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走到哪儿都是绯闻缠身

多恩·休伊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时事新闻”栏目创始人，那时是执行制作人）于2003年1月到查巴克看望比尔·克林顿。休伊特有个主意——对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和夏娜·亚历山大主持的“针锋相对”——70年代早期的一个流行节目——进行升级。他希望比尔·克林顿成为新的自由声音，休伊特认为由他亲自向克林顿建议最好。

克林顿对这个公司感觉很好，休伊特回忆说，他们两个交谈了4个小时。前总统给这名资深制片人看了他“所有访问和旅行的精美纪念品：‘我让你看看这个，这个是来自印度一个上帝才知道在哪儿的部落。’”休伊特“对这个人很敬畏”。克林顿对休伊特的想法很感兴趣，将视休伊特选择谁来发出保守声音而定。

休伊特这位电视先驱于1948年创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随后策划了爱德华·默洛和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节目，举办了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的辩论，并在1968年创设“60分时事新闻”栏目。此时已80岁的休伊特非常清楚谁应该作为与克林顿针锋相对的搭档，即福克斯新闻频道“奥雷利因素”栏目的主持人比尔·奥雷利。这一搭配将产生极高的收视率，因为奥雷利说话强硬，观点鲜明，毫不退缩。休伊特认为那将让人“目瞪口呆”，但是出现了问题：“克林顿的顾问说那会让他失去尊严，要知道你总是要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前总统作对，还有礼仪也是个问题。这种愚蠢的事情……克林顿是不会做的。”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休伊特继续推动这个组合：“想一想在最著名的‘斯科普斯审判案’（Scopes trial）中，如果克拉伦斯·达罗说‘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特一起做事有辱我的尊严’，世界会是什么样？……有时你将不得不与那些家伙为伍。”

拉里·金说，休伊特可以省点儿口水，不必阐述他的高见。“一百万年后克林顿也不会与比尔·奥雷利坐在一起，奥雷利是个恶作剧者和叫卖贩子，无法获得克林顿的尊重。”

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休伊特也明白奥雷利这条路行不通——不能预测它对希拉里在将来竞选总统时有何影响。“当你和比尔·克林顿一起主持节目时，他的心里可能在想：‘这对希拉里的竞选是好还是坏？’”

因此，休伊特进退两难。他特别希望克林顿能够接受这份工作，成为克林顿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的竞争对手鲍勃·多尔希望的辩论对手。克林顿的人对选择多尔更感兴趣，因为他们希望有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来作为前总统的对手，而多尔是一位战争英雄和前参议院主要领导，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不是个总是大喊大叫的人，而是个非常理性的人。

这一组合的撮合者是民主党权力经纪人劳埃德·卡特勒，他在华盛顿资格比较老，曾在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任职。代理人罗伯特·巴内特，他是华盛顿一名律师，也是文学作品代理人，已经为克林顿夫妇和多尔（以及两个政党的其他几十号大人物）代理过。巴内特就10周试用期的一大笔费用进行谈判——每周进行45秒评论和15秒反驳，支付给每人10万美元，总共100万美元。《新闻周刊》曾就此计算过，每人一秒钟的报酬为1667美元。

休伊特不是很乐观，他知道需要给克林顿找到一个与他意见完全相左的搭档，那绝对不是多尔。克林顿喜欢并尊重多尔，而多尔对克林顿也如此，他们在1996年竞选后走得更近。“我认为总统总是觉得如果他与鲍勃·多尔谈话，鲍勃·多尔通常会被他的话迷住，”里昂·帕内塔说，“那在政治上很重要。”夏娜·亚历山大和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会针锋相对地进行争论，休伊特说，“因为他们不会接受对方的观点”。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碰撞的火花，就像拉里·金所分析的那样：“一位前总统和一位主要的参议员领导将倾向于一直尊重对方，他们不会说：‘你这个白痴。’但如果你们要针锋相对，你不得不说‘你这个白痴’。”

托尼·科尔贺是克林顿和多尔的老朋友——他和多尔一起起草《美国残疾人法》，这个法案与他们利益相关：科尔贺患有癫痫，而多尔由于在战争中受伤瘸了一条腿。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很真挚，这种友情也让他们感到很温暖。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多尔为庆祝他第一次国会演讲的25周年，当时特意作了场关于残疾人的演讲，科尔贺建议克林顿在午餐时间到多尔的办公室进行突然拜访。“多尔很是吃惊，并哭了起来。”科尔贺回忆说。克林顿已经在路上看过了25年前多尔在参议院的演讲词，“他实际上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全部演讲”。当总统在讲的时候，泪水从多尔的脸颊上滚下来，多尔经常对科尔贺说，这是“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

在1996年大选中，他们彼此比较疏远，大选后，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斯科特·里德是多尔的竞选运动负责人，他回忆说，克林顿再次当选后，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授予了多尔总统自由勋章，“多尔擦干泪，然后——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描述——说：‘我，罗伯特·多尔——庄重承诺——抱歉，说错了。我做过一个梦，梦到这周会成为历史性的时刻，我在这儿要收到总统的一些东西——当时我认为可能是一把前门的钥匙。’”

“9·11”恐怖袭击后，克林顿和多尔一起募集了1.05亿美元，用于支付“9·11”事件中的儿童受害者将来上大学的费用，并以之资助受害者的配偶和未出生的婴儿。

如休伊特所预测的，多尔几乎没有幽默感，这对电视观众来说太枯燥了。经常有人说闪光灯更喜欢比尔·克林顿，而不喜欢鲍勃·多尔。“我认为这不是参议员多尔的极佳论坛，”斯科特·里德说，“克林顿是一个每天都能将鸟吸引出大树的人，这些鸟飞到他的肩膀上……他确实知道怎么引诱闪光灯，那些记者也就真的来到他身边，这一点十之八九的政界人士都难以做到。”

糟糕的后勤工作加速了本已迫在眉睫的失败。休伊特回忆说，为了获得大量资金，克林顿“在世界各地不停地作演讲”。“他一次又一次坐上飞机，飞往目的地，其中一些地方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由于克林顿的日程安排很紧，这两个人只有一次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个工作室。当夏娜·亚历山大和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坐在一张桌子四目相对时，两个人并没有产生化学反应。

两星期后，不仅休伊特失去了兴趣，观众们也一样。“他们之间没有碰撞。”托尼·科尔贺说。

亚历山大和基尔帕特里克之间针锋相对的争论让人觉得“星期六晚间直播”是在拙劣模仿演员简·库丁和丹·阿克罗伊德。“简，你这个愚蠢的荡妇。”这句经典台词，由此被人们所熟知。“《综艺》让我将这个节目撤掉，说‘星期六晚间直播’是在模仿它，”休伊特回忆说，“我就说：‘你这个狗杂种，这就是我要把它搬上节目的原因。这对我恰恰是鼓励，我很高兴。’”

回顾这件事，休伊特后悔没有让众议院前发言人纽特·金里奇作为克林顿的对手搭档。“我觉得他可能会和纽特·金里奇配合很好，他尊重金里奇。”

休伊特迫于无奈只能打电话给鲍勃·巴内特，将这个节目枪毙掉。“我认为这对他们都没有好处，”休伊特告诉他，“而且对我也不会有好处。”没有人反对——包括克林顿在内，休伊特说，因为“它是一个赝品……没有多少人关注；不会激起浪花，我认为他也失去兴趣了，就像我们一样”。

2003年6月，就在电视节目被取消之后，比尔·克林顿在晚间又出去了——像往常一样，没有希拉里——到了曼哈顿蒂娜·布朗阳光上东公寓内的一个书友派对，这次的书友派对是为克林顿的高级助手、曾经做过记者的西德尼·布卢门塔尔举行的。他的书《克林顿战争》刚刚出版，但书中为克林顿夫妇进行了过分的狡辩。

布朗曾经做过《名利场》和《纽约客》的编辑，《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大卫·卡尔是她的客人。布朗问卡尔是否想见一下总统。“当然，很乐意与总统握手。”卡尔回答说。

“克林顿听到我的单位是《纽约时报》，就开始说些我认为是……长篇累牍的激烈批评或对《纽约时报》的猛烈抨击。”他指责这份报纸——或者卡尔，很明显卡尔被作为《纽约时报》的化身——“故意无视布什政府的失败……‘这些人懂得权力的作用，他们将你们’——指的是《纽约时报》——‘完全吓怕了’。”卡尔发现克林顿这阵爆发充满了咒骂，有点吓人，又“引人发笑”，卡尔觉得他在该报社不是知情人，他报道新闻、文化和商业，而非政治，“我只不过是《纽约时报》与此毫无关联的一个人”。

克林顿仍然说个不停，“然后他开始回忆他与这份报纸的恩怨，首先从‘白水门事件’，然后是无数次的纠缠，巧妙的辩驳，复杂的记忆……当他做了许多工作后人们才渐渐站到他身边”。他不由自主地又说到了莱温斯基。“在他说话时，”卡尔回忆说，“我有点儿焦虑不安，一个大人物在冲着你大喊大叫。他又说到我们（报社）与现政府关系很好，甚至不给民主党人解释那些流言的机会……当我最后终于有机会说话时，我说：‘我很尊敬您，总统先生……我必须告诉您，今晚在阳光上东鸡尾酒会上这5分钟内我听到的您的浮夸言论比我听到的您的政党在过去两年的都要多，我觉得部分原因是您离开了总统职位。’他顿时停住，意识到失态后赶忙说：‘你说得对，嗯，你说得对。’”

在那一刻，卡尔说，克林顿“在这件事上对我非常友好”，他回忆说：“在他脸上大多数时候都带着微笑……他的大手有力地握着我。”

卡尔说，克林顿的发泄是“无意识的”，比较奇怪，“也让人感兴趣……他在就国家主要媒体和现政府的关系作大师级即席剖析……我可能会喜欢它，如果我不是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的话”。

《纽约时报》的一名实习生说，克林顿的怒火很可能主要针对当时的执行总编辑，他在该报纸担任社论版编辑的期限几乎与克林顿的任期相重合。他认为，社论不得不经常批评克林顿，这是不公平的。比如，在莱温斯基事件后，《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作者就对总统那“留之在册的人格问题”扼腕不已。克林顿说过很多次他和雷恩斯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南方问题”——雷恩斯在亚拉巴马州长大，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你不得不阅读福克纳所有的小说，看看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在同一个月，即2003年6月，希拉里由人代笔的回忆录《亲历历史》出版了。希拉里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了，但是比尔却没有在2003年年初的最后期限前完成，认识他的人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克林顿一些更亲密的朋友们说，克林顿孤独地坐在自己家里写作，他的男仆奥斯卡·弗洛雷斯端给他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在静静地写作过程中他的灵魂得到洗涤。“你可以看到在他的心目中这本书分量很重，”伊琳娜·梅德沃伊说，“他天生生存能力很强，并且我觉得这本书对他来说就是精神寄托。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这本书救了他的命。它让他打起精神，给他指明方向。我们非常清楚的是，他对过去的记忆非常清晰，他会一丝不苟地把它写下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希望将自己投入这本书中。”他的精神顾问和朋友托尼·坎波罗写道：“他卸任后的那段日子用于写这本书，并在写作中审视他的生活。”

听起来不错，但不是真的。克林顿发现他很难静下心来写作，直到截止日期即将到来。最后的准备工作和实际出版的希拉里的回忆录已经刺激前总统想要采取行动或做点儿什么。他在2003年和2004年的春天做了很多工作。克诺普夫出版集团希望在6月出版这本回忆录。围绕着他的演讲日程安排，他通常花费一两天用于写作，一般都在查巴克的家中。

里昂·帕内塔形容他的前老板就像“我们在学校中认识的一名学生，他平时不努力学习，而到了考试前的那个晚上突击一下，最后竟然得个‘A’”。换句话说，克林顿总是拖延时间。据传闻，他经常打电话给朋友们来读他们的逸事和文章，有时候整个章节他都特别喜欢。

朋友们说他在写作上确实寻求了一些帮助。他雇用了特德·韦德默，是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关于美国两任总统的书——马丁·范·布伦的传记和杰克逊式民主）和演讲撰稿人，在克林顿还在白宫的时候曾为他服务，虽然韦德默过去被称为一个研究者或一个采访者，不过目前是布朗大学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的主任。通过采访克林顿，韦德默帮助前总统打开思路，重拾他在做总统前的那些年中的事情。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韦德默没有在第二部分工作。（按照合同，进行一个采访时，韦德默说他的谈话只有征得克林顿的同意，但这并不能很好地做到。）

那时的报道中，克林顿周围的人们看那些由他亲笔写的文章——他声称已经填满了20个笔记本——他之后便把这些交给了一名工作人员，由其负责将文稿输到电脑上。

克林顿无法集中精神来进行写作，他经常被丰富多彩、熠光闪闪的生活所吸引，醉心于一场又一场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