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的昆明客厅

汤世杰

历经劫波，穿越红尘，在昆明北郊龙头村，当我终能面对梁思成、林徽因的那幢故居时，离它的建成，已风风雨雨过去了70余年，老屋早已一派沧桑。屋子所在的昆明北郊龙头村桂家花园，已被四周怪异丑陋的碉楼式楼房包围，且还在步步进逼——如今那个桂家花园，已然有园而无花。四周的短墙说新不新说旧不旧，倒苍老到固执，对70年前的那幢房屋，像是“保护”，也像围困。梁林故居仿佛无奈地蜷缩在那段短墙后面，一如一位靠着墙根晒太阳的耄耋老人，正静静地回想当年的静雅，喘息声却悄然在耳——尴尬似乎不仅在那幢房屋，也是我们这个年代。

但我不在意。头一次，是跟着专事研究抗战期间昆明文化的余斌先生一起去的。余先生曾去那里做过多次考察，后来出版的《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一书三册，其时正在写作中。而我，没有那样的功底和笃定，挂牵的，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那个客厅——事先做了点功课，嘤嘤嗡嗡吵了几十年的那个“太太的客厅”，好像至今也就在昆明龙头村那幢梁林夫妇旧居里，还依稀可见。

倒是旧居那飞檐翘角的屋顶，仍执意地诠释着梁思成这位虽然受的是西方建筑教育，却又终身守护着中国民族建筑风格的大师的建筑理想，把我的目光和思绪，引向高原的蓝天白云，引向某个精神的高处，顿时让人想起他著作里那些精美的建筑绘画，想起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各种新建筑的大屋顶，尽管最终那都成了梁思成的罪过。院子里有棵不大的树，我一时叫不出树名，也不知是不是当年林徽因坐在下面读书的那一棵？来时村外河堤上成排的林木，倒依然如林徽因描述的那般，用它们的枝条，擦拭着昆明的天空。

一切都仿佛当年，天依然蓝，风依然暖，但一切又早已不是当年。

一、那幢土坯农舍，那间“太太的客厅”

不知别人怎样，那幢老屋让我最爱最怀想的，是那间客厅。置身那间客厅，我想起的，不是梁林夫妇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的诸多佳话，也不是他们曾经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的辉煌，投身新中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的荣耀，甚至也不是林徽因优美的诗文，而是两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性与坚韧，是那间客厅里曾经的人来人往，聚会与离散，欢乐与悲伤。

那是幢怎样的屋子呢？1939年年中开工，1940年春建成，住房坐西朝东，附属房坐东朝西，中间隔着一条通道，如此便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庭院。整个建筑，既与当地乡村相融合，又特立独行，透出一派清雅、明净与大方。土坯墙、瓦顶、木地板、花格窗，一共是八间房。

林徽因自然说起过那幢屋子，“邻近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里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东北八公里处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出人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以至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在写给她的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中，她自嘲那幢“农舍其实是简陋不堪的”。而费慰梅却感叹道：“令人吃惊的是，这正是这两位建筑师唯一为他们自己盖的住宅。”就是那几间朴素的瓦舍，容纳了流离失所的梁林夫妇，为他们在炮火中的西南之行，带来了短暂的安宁。

但，林徽因好像从没说起过那个客厅。

除了附属房，那幢仅80平方米的正屋，倒有一间颇大的砌有西式壁炉的客厅。壁炉口呈马蹄形，以青砖垒砌，给这幢土坯房增添了一点西洋气息——不仅当时，放在如今，也属罕见。客厅的窗子，几乎有卧室窗子的四倍之大，滇地阳光浓艳，自然光和着窗外的山色云影，皆能通畅地抵达——当然，那客厅，也连着经由客厅的一道小门可以进去的金岳霖的住房，尽管牵连的是另一种情怀，我却从没想过要走进去看看。不知为什么，每次进入那间客厅，我心心念念想到的，是身体一直都不大好的梁林夫妇，有的却是一个堪与天地相较的宽阔心胸。而他们与朋友们侃侃而谈的音容笑貌，似乎仍然浮现在眼前。

那当然是幻象。其实，见过龙头村那座旧居者，各有各说。搞建筑研究的人说，那幢土坯农舍，对于一个既对建立中国建筑的古典主义传统有着终身追求，又对中国古代建筑毫不顾及永久性持批判态度的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来说，具有一种“强烈的讽刺性和悲剧性”。

我既没那样严谨到苛刻的理性，也没有丰盈得葳蕤的浪漫，有的只是一种突然涌上心头的感动，亦浓亦淡，亦禅亦俗。那是国难当头的严酷年代，而作为建筑设计师的梁林夫妇，何尝不想为自己盖一座好些的房子？或许，一个壁炉，无非两位建筑学家对那样一座乡土建筑所作的补充、所消除的某些遗憾，却难以掩盖建那幢房子时的匆忙与简陋。世事也恰如他们当时的窘迫：建那幢房子前后，林徽因虽为云南大学设计过映秋院，梁思成却只能按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之嘱，设计建盖茅草屋顶的校舍。问题在于，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会决意耗尽自己的所有积蓄，盖那样一个院子，还特意设计了一个“巨大”客厅？

二、梁思成夫妇与空军航空兵学员

资料记载，1937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领同事和学生正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建筑，北平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也就是在那次考察中，他们发现了作为建筑标本的大佛光寺，结束了中国没有建筑遗存的尴尬。听闻北平失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连夜赶回北平，前脚迈进西直门，后脚日军司令部的帖子已摆上案头。 一帖“大东亚共荣协会”送来的请柬，邀梁思成出席一个宴会。去，即表示愿意跟日本人合作；不去，就可能被特务盯上，遭遇不测。梁思成当即决定离家出走。离开北平时，全家人只拿了三个铺盖卷，两三个手提箱，而扔掉了整个家。为了不愿见到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插上北平城，梁思成、林徽因领着她的母亲、九岁的女儿梁再冰和五岁的儿子梁从诫，匆匆离开了北平古城，往西南大后方撤退。

——北平，那个著名的“客厅”就此终结。

从北平、长沙一路走来的梁林夫妇，到昆明后，最先借住在巡津街的“止园”，后又搬到巡津街9号。那一带紧靠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火车南站，本地大户人家的西式豪宅也较多。虽稍显繁华，却仍有一份难得的幽静。其时，金岳霖、杨振声、萧乾、沈从文各家，亦先后到了昆明，住在离梁林居所不算太远的北门街。如是，曾被某些小家子气文人讥诮的“太太的客厅”，或叫“太太沙龙”，亦在昆明恢复。世事之难，恰如屠隆所谓：“核人贵实，浮论难凭，从古圣贤不能无谤。”喜欢交往的林徽因，曾为那样一间“客厅”，受过许多不白之冤。余生也晚，初闻此“文字官司”，亦云里雾里，无从辨识。直到走进桂家花园那幢屋子，才明白，少为人知的是，时事突变，经常光顾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那间“太太的客厅”的，除了文化界的新老朋友，竟然还有一群年轻的空军航空兵学员。

与那些年轻的航空兵相遇，堪称梁思成、林徽因生命中的一段奇遇。那是从长沙来云南的路上，在湘黔交界处的晃县，为给病中的林徽因寻个住处，由一阵悠扬的、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的小提琴声导引，梁思成意外结识的。梁思成的儿女后来回忆：雨夜传出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梁思成想，拉琴的一定是个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 “寻声暗问弹者谁”，贸然敲开传出琴声的客栈房门。乐曲戛然而止，梁思成惊讶地发现，屋里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他难为情地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这群年轻人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帮忙把林徽因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

其时的昆明航校，位于南郊的巫家坝机场，那群年轻人远离家乡、亲人，训练艰苦，生活枯燥，很自然地，就有意无意地，想把梁林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梁思成、林徽因亦以他们宽阔的胸怀，接纳了那些年轻人。逢有假日，那些年轻的航空兵便会相约来梁林这里聚会。事情也巧，不久，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作为航校第十期学员，也来到昆明，这让那份友情变得更为亲密。

三、将阵亡者的遗物寄给他们夫妇二人，成了那支部队的惯例

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建筑从来都是文化心态的空间呈现。踱步于那间客厅，我总会寻思，开朗好客、诚恳热情的梁思成夫妇，到底是如何跟一群年轻人像朋友那样交谈聊天的呢？说到底，那间客厅的实体空间，无论如何都不算大，心灵空间呢，或已大到无垠。明人吴从先《小窗自纪》有谓：“忘形之交，唯有识性。”正义，是人性的骨架，也是性情的真谛。而至情至性，不尽是挥麈雄谈，倒或是执手细语。以梁思成、林徽因当时窘迫的经济境况，其时他家，玉盘珍馐当无，粗茶淡饭或有，真能拿出的，唯有一份关切与温馨。年轻人常向他们倾吐无处诉说的心声，他们则在忙碌中停下来，还以倾听与抚慰。我无缘加入那场世纪性交谈，于是只能想象那客厅，如何转瞬便成了年轻人的青春港湾，也成了梁林夫妇了然战事的通畅平台。无论梁家搬到哪里，年轻人都会追随而至。

一个人，自来到这个世界，就总会有多重身份。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学人、一个艺术家，也一样。他们既是某个行业、某个专业的专家里手，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员。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建筑的专业研究，自是梁思成、林徽因生活的日常。但他们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人，是处于酷烈的抗日战争中的中华民族之一员。即便俯身书桌，古佛青灯，也不会闻不到战场飘来的浓烈硝烟，思考这个民族的生死命运；却也能暂时拂去当下人世的喧嚣纷扰，隐忍着窘迫呛人的世味，于一瞬间转身面对他们心仪的古建筑，清心寡欲地，静心体味先贤的智慧。对于梁思成而言，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绝不仅仅是那些失落在荒郊野岭的古代建筑遗迹，他穷尽一生之力去探寻的，是埋藏在这些遗构之中伟大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力量。国难当头，梁思成拖着病残之躯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从而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中国的建筑史要由中国人自己来书写。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言语，与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语，当然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范畴，各有各的规则。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能在两个范畴、两种规则间来回且迅速地转身，与其说是一种机智，不如说那更是一种胸怀。

——当梁林夫妇为躲避昆明当年日甚一日的日机轰炸，搬离巡津街9号，借住于昆明北郊麦地村一个尼姑庵中时，屋里潮得几能浸出水来，必要事先撒些石灰方可落脚。如是，所谓的“太太沙龙”，不在逼仄的屋内，就在屋外的天井。然战事趋紧，麦地村聚集的文人越来越多，住房日渐紧张拥挤，独立的空间，愈加成为奢侈。当梁林夫妇终于决定自己借地盖一幢房子时，一个宽敞的客厅，显然就成了必需。

很快，那些年轻人便陆续从航校毕业，即将编入对日作战的航空部队。学员中没一个人有亲属在昆明，便请梁林夫妇作为“名誉家长”，出席在巫家坝机场举行的毕业典礼并致辞。那天梁思成全家都去了。坐在主席台上，看毕业生的飞行表演，眼见那些年轻朋友就要驾着古董级的“老道格拉斯”飞机出征，一种说不出的酸苦和忧心，已然萦绕于心。

飞行员们偶然还会来到梁家，讲些战斗故事，还给他们的孩子带来过用日机残骸制作的玩具。这时的客厅聚会，欢声笑语渐少，气氛也日现凝重。说起空战中我方的劣势和一些老飞行员的牺牲，他们的揪心和忧愤，总让梁林夫妇担心，那些可怕的事情，可能随时都会发生。

不久果然传来了噩耗。梁思成突然接到部队寄来的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公函是一份阵亡通知书，小包裹里是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死者正是那群年轻飞行员中牺牲的第一人，因在后方没有亲属，遗物便寄给了“名誉家长”梁思成。林徽因捧着那些东西泣不成声。更没想到的是，那样的悲伤后来竟接踵而至，将阵亡者的遗物寄给他们夫妇二人，成了那支部队的惯例。

真难为了梁林夫妇，国难当头之时，他们跟全中国的老百姓一起，经受着战争的折磨；可任有再大的客厅，再宽的心胸，又怎么装得下如许悲伤？

自那以后，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梁思成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悼念一切他们认识和不认识的抗日阵亡将士。那三分钟是他们全年中最严肃庄重的时刻。

那样动荡的年月，房屋建成后只住了短短八个月，梁林夫妇就离开昆明，去了重庆附近的李庄。这回，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已没法去到那里，好在通信仍在继续，友情仍未断绝。当年轻人得知梁思成、林徽因在李庄生活得很艰辛时，会借飞行之便，把他们省下的食品和日用品空投给他们心中的良师益友。我常常想，其时，对话是没有了，“客厅”却依然存在，甚至大如整个蓝天。

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在给一位中国摄影家的信中写道：“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就是友谊、文化。相同的兴趣和热情，使我们成为朋友。对于我们来说目光与眼神是何等重要，我们每天都在改善这一眼光。”如果梁林夫妇先前的客厅，关乎的只是文人趣味，只是文化与艺术，那么，包括昆明巡津街9号和龙头街梁林故居客厅在内的那间巨大的“客厅”，就不仅包容了文化、艺术与情怀，更充盈着许多同时代文人所欠缺的血性与担当。

如今，那幢老屋人去屋空，留给人们的，只有无尽的沉思：在当今豪宅、会所随处可见，却缺少真能让人心与人心交流、让历史与当下对话的去处的年代，什么时候才能让更多人走进那间“客厅”，倾听梁思成、林徽因的告诫，也倾听我们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