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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何以成为散文(下)

中国人的心灵 作者:鲍鹏山 著


历史何以成为散文(下)

《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部。它是一部独特的历史著作,与《国语》一样,是国别体史著,按战国时期秦、齐、楚、赵等十二国的次序,辑录与十二国有关的史事四百九十七条,三十三卷。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迄于秦并六国之后,约当公元前452—前216年之间,约二百四十年的历史。

它可能是秦汉间编纂的史书,作者及成书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原来可能只是战国时期史官们记录下来的史料和纵横家、策士们用于揣摩、演练口才的文稿。这样的拼盘形式的东西,名称也极多。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修书》等名称,后经刘向整理,并定名为《战国策》,这一堆芜杂而错乱的文稿才变得流畅可读。

刘向把该书定名为《战国策》,是极好、极准确的。首先,“战国”二字说明了这是一部与战国的史事有关的著作;其次,“策”字则兼含二义:策士与策士们的策论。事实上,《战国策》确实有史书与子书的双重特征。

就史书言,它是叙事的,而且所叙的乃是“史事”,至少它的作者是把它当“史”来传播的。但它记事不记年月,且往往夸张甚至虚构事件,这就严重损害了它的史学价值。就子书言,它往往有大段纵横捭阖之辞(如“苏秦以连横说秦”等);这些说辞或谏辞,可能出自当时策士之手,是他们简练以为揣摩的范本,就其文采、结构、修辞而言,与先秦子书实属同俦。

《战国策》之虚构文章,最有名者莫过于《魏策四》中的“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一节: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这是先秦时期的一场“不对称战争”,一场在大国的武力与布衣之士的口舌与佩剑上发生的战争。秦王仗势凌人而终于自取其辱、自挫于人,唐雎不屈不挠、气盖强嬴。如果说,秦王的不可一世是因为他背后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唐雎的道义之勇则来自于当时士阶层的自信。当秦王说出“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样视天下如草芥的下流话时,他不是如他所愿,吓住了唐雎,而是激怒了唐雎。这是“布衣之怒”,是道义之怒。自“专诸之刺王僚”至“挺剑而起”,真是写得如火如荼,杀气腾腾。这段文字根本不是史实(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林云铭《古文析义》、缪文远《战国策考辨》都考订此事为虚构)。文中的“挺剑而起”,使臣上殿而能带剑,更不符合事实。但我们试从文字角度看,在唐雎那一段“俊绝、宕绝、峭绝、快绝”(金圣叹语)的言辞之后,接之以“挺剑而起”的动作,是何等风流、何等英雄,又是何等具有观赏性!

我们还要考虑的是,作者为何要虚构出这样一段充满激情的故事?事实上,它正是激情的体现。这种激情,是作为士阶层的自豪、自信、自尊,甚至自大的表现,是他们道德上的自足与才智上的自信。他们本来是无可凭依的一群,但在战国这样的大时代大风云中,他们发现,正是他们,才是真正的风云人物,才是真正的时代之子,才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他们是策士,是谋士,是侠士,是壮士;他们进取不息,奋斗不止,尚气任侠,轻生重义。他们沽名钓誉,追名逐利;他们藐视传统,粪土王侯;他们杠杆天下,推动历史。他们一怒而天下震,安居而天下息——是的,他们就凭借他们的权变、机智、胆略与三寸不烂之舌,把一个时代变成了他们表演的舞台,把王侯将相都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战国策》记事的特点,不仅有夸饰乃至虚构成分,还体现在它对史事的选择上。从《春秋》到《左传》,作为记事(或以记事为主)的历史著作,其所选记之事,必是历史大事或有历史学意义的事件;而《战国策》则站在写人的立场上,所叙写之事,往往与历史意义较远,而与人物形象较近。

如《齐策·齐人有冯谖者》一节,叙冯谖愿为孟尝君门客时与孟尝君的对话,及三弹剑铗以求待遇提高事: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君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战国策》中的这段文字,作者想夸耀冯谖的才能,所以有“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之说。但我们感兴趣的,可能更在文章的前半部分。这篇文章前半部分轻松,后半部分严肃;前半部分游戏,后半部分认真;好看的当然在前半部分。当然,这样说只是相对的。若和《左传》《国语》相比,我们可以说《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通篇都是在游戏:前半部分是冯谖在戏弄孟尝君,后半部分则是冯谖导演,与孟尝君一起戏弄齐湣王君臣。

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大概要算冯谖弹铗而歌这一段了。这一段戏剧性太强,已经有了一些夸张的味道,但唯其如此,冯谖、孟尝君的性格才尤为突出。冯谖有大自信,所以才会有如此大表演;孟尝君有大胸襟(当然也需要有大家产),所以才有如此大宽容。他连鸡鸣狗盗之徒都能藏污纳垢,为什么不能容忍一个行为有些乖张的冯谖呢?况且他心里也在纳闷:这家伙说不定是真英雄!且忍忍看!

从著史的角度看,这样的事,这样的叙,已与史无关轻重,孔子、左丘明定是弃而不取,而《战国策》作者却于此津津乐道,且叙得津津有味。可见《战国策》作者记事之目的乃不在记史,他的兴趣亦不在探究历史因果;但这样的事,却与凸显人物性格与形象关涉极大,这样的叙,其用意亦在夸饰人物及其成功。可见《战国策》记事之目的乃在写人也。若言先秦历史散文中,《左传》记事,《国语》记言,《战国策》记人,当不为太错。当然,左氏记史事而连类及人,是事终不可离人而独成事,故左氏笔下,春秋之际杰出人物亦能栩栩如生;《战国策》叙人物而自然涉史,是人终为史中之人,并终以其个人活动而影响历史。

就叙事写人的生动性而言,《左传》当然不及《战国策》。因为《左传》有两点限制:一是编年体,这种按时间而编排事件的体例,往往人为地割断了叙事的脉络,只能把事件按时间段拆散零售,从而影响了事件的戏剧性、情节的连贯性和我们阅读的连贯性。二是《左传》的作者是谨遵史学实录精神的老实人,他严格按照真实的历史事件本来面目来记录,他是历史的书记官。历史事件中严肃的偏多,而戏剧性、趣味性并不时时发生,更何况一个戴着道德眼镜去观察历史的老实人,在他的筛汰下,《左传》谨严、厚重,道德意味浓,而艺术趣味仅能次之。

相较之下,《战国策》就不同了,这是不老实人写的,它的作者可能并非史家,职业训练、职业修养不够(如记事不记年月),甚至罔顾职业道德,夸饰甚至虚构、编造“史实”,这就严重损害了该书的史学价值,但却又因此而增加了它的文学性——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战国策》的作者乃是小说家。记事不记年月,则事可颠倒次序,从而可以倒因为果、倒果为因地为人物吹嘘而神其事、神其人;务求炫人耳目、耸人听闻,夸饰乃至虚构事实,当然可以增加其戏剧性和文学趣味。可以说,《战国策》是以损害史学价值的代价,取得了它极高的文学成就。它的叙事较《左传》更生动,更曲折,更波澜迭起,更扣人心弦。它的结构更巧妙,人物更生动,语言更活泼,它在摆脱史学规范约束之后,自由无碍、为所欲为地“创造历史”。它一扫《左传》的古朴、典雅、厚重,而代之以新鲜、活泼、浪漫。一种新的风格已经形成并将对后来产生影响。

《战国策》不仅是先秦史学著作的重大发展,是先秦历史散文的翘楚,而且它还更直接地影响了《史记》,在很多方面都是《史记》的先驱。

首先,《战国策》思想通达而不拘束于儒家伦理。通达的、宽容的思想和开放的、欣赏的眼界对一个史学家来说很重要。古人常说《左传》言义,《战国策》言利,并以此批评《战国策》“坏人心术”,但这种评价是明显有偏见的,事实上《左传》何尝不言利?如前所叙,烛之武退秦师,通篇一个“利”字。《战国策》又何尝不言“义”?即使冯谖,也讲究知恩图报,也讲究“为民父母”。事实上,《战国策》的作者,眼界比《左传》的开阔一些,其所欣赏、所赞赏的对象比《左传》更宽泛一些。后来司马迁“多爱”,显然与《战国策》一样思路。在司马迁笔下,不仅有天子、诸侯、忠臣、孝子、将军、学者,还有商人、医卜、刺客、游侠;有这种眼界与胸襟,才能撰一部通史,囊括天下英雄豪杰、贩夫走卒,而成一人类生活全图。

其二,如果说,《左传》使史学成为科学,那么,《战国策》就是使史学变成人学,从而也就成为真正的文学。《战国策》写人,凸显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与《史记》纪传体,以人代史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而《战国策》写人的种种手法,如在矛盾冲突中写人,通过语言、行动写人,通过细节写人,通过对比写人,通过对环境的渲染凸显人,诸如此类,也为《史记》所继承和发展,历史著作从而兼具了史传文学的特点。所不同者,《战国策》所写的人比较单一,大都为王侯将相、策士豪杰,而《史记》则推而及之于社会各阶层的杰出人士。

其三,从文字风格上讲,《战国策》的浪漫气息、恣肆文风也对《史记》产生了很大影响。《左传》《国语》的文风是古朴而典雅的,而《战国策》的文风则显得华丽而活泼、自由而洒脱。《史记》文风的省净、灵动、自由,是对《战国策》的直接继承。可以说,《战国策》是《左传》《国语》与《史记》之间的桥梁、过渡,它标志着古典的、朴实的,带有一定艰涩意味的古典历史散文的衰落,而充满浪漫气息,文风流畅多变、生动活泼的新型历史散文开始出现,并由《史记》把这种文风发展到空前绝后的高峰,成为中国古典散文的典范作品,影响深远,滋溉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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