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何以成为散文（下）

《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部。它是一部独特的历史著作，与《国语》一样，是国别体史著，按战国时期秦、齐、楚、赵等十二国的次序，辑录与十二国有关的史事四百九十七条，三十三卷。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迄于秦并六国之后，约当公元前452—前216年之间，约二百四十年的历史。

它可能是秦汉间编纂的史书，作者及成书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原来可能只是战国时期史官们记录下来的史料和纵横家、策士们用于揣摩、演练口才的文稿。这样的拼盘形式的东西，名称也极多。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修书》等名称，后经刘向整理，并定名为《战国策》，这一堆芜杂而错乱的文稿才变得流畅可读。

刘向把该书定名为《战国策》，是极好、极准确的。首先，“战国”二字说明了这是一部与战国的史事有关的著作；其次，“策”字则兼含二义：策士与策士们的策论。事实上，《战国策》确实有史书与子书的双重特征。

就史书言，它是叙事的，而且所叙的乃是“史事”，至少它的作者是把它当“史”来传播的。但它记事不记年月，且往往夸张甚至虚构事件，这就严重损害了它的史学价值。就子书言，它往往有大段纵横捭阖之辞（如“苏秦以连横说秦”等）；这些说辞或谏辞，可能出自当时策士之手，是他们简练以为揣摩的范本，就其文采、结构、修辞而言，与先秦子书实属同俦。

《战国策》之虚构文章，最有名者莫过于《魏策四》中的“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一节：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这是先秦时期的一场“不对称战争”，一场在大国的武力与布衣之士的口舌与佩剑上发生的战争。秦王仗势凌人而终于自取其辱、自挫于人，唐雎不屈不挠、气盖强嬴。如果说，秦王的不可一世是因为他背后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唐雎的道义之勇则来自于当时士阶层的自信。当秦王说出“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样视天下如草芥的下流话时，他不是如他所愿，吓住了唐雎，而是激怒了唐雎。这是“布衣之怒”，是道义之怒。自“专诸之刺王僚”至“挺剑而起”，真是写得如火如荼，杀气腾腾。这段文字根本不是史实（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林云铭《古文析义》、缪文远《战国策考辨》都考订此事为虚构）。文中的“挺剑而起”，使臣上殿而能带剑，更不符合事实。但我们试从文字角度看，在唐雎那一段“俊绝、宕绝、峭绝、快绝”（金圣叹语）的言辞之后，接之以“挺剑而起”的动作，是何等风流、何等英雄，又是何等具有观赏性！

我们还要考虑的是，作者为何要虚构出这样一段充满激情的故事？事实上，它正是激情的体现。这种激情，是作为士阶层的自豪、自信、自尊，甚至自大的表现，是他们道德上的自足与才智上的自信。他们本来是无可凭依的一群，但在战国这样的大时代大风云中，他们发现，正是他们，才是真正的风云人物，才是真正的时代之子，才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他们是策士，是谋士，是侠士，是壮士；他们进取不息，奋斗不止，尚气任侠，轻生重义。他们沽名钓誉，追名逐利；他们藐视传统，粪土王侯；他们杠杆天下，推动历史。他们一怒而天下震，安居而天下息——是的，他们就凭借他们的权变、机智、胆略与三寸不烂之舌，把一个时代变成了他们表演的舞台，把王侯将相都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战国策》记事的特点，不仅有夸饰乃至虚构成分，还体现在它对史事的选择上。从《春秋》到《左传》，作为记事（或以记事为主）的历史著作，其所选记之事，必是历史大事或有历史学意义的事件；而《战国策》则站在写人的立场上，所叙写之事，往往与历史意义较远，而与人物形象较近。

如《齐策·齐人有冯谖者》一节，叙冯谖愿为孟尝君门客时与孟尝君的对话，及三弹剑铗以求待遇提高事：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君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战国策》中的这段文字，作者想夸耀冯谖的才能，所以有“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之说。但我们感兴趣的，可能更在文章的前半部分。这篇文章前半部分轻松，后半部分严肃；前半部分游戏，后半部分认真；好看的当然在前半部分。当然，这样说只是相对的。若和《左传》《国语》相比，我们可以说《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通篇都是在游戏：前半部分是冯谖在戏弄孟尝君，后半部分则是冯谖导演，与孟尝君一起戏弄齐湣王君臣。

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大概要算冯谖弹铗而歌这一段了。这一段戏剧性太强，已经有了一些夸张的味道，但唯其如此，冯谖、孟尝君的性格才尤为突出。冯谖有大自信，所以才会有如此大表演；孟尝君有大胸襟（当然也需要有大家产），所以才有如此大宽容。他连鸡鸣狗盗之徒都能藏污纳垢，为什么不能容忍一个行为有些乖张的冯谖呢？况且他心里也在纳闷：这家伙说不定是真英雄！且忍忍看！

从著史的角度看，这样的事，这样的叙，已与史无关轻重，孔子、左丘明定是弃而不取，而《战国策》作者却于此津津乐道，且叙得津津有味。可见《战国策》作者记事之目的乃不在记史，他的兴趣亦不在探究历史因果；但这样的事，却与凸显人物性格与形象关涉极大，这样的叙，其用意亦在夸饰人物及其成功。可见《战国策》记事之目的乃在写人也。若言先秦历史散文中，《左传》记事，《国语》记言，《战国策》记人，当不为太错。当然，左氏记史事而连类及人，是事终不可离人而独成事，故左氏笔下，春秋之际杰出人物亦能栩栩如生；《战国策》叙人物而自然涉史，是人终为史中之人，并终以其个人活动而影响历史。

就叙事写人的生动性而言，《左传》当然不及《战国策》。因为《左传》有两点限制：一是编年体，这种按时间而编排事件的体例，往往人为地割断了叙事的脉络，只能把事件按时间段拆散零售，从而影响了事件的戏剧性、情节的连贯性和我们阅读的连贯性。二是《左传》的作者是谨遵史学实录精神的老实人，他严格按照真实的历史事件本来面目来记录，他是历史的书记官。历史事件中严肃的偏多，而戏剧性、趣味性并不时时发生，更何况一个戴着道德眼镜去观察历史的老实人，在他的筛汰下，《左传》谨严、厚重，道德意味浓，而艺术趣味仅能次之。

相较之下，《战国策》就不同了，这是不老实人写的，它的作者可能并非史家，职业训练、职业修养不够（如记事不记年月），甚至罔顾职业道德，夸饰甚至虚构、编造“史实”，这就严重损害了该书的史学价值，但却又因此而增加了它的文学性——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战国策》的作者乃是小说家。记事不记年月，则事可颠倒次序，从而可以倒因为果、倒果为因地为人物吹嘘而神其事、神其人；务求炫人耳目、耸人听闻，夸饰乃至虚构事实，当然可以增加其戏剧性和文学趣味。可以说，《战国策》是以损害史学价值的代价，取得了它极高的文学成就。它的叙事较《左传》更生动，更曲折，更波澜迭起，更扣人心弦。它的结构更巧妙，人物更生动，语言更活泼，它在摆脱史学规范约束之后，自由无碍、为所欲为地“创造历史”。它一扫《左传》的古朴、典雅、厚重，而代之以新鲜、活泼、浪漫。一种新的风格已经形成并将对后来产生影响。

《战国策》不仅是先秦史学著作的重大发展，是先秦历史散文的翘楚，而且它还更直接地影响了《史记》，在很多方面都是《史记》的先驱。

首先，《战国策》思想通达而不拘束于儒家伦理。通达的、宽容的思想和开放的、欣赏的眼界对一个史学家来说很重要。古人常说《左传》言义，《战国策》言利，并以此批评《战国策》“坏人心术”，但这种评价是明显有偏见的，事实上《左传》何尝不言利？如前所叙，烛之武退秦师，通篇一个“利”字。《战国策》又何尝不言“义”？即使冯谖，也讲究知恩图报，也讲究“为民父母”。事实上，《战国策》的作者，眼界比《左传》的开阔一些，其所欣赏、所赞赏的对象比《左传》更宽泛一些。后来司马迁“多爱”，显然与《战国策》一样思路。在司马迁笔下，不仅有天子、诸侯、忠臣、孝子、将军、学者，还有商人、医卜、刺客、游侠；有这种眼界与胸襟，才能撰一部通史，囊括天下英雄豪杰、贩夫走卒，而成一人类生活全图。

其二，如果说，《左传》使史学成为科学，那么，《战国策》就是使史学变成人学，从而也就成为真正的文学。《战国策》写人，凸显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与《史记》纪传体，以人代史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而《战国策》写人的种种手法，如在矛盾冲突中写人，通过语言、行动写人，通过细节写人，通过对比写人，通过对环境的渲染凸显人，诸如此类，也为《史记》所继承和发展，历史著作从而兼具了史传文学的特点。所不同者，《战国策》所写的人比较单一，大都为王侯将相、策士豪杰，而《史记》则推而及之于社会各阶层的杰出人士。

其三，从文字风格上讲，《战国策》的浪漫气息、恣肆文风也对《史记》产生了很大影响。《左传》《国语》的文风是古朴而典雅的，而《战国策》的文风则显得华丽而活泼、自由而洒脱。《史记》文风的省净、灵动、自由，是对《战国策》的直接继承。可以说，《战国策》是《左传》《国语》与《史记》之间的桥梁、过渡，它标志着古典的、朴实的，带有一定艰涩意味的古典历史散文的衰落，而充满浪漫气息，文风流畅多变、生动活泼的新型历史散文开始出现，并由《史记》把这种文风发展到空前绝后的高峰，成为中国古典散文的典范作品，影响深远，滋溉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