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篇

周　刚

1．候任大使

1988年8月27日，我和邓俊秉离开北京，取道曼谷，于29日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马来西亚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助理、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龚沪生夫妇和使馆高级外交官到机场迎接我们。欢迎的人群中有巴基斯坦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大使），这反映了他对中国的友好，以及中巴两国关系的密切。

第二天星期六及随后的星期日，我们没有休息，而是立即同龚代办和办公室、研究室主任等同志见面，听取他们介绍马来西亚外交部关于大使递交国书的规定，以及使馆的有关准备工作。

国书是一个国家派遣和召回大使时，由派遣国元首致接受国元首的正式文本，其中表示任命某人为派遣国驻接受国特命全权大使，同时召回现任驻该国大使某人。国书由派遣国元首签署，外交部长附署。国书正本由新任大使亲自递交驻在国元首，国书副本由大使在此之前交给接受国外长部礼宾司长或副司长。

新任大使到任后，在递交国书前，是候任大使，只有向驻在国元首递交国书正本后，才能正式履行大使职务。候任的时间有长有短，短则不到一天，长则多达数月。

9月1日，我由龚代办陪同，拜会马来西亚外交部礼宾司长卡利姆，商谈递交国书事宜。我首先交了国书副本。卡利姆对我到任表示欢迎。他说，大使在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递交国书正本前，可以先拜会外交部官员，是否拜会外交使团自己决定。递交国书后，马外交部再安排我拜会马政府有关部长。当日，马方还安排我先后拜会了主管中国事务的襄理秘书黄柏海和外交部副秘书长马吉德。马吉德表示，以后有事可来找他，双方多交换意见。后来在我近三年的任期中，马吉德是我常会见的外交部高官。他为人坦率、平易，不打官腔，对发展中马关系态度务实、积极，对我的工作多有帮助。

从外交部返回使馆后，我请使馆办公室按照马外交部关于候任大使礼节性拜会的规定，尽可能多安排一些拜会，主要是马来西亚政府部门主管官员，同中国大使馆打交道比较多的马来西亚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社会友好人士，以及友好国家驻马来西亚的使节（大使或高级专员）。高级专员是英联邦成员国派驻另一成员国的最高级外交代表，其地位和职能同其他国家间派驻的大使是一样的。我之所以急于安排这些礼节性拜会，是想尽快尽多地结识一些官员和朋友，以便在递交国书后早点开展工作。

中马于1974年5月31日建立外交关系。在我上任时，中马关系已经历了14个春秋。由于双方的努力，中马双边关系已有一定发展。我的前任王幼平大使、叶成章大使、陈抗大使和胡岗大使及使馆的同志们为发展中马关系做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中马关系的发展还面临很多困难，不少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解决，如华人和华侨问题、南海争端以及马来西亚同中国台湾的关系等问题。总的说来，双方的高层往来不多，各领域的交往和合作处于起步阶段，民间往来困难重重，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如何进一步增加交往、扩大合作、增进互信和逐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对我来说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和巨大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一种强烈的“只争朝夕”的使命感。

随后几天，我拜会了外交部规划司长哈希姆·泰布、副秘书长哈龙。8月6日，我拜会了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布·哈桑。可以看出，马方对我的上任拜会安排是及时的、友好的。我在正式递交国书之前已同马来西亚外交部的高官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

接下来，我马不停蹄地拜会了马来西亚贸易和工业部秘书长萨尔吉·阿卜杜勒、副部长郭伟杰、农业部副部长李裕隆等。他们是我以后经常打交道的有关部负责人。为了工作开展的方便，我拜会了马工商联合会主席、全国投资委员会主席、橡胶执照局主席、制造商协会主席、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以及社会友好人士萨丽哈。萨丽哈女士是马来西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夫人的姐姐。她为人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在马来西亚有“嘎嘎”（大姐）之称。

在这期间，我还拜会了外交使团长和不少友好国家驻马来西亚的大使。

在开展上任拜会活动的同时，我同中国大使馆各职能室、处的同志见面，了解使馆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并处理日常业务。毫无疑问，当时我和使馆领导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我何时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递交国书。这不仅因为只有递交了国书，我才能作为中国大使全面开展对外工作，而且因为我馆面临着很快就要举行国庆招待会。一般来说，邀请马政府官员、驻马使团以及马来西亚各界友好人士出席使馆招待会的请柬需要提前半个月左右发出。随着“十一”越来越靠近，使馆多次向马外交部了解何时安排我递交国书，并向马方说明这涉及是否以我的名义印制和发送请柬的问题。在马外交部迟迟不能做出答复的情况下，我的夫人邓俊秉想到了上面提到的马来西亚大姐萨丽哈。在这个重要时刻，这位大姐伸出了友谊之手。在后面的章节中，邓俊秉有专门的叙述，这里不再累述。

9月14日，马来西亚外交部秘书长尤素夫·希塔姆约见我，商谈递交国书事宜。希塔姆通知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将于9月16日接受我递交国书。会见时，秘书长和我还就中马关系交换了意见。

在此之前，马外交部礼宾司已向我介绍了递交国书的程序，并提供了程序册。使馆同志也同我谈过有关注意事项，还特别提到某国新任驻马大使递交国书时不慎掉了鞋子的趣闻。原来，按马方礼仪，大使在递交国书之后向最高元首告辞时，不能立即转身背向最高元首而行，必须在握手告别后，后退至大厅出口的门槛前才能转身跨过门槛出厅。这位大使在后退时，一不小心掉了一只皮鞋。他不好拾起穿上，只得光着一只脚退出大厅，其后由马方工作人员将鞋子捡起来送给他。

会见秘书长后回到使馆，我在脑子里对递交国书的程序又“过了一遍电影”，按程序册的要求操练了一遍，可以说已烂熟于心，不会像我的外国同事那样为人留下笑谈。

2．别开生面的递交国书仪式

9月16日，马来西亚外交部通知我，递交国书安排在上午10：30。约10：00许，马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率礼宾车队抵达中国大使馆。他请我登上主车。因为我还未递交国书，主车的前面只插挂马来西亚国旗，我是马方的客人，坐在汽车后排的左边，礼宾司副司长作为主人坐在我的右边。参加仪式的中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和商务参赞乘坐马方的其他礼宾车。礼宾车队在两辆开道摩托车的引导下离开使馆，快速驶向王宫。

抵达王宫大殿后，礼宾司副司长请我下车。王室典礼官已在门口恭候。他带领我步入正厅，沿着对面的台阶上楼到达典礼大厅门口。我左手持国书，跨过大厅门槛。举目望去，只见最高元首苏丹伊斯坎达尔站在大厅正中，两旁有王宫总管和外交部高级官员陪同。最高元首距离大厅门口约七八米。按照礼宾程式，我向前走了七步，稍停一下，向最高元首致鞠躬礼。之后，又向前走三步，再次鞠躬致意如仪。接着，我按礼仪规定致颂词。我表示，本人被任命为中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深感荣幸。我首先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对最高元首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我赞扬马来西亚近年来在国家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在中马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表示我在任职期间将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竭尽全力。相信在我履行这一崇高使命时，一定会得到最高元首和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和合作。我祝愿最高元首身体健康，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接着，我用双手将国书递交给最高元首。

最高元首在双手接到国书后，热烈欢迎我出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他表示，他本人和马来西亚政府将对我为发展中马关系的努力给予帮助与支持。

1988年9月16日，周刚大使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递交国书

周刚大使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递交国书后，在留言簿上签字

之后，双方握手。最高元首向我介绍出席仪式的马方高级官员。我同他们一一握手，并介绍了陪同的大使馆参赞们。在我向最高元首告辞时，按照礼仪，我向后退三步，向最高元首颔首致意，随后再后退七步，再次向最高元首致鞠躬礼。由于事先做好了准备，这时正好退到大厅的门槛前。我随即转身迈过门槛，走出典礼大厅。

接着，王宫典礼官陪同我走到楼下，登上检阅台，检阅王室仪仗队。仪仗队人数虽不多，但仪态庄重，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划一，体现了马来西亚对递交国书仪式的重视。在此隆重场合，你会感到作为一国使节的荣耀。

整个礼仪完毕后，礼宾司副司长引我登上礼宾专车。这时，礼宾车的左前端已插挂中国国旗（马来西亚的交通规则是左行）。作为已正式就任的大使，我已经成为主人，礼宾司副司长作为客人坐在我的左手。礼宾车队在摩托开道车引导下离开王宫，很快抵达中国大使馆。使馆招待员礼貌地打开车门，请礼宾司副司长下车。我随后从汽车右门下车，并请礼宾司副司长进入使馆会客室。服务员上茶点。宾主友好交谈，我感谢他和马来西亚外交部的周到安排和友好合作。副司长起身告辞，我礼送他登车离去。

下午1时，我和夫人邓俊秉前往柔佛宫，出席最高元首和元首后的午宴。见面握手后，我们向最高元首夫妇赠给了纪念品。宴会气氛轻松友好。由于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其他国家新任驻马大使夫妇，大家系初次见面，宴席间的话题主要是有关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

在递交国书和应邀出席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欢迎宴会之后，我完成了由候任大使向在任大使的转变。新的工作开始了。

3．做马来上层工作

我抵达马来西亚的时候，中马建交已经14年。建交以来，两国领导人开始互访，在各领域开始一些往来。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总的来看，中国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各国关系处在初始阶段。中马之间既存在南海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又存在华人、马台关系等现实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马关系的发展，开创两国关系的新局面，需要增加双方的往来，增进相互了解，不断开展经贸合作，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建立政治互信。开展这些工作的关键是做马来西亚上层的工作，特别是政府中马来族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的工作。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占人口多数的原住民马来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独立后，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长期执政。在马来西亚政府中，由马来人出任总理和副总理，国防、外交、财政、内政、贸易和工业、教育、文化等重要部的部长也由马来人担任。

我在上任之初，礼节性拜会了文化旅游部长沙巴鲁丁、新闻部长拉赫马特、贸易工业部长拉菲达女士、外交部长哈桑、青年体育部长纳吉布·拉扎克、农业部长萨努西·朱尼德、国防部长里陶丁和副部长阿布·巴卡尔、教育部长安瓦尔·伊卜拉欣、福利部长穆斯塔法、上院议长艾哈迈德·乌来和下院议长扎希尔·伊斯迈尔、最高法院院长阿卜杜勒·哈米德、武装部队参谋长哈希姆、森美兰州苏丹（马来西亚最高副元首）、初级资源部副部长阿里亚斯·阿里、公共企业部副部长西蒂·扎哈拉，以及吉隆坡市市长伊利亚斯、前最高法院院长苏菲安、前外长阿卜杜勒·卡迪尔和穆罕迈德·卡扎利·沙菲。

周刚大使和夫人邓俊秉拜会马来西亚贸易工业部长拉菲达女士（右2）和丈夫

马来西亚青年体育部长纳吉布与周刚大使夫妇

在一般情况下，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我的夫人邓俊秉教授和我一同去拜会马方高官及其夫人。一些德高望重的上层女士则由邓俊秉去拜会，如前总理拉扎克的夫人、马哈蒂尔总理夫人的大姐萨利哈等人。我们还利用马来西亚部长们访华和中国部省级领导访问马来西亚的机会为马来西亚高官及其夫人举行宴会。

马来西亚的重要节日，如穆斯林的开斋节，也是我们结识马来朋友的机会。每年逢开斋节，马哈蒂尔总理和贾法尔·巴巴副总理，以及马来族部长都举行开门迎宾活动，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其府邸共度佳节。人不分男女，位不分高低，一律欢迎。这些场合，张灯结彩，人流如鲫，互相祝贺和问候，到处都是欢笑的面孔，家家户户都有宾至如归之感。

马来西亚福利部长廖莫宜参加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

这里特别要提到同马哈蒂尔总理和贾法尔·巴巴副总理的会见。

11月3日，我拜会了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勒·加法尔·巴巴。20天前，我和邓俊秉在大使馆宴请了他的7位子女。10月26日，我在拜会马来西亚前外长阿卜杜勒·卡迪尔议员时，卡迪尔告诉我，马政府对发展马中关系持积极态度，马方拟放宽对中国大使馆的一些限制。因此，我同加法尔副总理谈话的气氛轻松友好，很自然地谈到中马双方增加往来的问题。我表示，中马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两国人民应该多来往。据我了解，马方对马来西亚华人到中国大陆探亲访友和旅游经商有一些特殊规定。有些规定是否可以做些修改。例如，到中国探亲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年龄要求夫妇二人都在60岁以上，要组团而行，每个团必须有30人。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一位60多岁男子的夫人比丈夫年轻得多，这对夫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中国省亲，能否只要求一方的年龄满60岁。我请阁下运用你的崇高影响，早日取消这些限制。加法尔听后微微一笑并表示，马政府将对此进行研究。

由于中方的多方推动，以及中马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990年马政府取消了对马公民访华的限制，中马民间交往出现了新局面。

12月22日，马哈蒂尔总理在总理府会见我。这是我到任之后第一次正式拜会他。在这之前，在很多别的正式外交场合，如外国政府首脑来访的欢迎仪式和宴会、马来西亚的重要庆典，作为外国大使都有机会同他见面和握手寒暄。但是，在这些场合，外国使节们都不可能同他多作交谈。这一次情况却不同。这是马来西亚政府首脑正式会见中国新任驻马大使。我首先感谢他在百忙中会见我，并向他转达了李鹏总理的问候。我表示，到任之后，亲眼看到马来西亚在阁下的领导下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也亲身体验到在中马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关系不断发展。我特别强调，中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人民之间有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中马都是发展中国家，同马来西亚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中国真诚希望中马两国进一步增加往来，扩大双边贸易，发展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把两国关系推向前进。马哈蒂尔总理欢迎我出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他对近年来马中关系的发展表示高兴。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邻国。他本人和马来西亚政府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他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马中关系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

4．我所了解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我在马来西亚工作的近33个月中，有机会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距离接触。除向他进行礼节性的到任和离任拜会之外，还多次陪同到访的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高官拜会他。至于在马来西亚的重大节日和国事活动中同他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不用说，研究马哈蒂尔总理为首的马来西亚政府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更是我和中国大使馆的重要任务之一。

马哈蒂尔1925年12月生于马来西亚西北部吉打州的一个普通印度裔穆斯林家庭。时逾耳顺之年的他总是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表情虽然有些严肃，但给人平易近人之感。在不同场合，马哈蒂尔或着马来传统服装，或穿政府官员工作服。工作服相当于我们的猎装，一般为浅灰色，左胸处标有自己的名牌。

马来西亚朋友向我提及马哈蒂尔总理时，总带着敬佩之情，赞扬他工作认真，孜孜不倦，处事果断，讲求效率，说他是工作型的总理。

在吉隆坡和我访问过的一些州的首府，城市一般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1981年，在侯赛因总理因健康原因辞职后，时任副总理的马哈蒂尔出任第四任总理。马哈蒂尔总理坚持奉行已故总理拉扎克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发展汽车、钢铁、电子等民族工业，大力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学习外国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使马来西亚经济从80年代中期起持续8％的高速增长，从而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经济面貌。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当时的1800多万人口中，马来人占60％以上，华人约占30％，印度人占7％左右。虽然种族关系有一定敏感性，马来人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在经济上享有特权，但在马哈蒂尔的领导下，主要民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关系比较稳定。马哈蒂尔重视民族和睦，视其为国家稳定的基石。华人和印度人的诉求和利益也受到一定的照顾。华人和印度人都有自己的政党，保有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为主体的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中，华人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人民运动党”（又称“民政党”）和“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是重要成员。在马政府中，“马华公会”、“民政党”和“印度人国大党”占有约四分之一左右的部长和副部长席位。尽管也存在马来人和华人的反对党，他们不时批评政府，但是马来西亚政局总体上是稳定的。

马哈蒂尔不仅以高超的治国才能在国内享有崇高的政治威望，也以对国际事务的远见卓识闻名于世界。在外交上，马哈蒂尔奉行中立、不结盟和大国平衡政策，视东盟为外交基石。他曾倡议成立东亚论坛。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敢于仗义执言。他对国际关系的独到见解、犀利的言辞和坚定的态度常常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非议，却更多地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与支持。曾有某些西方“人权斗士”指责马来西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破坏了马来西亚土著民族的生存环境和传统文化。对此，马哈蒂尔反唇相讥。他说，马来西亚不会为了满足这些西方绅士的猎奇心态而停滞不前，保留落后。他看不出贫困落后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

中马建交之后，两国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中马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同马哈蒂尔对中马关系的重视和对中国的正确认知分不开。马哈蒂尔在担任总理期间曾对中国进行过7次正式访问和工作访问，2003年离任之后至2009年4月又应邀访华3次。我们可以从马哈蒂尔2009年4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报告中清晰地看出他对中马关系和中国振兴的看法。笔者出席了这次报告会，并同马哈蒂尔进行了问答互动。下面让我引用马哈蒂尔讲话的部分内容。

马哈蒂尔在回顾中马关系发展的历史时说：“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同中国建交之前受西方影响，害怕越南落入共产党之手，东南亚其他国家将逐一陷落。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中国没有野心和恶意。有的西方人问我，是否担心中国。我说，葡萄牙1509年来到马来亚，一年后征服我们。但中国不是。郑和曾率庞大舰队到东南亚，但不是为了征服和占领。马来西亚虽小，但不受大国影响，不会为西方而遏制中国。”

马哈蒂尔表示，马来西亚每一届总理都重视对华关系。马来西亚有很多华人，有的华人是反对党，但是中国没有利用他们。中国是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必须同中国友好相处，而不能同中国对抗。

马哈蒂尔强调，对待中国要采取现实的态度，中国存在那里，这是现实。不能要求中国去搞什么民主，不能无视13亿中国人。马来西亚不怀疑中国的内部制度，中国对马来西亚也是如此。我见过很多中国领导人。他们很现实，从不谈论马来西亚的内政，只讲两国双边关系。同他们很容易打交道。

马哈蒂尔批驳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他说：“中国是个大国，要保护自己。中国为了防务要花钱，GDP的1％就是很大的数字。中国的经济增长对马来西亚有利。我们可以向中国出口棕油、天然气、橡胶。很多马来西亚人到中国做买卖。中国人到马来西亚旅游的多起来，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旅游的更多。中国和邻国都富起来，相互冲突就少。”

在谈到中国东盟关系时，马哈蒂尔说：“中国对东盟很友好，未来也会这样。当然，双方可能有分歧，如贸易、甚至领海争端。但是，这些分歧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不是通过战争。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可以坐下来讨论南海问题。”

马哈蒂尔对中马关系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说，马来西亚对中国采取友好政策。中国对马也是如此。马中两国经济是互补的，双边贸易数量很大，而且还会进一步发展。双方应该进一步多来往、多了解。欢迎中国到马来西亚投资。双边关系应该而且可以双赢。

周刚大使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在谈到为什么他在2003年急流勇退，辞去总理职务时，马哈蒂尔风趣地说：“是我的母亲让我主动下台。她说，一个人下台的最好时间是他还享有威信。”

在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中，马哈蒂尔侃侃而谈，思维敏捷，广征博引。在谈论当今世界金融危机时，数字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他特有的幽默风格不时引起在座嘉宾的笑声。

5．同马来西亚华人政党的交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于1942年2月占领了英属马来亚。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日，英国宣布在马来亚建立军政统治。在此之后，马来亚各族人民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立了各种政党。1946年5月，第一个马来人的全国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成立。1946年8月2日，“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成立。1949年2月27日，马来亚华人也成立了自己的政党“马来亚华人公会”（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改名为“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1952年，“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与“马华公会”联合，不久又吸收了“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组成了“马华印联盟”。1974年4月，在马来西亚联盟党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华人的主要政党“马华公会”、“人民运动党”（又称“民政党”，The Peoples Movement Party）等都是“国民阵线”的成员。

我抵达马来西亚履新时，在马方政府的组成中，约有四分之一的部长和副部长来自上述华人政党。他们分别担任交通、初级资源、劳工、卫生、科技和环境、能源和电讯、房屋和地方政府部的部长，贸易和工业、财政、农业、青年和体育、教育、工程、文化和旅游、国家乡村发展、卫生、科技和环境等部的副部长，总理署的副部长，以及一些部的政务次长。很显然，中国大使馆在为发展两国关系而工作时，需要经常同上述政府部门打交道。作为中国大使，同这些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商谈两国之间的业务交往与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我在上任初期，除拜会由马来人担任的外交、贸易和工业、国防、教育、财政、文化和旅游、青年和体育、新闻、农业和林业、社会福利、公共企业等部的部长们外，也分别拜会了上述华人部长和副部长，以及一些前政要。除了上任拜会外，我还需要经常就中马两国在具体领域的合作同马来西亚有关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商谈。在中国省部级代表团来访时，我都有机会同马来西亚主管部长们接触。大家结识之后，你来我往，互相宴请，就是情理中事。我和我的夫人邓俊秉经常请马来族和华人的部长以及他们的夫人和子女们到中国大使馆品尝中餐，有时还观看介绍中国历史、文化、风景的影片。同上述华人部级高官的交往，有助于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也有利于结交华人社会各界的朋友。不仅如此，在大使馆的日常工作中，我们也经常得到华人部长们的帮助。

这里，我想谈谈在我任期内同几位马来西亚华人部长的交往和友谊。

交通部长林良实是马华公会的总会长，在马政府中排位在总理和副总理之后。林良实先生自幼受英文教育，在大学里主攻医学专业，是医生出身。一般人称他为“Doctor林”。在这里，“Doctor”是“医生”，而不是“博士”。林良实先生祖籍福建，除操流利的马来语和英语外，还讲家乡闽南话。开始我们见面时，一般讲英语。他可以听懂简单的北京话（当地称华语）。日久天长，接触多了，我发现他的华语有进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中马关系不断发展，双方往来增多，听中国官员讲北京话的机会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各国更加重视对华关系。过去只讲英语和闽南语和客家话的英语教育出身的马来西亚政府华人官员，以及工商、教育、文化各界的马来西亚华人，为了同中国打交道，日益感到讲普通话的必要性。对于林良实部长来说，他的华语大有进步还要归功于他的夫人王维娜女士。王女士自小受华文教育，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和邓俊秉同林良实部长夫妇见面时，王女士都是用汉语普通话同我们交谈。

会见马来西亚体育部副部长邓育桓

民政党主席林敬益先生长期担任初级产品部长。他是又一位受英语教育、毕业后从医的“大夫”，一般人称他为“林敬益医生”。林敬益部长为人豪爽，谈话风趣，不拘一格，平易近人。每次见面，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向中国推销马来西亚的土特产品——棕榈油。那时，马年产棕榈油约400万吨。中国和印度是主要进口国。为马来西亚的大宗出口产品棕榈油寻找大买主，是林敬益领导的初级产品部的重头任务。他常给我算细账：中国现在对居民食用油还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人每年多吃一公斤棕榈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们中国现在有10亿人口，每人每年多用一公斤，加在一起就是100万吨。他向我介绍说，棕榈油既可作食用油，又可用来制作巧克力和点心，还是生产肥皂和洗涤剂的原料。马来西亚棕榈油研究所（PORIM）经过多年科研，已掌握棕榈油的精炼技术，大大降低了油中所含的饱和脂肪酸，长期食用棕榈调和油对心脏没有任何副作用。林敬益还兼任马来西亚精武总会会长，热心推广中华武术，积极倡导成立亚洲武术协会，并为此以马精武总会会长的身份携夫人访华，同中华全国武术协会进行商谈。

马来西亚原产部长林敬益参加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

林敬益部长没有学过华语，只会讲家乡闽南话，听不懂普通话，也不认识汉字。我们之间用英语交流。但我慢慢发现，他逐渐可以听懂和说几句简单的普通话。他学习讲普通话是很刻苦的。有时他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宴会上用普通话致辞。这令我非常惊讶。原来他念的讲话稿竟是用英文拼写的。当我于1991年4月1日向他辞行时，我们已基本上用普通话交谈。我真佩服他的神速进步。在同中国大使和中国大使馆交往中，马来西亚的华人高官们不是一点顾虑也没有。那时中马关系的大背景是，两国相互信任处于初始阶段，马政府对中国还有不少疑虑，华人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马来西亚的华人部长们一开始同我接触时比较谨慎低调。他们不愿引起他们的马来同胞的不必要猜疑。在外交场合见面多是一般寒暄，不多谈。我到办公室去见他们也是公事公办，可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和夫人邀请他们及家人到中国大使馆出席宴会，有人有时流露出为难情绪。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总是理解他们的考虑，绝不勉为其难。等到后来交往多了，一些朋友私下告诉我说：“作为马政府的成员，我们到中国大使馆出席中国大使的宴会，政府对我们没有什么限制，在中国大使馆周围的内政部的便衣（警察）也不会阻拦。但我们心里感到还是小心一些为好。比如，有时政府开会时，首相（即总理）随便开句玩笑对我说，‘中国大使馆的中餐味道怎么样？’我心里就想，准是内政部的人打了小报告。”

随着中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我同马来西亚政府高官们（包括马来族、华人和印度裔高官）的交往日益增多，相互宴请成为很正常的事。马来西亚的华人部长们以及他们的夫人和子女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就不再有什么顾虑。

在马来西亚华人高官中，这里要特别提到农业部副部长李裕隆和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医生。

马来西亚农业部副部长李裕隆在中国大使馆作客

李裕隆先生初任农业部副部长，后任工程部副部长。他和他的夫人、母亲、儿子、哥哥经常同我和邓俊秉见面。他为人爽直，热情友好，毫无架子。我们见面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也就如何发展中马关系交换意见。他对两国关系抱乐观和积极态度，并愿尽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1989年10月2日，李裕隆副部长盛情邀请我和邓俊秉出席马来西亚皇家委员会为马最高元首和元首后举行的宴会，同马皇室成员和达官贵人见面。李裕隆先生的父亲李孝式老先生是马来西亚的开国元勋之一，在马来西亚华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李孝式先生原籍广东，生于1901年。参加过抗日战争，1945年创办《中国报》。他是马华公会的创始人，在马政府中历任要职。1959年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授予的“敦”勋衔。1988年11月19日，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Jalan Tun H.S.Lee)。“敦（TUN)”是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授予除皇室成员外的马来西亚平民最高的封号，马来西亚几任总理和马华公会、民政党的创始人等少数领袖人物曾获此殊荣。例如，我和邓俊秉经常会见和相互宴请的老朋友翁毓麟先生就曾荣获“敦”的封号。翁先生为马华公会元老，曾任政府部长多年和马来西亚最高法院大法官，为促成马华公会同巫统结盟做出过贡献。李裕隆的哥哥李剑桥曾任议员，获封“拿督”衔。从李裕隆先生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中，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同中国大使交往时没有后顾之忧。

马来西亚另一个著名的医生林苍佑先生也曾荣获“敦”的封号。林苍佑先生是马政坛元老，德高望重，时任槟州首席部长，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和马各界无人不晓。我到任后不久就和夫人邓俊秉去拜会他。他也很快在吉隆坡宴请我们。以后在不少外交场合同他见面。1989年12月初，我和邓俊秉去槟州首府槟城访问，林苍佑首席部长和夫人又设家宴款待我们，他的弟弟出席作陪。林苍佑先生已70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感到他深厚的炎黄子孙的乡情，他对中国的关心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林先生祖籍福建同安，1919年5月28日生于槟城。他曾留学英伦，获医学学位。那时的马来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由于医术精湛，他回到祖国大陆后在国民政府海军总部任医务处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到马来亚从政。他是马来西亚民进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曾参加马华公会。林老先生曾先后担任槟州首席部长21年。作为马来西亚的华人，“封疆大吏”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是前无古人的。

6．马来西亚华社精英和郭鹤年兄弟

马来西亚华社及其精英

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人口中的比重之高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新加坡，在马政治生活、特别是经济发展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马来西亚华人的先人主要是中国明、清两代到民国时期从中国福建、广东、海南和广西来马来西亚谋生的贫苦农民。马来西亚独立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些当年的华侨大多数成为马来西亚国民，故改称华人、华裔。他们主要分布于首都吉隆坡、滨城、怡保、新山、马六甲市和东马的古晋等大城市。

从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到1974年中马建交，由于马来亚共产党、马来西亚华人和马台关系等因素，马对华疑虑较多，两国政治上处于对抗状态。马政府虽不限制同中国的经贸来往，但对马来西亚华人访华和探亲却有严格限制。我到任时，马方政府的规定是，马来西亚华人访华要夫妇同行，双方需均满60岁，而且要组团而行，由马内务部派官员随团监督。1989年12月8日，马来西亚政府、泰王国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签署和平协定，解决了马来亚共产党问题。此后，马政府修改了有关马来西亚华人访华和探亲的规定。

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并称为华社三大支柱。马来西亚有1200余所国民型华文小学、60所独立中学，是中国以外中文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国家。对于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延续，华人社会做出了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为表彰马来西亚华人领袖人物为国家做出的重要贡献，前槟城首席部长林苍佑医生、马华公会前会长陈修信等人都曾获马来西亚最高荣誉“敦”（马来文：Tun）的封衔。马来西亚华人中的政府高官，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各界的头面华社人物曾获“丹斯里”（马来文：Tan Sri）的封衔。至于获“拿督斯里”（马来文：Dato' Seri）和“拿督”（马来文：Datuk）封衔的人则更多。

马来西亚贸工部副部长郭伟杰陪同参观马六甲州

中马建交后，不少华社知名人士开始同中国驻马大使馆接触。十多年来，中国大使馆已经有了不少华社的朋友。我上任后，在主动拜会马政府高官和马来族上层人物的同时，同华人前原产部长梁琪祥、前农业部副部长吴清德和巴生港港务局长曾永森等，以及华社老朋友的交往，也是刻不容缓的。短短的三四个月里，我先后拜会了华社的工商巨子和文化教育界名流。他们之中有：马来西亚“橡胶大王”李成枫，雪隆商会名誉主席黄琢齐，云顶集团丹斯里林梧桐，亚洲“糖王”丹斯里郭鹤年及其兄长郭鹤举，马来西亚建筑商会主席杨忠礼，“钢铁大王”金狮集团主席丹斯里钟廷森、温典光，敦李孝式的遗孀，丹斯里李金友，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丹斯里张晓卿，“棕油大王”李深静，中华大会堂的领导人林玉静等人。

我这里没有篇幅详述同华社工商界巨子交往的细节，只是列举了一些朋友的大名。因为，在我出使马来西亚两年九个月的时间里，我亲身感受到他们对我和中国大使馆的热诚帮助，对祖籍国的关心，以及对发展中马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的不懈努力。回顾中马关系的发展，不能忘记马来西亚的老朋友，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我所结识的郭鹤年兄弟

郭鹤年（Robert Kuok）的名字在马来西亚家喻户晓，在中国也广为人知。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一个华商家庭。他的父亲郭钦鉴祖籍为中国福建省福州市，1909年只身来到马来亚柔佛州的新山。1920年，郭钦鉴与来自家乡福州的郑格如结婚，育有三子：郭鹤举、郭鹤麟和郭鹤年。兄弟三人都受过良好英文教育，毕业于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学院。1947年，郭鹤年在新加坡创立公司。郭钦鉴去世后，郭鹤年于1949年在马来亚新山组建了由他母亲郑格如建议，郭母和哥哥郭鹤举、郭鹤年本人及郭氏堂兄弟们入股的“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在马来西亚、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拥有大批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制糖、面粉、种植业、地产、金融、酒店、船运和国际贸易等。郭鹤年本人号称马来西亚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