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悠悠绘事：漫步梅丘意闲珊

我一生难忘的两个一百天

张大千 口述

被绑票的一百天

我早年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是被土匪掳去，被迫为土匪当了师爷100天；二是出家做和尚，也是100天！

这是我17岁那年发生的事。那时我还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假期回内江途中遭遇的变故，现在回叙已是50多年前的事了。

放暑假的5月间，已经很热了。我们求精中学的同学，八九个人打算结伴回家，有住永川的，有住荣昌的，有住隆昌的、安岳的，我和我的十弟君绶回内江。当时就听说路上闹土匪不平静，心想我们是学生娃儿又没钱，土匪（四川叫土匪为棒老二）抢也抢不到我们。初生犊儿不怕虎，大家商量好还是决定回家，动身的时候，六大二小共八个同学。

说起来也妙，我们都没有钱做路费。我们的打算，是沿途都有同学的家，走一天到一家，到一家拿一块钱再走下面一段。就这样由重庆都邮街出发，第一天到了白市驿过夜，一个同学到了家，我们要了一块钱，七个人第二天再继续走。

下一站到了丁家坳，后来成了大人物的刘伯承，以前曾做过我们求精中学的体育教员，当时他受命在丁家坳招安土匪。我们到了那儿，自然去找他帮忙啰。他也叫我们不要走了，再下去乱得很。我还记得刘伯承当时说的两句话：“江水浑得很，哥子们抓不开！”四川的哥老会口头习惯以“哥子们”自称，“抓不开”，“抓”音哈，意思是“管不了”，“江水浑得很”，就是局面乱得很。

但是我们只想赶紧回家，第三天到了永川过夜，又送了一位同学到家，我们又要了一块钱做盘缠，继续再走。

再走下去就有麻烦了，我们还有六个同学，四大两小，我们分成两组一先一后走，两个大的带一个小的。一位姓梁的同学是安岳人，还有一位隆昌人，他们两个带着我的十弟君绶，跟在后面。我和另外一个叫樊天佑的同学，带着一个姓杨的小弟，走在前边。

这一天哪，由永川走到邮亭铺之间，先后就遇到过六次小股的土匪找麻烦，我们也看不出土匪与民兵有什么分别。走到一处叫田坝子的地方，我们先听见有人在叫：“弯到！弯到！”（站住的意思）路边跳出三个拿土枪的人，不准我们走，那边小屋里又钻出几个人来，说要检查。我心里知道怎么回事了，说是检查，我们是身无长物，也搜不出值钱的东西，哪晓得我裤腰上的一根皮带给他们看上了，那倒是上海货。土匪要我解下来给他做挂枪的带子，我说那我的裤子总不能提着走路嘛，土匪说给你一根麻绳好了！

第一关遇土匪就抽走了我的裤腰带，总算还好，放了我们走路。走不了好久，到油房沟，又遇见土匪了，两个小子，一个要扣留，一个叫我们滚，结果仍经过检查，搜不出什么财物，才放了走路。如是者又遇了四次拦路检查，也是有惊无险，因为我们实在没得被抢的东西嘛，心里也就愈来愈不害怕了，遇土匪也不过这么一回事，哪晓得要命割筋的还在后头！

真正出乱子的地方叫邮亭铺。邮亭铺在永川、荣昌、大足三县之间。我们走累了，一日数惊，希望早点落脚休息，因此到了邮亭铺就向教堂里投宿。我还记得那位牧师叫磐定安。叫开了教堂的门，磐牧师神色紧张，他不但不留我们过夜，反劝我们赶快早走，离开邮亭铺愈远愈好，因为当天上午，民团打死了两名土匪，磐牧师说土匪当天一定要倾巢出动来报复，当地人都个个自危，生面孔谁也不敢留，怕被土匪误认为是民兵，连累大家都要遭殃。磐牧师说完，就把门关了，丢下我们六个学生娃儿面面相觑，进退两难！

我们同学中，那个杨小弟，人聪明而且蛮有主见。杨小弟首先不赞成再走，他说走也走不动了，也不知土匪究竟从哪个方向来，万一走出去碰上，黑夜之间，在路上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准被打死；不走嘛，大家可以休息。看教堂的围墙不甚高，但是石块砌得还可以避弹，大家就决定睡在石墙脚下，生死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们睡下来还不到两个时辰，只听见枪声像放火炮（爆竹），呐喊的声音逼来，我大胆伸出头向矮墙外张望一下，只见土匪成群结队，漫山遍野而来。这下大家都慌了，好像天下大乱，谁也沉不住气了，六个同学四散奔逃。我连自己的小兄弟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只听见哭的哭，叫的叫，杀的杀，逃的逃！

我没有逃多远，就被土匪抓住，好像身上哪里被枪弹打伤了，但不知道痛，血脉偾张，支持着，人也并未倒。于是，我被他们反绑起来，有的土匪叫：“又捉住一个爬壳！”好像又有人在辩说：“不是爬壳，是学生娃儿！”（爬壳指民兵）我心想，如果被他们误认我是爬壳那就休想活命了。

这一阵仗，土匪完全征服了邮亭铺。到了晚上7点多钟，土匪也怕民兵来反攻，他们绑架了我们这一群俘虏要撤退，回他们贼窝子里去。公路两旁成串的绑着俘虏。我四处张望，只看见那个叫樊天佑的同学，也远远的绑在路那边，不知他看见我没有，其余的同学一个也未发现。当时我真想哭，看见被俘虏的总算还活着，未看见的八九都凶多吉少了，也没有看见我兄弟。我自己有死去活来的感觉，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所谓人死，必然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被押在路上走，我只知道跟在我身边的俘虏是个西医，他注意到我头上的伤了，他说大概是枪弹擦伤，好在血已凝结起来封住了伤口，大概不要紧！

我又听见前后左右的土匪在七嘴八舌地说：“前面那个穿绸衫、梳拿破仑头的杂种，好像是吃教饭的样子，吃教饭的多半没得钱，把他毙了算啦，省得押着走累赘！”又有人反对。所谓梳拿破仑头的，就是蓄的西装头，发偏分；还有梳华盛顿头的，就是正中分开的样式。梳拿破仑头的，好神气的啊，可是土匪看不顺眼，就有人提议要先毙了……

土匪把我们押到一处地名叫千斤磅的地方，我知道这儿出大水牛，是不是秤牛要用千斤磅，才叫这个地名，我就不清楚了。到了一家大客栈，看样子已被土匪占了，临时做了匪窝子。一个戴着巴拿马草帽，穿绸衫的人出来，连叫“兄弟们辛苦了”。我心里在猜：看派头，大概是匪头子了。我当时已在盘算如何才能脱身，注意谁是可能救我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可以发号施令的头号人物！

在这个客栈里，土匪们都休息吃饭，但是没有给我们饭吃。土匪开始清查我们这批俘虏的底细，我才知道糟了，他们是把我们当肉票，要我们写信回家去勒索钱！

土匪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家里收租多少？我说，我姓张。从此，土匪们就叫我“老跳”了！土匪忌讳直称姓名，习惯上都要转几个弯。这倒充分显示四川江湖客们联想的丰富，姓张，联个成语，用得最多的就是“张皇失措”啰，张皇失措的表现之一是跳起来，所以把姓张的叫老跳，“跳”的音念来近似于“挑”。在匪窝里，从此我就被叫为老挑而不名！

他们问了我的姓名籍贯，也相信我是求精中学的学生而不是“爬壳”，但是他们要我写信回去要钱赎身。我说这个信怎么写嘛，要多少钱才能放我？

就是那个戴巴拿马草帽的人教我写信，后来我也知道他姓邱，叫邱华裕。他说：“你就写龙井口的老二把我拉了，要赶紧送四挑银子来赎！”我才知道这伙土匪是龙井口的，他们要勒索四挑银子，一挑银子就是1000两。我说我家出不起这么多银子，就与他们讲价还价。我出一挑，他们就减为三挑，又要我加一挑，扯了半天，我知道这封信还是非写不可！

等我提起笔来写这封好不伤心的信，没想到土匪一看我的草书，有一个就以赞叹的语气叫出来：“这个学生江娃儿写的字好溜刷（又快又好的意思）！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学生怎么又叫江娃？因为江猪最肥嘛，被绑的肉票，土匪都视为肥猪，又因我年纪还小嘛，所以又被叫为娃儿，把这些多重意思加起来，他们省了几个字，凑合出这个名字就叫学生江娃儿！土匪们居然也欣赏我写的字了，我可不愿他们留我做什么师爷，我假装未听见，继续写我的信。那个姓邱的舵把子，大声吼住我：“听见没有？不要你家里的钱了，我们要留你做黑笔师爷！”我说我不干，我还是要回家，继续去念书。土匪说：“你念了书要想做啥子事嘛？”我说念了书将来可以教书！土匪说：“教书能赚多少钱一个月？”我说教书可以赚8块到10块钱一月。土匪们哈哈大笑，他们说：“你这个学生江娃儿真没出息，我们留你做师爷，随便分一股给你，每一趟都不止一两百个赖儿脑壳！”（指袁世凯的大头银元，因为袁大头的光头，癞子不长发，以“赖儿脑壳”来指大头银元。）

我还是不肯，那个姓邱的土匪头光火了，一拍桌子骂我：“你狗坐轿子，不受人抬举！再啰唆，就把你毙了！”我还敢说啥子嘛，就这样被逼上梁山。17岁的中学生，竟做了龙井口土匪们的黑笔师爷！

我想先保住了命再说，我问他们当黑笔师爷要做些啥子事情，他们说要我给绑来的肥猪家里写信要钱啦，出告示啦，管账啦，都是师爷做的事情。

一听要我管账，我就计上心来，我说我在学校的功课中以数学最坏，钱与账一定会弄错的，我保举我的同学樊天佑来管账，我说他的算术最好。我说的倒是老实话，主要也是想先救我的同学，但是那个姓邱的土匪头说：“有你一个人就够了！”

我惊魂甫定之后，又想起我的十弟了，我求土匪们帮我问问，有没有人看见另外的学生娃儿，特别是我的小兄弟。有个土匪回说，他看见过一个小孩，躲到人家房里去，在蚊帐中被烧死了……

唉，探听不到弟弟的确实下落，我的手是松了绑，樊天佑却绑在那边没有放。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抱着枪的土匪一边睡一个，把我夹在中间。临睡之前，他们还对我提出警告说：“学生江娃儿，不不，现在应该叫你师爷了，你给老子可要放漂亮点，半夜里可不要开小差啊！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逃是逃不了的，抓到了可就会给毙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又怕又惊、又累又受伤之后，那一夜我也睡不宁，尽做噩梦。半夜里我梦见自己眼见君绶十弟被土匪杀害了，我放声大哭，都哭醒了，也惊动了旁边看守的土匪，他咕噜我说：“你怎么搞的啊，半夜里号啥子，快睡！快睡！”

第二天，这一伙土匪还要去打劫峰高铺。那个姓邱的匪首，居然派了两个兄弟，还有一乘轿子，先送我这个师爷回龙井口窝子里去。居然有轿子坐，前后还有背枪的土匪跟着班保护，想不到黑笔师爷还如此神气！

我被两名土匪两个轿夫，押送到了狮子场，这儿也是土匪的势力范围。在路旁放哨的两个土匪，居然对着我的轿子行举手礼，敬了礼后，大概又发现不对，我听见他们在问押送我的土匪，一问一答颇有味道，我假装打瞌睡未听见，放哨的问：

“这小伙子哪来的？居然用轿子抬回来？”

“拉来的一匹江！”（他给我面子，省了那个猪字。）

“家里干啥的？是不是很肥？”

“听说是开杂货铺的！”（这是我对土匪们扯的谎，原想他们不要勒索得太多。）

“开杂货铺的多少油水？我看不如抛了算啦！”（我弄不清楚所谓“抛了”是“放掉”还是“干掉”，我又喜又怕，当然希望说的是放了！）

“那怎么行，邱哥子交代的，三房要把他留下来做师爷，怎么能放？”

“年轻娃儿怎么能做师爷？”

“哼，别看他年轻，人家可是洋学堂的大学生！写的字可真溜刷！”

“哦，怪不得要用轿子抬他，还派你两个跟着！”

快到土匪窝龙井口了，山路愈来愈陡，沿途偶尔撞见的都是土匪自己人，有人问我的两个土匪跟班：“你们回来哪，抬的娃儿是不是油混子转抄来的？”他们回说：“就是嘛！”

爬山路，上龙井口的时候，一个土匪跟班对我说：“老挑，我们龙井口这里好险要啊，官兵就是一两师人都少来打转转！”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两师人也不易攻上来。龙井口的地势的确很妙，山路很陡，但顶上却是平原良田，看起来就是一处四川富饶的农村，哪里像是土匪的山寨！

我的轿子一停下，好多男女老幼都围拢来，学生哥在他们眼里也成了稀奇活宝，大概他们以前掳来的没有学生娃儿。

两个土匪跟班把我送到一处楼房，他们说师爷你住楼上，蛮受优待的样子。中午饭吃的是粉蒸肉，晚上大伙儿都回来了吃得更好，又是肉又是鸡！

看土匪们班师回巢，他们也有一套仪式，所有的枪都架起来，杀了雄鸡，用鸡血祭枪，还要烧纸钱，由匪首来拜！

到晚上我才知道，龙井口的舵把子（土匪头），大家都叫他“老毕”，后来我才知道是篦子的篦，当然又是拐弯抹角叫出来的花样，不会是姓篦。老毕抽大烟，躺在烟盘子旁边。他们带我去见他！

老毕对我蛮和气的，居然还赏我一份见面礼，他说：“你来跟我们做师爷，很好，听说你的字写得很溜刷……”他找出来了一对象牙章递给我说：“这个给你，你们做师爷耍笔杆的用得着，我们玩枪杆的用不着这玩意！”接着他又找出来一顶带红结子的瓜皮帽，给我戴在头上，他打量一番，满意地说：“这样就像个师爷了！”

老毕这些观念，我猜想他大概是看戏得来的，硬给我戴上一顶红结瓜皮帽，我的感觉是有被侮弄的成分，弄得像一个小丑，把我当猴子耍，让他们开心。可是那时候，我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

我看老毕对我还蛮和气的，我冒失问了他一句：“请教贵姓大名？”他回说：“我们黑道上的规矩，最忌讳人家问姓名，别人叫我啥子你就跟着叫好了！”土匪忌讳你问姓名是有道理的，谁知道哪一天就会有人被抓去，再亲近的伙伴也彼此不知姓名的好，否则一招出来头儿叫什么，不是方便抓吗，叫不出姓名来总不好通缉，也不会连累亲人。

但是后来我还是知道老毕本姓苏。姓苏的为什么叫老毕？梳子篦子嘛，又是这样联想出来的！谁说土匪没有学问？他们的名堂才来得多！

我在龙井口，并没有为老毕做啥子事，也没有安顿两天，就听他们说：“水涨了！”军队追剿要来攻龙井口了。土匪要转移阵地，要带着我逃，对我这个师爷还是不放心，逃的路上就要把我的手绑起来。转了两处地方住，白天还准我走动走动，晚上就不准我出门，还是防我开小差！

离开龙井口，我就没有看见过老毕了，好像我被移交了，我属于另一个土匪头子，大家叫他老康。老康本姓赵，赵、罩同音，罩起来就是盖起来的意思，四川话“盖住”，就说“住”，所以姓赵的叫老康！（按：这个字的写法是，重庆有个地名叫井，在川语中似只有康字的音较近。）

老康是我在被土匪绑架后，所遇到的几个土匪中对我最好的一个，几次都是他救了我的命，要不是老康照顾我，那必然不能活着逃出来。所以每摆到这些龙门阵，老康虽是土匪，后来他也曾一度被招安了，虽然他逃不了惨死，但他讲义气，在我心目中，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回想起来，好多经历也真妙。有一回被迫跟着老康他们去抢人，那次抢劫的是大户人家，只见土匪们翻箱倒柜地在搜，我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人警告我说：师爷你也得动手拿东西呀，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我想我能抢啥子嘛？看了看，那家人书房里书倒不少，我就在书房里拿了一部《诗学涵英》，哪晓得又被另一个土匪训了几句，说别的不好抢，怎么抢书？输字犯忌的，逼我换别的，我无奈何再看，壁上挂了四幅《百忍图》，我就取了这四幅画，把那一部《诗学涵英》裹起来！一并带了走。

说起来你或许会不相信，我学做诗，也就是在匪窟里这段日子开始的。《诗学涵英》——抢的赃物，就是我自修摸索的启蒙书。没事的时候，我常捧着书本，酸味十足地躲在后院吟吟哦哦一番。有些时候，自己也胡诌几句，自己摇头晃脑地陶醉一番！

有一天，我自己正在后院里吟诗朗诵，突然听见角落里那间小房内有人在呻吟哼唔，我在窗边张望一下，看见一个带伤的老头子，他对我说：“你这个娃儿还诌什么诗啊，这儿不是土匪窝子吗？我都要被他们折磨死了，你还有闲情逸致吟诗，岂不是黄连树下弹琵琶！”

你猜他是谁？我一问，才知道他是前清中过科举，有过功名的进士老爷。他被土匪绑了票，勒索信去了好久，要的银子太多，大概凑不足，未能送来赎人，过了期限不来，土匪就经常打他，给他吃苦头，所以他受了伤在呻吟。

这位进士公的姓名，我现在记不得了，中过科举的进士老爷当然做诗做得好啰。他听我胡诌的打油诗，只说我黄连树下弹琵琶，他还没有说我是孔夫子门前卖孝经哩！

从此，我为他求情讨饶，他教我做诗，我才弄清楚什么平仄对仗……

在跟康东家的日子，东移西动地随时在转换驻地，有一回与另一股土匪遇合住在一起，才又看见我那个可怜的同学樊天佑！

我们虽然同时被掳，但那一次的土匪来路不同，可谓三山五岳的人马，派别很多。我的运气很好，遇到的几个土匪头，老邱、老毕，以及康东家都比较仁厚讲义气，所以我受优待，未吃什么苦头。樊天佑可倒霉了，他落在一个很刻薄的土匪头子手里，所以一直受虐待！

我一看见樊天佑，他就直对我哭，他的两手仍然绑着，人瘦得不成样子，他的手被绑久了血脉不通，都肿了。他哭着求我救他，我也难过极了，与他抱头痛哭，结果招来看守他的土匪一顿臭骂。我安慰樊天佑说，我一定去求我的康东家出面来为你讲情，我一定设法先放你回去！

我义不容辞地去求康东家，老康说我的那个同学是跳子手里的人，他做不了主。我求他出面讲情，跳子也姓张，一脚受伤跛了，四川话叫跛子是子。跳子人很横，不好讲话，但康东家答应代我去说情，我要求放樊天佑回去，再送钱来给跳子好了。

跳子看我们康东家的面子，可以谈判放人，但先要问樊天佑能出多少钱？跳子要价仍是四挑银子。我知道樊同学家并不富有，出不起这么多钱，请求减少，跳子一瞪眼说：“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家里出不起钱？哪还能供他念大学！”我同樊天佑都求他说，我们念的是中学，不是大学，樊家确实没有钱，求他做好事！跳子回答的话好狠，他凶神恶煞地说：“就是一条瘦狗，我也要咬它三斤板油！”

几经讲价还价，还是我的康东家在旁帮忙说话，最后跳子才同意800银元，条件是以我作保人才能放樊天佑，限他10天之内拿钱回来，否则他就要杀我这个保人！

我同樊天佑又哭了一场，他怕回家也凑不到800块钱，我说我写封信要他送到我家里去，一方面可以帮他凑钱，也是来救我的命；另一方面也通知我家里带钱来赎我，虽然康东家待我很好，但我也不愿意跟土匪过一辈子啊！

条件虽说谈定了，跳子只肯解开绳子放人，樊天佑一个钱的路费都没有，怎么走得回去嘛。最后还是我们康东家仁义，给了樊天佑两百小钱做盘缠，外送他一顶斗笠。我与樊天佑真是痛哭而别，他是万分感激我求情，我担保，才能放他一条生路，但也知道我的命就系在他的身上，路上不太平，出任何岔子都会影响10天限期。我眼看他上路，只求他无论如何10天之内要赶回来，他哭着直点头，我送他真所谓“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哎呀，把他送走了，我的心才开始紧张，天天算日子盼他回来，尤其过了六七天还无消息，那才真是愈想愈急愈害怕。跳子那么凶狠的一个人，他说得出做得到。我天天在门口伸着颈项望，每望一乘轿子来了就心跳，结果总是失望！

到了第八天头上，我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可恶的是跳子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兄弟，他当着我的面故意去磨刀，又跟他们那一帮土匪说，磨利了刀锋好砍某一个人的脑袋，已经够吓我的了；这个小鬼还不过瘾，他竟然把磨过的刀锋，放到我的肩头上来比画比画！

他向我说：“喂！老挑，今天是第几天，你作保人总该知道还有几天限期？”我忍气吞声地回答：“我知道，今天第八天，我相信在这两天内，我那个同学一定会赶着送钱来！”那个小鬼说：“我怕再过两天，你老挑的脑袋要搬家了啊！”

当时我想八成这个脑袋保不住了，跳子的小兄弟如此恐吓我，足证跳子真的会下此狠心。我一夜睡不着，想来想去只有求康东家才能救我的命。第九天一大早，我就去求康东家，我把跳子的小兄弟头天磨刀吓我的事对他说了，我说我的同学一定在赶路，只求康东家对跳子说情，再宽限几天，否则他们要拉了我去砍头！

我着急害怕得不得了，哪晓得康东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三句话：“你是我的人，跳子有多少筒筒？他敢抢你去吗？”多少筒筒，就是指多少杆枪筒子。有了康东家这句话，我就吃了定心丸！我想，对啰！谁不知道我是康东家的师爷，康东家怎么肯让跳子抢了我去砍头，不说顾我的命，他也要顾他的面子。但是我也担心，他们两派很可能要为我翻脸，说不定会自相残杀干起来，我自己能不能脱险，也总是问题！

第十天的一大早，康东家就带了我们走了，我开始还以为他是避免为我作保的事与跳子起冲突，带领人马一走了之，结果才不是这么回事。原来康东家早已暗中与官方的人接过头了，他接受招安，被指定带了手下到来苏去接受改编。

到了来苏，我才知道这回事，心里很兴奋，既脱离了跳子要命的威胁，又可以不再做土匪了！康东家既已接受了招安，大概我也可以请假回家去了。

可是只停了一天，康东家又接到通知要他把人马带到松溉去。松溉在泸州下游，扬子江边上，此地出碗。到松溉，我们康东家被改编做了连长，当了官；自然恢复本来姓名，可以叫他赵连长了。我这个土匪黑笔师爷，也跟着招安改编做了赵连长的司书了。嘿嘿，我这个司书在松溉还做了个把月哩。

我没想到招安之后，依然有人找我的麻烦：在康东家做土匪头的时候，手下有内管事、外管事之分，内管事管钱管账，外管事专责带领人马对外抢劫。康东家手下的外管事姓罗，此人一向对我不大好，但因碍于康东家，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招安之后，他也做了排长。

可是这位罗排长贼性不改，在他心目中他一直认为我是绑来的肥猪，所以他总想在我身上动脑筋弄些油水。有一天，这位罗排长突然把我叫去说，康东家目前虽被招安了，但至今上面还没有发过粮饷下来。他又说，康东家过去还欠他的钱，如今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我家里有钱。又说康东家一直对我很好，要我报答康东家，要我写信回去，要家里赶快把钱送到永川，由他派人去取，拿到了钱，就可以放我回去！

我心想：当了这么久的师爷，他们还是把我当肉票要勒索嘛。我说要多少钱呢，罗排长说总得三四挑银子才能解决问题。我心里明白，先应付了他再说，佯装答应了，等我一离开罗排长，就去向康东家报告。我心想真要是康东家自己的意思，我感激他救了我的命，一定照办。康东家一听大怒，立刻就把罗排长叫来大骂他一顿，骂他不长进的王八蛋！当了排长还在想勒索，并且警告他再打坏主意，就要把他送去军法从事！

我知道罗排长从此更恨我了，我自加小心，不离康东家左右。

没有多久，队伍又开到来苏去，我再去找那个在福音堂教书的同学，不知家里有没有消息……

有一天忽然枪声连天，又打起来了。我一点也弄不清楚谁打谁，赶快向福音堂里躲。打到下午，枪声稀了，我想大概康东家把来攻的土匪打退了。教堂有人敲门，牧师去开门，我站在他背后，进来的民兵我都不认识。他们一见我就大叫，这后面还有一个，赶快给抓回来！

当时我亦大叫，你们不要认错人了，我是三营的司书张权！他们还是把我捉去了，幸好我自报姓名，大喊大叫，才未被他们乱枪打死，结果把我送到来苏寨上去，接受三堂会审！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地方军队虽说招安土匪，但决不真的信任土匪，等到机会，安排妥当了就围剿。康东家就吃了亏了，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围剿他的是一位姓帅的麻子营长，把我捉去审问的就是帅营长，还有吴东海区长，另外还有一位姓王的区长。

我原原本本说出我是求精中学的学生，如何在放假途中被土匪绑票，做了师爷等经过，招安之后，改编做了司书，确确实实不是土匪。幸亏有福音堂的牧师来作保，证明我说的不假，但帅麻子把我暂交给区长看管，说派人到内江我家里去调查是否确实。

我住到王区长家里去，我才知道他是上一任的老区长，他同他儿子都待我很好。那一段时期我胃口奇佳，一顿要吃他们四碗饭。哪晓得他们也是要钱的，他们要我写信回去要钱，报酬他们供养我。真是想不到的事，土匪把我当肥猪要勒索，没想到做区长的，也想在我身上弄油水！

住在区长家里，我才探听出来康东家是被打死了。据说他是腿上带了伤，躲在墙角下，大概他的手下准备放火烧民房，康东家不许放火，大声叫着阻拦，声音出来了，被民兵发现，隔着土墙，一枪把他打死的。我听了很难过，他这人真讲义气，并不是坏蛋。

那个真坏蛋罗排长也被打死了，后来是集中尸体时，从他的裹腿上写的姓名才证实是他。

后来是我四家兄赶来荣昌，他写信拜托永川县长，来与帅麻子帅营长交涉，才把我接回去的！

我记得是5月30日遇匪被绑，直到9月10日才被四哥接回去，前后正好整整100天。

樊天佑确实送信到我家里去了的，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所以由我家里打点来营救我，我四家兄就是这样赶出来的。只因为那年头，四川乱得很，我四家兄还未赶到时，我又被康东家带走了，辗转追寻，一直托到永川县才总算找到我……

我被接回家才知道我的十弟倒很幸运，那天他居然逃脱了，就是那位安岳的梁同学一直拉着他的手在跑，后来由梁同学把他送回我们家的。我这位梁同学，以后还做了林森主席的卫队营的秘书，我们在重庆还会过面！

做和尚的一百天

我的未婚妻，原本就是我的表姐，比我大三个月，我们的感情极好，可惜她过早死去。她叫谢舜华，尧舜的舜，中华的华……我由日本回来，本想回内江祭吊尽心，可是正逢张勋在闹复辟，兵荒马乱，我回不了四川，家兄又命我回日本，那年我20岁。我21岁（1920年）由日本回来，当时我确实有过念头，今生不愿结婚了。

我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

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主持是逸琳法师，“大千”就是逸琳老方丈为我取的法名。起初，我完全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我由松江募化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观宗寺的知客僧一见是我，大不高兴，说我这个野和尚不知趣，又来找麻烦。我笑着告诉他，这一次是你们老方丈请我来的，直到出示了谛闲法师的信，他才无话可说，让我进门。

谛闲法师要我去，是看了我的信，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70多岁的高龄，我20岁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词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我实在想不通，要我烧戒也不甘心，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逃出观宗寺！

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我并不是要还俗，我只是不愿意烧戒，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墓，渡船钱要4个铜板，我当时只有3个铜板。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上了船，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请他慈悲。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开口就骂，他说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渡来渡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我忍气吞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逞啥子强。过了渡，倾其所有给他3个铜板，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我走的。哪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破口大骂，骂我野和尚不给钱。我也开口回骂。更令我恼火的，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

骂人还不要紧，拉扯之间，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我一怒之下夺过桨来，就把他打倒。他大叫救命，岸边的闲人等，也大叫野和尚打人，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一点儿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

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

我写信给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上海的朋友们，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他们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同意这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我可以去挂单寄住。他们不告诉我庙在哪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说是来接我，然后陪我去庙里。

那一天，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

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来，等在月台上抓我！

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我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结婚这年，我22岁，我的原配名曾正蓉。

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前后刚巧又是100天。

（谢家孝笔录。节选自台湾《传记文学》第42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