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失落在亚述大地上

Lost in the Land of Assyria

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支大号角将吹出声响，所有迷失的人将从亚述人的土地前来，所有在埃及土地上被摒弃的人也会前来，他们都将齐聚耶路撒冷的圣山上赞美天主。

——《以赛亚书27：13》

我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当时不可能知道自己将成为末代伊拉克犹太人。但你绝对不能怪他们无知；当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生存了两千七百年，四周的高山屏障让他们与外界长久隔绝，没有人有理由认为任何事物会改变。

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将这群人的先祖送到库尔德斯坦的那位亚述王原本对犹太人并没有特别的仇恨。在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建立东达里海、西至尼罗河谷地的中东大帝国的构想中，由十个部族组成的小小以色列王国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麻烦。天赋异禀、足智多谋，而且不择手段的亚述王为战争学增添了一项独特的伟大发明：人口替换。他让成千上万被征服的人民徒步迁移到帝国彼端，借此达成两个目标：其一，他将各个族群从他们熟悉的环境中剥离，让他们失去汲取认同感和权力的根源；其二，他让新人口定居在原本渺无人烟的边境地区，让帝国边界更加坚实难破。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通过大规模的人口遣送政策，将数以万计被他征服的亚述人、波斯人及南美索不达米亚人移往他乡。公元前734年，以色列国王比加（Pekah）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闹不合，为了报复，亚述军队攻击以色列的加利利地区，并强迫当地居民徒步迁徙数百公里到亚述帝国核心地区，也就是今日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一带。大约十年后，另一位以色列王何西阿（Hoshea）造反，不但停止每年向亚述帝国进贡，还图谋与埃及结盟，于是亚述军队又大举攻进古巴勒斯坦。后来，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继任者撒缦以色（Shalmanaser）和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对以色列北部王国首都撒玛利亚（Samaria）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围城行动，最后在公元前721年攻下该城。

尚存于以色列境内的部族于是被赶出这片神圣土地，往东北方跨越辽阔无边的沙漠。如果你熟悉希伯来圣经，那么就知道这些人最后到了哪里。《列王纪·下17：6》记载道，“何西阿九年，亚述王夺取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遣往亚述。他将他们安置在哈拉（Halah）、哈伯尔（Habor）河畔的戈赞（Gozan）和米底斯（Medes）地区的城镇。”简言之，他们被遣送到库尔德斯坦。

学界一般认为，圣经中的哈伯尔河无疑就是在札胡一带蜿蜒后流向叙利亚的哈布尔河。戈赞是现今地处叙利亚的泰勒－哈拉夫（Tell-Halaf），这个位于札胡西方两百多公里处的城市自史前时代起就是制陶重镇。至于哈拉，有些学者相信就是尼尼微，也就是米里亚姆曾在先知约拿墓前祈祷天主赐子给她的那座古城。

虽然这群遭到放逐的犹太人放弃了希伯来语，改说亚述帝国通用的亚拉姆语，但他们还是在新环境中看到圣经里描绘的景象。他们抬头望向高耸在土耳其边界一带的亚拉腊山（Mount Ararat）时，看到的是传说中诺亚方舟搁浅着陆的嶙峋山峦。他们可以将亚伯拉罕视为当地子民，因为不远处的东土耳其城市乌尔法（Urfa）——亦即古代罗马人建立的埃泽萨（Edessa）——很可能就是他的诞生之地“迦勒底的乌尔”（Ur of the Chaldees）。他们前往一系列圣地朝拜，那些地方似乎让他们新立足的大地充满挥之不去的神圣气息：尼尼微的先知约拿神殿；阿尔阔什（Alqosh）的先知那鸿（Nahum）神殿；基尔库克（Kirkuk）的先知但以里（Daniel）神殿；哈玛丹（Hamadan）的以斯帖（Esther）女王神殿及莫迪凯（Mordechai）神殿等。他们在早晨虔敬地食用树汁在朝露中凝成的甘露蜜——犹太人相信那就是《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行经漫天黄沙的荒野，又饥又渴时喜获天赐的珍馐“吗哪”（manna）。

在我父亲的年代，这个流落到美索不达米亚北端内陆山区的以色列族群有一个精神上的首都，那就是札胡。在十九世纪中叶及后期，为数不少的犹太人为了逃离附近阿玛迪亚和阿尔毕勒一带的穆斯林族群动乱，纷纷聚集到札胡，让这里成为整个地区犹太人的活动中枢。住在遥远村落的犹太人开始前来札胡申请洁食屠夫专业认证或参加犹太拉比讲授的课程。1888年到1906年之间，札胡的犹太人口从一千五百人增加到两千四百人。1930年时，犹太人虽然只占札胡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但他们相信自己居住在“库尔德斯坦的耶路撒冷”。

学界习惯把伊拉克犹太人描述为单一民族。但历史的发展却让来自古巴勒斯坦北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与来自古巴勒斯坦南部的犹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在以色列人被强迫放逐到现今伊拉克北部大约

一个世纪之后，犹太人被遣送到现今的伊拉克中部地区，包括位于巴格达南方八十公里处的繁华大城巴比伦，以及位于巴格达东南方一百六十公里的尼普尔（Nippur）。圣经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犹太人被放逐的情形：“在巴比伦诸河畔，我们缓缓坐下；泪水悄悄滴落，我们忆起锡安（Zion）,”《诗篇137》如此写道，“我们将琴高挂杨柳树梢……在陌生的国度，我们如何以歌声赞美天主？”

不过这些人不久后就找到传承道统的办法。身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明十字路口，这群被抛弃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将建立起庞大的信仰体系，流传后世。他们撰写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打造拉比宣教活动的世界枢纽，并且兴建许多重要的犹太会堂及高校（yeshiva）。后来他们逐渐放弃了亚拉姆语，改说周围穆斯林的阿拉伯话，并成功打进伊拉克政商界最高层。

古以色列人的后代则不曾离开过北部的蛮荒之地。他们居住在散落于偏远山区的村庄，罕有机会互动，与外界各个文明之间的交会和纠结也几乎完全无涉。圣经对这群犹太子民的流放命运没有诗歌般的赞美，只在《以赛亚书27：13》中简单提到以色列人“失落”在亚述的大地上。在某些译本中，“失落”一词甚至被写成“衰亡”之类的晦暗字眼。在数百公里外的南方写成的巴比伦《塔木德经》鲜少对库尔德地区的犹太人有所着墨，仿佛他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在少数犹太人陆续回归的巴勒斯坦，几乎完全听不到有关这群人的消息。而在当时犹太文明的核心——巴比伦，他们被称为“失落的部族”,关于他们的传说遂成为无法考证的稗官野史。有些拉比将他们的消失归因于征服与同化，有些人则归咎神话中波涛汹涌的桑巴提雍（Sambatyon）河将他们与其他犹太人永远隔绝。但无论采取哪种说法，“失落的部族”都象征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过去。

在后来的岁月里，在遥远的中国、印度、委内瑞拉及衣索匹亚等地形成的犹太群落纷纷将自己的根源追溯到那些“失落的部族”,但最能直接宣称这点的，非库尔德斯坦犹太人莫属。无论如何，他们世世代代都待在古代先祖被亚述人放逐之处。他们没有“衰亡”,甚至不曾失落。他们不过是存在于文明纽带的遥远边陲，因而被其他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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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库尔德斯坦犹太人撰写完整的历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们从来不曾记录自己的历史，而且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在穆斯林史书中顶多也只是被顺道提及。库尔德犹太人如果出现在历史记录中，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某个比较重要的历史潮流有了短暂的交集。少数流传下来的断简残篇虽然引人无比遐思，但相互矛盾的叙述不免也让人摸不着头绪。到底这些记载具有真正的代表性，还是谣传杜撰的成分居多？我们很难判别。不过，我们基本上能从中看出这群人所拥抱的，是一种坚韧顽强的弥赛亚派犹太主义；他们谨守自己的典仪，从不屈就他人的规制。

在圣经宣告古以色列人“失落”以后，关于这些人的历史讯号在数百年后才首度开始闪烁。巴比伦《塔木德经》以谜样的语汇概略提及一道拉比命令：“我们可以接受科第恩尼（Cordyenian）族人改信犹太教。”犹太拉比确实曾经积极劝诱“科第恩尼人”——也就是库尔德人，信奉犹太教；而在公元一世纪时，他们的宣教工作在札胡东南方的库尔德王国阿迪亚波纳（Adiabene）顺利得有如神助。这个王国的核心是现今距离札胡约一百六十公里的阿尔毕勒，其王后海伦（Helen）和王储以萨特斯（Izates）原本是异教徒，但在几个犹太商人的游说下，立刻拥抱犹太教，成为忠贞信徒。根据第一世纪罗马犹太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叙述，当以萨特斯告诉幕僚，他已经偷偷行了割礼，宫廷里立刻人心惶惶，认为“他的子民可能无法接受统治者如此热切地追随外族的奇怪宗教”。但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而且就像在他们之前与之后皈依他族宗教的许多人一样，王后和她的爱子努力让自己变得比犹太人更犹太。他们在耶路撒冷兴建王宫和陵墓。圣城发生饥荒时，他们忙着运送谷物和无花果干到灾区，并提供各种人道协助。公元前66年，当巴勒斯坦犹太人向罗马统治者发起史上知名的叛变行动时，阿迪亚波纳王室是唯一支持他们的外国势力，并曾积极派军支持，运送补给品。这个联盟关系在当时显得既诡异又不切实际。无论是巴比伦犹太人或其他离散在外的犹太社群都没有向巴勒斯坦犹太人伸出援手，而罗马人很快就会以恐怖的血洗行动大举镇压他们。

在此之后，关于库尔德犹太人的记载沉寂了一千多年。但他们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等到他们在十二世纪再度短暂浮现于历史扉页中时，他们的故事依然那么荡气回肠。1160年前后，一名出生于摩苏尔北方库尔德城镇阿米迪亚（Amidiya）的大卫·阿尔罗伊（David Alroy）负笈巴格达就读犹太高校，而后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衣锦还乡。他学会了七十种语言，不但精研犹太律法和《塔木德经》,对“穆罕默德人的智慧”和“方术之士撰写的文献”也了如指掌。

凭借着惊人的学术造诣和非凡的领袖魅力，他回到故土后声称自己是弥赛亚。根据来自西班牙、当时造访该地的犹太裔旅行家——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描述，阿尔罗伊向库尔德犹太人宣布，他将领导他们“协力对抗所有国家”,而且“阿尔罗伊透过假造的神迹，向犹太民众揭示天主的信息，并告诉他们 ‘唯一的圣者——愿他被称颂——是他派我夺下耶路撒冷，将你们从异教徒的奴役中解救出来’。”

阿尔罗伊在整个地区赢得无数人的狂热追随。但他谋划的世界大战和末日救赎却让波斯王极为不悦，波斯王于是威胁将杀害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除非巴格达犹太高校校长说服他那野心勃勃的弟子停止他的愚蠢行动。可惜校长的训诲派不上用场，于是波斯王想出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法：他给了阿尔罗伊的岳父一万枚金币，请他趁阿尔罗伊熟睡时杀了他。事情就这样大功告成了。

这个故事带给英国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犹太裔首相班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极大的灵感，促使他写下小说《阿尔罗伊，受奴役者之王》（Alroy or The Prince of the Captivity）。“1831年，当我造访耶路撒冷参观历代以色列王陵墓时,”身为塞法迪（Sephardic）犹太信徒的迪斯雷利在小说前言中写道，“我的心思不禁回到一位传奇人物身上。早在童年时期，我就对此人深感着迷，在他的丰功伟业中蕴藏了无数可供撰写小说与诗篇的素材。”

在阿尔罗伊之后的五百年间，关于库尔德犹太人的史料又是一片空白。

十七世纪时，库尔德斯坦最杰出的拉比塞缪尔·巴尔札尼（Samuel Barzani）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改革者，并致力兴建犹太高校。但他没有儿子，因此无法透过一般方式延续家族命脉。于是他让美丽的女儿阿塞纳丝（Asenath）学习希伯来文、《妥拉》和犹太密宗卡巴拉。他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侄子兼得意门生雅各布（Jacob）拉比，并要他发誓永远不会叫她做家事。在父亲和丈夫先后逝去后，阿塞纳丝成为家族中唯一具备足够学养的人物，能够接管叔侄两人生前在摩苏尔经营的犹太高校。已知的世上第一位女性拉比于焉产生，她不负众望，成为极其杰出的领导者、知识分子和资金筹募者，同时也以卡巴拉神迹行使者及贤明诗人的身份声名远播，赢得地方犹太人士的拥戴。她的蹿升让其他男性拉比觉得不可思议，不得不打造新的希伯来文字汇称呼她：“tanna’it——塔木德女学者”。

接着，历史记载再度空白了许久。

库尔德犹太人的成就无法以任何约定俗成的尺度衡量。他们基本上不识字，留下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而且完全没有印刷机器。库尔德说书人将引人入胜的口传文学一代传给一代，但事实、民间传说和幻想之间的界线几乎毫无分辨的可能。他们太过穷困，没有能力让小孩受教育。他们从事辛苦的劳力工作，没有在社会及政治上爬升的实质机会。他们受好战的地方部族首领牵制，但由于人数从来就不够多，无法挑战统治者的专权。他们以极弱势族群的形态生活在大约两百个散布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交界处库尔德地区里的穆斯林城镇及村庄。历史中从不见他们团结起来向统治者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或积极主张民族权利的纪录。

库尔德犹太人最辉煌的成就不是建造巴比伦空中花园，或是起义对抗罗马帝国统治，而是某种看似远比这个更简单、却又无比诗意的东西：也就是他们跨越时代兴衰，成功生存下来的事实。在他们“失落在亚述的大地上”两千七百年以后，我们如今依然能看到库尔德犹太人的身影。在伊拉克地区的其他犹太人改用阿拉伯语十二个世纪之后，这群库尔德犹太人依然说着古代犹太离散社群的母语——亚拉姆语。

但这一切可能不若乍听之下那么让人难以置信。正如阿迪亚波纳王国、阿尔罗伊和阿塞纳丝的传奇故事所揭示的，在库尔德犹太人跨越的历史长河中，小小的奇迹总有办法在那些遥远的山头，如雨滴般点点飘落，浇灌族群的生存命脉。

1. 洁食（kosher）),符合犹太教教规的食材，具“洁净、完整”之意。除了规定可食动物的限制种类之外，其屠宰、烹调方式也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