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

秋收

秋天一到，村子里便有一种怀孕女人马上临盆的焦灼的幸福感。昔日炊烟袅袅的平静生活，忽然间被打断了。站在大街小巷里八卦别人家私生活的大嘴女人们，也调转舌头，开始朝自家男人开炮。开炮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督促男人磨刀霍霍向庄稼，而不要闻不到秋天的气息，依然在胖婶家的麻将桌上流连忘返。

其实不用女人们唠叨，男人们也知道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秋收的时候，娘儿们能干啥呢？不过是烧水做饭推推板车。当然，女人们根本就不服气，认为她们是十项全能，什么都能做的。比如掰玉米吧，男人们掰一垄沟的时间，女人们也差不多能跟他们齐头并进，落不下多远。就连被认为是秋收时累赘的小孩子，也自有我们的用处。所以整个秋天，全村老小都是沸腾的，好像那高粱顶上喝醉了酒的穗子，被风一吹，就更加地站不稳，于是一直倾斜下去，快要触到地了，才忽然间又直起来，看一眼这成熟的、芬芳的、醉醺醺的晃动的大地。

和村里所有的人家一样，我们家早早地就分了工。我管烧水，姐姐管做饭，父母去掰玉米，砍玉米秸，收割黄豆，并将玉米黄豆运输回家。而后全家老小一起上阵，扒玉米皮，编玉米，将玉米提到平房上晾晒。我喜欢烧水，不仅仅是因为烧水的时候，可以趁势将一块从人家场院里偷挖来的地瓜烤熟，还因为能借机一个人在家里烧蚂蚱吃。姐姐是不屑这些幼稚的把戏的。只要我烧开了水，完成了父母交给的任务，她也就不再管我，让我化作院子里的一只蟋蟀，或者一个蜗牛，一朵喇叭花，尽管悄无声息地活着就是了。我最擅长将一个生地瓜变成外焦里嫩的烤地瓜了。我会在烧水之前，就将炉灰给掏挖干净了，而后把地瓜放在炉子底下，将捡拾来的朽木或者树枝点燃了，便可以坐在炉子旁边，等着水嘘嘘地冒着热气自己烧开了。在烧水的时间里，我会将捉来的蚂蚱暂时放在罐头瓶子里养着，喂它点水啊豆角啊之类的吃的喝的，以便一会儿可以肥肥壮壮地供我享用。当然，那蚂蚱一定是田间地头最大号的蚂蚱王。它们绿油油的肥硕的身体，一看就是喝足了一个夏天的露水，只等着秋天有力气在砍伐干净玉米的地里，奋力地蹦出人的掌心，或者碾过的车轮。

假若我只顾着玩蚂蚱和翻烤自己的地瓜，而没有及时地将水烧开了，并送到地头上去，给父母泡茶喝，那一定会遭来父亲的一顿恶骂。如果我的嘴头子上还留着黑色的吃地瓜留下的印记，那就更惨，几乎会有被累得满头大汗的父亲给暴打一顿的危险。所以我再怎么贪玩和贪吃，也还是会记得自己的正职是烧两暖壶水，提到自己家地头，并给父母倒在茶杯里，再将空的暖瓶给提回来，继续烧水。我一路上会在忙碌的满载着玉米的板车流里，回味反刍一下刚刚烤吃了的地瓜的香甜，和那只很不幸地被我吃掉的蚂蚱的肉味。蚂蚱的肉也就一块指甲那么大，不够塞人的牙缝，但我却吃得津津有味，将那块肉嚼得烂烂的，充分品味每一丝清香，并回忆下片刻前蚂蚱在火里发出的滋滋啦啦的响声，这才一咽唾沫，将肉也一起吞了下去。

我每次都会走神，以至于常常走过了自己家的地头，或者被拉板车的大人们吆喝：快让开点，别挡道！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呢，都忙得火烧眉毛了，她还那么清闲！这话有时候会被长舌妇传到父母耳中去。如果母亲忙得根本无暇关注这些琐事，那么这一灾也就算是过去了。可是如果母亲恰好上了心，知道我干活心不在焉，就会在看到我的时候，骂我一顿没有眼色，明明对面哪个老娘儿们的车开过来了，我还不知道避让，小心脑袋给镰刀削掉了！我从来都不会辩驳什么，而且知道母亲根本没有时间多骂我，很快父亲就会在地的那头叫起来，催促她赶快将掰下的玉米拾成一堆，等着父亲的下一车来装。我瞅准时机，一下就溜走了。

一旦第一车玉米被倒在院子里，我也就别想烤地瓜了。即便烤完了，也没有时间去吃。我被迫坐在玉米堆旁，有些无奈地叹口气，便开始了我的剥玉米的职业生涯。

一整个秋天，我好像都在剥玉米，无休无止地剥。尤其是夜晚，天已经凉了，露水打湿了我的鞋子，连头发上都好像落满了霜，我也困倦得快要变成玉米里的一只虫子，蜷缩着睡过去了，可是父母一阵因为疲惫而产生的争吵，还是让我强打起精神，一个一个地剥下去。天上的月亮慢慢成了好看的月饼一样的圆，不再是羞涩的蒙了面纱的少女。我抬头看着夜空上饱满的月亮，听着一家人窸窣的剥玉米的响声，觉得自己快要沉入梦里去了。梦里有什么呢，我也不知，只一心一意地想着走进去了，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甚至中秋节的那一天，香台上供奉的我爱吃的月饼苹果和橘子，我也不再留恋和想念。直到母亲忽然间注意到了我的存在，对着磕头打盹儿的我叹一口气，然后放行道：快回屋去睡觉吧！我正一边剥着玉米一边在梦里神游八极，无意中听到这句话，即刻从湿漉漉的玉米皮中跳了起来，轻飘飘地进了房间，爬上床，头刚刚靠在枕头上，便沉沉地睡过去了。

秋天总是让人觉得萧条。地里的大豆啊玉米啊地瓜啊一收割完毕，整个村子就变得空旷起来。风冷飕飕地吹过来，一副要将一切都扫荡干净的架势。我在田垄里捡拾黄色的野果吃，在袖子上简单地擦擦，一口一个吞了进去。野兔趁人不备，“嗖”一下蹿出去很远，可是因为田间太空荡了，毫无遮拦，于是它们还是会被尚未收缴的猎枪给瞬间干掉。我觉得秋天里的自己就像是一只孤独觅食的野兔，无处躲藏。

所以我总是会在秋天里怀念麦收时节的自己。那时候我会因为有更大的用武之地，而被父母重视并褒奖。我不仅仅会烧水送水，用镰刀收割，看场院里的麦子，帮大人装麻袋，还会给大人们创收——拾麦穗。拾麦穗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每拾到一株麦穗，就好像帮大人捡了一个大白的馒头一样，是卖馒头的男人“半熟”家屉笼里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而且，去别人家地里拾麦穗，总有捡了便宜一样的兴奋与开心。我恨不能将村子里所有人家的地都捡拾一遍，把那些漏掉的麦子全部归己所有。一想到自己家麦场里堆满了我捡拾来的麦穗，而它们又能变成好吃的馒头、花卷、烧饼、油条、包子，我的心里就美滋滋的，顶着烈日在地边上飞快地走着，弯腰捡着，也不觉得劳累。遇到“同行”拾麦穗的孩子或者老人，我们会相视一笑，而后默默地较劲，以更快的速度，落下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

麦收的时候天热，我会直接睡在麦秸垛旁，用几个麻袋就铺成一张床，看着漆黑夜空上的星星，听着池塘里的蛙鸣，还有旁边跟我一样看麦子的女人的鼾声，觉得世界满满的，好像空气里都是麦子的香气。我还会想入非非，觉得某个麦秸垛后面，会藏有一对偷情的男女，他们像猫一样，发出暧昧的叫声。那声音让我面红耳热，好像我在偷窥谁家的秘密。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喘息声，热烈的，浓郁的，甜蜜的。这是夏日的气息。

可是秋天一来，收割之后的大地，就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息。一场霜打之后，大地变得有些寂寞孤独，昔日披红挂绿的富裕相，全都被修剪干净，露出落光了树叶的清瘦的枝干。我走在河沿上，觉得石子青苔都是清冷的滑，风凉凉的，从对面的小树林里吹过来。也不知谁在更远处吹着口哨，穿过小树林旁边的一片阴森的墓地。那里埋葬着村子里死去的男人女人，还有夭折的孩子。我经常想知道，死去的村人们，在秋收的时候，会不会被吵得无法安睡，而后探出头来，到自己家玉米地里走上一走？依然是生前那样，背着手，弓着腰，唠叨着儿孙们不作为，还顺便将别人家地头的麦子偷走一小捆，并将它们弄乱了，放在腋下，假装都是自己从路上捡拾来的。等他们巡视完了，或许依然不舍得离去，会坐在坟头上，点上旱烟袋，说道说道村里的旧事，还有跟秋收有关的人情冷暖。要等那旱烟袋吸完了，这才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泥土，一缩身，重新回到坟墓里去了。

村人们忙着秋收，当然不会想起死去的老人。我也只是在路过坟地的时候，才会想起自己很早就去世的奶奶。想起每次去她的院子里，她好像都在用玉米皮编织着好看的坐垫。坐垫可薄可厚，厚的像树墩一样，可以搬到圆桌旁，坐下来将一碗面条呼噜呼噜吃得干干净净。薄的则适合在地上盘腿坐着编席子用。玉米皮都是晒干了的，讲究的人家，还会将其洗干净了，再拿来用。我看着白色的叶子，常常会想起玉米还种在地里的时候，我会和小伙伴潜进玉米地里，偷掰人家的玉米，并顺便劈下一把玉米秆上的叶子，捎回家来给母亲蒸馒头用。那嫩绿鲜亮的叶子，大概是所有女人们的最爱，因为把它铺在箅子上蒸馒头，既不煳锅，还能让馒头吃起来有一股玉米的清香味道。我喜欢在馒头出锅的时候，贪婪地将玉米长长的叶子一起拿出来，吃沾在上面的馒头皮。那皮是焦黄的、酥脆的，好像某种我永远也吃不到的小点心，藏在奶奶的篮子里。那篮子当然是挂在高高的屋梁上，任我如何仰望，小气的奶奶也不会拿下来给我尝上一口。

玉米剥完皮的时候，父母会将它们编在一起，一嘟噜一嘟噜的，挂在梧桐树杈上。那黄的红的玉米，让已经开始落叶的梧桐树看起来喜气洋洋的，好像挂了一幅画在上面。那画每天看着，都觉得高兴，气派，心里满足。还忍不住要在树下刷牙的时候，想哼一首沂蒙小曲。当然，哪天那玉米叶被雨水给浸泡得朽了烂了，又被麻雀一啄，忽然间挣断下来，砸了脑袋，就不会哼什么小曲了。父母会发了愁，想着要赶紧弄到平房上去晾干了，剥下玉米粒来，卖了换钱。

于是全家上阵，又开始无休无止地剥玉米粒的浩大工程。有钱的人家，会买一个剥玉米的小机器，据说，将玉米棒扔进去，就自己给剥完了，这听起来很阔气，可是父母也只是聊起时羡慕一下，全家又埋头一起剥玉米粒了。天已经很凉了，于是战场转移到屋子里去。每天吃完晚饭，母亲都会将一个大盆放在屋子里，将她已经叉出一道“沟”以便于剥的玉米棒，丢在我们面前。于是房间里便只剩下噼里啪啦玉米粒打在盆上的声音。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没有节目，唯一的娱乐，大概就是一家人天南海北地闲扯。母亲总是抱怨钱不够花，让我和姐姐在学习上节约一点。而父亲也会跟着附和几句，但很快他就厌烦了这样的老娘儿们的烦恼，开始转移话题，比如考我和姐姐做算术题。

这样的考试很容易带来危险。我知道一斤玉米值多少钱，我也知道一斤玉米能换多少油条或者馒头，可是，我却无法像父亲要求的那样，准确快速地算出五十麻袋玉米能变成多少件衣服或者多少斤大饼。我像任何一个伟大的数学家那样，支着下巴，紧皱了眉头，苦思冥想。但并没有天才们的好命，可以茅塞顿开，凭空得到想要的结果。那些奇怪的数字，总是离我很远，好像我天生跟它们无缘一样。我不明白父亲噼里啪啦剥着玉米粒的时候，怎么就对玉米换油条的事情那么有兴趣。难道他从小也没有吃够油条，所以才加倍地将这种欲望，放置在数学一塌糊涂的我的身上，希求我能给他准确无误的慰藉？还有母亲，明明没有文化，却也来一起考我。她不钟情于吃，所以她的考题永远都是关于针头线脑的。比如一斤黄豆能买多少尺粗布，一尺粗布能做几个书包？还有十个鸡蛋值多少钱，如果换线箍，能换几个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一定把我当成了全知全能的神仙，恨不能将肚子里所有的对于生活的热望，都通过我的嘴得以实现。如果我回答得准确，他们会满意地丢给我一个玉米棒，让我离开纸笔，继续干活。偶尔还会由此扯开话题，谈及针线的价格，或者粗布质量的好坏。但大部分时候，我没有这样的好运，总是会被父亲的一声大喝给吓得魂飞魄散，继而吃一个父亲的巴掌。但这样也没有结束呢，父亲会派姐姐来监督我，让我继续算那永远跟我不肯亲密的结果。我坐在那里，憋得快要尿裤子了，只好可怜巴巴地求助姐姐，快将那个要命的结果告诉我吧；如果她能帮我一把，我将来一定真的给她买几斤油条吃。不，哪怕一屋子的、一天井的油条也可以。

每次都是饿得眼冒金花的时候，吃完了饭的父母，才会想起我的存在，一声恨铁不成钢的抱怨，终于肯将我解放出牢笼。那时我总是脑子晕乎乎的，想，秋天快快结束了吧，这样，等漫长的冬天来了，玉米都剥完卖掉换成钱了，或者变成了玉米面，做成了“咸糊涂”（玉米粥），父母就再也不会无边无沿地给我出算术题了。

可是，秋天它太长了啊！除了玉米，还有大豆、棉花、地瓜、芝麻。地里总有收割不完的庄稼，我也总有千百个理由，被因为收割而疲惫不堪的父母苛责。我很想找一个人，问一问他们那里的秋天，除了收获庄稼，也要收获巴掌吗？但我永远都是孤独的长不大的那个小孩，行走在秋天的田垄里，捡拾着棉花、稻谷，啃咬着一丝微甜的地瓜，想着什么时候秋收能够结束，大雪覆盖了整个的田野，一切都寂静下来。而劳累的父母，也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睡下了。

走亲戚

在乡下走亲戚，你除了需要备好足够体面的礼品，还得有一张禁得起千锤百炼的厚脸皮，随时准备接受亲戚的冷嘲热讽，或者听他们说一些语义模糊，却又会让你脸红难堪的双关语。

所以我怕走亲戚，就跟小羊怕见老狼一样。尽管母亲给准备的一提包烟酒糖茶，也不怎么丢脸面，但还是觉得有无所适从的紧张与局促。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我去胖婶家里玩耍，跟在自己家院子里一样自在，但去近亲姨妈舅舅或者姑姑家，却百般不情愿，心提得高高的，除非是出了亲戚家门，上了公路，眼看着离自己家越来越近，才会长吁一口气，有犯人离开了监狱的轻松与快乐。

偏偏乡下人最爱走亲戚，就好像不走亲戚，人就偏离了社会、离群索居了一样。走亲戚是人们彼此沟通有无、互相攀比较劲的一种需要。哪家变得富了，有了秘密了，非得去走一趟亲戚，跟那些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亲戚“说道说道”，才能释放出内心淤积的东西，重新轻松上路。否则，就那些无人分享的喜怒哀乐，也够将人给压死的。

每年走亲戚的高峰期，当然是过年的时候。好像一道过年的程序一样，大家必须要把所有的亲戚，都走一遍。漏掉了哪一个，都会成为一个重大事故，被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无数次提及，甚至有可能造成彼此断交的危险。所以为了顾及礼节，我和姐姐弟弟三个人，需要一起上阵，代替父母去走亲访友。倒是大人们自己，不知是为了避免那些无趣的嚼舌根，还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年日子过得紧巴，反而据守在家里，招待前来走亲戚的小孩子们，并旁敲侧击地从小孩子嘴里，撬一些有用的八卦来听听。

在弟弟没有出生以前，走亲戚的任务，基本上都属于我和姐姐。姐姐骑车，后面载着我，前面带着母亲准备好的礼品，晃晃悠悠地就出了村子。那礼品里，必备的是“一刀礼”，也就是新鲜的猪肉，猪肉都是年前就割下的，常常送给第一家亲戚后，过上个十天，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自己家里。母亲眼尖，不用在那刀礼上做记号，就能够看出是不是我们家的。万物守恒，其他诸如红糖啊饼干啊鸡蛋啊，最后也会换来价钱相差无几的其他礼品。所以走亲戚，那礼品换来换去，也不会太过吃亏，不外是你的给了我，我的给了他，他的又转给了你。唯一越走越多的，是各家各户一年来积攒的八卦消息。真真假假的，听了来，琢磨一阵，再找人考据求证一阵，也就大致知道了彼此的近况。

乡下人似乎家家户户都有七大姑八大姨的，好像女人们不值钱，所以由此组成的亲戚也多。而女人无疑是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的“小报”，也因此，我最怕被她们盘根问底地审讯家中大事小情，把握不好母亲口中的尺度，哆哆嗦嗦地就将那秘密的导火线，给哗啦一声扯开了头，结果，好的坏的黑的白的，全倒了出来，以至于回了家，被父母一盘问，免不了挨一顿骂，骂我不知道察言观色，怎么就没将亲戚家的信息全套回来，倒是把自己家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全给说漏了嘴！

所以带着父母的重大任务去走亲戚，跟外交使者一样紧张，嘴里吃着亲戚家做的好吃的，心里却哆嗦着，该不该将亲戚的问题照实全答。招待我和姐姐的亲戚也谨言慎行，怕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来，比如借钱啊求办事啊，谁谁要结婚生子考学需要拿一份礼金啊等等。因为彼此都在琢磨着对方的心思，所以饭便吃得漫不经心，只听得见嘴吧嗒吧嗒咀嚼的声音，和筷子跟碗磕磕碰碰的响声。偶尔一只狗不识趣，跑到圆桌底下找人吐掉的骨头吃，舌头还没碰到那骨头呢，就被主人一声厉喝，给赶出了门。狗于是趴在门口，吐着舌头，气喘吁吁的，有些委屈，也有些气愤，不知这平日里慈眉善目的主人，为何忽然就变了脸，生出这般让狗畏惧的面容。那主人大约也有些不好意思，看狗可怜地哼哼着，将筷子里没吃的肉给扔出去，那狗一时有些分神，等肉落了地，才反应过来。主人不悦，骂道：这狗东西，今天有他妈的什么事吧，怎么就反常起来，看着怪怪的呢？这话狗当然是听不懂的，况且狗已经咯吱咯吱地啃上了喷香的肉骨头，根本就顾不上看主人的脸色，所以话中之意，就被吃饭的客人给吸收了去，虽然嘴上跟狗一样嚼着肉骨头，心里却没有狗的单纯，翻来覆去，只想着这招待饭菜的亲戚，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就忽然变得冷淡起来了？

不过这样的冷淡，到送别时，却会转变成高涨的热情。这热情来自于客人提来的一包礼。这礼究竟留下多少，带走多少，是有很大的讲究的。一般说来，留一半，送一半，是基本的规则。但即便大家遵守了规则，还是要来一番虚假的客套。这客套也不知是谁发明的，我猜测跟孔夫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孔夫子最讲究繁文缛节，这一套在没多少知识的乡下人这里，并不缺少分毫。我每次都怕这最后的一个环节，总想赶紧逃掉，不想看母亲跟那来走亲戚的，将一包好像价值连城的礼品推来让去，一个坚持要全留下，一个执拗地要带走一半，两个人各不相让，互不服输。干这事的当然都是女人们，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跟一包糖或者一瓶罐头过不去，只有女人们会斤斤计较这一瓶罐头的价钱，想着上次给这亲戚家送去的那一袋炒糖，这次他们来，应该留下多少钱的东西，才算是不失礼数，且不让来的亲戚觉得此行亏了。有时候两三岁的小孩子不懂父母跟亲戚家的这些虚假的客套，以为他们吵了架，会在大人们的肢体推搡里，哇一声吓得大哭起来。这一声哭，是很好的休止符，让斤斤计较的大人们见好就收，也让那一包糖或者瓜子，得到其最终的归宿。

这些烦人的礼数，我完全不在行，但却要硬着头皮，被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去完成任务。好在我们家亲戚不多，常常走的，也就大姨和小舅家。那些脸面相差无几、让我分不出谁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四个姑姑，被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给平分了，每隔三年走一次。我当然还是有大舅和二姨的，只是不知哪年哪月的规定，我们家和大舅二姨家，逢年过节，再也不走动了。我猜测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基本上也逃不出金钱和礼节等带来的相互误解。据母亲说，二姨是因为搬到县城之后，开商店发了财，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怕我们有事没事就去求他们办事，当然更主要的是借钱，所以主动断绝了与我们的来往，以至于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过二姨的影子。我不知道这个跟母亲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二姨，为什么会这样无情无义地断了交。当然，对我来说，有没有她，都无所谓，我原本就不喜欢走亲戚，少了她，我还觉得过年时轻松了一些，无须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亲戚家里，枯坐上一上午，只为了吃一顿不怎么丰盛的饭菜，留一两包礼物，就完成了过年的仪式。

而我的大舅，也是在即将去读大学的那个暑假，突然才知道了他的存在。好像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大舅一样。想起来，大舅是母亲的哥哥，他们兄妹两个，怎么就落到互不来往的地步，谁也说不清楚，大概各自成家后，彼此琐事增多，儿女成群，也就顾不上这同胞的情谊，于是慢慢走动少了，关系也就淡了，以至于我们这一辈人，连母亲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大哥都不清楚。那年高考完后，姐姐带我去大姨家走亲戚，离开的时候，不知怎么大姨就叮嘱姐姐带我去附近大舅家坐上一会儿。姐姐比我年长，也比我更懂得礼节之类的重要，所以尽管母亲并没有让我们拜见大舅，她还是遵照大姨的指示，在路过大舅家的时候，折进去坐了片刻。姐姐每年都走亲戚，而我只是偶尔为之，所以她大概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亲戚，是大舅，他有三个儿子，每个都需要他拼命挣钱盖房子娶媳妇；哪一个完不成任务，都是他这做父亲的失职。所以相比起来，他比母亲更为辛苦。我第一次见到他，看着那张跟母亲有些相似的脸，觉得人生真是奇怪：他与母亲的血缘关系，究竟是怎么流落到我们这一代，就忽然间停止了呢？而我跟这个叫大舅的男人的儿女们，更是从未谋面，或者，曾经谋面过，却并不知晓母亲与她的这个哥哥之间，曾经有过互相关爱的兄妹时光。

大舅看到我们，有些诧异，但还是按照礼节，给我们沏了茶水。虽然是孩子，不怎么喜欢喝茶，但那茶水却和大人一样的规格，绝不会少上一撮，或者低上一等。当然不是觉得小孩子会品出茶水的味道，而是怕回家后，大人们细细问起，孩子们口无遮拦，说出茶水难喝，让此后的亲戚关系，忽然间恶化。大舅当然没有失礼，很快停下手里的活计，陪我们两个对春种秋收并不在行的孩子聊天。对于已经当了爷爷的大舅的陪聊，我和姐姐都有些拘谨，在大舅一声声“喝茶”的客气相劝中，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抿着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茶水，并在大舅提壶给我们续茶的时候，客气地用手护住杯口，连连说几句“不用了，满着呢”。

大约这样持续了有半个小时吧，我用眼神示意姐姐，礼节是不是足够了，我们该回家了吧？还不等姐姐接到我的暗示，大舅忽然就咳嗽一声，小心问道：你们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吧？我和姐姐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大舅的问话。而大舅见我们姐妹保持沉默，又紧跟着加了一句：有事你们说就行。我笨嘴笨舌，也不打算做这样尴尬的外交发言人。倒是姐姐，红着脸说了一句：真的没啥事，就是我妹妹考上大学了，顺路过来看看您。我以为大舅会为我高兴，表示一下微微的羡慕与夸赞，不想，他却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哦”了一声，然后便再没有了问话。

我和姐姐当然很识趣地起身离开了。而那个我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大舅，还一个劲儿地跟在身后，问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事了吗？我其实知道大舅是想直白地追问一句：是不是这次来，要考上大学的喜酒钱？但到底谁都没有说破。我和姐姐，并未想要去大舅家里讨一百块喜钱，而坚持认为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大舅，大约在我们离去之后，还会花费很长时间，想方设法去大姨家打探我们此行的真正意图。

但我其实也并不怎么喜欢大姨。尽管她跟我们家算是走动最为频繁的亲戚，不比那些势利眼的姑姑们，我考上学了，还要打探那大学到底是否正宗本科，又是不是花钱买的。而在得知我毕业后或许只能当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后，又百般嘲讽老师是天底下最没出息的职业。不怎么喜欢大姨，我想大概是因为大姨家的两个儿子，都通过考学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而且姨夫还有一笔不菲的退休金，让他们老两口可以比我爸妈过得更为滋润，所以他们也就对我们这样一家穷亲戚，带着一些同情，每次登门拜访，都会让我们家人觉得自惭形秽，或者羡慕嫉妒。这个世界上，大约我们都需要有一家亲戚，可以作为参照，照得出自家的幸福生活。所以每次去大姨家回来，或者大姨家两个儿子从我们家离开，我都会被父母批评教育，大致内容不外是要好好学习，赶超姨哥之类的话，我为此要在家里埋头苦学三天，才能逃得过父母苦口婆心的教导。而在我当初究竟是考高中还是中专的选择上，因为没有听从大姨一家的劝诫，读了高中，大有超过两个读了中专的姨哥的野心，而被他们指责，并因此让我生出不考上大学就被大姨家看笑话的压力。

在我一级一级地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的读书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母亲与大姨的比拼。她们姐妹两个，从比拼当初的婚姻，到比拼各自的儿女，再到儿女的工作与婚姻，始终没有停歇下来。

我因此借着外面读书就业的原因，很少再去大姨家走亲戚，并最终习惯了从母亲口中得到他们零星的消息，而丝毫不想亲自去看上一眼，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状态。我与整个家族中最后一个亲密交往的亲戚，在嫁到千里之外的他乡之后，终于只剩下藕断丝连的一点关系。

从母亲口中听来的关于亲戚的消息，在远走他乡之后，似乎都是关于疾病或者死亡；好像一个亲戚没病没灾，就会被人遗忘。只有他们忽然间生了变故，与之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意识到生命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跟自己的家族，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母亲会代替整个家庭，去给那个病入膏肓的亲戚，提一些礼品，表示慰问；或者在丧礼上，去烧一些吊纸，感叹一下过去曾经有过的恩怨，而后便将这个亲戚，锁进了记忆的仓库，除非闲聊提起，这个亲戚，自此很少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生命在乡下，大约跟田间地头的草一样廉价。而那些贫穷的功利的爱挑拨离间的亲戚们，他们见证着我们的衰败颓唐与荣华富贵；我们也同样折射出他们鸡零狗碎、潦草随意的一生。害怕我和姐姐登门拜访的大舅，几年前死于癌症，死前儿子与媳妇怕传染，将他一个人丢在破旧的小屋里，连一杯水都喝不到。我的某个欠钱不还并因此怕我们登门讨要的姑姑，也在忙完儿女婚事后，累死在农田之中。另外一个每年都因碎嘴而让父母吵架的姑姑，则死于一场意外的事故。对于我，他们的生命犹如飘摇的庄稼，倒下之后，便化为模糊的麦子、玉米、稻谷或者高粱，被装进了记忆的瓮中。对于父辈，他们更是炊烟一样，被风吹过，便消失不见。日子在他们离开人世之后，依然琐碎地过着，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这些亲戚的印记。

或许，也只有我知道，他们曾经在我的成长之中，烙下怎样无法祛除的印记——卑微的、贫穷的、尴尬的或者辛酸的印记。

丧事

村里某个老人一去世，邻居家的郑大便开始莫名地兴奋。

郑大是村里红白喜事的司仪，只要有他在，这丧事或者喜事便可以进行得体面而且顺利。但他的脑袋总是歪着，形象有些不好，于是不成文的规定，便是丧事都会找他，喜事则拐弯抹角地，将他给忽略掉了。所以郑大便更珍惜这丧事的主角地位，常常主人家还没有请他过去，他自己就巴巴地上了门，以不容置疑又略带商量的口气，对着还没有从悲伤中缓过劲儿来的主人，探讨怎样将丧事办得排场一些，风光一些，让村里人瞧得起一些。

我一点儿都不羡慕郑大，但我羡慕郑大的儿女们，他们会在整个丧事的过程中，有吃有喝，就好像地主家的孩子，忽然间在那几日里，都长得肥头大耳起来。小孩子是不懂得大人们的悲伤的。当然，也可能，大人们根本就不悲伤，人死了，如果是无疾而终，那就是一件喜事，会像结婚一样，任由郑大和他的下手们大操大办，让那已经去了阴间的人，明白阳间是多么卖力地为他（她）的轻松离去，做足了文章，挣得了颜面。

小孩子有独属于自己的快乐，在丧事开始的那一天，我会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爬到墙头上去，或者某一棵能看到院子里全景的大榆树上，再或直接钻到人来人往的院子里，静候丧事的开始。不知是我们人小，不足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还是大人们愿意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们围观，给丧事增加一点儿人气，不管我们站在哪里，人家吊唁的堂屋里，还是堂屋外面搭起的棚子里，或者做丧宴的厨房里，大人们都不会赶我们走。有时还会派我们去干一点儿活计，比如买个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或者趁机塞我们嘴里一大块肉。肉当然是肥的，流着油，但那时的小孩子没有觉得肥肉太腻的，相反，在宴席开始的时候，那端上来的一大碗肥肉，大多都是小孩子们给分吃了。每一个小孩都吃得脑满肠肥的样子，好像这辈子就吃这么一次肥肉，或者吃完这顿肥肉，就要壮烈牺牲了一样。反正父母都给了份子钱，抢一片肥肉吃，也是理所应当。否则，这样全村人出动参加的节日里，不吃不喝，假装矜持，不被人笑话才怪。即便人不笑话，那个死去的人，也会不悦，好像我们嫌弃了他家的饭菜一样。

当然，我们并不是冲着这一顿饭才来守候一天的。丧事上有的是好吃好喝好玩好看好听的玩意儿，足够我们玩乐一天，到天黑丧事结束后才肯回家。光那“守棚人”的各式哭相，就够我们乐一阵子的。没有人前来吊唁的时候，守棚的主人们就会披麻戴孝地聊天，或者假装面容严肃地跪在席子上，回忆逝去家人的音容笑貌，再或彼此商量着，这一场丧事的细枝末节，有没有不周到的琐碎地方，是否无意中得罪了某个吊唁的亲戚。他们头抵着头，嘁嘁喳喳地说着，更让我们觉得兴奋与好奇，很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怎样好玩的故事。这样的八卦，村里的女人们更是喜欢。因为这基本上是下一场丧事来临之前，村子里最值得咀嚼回味的谈资。如果错过了哪一节，那跟错过了评书里的某段重要的情节一样，让人遗憾。当然，这种遗憾，很快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被别的女人们给补充完整。

相比起这样的八卦，守棚人的哭声，颇有插科打诨的感觉。只要那主事的人在门口大声地一喊，报告某个重要人物的来临，那棚子底下，立马传来整齐划一的哭声。我想如果这是喜事，那哭声一定会换成兴奋的叫好声。左右两排守棚的人里，男男女女都有，大人小孩也都齐全，所以那哭声便听上去很像一首大合唱，凄凄哀哀的，一下子便感染得来客也捂着半张脸，一路哭将上来。那守棚的人里，哭爹的也有，喊娘的也有，甚至还有哭姐姐的，可是，他们明明是死了父亲的。所以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何爹死了，一定要哭娘？也或许，是太伤心了吧，已经分不清死去的是谁了，只知道在来吊唁的人面前，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来哭，以便让来人意识到丧事的重要，和他们内心无法抚平的痛苦。

堂屋里那两个围着纸钱箱子，主打送纸钱给逝者的女人，不会哭得这么夸张。她们的哭，呜呜咽咽的，很是内敛，又带着些真诚与感伤，所以更容易触动来人的内心，进去看见那镜框里的黑白遗像，又被两个女人的哭声一感染，便将大门口就开始的哭声，转换成了让人动容的眼泪。而这相对比较封闭的堂屋里，也成为来者与逝者最好的交流的地方。我喜欢悄无声息地溜进门去，看墙上去世的那个人，以特别庄严的面容，注视着热闹的庭院里，儿女们穿梭来往。村里人都说，人的遗像，都是在去世以后拍摄而成的。我便一直好奇，去世的人眼睛怎么会睁开着呢？村里人便回答我说，因为眼皮是被细细的高粱秸给撑开着的。这样的回答，让我觉得更为诡异，再看那墙上放大的遗像，便生出了恐惧，似乎那微笑的眼睛，在暗含深意地看着我，或者，会像老人们说的，能将我的魂魄一起带走。于是我便不敢再继续看了，一低头，退出堂屋，混入快乐的人群里去。

中午的时候，院子里快要站不住脚了。人群都跑到墙头上、麦秸垛上、院墙外的高树上去了。我人小灵活，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总能逢着好时机，一下子挤到丧事的焦点——吹唢呐的班子旁边去，以最近的距离，观看唢呐班的精彩演出。唢呐班当然是主人家花钱从乡镇上请来的。一个班底大约有四五个人，其中，总有一个漂亮的女人，类似于时下乐队的主唱角色，那主唱是整场丧事让人瞩目的焦点。男人们喜欢多看几眼这能歌善舞的女人，她的一笑一颦，好像电视里好看的演员，含着娇羞，带着妩媚。男人们站在墙头上，一起叫好，一曲完了，再要一曲，而且无休无止地点播节目，将那些暧昧的情歌，一首一首地全唱完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不过唢呐班里，总有一个男主唱，会站起来怜香惜玉，保护这女主唱的嗓子，让她休息一会，自己接班，来点荤的调剂观众的口味。这唢呐班唱得好不好，跟主人家给的钱多钱少，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如果钱多，他们当然会卖命地弹啊唱啊吹啊，女主唱也会宽容男人们的荤言荤语，或者调戏的眼神。如果钱少，他们就总是找了理由，歇上一会，这样的间歇，会让丧事的整个节奏，也跟着萧条冷清起来，以至于主人家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匆忙赶来，中间给点小费，这才让快要熄下去的火焰，又继续旺旺地燃烧起来。

这些活计，当然都是郑大和他的跟班们操劳布置的。他总能从拥挤的人群里，发现那些不和谐的音符，并及时地汇报给主人家，而后再给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郑大比任何人都要牛气烘烘，嗓门也比平日大了许多。而他的儿子郑小印，在我们小孩子中的威望，也跟着提高了一倍。外人不能随便出入的厨房，郑小印完全可以凭借郑大的知名度，嗖一下钻进去，捏一块猪肝出来。于是我们便在门口，流着口水看郑小印趾高气扬的样子，看上片刻，知道那猪肝也到不了自己的嘴里，也便罢了，咽下一口唾液，继续看唢呐班的女人，在接了小费后，喝一口好茶，吃几口点心，又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等着那戏在院子里唱得差不多了，宴席上也只剩了杯盘狼藉，我与其他小孩子们渴盼的事情，便是抢花圈的乐趣了。这一活动大约在下午的三点半以后，有了点滴的苗头。那时跟主人家关系好的小孩子，早就通过大人疏通好了关系，定下了谁扛白马，谁举纸钱箱子，谁拿最大的花圈，谁又第一个“占领”田野里的坟头。之所以如此积极热情，当然是有小费可以拿的，主人家会给每一个扛花圈的孩子，发五毛钱作为感谢。五毛钱在那五分钱一根冰棍的年代，几乎可以算得上我们小孩子手里的巨资了。只是因袭下来的传统是，扛花圈的只能是男孩，所以我这样的女孩，就只有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拥而上争抢的份儿了。不过赶在他们出门的时候，瞅准时机，摘一朵自己喜欢的纸花，也是一件好玩的事。那纸花做得漂亮极了，如果幸运，我常常可以抢到四五个纸花，红的，黄的，蓝的，紫的，拿回家去插在酒瓶子里，可以欢欢喜喜地看上好一阵子。

下午四点，唢呐一阵悲天悯人的响声之后，院子里的人们，便开始一窝蜂朝外面走。于是整个村子里就沸腾起来，通往村口的大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队伍像一条无限蜿蜒的长龙，首尾皆看不到头。郑大当然是领头羊一样，风光地走在最前面的。他对每一个程序都了如指掌，整个的队伍，就是他手下的千军万马，他想让他们在什么时候停，就在什么时候停；想让主人家的儿女亲戚们啥时候哭，他们就得啥时候号啕大哭。所以郑大的声音几乎有穿透整个村子的魄力和气势，不管那哭丧的队伍有多么悲痛，都能够清晰地捕捉到郑大的指令，在该摔陶罐的地方，绝对不会多行一步，一定是话音刚落，那长子便举起罐来，一次摔个粉碎。摔完了整个队伍立刻站起来，将凄惨的哭声，缭绕整个的村庄。

儿女的哭声，也是有讲究的。我总觉得他们事前都排演过如何哭丧，否则，如何会表演得那么动人心扉？那鼻涕流得越长，眼泪溢得越多，将双手拍打得膝盖越响，越发证明自己的孝心比别人更多。女人们更厉害，常常哭得喘不过气来，两三个人架着胳膊，都抬不起她们来，好像她们要长在地上一样，或者马上要哭晕过去了。大人们都啧啧有声，称赞那些哭得动情的子女，我却站在高高的土堆上，一边好奇地观看女人们的夸张表演，一边乐得肚子疼，好像那些女人们的鼻涕眼泪，是专门为取悦我而流的。

唢呐在这时候，是最热情昂扬的。不过我怀疑那是因为他们很快可以拿到薪水，回家去见老婆孩子了，所以才那么卖力地唱啊吹啊，吹得腮帮子鼓鼓的，好像塞着两颗甜蜜的大红枣，那枣含在嘴里，还不舍得咽下去，一定要瞪着眼珠兴奋地炫耀着，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丧事马上就要抵达高潮，并到达尾声了。这时候女主唱的歌声，都是朝悲壮里唱的，要让那哭丧的儿女们，意识到马上就要离开逝去的老人了，所以如果可以，还是将那哭声，再掀起一阵高潮吧。看丧事的队伍，摩肩接踵的，有女人们会跟着一起哭，好像自己死了亲人一样。小孩子们也下意识地握紧了妈妈的手，怕被什么人给一起带走了似的。我看着队伍走出了村子，朝村外主人家的田地里行去，忽然觉得有一丝的惆怅，涌上心头。

有些人看得累了，会陆陆续续地回了自己的家，关起门来，指点一番这场丧事的好与坏。我却一定要跟着去看最后的结局，好像不看那包着红布的骨灰盒，入到坟墓里去，而后填上泥土，筑起新坟，就觉得丧事没有结束一样。

最先抵达坟墓的是那一帮举着花圈的男孩们，他们早就将花圈铺满了坟墓周围的麦田。那个事先被挖出的坟墓，并不太深，一个大人跳下去，还能看得到脑袋在地面上诡异地移动。等到骨灰盒被几个人一起徐徐地放下去的时候，唢呐声和哭声忽然间大作，黄昏已经来临，夕阳血一样，染红了天空上的大片云彩。稀少的看丧事的人群，让坟墓看上去更加的孤寂和凄凉。常常在骨灰盒下放的过程中，那些儿女们会触景生情，扑上去拦住，好像那骨灰盒拦下来了，人也能跟着起死复生一样。一切在郑大们的安排下，当然是有条不紊，不管女人们怎么歇斯底里地哭喊，黄土还是一锨一锨地被铲进了坟墓里，并堆出一个漂亮的坟头来。而那些散落的花圈，也被插在坟头上，被大风一吹，发出稀里哗啦寂寞的响声。

那新坟立在广袤的原野之中，在黄昏里看上去有些孤独。尽管它的周围，有许多这样大大小小的坟墓，陪伴着它。那些坟墓下的死者，也大抵是跟这新逝去的老人，有过这样那样的交往，或许，曾经是亲戚也未可知。而今，他们又在地下重逢，像以前在人世一样，唠唠叨叨，说长道短，或者，谈论自己这一场丧事，被儿女们办得是否还算是体面周全。

唢呐声停止之后，人群散去的速度，比田野里的风还要迅速，包括哭丧的儿女们。他们大约要回去处理很多的琐事，包括分摊这一场丧事的费用，或者将买下的成批的做孝衣的白布，分给每一家，回去做成棉被的里子，或者纳鞋底的布料。当然，也会将欠下扛花圈的小孩子的五毛钱，给一一都还清了。

我总是飞快地跑回村子里去，好像后面有鬼火在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一样。晚上睡觉，母亲帮我扇着蒲扇，我总是会问她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那个死去的人真的能喝到瓦罐里的汤水吗？比如坟墓里的鬼魂会跑回家去看一眼哭肿了眼睛的儿女吗？母亲总是用蒲扇拍打一下我的屁股，不耐烦地呵斥道：睡觉！

夜晚的村子，静谧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白日丧事的喧嚣，被虫子的叫声给清洗过后，越发地淡了。我忍着被母亲拍打的疼痛，乖乖地闭上眼睛，很快就睡过去了。

骂街

村里女人们都是骂街的高手，这一点好像无师自通，但凡嫁到了我们村，就能绕着村子，骂上两圈半，而且那骂词都不带重样的，总能有那么几句，让藏在家里挨骂的那个人，听了面红耳赤，心里有一万只“草泥马”驰骋而过。但再怎么气急败坏也没有办法，无论如何，都不能跑出去，将偷着宰杀的鸡，吐出来，还给那骂街的女人，所以还是让骂街的继续唱歌一样骂给全村人听，直到她嗓子哑了，回家休息一晚，择日再战。

我怀疑女人们都学过表演或者心理学，否则，不会将那小偷的心理，摸得那么恰如其分，会让小偷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出门，只憋屈在自己家里，等着风平浪静了，再跟个蜗牛一样，瑟瑟缩缩地探出脑袋来，透一口气。男人们当然不会干这样“缺德”的事，他们只负责躲在家里，坐等被偷走的鸡鸭牛羊自己跑上门来；这类出风头的事，他们宁愿让给女人们去做。女人们也不含糊，个个都能担当起这样的重任，从家门口开始骂起，沿着村里的大道，一路骂下去，声音时而感伤，时而激亢，时而愤怒，时而劝诫，而且会在那重点怀疑的某户人家门口，多待上一阵，朝着那家人的后窗，无休无止地喷起了唾沫星子，直骂到觉得那人在唾液里快淹死了，才收了兵马，打道回府。

事实上那骂街的女人自己，也常常会被人骂。村里人都喜欢守着自己的鸡鸭不吃，专盯着别人家的。譬如一到捉蟋蟀的八月时节，一夜在人家玉米地里候着等那好蟋蟀的男人，假若一无所获，总会在天亮之前，恶狠狠地掰几个人家地里的玉米，或者撸一书包毛豆，挖一大袋花生，回家给老婆交差。那做老婆的，不至于看到男人一分没有挣到，而觉得气恼，翻翻提包，将那采摘来的玉米花生，锅里煮了，吃完睡上一会，也就原谅了自家分文未挣的没本事男人。

不过等到男人醒来的时候，从农田里干活回来的被偷了玉米花生的人家，会有女主人沿街叫骂开来。骂哪个屙血坏良心的捉蛐蛐踩坏了他们家玉米，还偷了一书包玉米棒，也不怕嘴巴烂了祖宗八辈招阎王小鬼下油锅！要是你自己到家里来赔钱，老娘我就饶了你们全家，否则非得扒了你们皮吃了你们肉！有了孩子不得好死！生孩子没屁眼！女人一路骂过去，估摸着这事全村的人都能够听到了，傍晚出门乘凉的时候，会议论起究竟哪个王八蛋干了这缺德的事，便住了口，回家喝一大杯水，继续吃喝拉撒的琐碎生活。

倒是那个一夜没睡觉又被老婆抱怨分文未挣的男人，醒来摸着吃了玉米棒的肚子，打了个饱嗝，边听骂街的女人高一声低一声地换着花样骂他，边朝院子里忙活喂猪的媳妇嘟囔道：这女人嗓门真他妈的高，想把天给震下来吗？媳妇头也不回丢过来一句：睡你的觉去，钱没挣一分，屁事管的不少！男人被媳妇这么一骂，有些气，大着胆子反驳道：一夜没挣钱的多了，不光我一个，今天晚上捉个卖钱的蛐蛐，饭也不在家里吃，直接下饭店！媳妇这回将喂猪勺子朝地上一扔，吼道：吃你个王八蛋的饭店！老娘伺候你一天累了！喂猪去！男人终于不敢再接下去，乖乖地捡起勺子，“唠唠唠”地唤开了那似乎比他更幸福一些的猪来吃食。

我家左邻胖婶家爱养鸡，一养总是一大院子，鸡蛋留着赶集卖掉换针头线脑，鸡当然更舍不得吃，除了逢年过节心疼地宰杀一只尝尝鲜，基本上都等着肥了卖掉。怕有人偷鸡，胖嫂总是用“洋红”给染了头顶或者翅膀，跟我们家和右邻二蛋家的鸡们区别开来。胖婶人精明，谁都不服，因为胖，小眼一笑，便在脸上找不到了，所以一般人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她却能从细细的眼缝里，窥到外人的坏心眼。胖婶还疑心很重，天井里的东西有时明明是她自己放错了位置，忘了，非得跑到大街上骂上一圈，再回来翻箱倒柜地找。她人胖，有的是力气骂人，从村子东头骂到西头，快骂到同一个大队的隔壁村里去了，也不见瘦上一斤，反而回来饿了，狂扒拉上一海碗面条，又胖了一斤。

母亲在给胖婶连着接生了三个闺女后，胖婶又怀了一个，大家看着她那尖尖的肚子，都说，这回肯定是个“带把儿的”小子。胖婶得意地在村子里挺着大肚子显摆了没有多久，就引起了妇女主任的注意，恰好那时计划生育开始轰轰烈烈地铺排开来，为了让自家小子顺利诞生，而不是被拉去流产，扔到医院的垃圾桶里，胖婶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只收拾了一些细软，便投奔远方的某个亲戚。至于那亲戚家居何方，叫什么名字，就连胖婶的婆婆，也不知道。当然，很有可能，胖婶盼孙心切的婆婆守口如瓶，不肯告知。反正那个年代乡下没有电话，妇女主任也不会插上翅膀，孙悟空一样翻个筋斗，从空中俯视胖婶与瘦叔的行程轨迹，所以也只能由着胖婶怀着心头肉躲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一朝分娩的那一天。

因此胖婶家的院子里，自此便荒芜下去。胖婶养得了孩子，却管不了她的鸡了。她的婆婆隔三岔五地过来看一眼孤独的鸡们，喂一把饲料，清点一下数目，也就关门走了。那门早已被大队书记带领着一帮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给踹坏了。因为知道胖婶肯定是要超生的，那么也只能罚款了事。胖婶躲起来不见人，就无法征收罚款，最快的办法，便是将胖婶家值钱的物件，拉上几个，权当是抵押资金。不过胖婶家的鸡们，倒是幸免于难，未被捉去当“人质”。它们照例在院子里跑跑跳跳，东奔西走，泥土里刨着食吃。这样放养出来的鸡们，反而个个活泼可爱，健壮结实，每个看到的人，都会啧啧有声，夸赞一番胖婶有肉，她家的鸡果然也长得肥硕。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右边邻居家的二蛋老婆，再看到那些平日被忽略掉的鸡们，便眼睛发亮起来。于是自此她有事没事便到院墙旁边，假装遛弯，踮脚张望一眼胖婶家院子里奔跑的鸡们。我每天放学看到二蛋老婆，会习惯性道一声婶子好，之前她都会回一句：放学了啊妮子。但那一段时间，她却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常常我喊她两声，她都听不见，只隔墙看着胖婶家院子里欢快的鸡们，好像她喜欢上了那些鸡，想变成其中的一只，跟它们一起嬉戏，再闻闻它们身上的味道一样。

我将二蛋媳妇的这些奇怪举止告诉母亲，母亲呵斥我：不准胡说！记住，谁也不准告诉！就当没有看见！我有些不明白，明明看见的事情，母亲为何让我说没有看见呢？难道二蛋媳妇是个女鬼不成？搞不明白母亲的意图，我也懒得多问，只将这一发现，告诉一起上学的伙伴二芹。二芹继承了她老妈的精明劲，一下子将二蛋媳妇的意图揭穿：她肯定是看上了人家院子里的鸡，想要杀几只尝尝！这一句终于将我从梦中点醒了。

只是不等我想要继续将侦探当下去，胖婶的婆婆便开始了她漫长的骂街之旅。当晚胖婶的婆婆绕着村子先骂了一圈，以便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她儿子家的鸡被人偷吃了，至于是哪个王八蛋给下的黑手，躲在自家院子里舔着油嘴的女人自会知道。胖婶婆婆这当然是先制造声势，让那股子舆论的气势，将吃鸡的女人给灭掉，至少，让偷鸡的不再敢打鸡的主意，或者，收敛上一阵。村子里果然议论纷纷，说不知哪个坏良心的女人给办了这样缺德的事，人家胖婶全家躲出去避难了，她倒好，乘人之危，下了黑手。这样的女人啊，呸！简直不配在我们村子里做村民！

在胖婶婆婆围着全村骂街的时候，母亲也只是朝一墙之隔的二蛋媳妇家，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便继续忙碌家务去了。反正那鸡不是我们家偷吃的，人也便坦坦荡荡，不怕鬼神。只是，忽然有一天，胖婶婆婆将范围缩小了，似乎，她已经通过一些人，排查掉了无关人员，将重点放在了我们家和二蛋媳妇家所在的这一条胡同里。也就是说，我们家和二蛋媳妇家成了重点怀疑对象，用法律术语说，就是两个嫌犯！

这一重大转折，非同小可。母亲再也坐不住了，打算要将二蛋媳妇给捅出去。父亲立马阻止，让母亲不要多管闲事，反正鸡不是我们家偷的，她且安生过自己日子得了，何必插上一脚，反而让人更怀疑我们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父亲念过高中，说话文绉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听不懂那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啥意思。她一急，就朝父亲吼开了：什么他妈的银子啊，还三百两！要有三百两，我还在这里跟你受洋罪啊！父亲无故被母亲喷了一脸唾液，也气愤，吼道：有种你上大街上急去啊，我看人家不将你认成偷鸡贼才怪！倒叫人家真的贼听了高兴！

这一句，倒是提醒了母亲，让母亲瞬间做出了决定，要上街头帮着胖婶婆婆一起骂街！这一决定一旦做下，母亲反而不着急了，她吃了一顿饱饭，又将自己梳洗打扮一番，朝头发上抹了点水，然后出了门。我跟屁虫一样，紧跟在母亲屁股后面，到了胖婶的婆婆家。还没进门，胖婶婆婆就拿眼瞟了一下我和母亲，好像看两个偷鸡贼一样，充满了警惕与冷淡。母亲抹抹被风吹乱的头发，笑道：他大娘，这几天你骂那偷鸡贼挺辛苦的，以后啊，我帮你一起骂，直到那个该死的偷鸡贼，自己到家里来道歉认错，或者将她那张嘴给缝上，以后再也不敢打您儿子家鸡们的主意！

胖婶婆婆先是吓了一跳，很认真地看了看母亲，见她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这才有了一丝缓和的笑容：这样啊，谢谢你的好意呢，不过左邻右舍的，这样多不好，我一个人骂街就行了，想那偷鸡的被骂上几天，肯定不会再偷了。母亲附和道：可不是，我想这几天您的叫骂，其实已经让那个偷鸡的露出了马脚，别人看不见，我啊……

母亲卖了个关子，没有说下去。胖婶婆婆果然将母亲拉进了堂屋里，商量什么国家机密似的，压低了嗓门问母亲：丽她娘，你真的瞧见那个偷鸡的了？母亲自信满满地挤出一声冷笑：一个胡同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用我专门看？胖婶婆婆会意地点了点头，算是听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胡同里只有三户人家，除了我们家和胖婶家，就是二蛋家了。那么毫无疑问，偷鸡贼就是二蛋老婆。当然，一起宰杀鸡吃的二蛋，也脱不了共犯的干系。

母亲从胖婶婆婆家走出来的时候，腰杆挺得笔直笔直的，我也仿佛被母亲这自信的光芒给罩着，瞬间有了精神。出门后有人碰见，狐疑地看了一眼母亲，但母亲理也不理，径直拉着我的手，大步流星地走开了。

当晚胖婶婆婆再开骂，母亲没去帮腔，因为胖婶婆婆骂街的方向，这次转换了位置，直接冲着二蛋家开了火。而且叫骂中几乎明白无误地提醒全村的人，那个瘦得芦柴棒似的偷鸡贼，脸上长了“鸡屎雀子”（雀斑）的女人，走路外八字的干瘪媳妇，就是二蛋老婆！胖婶婆婆的骂辞颇为犀利，从二蛋这个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惯犯，到二蛋老婆鸡架一样没油水的长相，再到孕育两三年也没个种生出来的倒霉相，再到即便是生下来也没屁眼的未来孩子，总之，二蛋整个家族都快被胖婶婆婆给指桑骂槐地骂了个遍。

胖婶婆婆一连骂了一个星期，以至于二蛋和二蛋老婆一个星期不敢出门。终于有一天，胖婶婆婆累得嗓子发了炎，骂不动了，全村的人也都听腻歪了老太太那刺耳的尖嗓门，纷纷在背后说，这老太婆啥时候歇战，让村里消停消停，安静几天？这样的风言风语，当然很快会被多事的女人，风一样吹进胖婶婆婆的耳朵里。又恰好，另外一个女人家的狗被人偷走了，于是那傍晚七八点钟的黄金档骂街时间，就被占用。而二蛋和二蛋老婆，也蜗牛一样，怯生生地探出头来，见村人们被更新鲜的事情吸引了去，并无太多人注意到他们，也便放心大胆地自此出了门，重新参与到全村的舆论圈子里来。

只不过，二蛋老婆自此跟母亲交了恶，常常听见二蛋老婆在某个黄昏，忽然骂出一嗓子：我看你他妈的就是闲吃萝卜淡操心！母亲每每听到了，都朝着墙哼一声：偷吃人家的鸡，也没堵住你那张臭嘴！父亲则白母亲一眼：我看你还真是操心操多了！

这些话，当然都是压低了嗓门说的，因为我们的左邻——胖嫂和瘦叔，已经带着他们的胖小子，从远方亲戚家回来了。我听着他们院子里震天响的小孩子的哭声，父亲母亲压低嗓门的吵架声，二蛋和二蛋媳妇摔碗砸盘的声音，觉得乡村的夜晚，真是热闹极了。

我在这样热闹的夜晚，会顺着竹梯爬到平房上去，一边驱赶着蚊子，一边抬头看慢慢暗下来的天空。月亮早已经升起来了，稀疏的星星们眨巴着眼睛，注视着整个缭绕着烟火味道的村庄。梧桐树硕大的叶子密密地铺排开来，挡住了我看向天空的视线。我索性闭上眼睛，在一点点沉下去的夜色中，倾听整个世界的声音。

我就在那样的时刻，开始想念被二蛋老婆偷吃掉的那只肥硕的芦花鸡。想它如果还健在人世，一定晋级为鸡们的领导了吧？或许，它还能每天打响亮的鸣，叫我起床，也能代替而今总是飞我白眼的二蛋老婆，放学时跟我打一声招呼。这样想着，忽然有一些感伤，慢慢浮起在浓郁的夜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