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花森安治

1971年，深秋，正是家家户户开始生炉烤火的季节。

我在生活手帖社的面试中，第一次见到了主编花森安治。

哎？真的假的？！

真的是他？不得了呀！

不敢相信眼前坐着的是花森安治本人。在丹波的山里长大的我，当时心里发出这样的呼喊，一时激动得语塞。

一直以来，我脑中对花森安治的想象……是昔日著名的演员宇野重吉。

1966年，森村桂[1]的小说《或许是我的错》被日活电影公司翻拍成电影。当时的日活电影公司捧红了以石原裕次郎为首的一批年轻演员，在年轻观众里人气很高。这部电影亦是一部具有浓郁时代色彩的作品。

或许您有所不知，森村桂女士在生活手帖社的编辑部任职过。这部处女作《或许是我的错》，正是以她在生活手帖社就职期间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电影中，森村女士的角色由吉永小百合扮演，扮演主编的则是宇野重吉先生。自那以后，那个消瘦，带着一丝捉摸不透的神秘气息的宇野重吉先生，在我心中就与花森安治的形象重合在一起了。

当年楚楚动人的小百合女士扮演森村，而若老天赐予我敏锐的洞察力，就早该觉察到花森安治跟宇野重吉相似的可能性，几乎……

该让真人登场了。但我们不妨先来欣赏照片。

花森安治于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10月25日出生于神户。这不是一个会跟你说理的男人，而是直接做给你看，所以才可怕。

“简直叫人大跌眼镜。明明是个男人却烫了个卷发，但面相又粗犷得很，只能用不可思议形容。”

说这话的是默片时代知名的评论员，后来活跃在演讲台上的德川梦声先生，语出1953年《周刊朝日》上深受好评的《德川梦声连载对谈——问答有用》专栏。如今，烫发早已不算什么稀奇事。最形象的是扇谷正造先生给花森安治起的外号——银座的哥斯拉。

抛开第一印象，在我日后目睹花森安治从早到晚工作的样子之后，他的形象渐渐深入我心。这是一位无法用一页履历来概括的奇男子，气场逼人。但是，面试当天的花森安治，又完全不是哥斯拉的模样。

面试在生活手帖研究室的第三工作室（通称“三室”）进行。我在主编花森先生和社长大桥镇子女士的对面落座，我们中间没有长桌相隔。好紧张。不过，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对面两个人的姿势，对比未免太鲜明了。

身穿苔绿色灯芯绒长裤，搭配胭脂色的Polo毛衣，外加标志性的白色套头衫的主编，浅靠在椅背上，双脚向外伸展，两手插在裤兜里。边上的大桥社长则一身浅紫色的连衣裙，腰背挺立。另外，面试的过程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尽管略显冗长，在此我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场景。全程只有花森先生一人提问。

“关西大学毕业，是那个在西宫的大学吧？”

“不是，那是关西学院。关大在千里山，世博会会场的后面。”

“每天都去上课吗？”

“基本都没去。”

“哦，没去啊，哈哈。那也没什么。那你干什么去了？”

“在妇女儿童服装店打工，还兼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

“为什么？”

“一部分原因跟经历校园封锁有关。另一个原因是大一的时候，父亲因为脑梗死倒下了。”

“第一志愿就是关西大学？”

“不是，报考了两回京都大学，都落榜了。”

“没去挺好的。去了京大可不轻松。”

“是吗？”

“是啊。不过你兴趣不少啊。喜欢爵士，还有……”

“古典乐。”

“在咖啡店听？”

“不是，不太喜欢那里的气氛。在自己的公寓里听。”

“公寓是什么样的？”

“四帖[2]半和三帖的两室加一个厨房。”

“哟，那你可算大领主了。”

“啊……”

“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哦，是《雌雄大盗》。”

“《雌雄大盗》啊，为什么？”

“我觉得从那部片子开始，美国电影发生了转变。另外……”

“嗯，谈不上一流，模仿作。不过看你兴趣里没写读书啊，不看书？”

“我觉得作为学生，读书应该不能算兴趣。”

“哦，学生把看书当兴趣是不妥。那你喜欢的作家是？”

“北村透谷……”

“哈哈，这个够老啊。透谷哪里好？”

“应该是文体吧。”

“嗯，透谷很洋气。更近一点的作家呢？”

“北……北……北杜夫。”

“哦，为什么？”

“虽然他写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文章，但小说写得很好。”

“哦，其他呢？”

“柴田翔也不错。”

“哈哈，意思是，即便没有明天也要《别了，我们的生活》[3]啊。”

“嗯，也可以这么说……”

“我问一下，你目前面试过哪些地方了？”

“面了一家位于大阪的儿童出版社。”

“结果怎么样？”

“可能不需要我吧。”

“为什么呢？”

“这个……”

“这里什么都能说，没关系。”

“我确实不太清楚。”

“也是。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生活手帖》的？”

“小学的时候。”

“哦，小学就知道了。”

“嗯，当时还是黑白杂志，登过藤城清治的剪影画童话。”

“哦，确实有过剪影画，那时候你们还那么小啊，时间真快。”

“是的。”

“先给你打个预防针，这份工作不轻松的。确定想做吗？”

“是的，拜托您。”

“那，你回去等我们消息吧。”

“谢谢。”

“对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有驾照吗？”

“没有……需要吗？”

“不需要。有了驾照就想买车。开了车就想加速。”

“哦……”

“超速岂不是容易出事故？所以驾照这种东西没必要。”

“明白了。”

大致是这样的过程，全程约十五分钟。看似是闲聊般的一问一答，但现场的气氛其实很紧张。花森先生发问的速度极快，几乎没给我思考的余裕，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对简洁的问题，回答也很简洁，更像是在玩接龙游戏。大桥镇子社长全程没有开口，在边上很认真地聆听。

的确，花森先生与我之间的对话有几分表演漫才[4]的味道。正常情况下，入社面试中一般会被问到申请理由、专业、毕业论文之类的问题，但这些常规问题一个也没出现。也许大桥女士早已习惯了这种“花森流”的方式，但对我来说，还没搞清楚状况面试就结束了，却莫名有一种已经入选了的预感。

如今回想起来，花森先生为何没有对我的家乡丹波提过任何一个问题，至今不得其解。毕竟，我第一轮笔试的作文写的就是家乡丹波。花森先生过世后我才知道，他的亲妹妹（野林久美女士）就生活在我老家的边上（京都府船井郡日吉町）。花森先生曾称我是“丹波的猴子”，照照镜子倒是……

很久以后我才得知，花森先生看了我的应聘作文非常高兴。对他来说，能收到来自“丹波的猴子”的应聘，是意料之外的事吧。

而回想与花森先生共事的六年时间，类似这样高密度的对话，仅此一次。我与花森先生几乎没有工作之外的交流。即便有，至多也就两三次而已。

“聆听他人意见，但保留自我判断”，这是《哈姆雷特》中波隆尼尔对儿子雷尔提的警醒。而“没被问到的不要说”，是花森先生对部员的要求。花森先生并非沉默寡言，不喜欢开玩笑。恰恰相反，他比谁都爱说话。所以与其听我们说，他更享受说给我们听。不管是演讲、评论时事、严厉的训斥、激昂的呼吁，还是让人捧腹的漫谈，社里每天都很热闹。只是这一点，当时的我还一无所知。

[1]森村桂（1940—2004）：日本作家。当过记者，并在生活手帖社短暂就职。1965年处女作《或许是我的错》问世，后凭借《最接近天堂的岛屿》一举成名。

[2]帖，日本传统面积单位，1帖约合1.548平方米。

[3]这里的《别了，我们的生活》指的是作家柴田翔的代表作。而花森安治说“即便没有明天”，典出电影《雌雄大盗》的日译名“我们没有明天”。前文中，作者在面试中提及这是他印象最深的电影。

[4]漫才，日本的一种站台喜剧，类似中国的对口相声。通常由两人组合演出，一人负责找碴吐槽，另一人则负责装傻耍笨，两人以极快的速度对话，制造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