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茜　溪山舟行图)

史与思：李广算是英雄吗

提出这么个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被人拍砖的。早年我曾很喜欢李广，一方面是因为在太史公的不朽巨著《史记》中，李广被塑造成一个光芒四射的悲剧英雄；另一方面是从那之后，中国古往今来无数重量级的文人，都为李广留下了不朽的名句。渴望建功立业的唐代诗人尤为喜爱，诸如“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王勃)；“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卢纶)；“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连毛泽东也在1931年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都写了：“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早年间烂熟于心欣然神往的诗词中，就有一首是辛弃疾“夜读《李广传》，不能寐”所写的《八声甘州》：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

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

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

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

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

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

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这首词不仅寥寥几笔勾画出李广的形象，而且有细节有出典，更兼作者注入自己的身世遭遇，读来令人一唱三叹，满怀同情。显然这是最初李广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是司马迁所意欲塑造的那个形象。我16岁时曾在黄河支流芝水畔呆过一段时间，芝川水滨有太史公司马祠，古道自河岸伸向山岗，踏阶而上一路古柏参天，那种高山仰止的印象记忆犹深，这些都加深了我对《史记》中英雄的认同。此后多年每当闲适无聊，便看看《通鉴》之类的史书，随着年岁渐长，有些小疑问也就慢慢地浮出来了。就说这李广，名气这么大，他也说自己“臣自结发大小七十余战”，但是披阅诸史，却实在是找不到多少令人震撼的战绩。于是便奇怪了，西汉初期堪称名将如群星闪烁的年代，李广是文景之时出道的，汉文帝也曾经安慰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然而那个时代终究成就了周亚夫那样的英雄，李广一直到文帝的孙子武帝用兵匈奴时候，多少人因斩首虏获封，他却还是没有博得多少功名。按说汉武帝对李广原本还是很偏爱的，李广是秦代名将逐杀燕太子丹的那个李信的后代，名将之后世世受封，又有家传的好武艺。在他自杀多年之后，汉武帝还惦记他，重用他的孙子李陵。按说他原本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了合适的人”，天时地利人和无不交集，偏偏他虽然留下了不朽的名声却没有成就不朽的功业。于是便在想，李广这个声名远扬的英雄是哪里来的？难道真的是浪得虚名？

五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实力政策：英雄也有分量》，那是和朋友聊天时候说起李广而写的。朋友有个极有见地的观点：“李广是一个不能长大的青年。”李广出道很早，武艺很好，骑射手格都很了不起，所以很快就在皇帝身边崭露头角。但就像很多高考状元一样，少时了了大未必然，李广在此后四十余年的征战生涯中，几乎没有多大进步。他自己对此事很是郁闷，曾经找了个叫王朔的算命先生为他看相。对于这一段，司马迁是这样描写的：

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看得出司马迁虽然很同情李广，但是也同样困惑李广为什么没有建立功业。其实在汉代，功过赏罚是很分明的，而且也很量化，以首虏论军功，只要你杀敌多自然可以获封。而李广虽然大小七十余战，却实际上杀敌很少，最多一次右北平之战好像是杀敌四千，但是自己损失也差不多，只能算是功过相抵。无可奈何之下，太史公在书里写了这么一段是要把李广的遭遇推诿给“运气”，李广死前最后一次出征，原本武帝嫌他老不要他带兵征战，他再三请求要做前将军，皇上没法只好依了他，但私下里却对统帅大将军卫青说：“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似乎连皇上也觉得李广这人运气实在是差。我一直在想，运气这种说法除了李广自己至死没有自知之明外，也许还是司马迁刻意维护为他所做的辩解。

一个人做事虽然有运气的因素，但是如果把一生遭际都推给运气，那确实是一种不明事理。所以我很赞成朋友所说的，李广是一个长不大的青年。年轻时候身健体壮，武艺高强，反应灵敏，搞点擒拿格斗、单兵作战什么的，那也是军人素质的必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能老是靠这一套干下去，更不能陶醉于这种个人技能的自我满足中。这就如同我们今天看一个青年，头脑灵活、反应灵敏，善于应付突发事件，一定会觉得这小伙子素质好有前途。但是这小伙子如果仅仅满足于此，不去图谋更深刻的钻研和思考，不注重于在更高层次上的探索和谋划，没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深谋远虑，那么终其到老估计也不会有多大出息。据说那些高考状元们基本上后来都没有什么大成就，估计也有一些这种因素在里面吧。看看李广打过的那些仗，史书上有所记载的只有7次，而且还是败多胜少。可见他自己说“大小七十余战”，真正到可以载入史书上的时候，却基本上都拿不出手。这似乎也是他没有大成就的一个表面原因吧。事实上除了表面原因外，最重要的还是内在原因。这内在原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逞匹夫之勇而不谋运筹之略。人们常津津乐道于李广与程不识用兵之不同，所谓“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鬬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但是程不识也意识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一个将军带兵打仗，来点同甘共苦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需要的，但是如果真的以为光靠这些而不加强戒备，不执行严格的军纪，没有临机布阵谋划战机，那肯定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所以李广充其量只是一勇将而非良将，李广之勇也是匹夫之勇而非英雄之勇。

二是逞个人意气而少宽阔胸怀。很多人都知道名将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而这位自称将兵多多益善的军事家，在功成名就之后不仅没有报复当年侮辱他的少年，而且还说这人是个壮士，用他做了军中的中尉。李广则不然，辛弃疾词里所写的“恨霸陵醉尉，匆匆未识”这件事，是李广在雁门之战中损兵1万余人，自己仅以身免，之后受到军法处置，当了两年的平头百姓。某次夜行报上名头人家不买账，于是便怀恨在心。史书说：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就这么一件小事便记恨，一有出头之日便把人家给杀了，说实话这很能看出李广的胸怀。而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这也正是没有大将风度的一种表现。

看司马迁《史记》看到打仗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也纳闷。先前作咏史诗曾写到卫青、霍去病，那两个人物叱咤疆场，卫青5次出击，杀敌5万余；霍去病4次出击，杀敌11万余。论军功和李广那是有天壤之别，但是他们俩在《史记》中也只是合为一传，还没有享受到李广计划单列的待遇。所以南宋学者黄震难免要说：“卫、霍深入二千里，声震夷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看来司马迁在这里是很偏心的。实际上卫青无论军功和人品，在当时都是深受赞扬的，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物。李广死后，他的儿子李敢认为是卫青害了他爹，曾经击伤卫青，但是卫青隐匿此事没有计较，还是放过了他。后来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在随皇上打猎时借口射死了李敢。很难推断司马迁这样抑扬的心理了，但估计他对李广的偏爱和他因为李陵辩护而受刑有关。李广是李陵的爷爷，又是个很有名的遭逢不幸的人物，这在很大意义上颇能寄托司马迁的情怀吧。而卫青则多少因为姐姐卫夫人的缘故，有了外戚的牵连，这又和司马迁受刑的另一个因素，即被认为非议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有关。如此这般他的笔墨便随着情感的偏颇和同情的倾斜，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写到这里突然觉得很有趣，本人姓卫，但没有家谱不知道和卫青有没有牵涉，而我的外祖母却的的确确是司马迁家族的后代。读史不知不觉读到了自己家里了，这确实也是一种历史人生的巧合啊。

2012-8-8

实力政策，英雄也有分量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在历史的长河中，古往今来多少英雄人物。常言说时势造英雄，大凡伟大的时代，往往英雄辈出。这样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所以龚自珍诗中才要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出。”看来这样的时代需要时间的积累。战国群雄逐鹿，痛苦磨砺，霸业纵横，百家争鸣；汉武雄视一代，连接西域，横绝漠北，秋风长歌；唐宗贞观之治，文韬武略，星云灿烂，盛极一时。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英雄汇集的时代，不仅挥戈万里纵横驰骋，而且文化昌盛风骚万古。孙吴孟墨是英雄，卫青霍去病是英雄，李白杜甫又何尝不是英雄？一个有英雄基因的人，如果出生在诞生英雄的时代，那无疑是一种大幸，所谓风云际会说的就是这个。

不过说来这英雄也有分量，就像是如今游戏里那些作战的动画一样，各个级别不同，有大英雄也有小英雄，形形色色，各具风骚。有些英雄寻常的印象里很是了得，但仔细思忖，却也算不得什么大英雄。这话题是从《汉武大帝》引起的，闲来网上再看这部电视剧，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英雄令人长叹，另一个人物李广也令人感慨。

李广是一个古往今来被赞赏备至的英雄，正史如《史记》、《汉书》对之大加褒扬，其后许多文人笔下的李广也都是一个可歌可泣的飞将军。史书里面讲到，汉文帝时候李广尝侍从皇上骑射精湛，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景帝时又跟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在昌邑城下杀敌夺旗，授为将军。后来多次与匈奴交战，勇悍无比，故匈奴号曰“汉飞将军”，避之，数岁不入界。然而遗憾的是，虽然早年文帝给李广贴了一块金字招牌“万户侯岂足道哉”，只是文帝没有料到在他死后几十年的辉煌历史中，成就了周亚夫、卫青、霍去病等汉匈战争中最闪耀的将星，而李广生逢一个伟大的时代，却终究没有多大作为。征战多年的资深李广，其战绩不要说与那个小小年纪就功成名就、晋身大司马的骠骑将军来比，哪怕是和多年之后他的孙子，那个以5000步兵奋战匈奴10万铁骑，刃裂轮绝杀敌无数，最后下马被俘毁掉英名的李陵也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有些人天生就具备大英雄的资质，如霍去病自小就是大将之材。他没有学过兵法，18岁即率军作战，汉武帝要教他兵法，他却说打仗只要明白大致方略即可，没有必要学习古代兵法。他多次悬军深入轻车迂回，都是临机立断对骑兵战术的精湛运用。霍去病是一个在短暂之间放射出极为强烈光辉的英雄，立功封侯了汉武帝要为他盖房子，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以至于24岁的时候便英年早逝，竟也没有留下后嗣。相比之下李将军沙场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臣自结发，大小七十余战”，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大称道的。李广60岁在垂暮之年参加决定性的漠北之战时，因失道无功，最后引颈自杀，这使他成了历史上最窝囊的将军。如果仅就战功和重量级而论，24岁的霍去病是大英雄，而60岁的李广则最多只能算是个小英雄。

但是后来的文人却对李广称赞备至。这除了李广生涯本身的一些传奇色彩外，更重要的大概来自于司马迁《史记》中对李广的渲染吧。司马迁格外同情失败的英雄，这是因为他在这些人身上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但是李广终生没有大的成就，却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本身缺少成为大英雄的资质和胸怀。说一个故事就可以证明，话说李广因为兵败被罢归闲居，在蓝田终南山射猎。一天带了个随从外出，与人饮酒至晚上。回来时候到了亭上，霸陵尉酒醉，呵斥着不让过去，李广的随从说：这是以前闻名的李将军。不料霸陵尉回答：如今现职将军也不准夜行，何况你以前的将军！无可奈何李广当晚只好宿于亭下。后来没有过多久，匈奴侵入辽西，辽西太守被杀，韩安国将军也被打败徙居右北平，最后战死。于是汉武帝乃召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李广出发前请霸陵尉与他一起去，带至军中便斩之。这件事足可见李广的胸襟实在不开阔，而心胸偏狭正是为大将之忌，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他成不了大英雄的原因。

汉武帝时以斩首虏论军功，李广一生征战虽多，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虏杀敌人不多，所以没有封侯，这样看来也是必然的。说到底李广虽然也是名将之后，但终究还是缺乏成为大英雄的基因。所以古往今来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那些文人，大多是借机抒发自己怀才不遇而已。而司马迁之所谓“李蔡为人在中下，却是封侯者”之说，对比之际所用的参照标准不同，还只能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个人评判，也有其偏颇之处。如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辈评说也无非是闲话历史而已。

2008-3-12

一曲广陵散，风范不可追

在电脑上敲出嵇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写一些什么。嵇康是一个写不尽的人物，这样不假构思地便去写肯定不是很妥帖。不过想到魏晋名士们随意自然的风度，大概这样随意自然的写也别有风味吧。在著名的竹林七贤里，嵇康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和阮籍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士人领袖，他们都放达，但是相对于阮籍来说，嵇康的放达则更有一种超逸群伦的气度。何况他还是那么有风度，言及于此便索性由表及里从他的外貌写起吧。

嵇康长得有些玉树临风的样子，这在魏晋正始年间非常注重形象美的那个时期，还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关于嵇康的外貌风度，史书多有记载，《世说新语》上面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他的好朋友山涛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如此这般风度气质的一个人物，却又不像是如今俊男们那样喜欢装酷，也不像是韩版帅哥那样泡菜奶油，跟那个时期喜欢服食五石散之类养颜的男人诸如何晏那样的相比，偏偏这人又从不注意打扮，甚至是不怎么讲究个人卫生：“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所以《晋书》本传便说他“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如此看来真正出特的人物，那种卓然独立的风度大都是自然发出，这就像是后来王国维讲李后主词的时候所做的一个比喻一样：“淡妆佳，严妆亦佳，粗头乱面，不掩国色。”王国维说的是女人，有风度的男人更其如此，现如今经常会说到某人很有“气场”，估计嵇康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气场特别强大的人物。一个人如此这般好风度、好人品再加上好学问，那不是人中之龙又是什么？

所以嵇康在那个时候影响极大，作为士人领袖自然受到尊崇，从即将君临天下的司马昭到显贵一时的钟会都想与他结交。嵇康是一个全才，他曾经做过中散大夫，后来朝廷叫他做官他还不干；在学问上他精通哲学、文学、音乐等，而且又有打铁的手艺，放在今天的科学网上，就是一个人文艺术修养极致的工科大牛，而且不屑于搞什么虚名，羡慕什么官位。嵇康境界极高，这种境界是咱们这些凡夫俗子们永远无法企及的。就说官位吧，他的朋友山涛离任尚书吏部郎时，向朝廷推荐他接替这个职务。这是个什么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中央组织部长吧，那是今天有志于仕途的学者们做梦也不敢想的位子，但是嵇康硬是不干，不仅不干而且还写了一篇文章和朋友绝交。《与山巨源绝交书》通篇骂人，骂好朋友山涛不理解他为人，这是中国历史上骂人骂得最有水平的文章。再说音乐吧，金庸武侠小说有本《笑傲江湖》，那上面写到一段魔教的曲洋和恒山派刘正风琴箫合奏“笑傲江湖”之曲的故事，就写得极有境界。按照金庸的说法，这个曲子其实就是嵇康的《广陵散》。按说《广陵散》是嵇康的独传，他死后《广陵散》也失传了，那怎么《笑傲江湖》里面又出现了呢？金庸在小说里的说法是，后人从嵇康之前的文献中寻找出古谱，是以《广陵散》之曲失而复得。虽系小说者言，但也讲得合情合理，尤其符合人物个性。这曲子传下来就到了令狐冲这里，其侠义率真千山我独行的个性，倒是很符合这《广陵散》的本色。大凡登峰造极的人物，出神入化到了极致往往都有一种常人不能理解的亦正亦邪个性，金庸小说里还有段写北丐洪七公和西毒欧阳锋最后比武的情节，也很有境界，两人不分胜负，内力耗尽便坐在那里比划，一正一邪却也惺惺相惜，前尘旧事灿然洞明，于是两人大笑而死。不知怎么说到曲洋和刘正风之死便会想到这里，大概是因为都如当年嵇康《广陵散》那样从容而死，死得很有境界吧。

人就是这样的，超凡入圣太出特了，有时候你想低调也低调不了。所以嵇康尽管没有去当官，但是他的威望太高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无冕之王”和“意见领袖”。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时候执政的有个很有地位的谋士叫钟会，钟会也是一个聪明绝顶有学问又有权术的人，但是在那个很崇尚学问的年代，他的学问还没有上升到嵇康的层次，所以他很想结交嵇康提振自己。钟会这人太功利而且太有心计了，所以嵇康对他很是不屑。有一次钟会带了一大批官员来拜见嵇康，嵇康正在树下和向秀两个打铁，见钟会来了也不理睬自顾自只管在打，钟会呆立半天只好无趣而退。临走嵇康发言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件事情让钟会很记恨，也难怪，伤自尊啦。他原本是想通过嵇康提振自己的，不成想嵇康不给面子。学术领袖没有承认，钟会便永远只能处在二流水平，所以后来一有机会他便设法陷害嵇康，最后置之于死地。

嵇康的死是值得浓墨重彩去写的一笔。在今天的人看来他死得太冤屈，实际上说到底他是因为捍卫正义和精神自由而死的。起因是他有两个吕姓兄弟朋友，吕兄睡了吕弟的媳妇，经调解弟弟原谅了哥哥，但是哥哥怕弟弟反悔便倒打一耙诬告弟弟不孝。弟弟被捕想到朋友嵇康，嵇康便写文章与这个哥哥绝交，以此为弟弟辩白。但是哥哥关系硬功力好，嵇康不但没有捞出人，连自己也搭了进去。这时候前面得罪过的钟会找到了最后的报复机会，他对司马昭说：嵇康是条卧龙，不可启用。你现在要拿大位天下无忧，只有嵇康这样的人得担心。司马昭听了之后略加思索，当下反应就是一个字：“杀！”这么一来嵇康便注定要死于非命，死于非罪了。且说嵇康死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很震动。太学生的集体上书，地方豪杰的群起响应，当代名士的联名救援，无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示威力量。然而，中国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从来也没有在民意前退让过哪怕半步。反过来说，嵇康有这么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对于朝廷而言不但不是好事而且还加速了他的死亡。司马昭见这般情景，先是不动声色，支走了阮籍、刘伶等人，后又密令大量军队戒严在刑场四周，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等一切部署妥当，他才派人进入法场，向大家宣布他维持嵇康死刑原判的法令。

这个法令一经宣读，法场上便炸开了锅。3000名血气方刚的太学生群情激愤，他们开始推搡戒严在刑场四周的卫兵，小规模的肢体冲突也在刑场四周时有爆发，随处可见。其实那时候的太学生地位是很高的，也就3000人，比现在的教授还值钱。但是3000太学生跪地求情，“释放嵇康”的声浪响彻刑场所在的东门，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嵇康明白自己不免一死，他的眼神里透视出一种空漠无人的孤独。他回头看了看日影，揣摩了一下行刑时间，问哥哥嵇喜：“我的片玉古琴带来了吗？”接过嵇喜递来的琴，随即弹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便是《广陵散》。史书上关于这段的记载是这样的：康将刑于东市，太学生三千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他就是这样毫不迟疑地走向死亡，从容、镇静、安详。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风范啊！

2011-8-29

最后的风华绝代

很多时候政治上的无为并不意味着思想上的无觉。中国的西晋就是这么一个时代，这个从汉末三国连年战乱中诞生的王朝，经过长期磨难之后愈发珍惜生命的价值。虽然它一方面耽于安乐和享受，繁华竞逐，豪奢相拼，但是另一方面却引发了对生命和人生具有本体意义的观照与思考。这是从竹林七贤以来便蔓延开来的一种精神象征，所谓“正始之音”，在清议和玄言之中，体味出宇宙人生的真谛。然而没有多久这个时代便结束于一次更大的民族动乱之中，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如今说来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的开始，但在当时它是一种杀戮的融合、血腥的融合。人命似草芥，富贵如花枝。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中，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体验，再一次成为刻骨至深的社会主题。

就在这个时代中曾经诞生过一个天赋异禀的年轻天才，他便是卫玠。卫玠字叔宝，是与比他更早些年的潘安齐名的著名美男子，但比潘安更出挑的是，他有才华有思想，而且自小便被传为美谈。卫玠出身名门，他的祖父是曾经斩杀邓艾、官至太尉的卫瓘。父亲卫恒官尚书郎，是著名的书法家。卫玠五岁时就很有名，被人们视为神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名理而著称于世，其能言善辩超过了当时著名玄理学家“三王”等人。史书上记载他，年五岁，丰神秀异，其祖父瓘曰：“此儿有异于众，奈吾已老，不能见其长成耳。”卫玠的舅舅骠骑将军王济，俊爽有丰姿。每见玠辄叹曰：“珠玉在前，觉我形秽。”又尝语人曰：“与玠同游，炯若明珠之在侧，朗然照人耳。”及长，好言玄理。时王澄有高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王澄字平子，故时人为之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澄及王玄、王济并有盛名，皆出玠下。

卫玠就是这么一个小少爷，天赋异禀，风神雅秀，在当时无异于天王级的明星。每当他坐着敞篷车到当时首都洛阳市区闲逛时，凡见到他的人都感叹这孩子是个“玉人”，呼朋唤友夹道观瞻，《晋书》上说是“观之者倾都”。及至成人以后，则更是饱受夸奖。但是，一个人光是俊美还不足以成为偶像式的明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内外兼修，还要“有内涵”，那样才算风流标格令人神往。晋朝人不像如今的人一样迷恋流行歌曲和浅薄的段子，他们喜欢“清谈”，就是凑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人生。这当然也不是现在一批人扎堆天花乱坠侃大山，而是那种很有思想很有见识的谈玄说道，所以晋朝的偶像一定要会夸夸其谈。卫玠很善于清谈，他和别人畅谈人生哲理，而且说得非常动听。但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话说多了就吃不消，会累得病倒。母亲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不许他和人随意聊天。只有遇到特别隆重的日子，大家凑在一起，恭请他破例发言，他才俯顺众情，挥洒淋漓地来一通演说，听者则无不欢喜赞叹。

然而好景不长，卫玠所处的时代正是两晋交替之际，繁华奢侈的西晋王朝已经沉沦，偏安江左的东晋尚未浮出。大厦将倾，卫玠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做出了成为后来贵族和名士们共识的痛苦抉择——举家南迁。他的哥哥卫璪仍然留在洛阳，做晋怀帝的散骑侍郎，后来殁于匈奴人之手。卫玠则摒弃“太子洗马”一职，辗转南渡。他这一去哦，不是烟花三月下扬州，而是去国怀乡长离忧。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这个一向以来淡然自若表情从容的帅哥，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感伤。《世说新语》记载：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复谁能遣此！”这是从他六岁以来，自家祸之后，第一次流露出忧伤之情，也是第一次打破他喜怒不形于色的纪录。然而就这么一句，然后就是漠然，就是沉默。而这一句，便是整整一代西晋名士，在国破家亡之后，漂漂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凄怆写照。这已经不再是“逝者如斯夫”的装腔作势，而是衣冠世家被迫南渡，斯人独憔悴的悲哀。昔日的风神潇洒、纵乐安逸已被抛在身后，即将到来的是宁静闲逸而飘摇软弱的东晋。这一年是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他25岁了还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是西晋名士清谈领袖乐广的女儿，9岁便与他结发，此时不满20岁也因为疲惫和忧惧而死于江夏(现今武汉一带)。西风把泪水送进他的眼帘，他没有哭。随后又结了婚，娶的是征南将军山简的女儿，就是嵇康写绝交书的那个山涛的孙女，仍然没有孩子，看来以后也不会有了。

他继续东行到达豫章(即现今南昌一带)，在那里碰到了昔年清谈的至交谢鲲。谢鲲先曾与卫玠过从甚密，他年长卫玠六岁，却对卫玠行“亚父”之礼。亚父即叔父，也就是说，他是用对长辈的礼节来事奉卫玠的，可见是推崇到了何等程度。同样沦落南国，异乡相见，两人都喜出望外。依当时名士的风气，即使契阔良久，见了面总是三句不离本行，以清谈玄学会友。于是二人便连夜清谈起来，谈了个通宵达旦。卫玠身体多病，据说这次竟夕长谈引发了他的旧疾。对于这次长谈，当朝最有权势的人物王敦，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评价：“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昔王辅嗣吐金声于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 王辅嗣即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创始人。从王敦的评论则可看出，那从正始以来的玄谈风气，又因卫玠而开始在江左流播开来，所以后人称誉卫玠为“江左第一名士”。但是王敦的欣赏并没有受到卫玠的感激，他很快就洞穿了王敦的野心，预见了“王马共天下”。他继续前行，来到了建业(即现今南京)，这里是东晋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从豫章到建业，人们听说卫玠来了，万人空巷，争相围睹。而此时的卫玠，一如总角之年那样，用一种职业性的漠然的微笑，面对着众人的好奇和赞美。人山人海的围观，挤得卫玠举步维艰，加之体弱多病、忧患疲惫的长途跋涉、劳神动情的彻夜清谈，他终于倒下了，他如清风一般飘然而逝，时年二十七岁。史书记载，“人旧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被仰慕他的粉丝们给看死了的美男子。所以后人写诗这么说：“叔宝羊车海内稀，山家女婿好风姿。江东士女无端甚，看杀玉人浑不知。”

卫玠是西晋最后的绝代风华，如流星划过天际，如昙花盛开于暗夜，五年后风雨飘摇中的西晋彻底消亡了。从洛阳到建业，从西晋到东晋，历史短暂的一个轮回，世人目睹了一种绚丽、绝俗、阴柔而又脆弱的美，辗转随着风雨凋零……而卫玠留给后人的，不是艺术上的建树，不是政治上的有为，他书法虽好，但在河东卫家也微不足道；他留给后人的是比“容貌”更重要的“神韵”，留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抽象美。青年早逝是一种不幸，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卫玠又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一个人本意识逐渐觉醒、个人价值受到尊重与不懈追求的时代，生活在人们对于美极致地追求，对于精神自由无限地向往，对于玄澹、超然、洒脱、飘逸的人格之美最大程度地欣赏的时代。在他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偶像明星的一切重要特征：美貌、白皙、俊雅的谈吐以及淡淡的冷漠与哀伤；而且这个偶像又在最灿烂的年华里死去，这便使得他在人们心目中永远逃脱了岁月的罗网，永远是那个俊逸萧散的青年，让人想起他更觉得感伤。

2011-4-1

酒与生命的密度

自从严禁酒后驾车以来几乎聚餐从不饮酒，难免有时很向往友朋相坐酒后恢弘的气氛，便不开车却自放开一番。早几年在一本书的后记里，曾经写到网络增加了信息流量也相应增加了人“生命的密度”。其实这“生命的密度”原本说的是魏晋时期的名士风范，似乎是鲁迅先生的原话。而这生命的密度，很大意义上和酒有着不解之缘。

对于魏晋风流来说，酒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寄寓。大凡名士，没有不好酒的，不仅离不开酒，而且量大得惊人。刘伶是五斗解酲，阮籍母丧，犹能一饮二斗。“竹林七贤”中其他人物也不例外，山涛是“饮酒至八斗方醉”，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他酒力不行但也常解醉意，且“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将崩”，很有样子。这种爱好在两晋更加被发扬。“张季鹰(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末陶渊明更是“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可见酒在名士生活中的地位。

饮酒自有妙处。《世说新语》载：“王卫军云：酒自引人入著胜地。”在所有的饮酒风范中，我最推崇的是陶渊明那种。这老兄的可爱之处，不仅在于好酒，而且在于酒醉之后的情态：“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很多人可以喝酒，很多人可以弹琴，而像陶渊明这样酒后抚弄无弦琴的感觉，则不是谁都可以有的。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为桓温幕府，“温常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听弦乐不如管乐，管乐不如清歌)，对曰：渐近自然。”其实酒中真趣也就在于自然，酒引导人进入一个超乎现实的幻觉世界，从而抵达自然之境，这正是魏晋风流追求冥合本体的终极目的。同样酒在使人渐于超越的同时，也就摆脱了现实的困惑，使人情人性得以极大的发挥，从而实现了享乐的意义，这也就是增加了生命的密度。

所以我们今天也常常说一些类似的话，所谓酒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可以解除人的一切精神防线。几乎已成为经典的话语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前几年有一好友供职于政府机关，多年来官场逢迎于酒略有所好，不料后来生病受罪，医生谓病因起于饮食无节，再三诫之不可饮酒。友人痊愈后确实有段时间滴酒不沾，其时我也因胆囊手术很少沾酒。有绍兴一造酒上市公司朋友，送我两箱“帝聚堂”好酒，一直放在汽车后备箱里不曾动。一日几个人去江对面吃饭，偶然说起车里有酒。不料朋友因此竟然想出了很多理由想要喝酒，明明是一个很普通的菜，他偏要说是“专门下酒的菜”，变着法儿竟然喝了两瓶“帝聚堂”。也是多日不近酒，酒后甚有一些恢弘风采。想来这酒确实能够激发人的性情，酒精之中似乎流荡着一种自由的个性。可惜年岁见长，如今早已非复当年友人狂呼饮酒的豪兴。

2009-11-25

运河殇·哀隋炀帝

隋炀帝可能是历史上被歪曲和误解最多的皇帝。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之际，曾即兴填词《水调歌头》，之所以选这个词牌，也是有用意的。唐代大曲有《水调歌》，据《隋唐嘉话》，此曲为隋炀帝开凿汴河时所作。凡大曲皆有“歌头”，此调系截其首段而为之。这里的所谓开挖汴河，即为修筑运河的工程。

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已经取直从北京直下杭州了，这是元朝时候疏浚的大约1794公里。但隋唐时期的运河比这个要长很多，隋唐大运河是以中原帝都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杭州)，北至涿郡(北京)，隋朝开凿全长2700余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流经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八省市，沟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隋炀帝开挖运河之事从历史的角度看，堪称一件不朽之功绩，但是千百年来这件事情却承载了对他的骂名。而隋炀帝也一直被戏说成一个荒淫的暴君，这多少跟代隋而起的唐朝有关系。唐朝要标榜自己的正义，就必须要把前朝被推翻的皇帝给彻底妖魔化。其实隋炀帝有很多历史功劳，在我的认识中，他原本是一个英武的开创之君，统一南北，东征西拓，开科修渠，畅通丝路，做了许多前朝后世未能做成的伟业。

隋炀帝的伟大，在当时乃至后世并不完全被人理解，他太有领先意识了，也可能正是这种意识，使他忽略了这个伟大的帝国，在他之前经历了400多年的战乱分裂，到他手里统一才不过三十年时间，以至于耗费民力招致天下大乱。可怜其胸怀天地之志，伟业未竟，后世但以荒淫而谓之。倘使隋帝之业有成，则汉武唐宗为之逊色也。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在他的武力征战中人们常提起东征高句丽的事情，其实他在开拓疆域的过程中，不仅向西北击败了突厥、吐谷浑；向南还使得印度、越南等臣服大隋，又跨海收伏琉球台湾。这些功劳都堪称冠绝今古。早期的隋炀帝不仅志向高迈，而且勤勉不畏艰辛。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非游山乐水，因大漠边关环境恶劣，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一路吃尽苦头的隋炀帝也狼狈不堪。但他也因此创造了一个远征纪录，中国皇帝抵达西北这么远的地方，空前绝后只有隋炀帝一人。这次西巡彻底促成了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约是10多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出版了一本小书《垂杨暮鸦》，讲隋朝的故事。当时我说朋友对这段历史理解还不够深刻，我所指的主要是书中有关隋炀帝的评价。隋朝文帝杨坚开国，统一南朝是由杨广作为兵马大元帅。隋初文帝20年有“开皇之治”，隋炀帝即位后由于推广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引发了社会上下的动荡。比如在政治改革上，急于打破关陇集团和士族统治，引发了上层之间的政治冲突。如果说真的是隋炀帝引发了王朝的覆灭，所谓劳役天下也许只是一个导火索，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只能归之于上层集团内部斗争，那些既得利益受到侵犯的上层集团，不满隋炀帝打破世家垄断仕途对门阀的抑制，借助民怨起而拥兵对抗隋朝皇帝。只要看看隋唐演义里的那些大军阀的出身门第，杨玄感、李密、王世充、刘武周、李渊、宇文化及……哪一个不是来自于上层阶级的。可怜隋炀帝总是被后世给戏说得太多，隋朝的灭亡很有点像是开天辟地的秦朝，功劳显赫而背负恶名。

这个悲剧性的皇帝，聪慧英俊，有文采有武略，有伟大的抱负，也建有举世之功，但是却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他在文学上也是很有一些贡献的，其诗歌一洗南朝绮靡之风，初盛唐之交的王若虚被誉为“孤篇独绝”的《春江花月夜》，从中就可以看到隋炀帝对诗歌的影响；而大唐盛世的很多壮举，应该也是由隋炀帝拉开序幕，在盛唐的风采里总能感受到隋炀帝的一些影子。也许他的所有悲剧，都是因为他太有想法了，以至于总是脱离现实。自从他被打上亡国荒淫暴君的烙印，世人皆以为他真的那么荒淫，其实对老婆还是很好的。他的皇后萧皇后，是聪慧富有教养的梁朝公主，他一直到死都宠爱着这个皇后，而那一年萧后已经年逾五十，青春美貌早已流逝，隋炀帝却一如既往地尊重她宠爱她，自始至终没有冷落过她。这萧皇后也算是一个奇女子，隋炀帝死后几度流落，最后被唐朝皇帝迎回，以礼相待直到81岁终老。

回到运河上来说，就经济功能而言，运河比长城更有价值。今天随着交通工具的开发，运河虽然不如过去那样具有中国经济命脉的作用，但显然其经济功能已经逐渐让位于文化功能的提升。我个人认为，文化功能除了所谓历史遗产的公共文化价值外，还有一种文化产业价值，而后者则具有相应的经济意义。后世的戏说虽然给隋炀帝打上“无德”的烙印，但是历史千秋却无法抹去其有功的丰碑，所以唐朝皮日休《汴河怀古》诗云：

万艘龙舸绿丛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我曾填过一首《水调歌头》词，以隋炀帝为主角咏写运河。词为旧体，又多用典故，今且绎为新体，顺便也疏通一下词中典故：

流淌千里的运河水啊

浩浩荡荡已经穿越了千年

想当年隋帝迁都洛邑

把洛水从帝京与运河相连

它北向贯通到涿郡之间

往东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淮河

都说是隋帝向往扬州的明月

烟花三月啊河岸的垂柳

映衬着如画般航行的楼船

隋炀帝的大运河啊

古往今来有多少的传说

又有谁能说尽其中的悲欢

短暂的隋王朝不过三十年

隋帝的抱负还没有完全施展

君王高贵的生命便受到摧残

一条白绫带散落在江都的船舷

可怜他满怀的壮志也随之湮灭

抛洒的碧血浸染了岸草江山

至今依旧说道他是贪图享乐

巡游扬州为了寻觅美丽的琼花

又有几人能听到拱宸桥低声倾诉

在桥畔感念历史长叹凭栏

此刻夜月洒在运河上波光荡漾

河边又响起哀婉的笛声

笛声中的运河流逝悄然无言

2014-6-26

床前明月光，李白家何方

吉尔吉斯斯坦最近因为国家动荡而受到关注，这倒令人联想到了我们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集聚点，与其相关的事情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亮点。现在的大学中文系很多都开设了“李白研究”的选修课，关于这位天才诗人的专辑和研究论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李白究竟是哪里人，最近却有点闹腾。

一向以来的说法是，李白出生在西域的碎叶城，这个碎叶城就是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托克马克市附近。一般研究李白的都说他幼年迁居四川江油，后来寓居湖北安陆。这江油和安陆在古代都是楚汉之地，也是李白年轻时候主要漫游的地方。所以李白当年想结交权贵晋身高阶，在那篇很著名的拍马屁文章《与韩荆州书》中说自己：“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没承想往事越千年，这些说法和经历却成了现今关于李白故乡的一个争执借口。据说现在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都纷纷自称李白的故乡，从而点燃了李白故里争夺战。湖北安陆在央视播放宣传片自称“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江油市文化旅游局则向安陆市政府发去律师函，希望立即停播或删除含有“李白故里”字样的宣传广告片，并保留用法律手段进一步追索的权利。其后吉尔吉斯斯坦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访问安陆，称李白故里在吉国的托克马克市。此外早些年声称李白故乡的还有河南、甘肃天水(陇西)。这些纷纭而起的争夺战，其实都是源于李白这一文化名人所带来的城市品牌效应，在这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密切一致的。

抛开各地争夺李白的利益考虑来看，其实关于李白家乡的所在地原本不需要这么较真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家乡有好几层含义：祖籍、父母所在地、出生地、主要生活地，都可以称之为家乡。就好像我自己的家乡也曾经很混乱过，有说陕西韩城(司马迁的老家)，有说河南郑州，又有说是出生地河南安阳，这里既有祖籍也有父母出生地。其实这么多年来主要生活在杭州，主要生活习惯都是杭州的。李白早年家乡的混乱其实也无非这样，就像他讲自己“陇西布衣”，原本是想说祖上源出于陇西李氏，这真假也很难说的，因为唐朝皇帝也本是陇西李氏，难保李白当时这么说有攀龙附凤之嫌。

李白的家乡争夺，令人想到了李白的诗友杜甫。杜甫是河南巩县人，但是多年来关于杜甫的传说，还有对杜甫文章做得最充分的，倒不是河南，而是四川的成都。其实杜甫只是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漂泊剑南定居成都盖了个草堂茅屋，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但是成都对这个典故做得很充分，以至于很多人说起杜甫家乡时候，往往会把他当作成都人。以此想来，这些争夺李白故乡的城市，做李白的文章似乎不必过于简单拘泥，而应该想方设法做足李白的文章。就像是浙江虽说与李白故乡无缘，但是浙东的文化旅游却有一个“唐诗之路”，在这条路上，李白的诗歌和他的足迹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李白一生行踪飘逸，尤其是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城，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帝国可真是广大啊！这倒令我想起了自己19岁那年所写的一首长诗，年轻人意气风发甚至近乎于狂妄，那首诗是《我曾经做过一个扑朔迷离的梦》，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五千年了

在这片龙吟虎啸的大地上

也曾闪现过千年豪杰，百代风流

马革裹尸，铁血漂橹

大汉将军的旗帜

曾经迎着西风

哗啦啦地飘扬在杭爱山头

大唐帝国的英雄

也曾饮马巴尔喀什湖畔

胡笳声声，羌笛悠悠

成吉思汗的铁骑

撒开了坚硬的四蹄

驰骋在广阔的亚细亚欧罗巴洲……

2010-4-13

李白拍马文章一样精彩

人处身于社会关系中，不论谁一生之中不拍马屁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以笑傲王侯的天才，也莫能例外。比如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清平调》三首，就很拍马，但天才毕竟是天才，哪怕他是去写拍马屁的东西，于中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才情而不是献媚。下面要说的《与韩荆州书》，就是李白早年所写的一篇彻头彻尾的吹捧拍马、以求博得引荐的干谒文章。

这篇文章大约写于盛唐时代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时年33岁。盛唐是中国历史上蓬勃昂扬的时代，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崇尚功业、激奋向上的朝气。许多文人也都希望能够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李白是一个素怀大志的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事业追求，一向自比为倚天大鹏，幻想着“何日腾风云，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志向如此之大，且又傲岸不羁，因此他不屑于走一般知识分子所奉行的科举仕进道路。他选择了游侠任性，如纵横家一般四出游说，或者是如当时流行以隐居博取盛名的“终南捷径”。为了实现一步登天感会风云的愿望，李白曾经拜访过许多达官贵人。《与韩荆州书》便是当年拜谒荆州刺史韩朝宗的自荐书。他以战国时期的毛遂自比，表达了自己的鸿鹄之志，希望得到韩朝宗赏识并以礼相待，使自己得以扬眉吐气、激昂青云。全文五个层次，写得很有策略，又干净利落，不入俗套。

文章起首就不同凡响，显得高耸突兀。讲韩朝宗能谦恭待士，所以天下豪俊“奔走而归之”，自己也是慕名而来(这符合通常我们有求于人的时候，先来两句溢美之词，搞得对方很舒服，接下来就容易说话一些)。陈言务去，开门见山：“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以至于此耶！”寥寥数语，排空而来，给整个文章奠定了雄壮亢昂的基调。高屋建瓴的开篇模式，也赋予文章一种迫促的节奏感。“谈士”即言论谈说士，谓“天下谈士”，可见其范围之广，气势之盛，而谈士相聚所言，则集焦点于韩朝宗一人，更加衬托其为士人所仰慕境状。这里把对方比之谓周公，《史记·鲁世家》记载：周公自称“我一沐(洗头)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所以后世但以“周公吐握”形容礼贤下士。所以李白这么写文章是很策略的，吹捧人家也暗示出了自己并非泛泛之辈(大肆拍马其实也是为自己出场做一个铺垫，韩朝宗如此了得，自己意欲归其名下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继而叙说自己平日之所学以及交游益气之盛，以此显示自己不同于一般之人(这点也很重要，你循着大家的套路拍下去，对方见多了可能已经麻木，拍马关键是为了晋身，所以拍一下马上就得转到自己身上)；名为言人，实为托己，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法，令文章不仅表面江流浩荡，而且也潜藏了千钧冲击。随后一段自我介绍就显得恰到好处：陇西布衣，流落楚汉。既介绍自己的身世，也夸耀了自己的家世和阅历。陇西李氏世代望族，唐朝皇帝也源于此脉。这种血统的标榜，给李白打上了历史的荣光，况且“流落楚汉”又恰好体现了仗剑任侠的英迈。这样的阅历才会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正道出了自己文才武略不同凡响，与下面的“虽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意旨相同。这一段与前面相辅相成，清雄刚劲，壮气宏声，节奏干练，掷地作响。但行文至此，一味直写难免会有直泻无余之感。所以李白在勾勒了主客来龙去脉后，又要承转递进。

如果说前面讲自己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投奔韩朝宗，那下面则是对韩朝宗的猜想和自己的态度。这种回环往复的写法，上可吻合前面波澜起伏，下可铺垫其后的沉稳之势。接着是颂扬韩朝宗道德文章，称其胸怀宽广，必定会礼贤下士，使自己得以进取。这段话也是名主实宾，颂扬韩朝宗也为自己作铺垫，这是李白那种恃才自负性格的典型体现。所以讲对方“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必然要联系到自己，“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倚马可待”典出《世说新语》，讲东晋时袁宏随桓温北征，每次受命作露布文(檄文、捷书之类文章)，他倚马前而作，手不辍笔，顷刻便成，而文极佳妙。李白由对方联系到自身，这写法又是回环相拍更进一步，那意思是说我这么杰出想要晋身，当然只有凭借你这么伟大的人了。

本来文章做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李白却仍不肯罢休，而是掉过头来再说。他觉得单就眼前申说尚不足以尽意，于是就要引经据典。所以便历数古往今来举荐人才的美事，且举出韩朝宗也如古代贤达一般，多次举荐后进，今古并提主要在今。其所列举的东汉王允字子师，汉灵帝时曾为豫州刺史，征召荀爽、孔融等为从事；山涛字巨源，是西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担任翼州(今河北高邑西南)刺史时，曾搜访贤才，甄拔隐屈。这两位因举荐贤才而著名，素来为人所称赞，现在看来您也一样有这种风范。因此说前人“衔恩抚躬，忠义奋发”，自然也是信誓旦旦自己会奋力报效，不会忘记赏识之恩。拍马屁就是这样的，你得反复拍，马屁不怕多拍，赞美不厌其烦，引经据典的好处是，把吹捧对象大大超越眼前时空，置之于浩荡历史，这拍法可谓深刻而又不着痕迹。当然有求于人肯定得让人家相信，帮了你忙会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这样才能激发人家帮你的动力。大概一般人写文章写不到这个地步，李白不一样，这段文字别开生面，节外生枝，极尽纵横之能事，又承转之间自然得体，毫无生涩之感。

最后一段是文章归结，归于主旨，李白客观分析自己，评价短长，希望韩朝宗赏识自己。写文章最怕虎头蛇尾，所以李白并不草草结束，依然要在略施铺张中留下回味。他请韩朝宗品评自己的著作，这里以“刍荛”谦称自己的作品，刍荛指草野之人，代指文章粗糙。虽然说“欲尘秽视听、雕虫小技”，但掩盖不住内心的自负，“庶青萍、结绿”所以只有得遇韩朝宗，才可以“长价于薛、卞之门”。青萍是古代宝剑名，结绿是美玉名。薛、卞指薛烛与卞和，前者为古代善相剑者，后者为善识玉者。最后一句“惟君侯图之”，戛然而止，气概万千，不失持重。但从拍马求人的角度看，这最后一句有点过于矜持了，有点像是现在人想谋个一官半职，在领导面前反复求了半天，临走却撂下一句话：“你看着办吧！”那还不前功尽弃啊，不过这种口吻倒也很符合李白的个性。

大凡写文章，有的讲究章法结构，精细严密，每出一言反复斟酌；有的则肆意铺张，初看上去不见章法，细加搜索却又天衣无缝。李白属于后者。读他的文章就要顺乎其文气。《与韩荆州书》不是抒情文章，但却充满了作者的激情。概括全文可拎出两个字：气势。文贵乎情，而情发于中，李白的天才和豪迈个性诉诸文章，必然体现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情感气势。虽然是干谒拍马文章，但他写得直率而真诚。李白是一个刚强自负的傲岸之人，他直率不羁的性格，以及刚强自信的心理，只能以这样的形式予以显现。他的诗中曾经记载过这次谒见：“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足见当时的气宇轩昂、一派不凡。有趣的是这篇才情横溢的干谒文章，并没有成为李白的进身之阶。现在想来这倒不仅仅因为李白不是那种善于拍马之人，更重要的是韩朝宗那样的角色，是无法真正认识到李白这样的天才之价值所在。但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不论什么时候，真正的美玉，总不会永远埋没，发光只是早晚而已。李白是天才，韩朝宗没有发现他，只能说韩朝宗没有李白吹捧的那么了不起，事实也确实如此，要不然就不会这样，如果没有李白这篇文章，还有谁会知道有韩朝宗这么个人物呢？

附：李白《与韩荆州书》：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幸惟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

2010-7-9

白居易冷泉亭上别有境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白居易罢中书舍人，随后诏除杭州刺史。由京官而地方官，这实是白居易目睹了朝中明争暗夺、勾心相斗的现状之后所作出的一种主动选择。而能获准到杭州做官，这又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快事。白居易少年时曾到过杭州，并立志要来杭州当官，所以这次来杭任职，乃遂其平生夙愿。到杭州一年，白居易几乎遍履各处名胜，诗文志述，更是不绝，而《冷泉亭记》即为其中一篇。

名胜记述，不同一般文字，最忌表面平直，而于白居易这样意欲以其文传诸后世者，则更是如此，所以这篇《冷泉亭记》在写作上就很注意通过曲笔回环、游目四极的方法，恰到好处地突出景观的特征。文章一开头即由东南而余杭(杭州古称)，由余杭而灵隐，由灵隐而冷泉。采用层层限制和步步递进，拈出冷泉亭为杭州乃至整个东南山水之甲。这实在是因为东南形胜，人皆尽知，如若平直道出，必然索然无味；如欲开门见山，则不免有一种突兀无依之感，反不易表现冷泉亭独特之处，所以如此写来，倒有点像是入境观景，渐进渐佳，曲径通幽之感，乃至霍然而现者，便是述写的对象。“亭在山下水中央”云云，是对景观的直接描写。然虽为直接描写，其间已隐有起伏。“高不倍寻，广不累丈”，似乎冷泉亭并不起眼，然作者命意却并不在此，故紧接着写“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诚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一样，冷泉亭虽小，而处灵隐寺之侧，飞来峰之下，汇奇幽于一体，集精巧于其间，借景成境，揽物毕至，蔚蔚然自成奇观。这从整体上构成了景观的统一性，即由全部视野中可看到完整的独立性，又从景亭的延接中看到局部的无限性。作者写亭至此，虽运笔无多，却似乎已勾尽冷泉亭之形貌。如若仅是描画亭景，似乎也可住笔。然作者却不这样，因为眼下所勾画的冷泉亭，还只停留在景，而真正能给人以深长体味的景还必须上升到境，并从境中感受到趣和情。这也就引导出了进一步的述写。

从“春之日”以下，作者便把自身介于其中。人与景的交融，遂使得单纯的景中注入了一种生命意识。“草薰薰木欣欣”是冷泉亭沐浴春风时节的景象，薰薰欣欣既可看作草木繁茂胜状，又可看作人的一种感觉，而感觉与外物的一致，也正是生命情调的沟通。这样文中所述之景就渐渐由单纯的显现过渡到了境的生成。境是物态在更高层次上更为深刻的表现，从中可以体会到情的存在，而这种情既是人情，又是物情，抑或两情相一。“春之日”是这样，而“夏之夜，泉渟渟，风泠泠”也是这样。物态自然成声，确可使人闻之恰然，而渐渐融入自然，从而使景不止流于观赏，还含有一种与人心潜道之中的陶冶性情。实际上好的景观必然具备这一因素，惟其如此，游赏者才可进一步从景观之中感受到“趣”！这种“趣”，一方面来自景观的自然生成，另一方面又是人心的着意寻觅。如冷泉亭“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这是景的自然生成，它本身构成了“趣”的基础。至于“坐而玩之者，可以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以垂钓于枕上”，这都是人心的着意寻觅，“趣”即在其间。白居易写此文时已五十多岁，官场多年，尤其在长安目睹了朝中的勾心斗角，自然在无法“兼济天下”之时谋求着能够“独善其身”，可他又不能完全退入归隐之途，所以心中最渴求的便是如任职杭州这样，既可于任上做些实际事情，又可借山水之乐娱其心怀。因而在冷泉亭中他所觅的“趣”是一种清净幽闲、逸适自然的“趣”。何况冷泉亭本身洁澈柔滑，明净如鉴，世俗尘垢于此荡然不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造化天成。这点便是这篇述景之作的主旨所在。

文贵自然，述景之作以自然为摹写对象，似乎更应具自然之特质。《冷泉亭记》在写法上运笔迂回，机巧流动。观其文，如历其景，如入其境，悠悠然于清幽之中升起一片明净惬爽之意，或使人陶然忘我，或使人心向往之，这实是好的述景文字的魅力，也应是好的景致所须创造出的魅力。

附：白居易《冷泉亭记》

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醒，起人心情。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者，可以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以垂钓于枕上。矧又潺谖洁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可胜言哉！斯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

杭自郡城抵四封，丛山复湖，易为形胜。先是领郡者，有相里君造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萁最后作此亭。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故吾继之，述而不作。

长庆三年八月十三记。

2010-6-16

苏轼行云流水文如其人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如果只推选一个最聪明最有才气的人，这个人肯定是苏轼。苏轼不仅诗词文书画具臻一流，且善棋琴懂茶药，会酿酒也爱喝酒虽然酒量不是很行……加之其人生遭际和旷达超越的情怀，以及为官之际的良好口碑，使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当然要说苏轼文章写得好，不仅仅在于其才学和聪颖，还在于其胸怀和创新性的领悟能力。学苏轼作文章当然要看他的文章，以及他对写文章的看法，他的《与谢民师书》就是教怎么写文章的。

这篇文章大约写于宋元符三年(1101)，是苏轼人生最后一年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苏轼对其写作主张的一种定论式总结。谢民师时在广州做幕僚，苏轼被流放途中遇赦自海南北返时，谢民师拜见过他，两人结交为友随后书信来往，这篇文章就是来往书信。一般书信之作都比较随意，苏轼的文章在结构章法上也遵循书信的程式，内容主要是探讨写作方面的问题，从辞和意角度加以申说，表达自己的观点。文章似在议论，却不尽是议论；仿佛说理，但又不全在说理。信笔流畅，挥洒自如，很具有苏轼的风格，也表现了送人文章的一个显著特色。这篇书信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还是一般的寒暄问候，但是本身也很有一逆三折的转承之妙。最后一部分是收束，笔墨简洁自然回归。这里特别要说的是第二部分，这是文章的重点，也是他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

这一部分是苏轼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部分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部分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段话可以说是苏轼文章写作的基本法则，既有形式因素，又包含内容要求。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水与云都不是静止的，时刻处于运动之中；云行水流，虽没有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律。这一点苏轼在他的《自评文》中也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要如同流水一样，因循事物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不能拘于一格。只有这样才能“文理自然”，可以使得文章“姿态横生”。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命题，苏轼展开了进一步论述。他对孔子所说的“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以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都是对其文章写作基本法则的演绎。这段关于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看上去似乎已经超出了文章原本的意旨，实际上却是作者一种创造性的发挥，也很恰切地体现了行云流水的特征。从写作上看，这段话恣肆汪洋但却没有游离于作者的立意，也不见拖泥带水，更没有刻意以求的痕迹。其对于“辞达”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细细品味，可以感觉出其与前面“大略如行云流水”之说暗暗相合。这部分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主要是作者对于客观事物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是一种深入内在的自然，把表面上各自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从而体现统一主旨。

紧接着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其“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议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举例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是没有很好掌握辞达的要领，而不在于运用什么表达形式，所以他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然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不免流为“雕虫篆刻”之类。(其实我年轻时候也有很短一段时间，模仿流风喜欢做艰深之辞。好在很快意识到那是没有创建和没有自己思想的表现，没多久就彻底戒掉这种不实之风。好的文章不在于把东西写得人家看不看得懂，而在于怎么把很难懂的东西，用很简练的语言写得浅近明白)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之内涵。这里要强调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把客观事物本质充分把握，以求得准确精当表达的“自然”。这段话写得有些铺张，但却是作者“行于所当行”的表现，评论具体作家与前面是一种必然衔接。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以能口舌定贵贱也”，前呼后应，双重含义，耐人寻味。

实际上苏轼这篇书信本身也是一篇好文章。尽管第二部分是主体，但是前后两部分也很有特点，从书信写作来看显得意味隽永。回过头看第一部分，依着一般书信格式，开头寒暄几句，但发于客套却不像一般文人那样故作姿态。短短一段话，在问候致意之间，表达了对命运的感慨，且交代了自己与谢民师的关系。及至“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就带有一种朴实自然的不平常之情。短短几句话，感情单一却又不呆板，一逆三折却又过渡自然，从中已经可以窥测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同样，文章最后一部分收束也很有味道，作者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行程。寥寥数语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间记述事件，明晰而富有层次，不失大家手笔。

这篇文章是苏轼最后岁月的作品，此时他的文章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其对文章见解，不仅仅是对自己作品的概括，也反映了宋代散文的一般特点。宋人作文不同于唐人，唐人文章在谋篇上喜欢纵横开阖，讲究波澜起伏，转接之间变幻多端，语言也奇峭突兀，这点从前面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可见一斑；宋人则更加追求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行文之际往往曲迂舒缓，含而不露，虽然也有洋洋洒洒，不拘一格，但较少异峰突起。这种形式更适合说理叙事、阐明思想。所以读这样的文章，必须悉心品味，方能领略其中奥妙，譬如陈年美酒，入口回味，更觉其甘醇无限。

附：苏轼《与谢民师书》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2010-7-23

桐城末造古风日渐衰

偶见几篇佚文，如果不是数字图书馆的便利，一点都记不起来早年还写过这样一些文字，刊于《近代诗文鉴赏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桐城派前后源流200余年，是影响整个清代文坛的古文流派，吴汝纶是桐城派晚期的著名大家，这篇评说吴汝纶《送萧榘卿序》的文章，似乎也不仅仅是评述前人之作，依稀之间还有某种推许与人生寄寓。

赠序是唐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文体。古人临别，相赠以文，往往因人立论，且重在议论，又因其对象确定，所议所论也多集中有指。著名者如唐代韩愈《送孟东野序》，明代宋濂《送东阳马生序》等，皆为不朽佳作。吴汝纶此序赠萧榘卿，序言榘卿入选授为奉化县令，故其序文亦从州县之官治理民政而发议论，亦堪称上乘之作。

开篇即言“得地长短仅百里，临之以六七级之上官，羁束之以二百余年递积递增之成法，畀之以数百千万横目之民，使治其曲直缓急生死，此当世州县吏之所为也，亦綦难矣。”先泛言当世州县长官之政，俨然纵横之间曲尽其事，又不失之行曲琐屑，自有一种凌然气势，破题便横空奇崛。最后一句“亦綦难矣”，于流荡之中忽做一顿，其妙处约略有二：一方面从叙说主题来讲，由泛言而导入具言，由当世州县之所为，而引入向贤哲之士所为；另一方面一扬一抑，形成文章跌宕，同时从整体来讲，也是蓄势之用。故其下则有一转折：“然而贤哲之上，或往往甘心者，彼皆有所弃有所就。”从论述主题来看，前言州县之官治政亦綦难矣，而其难无外乎三个方面：一为上，即为官之上司；二为法，即各种成规法度；三为民，即所治之对象。三者有所不一，而矛盾自生。欲以调和折衷，自然是于事无补，所以历来贤哲之士往往“有所弃有所就”。这有所弃有所就“即是言所事之目的与出发点有所偏重。但凡偏行之中，有不重于上而保持法度，有不唯法度而重在为民谋利，这都不失为清明之士。但也有的不以民为重，且自谓是行其志与其学。志者；思想之旨，学，则是积淀研习之得”。但是这恰恰是将本末倒置。因而作者要问：“所谓志与学者何欤？”究竟什么是志与学？这就牵扯到了问题的根本。从作者论述过程来看，这是其思想的深入具体化，而这个问题正是文章主旨所在，对此所作的回答，即是作者所要说明的中心。然接下作者却连连反问：“夫非以民欤？民有不可而志与学可笃信欤？”后面两问题是前一问的进一步引申和延续，从逻辑意义上讲是一种逆向推断，之所以用反问形式，不仅是章法自然的结果，更在于形成文章波湖动荡之势。正视这一问题，必须作答，而回答又正是文章所要铺展陈说的。后面辩说，立论在可与不可之间。所谓可，即相宜之意。一种不可，并非真不可，盖因识见不一，“吾方字之而若弃之，吾方恢之而若亏之，彼不知吾之字且恢也，而足以为弃亏，则不可于意矣。”这实际上是自身原因所致，是志与学的未曾彻底“吾学之未成，吾才之不足以赴吾志，而以周旋于上与民与法之间，诚不知其可也”。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学成矣，才足以赴吾志矣，而顾舍之，而上以徇上。中以徇法，下以徇民，其为徇一也”。以上两种情况正是为官的两种不可之状。而后一种又往往是于当世齿朝之士、缙绅之徒，实际上是完全丧失了原则，也就无法真正达到治理目的。又有谓，今之循吏——也就是诸事皆依法度办理之人——其做法与此有异。而循吏又正是作者所要否定的，“士贵能自树立耳”，必须能从现实出发，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吴汝纶的从政思想既表现出了其民本的核心，而又具有某种理性指导意义，这在这篇序文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吴汝纶作为桐城派文人后期代表，作家其为文宗法桐城，而又主张“有所变而后大”，他认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与姚仲实》)，并且一再主张“夫文章气为主，才由气见者也”(《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所以他的文章，既有桐城派整饬雅洁之长，同时又不入桐城窠臼，风格矜炼典雅，意厚气雄。读这篇《送萧榘卿序》即有此感。通篇看来，作者以气贯于其中，气以统才，才附于气。故其发端迫促激越而又不失之突兀。

不落空洞，其后议论纵横凌利，却又不节外生枝，不见琐屑。整篇文章有气势有波澜，却又深沉不流于浮泛，文末一问“奚而不异”，又正有笔力千钧余味不尽之感。真不失为一篇上乘佳作。

附：吴汝纶《送萧榘卿序》

得地长短仅百里，临之以六七级之上官，羁束之以二百余年递积递增之成法，畀之以数百千万横目之民，使治其曲直缓急生死，此当世州县吏之所为也，亦綦难矣！然而贤哲之上，或往往甘心者，彼皆有所弃有所就，不可于上而守吾法，不可于法而利吾民，不可于而民行吾志与吾学，是数者固将有一得也。不可于上而守吾法有之矣，不可于法而利吾民有之矣，不可于民而行吾志与吾学，所谓志与学者何欤？夫非以为民欤？民有不可，而志与学将可笃信欤？曰：吾所谓不可，非真不可也。吾方字之而若弃之，吾方恢之而若亏之。彼不知吾之字且恢也，而见以为弃亏，则不可于意矣。吾学之未成，吾才之不足赴吾志，而以周旋于上与民与法之间，诚不知其可也。学成矣，才足以赴吾志矣，而顾舍之，而上以徇上，中以徇法，下以徇民，其为徇一也。士贵能自树立耳，齿朝之士，荐绅之徒，其是非可不顾，犹不可胜听，乃今取悦于蚩蚩然横目之泯，欲以决吾进退哉！曰今之所谓循吏者与此异。曰吾固不为今之循吏者言也。奚而不异？富顺萧榘卿选于吏部而令奉化，吾与之言同。于其行，遂书之。

2017-3-13

大道沉沦文章何须论

自唐宋古文运动以来，似乎不论是明代的前后七子，还是清代的桐城派，基本上都遵循了复古的传统。当然这个复古不仅仅是文体，更重要的应该还是古仁人之心。之所以一再要复古，恰好说明了人心不古，江河日下，这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精神和文化人格的悲剧。以文章而论，桐城末造自吴汝纶之后，再无起色，熊其英虽有意追步桐城，但文章也和世风一样，再也无法振起。从他所写的这篇传记，似乎也透露出这么一些意思。

这是熊其英为章大所立传记。章大是一个以剃发谋生的下层平民，世人不知其名，但据排行呼为章大，而熊其英作为封建文人，却能不计地位差殊，为之作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传统观念的冲破，尤其是在近代这一中国历史的特定时期，更可说是具有一种进步的民主性因素，这恐怕是此传的最富光彩之处。而且从作者之意来看，为章大作传，又“岂第欲为大留其名邪”，不仅仅是为了要给章大留名传世，还具有更深的寄意，这也正是作者的现实精神所在，亦即传首所感叹的：“伦纪之间，岂非士大夫责哉”，然“士大夫不完其性”，实是针对世事有感而发的。

一般传记，尤重两点：一为传主事迹，一为传者观念。所以读《章大传》亦需由此两个角度来观察。从前者言，章大事迹，作为当时社会中一般现象而言，充其量只是平民生活中的一支小插曲而已。但作者意在弘扬伦纪观念，所以能够从中引出对于现实的警戒。所言章大故事有三：其一为因姊出妻。姊嫁匪人，被遣归，又与其妻不和。作者未详其因，所以不断是非缘由，而章大的做法是休妻，他的思想依据是：“姊吾同胞，妻何为者？弟今有子矣，吾何妻为？”这段话很重要，可由中窥见章大的行为准则。之所以休妻，是因为妻与姊毕竟不同，姊为一母同胞，而妻不过外人，娶以生子，今已有子，妻亦无需了，这是章大的思想逻辑。从中既可看见章大在封建伦理规范之中，所形成的固有的思想行为模式，同时也进一步透视出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的虚伪。其姊被遣归，因而又致使章大遣其妻，就妻与姊来讲，二人命运相同，似乎都是一种牺牲品，而章大把妻作为一种生育工具看待，也正是反映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低下的地位，即便如章大这样谦恭宽仁之辈也不例外。其实，章大之所为，虽然是为封建伦理制度所肯定的，但就其实质来讲，毕竟也不排除某种矫情自饰的成分。况且，如果从严格的儒学观念上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亲吾亲自然要以及人之亲了，待姊如此，也将及于妻。以此相推，章大之作为一方面固然有直行其志可嘉之处，另一方面则可说是在封建伦理制度之中的一种思想和行为的扭曲。章大的第二个故事是讲与其弟之关系。兄弟二人因以剃发为业，所得钱各人自有，但一应家用，却全由章大承担，并且其弟吸食鸦片，钱常不够，章大私下每每接济，以致弟病，谎称医言，章大仍笃信其弟，至诚待之。兄弟相处，衣食之用，章大但取旧衣恶食。每遇人间，又为弟隐。以至其弟终为所感，天性萌发，同样爱戴其兄。这个故事很能体现封建伦理规范，它不但表现了章大之至仁至爱之心，而且还表现了这种心性所达到的教化作用。《左传隐公元年》记颍考叔爱其母施及庄公，引《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言孝心及人，终以感人，这似乎是一种传统褒扬的观念，章大以仁爱之心待其弟，其弟顽劣而终为所化，这似乎是对章大心性的最好注释。第三个故事是章大闻同村秀才有违母言者，于是便不屑为伍，避之若仇，以此表明章大之重伦纪。

通过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认识到章大其人，一方面，他是一个忠厚仁爱之人：严格恪守伦纪道德，在当时社会中具有一种典范意义；另一方面，在他的行为之中并不排除矫情自饰的成分，而这又正是封建道德在长期统治之中对人性人情的一种扭曲。所以在肯定了章大伦纪道德，又反过来为其所肯定的同时，又有一种对人情性的否定。

从作者熊其英的观念来讲，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文人，尽管为章大作传具有一种进步的民主因素，但是由于长期封建传统的濡染，在他的意识深处，肯定与否定的标准依然无法摆脱封建观念的束缚。所以尽管章大不失为一个仁爱宽厚的人，但他所选择的几个细节，却恰恰是最能表现所谓其伦纪风范的观念。这主要是关系到他作《章大传》的立意。传首谓：“伦纪之间，岂非士大夫责哉！”这是作者深切感受到现实，感受到世风日下之时的深沉伤叹。士大夫本应遵奉伦纪纲常，成为世人表率，但因为当时“士大夫不完其性”，而倒是向为士大夫所鄙夷的“农工妇女微贱不识字之人”往往恪守伦纪，所以熊其英为章大作传乃是欲以通过一般平民与士大夫的对比，形成一种对社会世俗的教化作用。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作者选择了一个章大闻“里中有诸生某者，事母有违言”之事后，脱声大呼：“我不意秀才乃如是。”并且言语之时痛恨无比，此后便不与其人语。这实是一个精心的对比，一方面突出了章大在伦纪方面的风范高节；更重要的则是揭示了作为读圣贤书明人子礼的秀才丧失人伦的丑恶本性。并且章大之行为能感化不识字且顽劣不堪的兄弟章二，却不能感化道貌岸然衣冠楚楚的秀才，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封建社会及其伦纪纲常终将灭亡的悲剧。因而其间寄意自然是深刻的。

传末“赞曰”，可以说是作者思想的直接显示。章大虽然不过一剃发工人，但是比之于识书达理的士大夫文人来讲，他虽无名，却具有一种真正的遵奉伦纪的行为。因而，尽管他只是一个役于人者，但并无愧于那些专以役人之辈。故作者感慨天下之事淆于名实者太多，而往往有名无实。最后一句“岂第欲为大留其名邪”，暗讽士大夫败坏伦纪，言在意外，颇为真切。

附：熊其英《章大传》

熊其英曰：呜呼！伦纪之间，岂非士大夫责哉！自士大夫不完其性，而独行乃往往见诸农工妇女微贱不识字之人。薛君春畲尝为余言章大。如章大者，不亦伟哉，不亦巍哉！

章大，昆山之扬湘泾人。兄弟二人同业剃发，大无名，人以序呼之曰章大章二云。大有姊嫁匪人，归依大，与大妻不睦。大曰：“姊吾同胞，妻何为者？弟今有子矣，吾何妻为？”遂出之，终身不复娶。章二不检于行，鸦片，剃发所得泉，兄弟分贮竹筒中，米盐家用，大独任之。二自私其简，犹时时苦不足。大窥得其意，辄以入己筒钱误入弟简以足之。二病咯血，大出钱令就医。二糜其钱，归诡述医言，谓病无庸药，但多吃肉可愈。大于是烹肉供弟。大与弟章二处，衣食率自取旧恶者，人问之：“汝弟吸鸦片乎？”必曰无之。“女家衣食，女一人谋乎？”必曰无之。大之爱弟妹，出于天性，久之章二亦爱大甚，大出之或晚，章二与二子候伺之，常相望于道。而是时里中有诸生某者，事母有违言，大语人曰：“我不意秀才乃如是。”言之眦欲裂，呼之剃发，独望望避之，不某应云。大卒咸丰六七年间，年四十余。

赞曰：章大一镊工耳，余遇之，亦将以工役之。乃其内行若此，役人役于人，名实之间可不辨哉！春畲述大事甚核，余据来稿润色为此传，岂第欲为大留其名邪！

2017-3-15

名士自负气度已式微

易顺鼎被称作最后一代士大夫文人，这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关。易顺鼎幼年因战乱流落于太平军中半年多，后来被清军僧格林沁所部救回，见到著名的科尔沁草原之王僧格林沁一点也不胆怯，因为这位王爷听不懂他的湖南话，他就用手指蘸着唾沫在僧格林沁手掌上写字。僧格林沁要他用笔写明父亲和自己的姓名，看过后大喜赞叹：“奇儿也！”于是“神童”之名一时传遍。由清末而入民国，生当乱世，易顺鼎虽以诗著称，但大半生却奔忙于军旅和官场。他希望有所建树，结果却事与愿违，其一生颇有悲剧意味。晚年自号“哭庵”，曾自为解说：“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识者，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松作态者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浏览历来名士文人，这似乎是一种常见的情怀。但真正的高士，如阮籍之恸哭，往往寄当世之感入宇宙之情怀；如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之所谓，人生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追今抚昔，慨然有思。少年行文，挥笔而就，文不加点，评说之间，略或自况，也是当时情怀。谓哭庵气度逊于渊明之末，盖古来名士，岂哭庵所不及，千代之下，至今无人堪俦。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一篇《五柳先生传》，自述生平，具不言姓字但称其号，后人多有拟之者。易顺鼎的《哭庵传》即为其例。哭庵系易顺鼎的号。这篇小传如陶传一样，但略述生平，只是突出其洒脱任性，表现出一种名士不拘的个性风范。开篇不及家世姓名，所谓“人人知之，故不述”，正是其自负之所在。但传记平生，遭而颇多，难以备述，唯命旨，方可见其人之性情风貌，所以接下直言：“哭庵幼奇惠。”这奇惠二字正是作者要详加叙说的，故可视为全篇的根本所在。

奇的含意既有平生奇遇之意，又有行事奇异的味道；而惠则专指其聪颖敏悟富于才情。先从幼时叙起，“五岁陷贼中”，五岁孩童，方语人声，正是处身襁褓之中幼小不知世情之时，但其已“陷贼中”，寄身马上，流落兵乱之中，两军遭遇，为敌俘获，这不能不谓之奇。而被俘献于僧格林沁，这又是一奇遇。奇而复奇，于是幼小即奇一事足知。随后言惠。被俘之后，因操南方口音，僧格林沁听不懂，竟也知道用手指蘸着唾沫来写，对五岁小儿来讲，也算是“了然于口” “了然于手”了，倘非聪慧，何以至此！以上一节，通过五岁奇遇，将其自幼奇慧表现尽致。但幼小奇慧并不意味着一生奇惠，所以随后又自述生平。

“十五岁为诸生，有名；十七岁举于乡，所为诗歌文词，天下见之，称曰才子。已而治经，为训诂考据家言；治史，为文献掌故家言。穷而思反于身心，又为理学语录家言。然性好声色，不得所欲，则移其好于山水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世，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不二年弃去。筑室万山中居之，又弃去。”这段是备述一生经过，由十五岁而三十开外，先治经史，又及理学，所涉颇多，却并不专在。言辞之间，虽颇有谦逊，但观其意，叹赏自负，却自在其中，故近人王文漓称之“如东方朔之自赞”(《续古文观止》)。其实这段文字乃在于突出奇惠之意，经学颇多，常有变故，自然堪为一奇；而涉猎之中，皆有所得，又非聪慧而不能得。所以讲作者自谦之中深含自负，而这种不专在一家，但任性情之所为，又恰体现了其傍通多类、风流潇洒的个性。因而以下总概生平，则信笔流荡而下，“综其生平二十余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处，其师与友谑之，称为神龙。”这一段写来气势奔涌，不仅于中可见其人之奇异聪慧，而且措辞之间，亦也行文之奇，蓄势之慧，而其为师友称作神龙，观其文字，则亦然“宛若游龙”。故以下言及操行文章，不以一而终之，而“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真有一点宗法庄老，效仿魏晋风流的味道，但探究其中，却正像魏晋风流如阮籍之类一样，在狂诞放任的背后，饱含着一种深沉的时代忧患意识。

“哭庵平时谓天下无不可哭，然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不哭。”这才言及自号“哭庵”的由来，盖天下事无不可哭，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人生充满了悲愤和伤痛，处处触目处处泪，泪不胜挥，只好以不哭了之，虽然妻子死去，也无以为泪。然这并不意味着伤痛不深，也并非永不号哭。“及母没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天下皆不可哭，但哭母丧，于中可见作者长歌当哭的寄意。这倒联系起阮籍的一个故事，《晋书》载：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阮籍不拘礼教，放任荒诞，正是一种对世俗社会的反抗，而其母丧，长号吐血，隐然可见内心的痛苦。阮籍心灵及行为上的扭曲和荒诞，其实正好昭示了现实压抑中的苦闷和内心深沉的忧患，易顺鼎效法魏晋名士风流，失母痛哭不已，这正有与晋诸人暗合之处，于中可见，其所以哭母，似不惟在母，盖天下之事，郁积胸中，无以发泄，故托名丧母而长歌当哭，赤子之心自然可见。

这篇文章写得洒落流畅，名为传记，却略述生平故实，而重在叙说作者的个性风采，但叙说之中，又不渲染，着墨不多，而是以二事加以点化，使得其人跃然在目，不重章法，而章法自出。古人云：“文以气为主”，作者名士风度，恃才傲物睥睨一世，故其才情贯于文中，自然气势奔放，如水涌泉泻。一般说，好的文章不外乎二类：一种是章法井然，措辞精湛；另一种是乱跑野马如春云浮空，天然浑成。《哭庵传》可归于第二类，惜其文中，流贯之间，常有琐碎赞辞，不但稍失简洁而且有碍文气，这恐怕与作者其人之气度与其才之力度有关。易顺鼎早年遭难太平天国，晚年依附袁世凯，这种人生态度，也与他封建名士的作风一致。读此文，于其人可见一斑。

附：易顺鼎《哭庵传》

哭庵者，不知何许人也。其家世姓名，人人知之，故不述。哭庵幼奇惠，五岁陷贼中，贼自陕蜀趋郧襄，以黄衣绣褓缚之马背，驰数千里。遇蒙古藩王大军，为骑将所获，献俘於王。哭庵操南音，王不能辨，乃自以右手第二指濡口沫书王掌。王大喜曰，奇儿也。抱之坐膝上，趣召某县令使送归。

十五岁为诸生，有名。十七岁举于乡。所为诗歌文词，天下见之，称曰才子。已而治经，为训诂考据家言。治史，为文献掌故家言。穷而思反於身心，又为理学语录家言。然性好声色，不得所欲，则移其好于山水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业。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不二年弃去。筑室万山中居之，又弃去。

综其生平二十馀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处，其师与友谑之，称为神龙。其操行无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要其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之心，则未尝一曰易也。哭庵平时谓天下无不可哭，然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不哭。及母没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於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因自号曰哭庵。

2017-3-16

胜景登临斯人去风流云散

杭州城西诸山，由古荡登老和山向西南而去，一路逶迤到了北高峰。却说这北高峰原是杭州第一高峰，很有杭州特色。宋代康与之有《长相思》诗：“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春来愁杀侬。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很是脍炙人口。此番爬山却正是从北高峰下来，经灵隐路，过九里松，遥想古人风流云散，也是难免清议一番。

在杭州生活了30多年，但是记忆里攀登北高峰的好像只有两次：一次是中学时候，还有一次是1978年春天大一时候搞团活动，算来也过了30年了。北高峰不愧杭州最高峰，登临纵目，参差城景，山光水色，尽入眼底。峰顶建有毛泽东诗碑，老人家1954年登临时尚留诗一首：“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友人谓扇子佳人似有出典，但是用在这里不知究竟何指，有待考证。

毛泽东的草书，就单个字看虽然谈不上多么出色，但是整体看却大气磅礴，浑然天成，有一种无所拘谨、挥洒自如的豪气。这就像他的诗。说起毛泽东的诗，大家不免议论一番，彼此之间顺口诵出，都能背出一些，很是感慨。一边在峰上茶室喝茶，一边随着说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的诗词来。那时候的老一辈但凡有点文化的，大都是念过私塾的，读书自然从古文开始，起承转合、四六文体都能吟咏一些。只是毛泽东于词尤为出色，就比如陈毅以诗擅名，但是感觉中陈毅的诗写得并不怎么样，最值得称道的大概要数《梅岭三章》了，那是陈毅的绝笔诗，自记“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颇有大英雄之气，其中两首：“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读罢确如三国时候许汜所谓“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未除”。只是其他诗写得比较一般，难望主席项背，故有毛泽东答陈毅同志写诗的书信“诗要用形象思维”云云。读毛泽东的诗，大多有一种自然流露的挥洒，就像他写彭德怀的那首小诗：“山高路远林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一看便是脱口而出，但却气概非凡。

伟人之伟，往往不仅是豪气，而且也有才气和由衷而发的灵气。于是我便说起清朝的乾隆就算不上伟人，而且很没有才情。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四出巡游，喜好写诗题字到处留下墨迹，但字却写得平平，诗也写得不好。记得两年前去山海关，老龙头有乾隆诗碑，说是这皇帝老儿当天到此便题诗一首，第二天意犹未尽又题了一首，10年后旧地重来再写一首。后人把三首诗建碑立亭，可惜三首诗写得都很平庸，看过后竟然只记得称大海为“一泓水”的皇帝气派，跟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难以相比。曾偶入杭州新修“龙井八景”，有为乾隆御制诗32首所建碑廊，于中可见乾隆写诗的水准，且看两首写得比较好的《风篁岭》诗：“清风拂处翠交加，等度成之龙与蛇。过岭即为上天竺，琳琅韵里步云霞。”“横岭中分南北云，篔筜夹道翠氤氲。经过不觉衣裳湿，清籁犹从天半闻。”读罢方信我不是随意褒贬。

看来即便皇帝写诗也不仅仅是豪气文气，还要有性灵之气。就比如那汉高祖刘邦，若论起诗书文化肯定比乾隆差远了，但是刘邦一辈子大概只写了一首诗，便让他在文学史上流芳千秋：“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两相比较，虽然乾隆也是一代君王，但是无论如何都难比开国之君，气象有所不逮也。就开国之君而言，文才武略能如毛泽东者，古往今来堪伯仲间者也很少(曹操算一个，毛泽东词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似乎对曹操的文才武略比较赞赏)。难怪他老人家要睥睨一切，目空往古英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大江东去，如今他老人家也如同古来英物一样，风流云散。而秋风依旧，只留得千古江山，平添无数感叹！

2008-10-6

自由历史与自由报人

这篇文字原本是为友人出版《曹聚仁传》所写的评论，发表在2004年第7期的《中国读书评论》上。我读书全凭兴致，年轻时候读书认真，每每会仔细斟酌，遇到好书还要作读书笔记，现在则不论什么书只是大略浏览一下，有着重处夹个纸条了事。颇令人想起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以书评文字也是很少写的。著述作文是作者心性的流淌，所以即便偶然写书评文字，也每每喜欢作一番“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阐发，这是清代学者谭献的观点，很有一些同感。虽说是书评又都是借着评别人书说自己的想法，所以当年就有朋友说我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本文关于曹聚仁的书评也略有此意。

曹聚仁是一个曾经风云一时却也被记忆长期湮没的人物，早些年这个名字除了在鲁迅先生的书信中时有所见外，其他则很少看到踪迹。近年来这个据说著述多达40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似乎正在抖落历史的尘埃生发出一种令人注目的熠熠丰采，这多半要归功于曹聚仁著作的陆续出版和卢敦基等人所作的曹聚仁传。曹聚仁著作的出版是一种还原历史的趋势，而卢敦基为曹聚仁作传名之为《自由报人》，则有一种对传主的感悟和对历史本性的发掘。曹聚仁当年虽以战地新闻著称，但身后更令人注目的是他所作的大量传记著作，诸如《蒋经国传》《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传记本身是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而为一个以写传记而著名的人物作传，不仅需要一种对历史资料的掌握，而且更需要一种历史性的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似乎更甚于前者。

显然《自由报人》很注重这一点，作者意识到了终生以史人自期的曹聚仁“可以认同史家有一部较为统一的历史，但他更有一部自己独特的历史”。也许正是从这种独特的历史视角出发，曹聚仁笔下的新闻也充满了一种历史感，他在谈到新闻的洞察力时指出，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自身的弱点：第一，为好奇所激动，满足于刺激而不顾其社会意义；第二，不能保持客观态度，因为情感而失去正确；第三，相信记忆以为眼见必然真实，而其实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第四，语言表述的意义十分暧昧。这种历史感悟式的新闻观，集中折射在曹聚仁笔下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传记中讲到当年淞沪抗战时期一个故事，童子军杨小姐在敌人枪弹下游过苏州河献旗的英勇壮举曾传为一时佳话，但是曹聚仁却偏是别具一说，认为杨小姐的叙述在情节上多有虚构，在孤军与后方之间原本有条秘道，杨小姐就是顺着秘道到达前线的，“因为杨女士要表现她的英勇，虚构了一番故事”。他的说法在当时显得有点煞风景，但是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并没有抹煞其间所包含的历史必然。传记中显然对这种历史手法心领神会，作者旁引萨谬尔森法则：“我们所作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的记忆中那样正确”，以及钱钟书所谓创作中想象常常贫乏可怜，比之于回忆丰富得可惊可喜一样可怕，从中可以看出一种独立自由的历史意识。这是曹聚仁的独到之处，也是为曹聚仁作传的一种深刻用心。

所谓自由的历史，大抵是说对历史具有一种深刻独到的感悟，它不但不流于剪刀浆糊式的史料堆积，也往往超越某种附会和穿凿，旨在于探求事件的逻辑必然性和历史普遍性。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他的名著《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史学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要表现的思想。发现了那种思想也就是理解了那种思想。”在还原历史的同时，体现历史的思考。在中国，司马迁可以算是最有发现意识的历史家了，太史公笔法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历史，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抱负经常是期望能够和历史一样获得一种永恒。曹聚仁自许为史人，除了他的个人识见和禀赋之外，最重要的显然是来自中国文化深处的历史体认。当然，要真正表达出自由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具有卓越的历史洞察力，还需要有超越现实的历史胆识。洞察力也许在很多富有才学者那里并不少见，但是能够把这种洞察力历史性地表达出来却非有历史胆识不可，把曹聚仁称作“自由报人”多少透露了传记作者的这种想法。诚如卢敦基在后记中讲的：“自由，即他所坚执的自由主义。不过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亦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大名词一般，早已掺杂了太多时代太多人的见解，一时难以厘清。事实上曹聚仁受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不多，他倒更像一个传统文人，不想管人家，也不想人家管。”这就是所谓自由报人的习性，抱着这种习性他的记述往往真实得让人有点尴尬。

比如传记写作，曹聚仁认为写传记要客观真实，不独要表现传主的光辉的一面，同时也要将传主的阴影描画进去，也就是要“说实话”。他自己所写的传记也都一以贯之地反映了这种“说实话”的风格。曹聚仁1948年出版的第一本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中，以较多的篇幅反映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时的种种业绩，但他也不避讳蒋经国性格的阴暗面。他说：“熊式辉治江西十年，还是乌烟瘴气，什么事都办不通。这位专员，倒在半年中树立了规模，挂出新赣南的招牌。那时候的专员，就是没有官僚作风，敢作敢为，谁都刮目相看。”蒋经国喊出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的口号，吸引许多有志青年都来到新赣南，老百姓奉他为神明。然而这些做法的用意到底何在？曹聚仁写道：“有一天晚上，他酒喝醉了，才吐露他的胸怀：政治上的事就是彼此耍来耍去的耍，谁要赢就是谁行！”“原来新赣南的政治口号，只是政治敲门砖，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的基石，并不在实现一种政治理想。”然而，“那一段时期的经国，瑕不掩瑜，中华民国几十年的政治史，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地方官……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多了。” 曹聚仁1956年出版的《鲁迅评传》，也没有把鲁迅奉为圣人。就像他亲口对鲁迅说的：“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如他写到鲁迅之所以不是一个革命家时，从许广平那里翻出鲁迅语言：“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有一回看见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做革命暗杀事情。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他想到那实际工作者可能惨死的境遇……而回顾某君都神色不变，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使他惊佩不置。”所以鲁迅说：“凡做到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太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鲁迅的真实和曹聚仁的真实在这里十分吻合，且看他写五四学运领袖的一段话：

谈说五四故事的人，有的是身与其事的，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和地位，当然不肯说穿内幕。有的是得知于传闻的，总以为那么光荣的社会运动，参加那运动的人总必是光明磊落的，事实上凡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卑鄙手段，那时早已具体而微地试用着，霉菌是在五四时代下了种子的……我告诉你一件小事：杭州学生联合会代表往来沪杭，坐的都是头等车，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到杭州来，住的是新新旅馆(杭州最阔的旅馆)，吃的是聚丰园，坐的是包车；学生会代表卖身投靠的方式很多，但不一定比那些猪仔议员纯洁一点。种种错综捭阖的把戏，只要我们在政治舞台上可以找到的，在学生联合会一样可以找到。

曹聚仁的写法看上去似乎已经有点刻薄，但这也是还原历史的一个基本要求。难怪在这本传记中作者也借鉴了这种手法，写抗战烽火中一方面曹聚仁纤笔一支强似毛瑟精兵，一方面也不忘倚红偎翠，占了便宜还要卖乖。先是去皖南路上，推作是“只好听店家安排”，六块大洋便破了16岁贫家女孩的处女身，完了还道德自我完善般反省：“在战时，道德放假了。”至于盛名之下半推半就的，那更不在话下。就像在上饶，一个二十五六岁尚未嫁人的小学女校长因为仰慕竟然主动投怀，一夜之后风流云散，只当是抗战炮火中的温婉插曲。当然，曹聚仁本身并没有回避这些，也许这才是一种真实。卢梭《忏悔录》中说：“上帝呀，我就是这样在你面前赤裸裸的走过，看哪个人敢说我比这个人强！”不矫饰不掩盖，人性之间瑕瑜互见。传记之作是历史又不同一般历史，发现人生同时也是发现史实，须得是不诬古人也不负古人。说到这里，不能不大书一笔，卢敦基为曹聚仁所作的传记，在资料和史实上也是很费了一番斟酌。就如曹聚仁自赣南主持《正气日报》，抗战后重返上海一直到50年代在香港，这十多年间的行踪，过去大陆相关研究一直未有述及因而也是空白。后来谈论曹聚仁的多有提到其奔波国共之间周旋牵线，既是蒋介石延请的贵客，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座上宾，风云至此，这多少有点传奇色彩。然而不了解曹聚仁那十多年的经历，就很难窥得其所以然的奥妙，这不能不说是本传填补空白的一大贡献。也许这或可以看作真实而且自由写照的一个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