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刘永济自注《诵帚词集》探微
一、《诵帚词集》的结集与版本
2010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刘永济集》，凡十册。其中，第九册为《诵帚词集》和《云巢诗存》两种，外附《刘永济先生年谱》、《刘永济先生传略》。据《刘永济集·后记》，[1]刘永济词的版本，除本集所收之《诵帚庵词集》外，还有《诵帚庵词集两卷》(武汉大学印刷厂1964年10月排印，1980年10月影印)，《刘永济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计三种。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永济词集》，前有刘永济作于“一九四九年岁次己丑”的《诵帚庵词两卷·自序》，后有刘永济作于“一九五九年十月”的《诵帚庵词两卷·录稿后记》。《诵帚庵词两卷·自序》写道：“删存一二，断自辛未，迄于今兹。”[2]辛未，为1931年，“今兹”，则指1949年。可知，《诵帚庵词两卷》收录的是1931年至1949年间的词作。《诵帚庵词两卷·录稿后记》写道：“予曾于己丑年，都录辛未以后所为词，分为三集：曰语寒，曰惊燕，曰知秋，共二百余阕。”[3]可见，刘永济词结集的时间是1949年。《自序》即作于结集之初。时隔十年，到了1959年，词人又写了《录稿后记》。这次所“录”之“稿”，与1949年初次结集时所收之词相比，内容有所增加。对此，词人在《录稿后记》中记曰：
己丑以后，精力日衰，吟事渐废，数年之中所作才廿余阕，因附前三集后，曰《翠尾集》。盖亦有孔翠自怜之意焉。[4]
这表明，从己丑年(1949)的结集，到1959年的“录稿”，《诵帚庵词两卷》所收录的词作有所增加，即由原来的三集增加到四集。因此，席鲁思(启駉)1957年为《诵帚庵词集》所作“序”中，有“君既定词为四集”一语。[5]这“四集”便是刘永济在己丑年(1949)结集的《语寒集》、《惊燕集》、《知秋集》三集，以及本次新增的《翠尾集》。
刘永济将《诵帚庵词集》从原来的三集增加到四集的原因，在席鲁思的“序”中是这样说明的：
君既定词为四集，因劝其写印，使流传天壤间，君终诺之……今兹秩登七十，值其生辰，请诵君燕乐之篇，致语成序，既用为君寿，倘亦相视而莞尔乎。[6]
据此，刘永济将《翠尾集》增录于《诵帚庵词两卷》，始于1957年。那年，刘永济年满七十。故有人建议以此举作为向其祝寿的一种方式。不过，词人完成此事并撰写《录稿后记》，则是在两年之后，即1959年。到了1980年，《诵帚庵词两卷》由武汉大学印刷厂刊印，而正式出版是在1984年。从结集到正式出版，前后历时三十五年。
中华书局出版的《诵帚词集》，收录了刘永济自壬子(1912年)至甲辰(1964年)所创作的词作，大部分为作者1949年结集的作品。因此，在这部分作品的后面，大都有“整理者注”，注文大都为“此词录自1949年作者手定《诵帚庵词集两卷》”。如《蝶恋花》(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四月二十四日作)词的后面，即有“此词录自1949年作者手定《诵帚庵词两卷》稿本《知秋集》最末一首”的“整理者注”。
然而，在这首《蝶恋花》词的后面一首《鹧鸪天》(几日西风咽晚蝉)词，同样也有一条“整理者注”，曰：“此词录自1949年作者手定《诵帚庵词集两卷》稿本《翠尾集》第一首。”[7]这首《鹧鸪天》词，并不收录在《知秋集》，而是收录在《翠尾集》中，但因其编年为1949年，因此，这一条“整理者注”可以成立。但后面那些编年为“庚寅(1950年)”至“庚子(1960年)”的作品，却仍有同样的“整理者注”，曰“此词录自1949年作者手定《诵帚庵词两卷》”。这就需要我们作相关的讨论。
讨论的理由是，既然编年为1950年的词作，怎么会“录自1949年作者手定《诵帚庵词两卷》”稿本。换言之，在作者已经手定的稿本中，怎么出现手定稿本之后创作的作品呢？
可能的理由是，词人将1949年后所创作的词作定稿后，附录在1949年手定的词稿后，从而使1949年之前创作的与1949年之后创作的这两部分词，以同一个稿本的形式流传，也就是词人在《录稿后记》中所说的“因附前三集后”的结果。
二、《诵帚词集》中的自注词
据《刘永济集》所附《刘永济先生年谱》，刘永济在1949年和1959年两次手定《诵帚庵词两集》稿本的页眉上，对一部分词作了自注。为便于讨论，我们将这些由词人自注的词，按其编年作如下编号：
A.《惜秋华》(倦羽惊飞)
B.《蝶恋花》(雨外河山生晓梦)
C.《浣溪沙》(娇鬓移筝韵欲流)
D.《临江仙》(闻道锦江成渭水)
E.《浣溪沙》(行到蚕丛地尽头)
F.《浣溪沙》(镜里欢情渐化尘)
G.《菩萨蛮·师梅以摄影券要我入国民党，久置未报，今始检出却还，媵以小词，用致庄生泽雉之意，兼博老友一笑》(花边谁唤娉婷出)
H.《玉楼春》(八月十日感事有作)
H1(瑶台昨夜传银电)
H2(银屏一曲天涯似)
H3(西园雨过风犹劲)
H4(青山缺处平芜远)
I.《鹧鸪天》(半月重阴未放晴)
J.《唐多令》(潮汐打空墙)
K.《玉楼春》(韶华肯为愁人好)
L.《临江仙》
L1(闻道东湖秋色好)
L2(满意故山林壑美)
L3(旷宇闲云何处有)
M.《南乡子》(古恨未全裁)
N.《蝶恋花》
N1(飒飒惊飙摇绣户)
N2(一曲伊州真错舞)
N3(可惜良缘天不与)
N4(玉树歌停鸾罢舞)
(一)自注的内容
刘永济对上述作品的自注，或针对其中的典故进行解释，或侧重对某些词语、词句的喻意进行说明，或是兼顾典故和喻意而加以阐述，以此来揭示作品的创作背景与表现内容。
为了能清晰地展现自注的内容，我们将其稍作归类，分为释典故、明喻意、典故与喻意兼释三类。每一条注文后面的字母，表示它所对应的词作。如A，即表示是《惜秋华》(倦羽惊飞)词的注文，依此类推。
1.释典故
(1)“醉歌燕市”，用《史记》刺客传，荆轲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A)
(2)“莫自泪枯”，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A)
(3)蝉一名齐女。《古今注》：昔齐王之后怨王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嚖泪而伤鸣而悔恨之，故名齐女。(C)
(4)“泪珠”用齐宫女化蝉事。(C)
(5)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有“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又“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林红”。花光句用李白诗。(D)
(6)“铜驼”，汉时洛阳宫门中有铜驼卫。《晋书·索靖传》：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而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D)
(7)“野哭千家闻战伐”，杜甫《阁夜》诗句。(D)
(8)“虫沙”，《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久而不归，一军皆化，君子为猿鹤，小人为沙虫。(D)
(9)“金”，金城，《史记·秦始皇纪》论曰：“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D)
(10)“蚕丛”，李白《蜀道难》诗：“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E)
(11)“仲宣楼”，王粲以西京扰乱避地荆州依刘表，因登江陵城楼，怀归作《登楼赋》。(E)
(12)“鸡虫”，用杜甫《缚鸡行》“鸡虫得失无了时，清目寒江倚山阁”诗句。(F)
(13)“风池水皱”，“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乃冯延巳暗讥朝政昏乱，如风吹水皱也。故中宗闻之质问他干卿何事。(H4)
(14)“阳台梦”，本宋玉《高唐赋》，言巫山神女，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I)
(15)“潮汐打空墙”，刘禹锡《石头城》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J)
(16)“长江天堑”，见《南史·孔范传》，范曰“长江天堑，限隔南北”。(J)
(17)“自断此生休问天”，杜甫《曲江》诗句。(L1)
(18)“津桥”，用邵康节天津桥上闻杜鹃知天下将乱事。(L1)
(19)“黄粱”，《枕中记》吕翁得神仙术，于邯郸道上遇卢生，以枕授之，生梦中历尽荣辱，醒时黄粱尚未熟也。(L2)
(20)“东野碍天衢”，孟郊诗“出门如有碍，谁谓田地宽”。(L2)
(21)“潜夫”，后汉王符隐居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L2)
(22)“陶公”，陶潜，陶潜常以巾漉酒。“葛公”，葛洪。(L3)
(23)“芝草琅玕日应长”，用杜甫《玄都坛歌》句，字出《汉武内传》，皆仙药也。(L3)
(24)“壮气已蒿”，李后主《浪淘沙》词。(M)
(25)“庾令才”，庾信有《哀江南赋》。(M)
(26)“买呆”，范成大《村田乐府序》。分岁罢，小儿绕街呼叫皆云：卖汝懒、卖汝呆。世传吴人多呆，故儿童讳之，欲卖其余。(M)
(27)“海约”，用《周穆天子传》西王母与穆王约会。(N1)
(28)“青鸟”，汉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东方朔曰：此王母欲来也。(N1)
2.明喻意
(1)“红心”，指东北义勇军。(A)
(2)“西风”指美，“宿雾”指日，意思是说我们指望美国能助我抗日，哪知美国是伤害我的。(B)
(3)“西风”指美国，美以援华之名行侵略之实，与日寇居心无异，此可从日芳泽特使与美进行密约事而得证明。(C)
(4)“东北”，指我国东北各省，当时东北三省、山东以及江浙等地相继沦陷，暗无天日也。(D)
(5)“西南”，则为川、黔、滇各省也。(D)
(6)“野坛狐鼠”，指蒋政府中大小官吏。(F)
(7)“青玉珮”，比照像券。(G)
(8)“眉样”二句，言我不能如国民党人之意，赵君不必疑我有何异志，因不入党与有异志与否无关也。(G)
(8)“瑶台”，广播电台也。(H1)
(9)“银电”，即电讯。(H1)
(10)“擘开紫菂苦深含，抽尽红蕉心未展”，此二句，上言日虽投降而我之人民甚苦，下言我人民之心情仍难得开展，因所受之创伤未易平复也。(H1)
(11)“嬉春”二句，指日人投降后，援华美军闻讯狂欢，市人和之，痛也。(H1)
(12)“新愁”，指日寇投降后，蒋必发动内战，希图消灭共产党军，仍难望和平也。又注：下半阕则言美人将胜利果实攘夺而去，我则外患虽平，内忧方深，故有“新愁”之句。(H1)
(13)“银屏”二句，讥蒋政府对人民之痛苦不闻不见，亦无告之者。(H2)
(14)“零红断粉”句，此言日人投降，何可便忘被侵时沦陷区人民之痛苦。“零红断粉”，指沦陷区孑余之人民也。(H2)
(15)“一盏碧葡萄”二句，言此种快乐，乃千百人民之血泪换来者，何可忘邪？(H2)
(16)“睡蝶”，指蒋，“流莺”，指阿谀蒋之人。此等人不知“春色已无多”而乃快乐如此。(H3)
(17)“双情缱绻”一段，此言美人表面援军，实则全不足信，在蒋政府以为是好梦，实则一噩梦也。(H3)
(18)“还恐”一句，此言日人既降，蒋必发动内战图灭共产军，兵连祸结，归期恐仍难必。(H4)
(19)“云荒雨怪”，指复员后，蒋政府接收人员但知劫夺战果以自肥，其荒唐如此，仍在梦中也。(I)
(20)“燕帘莺户”指蒋政府中各派暗斗及国大代表中各具丑态，果谁真能代表人民。又自注为：指蒋政府中各派暗斗及国大代表选总统、副总统之怪现状。(K)
(21)“愁人”，痛苦之人即愁人。(K)
(22)“巧笑”，得宠之人即巧笑之人。(K)
(23)“百鬼千狐”，讥蒋政府中人皆鬼狐也。(L2)
(24)“旷宇闲云何处著”一首，乃幻想一境界，以逃避现实，聊慰心身耳。(L3)
(25)“迷离魑魅影”，亦指蒋政府之怪状也。(M)
(26)“别苑红英”，指共产党。(N2)
(27)“蜂蝶寻香”，指投降共产党之将士。(N2)
(28)“凤尾”二句，指蒋元旦发表文告，诉其将士背叛也。(N2)
3.典故与喻意兼释
(1)“胡沙”，《晋书·郭璞传》叹曰：“烝黎将湮为异类，桑梓其剪为龙沙乎？”龙沙，字见《后汉书·班超传》注：秋堆沙漠也。又《扫花游》词“玉树后庭花”曲，南朝陈后主所作。用此以指蒋介石军在南京享乐，不知国家有危亡之祸。(A)
(2)“汤”，汤池，《汉书·食货志》：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注：城边池也。沸汤为池，不可辄近，喻严固之基。以泥丸封函谷关，此言无策可阻敌西犯也。(D)
(3)“泥丸”，《后汉书·隗嚣传》：嚣将王元说嚣曰：“请以一泥丸，为大王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此用以言蒋政府无策可阻敌西犯也。(D)
(4)“吊高囚”，用《楚辞》“哀高丘之无女”，讥蒋政府无贤者也。(F)
(5)“山川能语”，古语山川而能语类师食无所，见《山经》引相塜书，此借用其字，意谓祖国山河对此狐鼠定酸辛也。(F)
(6)“泽雉”，用庄子《养生主》篇：“泽雉十步一喙，百步一饮，不蕲蓄乎樊中。”此用以表示不愿为国民党所笼络也。(G)
(7)“丁香结”，用李商隐“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诗句，言我别有愁端，如丁香结而不解，本非以出任文学院长为可乐也。此因赵劝我入党，则任文学院长更合适也。(G)
(8)“锦缎貂褕”，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貂襜褕”，又“美人赠我锦绣缎”。此藉以指美国救济物资。(H3)
(9)“知秋叶”，古诗“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又山谷诗“知秋自属梧桐”，此时大敌虽平而内难未已，感时之心有如梧叶，故以多。(I)
(10)“濠濮”，《世说》二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闲想也。用此以见思隐之意。(I)
(11)“武陵”，用陶潜《桃花源记》武陵渔人入桃源事，以寓思避世之意。(I)
(12)“奋臂”，用《庄子》犹螳螂之怒，臂以当车轶，则必不胜矣。言蒋政府抵抗之力，如螳螂，甚可哂也。(又1959年稿本自注：“怒臂”，《庄子》螳螂之怒，习以当车辙。此言蒋政府抵御共军，如螳臂之当车辙。)(J)
(13)“鹿麋游”，本子胥语，见《史记·淮南衡山传》，用以言南京政府终将崩溃也。(L1)
(14)“焚介子”，晋公子重耳封从亡诸人，不及介子推。子推隐山中后，重耳求之不得，乃焚山欲得之。此借言人民无从趋其害。(L2)
(15)“黄竹”，穆王所作诗，有“我徂黄竹，□员閟寒”句；李商隐诗有“黄竹歌声动地哀”之句。此指美派特使马歇尔来调和国共，实亦欺人之举。(N1)
(16)“贪欢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借用伊川刘克庄词句。此藉以指蒋政策错误，不愿真心与共产党合作，今已无从与共产党谈和也。(N2)
(17)“可惜”一段，指宋美龄赴美求援。下阕言其所求不遂，及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谴责蒋政府贪污无能也。(N3)
(18)“奈何覆手云成雨”，用杜诗“翻手为云覆手雨”诗，言美国情况正如此也。(N3)
(19)“黼帐华扃”二句，指蒋政权平日淫乐，此时崩溃，正如鲍照《芜城赋》中所写。下半阕言其执政时甚暂，而结怨人民甚深，此时人民皆怒恨之也。(N4)
通过分类，我们发现这些自注的注文，特别是阐明喻意的28条以及兼释典故与喻意的19条注文，都是针对那些反映当时时政的作品而注的。这就需要我们对那些反映时政题材的作品作一探究。
(二)自注词的时政题材
《诵帚词集》所收词作200多首。词人自注的，大都针对那些反映时政题材的作品。那么，这些自注词到底反映了哪些时政内容呢？
对此，我们可以从词本身，也可借助自注来一探究竟。如《玉楼春》(瑶台昨夜传银电)等四首组词，据其词序“新历八月十日感事有作。日本投降，战事结束”，[8]可知是词人因抗战结束而作。又如，《蝶恋花》(飒飒惊飙摇锈户)等四首组词，据其词序“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四月廿四日作”，[9]可知是词人为南京解放而作。
如果将这些时政词按时间线索加以排列，便可发现，它们所反映的时政，正好涵盖了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爆发，再到国共对抗的解放战争的历史变迁，其中，既有反映国与国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有表现自己拒绝加入国民党组织的个人经历。前者有《惜秋华》、《临江仙》，后者有《菩萨蛮》。
《惜秋华》(倦羽惊风)词作于1932年8月。词曰：
倦羽惊风，渺天涯寄泊，沉哀何地。残夜梦回，还疑醉歌燕市。冰霜暗忆胡沙，怅一霎红心都死。鸿唳，料征程怕近，长虹孤垒。 遗恨付流水。剩荒原夜黑，怨啼新鬼。莫自泪枯，谁遏涨天鲸沸。须知玉树声妍，浑不解，人间愁味。无寐，听寒涛，断魂潮尾。[10]
词中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不同表现。1931年，侵华日军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后，东北义勇军将士奋起抗击。但远在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却还沉醉在“玉树声妍”之中，“浑不解，人间愁味”。
《临江仙》词也创作于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日军侵占东北后，又继续入侵华北、中原、华东、华南等地。民族存亡悬于一线，百姓生活如陷水火。1940年，词人写下了《临江仙》词：
闻道锦江成渭水，花光红似长安。铜驼空自泣秋烟。绮罗兴废外，歌酒生死间。 野哭千家肠已断，虫沙犹望生还。金汤何计觅泥丸。西南容有地，东北更无天。[11]
全词既表现了将士捐躯、千家野哭的悲壮与悲凉的现实，也反映了权贵豪门偏安一地的昏庸景象。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现实主义力作”，[12]其高度的现实性，即源于词中所反映的重大时政。
除了在词中反映关乎民族存亡的重大时政题材外，词人还以个人经历为切入点，表现富有另类时政色彩的题材。《菩萨蛮》(花边谁唤娉婷出)即是一例。词人在词序中写道：
老友以摄影券要我入国民党(入党例交半身小像，时人皆贫至无力摄影，故于要入党者可赠免费券)，久置未报，今检出却还，媵以小词，用致庄生泽雉之意。[13]
这则词序还有一个版本，曰：
师梅以摄影券要我入国民党，久置未报，今始检出却还，媵以小词，用致庄生泽雉之意，兼博老友一笑。[14]
据此可知，该词反映的是词人面对“师梅以摄影券要我入国民党”之事。师梅，即赵师梅(1894—1984)，时任武汉大学训导长。由学校训导长出面劝其入党，实际上代表的是国民党组织。此事在今天或许很容易被读者所忽略，但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关乎词人前途的政治事件。因为，劝导并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政策。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日益凸现，长期的一党专制使其无法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整合而达成团结抗日的局面，国民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民党方面开始想方设法。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强调：“全国同胞不问其过去的政治见解与派别之如何，凡愿实行三民主义而参加本党，从事国民革命抗战建国之神圣事业者，无不诚挚欢迎。”[15]会议期间，蒋介石发表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等演讲，大力号召发展党员。1939年11月，教授出身的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趁机在各大学设立国民党党部，笼络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成了国民党组织竭力争取的重点对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刘永济教授，也就成了国民党组织争取的对象之一。词序中所说的“师梅以摄影券要我入国民党”，便是国民党劝其入党的一种方式。对此，刘永济写下了这首《菩萨蛮》词，以表达婉拒之意。词曰：
花边谁唤娉婷出，柔肠别有丁香结。未办金缕衣，清歌只自奇。 还君青玉珮，宛转千重意。眉样画难工，何关心不同。[16]
词中体现了词人对“君子群而不党”传统的坚守，也体现了词人追求个性独立的精神。
如此丰富的时政题材，既记录了词人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同时，也流露出词人对这些时政的感受与态度。不过，词作为传统文学的一种样式，有其自身的表达方式。词人对自己的情感态度的表达，往往选择比较含蓄与委婉的方式。与大多数词人不同的是，刘永济在完成创作后，又以自注的方式，将隐含在作品中的情感态度，直接表达出来，从而实现以词反映时政的创作宗旨。
(三)从词文本与自注文本看词人对时政的态度
那么，词人对这些时政流露出怎样的态度？这里，我们且以《玉楼春》四首组词和《蝶恋花》四首组词为例，考察词人对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相关时政的态度。
如上所述，《玉楼春》四首组词，是词人1945年8月10日因“日本投降，战事结束”而作。原文如下：
其一：
瑶台昨夜传银电，芳事依稀知近远。擘开紫菂苦深含，抽尽红蕉心未展。 嬉春绣毂轻雷转，尽载笙歌归别院。余音闲袅落花风，迤逗新愁人不见。[17]
其二：
银屏一曲天涯似，谁遣青鸾通锦字。零红断粉总愁根，忍作东风行乐地。 十年冉冉无穷事，似影如尘浑不记。劝君一盏碧蒲萄，中有红绡千点泪。[18]
其三：
西园雨过风犹劲，细算无多春色剩。花心睡蝶漫魂酣，叶背流莺休舌侫。 双情缱绻凭谁证，锦段貂褕珍重赠。须知鸳枕有沧桑，好梦浓时偏易醒。[19]
其四：
青山缺处平芜远，不见江南芳草岸。待凭春水送归舟，还恐归期同电幻。 愁情久似春云乱，谁信言愁情已倦。风池水皱底干卿，枉费龙琶金凤管。[20]
对于这四首词所反映的是事件，词人通过自注表达了看法。
其一：
“擘开紫菂苦深含，抽尽红蕉心未展”，此二句，上言日虽投降而我之人民甚苦，下言我人民之心情仍难得开展，因所受之创伤未易平复也。[21]
“嬉春”二句，指日人投降后，援华美军闻讯狂欢，市人和之，痛也。[22]
“新愁”，指日寇投降后，蒋必发动内战，希图消灭共产党军，仍难忘和平也。又注：下半阕则言美人将胜利果实攘夺而去，我则外患虽平，内忧方深，故有“新愁”之句。[23]
其二：
“银屏”二句，讥蒋政府对人民之痛苦不闻不见，亦无告之者。[24]
“零红断粉”句，此言日人投降，何可便忘被侵时沦陷区人民之痛苦。“零红断粉”，指沦陷区孑余之人民也。[25]
“一盏碧葡萄”二句，言此种快乐，乃千百人民之血泪换来者，何可忘邪？[26]
其三：
“双情缱绻”一段，此言美人表面援军，实则全不足信，在蒋政府以为是好梦，实则一噩梦也。[27]
“锦缎貂褕”，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貂襜褕”，又“美人赠我锦绣缎”。此藉以指美国救济物资。[28]
其四：
“还恐”一句，此言日人既降，蒋必发动内战图灭共产军，兵连祸结，归期恐仍难必。[29]
这些看法表明，词人对日本投降后中国的局势仍充满深深忧虑。词人的忧虑大致有三：
一是多年的战乱，国家所遭受的创伤难以在短时间里治愈，人民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苦；二是随着抗战的结束，国民党必然会发动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百姓又将忍受战火的折磨；三是中国的利益将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势力所损害。
词人的这些担忧，在随后的日子里不幸成为现实。尤其是第三点忧虑，更是体现了词人对时政的敏感性。针对组词第三首，词人自注：“言美人表面援军，实则全不足信，在蒋政府以为是好梦，实则一噩梦也”。[30]
这里的“好梦”与“噩梦”，使用的是比喻的修辞手法，依据的却是严峻的现实。1945年2月，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苏、美、英三国首脑，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签署了《雅尔塔协定》。这一协定的实质之一，是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交易，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同年8月14日，在美苏两国的软硬兼施下，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约定大连为自由港，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两国共有。中国的一部分利益又拱手相让。可见，词人对纷繁复杂的时政有着非同一般的敏感与见识。
同样，词人于1949年4月24日为南京解放而作的《蝶恋花》四首组词，也表达了作者对政治局势的高度关注与正确判断。组词原文如下：
其一：
飒飒惊飙摇锈户。楚雨巫云，吹散无凭据。梦重不知春色暮，起看花片零如雨。 长是贪欢娇复妒。十二屏山，抵得层城雾。海约难期黄竹苦，赚人青鸟空来去。[31]
其二：
一曲伊州真错舞。旧日萧郎，无分同眉语。别苑红英浓似雾，纷纷蜂蝶寻香去。 漫恨恩情同草露。绮席欢场，一散何由聚。凤尾檀槽金雁柱，砑罗裙上低鬟诉。[32]
其三：
可惜良缘天不与。卷上珠帘，翠羽单飞去。脉断银潢风浪阻，神仙叵奈相思苦。 镜里暗伤颜色故。强把螺丸，如意添眉妩。费尽灵波千万语，奈何覆手云成雨。[33]
其四：
玉树歌停鸾罢舞。黼帐华扃，尽化销魂土。满眼城狐兼野鼠，分明画出芜城赋。 草草年光真迅羽。莽莽河山，冤结无重数。阵阵悲风和泪雨，纷纷如助江潮怒。[34]
对于这组词，词人也通过自注来阐述自己的创作意图。
其一：
“黄竹”，穆王所作诗，有“我徂黄竹，□员閟寒”句；李商隐诗有“黄竹歌声动地哀”之句。此指美派特使马歇尔来调和国共，实亦欺人之举。[35]
其二：
“贪欢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借用伊川刘克庄词句。此藉以指蒋政策错误，不愿真心与共产党合作，今已无从与共产党谈和也。[36]
“凤尾”二句，指蒋元旦发表文告，诉其将士背叛也。[37]
其三：
“可惜”一段，指宋美龄赴美求援。下阕言其所求不遂，及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谴责蒋政府贪污无能也。[38]
其四：
“黼帐华扃”二句，指蒋政权平日淫乐，此时崩溃，正如鲍照《芜城赋》中所写。下半阕言其执政时甚暂，而结怨人民甚深，此时人民皆怒恨之也。[39]
这些自注，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1949年年初国共双方的政治前景的看法。进入1949年春天，国共双方的局势已渐趋明朗。然与一般时论相比，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这一局势形成的原因作了颇为客观的分析。词人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共政治前景的根本原因。词人一方面从国内现状来评判，认为国民党政府决策失误，昔日缺乏与共产党合作的诚意，因此，今日失去了与共产党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还从国际视野来观察，认为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令美国这样一些原本支持它的外国势力也感到不满。
三、刘永济自注《诵帚词集》的原因及其评价
要探究刘永济自注《诵帚词集》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先要弄清楚词人自注的时间。对此，徐正榜等撰写的《刘永济先生年谱》有这样一段陈述：
作者在1949年和1959年两次手定《诵帚庵词两集》稿本的页眉上，对大部分词均有自注。[40](参见《年谱》495页)。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首先，词人曾两次手定词集稿本，第一次是在1949年，第二次是在1959年。其次，在这两次手定词集稿本的页眉上，词人对部分作品作了自注。对于前者，即词人手定词集一事，上引《诵帚庵词两卷·自序》和《诵帚庵词两卷·录稿后记》两文，可以验证。唯自注的时间，仅凭这一陈述还难以认定。理由是，“在1949年和1959年两次手定《诵帚庵词两集》稿本的页眉上，对大部分词均有自注”，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自注的写作时间。因为，手定稿本与自注不是同一概念。两者在完成的时间上，应该是手定稿本在先，自注在后。因为，这些自注是写在手定稿本的页眉上。不过，有些自注的写作时间，与手定稿本的时间有可能是一致的，但最早不会早于1949年，即不会早于词人第一次手定词集稿本的时间。
明确了这一时间点，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文讨论的这些作品(即编号为A至N的作品)的自注，是词人在创作完这些作品之后进行的。换言之，这些自注的写作时间晚于词本身的创作时间。
那么，词人为何在创作完这些作品后，还要对其自注呢？
(一)词人自注的表层原因与深层原因
有关词人自注的原因，我们首先可以参考词人对自注背景的一段陈述。词人的陈述如下：
惠君喜读我词，凡我所作，多能背诵，间或举词中事义相询，辄为道其一二。惠君嘱识之词卷眉上，今仍录出存之，聊以比颜之推《观我生赋》、沈约《郊居赋》自注之例云尔。[41]
这一陈述表明，词人自注是为夫人黄惠君女士解答词中事义，以帮助其理解自己的作品。这体现了自注的表层原因。大凡对诗文进行注释，不管是他注还是自注，大抵如此。此外，这一陈述还将此举与颜推之、沈约曾经的做法相比，即所谓“聊以比颜之推《观我生赋》、沈约《郊居赋》自注之例”。
那么，词人自比的这两位古人的自注体例有何特点呢？这里，我们且以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为例进行考察，进而分析刘永济自注其词的深层原因。
《观我生赋》的正文及自注，均收录在《北齐书·颜之推传》。其中自注有63条，每一条自注都紧随在被注释的正文后面。如在正文“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的后面，是一则自注：“晋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称吾王。”[42]
综观颜氏自注，其内容大都是为正文语句所含史实进行讲解。如上引自注，便是说明正文中“吾王”一词所指。其所注的史实大都为亲身所历者。故不少自注中有“之推……”的表达方式。
例一：
正文：“奔虏快其余毒，缧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无劝，赖滕公之我保。”自注：“之推执在景军，例当见杀。景行台郎中王则初无旧识，再三救护，获免，囚以还都。”[43]
例二：
正文：“窃闻风而清耳，倾见日之归心，试拂蓍以贞筮，遇交泰之吉林。”自注：“之推闻梁人返国，故有奔齐之心。以丙子岁旦筮东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习，坎重险，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来耳。’后遂吉也。”[44]
例三：
正文：“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自注：“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45]
例四：
正文：“谏谮言之矛戟，惕险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寒胜，用去薪而沸止。”自注：“时武职疾文人，之推蒙礼遇，每构创痏。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谏诛，之推尔日隣祸。而侪流或有毁之推于祖仆射者，仆射察之无实，所知如旧不忘。”[46]
颜氏自注《观我生赋》的这些特点，取决于《观我生赋》正文的内容，全赋的中心内容，是叙述作者人生中的三次重大转折，也是作者人生中的三次厄运。对此，颜氏在最后部分概括道：“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并自注曰：“在扬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47]
可见，颜氏自注《观我生赋》的深层原因，是因为这是一篇纪实性很强的作品，也是作者以赋纪事的产物。本来，赋的写作，遵循的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是对现实的审美反映；而纪事则属历史学的范畴，是以客观叙述史实为其基本方式。以赋纪事，兼具文学的审美性和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就需要在审美反映与客观叙述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对话方式。作者自注其作品，正是为了建立起这种对话方式，从而将作品中涉及的史实揭示出来。
刘永济自注其词，主要是对“词中事义”“道其一二”。这与颜之推自注《观我生赋》的体例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颜氏自注重在事实的叙述；而刘氏的自注则事义并陈，既释典故，又明喻义；在叙述史实的同时，又对所述之事进行评论。此外，从自注的写作时间来看，颜氏自注当与正文同时；而刘氏自注则在正文写作之后。因此，刘氏自注的主观色彩较浓。如针对上引《菩萨蛮》(花边谁唤娉婷出)词，词人在1959年稿本上自注曰：
“泽雉”，用庄子《养生主》篇：“泽雉十步一喙，百步一饮，不蕲蓄乎樊中。”此用以表示不愿为国民党所笼络也。[48]
“丁香结”，用李商隐“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诗句，言我别有愁端，如丁香结而不解，本非以出任文学院长为可乐也。此因赵劝我入党，则任文学院长更合适也。[49]
“青玉珮”，比照像券。[50]
“眉样”二句，言我不能如国民党人之意，赵君不必疑我有何异志，因不入党与有异志与否无关也。[51]
上述四则自注所注释的义项，一是词句中相关词语的出处；二是这些含有典故的词语在本词中的表达功能，以说明这些词语所指之事件，以及作者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因此，这样的自注主观色彩较强。词人对词中的“泽雉”、“丁香结”等词语的比喻义加以解释，显示作者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和运用，有其个人的主观性。因为，在作品所运用的典故与作者自注中所指向的事件之间，存在着一个阐述的空间；在作品完成之后，再对作品所写事件发表评价，又存在着另一个阐述的空间。仍以上引自注为例，从《庄子》的“泽雉”到词人的“泽雉”，两者之间原本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今，经过词人的使用和解释，两者之间形成了喻词与喻体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生成，便是建立在词人主观能动的基础之上。正是由于这两个阐释空间的存在，这些自注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个人的主观色彩。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明。
1940年夏秋间，刘永济创作了一首《蝶恋花》词。词曰：
雨外河山生晓梦。小枕疏衾，乍觉新凉重。草际吟蛩天自动，焦桐莫便成凄弄。 檐雀喧晴时一哄。远讯难凭，颠倒钗头凤。待倩西风开宿雾，西风只作凋零用。[52]
到了1952年，作者对词中最后两句自注曰：
抗日战争中，我听说美国买军火和钢铁供给日本，罗斯福不惜牺牲我国，缓和日本，我很痛心。痛心的是我们为什么被人这样看待，任人家宰割。那时我曾作了一首《蝶恋花》词，其中有这么两句“待倩西风开宿雾，西风只作凋零用”。“西风”指美，“宿雾”指日，意思是说我们指望美国能助我抗日，哪知美国是伤害我的。[53]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自注的写作背景，比词本身的写作背景更复杂。词本身的写作背景，在自注的前半部分中交代得很清楚。但这则自注却是词人1952年《自我检讨报告》中的一段文字。那年，刘永济所在的武汉大学先后开展了“三反”运动、“思想改造”及“交代关系”运动。6月20日，刘永济在文学院教师大会上陈述了这份《自我检讨报告》。可见，这则自注是词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因此，自注的关键部分，即对“西风”与“宿雾”的解释，以及对包含这两个词语的句子的解释，肯定会受到那个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一方面，这些自注要揭示作品本身所反映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要顾及那个时代的读者，尤其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原则与接受程度。而词中诸如“西方”与“宿雾”这些原本充满比喻色彩的词，为词人的自注提供了阐释的空间。词人可以根据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这些词句的比喻义作出在词人看来最为合理的阐述。因此，这样的阐述也就容易带有作者个人的主观色彩。
对于这样的阐释空间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阐释主观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为误读甚至曲解刘永济词提供了可能。如，针对词人1940年创作的《浣溪沙》(行到蚕丛地尽头)词的下半阕，即“剩水吞声过楚峡，斜阳凝血下神州。欲呼辞魄吊高丘”数句，武汉大学中文系在1964年10月向学校报送的《对刘永济<诵帚庵词>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读解为“散播悲观、消极，对现实完全绝望的那种没落情绪”。[54]又如，针对词人1947年创作的《南乡子》(古恨未全裁)词，《意见》认为，“这首词，作者把它编在1947年。据词的内容推断，它应该是解放后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写亡国之痛。”[55]
《意见》如此误读刘永济的有关词作，究其原因，实际上也是利用了词作中所运用的比喻手法，从而对这些比喻的喻义作出自认为是合理的阐述。对此，《意见》是这样说明其阐述原则的：“从具体作品看来，他(指刘永济)虽然运用词的表现手法，套用一些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腐辞滥调，寓意比较隐晦、曲折，但所寄托的那种反动阶级的政治感情，仍隐约可见，有时甚至表现得非常露骨。”[56]对于这样的阐述，有论者认为“此论与事实不符”。我们也认为，《意见》多为曲解之言。但从其误读的方法看，实际上也是利用了本文所存在的阐释空间。《意见》的作者也认识到“运用词的表现手法”，可以使“寓意比较隐晦、曲折”，从而实现“寄托……政治情感”的目的。与词人自注不同的是，《意见》所揭示的“寓意”和“寄托”，别是一番滋味。
至此，我们认为，词人自注其词的深层原因，乃是为了拒绝他人的误读与曲解。尽管，事实上并没有有效阻止他人的误读与曲解。
(二)对刘永济自注《诵帚词集》的评价
一般来说，文学创作，是以高度含蓄与委婉的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如今，在作品正文后面，紧随注文，这与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并不相符。作为一位既擅长诗词创作又精通文学理论的词人，刘永济对此是十分明白的。但他仍不厌其烦地自注其词，其中必有原因。
通过对词人自注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词人的这一自注行为，从表面看，是为了对“词中事义”进行解释。然从深层次看，则是为了防止和拒绝他人的误读。而后者已不完全是文学阐释的范畴。因此，对词人自注现象的评价，需要从注释的文学性和社会性两个层面展开。我们认为，词人的自注，一方面有助于读者理解其创作背景和作品意义；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词人面对自古以来便已形成的“以词论人”传统的复杂心态。
自注对读者理解作品所起的作用，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凸现。故不再重复评价。这里，着重对词人自注所流露出来的复杂心态作一点分析。
上文在讨论词人自注原因时，曾转引《刘永济先生年谱》所载刘永济之言：“惠君喜读我词，凡我所作，多能背诵，间或举词中事义相询，辄为道其一二。惠君嘱识之词卷眉上，今仍录出存之。”可见，这些自注原来只是词人为其妻子一个人而作，并“识之词卷眉上”。但在1949年和1959年词人两次手定词集稿本时，将这些自注“仍录出存之”。于是，这些自注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变化，即从原来的私下交流变为公开传播。换言之，词人不仅给读者提供了作品，而且还提供了对这些作品的阐述。
本来，对作品意义的阐述，当由读者在其阅读、理解的过程中来完成。作者本人的阐述，也和读者的阐述一样，为一家之言。如果这些自注不“录出存之”，只局限在词人与其妻子的交流过程中，也仍然是一家之言。但现在将这些自注随同词作一起流传，在方便读者阅读、理解的同时，也会束缚读者，使读者按照词人自注所设定的意义阐述路线读解。这实际上是词人担忧他人误读其词的表现。
词人的这一担忧心理，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依据。以往的文学批评史上确实形成了“以词论人”的批评传统。所谓“以词论人”，就是将词人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内容，作为评判词人人品的重要依据。宋代苏轼遭遇“乌台诗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人采用了这种以文品论人品的评判方式。
刘永济的这一担忧，更来自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在上文曾介绍，作者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思想改造”及“交代关系”运动中，向本系作《自我检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作者小心翼翼地阐述那首作于1940年的《蝶恋花》词。尽管如此，还是不能省却他人的误读。到了1960年代，他的词作还是被人大量地误读与曲解。上引武汉大学中文系在1964年10月形成的《对刘永济<诵帚庵词>的意见》，便是对其词作误读与曲解的典型之作。
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刘永济自注的写作时间是在1964年10月之前还是之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词人自注其词所流露出来的心态，实际上就是词人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认识。其本质是，词人在充满想象的文学世界与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之间，需要一个合理的阐述空间，那就是对这些原本充满想象与不确定性的作品进行自注。尤其是当充满想象的文学世界与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之间发生冲突时，这样的自注就显得更加重要。
注释
[1]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52页。
[2]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31页。
[3]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32页。
[4]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33页。
[5]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32页。
[6]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32页。
[7]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12页。
[8]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92页。
[9]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11页。
[10]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38页。
[11]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57页。
[12]刘庆云：《音调危苦，气格沉雄——读刘永济先生<诵帚庵词>》，《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1期。
[13]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82页。
[14]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06页。
[15]荣盂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16]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82页。
[17]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92页。
[18]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93页。
[19]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93页。
[20]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93页。
[21]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32页。
[22]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32页。
[23]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32页。
[24]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32页。
[25]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32页。
[26]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32页。
[27]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32页。
[28]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32页。
[29]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32页。
[30]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32页。
[31]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11页。
[32]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12页。
[33]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12页。
[34]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12页。
[35]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99页。
[36]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99页。
[37]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500页。
[38]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500页。
[39]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500页。
[40]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95页。
[41]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95页。
[42]《北齐书》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18页。
[43]《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第495页。
[44]《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第495页。
[45]《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第495页。
[46]《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第495页。
[47]《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第495页。
[48]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06页。
[49]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06页。
[50]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06页。
[51]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06页。
[52]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55页。
[53]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351页。
[54]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360页。
[55]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70页。
[56]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583页。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