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制造的政治泡沫

一、明朝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

先秦时期，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大体上属于《山海经》水平，或借用唐朝大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诗来形容，“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诚然，甲骨文中有舟字，而且商代有了像样的造船技术，据殷商史专家研究，“商时河中已有船队”。战国时在沿海一带，有海上渔业活动，以及运送军队，从苏州下海，可抵山东，从浙东下海，可至淮上。但先秦时期中国没有海外贸易活动。

汉代史籍证明，早在西汉武帝时，中国船队从广州湾出发，经中国南部海域，航抵南洋各国。《汉书·地理志》论南粤地理形势，述及从徐闻、合浦等地，船行五月到都元国；继续航行，到谌离国、甘都卢国、黄支国；最远可抵已程不国。大体上，这是从今天的广州湾沿岸港口至印度半岛南部之航路。但上述地名，今人至今仍不能全部考订出其确切位置。当时的贸易是为皇家服务的。官方用黄金、杂缯向海外买回珍珠、琉璃及各种奇珍异石。至唐代，海上贸易有了长足发展，设有市舶使专司其职。但唐代文献，对其司职情形，并无明确记载，从宋代史料看来，市舶使主要是征收进出口税，并查禁违碍物品，管理香料等官方专卖品。市舶使是海外贸易兴盛的化身。我国商船已能远航到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宋代，西北地区很不安定，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与宋朝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战争不断，传统的通往西域的陆路交通线严重受阻，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更加重视海外交通。北宋灭亡，南宋政权地近大海，海外贸易繁盛一时，市舶税收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元朝建立后，依靠其雷霆万钧的大帝国声威，使波斯湾地区大部分成为元朝的宗藩之国——伊利汗国的领土。因此，至该地贸易，远比过去方便。元代后期汪大渊著《岛夷志略》，乃亲身随商船游历东西洋的记录，内有地名200多个，最远处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的憎拔罗（桑给巴尔）等地。事实上，后来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半采汪大渊《岛夷志略》之文”。马欢的《瀛涯胜览》也多次引用《岛夷志略》。甚至“记录郑和航行所历地名最详之《郑和航图》，有许多已见于《岛夷志略》和其他元代史料”。还须指出的是，早在60多年前，童书业先生已注意到，“元世祖亦尝屡遣使下南洋矣”，并列举世祖至元八年、十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三年遣使至缅甸、占城等“海外诸番国”。显然，唐宋以来的航海经验，特别是元代的航海成就，其中包括多次下南洋，为郑和“七下西洋”奠定了基础。但是，上述这些海外贸易活动，都是以皇权为主宰的官方贸易，是为皇家及贵族服务的。在政治上，是为了扩大“天子”的影响，“羁縻”海外诸国；在经济上，采购奇珍异宝，满足统治集团日益膨胀的奢侈消费欲。因此，当时的国人，从上到下，没有、也不可能有海权观念。严禁私人下海贸易的国策，总体上并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