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义第一

欲明词曲史，当先明词曲之义。顾词曲之义亦难明矣。盖吾国历史，亘世过长，名物之立，往往一字数义，一物数名。非推其本末，辨其通专，不足以详其性质范围也。即如词曲二名，人皆知为唐，宋，金，元间之二种新文体矣，苟粗言之，亦曰词曲已耳。何待别明其义乎？然词曲之名，含义甚复，界限甚宽；非必唐宋间之所谓词，金元间之所谓曲也。且方曲未兴，词亦泛称为曲；迨曲既盛，曲又广称为词。（说详后）又就词而言：有称诗余者矣；有称乐府者矣；有称长短句者矣。就曲而言：有称杂剧者矣；有称院本者矣；有称传奇者矣；有称散曲者矣。是词曲犹非定名，夫何由而断之？今惟先释二者之义，继明二者之界焉。

（一）词之意义

自来释词字之义者，每好征引《说文》意内言外之训，然许氏初非为此立名，而其字实不专属此唐宋间之一种文体之称也。词，《说文》作，从司言，意主于内而言发于外，故上司下言者，内外之意也从段氏说；词字则为其隶行郭忠恕《佩觿》。今假之为此种文体之名，亦不过化通称为专称耳，非其义遂足以专明此一种长短句之近体乐府也。夫意者，文字之义；言者，文字之声；词者，文字声义之合也。举凡摹绘物状，发声助语之文字，皆以词为通称。乃欲据以训此千年后特出之一种文体，得无牵强？故吾人但名此种文体为词可矣，不必上追许说，攘通称为确诂也。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五有论及此者，略谓“夫意内言外，何文不然？不能专属之长短句。盖乾嘉以来，考据盛行，无事不敷以古训，填词者遂窃取《说文》以高其声价”。见颇通核。至词之异名有诗余，乐府，长短句等，分释如次：

（甲）诗余——诗余之名，不详所自始。《蜀中诗话》云：“唐人长短句，诗之余也，始于李太白。太白以《草堂》名集，故谓之《草堂诗馀》”，似诗余之名即出于此。然《草堂诗馀》为南宋人所编选，而北宋廖行之词，已名《省斋诗馀》，则其名固早立矣。大致谓古诗变为乐府，乐府又变为长短句，故以词为诗之余。而清毛先舒谓：“填词不得名诗余，犹曲自名曲，不得名词余。又诗有近体，不得名古诗余。楚《骚》不得名经余也。……故填词本按实得名，名实恰合，何必名诗余哉？”汪森谓：“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驰，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吴应和则谓：“金元以来，南北曲皆以词名，或系南北，或竟称词。词所同也，诗余所独也。顾世称诗余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诗余为安。”而近人王以慜释之云：“非五七言之余，三百篇之余也。”如是而词之位置始得比于诗。然而“余”之为言，究未惬当也。宋元人词集以诗余名者，有廖行之《省斋诗馀》，吴则礼《北湖诗馀》，仲并《浮山诗馀》，韩元吉《南涧诗馀》，王之望《汉滨诗馀》，李洪《芸庵诗馀》，张镃《南湖诗馀》，许棐《梅屋诗馀》，吴潜《履斋诗馀》，汪莘《方壶诗馀》，韩淲《涧泉诗馀》，汪晫《康范诗馀》，黄机《竹斋诗馀》，林淳《定斋诗馀》，王迈《臞轩诗馀》，赵孟坚《彝斋诗馀》，葛长庚《玉蟾先生诗馀》，柴望《秋堂诗馀》，吴存《乐庵诗馀》，赵文《青山诗馀》，刘诜《桂隐诗馀》，刘壎《水云村诗馀》，黎廷瑞《芳洲诗馀》，刘将孙《养吾斋诗馀》，舒《贞素云斋诗馀》，舒逊《可庵诗馀》等。亦可见习用其名者之众矣。

（乙）乐府——乐府之名，始于西汉，盖教乐之官也。于殷曰瞽宗；周因殷列为西学，所以教礼乐，《周官》有大司乐之属；至汉文帝以夏侯宽为乐府令，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而立乐府，始具乐府之名。自汉迄唐，凡郊祀，燕射，鼓吹，清商，舞曲，琴曲等，悉属乐府范围，然不必尽施于乐。刘勰所谓“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是也。唐人乐府，初循汉魏小乐府五言，若《子夜》《欢闻》《前溪》《读曲》诸歌；继循齐梁乐府七言，若《挟瑟歌》《乌栖曲》诸辞。故其体率为绝句，如《纥那曲》《怨回纥》，皆五绝也；《竹枝》《杨柳枝》《浪淘沙》《欸乃曲》，皆七绝也。是即乐府，亦即词也。故宋元人遂沿称词为乐府。其集之以乐府名者，有苏轼《东坡乐府》，贺铸《东山寓声乐府》，周紫芝《竹坡居士乐府》，徐伸《青山乐府》，刘弇《龙云先生乐府》，赵长卿《惜香乐府》，康与之《顺庵乐府》，曹勋《松隐乐府》，姚宽《西溪居士乐府》，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杨冠卿《客亭乐府》，杨万里《诚斋乐府》，赵以夫《虚斋乐府》，段克己《遁斋乐府》，段成己《菊轩乐府》，李俊民《庄靖先生乐府》，元好问《遗山新乐府》，王义山《稼村乐府》，王恽《秋涧乐府》，陈深《宁极斋乐府》，曹伯启《汉泉乐府》，周权《此山先生乐府》，蒲道园《顺斋乐府》，虞集《道园乐府》，许有壬《圭塘乐府》，宋褧《燕石近体乐府》，张埜《古山乐府》等，皆其类也。

（丙）长短句——长短句即乐府之杂言者也。周《颂》汉《歌》，已启其源。天籁所发，初无定谱，低昂合节，错落不齐，要以表其变化之美。汪森谓“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六朝以还，歌行杂作。至于唐代，厥体盛兴，李白《蜀道难》《长相思》《将进酒》等篇，极参差变化之致。及张志和、白居易辈割五七言而为《渔歌》《忆江南》等，词体于是乎成，而此后之长短句，皆倾向于词矣。王昶谓“诗本于乐，乐本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故宋元多称词为长短句，其集之以长短句名者，有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陈师道《后山长短句》，米芾《宝晋长短句》，赵师侠《坦庵长短句》，左誉《筠庵长短句》，张纲《华阳长短句》，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刘克庄《后村长短句》，李齐贤《益斋长短句》等，皆其类也。

此外有称歌曲者，如王安石《临川先生歌曲》，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有称琴趣者，如黄庭坚《山谷琴趣》，晁端礼《闲斋琴趣》，赵彦端《介庵琴趣》；有称乐章者，如柳永《乐章集》，刘一止《苕溪乐章》，洪适《盘洲乐章》，谢懋《静寄居士乐章》；有称遗音者，如石孝友《金谷遗音》，林正大《风雅遗音》，陈德武《白雪遗音》。余如朱敦儒之《樵歌》，陈允平之《日湖渔唱》，周密之《洲渔笛谱》，张辑之《东泽绮语债》，杨炎正之《西樵语业》，高观国之《竹屋痴语》，皆喜为异名，而化去词之本意，无深义也。

（二）曲之意义

曲主可歌，唐宋词皆可歌，词与曲一也。自有不能歌之词，而能歌者又渐变为曲，则宋元间之所谓曲也。而曲之源实起于汉，乐府《鼓吹·铙歌》之类是也。《古今乐录》载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又《鼓吹·铙歌》十八曲；《晋书·乐志》载魏武帝使缪袭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汉曲，又吴使韦昭制《鼓吹》十二曲，又晋武帝令傅玄制《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其所有曲题，皆未明称为曲也。及宋《鼓吹·铙歌》有《上邪曲》《晚芝曲》《艾如张曲》，始著曲名。自后乐府歌辞，多以曲名篇，其源流当别详。而究曲字之义，则音韵曲折之意也。按《汉书·艺文志》，载《河南周歌诗》《周谣歌诗》，皆有声曲折。又《宋书·乐志》，载张华表云：“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又载贺循云：“自汉以来，自造新诗。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所谓曲折者，殆即曲字之所由得名也。明徐师曾《诗体明辨》云：“高下长短委曲以道其情者曰曲。”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音声杂比高下短长谓之曲。”为意亦同。至宋代之曲，则昉自隋以后之曲子。宋王灼《碧鸡漫志》云：“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自是有大曲，有法曲，有北曲南曲，递衍递变，虽为体各异，而统以曲名，要以被之声歌音韵曲折为主。特金元以后，则专以其名属之戏曲耳。曲之异名，有杂剧，院本，传奇，散曲等，亦分释如次：

（甲）杂剧——两宋戏剧均谓之杂剧。《宋史·乐志》云：“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剧，词未尝宣布于外。”宋吴自牧《梦粱录》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周密《武林旧事》载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其组织内容，盖合大曲、法曲、宫调、词调为之，而又穿插种种滑稽杂戏及故事，而杂剧遂为其总名。元代仍因其名而略变其体质，遂成元之杂剧。变叙事体为代言体之戏剧，亦由是托始。迨明以后，则又以戏曲之短者为杂剧矣。（乙）院本——杂剧至金，始有院本之名，盖行院之本也。行院者，金元人谓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谓之院本。元陶九成《辍耕录》，载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种，有《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题目院本》《霸王院本》诸目。又有所谓爨或焰段者，亦院本之异名也。《辍耕录》又云：“金有杂剧院本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始厘而二之。”所谓厘而二之者，盖以元人创杂剧，而称金之旧剧为院本也。然至明初，已有称元杂剧为院本者。自后遂混北剧或南戏而泛称院本矣。

（丙）传奇——传奇之名，昉自唐裴铏所作《传奇》六卷，本属小说，无关曲也。宋则以诸宫调为传奇。《碧鸡漫志》所谓“泽州孔三传首唱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此非元人之杂剧也。元人以杂剧为传奇，明人则以戏曲之长者为传奇。故传奇之名凡四变；普通所指，乃元之南戏，明之戏曲耳。

（丁）散曲——散曲对剧曲而言。剧曲纪事必具首尾，率以科纪动，以白助言；散曲则无论纪事、写景、状物、言情，皆不须科白相联贯，故又名清曲。其中更分小令散套二种：小令一名叶儿，为散曲之短小者，对体制较大之套曲而言；散套一名套数，为散曲之成套者，对有联贯之剧套而言。元明人亦多称散曲为乐府，如杨朝英之《太平乐府》，郭勋之《雍熙乐府》诸选集，张可久《小山乐府》，周宪王《诚斋乐府》，王九思《碧山乐府》，杨慎《陶情乐府》诸别集。意谓其曾经文学之陶冶，可以入乐府而充一代之雅乐，有以别乎里巷之俚歌，然与词之称乐府者几混矣。

此外又有称曲为词余者，然名实未当也。谓词为诗余，犹可曰诗不指五七言，乃三百篇耳。今以曲为词余，宁非抑曲过甚欤？盖文体流变，各辟疆宇，无所谓余。如别子为祖，遂不更与本宗论系属也。况词曲门户各殊，势力相等，作者各擅专长，不相取下，安见此遂为彼之余邪？

（三）词曲之界

词曲之意既明，当可略识其界矣。顾其界岂易明哉？苟非推本寻源，诚不能明其变化同异之点。今但比附其本体形质，俾有以划其鸿沟。至其先后递嬗之际，则当于《启变》篇中别详，兹不暇及。

清宋翔凤《乐府馀论》云：“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晁无咎评东坡词谓：“曲子中缚不住”，则词皆曲也。《度曲须知》《顾曲杂言》论元人杂剧，皆谓之词；元人菉斐轩《词林韵释》，为北曲而设，乃谓之词韵，则曲亦词也。虽然，其质未尝无界也。综括之盖有三：一结构之不同也，二音律之互歧也，三命意之各别也。兹分释之：

（甲）结构——词之体制，有令，引，近，慢之分。最短者十余字，如《竹枝》十四字《苍梧谣》十六字等，最长者如《莺啼序》，二百四十字止耳。有单调一段者，有双调二段者，有三段四段者止耳。曲则有一支之小令，二支四支之重头全套，有尾之散套大套。诸曲调中，句字不拘，可以增损，或加衬字，或集调而为犯，或迟其声以媚之而为尾声，不似词之一成而少变也。至曲之平仄韵脚活动，亦不似词之拘守定谱，不得通融也。

（乙）音律——古乐府皆以七音十二律互乘为八十四调。以宫乘律为宫，以其他六音乘律为调，此通法也。而唐燕乐但用二十八调。及宋张炎《词源》谓“今乐所存止七宫十一调”。明沈璟《南曲谱》谓“曲中宫调止六宫十一调”。二者尚不甚相远，惟歌法则不同。词音简，便于和歌；曲音繁，期于悦耳。观姜白石词之旁谱十七支，皆一字一音，不似曲之音有多至十余者。纵横驰骤，去古又日远矣。

（丙）命意——词意宜雅；曲则稍宜通俗。因词为文士大夫所为，类多述怀纪兴之作；而曲则托之优伶乐人，多传神状物之篇。故词可表见作者之性情，而气体尚简要；曲则着重听众之观感，而情韵贵旁流。词敛而曲放；词静而曲动；词深而曲广；词纵而曲横。以词笔为曲，不免意徇于辞；以曲法为词，亦将辞浮于意。就散曲言，犹与词近；若云剧曲，则纯为代言体之文，作者方当从事于揣摩剧情，不容有我矣。

论述至此，词曲之本体，与词曲史之资料，可得而明矣。顾其为体也，源远而流长，其为史也，千头而万绪，约言无当，姑俟徐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