歪曲了。周先生的这番话，今天读来仍觉含义深长。无论是对孔子，对郭沫若，还是对其他古人，把不属于他们的账，强行栽赃到他们的头上，只能是丧失学术良知的表现。“思量铁锁真儿戏，谁为吴王画此筹？”想挖空心思污蔑前贤而一鸣惊人者，是不可能使自己的头顶上冒出金光的。

（原载天津《今晚报》1998年9月6日）

《腕儿》联想

读陈四益的《腕儿》，使我想起不少往事。我们都是复旦校友，他比我低两届。但四益在话剧《红岩》中有声有色地先扮演许云峰，后改演甫志高时，我还在历史系读研究生，而且复旦话剧团的台柱之一、扮演特务头子徐鹏飞的董力生，是我同窗，在攻读中国近代史。当年《红岩》在复旦登辉堂首演时引起轰动的热烈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熟悉中国戏剧史的人都知道，洪深、余上沅等教授扶植的复旦剧社，曾在话剧舞台上活跃于一时。复旦剧社成员、中文系的高材生凤子，后来成了著名戏剧家。赵景深教授特别欣赏她，给她的试卷批105分，真是打破常规。陈望道校长、杨西光书记对复旦剧社的鼎力支持，更是复旦人难以忘怀的。复旦剧社隶属于学生会，经费很少，根本不可能排演大型话剧。陈校长知道后，捐出他的名著《修辞学发凡》的稿费。杨西光无论是在当复旦的党委书记，还是调任上海市委担任要职后，对复旦剧社一直很关心。复旦排演《红岩》时，著名导演杨村彬就是由他亲自打电话邀请，来复旦执导的。我离开大学教席，走进研究机构，已经十九年，对目前大学校园生活相当隔膜。像陈望道那样的学术泰斗、杨西光书记那样的领导干部，能热忱关怀、支持学生剧社的，不知是否后继有人？遥望浦江，不胜怅然。

时下的腕儿，大大小小、真真假假，令人目眩。相当一部分人，站在名利的最尖端，但并不自重。对着麦克风假唱者有之；临场罢演，使组织演出者急得要上吊、观众等傻了眼者有之；保镖左右护持、俨然小国酋长、一脸装模作样者有之；自称“娘娘千岁”、偷税、赖账、公然赏给观众耳光、在回忆录中把肉麻当有趣者有之；学领袖模样，却向灾区伸手捞钱脸不红、心不跳，事后还振振有词者有之；如此等等。这与我在复旦求学时见到的演艺明星们，是多么的不同呵！一代名伶言慧珠，曾几次率戏校师生来复旦演出，一张入场券才几角钱，有一次是赵景深先生请来义务演出的，分文未收，海报还是不才所作。我画了一朵很大的红牡丹。那天天气炎热，我在后台，看到言大姐穿着汗衫，对镜化妆，脸上淌着汗，既无电风扇，更无人替她打扇，她却笑容可掬。她堪称是真正的红牡丹！白杨、秦怡、孙道临、陈述、王蓓、胡庆汉等都到复旦演出或朗诵过。每年的元旦晚会，都少不了上影著名演员的身影。陈述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表情凝重，似乎是肝肠寸断，而歌词却是“天上飞着飞机，地上爬着蚂蚁，蚂蚁爬上我的头皮，啊，教我如何不想她……”真让人笑掉下巴！胡庆汉朗诵的高尔基的《海燕》感情奔放，激昂处，似穿云裂石，撼人心弦。他们多半从市区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复旦演出，从不摆谱。还值得一提的，按时下标准，赵丹应当说是超级大腕，或特级天王巨星了吧？拍《为了和平》时，他为了塑造好闻一多先生的形象，曾特地到历史系教室听周予同教授讲课。他很随和，同学们也视他如常人，无一人起哄。对今天如痴若狂的追星族，我百思不得其解：配吗？值吗？呜呼！

如果称颂赵丹、白杨、言慧珠、孙道临等表演艺术家是高山、大河，当前演艺界某些腕儿，不过是小土堆、小水沟，而且土堆上杂草乱长，水沟里漂浮着异物。“文化大革命”时曾大肆讨伐今不如昔论。其实，在我们史学家看来，历史上今不如昔的现象何其多也。就说前述腕儿吧，无论是艺还是德，比起他们的几十年前的前辈，不是道道地地的今不如昔吗？“无可奈何花落去”，燕子何时才归来？难矣哉，恐怕是没戏了！

（原载《生活时报》1998年9月7日）

以今铸古何时休

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留下了大量的古迹。历代的天灾人祸，使大批古迹化为冷烟寒灰。因此，有幸保存下来的古迹，作为昔日文化的载体，是历史发展的物证，非常宝贵；其中特别珍贵的，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予以妥善保护。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很多古迹、文物，得到进一步的修复，并开放供游人参观。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修复不等于重建，开放文物古迹，不等于开放公园。现在看来，问题不少，而说到底，就是四个大字：以今铸古。

所谓以今铸古，就是用今天的世俗眼光，去重铸或改铸古迹、文物，搞得不古不今，非驴非马，使古迹、文物面貌全非。今春去镇江为先师陈守实教授扫墓，顺游甘露寺。这座名刹因《三国演义》的风行天下而名闻遐迩。可是，就在堂堂佛殿庄严的佛像下，摆着刘备招亲的巨大彩塑，真不知我佛如来看了作何感想！今夏参观奉节县白帝城上白帝庙，见庙旁有小洋楼一座，大煞风景，文管所的同志告我，那是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强行建造的，堪称是反文化的典型。白帝庙保存得很好，但陈列品仍然缺乏“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气氛，有待改善。西湖的岳庙，是纪念抗金将领岳飞，弘扬爱国主义传统的所在。不久前去重游，觉得少了几分肃穆，多了不少商气。庙内买卖丝织品的商家非止一家，进庙门前的那种虔诚、凝重、神圣感，顿时被讨价还价声扫去大半……

以今铸古，是对古的扭曲，只能对今人起文化误导的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必定是既无古，也无今。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1月6日）

数字的无奈

提到数字，我有时甚感无奈。回首往事，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病了一场，落下算术课，从此就跟不上，直至中学时代，数学成绩虽然还没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吃“红蛋”的地步，但离60分总是“隔三差五”。“鸡兔同笼”那样的算题，对我来说，并不比解开“1+2=3”容易。好在我现在的职业是笔耕，无需与复杂的数字打交道，真是幸何如也。

但不幸的是，倘翻翻中国历史，就会令人感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不仅使当时的中央王朝、社会无奈，也使今天的史学家头痛。例如：明朝开国后，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査一下明中叶的田亩数字，反而比大乱之后，到处是荒地的明初少多了，岂非咄咄怪事；清王朝铲除了明王朝的种种积弊，出现了封建社会中少见的“康雍乾盛世”，但查一下这一时期的人口数字，反而比战乱后地广人稀的清初少了很多，怎不教人感到纳闷！

当然，这些数字是虚假的，绝对靠不住，形成的原因，很复杂，此处不枝蔓，参阅专史可也。不过，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大小衙门竞相捣鬼，弄虚作假所致也。与官府勾结的富民阶层，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翻这些陈年旧账，不禁让人的心情一下子“晴转阴”。但更让人沉重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此类数字的无奈，今人又何尝少见？

走笔至此，想起一件小事：我有位学生，任某县卫生学校校长。县卫生局部署在全县开展“灭鼠周”，一周后，上报灭鼠数字。结果，该校发动师生向老鼠宣战，毙鼠七只。如实报告卫生局长后，局座不悦，说：“怎么这么少，就上报七十只吧。”校长听后刚说：“这个……”局长立刻训斥道：“你的书呆子病又犯了，怎么就改不了呢？！”显然，在这位局长的眼睛里，实事求是即“书呆子病”，弄虚作假倒成了天经地义。应当说，像这位局长如此是非颠倒、思维错位者，大有人在。笔者最近应邀去江苏参观访问，在一次镇政府的饭桌上，一位副镇长兼镇办企业董事长，三杯酒下肚，掏出真心话曰：“现在不少地方政府、企业上报给国家的产值数字，水分比今年的洪灾还要大！”举座大笑。这虽然有点类似李白诗句“白发三千丈”式的夸张，但这位基层干部、企业家，绝对不是诗人，他对上报数字的虚假，是有深切体会的，故能洞烛幽微，道破天机。

这些虚假数字，又可分为两大类：报喜，报忧。就报喜而论，小到前述的灭鼠，大到一个企业、一个县、一个市的年产值及利税总数，多报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逾亿的，根本是剩菜一碟，毫不新鲜。有关领导未必就不知道其中有假，但多年来逐级吃“空心汤团”吃惯了，谁想吃“实心”的，反而被视为古怪，遭到卫生局长式的训斥。某县级市市委第一把手，原任地级市财政局长，深知经济数字实情，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在出任第一把手、大权在握后，下令在全市乡、镇、企业核查产值，结果查出二亿多纯属空穴来风，遂如实禀告上级，而上级的第一把手反而说：“数字我们早已上报省委。如果全市各县都像你这样核査，我们如何向省委交代？”这位县级市委书记也就只好继续跟着上级“捏鼻头做梦——困扁头”。

报喜夸大数字，无非邀功升官。但升上去了，却难逃民之口诛。这次在南方，我就听到不少民谣，如：“某某书记穷叮当，穿着短裤奔小康。”“某某书记身价涨，得了几个牛尻奖，混上一个副市长。”真是一针见血，严于斧钺。

报喜如此，报忧又何尝没有水分？有的扶贫处，其实并不太穷，关键在于该地领导年年在上报数字上哭穷，从而享受中央、省有关部门给的种种优惠。近日有位新闻界的文友告诉我，他在南方某遭洪灾县采访，亲耳听到县委书记批评农业局长：“你怎么能报我县夏收增产百分之八？报百分之三就够多了！如实禀报增产数字，我们遭灾的乡，就得不到上面拨款，这点你都不懂？”诸如此类，难以一一列举。

最近国内出版了英国学者写的《数字化犯罪》一书，讲用计算机犯罪的事实及法律保护。用计算机犯罪的数字毕竟是有形的，一旦查出，一清二楚。而那些在幕后捣鼓出来的虚假数字，局外人根本难窥究竟。倘有精通经济学、政治学的学者，透过种种数字的无奈，写出一部《无奈的数字》，其功德当不在《数字化犯罪》之下。贤者识大，一试如何？

（原载《中国改革报》1998年11月18日）

花果山上的“猴门事件”

近日承蒙江苏企业家孙锡俊董事长的雅意，邀我去连云港畅游花果山。这可谓圆了我的少年梦。读小学时，我就看过《西游记》，对孙猴子的乐土花果山，向往之至。家乡建湖县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区，地势洼如锅底，故秋高气爽时，偶尔能见到很远的花果山山顶；当然，只是一点朦胧的山影罢了。遥望花果山，在我的童心中，惆怅之余，更平添了几多神秘色彩。

花果山是东海边蜿蜒起伏的云台山的一个部分，山高不足千米，但在一望无垠的苏北平原上，堪称是“绝壁千仞”了。令我惊异的是，当我们的小车沿着盘山路直趋山顶后，在蓝天白云下，海风吹拂中，却见到一只孤零零的猴子，蹲在巨石上，垂头不语，一脸的无奈。游人走近它，立刻龇牙咧嘴，似乎发出不容侵犯的警告。但当游人把面包、香蕉之类食物扔在它的面前，它立刻变得和颜悦色，一边用餐，一边瞧着游人。吃罢食物，它在山上漫不经心地走着，慢腾腾地，很像一个一身疲惫、一脸倦容、很不得意、满腹心思的天涯游子，“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还令我纳闷的是，它走来走去，仅在山顶独徘徊，决不下山，而山腰上就有它的几十只同类，在享用饲养员给它们的美味，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更有山果甜又甜，不知猴年是何年，真是其乐也融融。这只猴为什么要离群索居，成了花果山上的独行客，而且不敢下山，到猴窝里探望“父老乡亲”？请教导游小姐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1998年4月，山腰猴王国里举行猴王争夺战。此猴身材高大，体魄雄健，而对手比它矮小，它本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夺得猴王宝座，但它却在厮打时，做小动作，弄虚作假，破坏了猴规，激起群猴公愤，对它群起而攻之，将它的鼻子也咬掉了一块。从此它被群猴驱逐出境，而且不准靠近猴王国，于是这只“政治品质”很差的猴子，只好丢掉猴王国的户口，自我放逐到山顶，成了没人管的野猴、孤独的流浪汉。想不到猴王国与人类社会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众所周知，二十多年前，美国的“水门事件”，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此公违犯了政治游戏的规则，触犯了宪法，为国人所不齿，一度人们都不愿做他的邻居。而花果山上的猴群，对“猴门事件”的处理，比人类可厉害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毕竟是猴子嘛。

我特地赶到山腰，去看猴王。它果然比“猴门事件”的肇事者要小一号，神情呆板，毫无英武之气。游人掷下食物，它独自享用着，其他猴子虽然似乎馋涎欲滴，却只能远远地干瞪眼。这就是当猴群第一把手的好处。无怪乎每次争夺猴王宝座时，要争得死去活来。不过，我对眼前这个看来相当平庸、然而倒是严守猴规的猴王，实在没有好感。猴无英雄，遂使庸猴成名而已。比起当年在花果山上竖起“齐天大圣”长幡、英雄盖世的孙大圣来，而今的猴王太不足道也。

北雁南飞，秋已深矣。转眼间，严冬将至。花果山顶那只咎由自取的猴子，如何度过寒冬？现在它靠野果、游人赠的食品度日，夜宿草丛。我担心它难以熬过漫长的冬天。这里，寄话连云港的园林及旅游部门，“不以成败论英雄”，请关心一下这只猴子的生存权如何？千万别让它饿死、冻死在花果山上。须知，保护好这只“猴门事件”的“反面教员”，给游人的启示，比看普通猴子喧闹、起哄耐人寻味多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18日；《中国旅游报》1998年12月8日）

穷证

我并不喜欢收藏。对于时下日趋风靡、很多人趋之若鹜地搜集真真假假的烂古董、铜钱和毛泽东像章、邮票之类，皆无兴趣。没有那么多闲工夫。但是，作为一个虽然还未很老、但毕竟已不年轻的文化人，寒家总有不少文化积存，其中包括收藏家们已经或正在感兴趣的东鳞西爪、一枝一叶。

譬如说，我在翻旧相册、笔记本、画册、书籍时，有时会发现上海、北京、江苏等地的粮票，其中上海的半两粮票，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当时凭此票可买一碗豆浆，或一根油条，也因此遭到外地人、特别是北方汉子的讥评：“上海人小家子气十足！粮票居然有半两的，还不够塞牙缝，亏他们想得出！”其他还有工业品券、布票、油票、买豆制品卡等等，都是我多年前随手乱放，时间久了，也就忘诸脑后，有时找东西、查资料时，又使这些鸡零狗碎之类，重新跃入眼帘，勾起我许多沉重、无奈的回忆，有的事，更是刻骨铭心，令我老泪纵横。

娶妻生子，人生大事也。我妻过校元女士，无锡人，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与我同届，但我读的是历史学。我们在1956年相识相恋。1958年，她提前毕业，留校工作，参加了研制我国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的工作。从1959年冬开始，复旦大学的食堂越来越紧张，靠每月二十五斤的定量粮票吃饭，副食品又少得可怜，我根本吃不饱。校元吃饭时，每次总要将碗里的饭拨一些到我的碗里。1961年冬，我留校读研究生已经一年。我俩商量多次后，决定结婚；因为结婚后，才能拿到户口簿，而有了户口簿，便有了副食品供应证，每周可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还另有一些票证。我们的积蓄很少，为置办必备的家用品，煞费脑筋。我在朔风凛冽中奔波，费了很大劲，才凭票购到一张双人铁床、一只热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第二年夏天，我妻在第二军医大学办的长海医院，生下我们的儿子宇轮。全国的饥饿，像瘟疫一样蔓延，我们无权无势，无处开后门；校元怀孕期间，营养不良，身体又不好，故儿子出世后，她几乎没有奶水。出院那一天，她哭着对护士长说：“我这一点点奶水，怎么能养活这个孩子？”这位瘦长的约三十多岁的护士长，含着眼泪，叹息着说：“是啊，你如果营养跟不上，身体又康复得不好，很可能会断奶的。”她说：“这样吧，我去找医生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开出证明，就说你因病无奶，你们拿这个证明，去找牛奶供应站，按照规定是可以订一瓶牛奶的。”也不过十分钟后，护士长微笑着来告诉我们：证明开来了！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位善良的护士长、女军人才好，我妻感动得连连抹着眼泪。而护士长叹息着，一脸无奈地说：“这里的产妇，很多都没有奶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的证明，我们是很少开的。因为现在牛奶供应非常紧张，多开了，牛奶公司会对我们有意见。”回家后，我立即去牛奶供应站，办事员是位中年人，得知我俩都是在复旦大学搞研究的，他二话没说，就给我办了一张牛奶卡。我手拿这张薄薄的、四寸见方的卡片，觉得手头沉甸甸的，胜似万两黄金。有了它，我的儿子的生命才有保证，我妻子才能破涕为笑。弹指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那贤慧却又苦命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不幸去世，已经二十八年，宇轮远渡重洋，在澳洲落籍，也已十年；不知那位护士长大姐、办事员老哥，现在哪里？非常怀念他们……

回首票证浑是梦，都随风雨到心头。不管是众多爱好者热心收藏的还是我家残存的各种票证，都是穷证——是计划经济、特别是极左年代国困民穷的历史见证。其次，更准确地说，是“左”的路线、乌托邦空想把国家、百姓搞穷的物证。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共产风”、浮夸风闹到了顶峰，带来的后果正如一句诗所形容的那样，“一峰曾使九州贫”，这是莫大的历史悲哀！所幸噩梦一般的历史，早已翻过去好多页，改革开放现代化大潮，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冲走了那些大大小小、琐屑难记的票证。真个是：别了，票证。但愿它永远不会卷土重来。

（原载《海南日报》1999年1月4日；《中国改革报》1999年1月6日；并收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票证旧事》）

别了，《兔园策》

虎年已是岁末，兔年即将来临。在送虎迎兔之际，不禁想起有关兔子的种种掌故。我以为，《兔园策》的故事，是耐人寻味的。

时下年过花甲者，一般都很熟悉旧时私塾里的启蒙读物，诸如《百家姓》《三字经》之类，简单易学，很适应三尺童稚智力的初级阶段，至于《大学》《中庸》之类，多半费解，故当时的儿童每每发牢骚曰“读《中庸》，屁股打得鲜红”！但是，《百家姓》《三字经》之类读物，比较晚出，远不及《兔园策》资格之老。

《兔园策》又作《兔图册》，其作者史料记载歧异，有的书说是唐杜嗣先撰，或谓虞世南撰，这里存而不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李恽（蒋王）热心教育，命僚佐模仿应试科目的策问，编成问答题，引经史解释，分四十八门，共十卷。汉代梁孝王曾有很大的园囿叫兔园，故此书取名《兔园策》。但在唐代，并未风行天下，至五代时，才流行于民间，成了私塾的课本。由于这本书的体例比较呆板，也未免太官气，行文又追求对仗、押韵，不够通俗，所以流行一阵后，就被别的优秀儿童读物所取代，《兔园策》正应了一句俗话：“兔子尾巴——长不了。”今天，我们只有在敦煌文献中才能看到它的残卷，重温一千多年前的依稀旧梦。

不过，《兔园策》毕竟在唐代、特别是在五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打下烙印，当时的很多高官，不学无术，目光短浅，见识鄙陋，因而被时人讥为《兔园策》水平，如同今天我们嘲笑某些带长字号人物的水平是“小儿科”一样。声名不佳的几朝元老、政治不倒翁“长乐老”冯道（按：近年有人为他翻案，大声喝彩，我看是邪了门了！），更是一位典型。据《旧五代史·冯道传》《新五代史·刘岳传》等史料记载，有一次冯道上朝，任赞、刘岳二位官员随其后，冯道几次回头看他们，任赞故意问刘岳干什么，刘岳大声说：“忘记拿《兔园策》了！”以此讥讽冯道的治国才能，只有《兔园策》的水平，并非官大就学问大。冯道听了当然勃然大怒。但是，这样的讥评，是很准确的。事实上，他除了精通权术，八面玲珑外，又有多少学问，多大本事？

大江东去，“逝者如斯夫”，冯道那样的政界老奸巨猾之徒，虽不可能“千古典型今复见”，但是，类似此公的《兔园策》现象，却屡见不鲜。我听过台湾演员说的相声，讽刺某部长回答记者的各种提问，总是哼哼哈哈，不置可否；或者说“我们正在请专家、学者研究”云云。何以如此？无非是此人读书不多，也就是除《兔园策》之外，胸中并无他策。咱们这儿，官更多，问题也就更多。有的要员做报告，居然由秘书代劳，全部从报纸上抄来，没有一句话，是属于他自己的，甚至把原稿上的“接下页”也高声照念不误，引起全场哄笑。如此才能，其实又在《兔园策》水平之下，真让人哭笑不得。

兔年即将来临，我们热烈欢迎。但是，对于政治文化领域里的《兔园策》现象，我们要大声疾呼：别了！但愿不再来。

（原载《中国民航报》1999年1月22日）

兔年虎梦

风生水起，潮涨潮落，老虎辞岁！玉兔东升——转瞬间，兔年来临了！

在虎年元宵节某报举办的文化名人座谈会上，一位老前辈说：“我是属虎的，但常做兔子梦。”举座莞尔。人生苦短，常在梦中，不才自然也不例外。我的梦很多：温柔敦厚的、缠绵悱恻的、凄婉欲绝的、惊恐万状的、威武雄壮的，等等，几乎应有尽有。但是，我很少梦见动物更从未梦见过兔子。

难道是我在灵魂深处，拒兔子于千里之外吗？这虽非如此，却是事出有因的。遥忆童年，僻居水乡，又是抗日根据地，四面被日寇、顽军封锁，视野狭小，堪称孤陋寡闻。小学一年级教科书上，有一课是：“小白兔，你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其实，我根本就未见过小白兔，谁知道它的眼睛为什么会这样红？老师当然见过小白兔，可问他，他也没答出个所以然来，使我深感失望。后来，新四军战士帮老乡割麦时，在地里逮住一只小灰兔，送给我玩，还特地帮我在门前挖了个洞，让它待在里面。这让我狂喜不已。我喂它菜叶、豆苗、青菜，小心翼翼，希望它能成为我的好朋友。但不久，我就失望至极。我跟着母亲到地里，看她割麦，玩了一会，再回家一看，兔子已经溜之大吉，无影无踪。我很气愤，心想待它这么好，它还开小差，真是没良心，太不够朋友；再说，它是灰兔，并非白兔，居然也是红眼睛，更让我困惑——走笔至此，我不禁为自己半个多世纪前的童年情愫，哑然失笑。不过，童年时的某些际遇、情结，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说实话，我从此对兔子缺乏好感，至少缺乏深厚的感情。严冬来临，大雪纷飞时，村庄上的老少爷们全体出动，手拿木棍、竹竿，去村南一片很大的时有野兔出没的坟场围捕兔子。先是人人放大嗓门大声吆喝，吼声阵阵，大有“渔阳鼙鼓动地来”“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吓得兔子惊慌失措，狂奔乱窜，最终栽倒在棍下或竿下，成了村民的釜中佳肴，共同品尝的野味。坦白地说，我虽小小年纪，也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这支围剿队伍，并分得一杯兔羹。惭愧乎？未曾有也。

是的，伴随着我成长的脚步，走南闯北，见闻日多，特别是读过大量的野史、笔记，我何尝不知道兔子那些种种美丽动人的传说、掌故？什么“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明朝诗人苏伯衡的《玄潭古剑歌》，还热烈赞美“神光兔脱飞雪霜，宝气龙腾贯霄汉”。但兔脱或者脱兔，纵然如“神光”飞驰，不也就是跑得快或者溜得快么？不幸的是，它跑得再快，也常常免不了成为狮子、老虎之类猛兽的膏吻了，更不用说能跳出人类的手掌心了，兔子几乎成了弱者的代名词，一句“小兔崽子”，充分显示了它的卑微、无奈。而“兔死狐悲”“狐死兔泣”“兔死狗烹”之类的成语，更使人想到人类本性中丑恶的一面引发的无数悲剧。汉代开国元勋韩信在冤死前，仰天呼号，发出绝望的叹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真令人思之扼腕！发人深思的是，“冤”字，是与“兔”字密不可分的，兔子的悲剧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错，兔中也有绝顶聪明者在。我在读小学高年级时，曾听先师陈德先生说，他有次打游击时，夜过坟场，看到前面似乎有个小孩子在走着，觉得奇怪，快步追上一瞧，原来是一只兔子，头上顶着干牛屎，身上披着一件幼童尸体上的小褂，在学人走路（按：我在野史上也曾看到过类似记载）；又闻故老传言，饱经忧患、经验丰富的老兔，连老鹰也不是其对手——当鹰俯冲飞下抓它时，它仰卧着，等鹰刚落地，它立即用脚爪抓瞎鹰的双眼。这样的兔子，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狡兔，后者更是兔中“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汉。但是，前者不过是兔中小玩闹，吃饱了撑的；后者则属“凤毛兔角”，太少了！

诚然，兔子也曾经激起了人们的浪漫情怀，想象着它手拿药杵，一边捣着灵药，一边看着美女嫦娥在梳理长发，向它微笑，勾起了多少人的奔月梦。但是，宋代聪明绝顶的文豪苏东坡，向人们泼来一瓢冷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嫦娥在天上的邻居，一心思凡的七仙女，也感叹着“天宫岁月太凄清，朝朝暮暮数行云”。人们终于明白，兔子在广寒宫里守候虚无缥缈的神仙，还不如待在地上的窝旁，一边吃着洒满露珠的青草，一边赏月呢。

兔子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因为它唇上缺了一大块，被刁钻的文人，将它与某种无行之行联系在一起，谓有此行为者为“兔子”。清人王言著有《圣师录》（见《虞初新志》卷一八）列举大小动物种种感人的事例，却未述及兔子一个字，这不能不算是兔子的另一种悲哀。

显然，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倘若过多地打上兔子的烙印，决非善事。试看文艺作品，充斥着迷糊糊、软绵绵的情调，有气无力，真不啻是兔子的颂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如果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兔子无所不在，那么，恐怕离唱末日的挽歌也就不远了。

就此而论，我呼唤、赞美老虎，即使在梦中，也唱着老虎颂。虎，又称山君，百兽之王，尖牙利爪。它满身阳刚，威武不屈，一声咆哮，山野震惊。虎颂事实上就是阳刚颂，强者颂，正气颂。而只有这样的颂歌，才能铸造我们民族的灵魂，激励民气，奋发进取，把一切艰难险阻，踩在脚下，伴着龙吟，走向胜利的彼岸。

兔年来临，欢迎；虎年走了，欢送；但是，唱歌要唱老虎颂，做梦要做老虎梦。不亦壮哉！不亦快哉！

（原载《北京日报》1999年2月22日）

吾意独怜才

不久前，曾有媒体报道说，常熟的钱牧斋墓，因基建施工被毁，这使我深感震惊；后来又有消息传来，在文化界、文物管理部门的干预下，墓被保存下来了。真相到底如何？甚感困惑。今春我去江南扫墓，抵苏州后，本拟赴常熟拂水岩下，看个究竟，惜因事返京，未能成行，遂托苏州文友某作家了解实情，至今却未见下文。遥望南天，我真诚地希望牧翁（按：牧斋名谦益，号东涧老人，明清之际文士多称其为牧翁）及其夫人大名鼎鼎的才女柳如是的墓安然无恙。

1980年夏，我持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前辈的亲笔介绍信，至常熟访书，在图书馆曾雍荪陪同下，冒着炎炎烈日，去看钱牧斋墓。历经沧桑，墓上的建筑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不大的长满杂草的土堆。坟前有石碑，书“东涧老人墓”，乃苏东坡字体。我蹲下端详此碑，发现碑上似还有字，被埋入土中，遂用手刨去浮土，果然看到碑文左下侧镌有两方图章，文曰“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熟悉唐诗的人都知道，这是诗圣杜甫怀念李白的《不见》诗中的名句，全诗是：“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原注：“近无李白消息”）这“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十个字，实在是可圈可点。回顾古往今来，有多少杰出才华的人，在受握有生杀予夺大权者蒙蔽下而高呼“皆欲杀”的“世人”的喧嚣声中，被砍头，甚至被凌迟：也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末抗击后金（清）的袁崇焕，被害后，京中百姓竟争啖其肉以泄忿，这是何等的悲哀！诚然，崇祯皇帝是中了敌方的反间计，铸成此遗恨千古的大错。但是，倘若他能有半点“吾意独怜才”之心，想到袁崇焕以一介书生，指挥明军，抗击关外强虏，屡获大捷，称得上是盖世奇才，又何能将袁崇焕那么快地处决，从而自毁长城！就此而论，从古代的韩信、岳飞、熊廷弼等一代名将，到现代的吉鸿昌等著名将领，他们的被冤杀或迫害致死，尽管历史背景不同，目的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主谋者不仅把他们的赫赫战功一笔勾销，也将他们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华，视为粪土，弃如敝履，何尝有半点怜才之心？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极其糟糕的坏传统，事实上，也是与我们民族历史上宽容待人、爱才如命的优良传统，格格不入的。

就以钱牧斋来说吧。不错，他作为明朝的大臣（官至礼部尚书），在清兵下江南时，率领弘光小朝廷的官员，向多铎投降，并派人四处张贴揭帖，号召百姓不要抵抗，免得化为齑粉云云。实在是大节有亏。在这个涉及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钱谦益自污人格，过去、现在却都有人为他翻案，我看是完全徒劳的。倘若此案真的被翻掉，那么史可法、阎应元等殊死抗清的名臣名将，以及浴血奋战在扬州、江阴、昆山、嘉定而慷慨赴死的抗清军民，岂不成了一钱不值的牺牲品？这一页悲壮的历史，决不能颠倒是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而将钱牧斋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作为优秀的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从历史上消失过，翻开任何一部明清文学史，不可能不述及他的文学成就；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明清史学者，有谁没有读过他的名著《初学集》《有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列朝诗集》？还值得一提的是，降清后，他很快就辞去新朝的礼部右侍郎，返归林泉，读书、著述不辍，与柳如是形影不离，优游岁月；更值得称道的是，据传抄本及“国学基本丛书”本清初陆陇其《三鱼堂日记》载，顾炎武“尝通书于海上”，也就是与海上的抗清运动有往来（按：常熟故老传闻，钱牧斋、柳如是夫妇，曾经支持、赞助过海上抗清活动，但尚缺乏确切的史料依据），后被捕“下狱几死”，幸亏钱牧斋等极力营救，顾炎武才被释放，不久即远离江南是非之地，到北方去游览、考察、著书，终于成为清初开一代风气的思想家、学问家。凡此，人们岂能将钱牧斋一概抹杀？不，这些该肯定的都应当充分肯定。在这一点上，清中叶的无锡学者钱泳，堪称头脑清醒。就在乾隆皇帝大骂钱牧斋“丧心无耻”，查禁钱的著作，江南文人也鄙夷钱是“江浙五不肖”之首后，却毅然为亦已荒废的钱牧斋墓“集刻苏文忠书曰‘东涧老人墓’五字，碣立于墓前，观者莫不笑之”（《履园丛话》卷二四“东涧老人墓”条）。这就是本文前述我所见到的钱牧斋墓碑上的字。钱泳在这条笔记上，虽然未述及那两枚闲章所镌文字，但好在碑上所刻，安然无恙。“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乾隆、嘉庆年间视钱牧斋罪该万死、狗屎不如的高压氛围，及钱泳为牧斋书碑文的“吾意”，尽在其中矣。当时，“观者莫不笑之”，无非是笑钱泳的不识时务，或者借用当代二十多年前的口头语言之，即与被打倒、批臭的钱牧斋划不清界限。但历史证明，笑到最后的是钱泳，而不是那些“莫不笑之”者。

最近我刚出版了一本《交谊志》，是萧克老将军主编的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一卷，书中有不少古人怜才，尽管政治立场不同，却继续与友人保持学术、文化的往来，因而照样保持友谊的种种历史事实。如顾炎武与在明朝任御史，降清后又任御史、布政使等高官、后来入《清史·贰臣传》的曹溶，就保持了二十年的友谊。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曹溶善诗，精于文物、考古，与他交往，对自己学术、文化的建树，有益无害，丝毫无损于自己作为拒不出仕的明遗民的形象。倘一言以蔽之，也还是“吾意独怜才”。

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才的发展史。有很多人，据说没有缺点，甚至如杂文家牧惠戏言的那样，一身完美得连肚脐眼都没有，但却是庸碌之辈，毫无作为，早已沉入历史大潮的深处，无影无踪。而另一些人，有不少毛病，甚至如钱牧斋，曾经大节有亏，但他们却在某些方面，有杰出才华，做出过重要贡献，我们就应当加以实事求是的肯定。极左年代对各种人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意摧残甚至杀害的噩梦，人们至今是记忆犹新的。“殷鉴不远”，愿为政者能时时想到“吾意独怜才”，则人才幸甚，国家幸甚！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9年3月1日；《教育时报》1999年3月27日；《前线》1999年第2期）

春夜寂寞思杜鹃

儿时在南方乡居，经常在万籁俱寂的春夜，听到杜鹃声声唤，情切切、惨兮兮。及长，进了中学，读了不少文史书籍，才知道杜鹃的掌故，传说它是古代蜀国之帝杜宇的魂魄所化，按《蜀王本纪》的说法，“杜宇为望帝，淫其臣鳖灵妻，乃禅位亡去，时子规鸟鸣，故蜀人见鹃鸣而悲望帝。”因此，本来叫鹃的鸟，成了杜鹃；也以此故，杜鹃跟悲剧联系在一起，从春到夏，从夜到昼，它哀鸣不已，直到吐血，仍在悲啼。李商隐的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使人惆怅。另一位诗人的“杜鹃啼落桃花月，血染枝头恨正长”，更使人难免悲从中来。其实，古人诗词中咏及杜鹃的，可谓俯拾即是。崔涂的《旅怀》“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可谓对故乡的风、故乡的云，魂牵梦萦；范成大的《村庄即事》“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将江南四月如烟如梦的美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王逢原的《送春》“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写出了无可奈何春归去的一怀愁绪；毛莹的《［商调］玉抱肚·武林怀旧》“续成残梦杳无期，坐听林端叫子规”，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失恋，听杜鹃的啼声“不如归去”，无疑是莫大的安慰。显然，诗人们听杜鹃的叫声，各人固然感受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但是，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杜鹃与国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在山崖水曲间，林木丛中，西湖碧波上，乡间柳梢头，杜鹃是司空见惯的。

然而，曾几何时，杜鹃的哀啼，似乎渐渐成了人们梦中的记忆。我来北京工作，已经二十年，无论是春末还是夏初，也无论是在城西还是城东，甚至在山高林密、曲径通幽的戒台寺、卧佛寺，从未听到杜鹃声；这些年来，我也常去南方，也无论是在淮东故里，还是烟雨江南的苏州、无锡、杭州，甚至在望帝的家乡成都，竟然一次也未听到杜鹃声。这使我深感纳闷。这几天，乍暖还寒，春雨潇潇。夜坐书斋，听雨声淅沥，倍感寂寥。不足半月，就是清明。我很快就会去南方为家父母、亡妻扫墓。想到高菊磵的《清明》“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的诗句，黯然神伤。但是，天涯何处有杜鹃？生态环境的恶化，使杜鹃越来越少，让孤陋如我者寡闻其声，这恐怕比“杜鹃啼落桃花月”更使人感到悲凉了，奈何！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4月2日）

另一种扫“黄”

扫黄，虽非月月扫，天天扫，但起码是年年扫，而且通常每逢五一节、国庆节前后，会大张旗鼓地整顿发廊、桑拿浴室之类公共场所，打击卖淫嫖娼，严厉惩处走私及非法生产黄碟者。效果如何？有目共睹，毋庸笔者饶舌。我要饶舌的是另一种扫“黄”：扫除皇帝意识（按依照同声假借原则，古代黄、皇二字可通用）。

我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漫长，正式登基，有国号、年号的皇帝，不下三百多位，可谓多矣。而占据一隅之地，或一座山头，甚至就在“三家村”的破庙里称孤道寡的土皇帝，更不知凡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中国古老土壤上，一直滋生着皇帝的酵母菌，以至于“皇”流滚滚，污染赤县神州、亿兆斯民。

中国历史的最大悲哀，借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在于“死的抓住活的”。末代皇帝被推翻虽已达八十八年，溥仪先生因时在“文化大革命”虽寿终而未能正寝也已近三十二年。然而，尽管无边落木萧萧下，却依旧不尽“皇”潮滚滚来。萧乾先生生前曾慨然长叹：“民国以来，中国的毛病是官员们做的是民国的官，心里却还在当皇帝。”所言极是。有些人口称公仆，实际上却把公众视为自己的奴仆，以主子、皇帝自居。曾经位居要津的贪官陈希同，有句口头禅谓：“这件事我说了，就定了！”与“朕即法”，及“圣旨”高于一切，又何其相似乃尔！

谁能说得清当今中国有多少变相的土皇帝，仅仅媒体揭露出来的某村、某乡、某县，或某处、某局的关门称孤、独断专行、横行不法者的倒行逆施，鱼肉百姓，就够让人触目惊心了！只要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政通人和，更不用说是什么盛世了。

草民意识历来是皇权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而我们的媒体，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宣传草民意识。电视里充斥着好皇帝、清官戏，伴随而来的台词、潜台词，就是“圣主英明”“谢主隆恩”“青天大人是俺的再生父母”之类草民意识的不胫而走。正是诸如此类的历史迷雾中，一些想入非非者，公然演出了“十八子当皇帝”的丑剧、闹剧；虽然这些案件，早被公安部门破获，但它的生存土壤、氛围，谁敢说已不复存在？这还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么？

近日，与方成、牧惠、陈四益等文友应邀去某饭店用餐，店内有座小桥，竟赫然大书“御河桥”三字！店主的意思，大概不是让客人过一下皇帝过桥的瘾，就是让客人联想自己正在走进皇帝宝座，好不荣耀。足见皇帝意识的无所不在。我们正在走向21世纪。但是，如果我们不痛下决心，坚韧不拔地扫荡皇帝意识、皇权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流毒，在灵魂深处，仍然走着古老的御河桥，实现“四化”的强国梦，恐怕弄不好又只能“捏鼻头做梦”了！

（原载《中国民航报》1999年5月28日；《海南日报》1999年6月7日；《杂文界》1999年第8期）

无妻杀人当奈何

自古及今，司法腐败，最令百姓痛恨；而执权柄者，“跟着感觉走”，搞法外之法，恣情枉法，更令人切齿。据清代竹勿山石道人屠绅《琐蛣杂记》卷十记载，乾隆时固始县人何汉杰，对司法一窍不通，却自用其能，乱审乱判。他在齐东一小郡主持政务时，常常放掉杀人犯，宣称：“杀人者死，规矩也，可死而不死，巧也。”一个巧字，何其荒唐！他审问凶犯时，都要问有无老婆，凡有老婆者，他皆曰可活，纵然罪大恶极，也不判死刑，真乃荒谬绝伦。当时百姓流传歌谣一首：“杀人多，恃家婆，无妻杀人当奈何！”堪称一针见血。当今之司法腐败，亦五花八门。江苏某县公安局盖起高达十多层之高楼，经费竟然全部系对嫖客、妓女、赌徒、小偷之流的罚款；区区一县，罚款数如此之大，不亦枉乎！而罚款不交国库而入单位金库，亦违法也。该县百姓编顺口溜一首，与“无妻杀人当奈何”谣有异曲同工之妙。现抄录如下：

嫖客打的桩，“小姐”灌的浆，

赌徒砌的墙，小偷上的梁；

现在需装潢，要找“洗头房”！

眼看“洗头房”的“洗头女”们就要遭殃了！呜呼。

（原载《中国职工教育》1999年第3期）

百年河汉望明星

很难设想，一个没有群星灿烂的民族，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巍然屹立。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先后有数以万计的明星，用他们超凡的智慧、卓越的品格，造福人间，光耀河汉。在近现代，以张謇、荣毅仁等为代表的企业家，撑起了民族工业的半边天，他们的辉煌业绩，为世人所景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大潮的扑面而来，涌现出不少著名企业家，有的也曾经名噪一时，如步鑫生、马胜利、陈国星、史玉柱等。但是，曾几何时，有的已被滚滚东去的历史潮水淹没，有的正摇摇欲坠。据《中国企业家》杂志报道，截至1997年底，中国首届二十名优秀企业家中，三人升迁，五人正常退休，一人辞职，三人免职，一人被停职，一人病逝……仍在原企业谋求发展的仅四人。四顾知音仅余四，这不能不是个悲哀的数字。更发人深思的是，步鑫生独断专行，盲目引进国外生产线，导致企业破产，只好黯然下台时，马胜利接受记者采访，批评步鑫生说，“改革不等于胡来”。可是，这句很正确的话言犹在耳，他却大张旗鼓地组建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目标是把一百家企业纳入麾下，结果一百个“儿子”还未出世，才承包的三十六家企业，已日薄西山，他的立足点石家庄造纸厂破产，他被免职，只好被迫申请退休。急于生一百个“儿子”，不是胡来又是什么？习酒公司的老总陈国星，居然要建百里名酒城，真是昏昏然，“不知今夕是何年”，1998年夏天，他开枪自杀。珠海的巨人集团老总史玉柱，为盖全国最高的“巨人大厦”，几乎耗尽了巨人集团的流动资金，使“巨人”出现严重危机。如此等等。这些明星的转瞬即逝，或危在旦夕，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当年批评某些改良家“皮毛改新，心思仍旧”，也就是说，他们缺乏自省，世界观里陈旧的东西太多了！

百年河汉望明星。希望企业家都克服人格障碍，成熟起来。我相信，国人正翘足而待！

（原载《中华英才》1999年第6期）

月下谁敢追萧何？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差不多是妇孺皆知的。但是，谁敢月下追萧何？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丈二和尚——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我要说的是萧何——这位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帮助刘邦打天下、立过头等功勋、当上堂堂汉朝丞相的古代杰出政治家，也曾贪污受贿。据《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记载，他利用权势以贱价强“买田宅数千万”。萧何又特地上书汉高祖，说“长安地方狭小，皇家上林苑中有很多宝地，请求开放这块禁地，让百姓耕种”。刘邦阅后大怒，一针见血地指出：“丞相受了很多商人的财物，便替他们说话，要求开放上林苑，讨好百姓！”立即下令将萧何关进监狱。后虽经人说情，刘邦将他释放，但毕竟吓得他半死，光着脚，以老态龙钟之身，战战兢兢地向刘邦千恩万谢。

其实萧何不仅纳贿，若论行贿，也是个老手。早在秦朝末年，他任沛县吏时，就曾经贿赂当时任亭长的刘邦，别的小吏“送奉钱三，（萧）何独以五”，这不是重贿又是什么？无论是行贿、纳贿，都是犯罪行为。萧何更是汉初法律的制定者，何况位极人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居然知法犯法。“官者，不持戈矛之盗也”。从本质上说，萧何的贪赃枉法行为，与“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盗贼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月下人们可以追盗、捕盗，谁又追捕萧何呢？

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遗风，充分显示了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封建特权的腐朽性。事实上，皇帝从家天下的最高利益出发，最担心的是大臣、特别是武将的谋反，而不在于他们是否贪污。宋太祖赵匡胤对宰相赵普说的一番话，堪称典型地道出了皇帝老儿们的心思：“朕今选儒臣……即使是全部都贪污受贿，也比不上五代时一个叛乱的武臣危害大。”（《通鉴长编》卷一三，开宝五年十二月乙卯）唯其如此，封建社会的高官，包括丞相或宰相，贪污受贿者，并不少见。被史家誉为“贤相”的汉初另一位丞相陈平，也曾在军中任护军时，“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明代中叶的宰相张居正，死后抄家，有金银约十九万五千两，还有大量的房产、土地，若非贪贿，从何而来？至于清代和珅，抄出的家产更令人瞠目，“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足以说明矣。而从历史上看，除了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如先帝爷驾崩，皇帝出于政治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个别宰相打下去（如和珅），或在其死后，彻底算账（如张居正）外，对于高官如萧何、陈平之流的贪污受贿，是眼开眼闭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官——包括改革家如张居正——经济上不干不净，欲普通官吏干干净净，又安可得乎！宋代的有识之士杨万里鲜明地指出：“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诚斋集卷》八八，《驭吏上》）这是很有道理的。

月下谁敢追萧何？这是封建制度的悲哀，人类的悲哀。只要有中世纪的阴影在，类似的大同小异的丑剧，便难以在政治舞台上消失；除非真正的太阳——健全的法制——在天宇高悬，光芒照彻每一个角落！

（原载《海南日报》1999年7月5日；《报刊文摘》1999年7月19日；《杂文选刊》1999年第9期）

春灯儿女对良宵

时近春暮，兔年春节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轻歌曼舞、灯红酒绿，早已成了“昨夜星辰”，“消失在茫茫的银河”；难忘的除夕夜，只能在梦中去重温此情此景了。说来惭愧的是，半生碌碌，如果从三岁记事算起，我已度过五十八个除夕夜。不知是如先父恒祥公曾经批评过我的“白米饭养黄了牙”，还是人渐老，喜安静，对于沸鼎烹油的电视晚会，越来越看不上眼，还不如随便翻翻书，回想深埋在记忆深处的一个又一个除夕。今年的除夕夜，我便是这样度过的。

“春灯儿女对良宵”，多么温馨的词句！这是近代词曲泰斗吴梅的绝妙好词。吴梅弟子卢冀野编的木刻本《霜崖曲录》，卷一有套曲《黄钟绛都玉漏太平花·己未除夕》，谓：“……〔太平歌〕那有黄羊来礼灶？纵使把痴呆出卖何人要？怕风情输与小儿曹。［赏宫花］我如今自拥牛衣沉醉倒，也算做春灯儿女对良宵。”读吴梅此曲，不仅感慨系之。己未是1919年，其时吴梅应蔡元培之邀，正在北京大学教授曲学，待遇丰厚，全家团聚，插书满架。该年喜爱昆曲的皖系军阀徐树铮，被段祺瑞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军总司令，徐很仰慕吴梅，拟聘请他担任秘书长。这显然是个身价百倍并有可能飞黄腾达的重要位置。但是，吴梅坚决拒绝，写了《［鹧鸪天］答徐又铮（树铮）》：“辛苦蜗牛占一庐，倚檐妨帽足轩渠……西园雅集南皮会，懒向王门再曳裾。”在《思归引·序》中，更清楚地说：“彭城徐公，经略西陲……征及下走……陋巷茅茨，西风菰米，下士所乐，或非金谷所有也。”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吴梅甘于淡泊，对学者政治化、政客化嗤之以鼻的崇高品格。因此，他在除夕之夜，也是平平淡淡，“自拥片衣沉醉倒”，把家人的和谐、安康，欢声笑语，也就是“春灯儿女对良宵”，看成是足慰平生。

反观世风，浮躁、奢靡日甚一日。大款们祀灶用黄羊已属小焉矣哉，请客送礼，动辄一掷千金、万金；电视里的戏说这、戏说那，呵痒式的味同嚼蜡的相声、小品，实际上不管你要不要，却在拼命出卖痴呆，倘吴梅地下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

（原载（北京日报》1999年9月8日）

何必登上你的贼船——煞风景的考证之一

不久前，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越剧名伶茅威涛演的《孔乙己》的片断，心里真不是滋味。虽然她为了艺术，剃了光头（青丝委地，多可惜），但无论怎样化妆，也难以将这位漂亮小姐的扮相与黑瘦、潦倒、肮脏、可怜又可厌的孔乙己形象画上等号。不知她是怎样来念孔乙己的臭名昭著的“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的辩护词的。须知，时下常有人事实上将孔乙己的辩护词奉为金科玉律，如果将孔乙己数茴香豆时的哼哼叽叽“多乎哉？不多也”改头换面，来形容此辈，肯定是“少乎哉？不少也”！

当然，“萧条异代不同时”，今天的孔乙己的“后起之秀”，当然不屑于偷一点纸张笔墨、书，换碗酒吃。不，他们为了名利，偷学者的文章，“长途贩运”，譬方说，将北京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偷到上海、湖北、新疆的报刊上发表，有的报刊发行量不大，作者不会看到，也就难以发现，何况咱大中国的报刊，又何其多也。即以不才而论，早在80年代初，就已开始被文坛扒手光顾。例如，章太炎在《书顾亭林轶事》一文中，说“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按：傅山）所创也”。某些学者据此引申，认为山西票号是顾炎武始创的，旨在为抗清服务。我认为此说毫无根据，在刊于1979年冬《中国史研究》上的拙撰长篇学术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中，专门有一段，予以驳诘。但不久，有人在西北的某学术刊物上，著文论山西票号史，将我的这段论文，格抄勿论，一字不漏，既未打引号，也未注明来源，这不是剽窃又是什么？过了些时候，上海一位文友来信告诉我，我辛辛苦苦研究后写成的考证文章、发表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漫录》上的《蒙汗药之谜》（按：不久前有人著文说《水浒传》里的蒙汗药乃子虚乌有。这是无知妄说，古代确有蒙汗药，而且今天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仍在使用）被人抄去，刊于一家科技类报纸，而且还被一家文摘报纸转载。我与某单位领导聊天时，说起此事，此公打哈哈说：“有稿费大家一起花花嘛！”还有一位文友似乎一脸的肃然起敬，对我说：“王兄真棒！文章发表，就有人抄，说明尊作学术质最高，社会影响大。您看我的文章，至今人家也瞧不上，没人抄。”正是这种小环境舆论氛围的熏染下，我在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上说：“比起前辈史学大师，我觉得自己够没出息的了！现在居然有人抄袭我的论文，他们这样抬爱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说完这句话，忽然想到诗人公刘说过：“中国人倘没有一点阿Q精神，还能活下去吗？”不禁黯然神伤。

不过，此类抄袭行径，毕竟或数百字，或千字，像当年的孔乙己一样，属于小偷小摸，倘不欲雅训，径可斥之为鼠窃狗偷，如此而已；抄袭者也多半是孔乙己之类的无名小卒、阿猫阿狗，因此很少有原作者会与此类鼠辈计较，一笑置之而已。但曾几何时，歪风又变！其显著特征是：当年的孔乙己做梦都不会想到，功名利禄一样也不缺的博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也居然与鼠为伍；由鼠窃狗偷而明火执仗，公然抢劫，将几万字、几十万字的著作据为己有，胆子越来越大，气焰越来越嚣张！

以前者而论，眼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媒体揭露的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某，剽窃青年散文家伍立杨的文章，经人著文揭露后，他居然还著文辩解，说“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真不识羞耻二字。其实，他要是认真读一读《孔乙己》，当无地自容：孔乙己乃科举制下牺牲品，衣食无着，偷点东西变卖，聊以果腹。台端乃堂堂教授，丰衣足食，又何须出此下策乎！

以后者而论，笔者最近碰到的一例，也堪称典型。近日在书店翻书，看到由雒启坤、韩鹏杰主编，雒启坤点校的《永乐大典精编》（一）（九州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标价780元。时下《永乐大典》正是媒体、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我立即将此书翻开。读了雒启坤的长达十三页逾二万字的《绪言》前几段，顿时感到奇他爸的怪了！这些文字怎么如此面熟？干脆将《绪言》全文复印回家，考证一番，弄个水落石出。当然，这属于最简单的考证：从书架上抽出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该局老编辑张忱石先生著的《永乐大典史话》，将该书二万多字的正文部分，与雒启坤的《绪言》对照，立刻恍然大悟：原来，这篇《绪言》，除了将张忱石文的开头，加上“我们”二字，删去张文的三个小标题和文末的一段话，狗尾续貂地加了四行字一小段（按：这一小段第一句“本书是六百年来《永乐大典》第一次排印出版。”不通之至。事实上，崇祯二年，徐光启建议开设历局，用西洋测法，崇祯皇帝即命刻《永乐大典》的《日食卷》行世，故时人称“今《永乐大典》刻本惟此”。见王世德《崇祯遗录》。点校本刊于《明史资料丛刊》第五辑）外，其余二万字全部将张文照抄一遍！作为编审，张忱石先生在出版界可谓“生姜还是老的辣”，但再“辣”也哪里会想到雒启坤剽窃他的著作，是这样心狠手辣！雒启坤名不见经传，好在我在学术界、新闻出版界朋友不少，很快便了解到，此人不是别人，就是某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雒某，头上还先后有过硕士、博士头衔的。提到博士，不禁想到唐代诗人李涉的一则掌故：据《唐诗纪事》记载，李涉路过皖口西的江村井栏砂（今安庆市附近）时，遇上绿林豪杰，问李涉是什么人，同行者代答谓：“李博士也。”盗魁便说：“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当即写诗一首：“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但是，不论是当年的李涉博士，还是那帮强盗，他们岂能想到，一千多年后，堂堂的博士、教授，居然也干起文化领域的“绿林豪客”了！有的人还发了大财，买了洋房、轿车，成了暴发户。我认为，对此类暴发户，有司应当像对待生产伪劣产品坑人致富者一样，罚得他们倾家荡产，否则有朝一日，文苑真有可能发展到“世上如今半是君”了！

这里，我愿向文坛、学苑的大、小孔乙己及“绿林豪客”大喝一声：这一张旧船票，何必登上你的贼船？！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3日）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

历史现象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南宋也有一个“四人帮”：以臭名昭著的汉奸卖国贼秦桧为首，再加上其妻王氏、万俟卨、张俊。这个四人帮并非由谁钦定，而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定谳。据史料记载，杭州西湖岳飞墓前，从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塑有秦桧夫妇的铜质跪像，正德八年（1513年），又加铸万俟卨，不久就被痛恨卖国贼的游人挞碎，后重铸，再增加秦桧的死党张俊像，四人都是双手反接，跪于丹墀，但“游人椎击益狠，四首齐落”，于是改用铁铸。以后屡毁重塑，直至“文化大革命”时被砸烂，粉碎“四人帮”后再塑，秦桧等八百年前的四人帮，依然年年月月、朝朝暮暮，在抗金将领岳飞的墓前长跪不起，遭到世人的唾骂。

我曾多次去西湖凭吊岳飞墓。犹忆第一次见到秦桧等四人帮的跪像，内心深处，厌恶至极；但是，我并未随着某些游人，朝这四个丑类身上吐口水，甚至扔石子。“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岳坟前的这副名联，实在发人深思。遥忆童年，我在读小学时，就看过小说《精忠说岳》，觉得是奸臣秦桧蒙蔽了皇帝宋高宗这个昏君，害死了一代忠良、抗金英雄岳飞，真恨不能对秦桧食其肉，寝其皮；上初中后，我写的第一篇作文，就是写的岳飞是我最崇拜的英雄，对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秦桧，严词痛斥，从而受到先师葛葵先生的表扬。但是，50年代，我在复旦历史系求学，读了文徵明（1470——1559）的《满江红》词，不禁怦然心动。全词如下：“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徵明以对南宋历史深刻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当时主和派头子的宋高宗，其实最怕岳飞北伐成功，因为一旦出现这样胜利的局面，徽、钦二帝返回中原，宋高宗就会失去皇位，这不是“急煞人也么哥”？因此，宋高宗是必欲置岳飞于死地而后快的元凶，秦桧不过是迎合了他的私欲，举起了杀害岳飞的屠刀罢了。这个别开生面的观点，对我童年时的懵懵，不啻是振聋发聩。但是，我习史的兴趣，毕竟在明清，而非宋代，并未沿着文徵明的思路去探索。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近日喜读王曾瑜研究员的新著《荒淫无道宋高宗》，不禁又勾起我童年、青年时代的岳飞情愫。说真的，此书虽长达四百六十五页，我在阅读时，却丝毫不敢马虎。这不仅在于，曾瑜是已经有三百多万字论著面世的宋史专家，《岳飞新传》《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阶级结构》《金朝军制》等专著，都是颇有学术成就的力作，而且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政治的观察，他都特别理性。最近，他在《北京观察》上发表的《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党耻》一文，杂文家牧惠特地著文介绍，誉为“这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反腐文章中最尖锐的一篇”。我一直认为，一个对历史缺乏研究的人，很难看清现实世界的神髓，而一个对现实世界稀里糊涂的人，也很难揭示历史的真相。曾瑜既以对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均能深刻思考见长，他的这部研究宋高宗的新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启示呢？即以岳飞冤狱为例。王曾瑜列举铁的事实指出：岳飞蒙冤入狱后，最初负责审讯的制勘院主审官是御史中丞何铸，但尽管此人是秦桧心腹，在弹劾岳飞、排除异己的勾当中，兴风作浪，然而，在审讯过程中，当他听了岳飞的辩白，并解开衣服，背上露出了深嵌肌肤的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后，终于天良发现，便去找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给他亮出底牌：“此上意也！”这是秦桧假传圣旨吗？非也，正是在宋高宗的批准下，万俟卨取代何铸，丧心病狂地对岳飞酷刑逼供，而岳飞宁死不屈，拒绝自诬后，遂通过秦桧上报奏状，宋高宗随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并将其子岳云的徒刑也改判死刑，何其毒也！害死岳飞后，宋高宗和秦桧大肆迫害岳飞的部下和同情者。宋高宗甚至因为憎恨“岳”字，居然下令将岳州改名纯州，岳州的节镇军名岳阳军改名华容军。透过这些荒谬行径的背后，我们不是清楚地看到了如闻齿声的宋高宗的狰狞嘴脸吗？如此等等，再加上王曾瑜钩沉抉微列举的其他铁证，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是宋高宗，难道还不是天日昭昭，一清二楚吗？读了这本书，我们再重温文徵明的《满江红》，“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不能不由衷地赞叹：此乃千古绝唱！

回首吴山旧旗风，岳坟兴废如梦中。读了王曾瑜的新著，我才更清醒地意识到，岳墓前跪着的秦桧等四人，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明朝人设计的四尊跪像，却又不能不是难以摆脱的封建专制文化影响的产物。“令人欣慰的是，深具忧患意识的王曾瑜，近年来在治史之余，正在创作“岳飞与宋高宗系列小说”，第一卷《靖康奇耻》即将出版，第二卷《建炎风云》也已完稿。我相信，随着这些小说的传播，将来人们无论是一杯浊酒说苍凉，还是“剧对蝉声话夕阳”，提到南宋的四人帮时，肯定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感谢王曾瑜的新著，启我心智，耳目一新；尽管这部浸透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笔墨的专著，应该还有一系列的学术突破，我并未涉及。但是，仅从岳飞冤狱看来，他能拨开重重迷雾，揭示出宋高宗的真实面貌，使“笑区区、一桧亦何能”落到实处，就足以令我击节者再，鼓掌称快了！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9月4日）

红豆、劳什子及其他——煞风景的考证之二

我在读小学时，适逢“土改”，从地主的抄家物资中，捡到一本《红楼梦》，硬着头皮读了几回，觉得索然无味，那个老爱生病、生气的林黛玉，跟时常和我一起割牛草、玩耍的二丫头相比，差远了！直到上了大学，重读此书，遂废寝忘餐，梦魂相依。贾宝玉唱的那支小曲“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令我不胜惆怅。当时的《红楼梦》，对这支曲子并未详作注释。直到前几年，才有红学家在此书的新版中注道：“红豆——又名相思子，大如豌豆，色鲜红。这里用以代指眼泪。”红豆怎么会与眼泪画上等号？大奇，百思不得其解。翻翻《辞海》之类的工具书，红豆确实又名相思子。但为什么叫相思子？读过《唐诗三百首》的人，都难以忘记大诗人王维的名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但您想过吗？寰宇奇花异卉名果多矣，为什么独有红豆“此物最相思”？清初学者钮琇《觚賸》卷七“相思子”条谓：“红豆名相思子，其树之叶如槐，盛夏子熟，破荚而出，色胜珊瑚，粤中闺阁，多杂珠翠以饰首，经年不坏。相传有怨妇望夫树下，血泪染枝，旋结为子，斯名所由昉也。维扬吴薗次为吴兴太守，有词云‘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梁溪顾氏女见而悦之，日夕讽咏，四壁皆书二语，时因目薗为红豆词人。”“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想象奇瑰，堪称神来之笔。但钮琇夫子对“相思子”由来的解释，仍然是隔靴搔痒，缺乏说服力。孟姜女、祝英台的悲剧故事，比前引怨妇更感人泣下，为什么没有与红豆或相思树发生瓜葛？足见不足信也。据80年代初《新民晚报》的一则报道披露，郭沫若——啊，时下颇有几个以打倒他为时髦的天才——对王维笔下的红豆究为何物，曾经思索过，并在广东做了考查，后在鼎湖山找到了一种叫海红豆的植物，又称孔雀树、相思树，树高可达二十余米，“秋季果熟，其种子自然跃出果壳，呈朱红色，形似跳动的心脏。”郭沫若亲眼看到了红豆的形状后，肯定心领神会。但他却没有写出文章，回答何故“此物最相思”。我想，这是因为郭沫若已经年迈，而且身居要津，要将红豆的实际形状说出来，是不便启齿的。事实上，说红豆“形似跳动的心脏”，并不确切。那么，到底形似什么？古人早已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向我们描绘过、暗示过。清初屈大均的名著《广东新语》卷二五“红豆”条载谓：“红豆……其木本者，树大数围，结子肥硕可玩。万红友（按：清初宜兴诗人、剧作家）……有赋云：……检轻红于槭畔，莞榴粒之羞园。嘅芡肥之输茜，混火齐而光搀……”云云。如果您还不明白，觉得此赋用词隐晦的话，那么您读了明朝学者、才子杨慎托名汉朝人写的《汉杂事秘辛》中描绘东汉桓帝选妃，看中大将军梁冀的女儿梁莹，由皇太后派一妇女，详细检查梁小姐的身体，并作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您就会恍然大悟：“……阴沟渥丹，火齐欲吐，此守礼谨严处女也。”（见清知虫天子辑：《香艳丛书》三集卷二）原来，刚采撷下来的成熟的红豆，形状酷肖处子的阴蒂，怪不得王维在诗中说“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亦官亦隐，生活奢靡。他的这首脍炙人口的《相思》诗，其实是一首道道地地的艳诗。著有《香奁集》的风流诗人韩偓，更赤裸裸地在《玉合》诗中写道：“……中有兰膏积红豆，每回拈着长相忆。”（《全唐诗》卷六八三）唯其如此，红豆才会成为风月场中的礼品。如明代杭州有个浪子，“与一妓交好，及别后，少年以相思子作绿纱囊寄之，以表相思之意。”（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二“相思树”条）这对王维的前述诗句，是个很好的注释。还需向读者坦诚相告的是，我虽蠢笨如牛，但“好古之心人皆有之”，曾在广东从相思树上采下红豆，仔细观察，顿悟王维诗句所指，感叹大千世界“造化钟神秀”，红豆乃植物中之尤物也。联想到某些学者对红豆不作仔细考证，想当然地作风马牛式的注释；远的不说，今日人们以红豆作人名、艺名、室名、书名、商品名、饭馆名、别墅名等等者，不可胜计。倘若他们知道红豆的典故、王维诗句的本义，岂非煞尽天下风景乎！

说不尽的《红楼梦》。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啊，有多少人靠他当上了专家、学者，以及呱呱叫的炒红学冷饭的得心应手者，吃饱了撑的仅知道林妹妹是宝哥哥表妹就声称自己在研究红学的附庸风雅者——笔下有多少奇妙的物事有待我们去认真诠释、考索，否则便莫名其妙。如第三回写贾宝玉初次与林黛玉会面，见黛玉没有“通灵宝玉”，便摘下挂在头颈上的“通灵宝玉”狠命摔去，说：“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何谓“劳什子”？红学有注解为：“如同说‘东西’‘玩意’，含有厌恶之意。”《现代汉语词典》则解释为：“也作牢什子”，“使人讨厌的东西。”《辞源》的解释是：“东西、家伙。有轻视、厌恶的意思。也作……捞什子。”这些解释都不太准确，更没有指出此词的来源。说“劳什子”有“家伙”之意，更令人费解。不知是否受故老相传的这则民间笑话的影响？谓：有老翁老妪苟合，老妪笑指老翁男根曰：“这劳什子是啥？”翁答曰：“老家伙嘛！”然而，“家伙”与“劳什子”原意相差远矣。70年代初马王堆出土了竹简《天下至道谈》，共五十六支简，每支简上文字多为三十余字。这是非常古老的房中术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性保健、性治疗。经过专家整理、排列后的该书第十段，是讲男女交合“十修”的，其中第四“修”是“四曰（劳）实”。先秦史、古文字学者考证后认定，“劳实”乃摩弄阴蒂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化为“劳什”，及其他一些同音词。至今在江浙口语（尤其是民间）中，仍流行此词，多作贬义。但是，乡间已用“×心子”代替“劳实”了。看来，曹雪芹也不知道“劳什子”一词的历史变迁。否则他怎么好意思让宝玉、黛玉口中说出如此不雅之词？我国古老的性文化，对于政治、文化等，都曾打下深刻的烙印。马王堆的出土文物，应当受到包括红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吸取其研究成果。前贤的“于学无所不窥”“博大精深”的优良传统，在时下的学界正日趋丧失。奈何！

孔夫子讲究“每事问”。连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也好学深思，不懂的就向他人请教。如街市“买东西”，他就很奇怪，为什么不说“买南北”，而只说“买东西”呢？我想，即使三百多年后的今人，也很少有人会发现、思考这个问题的。当时，崇祯曾派宦官就此问题请教词臣，无人能够解释。只有辅臣周延儒回答了，“然亦太穿凿。”（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联想文坛，某些作者读书不多，却懒于或耻于“每事问”，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以致捉襟见肘。前两年某小说家梦中作诗，与黄庭坚同，却不知黄公有此诗，竟将因有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此诗创作权，归到自己名下，成为文坛笑柄，至今很多读者还记忆犹新。其实，他要是读过当代小说史之类的著作，或者翻过一些相关的目录，就会知道张祖传（笔名司马紫烟）就曾经为诸葛青云代笔，写过一部武侠小说，书名就叫《江湖夜雨十年灯》。当然，缺乏某些诗词、小说史常识也不要紧，打个电话问问文学史专家，不就一清二楚了吗？事实上，现在有不少作家自我感觉太好，以精神贵族自居，不亦妄乎！其笔下涉及文史者，每每一经行家考证，便大煞风景，这样败兴的事，我们还见得少吗？

一本回忆章士钊老人的书，竟然这样写道：“父亲一定很失望，他的内心也一定还是孤独的，就像他晚年为自己所起的号——‘孤桐’一样。”我为作者对其父如此缺乏常识感到吃惊。章士钊老人年轻时与别人唱和诗，就已署“孤桐”二字，后来作文，往往也署“孤桐”。这多半源于白居易的《云居寺孤桐》诗：“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不知白居易此诗倒也罢了，但书架上伸手可得的鲁迅《华盖集续编》，收有他1926年写的《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文中不是分明地写道“我……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同部”吗？章老怎么会几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才给自己号孤桐！我知道作者是学外语的，无意苛责她文史书籍读得太少。但是，她在成书前，如能打个电话请教一下历史学家，或研究其父的老对头鲁迅的专家，又何至于犯这样的常识性的错误？

环顾学界、文苑，有不少人不是“失落在枫桥边”，而是失落在浮躁的学风里！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