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今、古文学派的异同与分合

经学中的今、古文学派，在治学方法和思想内容上是有区别的，但在外患日深、晚清政治腐朽的情况下，它们又互有异同。本文准备就中日甲午战后今、古文学派几个主要人物的表露，诊悉其间的分合。

一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经学中的今、古文学派，也在这急剧的变革中屡起波澜。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一些今、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曾关怀国事，力图自强，尽管他们之间治学方法不同，过去也有过芥蒂。

还在1891年，康有为就出版了《新学伪经考》，以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于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是“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学”，即新莽之学，与孔子无涉，“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指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东汉以降，古文经学盛行，刘歆是古文学派的开创者，康有为指斥古文、攻击刘歆，自然要引起信奉古文经学的学者反对。章太炎说：

初，南海康祖诒长素著《新学伪经考》，言今世所谓汉学，皆亡新王莽之遗；古文经传，悉是伪造。其说本刘逢禄、宋翔凤诸家，然又恣肆。又以太史〈公〉多据古文，亦为刘歆之所羼入。时人以其言奇谲，多称道之。祖诒尝过杭州。以书示俞先生。先生笑谓余曰：“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以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

章太炎自称：“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贾逵）、康成（郑玄）亦不能阿好也”；“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汉世齐学，杂以燕、齐方士怪迂之谈，乃阴阳家之变。鲁学犹为儒流，而成事不符已甚”。他还自称是“刘子骏（刘歆）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他在这时“始分别古、今文师说”，看到《新学伪经考》“专以刘氏为敌”，“正如冰炭”，当然反对。“曾拟有驳议数十条”，并函告同治古文的孙诒让：

会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诋古文为刘歆伪书。炳麟素治《左氏春秋》，闻先生治《周官》，皆刘氏学，驳《伪经考》数十事，未就，请于先生。先生曰：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

孙诒让宗古文经学，精治《周礼》，当然反对《新学伪经考》，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曾指出：“康氏学术之谬，数年前弟即深斥之。”孙延钊《孙徵君籀庼公年谱》卷六“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公五十岁”也说，“贻书余杭章枚叔先生论及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力斥其谬”。可知他们在学术上都崇古文，对抵击古文的《新学伪经考》是同申讨伐的。

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康有为“公车上书”，章太炎对康有为设学会、办报刊，要求变法图强表示赞同，且“愿附骥”。康有为组织强学会，章太炎“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梁启超主编《时务报》，章太炎也“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他除为《时务报》撰文外，还主编《实学报》。尽管自称“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合也”，但在他的论文中，却有沾染今文的迹象。他说：

是故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虽然，凡所以取其长技，以为我爪牙干城之用者，将以卫吾一统之教也。

吾闻《齐诗》五际之言日：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革政，神在天门，出入候听，是其为言也，岂特如翼奉、郎颛所推，系一国一姓之兴亡而已。大地动搈，全球播复，内奰中国，覃及鬼方，于是乎应之……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他在《实学报》发表的《异术》一文也说：

道生于五礼，德生于色，色生于统。三统迭建，王各自为政。仲尼以春王正月莫洛之，而损益备矣。

“大一统”“通三统”，是《春秋》公羊家言；《齐诗》传者喜以阴阳五行推论时政，他们都是今文经说。

今文经学的学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援用，但作为严守家法的古文学派来说，每每视若鸿沟。章太炎虽宗古文，却与康门共事，且染今说。

孙诒让也在强学会成立后，发起兴儒会，建议“立总会于京师”，“公举总董，每省一人，常川驻会，主持会务”，“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他在“外敌凭陵”的情况下，欲“保华攘夷”“大雪雠耻”，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当读到《强学书局章程》后，考虑设会，“冀振强学之规，略究几何之术”，是有着爱国意义的。如他自己所说：“窃谓以今日时局论之，其不可不自强”，从而“怀欲设会”。虽然他和康有为学术异途，但对康的“公车上书”乃至设会办报却示赞同。对梁启超在《时务报》撰文、在湖南讲学也表钦佩。他自己也说：“今日时局之危，黄种、儒教岌乎有不可自保之虑；寰宇通人自言以保种、保教为第一要事，至于学派之小异，持论之偶差，似可勿论。”他还说：

卓如先生论学湘中，前见所拟《学约》，综贯道艺，精备绝伦，不胜钦佩。闻本科公车当有陈论。惜弟决计不应试，未得附名纸尾也。通函时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伉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

孙诒让虽未参加戊戌会试，但“闻本科公车当有陈论”，仍“愿附骥”。

甲午战后，章太炎、孙诒让在治学上本是宗法古文的，但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对主张今文的康、梁却表同情，虽说章、孙对康、梁同情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赞成维新，甚至还在自己的文章中运用了今文观点。

二

今文学家注目于经书之“义”，所以，治经注意“微言大义”，和政治关系比较密切；古文经学家在古文经书发现后即注意校勘脱简，注目于名物训诂。他们“论及学派”，“辄如冰炭”。章、孙的赞助康、梁，也只是时代的特点，并不意味着在学术思想上的“混一”。学术上的论争，又必然涉及维新变法理论根据的商榷。今文经说的“诡诞”“恣肆”，毕竟和“朴学”殊科，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与之有所争论。

当章太炎和康门弟子共事时，“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而章太炎却以为“狂悖恣肆，造言不经”，康党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赞同康有为等改良派变法，却对其变法理论存有保留。他虽和康、梁共事，但共事中并非没有争论。这些争论，又每每基于学术领域上的理论争论；他自己论著中一度援用今文经说，也只是为了变法的需要，而未放弃其古文学派的根本立场。

章太炎在和康门弟子共事时发生冲突，孙诒让则在变法刚刚失败就对康、梁发动攻击：

康氏学术之谬，数年前弟即深斥之。去年致章枚叔孝廉书，亦曾及之。然其七、八上书，则深钦佩其洞中中土之症结。于卓如则甚佩服其《变法通议》之剀切详明。不敢以其主张康学之执拗而薄之。此薄海之公论，非不佞之臆论也。至于本年夏秋间之新政，乃今上之圣明，于康氏何与？乃今之达官贵人主持旧学者，举一切良法美意，皆归之康氏，锐意摈绝摧陷之，是张康之焰，而使外人得挟此为口实，使中土之正人志士引为大痛，何其谬哉！

孙诒让同乡陈虬（志三）列名保国会，上《呈请总署代奏折稿》，提出“联合十一府、三厅、二州同志拟定保浙公会，撰《治平通议》，言君主立宪”；陈黼辰（介石）亦与陈虬旨趣相同。当变法失败，有人“挟康党二字以图置志三、介石于死地”，孙诒让以为陈虬“抵掌谈时务，只为屠门大嚼计耳，岂有强中国、拯黄种之心哉！其所论绝浅陋，而南海不免为所绐，宜其败也。弟尝谓维新虽为今日急务，然亦须严辨君子小人。否则虽精习洋情，亦只多一中行说张元耳，于时局曷有豪标之补乎”！

至于章太炎，虽说和康门争论，对康书“驳议”，却未公开决裂，“驳议”也迄未露布。政变发生，清政府下“钩党令”，他避居台湾，在《台湾日日新报》任职，发表了不少诗文，对戊戌变法失败表示惋惜，对慈禧的“天性”残害愤怒指斥，认为“女戎召祸，残害不辜，自古以然，而慈禧太后之恶直丑正，尤其天性然也”。“以清室之文母，为异国之荆卿，事果可成，受盗贼之名何害。吾特恐纪纲整饬之国，徼巡警析，皆不若中国之疏，狙击不成，而身先受盗贼之戮，辞所专染，则且长信詹事为渠魅，有为邻国观笑，岂有既哉。”尽情讽刺，指责慈禧。与此同时，他对康、梁等的遭遇深表同情，寓书慰藉，怀念“夙好”。专门写了《祭维新六贤文》，寄书康有为，赋诗抒怀：“老泪长门掬，深情故剑知。”“有行黔墨突，无涕吊湘累。”1899年1月中旬，康有为对章氏的“拳拳持正义，又屡书教之”，认为是“识之绝出异常而爱之深”，并“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相与扶之”，“救此沦胥”。章太炎接到“工部报书”，“不啻百金良药”，特将原信登在《台湾日日新报》，并加以说明。

章太炎和梁启超也是书信不断。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清议报》，章太炎表示支持，并将新撰诗文寄交发表。梁启超认为应以“译述政书为第一义”，章太炎以为“哲学家言高，语进步退化之义”，也“未始不急”。又录《艾如张》诗以赠，题为《泰风一首赠卓如》，可见他对康、梁无比依恋，不胜缱绻。

章太炎对学派不同的康、梁同情，当时已有人提出异议，而他则有一个绝好的说法，自言“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所谓“论学”，指古、今文学说不同；所谓“行谊政术”，指维新改革、变法图强。还引朱熹、叶适为例，说明学术上虽如“冰炭”，而政治上却不含糊。所以，自己虽如东汉时范升、陈元之争《左传》，至今仍然“相昵”。自己和康、梁“论学”之殊、“所与论辨”的，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主要是学术上古、今文的异同，师法渊源的殊别；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

章太炎和孙诒让同是古文学派，而他们在政变发生后的态度却不相同。

其实，在政变以前，章、孙异同，已见端倪。“兴儒会”是孙诒让看到《强学书局章程》后筹设的，他在《序》文中说：“外敌凭陵，则共兴以圉异族之犷暴。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万不得已，亦尚可图划疆自守。”这和章太炎所说，“发愤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自有区别。

章、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对待西学。章太炎在诂经精舍除潜研古籍外，对西学也已涉及。例如，《历物疏证》小引：“算术积世愈精，然欧几里生周末，《几何原本》遂为百世学者所宗，是算理固备于二千年前矣。”提到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问运至野者》引“英人雷侠儿《地学浅释》”。《火爁炎而不灭》引“西人韦廉臣《格物探原》”。《化学多者莫多于日月》引“矦失勒《谈天》和赫士译《天文揭要》”。可知章太炎这时已经接触西学。他自己虽说，“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实际上在此以前已治西学了。查1890年章氏《致谭献书》云：

麟前论《管子》《淮南》诸篇，近引西书，旁傅诸子，未审严周《天下篇》，得惠施诸辨论，既题以历物之意，历实训算，傅以西学，正如闭门造车，不得合辙。分曹疏证，得十许条，较前说为简明确凿矣。

引西学以释《管子》《淮南》诸条，如上揭《问运至野者》引《地学浅释》以释《管子·侈靡》；《火爁炎而不灭》引《格物探源》以释《淮南子·览冥训》；又如，释《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地形训》诸条，也明确地采用西说。这些篇文，都存《膏兰室札记》卷三，是癸巳年即1893年的作品，也就是说，他在1893年已治西学了。他是主张学习西方，改革旧制的。

孙诒让却与章太炎有异，他精研《周礼》，“阐周、孔六艺之教”、“稽古论治”，“论治”还不能忘记“稽古”，“议今”也不能忘记“古教”，说是“中国为文明先进之邦，而儒者中庸之道，可以弥六合，莫不靡然向风”。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中国古已有之。这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既不相同，和章太炎的引用西学也不相符。他说：“政教之闳意眇旨，固将贯百王而不敝，而岂有古今之异乎？”实际上是想依援《周礼》以维护古制。

当然，康有为早年也曾研究《周礼》，写过《教学通议》，但他主张“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其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他的尊周公、崇《周礼》，是捧出周公的偶像，渴望有“以时王为法”“颁行天下”的“政典”，注目于“时王”，依托自周公，而其实际要求是“变”，是要从周公的“敷教言治”以“言古切今”，从六经的“经纶之言”以“言教通治”。等到他第一次上书不达，大臣阻格，格不上达，“周公”难求，反遭讥讽，吏部尚书徐桐且“以狂生见斥”。他自感“帝阍沉沉叫不得”，但又“只是江湖心未灰”，从而在1889年冬回到广州。次年春，在廖平的启示下，“明今学之正”。一旦“治安一策知难上”，渐渐转治今文，《教学通议》也在他生前迄未露布。孙诒让却是“通古于今，汇外于中，以一尊而容异”。统一折中于古文经《周礼》的研究了。

当然，《周礼正义》对《周礼》文义的考核比较严密，对礼家旧注的通解比较持平。他还不拘泥古文家法，能比勘先秦诸子，疏通名物制度，搜辑佚诂，辨明从违，从而超越前人，“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但他比附《周礼》，以为它与“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这种想法，终使他在1901年清政府伪装“维新”之时，写出了《周礼政要》，以《周礼》为政教的典范，“稽古论治之资”。他在《序言》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