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哲学（二之上）[1]

章培恒　讲授　曾庆雨　整理

明代的思想历来评价极高，这是从清末开始的，一是因为当时提倡思想革命，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强调农民起义。但明王朝建立后有两点要注意：一是打击工商业及发达地区（江、浙一带）。浙江以杭州、嘉兴为中心，江苏以苏州、无锡为中心，是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区。从元、明以来，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特点。高启、杨维桢的诗是这一地区形态的反映。打击工商业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有关。他对工商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的家乡安徽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所以，他对工商业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极为看不惯，认为风俗奢侈。这同时包含对这一地区意识形态的反感。所以，他从精神到物质加以打击、控制。采用的手段，一是移民，将这些地方的有钱人移到其他贫困地区；二是加重赋税，主要是田租。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有土地的人搞得很穷，对工商业者也是一个打击。这牵涉到元末的一个事件，在明太祖打天下时，有几支力量相争，张士诚是其中之一，他以苏州为根据地，所以苏州遭受重点打击。在沉重打击下，这些地区变得萧条不堪，到明代中叶才有所恢复。朱元璋一是将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与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平衡，二是将儒家思想恢复为正统。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刻苦学习，以至后来会写诗，虽也有似通非通的句子，但这也是了不起的。不仅如此，他还能理解思想文化统治对他治政的重要性。朱元璋起兵时就重视儒学，至正二十年（1360），他的势力还不大，但他设立了儒学提举司，而且让其亲信宋濂负责。他自己的儿子朱标（后来的太子，死在朱元璋之前），在那里学习，把当地有名的读书人请来，招募在自己的手下。得天下后，朱元璋更是加强思想统治，一是从生活方面要求勤俭，整顿风俗。在洪武五年（1372），他下诏整顿风俗，要求对礼仪、风俗要有严格的整治。如在乡中，邻居相见要“论齿”，对老年人、大年龄的人要尊重；男女有严格区别，不可以相互交往；衣服有严格的等级观念，面料、尺寸、颜色等都有严格规定。这些在《明史·舆服志》中有记载。二是从意识形态上加强控制，提倡儒学。尽管他本身不懂儒学，但起兵后交往了很多读书人，也就懂得了一点儒学。不过，他身边的读书人大多来自不发达地区，又大多是读朱熹书的。所以，他的思想受到朱熹一派儒学的影响。他采取的控制和儒学思想的贯彻是依赖太学，而他任用的是在思想上相当正统和僵化的人。宋濂是正统之人，但朱元璋还认为他有许多缺点，所以后来受到信任的是宋讷。宋讷在思想上是朱熹的那套，他没有打过天下，但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与他见面一谈，就让他担任国子监助教，后来提升文渊阁大学士、国子监祭酒，对他很器重。而提升文渊阁大学士是朱元璋亲笔写的诏书，诏书中表达了他对宋讷的信任。洪武十六年，宋讷生病，朱元璋又亲写圣旨慰问：“人之生也，其罔极之恩，在于父母。其或有疾而医之，可而不可者，而有神焉。何哉？盖志人率性履道而不迂，以诚而辅政，故神相之。卿秉天命之性，发仲尼之诚，施己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故敕。”文中“志”可能是写错了，有可能是“至”。诏文另外表明，朱元璋那种顽固的农民心理意识，对神的崇拜是落后的文化心理。同时，又是受程朱理学“气质之性”思想的影响。他是以程朱理学来理解儒学的。升任宋讷为国子监祭酒时，朱元璋到国子监去，他特别指出要对太学生“禁止防遏”。这种思想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东西，一方面看出他由农民—和尚—起兵打天下，这也是一种人欲在驱使着他。恩格斯指出，正是这种“恶劣的情欲”，贪图权势的欲望驱使人作出伟业。朱元璋也是这样。他成皇帝后怕别人推翻他，就强调“禁止防遏”，要求人按照“理”来生活。所以他在思想文化上信任的人，就是能用这一套要求自己也教育别人的人，宋讷就是这样的人。国子监是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是地方学校的榜样，由此，发生了很多社会变化。朱元璋死后，其孙子继位。建文朝开始，建文帝与叔叔们展开了斗争，建文帝被推翻，朱棣做了皇帝，仍奉行朱元璋这套并有所强化。朱棣在当时召集人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由于编纂者水平低，就采用抄袭之法，拼凑而成，仍是程朱的学说。书编成后，永乐皇帝自己写序，并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修书目，作为考试的依据，要在指示程朱理学的正确性。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理论思想和法定的学说。由此，文学思想也有了改变。

高启、杨维桢是元末特定时期的产物，但他们不是代表。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宋濂之类的人也有一个层面，他们是程朱理学的接受者。宋讷在《容膝轩记》中批评过分的言论，尤其是汉末、三国时期的言论。因为那一时期有许多不合礼义的言行，如刘伶。宋讷批评的两个人是陈登和陈蕃，表扬了一个“独立遁世”的人。这个“遁”不是超脱俗世，而是“质美气纯”、不计名利的人。这种人是“浑厚芳润，不尚奢侠，不出过分言”。这说明他赞美的是没有追求、不反抗现实的人。文章中没有尖锐的言辞，不使人在心理上有痛苦之感，而只是愉快、平和。这个“润”就是“水之润下”之意，即无任何波澜；“奢”，即大言，指感情的夸大。宋讷自己的文章也是这样，多是说道理，讲儒学，文中有明显政治的、伦理的卖弄。他的诗有许多歌功颂德的东西，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如《洪武癸丑九月十八日为外兄集贤大学士张东谷贺八十》有“天为邦家产俊贤，凤池鸟府宠荣全。累朝事业应传后，当代轩裳不愧前。节去重阳多九日，寿高潞国过三年。从今种秫为春酒，醉看耕耘二顷田”。诗一开始不仅捧亲戚，也捧朝廷。他赞扬张东谷安闲自在的生活，实际也是一种淡泊的生活。最后两句是一种宽解，要他安心养老。这是一种很平常做寿的诗。其实，是否到生日就有作诗的激情，这是值得怀疑的。古人有此风，无怪乎王国维说是“羔雁之具”，是用诗来代替生日贺礼，没有什么诗意的。但就这种题材，他还可以赞美朝廷和亲戚，加上政治、伦理的内容，并有宽解之句。另外一首《舟过长芦》，不是应酬性的，不知有多少感情的冲动，但与《洪武癸丑九月十八日为外兄集贤大学士张东谷贺八十》不同，其云：“列肆亭台土已崩，旧时和气冷如冰。城池人物分今昔，市井繁华间废兴。断壁野花迎客棹，坏桥津断晒渔罾。谁知兵后商人少，岁课犹随国用增。”此诗并非歌功颂德，其中写得真实之处是最后两句，商人少而税多，包含对增加税收的不满，但不敢有太多的批评，在表示不满中带有分寸感，可以知道是理智的产物。长芦为盐商聚居地，而现在他看到的是萧条一片，感到城市与人物都不一样了。从诗中看是没有感慨的。

宋讷的诗要么歌功颂德，要么没有感情，只有起承转合的技巧，虽有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但有分寸。这与唐朝比是一个大的退步，而与理学思想是一致的。宋讷在《理学须知序》中说，战国时的圣道、圣学很少被人注意，秦汉以后失传，宋代二程一朱才使圣学得到复兴。他以为，程朱以前是黑暗的时期，程朱以后人们才知道有“大道”。宋代以后由于人的感情的衰败，诗中不再有大的感情波动。宋代理学刚刚兴起时，诗受到影响不深，虽无感情但有气势。到了明代，宋末时用技巧营造感情气势的诗也不存在了。何以所谓技巧造气势，造成有感情的假象？比如：“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这是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中的一首。这首诗给人的印象不清楚作者要表达什么，但极有气势。开头一句，景色雄浑，心境寂寞，显示出是一个沉思的人。在这种沉思中或为景色感动，或紧张压抑，或孤独悲哀，总之给人以想象的余地。将君山与十二湘水女子相比，有新鲜感，同时表明作者思绪很多，想得很远，甚至想到屈原的湘水女等等。银山，指波涛，这种景色也是很美的。读此诗开始有新奇感，再后感觉有味道。但把诗简化一点，就透出思想的平凡，并不是作者感情的激动，而是喜用技巧：首先，是想象奇特（山——湘水女的发髻），有意省略链接的词，使读者不易理解，不直接表现对当时景色的感想。由此，使人感到突兀，给人一种生涩的感觉美，也就有了新鲜感。江西诗派的作品都有此特点，使人由好奇而爱好。其次，是尽量选择气势磅礴的形象，必要时就用反面着笔，把眼前没有的东西幻化出来。这是手法，不是感情激动。黄庭坚诗中的情景是人工的，不是自然感情的流露。而这种人工的情景还多是从古人诗中变化而来的。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从李煜《浪淘沙》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暮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中变化出来的。“暮”一字也有写成“莫”的，“暮”与“莫”从字源学看本是一个字，“莫”原指太阳在草中，是通假字，后被“没有”的意思专用了。所以真正原意上的“莫”要在下面加上个“日”，写成“暮”。李后主是以自己的孤独与大自然相对照，黄庭坚的继承是明显的。第二句，唐代皮日休的《缥缈峰》诗中有“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用“青螺”来形容缥缈峰，黄庭坚只是把它固定为十二个。螺，又可以做女人发型，又可作螺子黛，装在螺子形状中的画眉用具。黄庭坚归纳了这两句，成了此诗第二句。第四句，与刘禹锡的《望洞庭》“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有联系。对于黄庭坚的诗，只有对古诗不熟悉，或是少读他几首的还认为不错，但多读或对古诗较为熟悉的人都不怎样喜欢他的诗。苏东坡评黄庭坚的诗是“江瑶柱”，好吃而不能多吃。可以说，从宋代开始，诗中的真实感情、激情没有了，衰退了，但还能用技巧作为补充，这需要艺术修养很高才能做到。另外，要有某种个人的直觉，要希望自己做的与别人不同，希望自己突出，这还是自我抑制不够的表现。到了朱元璋时代，较有自我意识的人或被杀了，或放逐了，就只剩下无自我意识的宋讷之流。他们不想在诗中表现与众不同，要求的是思想精神的自我修养：一是读圣人的书，一是不断和自己内心的私欲进行斗争。这不仅无时间去读古人的诗词，就算是读，也要多与诗中不合理学的东西斗争，无暇去吸取诗的精华，连弄虚作假的气势都没有了，诗成了平庸的产物。洪武末年，这样的情形变得尤为严重。

宋讷是元代成长起来的，元的时代可以造就宋讷，也可以造就高启、杨维桢。而朱元璋时代则只有真信仰孔孟而变得倔强的人，这是一种异化。如方孝孺、茅大方等可为代表。另一种是“三杨”（“西杨”江西泰和杨士奇、“东杨”福建建安杨荣、“南杨”湖北石首杨溥）和金幼孜为代表的。他们在思想上处处以孔孟之道要求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却不同。方孝孺等是以生命捍卫孔孟之道，而“三杨”是以孔孟之道为自己谋得好处。而使得他们表现出不同面貌的就是永乐皇帝的“靖难事件”，他们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有着突出的反映：方孝孺是坚决不妥协投降的，朱棣还是想用他，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人的名声也好。因此，要他起草诏书，可他不干。最后，这位永乐皇帝用了很残酷的刑法，并诛十族。《明史纪事本末》载，他的学生也被杀了。

明代成长起来的人有两种，少数是舍身取义的，多数是为己谋利的。这两种人在文学上大都是“存天理，灭人欲”，真假却有区别。他们的作品成了没有自我、没有感情的作品，但具有的是严重的说教成分。从历史上看，就没有什么文艺与非文艺之分，不论是否说理都是文章。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有说理，歌功颂德，必须讲究君臣之伦，无君就无一切享受和精神上的依靠，以及生活上的依靠。到建文、永乐时期，没有自我的文章占领了文坛，道德上不一样的人，在文学上则是一样的。

“三杨”和金幼孜，他们在年龄上比方孝孺小，是朱元璋教育路线下成长起来的。与高启比较，就可以知道教育的重要。几十年的教育，培养造就出了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的人。“三杨”及金幼孜们把自己看成皇帝的附庸。作品中连篇累牍地讲程朱理学思想。如《送周氏县丞之东莞》：“除书朝下彩云间，岁末承恩鬓已斑。”除书，任命诏书。其中可以看出个人与皇帝的君臣关系是摆得很正的。帝在天，民在地。诗中表现歌功颂德是其次，重要的是深入骨髓中的奴才精神体现出来了。他们不会真正地为自然景色所感动，也不会写出真正的自然景色之美。如《京师八景》，几乎每景都忘不了表现他们的身份和特点，如第一首《居庸叠翠》：“扈征常时经此处，坐看天际白云生。”用天上的东西比喻皇帝，这可谓是民族特点——颂圣。“征龙处处施甘泽，四海讴歌乐治平。”（《琼岛春云》）这正是“坐看天际白云生”一句的注释。自然景色的欣赏是人与自然的交融，但他们想的是如何与政治需要联系，就没有任何交融可言。这种愿为皇帝附庸的思想深入言行之中，处处可见，哪怕是不经意的一句话。

在“三杨”之前、高启之后，还有孤独的一代，也就是原来还有着旧的影响，后来受到新的教育的，在创作中与“三杨”等是相反的一代，代表人物就是方孝孺。方孝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至洪武九年（1376）他开始向宋濂学习。以中国年龄计算的方法，自1357年至1376年，已是二十岁，他这时才比较系统地接受儒家程朱理学的观点，少年时受的教育并不正规，二十岁开始思想受到严格训练，而很多方面受程朱理学的系统影响。他是一个真正的道学者，在思想上要求高，并不断改造自己。他的诗歌多为说教式的。由于受正规教育晚，原来的东西常常会冒出来。作为孤独时期的作家，创作也出现了矛盾。从他身上可以看出高启、杨维桢的诗如何变成“台阁体”的“三杨”诗的过程。他的《读荀子》：“道之不明，好胜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遗言大法漫灭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复章，圣人之业焕然与天地同功。彼处士者生于其后，务怀诽讪之心，以求异于前人。其心以为尧、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复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为哉？于是各驰意于险怪诡僻、涣散浩博之论，排击破碎先圣人之道……”他认为孔子的学说是唯一真理，孟子发扬了真理，而危害最大的是荀子。他认为要保护人的理性，不要让人的私欲来污秽理性。这完全是程朱理学的思想。方孝孺年轻时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在《家兄寄中秋会饮诗因分韵述怀以答》中有反映：

念昔童稚日，此身百无忧。良宵见明月，喜悦如有求。大母方寿康，诸祖未白头。开筵罗广庭，蔬果间殽馐。先公奉觞起，叔父迭献酬。玉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璆。酒行闻雅歌，鹿鸣和呦呦。岂无辨难言，礼仪皆先猷。肐略轻万事，高视旷九州。……座间二季父，豪俊邈无俦。慷慨颇蜂起，自许公与侯。酒罢宁复眠，长吟倚危楼。夜阑得秀句，叩户来相投。我时被钟爱，兄弟共哗咻。席宾欲亡酒，辄笑牵衣留。转眼二十年，存亡两悠悠。

他回忆年轻时的生活，是十岁前后到十六七岁阶段，其中可看出，他少年时过的是一种慷慨豪放的生活。尽管有“先猷”“礼仪”，但也有“慷慨颇蜂起，自许公与侯”。他的家庭，包括他叔父的思想风格与程朱有区别。程朱理学首先是考虑道德，即所谓“性命”“道德”是第一位的。性命，指人的本性，意思是天理为命。这是程朱理学最重要的事。但方家的传统是把“立身扬名”“建功立业”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扬放的、自高自大的东西，是典型地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的观念。“高视旷九州”中的思想正是程朱理学一再批判的。“天理”是三纲五常，这就需要把自己看作是无价值的，要服从天地、君臣、父夫，这样臣服，人人信服，从而人就失去了个人价值。而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那就是危险的，是不服从的根源，是程朱理学中“私”，是要加以反对的。“天理”是“公”，看重自己是“私”。方家的家庭教育与程朱思想是相矛盾、对立的。这首诗既然说“转眼二十年，存亡两悠悠”，至少是在方孝孺二十七八岁或三十岁左右所写，那时他已受到宋濂严格正统的教诲，但回忆早年生活时，还是流连怀念的。对不正规的生活也相当的留念。“席宾欲亡酒，辄笑牵衣留”，是指酒客们逃席，笑着让他们留下喝酒。在理学家看起来，这是不好的，是过分的，但方孝孺是留恋的。尽管方孝孺在理论上接受理学，而在感情上家庭教育打上的烙印却洗不掉。这是人的某种特点所决定的东西，与理学之间有矛盾，其中可知程朱理学与人性的矛盾。由此，他的诗歌有着明显的两种内容：《杂诗四首》《勉学诗二十四首》这类的诗，在方孝孺现存的诗中占多数，《吊李白》又是一种类型，在他的诗中占微弱的少数。《勉学诗·残灯结成花》，讲人不要因为私利淹没了灵智，为此要学习儒家的思想，属于说教性质的诗；《勉学诗·儿童聚嬉戏》是教导子女要孝顺父母；《勉学诗·妻贤少夫祸》是讲夫妻好合，不要吵架，让父母欢喜，是有韵的说教。《杂诗四首》中的“相如妙文辞”诗是批判司马相如的，司马相如文章写得好，但他贪图黄金，给陈皇后写赋，是做得不好的事情。人生只要是遇着拿到手的和要付出代价的，那么所作所为如何，这是看得出人的德行的，就是千载之后都看得见的。由此，方孝孺得出结论，司马相如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是“过富”。当然这也是说教的诗作。《吊李白》诗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观念。李白从唐中期后，就有白居易批评他，说他诗中少有国计民生，把个人看得高，国家看得低，是不符合儒家精神的。方孝孺却对李白评价很高，认为他比天地造化更厉害，自然一切都要变化、衰败，而李白则是永恒长存的。以儒家的观点看杜甫比李白好，方孝孺则赞李白而对杜甫不推崇，实际上是他的思想行为中与李白产生了共鸣。理论上是程朱理学的，感情上又是向往慷慨激昂的生活。这种向往是从小就根深蒂固的。方孝孺把自己看得很高的慷慨，以及喝酒作诗，与李白是一致的，这种家教和性格是与李白相近的曲折反映。方孝孺对永乐皇帝的态度，主导的是儒家程朱理学思想，而倔强则与从小培养的个性有关。诗中透出的是一种狂放不羁的特点，与杨维桢的《大人词》是相通的。从方孝孺可以看出时代的改变，元末的文学特点逐渐为另外的思想所取代。而后一种的思想倾向逐渐去除了前一种的思想倾向，“三杨”之后，诗坛就为理教所统治了。

茅大芳的生卒年代不详，他比方孝孺的年龄要大些，但不会超过十岁。他少年时期是在元末度过的，青年时期在明代环境中长大，与方孝孺是朋友，互相以“道”“义”勉励。在明成祖时期被杀。他的思想也是程朱理学系统的，其《早秋》诗：“寒蝉抱叶寂无声，络纬莎鸡应候鸣。微物尚能含至理，悠悠人事转关情。”《上鄂王坟》：“我有两行生铁汁，等闲不为傍人泣。今朝来上鄂王坟，一洒平原芸草湿。”诗中似有英雄气概，但也有可怕的一面。他把“泪”叫“生铁汁”，这虽表示刚强，与人不同，但也看出是在抑制自己。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关，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为未到伤心处”。即鄙视眼泪，认为哭泣是女人的事，为男人所不为。这虽有对男人的某种期望，但也可以看到对“不动心”的推崇，也说明许多事情不值得伤心，推演下去就是人可以做出许多残酷的事。如《三国志演义》中刘备打了败仗，带着少数人到了一人家投宿，这家人为了招待刘备，杀了自己的妻子做菜肴款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所谓男子汉气概，为了某种真理、事业，个人的生命是渺小的。男儿伤心事是很少的，残忍的事也不动心，亲人只要可以死得其所，他们也可以笑而称之，抚掌称好。《儒林外史》对此也有描述：王玉辉的女儿要守节而死，他认为死得好。这就是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而“泪”为“生铁汁”，也反映出为了所谓正义事业要牺牲自己，而且不能看成悲哀，要视为光荣。这与现在说的人道主义是不一致的。一方面可以看到坚强或英雄气概，这也是与礼教中对个人幸福、个体生命的漠视联系在一起的。诗的最后两句意思是，男儿只有为岳飞这样的人才值得哭泣。这也可以看出真道学与假道学的区别：用身心拥抱理学是真道学，而假道学则是让别人去殉道，缺乏真实的东西。仅这一点比“三杨”好。但是，这种真实之情也是可怕的。因为假道学尚可通融，真道学则是不讲情面到了极点。《早秋》中诗人在自然景象面前是无动于衷的，他所感到的是一种哲理的东西，是人生的道理，认为这种道理说明一切都有其时机，时机一到，“莎鸡”也可以像候鸟一样鸣叫，时机失去了就不能鸣叫了。所以，人也该不失时机。这一点与方孝孺的《勉学诗》也是相通的，都是要人即时努力。这是经常用儒家的道理学说在自然界印证的方法，作者不是为自己而生存，而是为人生道理而活着。在自然面前，他不是享受自然的给予，也不会为自然界失去什么而悲哀，出现什么而欣喜，而只是为“理”找自然加以印证，然后进一步去努力认识道理。由此可知，儒家是如何逐步束缚人的心智，作家如何逐步让自己的心智与儒家道德相符合。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理”是如何以儒学来征服自己，把人的生命活力征服、削弱的过程。这时期个人的心灵行为被否定了，不再是元末那样较为重视个人的心灵价值。明代初期由思想界的变化所产生的文学精神的变化，在文学创作中逐渐反映了出来。

[1]《明代文学与哲学》第一部分《先秦至元代文学与哲学》，请见《薪火学刊》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这里刊发的是第二部分（一），讲授明代前期文学与哲学，由郑利华教授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