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换地之争

为了满洲上层贵族的共同利益，四辅政大臣把持下的清朝政府对广大汉族人民毫不犹豫地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统治政策，然而，这只是康熙初年政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在原来就矛盾重重的满洲上层贵族集团内部发生了日益尖锐的争执和冲突，并引发一场惊骇朝野的换地之争。

长期以来，黄、白旗之间一直存在着较深的积怨，这种积怨的根源，大约要追溯到四十年前皇太极进行的一次改旗活动。

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自将两黄旗，由皇太极将正白旗，杜度（后为豪格）将镶白旗。皇太极即位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努尔哈赤时期各旗在满洲政权中的地位重新调整，将原来的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将原来的两黄旗改为两白旗，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分别统领，同时改变了八旗的装饰和排位次序。

从那时起，原来的两白旗由普通旗上升为皇上旗，尽管当时尚属弱小，但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原来地位高贵的两黄旗却因努尔哈赤去世改为两白旗，实力和地位都被削弱，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在物质分配上也开始受到限制。因而，自天聪年间起，两白旗，尤其是努尔哈赤遗部的正白旗便与皇太极属下的两黄旗结下了不解之怨。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去世，为争夺最高权力，黄、白四旗之间又一次进行了较量，并且发生了“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誓立帝子的事件。多尔衮摄政期间，两白旗的政治地位再度上升。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死后，为了壮大皇室力量，消弭长期以来的黄、白旗矛盾，顺治皇帝将正白旗收入上三旗，正白旗在八旗中的优越地位再度得到确认。尽管如此，随着顺治皇帝的去世和分别出身黄、白旗两个政治集团的四辅政大臣的上台，黄、白旗间的矛盾再度激化，以鳌拜为首的两黄旗势力再次向以苏克萨哈为首的正白旗发出挑战，要求重新分配入关后黄、白旗各自得到的土地。

入关之初，为确保在中原的稳固地位，同时出于旗兵供给、旗民生活的实际需要，清朝政府于顺治元年、二年、四年三次大规模圈地，分予各旗。当时土地是以八旗左右翼次序实行分配，但由于摄政王多尔衮居住在永平府，因而将镶黄旗应得之地分给正白旗，将右翼之末的保定、河间、涿州等二十多处土地分给镶黄旗。居住在北京以北一带的正白旗得到了较多的“善地”，从而播下了黄、白旗再次冲突的种子。多尔衮死后，未得到好地的镶黄旗民便开始有不平之论，但由于时隔既久，圈地已停，各旗旗民业已各安其业，不平之论遂被放置不提。这种局面维持了二十多年。

康熙五年（1666）正月，隶属镶黄旗的鳌拜突然提出：“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1]从而揭开了这场换地之争的序幕，又一次挑起了上三旗内部的无情厮杀。

四大臣中，索尼虽已年老，对朝中政事并非胸无主见，对鳌拜的日益专横，他也十分厌恶。但这次鳌拜“立意更换”两旗土地，目的还在于打击白旗势力，排斥苏克萨哈，因此，与多尔衮结有旧怨的索尼并不反对鳌拜此举。事事附和鳌拜的遏必隆，明知换地并不符合镶黄旗的根本利益，开始并不赞成调换土地、房产，想阻止鳌拜的行为，但他一向惧怕鳌拜，不敢与他相抵牾，结果还是同意了鳌拜的主张。

得到索尼和遏必隆的支持，鳌拜立即以八旗名义上奏户部，呈请更换土地。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隶属正白旗，根本反对鳌拜的主张，认为土地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曾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之旨，因而以“不便更换”为由将八旗移文驳回。鳌拜明白，这是苏纳海不肯阿附自己，便称旨要议政大臣会议讨论此事，随后，又矫旨派出自己的亲信贝子温齐，以各旗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镶黄旗地尤不堪”^[2]复奏。鳌拜一伙又据此称旨：“永平府周围地亩未经圈出，应令镶黄旗移住，田亩、房屋应照翼给与，将镶黄旗移于左翼，仍从头换次拨给。至各旗不堪地亩作何分别，圈占之地作何补还，镶黄旗地作何料理，著户部酌议。”^[3]

这时，户部对鳌拜换地的做法已无力阻止，只得对其要求逐一重议。四月，户部提出了两议，主张全面编排八旗土地，尤其适度分拨镶黄旗地，同时照顾正白旗利益。鳌拜立即称旨，判定拨给镶黄旗大量土地，其馀问题，待镶黄旗迁移事竣后再议。鳌拜急于完成这个换地计划，尽管开始以八旗借口提出，至此务求镶黄旗独占利益的目的已暴露无遗。尔后即令苏纳海会同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一起，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开始办理这起圈换土地事宜。

换地令一出，立即引起朝野的纷纷议论。不仅隶属正白旗的各级官员坚决反对，镶黄旗内也有人不同意这次大迁移。二十年来，旗民大多各安其业，房屋、祖坟、村落都已形成规模，一旦更易，一切都要抛舍；再者，即使镶黄旗之地，原也有肥腴、硗薄之分，只有将硗薄地易为肥腴，才值得一迁，否则，以硗薄易硗薄，甚至以肥腴易硗薄，都是得不偿失。事实上，黄、白两旗的旗民大都一致反对这次圈换土地之举。

圈地令下，各旗民、百姓惶恐不可终日。圈过的土地仍然肥瘠不同，各旗官丁都争厚弃薄，相持不下。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不肯指出地界。当时已到旧历十月，各旗率领旗民脱离故土，沿村栖住，穷人已冻饿不堪。蓟州、遵化等待圈换州、县，一听到圈地令，都抛荒不耕，方圆四五百里，二麦全无播种。丰润、滦州等地，更是“荒凉极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恐明岁春夏青黄不接，无从得食”^[4]。至于汉民百姓，更是苦楚不堪，听到圈地之信后，百姓们知旧业难守，粜粮杀鸡，折树为薪，欲迁移却无栖泊之处，处处都是无业流民，不下数十万。这次以换地为名又一次掀起的圈地高潮不仅引起了上三旗内尖锐的冲突，更严重的是造成八旗旗民和汉民百姓极大的不安和困苦。

接到圈丈土地的圣旨后，总督朱昌祚立即前往蓟州，每日率僚属会同户部京官和旗下章京，从城壕边圈起，每一房一地依次圈丈。然而，他在圈地中亲闻目睹了旗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各旗官丁产生的冤怨，以及这次大规模圈换土地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引起的社会动荡，以至于圈丈将近一月，依然“茫无就绪”。不得已，只好于康熙五年（1666）十一月打道回府，亟请停止。他在奏疏中说：“所在惊惶奔诉，哭诉失业者殆无虚日”，“每日据士民环门哀吁：有称州、县熟地昔年圈去无遗，今之夹空地土皆系圈剩荒芜洼下；……有称关厢大路镇店房屋所居人民，皆承应垫道、搭桥、摆渡、修塘，以供皇陵运料车辆及一切公差杂役者；有称新经被圈之家，即令搬移别住，无以投奔者；……哀号乞免，一字一泪。”并担心：“京东郡邑，旗下换地兵丁、州县失业穷民，合而言，不下数十万，田地荒芜，粮草尽绝，资生奚赖，岂无铤而走险者？万一地方有事，此臣之责任所关，又安敢畏忌越分建言，不以上闻者？”疏中恳请“断自宸衷，即谕停止”^[5]。

与此同时，王登联也在疏中力言“所在田地，极目荒凉”“妇子老幼，环泣马前”之状，并指出互换圈地后所造成的徭役困难。“乞饬部臣从长酌议，俾两旗各安旧业，畿东亿万姓俱免播迁”^[6]。

苏纳海则以屯地难以丈量，希望皇帝明诏禁止。就这样，苏纳海又一次得罪了鳌拜。

一时之间，举朝上下都在议论勘地之扰。风声传入后宫，孝庄文皇后听到后十分生气，在康熙皇帝朝见太后时，她非常严厉地批评了辅臣再次圈地扰民，并提出要立即制止此事。康熙皇帝也很反对这次圈换土地的做法，但对这群一向目无君上的辅臣无可奈何，无力阻止他们的一意孤行。

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不肯遵旨圈地却擅自返京，并上疏停止圈换的举动，大大惹恼了独断专行的鳌拜。恰逢朱昌祚的奏疏于皇太后责备此事之后进上，又事先交苏纳海过目，鳌拜得知后十分吃惊，怀疑是苏纳海暗中指使，决意以严惩来报复这次“抗旨”。他立即下令，差人将三人禁守，并将同去勘查圈丈的三位镶黄旗副都统也囚禁起来。

康熙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经吏部、兵部议复：大学士管户部尚书事苏纳海以“观望迟误，不尽心于奉旨责成之事，革职交刑部。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将奉旨已定之事不钦遵办理，妄行纷更具题，亦革职交刑部。刑部议复，以律无正条，拟对三人鞭百，籍没家产”。

鳌拜犹不解心中之恨，坚持要处死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索尼、遏必隆都表示附和，但苏克萨哈不同意。

十二月，康熙皇帝亲自召四辅政大臣询问此案，他明白，鳌拜因为苏纳海始终不肯阿附自己，朱昌祚、王登联又备陈旗民不愿圈换地亩之原因而坚决要求停罢，使鳌拜无法达到目的，鳌拜定要置三人于死地而后快。果然，鳌拜亟言三人罪情重大，必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随声附和，惟有苏克萨哈默默无言。

康熙皇帝原本并不支持这次圈换地，因此以不按律为由不允所奏。鳌拜自康熙皇帝处出来，即称旨：“苏纳海若有意见，即应陈奏。既奉差拨地，种种奸巧不愿迁移，迟延藐旨；朱昌祚、王登联身为总督、巡抚，各有专任职掌，拨地事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又将奏疏与苏纳海看，且疏内不止言民间困苦，将旗下不愿迁移之处一并具题，情罪俱属重大。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俱着即处绞，其家产籍没。”^[7]

就这样，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成为黄、白旗之间，满洲贵族首领之间争权夺势、相互倾轧的牺牲品。

以自己一人一旗之私利，即导致朝中三位大臣丧命，鳌拜滥施辅臣大权、草菅人命的凶狠和狂妄更加暴露。对于三位大臣的冤情，索尼和遏必隆当然心中有数，但为了打击对手苏克萨哈、遏制正白旗势力的发展，他们只有借助鳌拜的力量，以巩固自己和两黄旗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苏纳海等三人的被杀，引起京城内外乃至八旗内部的强烈不满，“行刑之日，旗民哀之”，京城百姓也都为苏纳海等三大臣感到冤屈，甚至有人专门作诗著文悼念他们。

黄、白两旗的换地之争，以鳌拜为首的两黄旗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三大臣被杀后，鳌拜立即称旨，追论苏纳海族人、隶属正白旗的原任户部尚书英武尔代之罪，严责其当年划分圈地时将镶黄旗应分之地拨与正白旗，并将镶黄旗置于右翼等罪过。尔后，即派巴格等人重新圈拨土地。镶黄旗共迁壮丁四万六百馀人，圈拨正白旗旗地及民地二十万三千晌；正白旗迁移壮丁二万二千六百十一人，划拨土地十一万一千八百零五垧。

康熙初年的两旗换地之争，终于以镶黄旗全面胜利、三大臣抗旨丧命而告结束。鳌拜的势力一下子在满洲上层贵族内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他不仅屡屡矫旨，无视皇帝和太皇太后，并且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吏部、户部、刑部紧紧抓在自己手中，成为他谋求权力、打击异己的可靠工具。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围绕鳌拜与苏克萨哈二辅政大臣之间残酷的角斗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在第二年达到了高潮。

康熙六年（1667）康熙皇帝年已十四岁。三月，首席辅政大臣索尼上疏，提出顺治皇帝十四岁开始亲政，现今皇帝的品行、年龄都与当时的顺治皇帝相仿，所以请皇帝亲秉帝权，由辅臣协助皇帝理政。

索尼上疏，一方面是由于少年皇帝已基本长大成人，有能力亲理朝政；更重要的是，他这个谙于宫廷政治的老人已深深感到朝中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

作为首席重臣，索尼受到康熙皇帝和太皇太后的信任，康熙四年（1665）九月，太皇太后亲自将索尼孙女、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册封为皇后，为康熙皇帝完成了大婚典礼。鳌拜与苏克萨哈得知消息后心怀妒忌，认为“若将噶布喇之女立为皇后，必动刀枪，满洲下人之女，岂有立为皇后之理”？苏克萨哈甚至以“年庚不对”至太皇太后面前阻拦启奏。辅臣遏必隆更加失望，他的女儿钮祜禄氏本与索尼孙女同时选入宫中，遏必隆朝思暮盼，企望女儿有朝一日成为皇后，如今梦想告吹，心中甚是怏怏不乐，阻拦启奏时，他也与苏克萨哈、鳌拜共同前往。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各自的目的，反而得罪了索尼，从此，原来曾受过多尔衮白旗无情打击的索尼对苏克萨哈更加嫌恶，因而当鳌拜多次矫旨，不择手段地挑起换地事端、擅杀三大臣、借以打击苏克萨哈时，索尼心怀宿怨，默许姑息，借鳌拜之手压制白旗，同时也报复了苏克萨哈。

然而他又对鳌拜的日益放肆张狂不无忧虑：一场流血的换地之争使鳌拜一跃而为四辅臣中最具实力的强硬人物；遏必隆对鳌拜只是唯唯诺诺，随声相附，从无主见；苏克萨哈原本便与鳌拜事事相忤，如今更是旧隙添新仇，势不两立；加之自己年老力衰，身染重病，担心一旦自己不行，这种表面上的辅臣联合秉政的局面便无法维持下去。因此，索尼及时地提出由康熙皇帝亲理朝政。

索尼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换地之争，鳌拜每每称旨、矫旨，借康熙皇帝打击异己，独揽朝政，以致原来稍事平息的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变得难以调解。从此四辅臣根本无法正常坐在一起共同理政，这一切都迫使这位青年皇帝下决心走上亲政的道路。

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皇帝“躬亲大政，御太和殿，文武官员上表行庆贺礼”，辅政大臣仍行佐理。

此前，索尼已于六月病逝，辅政大臣只剩下三人。鳌拜目中并无这个刚刚亲政的皇帝，他靠自己的亲信和黄旗的支持，仍紧握辅政大臣的权力，不愿归政。他执意要将康熙皇帝变成听凭自己摆布的傀儡。他要借康熙皇帝的手，除掉苏克萨哈这个心腹之患，除掉自己独掌政权的最后障碍。

苏克萨哈本为一刚愎自用的草莽武将，平日意气凌轹，朝中大臣对他多有畏惧。四大臣中，他是惟一出身于正白旗者，黄、白旗间的旧日隔阂，经过康熙初年换地之争日益加深，在他和索尼、遏必隆及鳌拜之间已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两黄旗的三位大臣对他始终藐视，加之他曾对索尼孙女被册封之事公开表示不满，平日与鳌拜更是动辄反目，在满洲上层贵族统治者眼中，他不过是一个得太皇太后宠爱的粗人。

鳌拜在圈地之议遭苏克萨哈、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阻止后恼怒之极，以为苏纳海隶属满洲正白旗，朱昌祚隶属汉军镶白旗，“与苏克萨哈系一体之人，将他灭戮，削去苏克萨哈一手一足”^[8]。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的论罪，使苏克萨哈的势力大大削弱，他深深感到，自己已无力与鳌拜相抗争，但他仍不愿向鳌拜妥协，多次“自行启奏”，要求皇帝早日亲政。

七月十三日，苏克萨哈上奏疏，自言“才庸识浅，蒙先皇帝眷遇，拔援内大臣。……不意恭奉遗诏，臣名列于辅臣之中。臣分不获死，以蒙昧馀生，勉竭心力，冀图报称。不幸一二年来身撄重疾，不能始终效力于皇上之前。……伏乞睿鉴，令臣往守先皇陵寝，如线馀息，得以生全，则臣仰报皇上豢育之微忱可以稍尽矣。”^[9]苏克萨哈的本意是表达自己交回辅臣大权、归政于皇帝的心愿。然而，事与愿违，苏克萨哈为此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因为他的这一行动不啻将了鳌拜一军。恰在此前，遏必隆也多次表示要归政于康熙皇帝，从而使得鳌拜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一旦皇帝批准了苏克萨哈的请求，鳌拜与遏必隆也将面临交出辅政大权的结局，多年来他精心编织的专权美梦，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开创下的局面都将付诸东流。他当然不甘心，决定彻底除掉这个对手。

苏克萨哈的奏疏是康熙皇帝宣布亲政的第七天呈上的，当时朝纲政务尚未清理，年轻的康熙皇帝尚无法运用自己的权力，苏克萨哈选择这个时机拂袖而去，无疑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不仅康熙皇帝无法理解，朝野上下也多有责备之声，形势一下子变得十分糟糕。

鳌拜随即称旨发难：你们受先皇帝遗诏，辅政七年，现在我正要用你们出力，苏克萨哈却奏请守陵，以度馀生，不知有何逼迫之处？在这里又有何无法生存的问题？

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兄弟立即尽遭拘捕系狱，鳌拜又授意亲信班布尔善绞尽脑汁，网罗罪名。在遏必隆的马圈里，这伙人经过多次密谋，终于拼凑出二十四大罪状，并借议政王会议之名呈奏康熙皇帝。这二十四条罪状中，有些确系苏克萨哈平日所犯之罪，如藐视少年皇帝等，但绝大部分显系强行编织，夸大其辞，牵强附会，断章取义。议政大臣会议提出，苏克萨哈“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主上，种种任意诡饰之罪甚大”，应将苏克萨哈革职，凌迟处死；其子内大臣查克旦不行劝阻，革职，亦凌迟处死；其馀如一等侍卫塞黑里、郎中那塞、苏克萨哈之子、侄、亲弟之子等，无论已到岁数、未到岁数，“皆斩立决”；其家产籍没，妻孥一并交内务府，其侄孙并家产一并籍没为奴。另有苏克萨哈之亲信、心腹白尔黑图等三人亦拟革职，斩立决。

康熙皇帝明白，鳌拜怨恨苏克萨哈，一向同他争辩是非而积以成仇。这累累“罪状”，无非要借机罗织罪名，置苏克萨哈于死地。因此，康熙皇帝以“核议未定”为由，不批准议政王大会的奏请。

由于翦除仇人十分心切，鳌拜急不可耐地向康熙皇帝施加压力。他在皇宫院子里肆无忌惮地挥臂喊叫，迫使这个政治经验尚不丰富的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苏克萨哈被处绞刑，他的四子十二孙尽遭杀戮，家中妇女、幼儿发遣为奴。

如果说一个屡建功勋于皇室、深得顺治皇帝、太皇太后信赖的朝廷重臣，仅以一纸辞呈便招致杀身灭族之祸，那么这与康熙初年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各起文字狱实在不无相像之处，只是这场发生在满洲上层贵族集团内的冤狱更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罢了。苏克萨哈之死再次显现出：一方面，一股与皇权抗争的势力在极力控制刚刚亲政的康熙皇帝，迫使这位青年皇帝下最大的决心将其翦除；同时，随着苏克萨哈之死，满洲贵族内部的分裂日趋表面化并愈加尖锐，权臣擅政的基础已被破坏殆尽，在宫中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贵族保守势力被大大削弱，彻底实行封建皇权专制的条件已逐渐成熟。

七年前，由顺治皇帝和孝庄文皇后精心筹划的辅臣政治，终于因其自身潜在的无法调解的矛盾和日益残酷的自戕而走上绝路。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五十四年的康熙皇帝亲政的新时代。

[1]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十六《鳌拜传》。

[2] 《清圣祖实录》卷十八。

[3] 同上。

[4]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王登联传》。

[5]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朱昌祚传》。

[6] 同上，《王登联传》。

[7]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

[8] 《明清史料》丁编。

[9]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苏克萨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