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大千居士

江兆申^[1]

大约在24年以前，王壮为先生50岁的灵辰会上，我初识大千先生。那年参加灵辰会的人特多，似乎不下百人。而大千先生也适巧回台，所以成为盛会的主宾。大千先生所至之处，一定形成热闹场面，四周为人群所簇拥。我那时还算年轻一辈的，所以和几位年纪相近的朋友坐在角落里谈天。后来，张目寒先生发现了我，拉着我的手，分开人群，带我到大千先生面前，替我报了姓名。大千先生与朋友谈心，背朝着我们，听到目寒先生的话，一骨碌就转过身来。那时他的健康情况很好，行动非常利落，目光炯炯如电。他见我时一言不发，先从头到脚很仔细地看了我一遍，然后抬起头来说：“我在很多朋友口中听到你的名字。”我真有点局促不安，一时竟答不上话来。转眼间朋友们又重拾话题，而大千先生也忙于应对，所以我就退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印象，我觉得他很严肃。

后来我进了“故宫博物院”，大千先生也有好几次到过“故宫”。因为职务的关系，只知道他到了，而没有见面的机会。一次，特别幸运，他来“故宫”看画并进午餐，我能参与末席。席面上尽是老辈，但大千先生的话锋却专注在我身上，谈了不少先师溥心畬先生的逸事和两人交往的情形。

1976年年初，我趁被邀参加美国密歇根大学1月25日文徵明书画特展开幕式和讨论会之便，第一站便到旧金山附近的康美尔去拜访大千先生，时间是1月18日，由于路程不近而且沿途流连风景，在下午5时过后才到达环筚庵。天井式的庭园，在暮霭中光线并不甚强。坐定以后，方见大千先生银须飘忽地从盆景丛中缓缓行来。座谈很久，直到留饭之后才走。

话题谈到顾恺之的洛神图，大千先生认为美国费里尔博物馆所藏和辽宁所藏卷子都不到晋代。我试探着说：费里尔藏卷旧传王献之所书的洛神赋原文，很可能是宋高宗临的，而画里用笔的方法，又常常可以发现马和之运笔的习惯。大千先生同意是南宋，而辽宁藏本却略晚。大千先生说：“洛神赋中‘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銮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敦煌壁画中所画的洛神图，在洛神车驾四周，多画鱼龙之类的水生动物，其中形象也有像鳌鱼的。但从晋朝开始一直到武周时代，这些水族身上都不画鳞甲，传世的两卷却都加上了鳞甲。”的确，晚期的摹本往往较原迹加详，这种情况在研究古物的过程中，常常可以发现。

又谈到有一种笔墨比较细秀的八大山人，很可能是李蔚文仿作。大千先生早年在北平曾见过一张李蔚文画轴，画法全学八大山人，但较八大山人略秀。这张画题款是“李蔚文涉事”，另一行书“八大山人”。款在画的左上方，而在右下角又有一印，印文为“李蔚文印”。因为当时画商硬当真八大卖，价钱很贵，所以没有买成。大千先生说：“其实买下来就好了，可以作比较用，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些。”有些关键性的资料，研究价值实在很高。

随后谈到名山大川。大千先生以他的一生游历，始终觉得黄山第一。他说：“黄山风景，移步换形，变化很多。别的名山都只有四五景可取，黄山前后海数百里方圆，无一步不佳。但黄山之险，亦非他处可及，一失足就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又说：“画家与黄山多具夙缘，其中最杰出的是渐江、石涛、梅瞿山。渐江得黄山之骨，石涛得黄山之神，瞿山得黄山之变。这三位画家，虽草草数笔，亦无一笔不与黄山契合。”

大千先生于1978年回台湾，定居台北市外双溪摩耶精舍，与“故宫”距离，步行15分钟可到，亲近大千先生的机会自然也多起来。有一次我去看他，画室墙上正悬着董源的《江堤晚景》。大千先生在我身后说：“你看像不像赵雍？”我心中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我内心所想的正是赵雍。当时我答不上话来。大千先生接着说：“买进的时候，原认为是赵雍。但重裱之后，经过洗涤，树干上露出赵干的款来，像是后人加的。最后，我的女婿从北平给我找到故宫复印的赵孟頫书札。书札中说：‘都下绝不见古器物，书画却时得见之，多绝品，至有不可名状者。近见双幅董源，着色大青大绿，真神品也。若以人拟之，是一个无拘管放泼底李思训也。上际山，下际幅，皆细描浪纹。中作小江船，何可当也！’信中所描述的，与这张画完全相同，所以最后定为董源。”以前我也曾听人谈过这张画曾经改动过题名，但说的人原委不清。这是我亲听大千先生说的，所以特地记录下来。

又有一次谈到倪鸿宝。大千先生说倪鸿宝精于书而不善于画，凡是好画，都出代笔。后来我看过一张倪鸿宝的兰石卷，款书与画都非常好，但细辨之后，觉得画笔出于蓝田叔。当然，求倪鸿宝而得蓝田叔，也和求王羲之而得羊欣的故事相仿，真假问题并不那么重要了。

在外双溪所谈的事很多，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容纳的。他入医院以后，我曾去看他。那天他感到身体不适，声音有些低哑。话题自然谈到庐山图。他直抱怨体力不济，还有许多部分没有完成。又谈到那张一丈二尺高的墨荷时，他说：“在我眼力好时，大幅荷杆都是两笔完成，一笔从上至下，另一笔从下至上，两笔自然接榫。现在画一笔荷杆，要跑几步方能完成，而每一次走动，心脏便剧然作痛，所以每画一杆，必须先含一粒舌片。”

最后我见到大千先生，是2月5日在“故宫博物院”同饭。之后，就不曾再有机会看见他。去过一次，他已转入加护病房，没有见到。

曾几何时，而在4月2日早晨传来了大千先生的噩耗。虽然事在意中，但总有突然之感。刹那间往事如电，在心中乍隐乍显，没有一点儿头绪，真有说不出的紊乱与怅惘！

静下来再想，2月5日大千先生在“故宫”，那天正是大雨滂沱，送出门时，更为急骤。而几个月来也总是雨声不绝。不料风雨声中，这一颗光芒万丈的巨星竟悄然萎谢，似乎老天也在为之雨泣。将来要记的事也许很多，暂以一联寄托哀思：

寝馈敦煌，丹青万古风规远；

辍功庐阜，涕泣双溪水咽频！

（原载香港《大成》杂志第114期）

[1]中国著名国画家、文物鉴定家，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