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莲川藩府文人之事功
金莲川藩府文人虽然来自汉、色目、女真、契丹、蒙古等族以及北方各地，所擅长者，或儒学，或经济，或医术，或文学，且通过各种征聘或互相推举而进入藩府，但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目标和生活环境。而且他们经常接触，增强了多民族之间广泛的学习交流，彼此尊重理解，各族文人业已超越了民族的藩篱，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多族文人群体，彰显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金莲川藩府文人，在开创有元一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局面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咨谋军中，屡谏屠戮之弊；辅佐忽必烈行汉法，即以中原地区历代相沿的官仪制度和孔孟儒学的治国方略来治理汉地，以先进的中原文明帮助元代统治者制订立国规模，促进元初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为元代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帝国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恢复发展中原文化，建立学校，推动儒学的传播和发展，修复孔庙、尊孔，编刊经籍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再者，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凭借其文学创作成为元初北方文坛的中坚力量，在金末元初北方文坛影响力很大，居主导地位，其成就不可忽视。其中，少数民族谋臣侍从文人，包括蒙古人阔阔、脱脱、秃忽鲁、乃燕、霸突鲁等，以及西域色目人孟速思、廉希宪、也黑迭儿等，他们在忽必烈潜邸做幕僚，均认同汉文化、学习汉文化，有的还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和汉族儒士经常接触、广泛交流。这不仅为中华民族汉文化注入了若干新的元素，而且增强了多民族之间的学习交流、尊重理解，彰显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对元代的文化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金莲川藩府中的蒙古族谋臣侍从，在藩府之中和汉族文人接触的机会较多，耳濡目染，自然对中原文化比较熟悉。再者，早在潜邸时期，忽必烈就已经开始督促蒙古精英子弟修习儒学了，藩府儒士王鹗、赵璧、张德辉、李德辉、姚枢、窦默、王恂等都先后奉命教授太子或蒙古贵族子弟。因而，在藩府之中，首先涌现出一批蒙古族儒者。阔阔，字子清，本属蔑里吉氏部族。早岁入侍忽必烈藩府，知礼而好学，曾先后受业于王鹗、张德辉，为“现知最早之蒙古儒者”[1]。秃忽鲁，字亲臣，康里氏，自幼入侍世祖，曾受命跟从藩府儒士、元代大儒许衡学。忽必烈一日问其所学，秃忽鲁对曰：“三代治平之法也。”[2]忽必烈称其为“康秀才”。秃忽鲁后成为蒙古学士、客省使，佥太史院事，担任过兵部郎中、奏议大夫、吏部尚书，也是潜邸之中较早学习儒学的蒙古族侍从文人。藩府侍从乃燕，是木华黎之孙速浑察的次子，“性谦和，好学，以贤能称”。忽必烈在潜藩，常与其论事。乃燕“敷陈大义，又明习典故”[3]，有典型的士人风范，故有“薛禅”（汉语“大贤”之意）之称。藩府侍卫脱脱，为木华黎四世孙，深沉有智略，而又“喜与儒士语，每闻一善言善行，若获拱璧，终身识之不忘”。[4] “暇则好收集书法秘画，尤喜古圣贤像。名史家苏天爵为其收藏的孔子及七十二贤像作跋。当为好学崇儒之士。”[5]诗文、书画是中原士人文化的主要内容，脱脱显然已经融入中原士人文化的主流。
第一节 政治、经济上的功业
金莲川藩府文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功业突出表现在辅佐忽必烈以汉法治汉地，以先进的中原文明帮助元代统治者制订立国规模，促进元初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为元代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帝国的建立和巩固奠定基础。
金莲川藩府谋臣侍从，在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前，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起过很大作用。军事上，主要是在大理、鄂州战役中以及忽必烈争夺汗位时有辅助之功。忽必烈即汗位之前，有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是蒙哥汗二年（1252），奉命远征大理；二是蒙哥汗七年（1257）开始攻宋，有鄂州之役。两次战役都有数位儒士谋臣随行，像姚枢、刘秉忠、张文谦、张易、廉希宪、许国祯、赵秉温、董文用、董文忠等。这些从行儒士，参与机密，不离左右，或佐理军务，或备顾问，或出使，或制止战争中的杀戮，或治理当地，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在云南大理战役中，大理国主高祥拒命，杀使者后逃走。忽必烈大怒，要屠城。在刘秉忠、张文谦、姚枢等人的劝说下，大理才免于屠城之祸。鄂州之役时，刘秉忠、张文谦等再次以止杀进谏。蒙哥汗九年（1259）的征宋战役，以蒙哥的死亡、忽必烈与南宋右丞相贾似道在鄂州议和而告终。随后忽必烈北上，并于1260年3月在开平即汗位。在这一系列事关忽必烈命运转折的重大事件中，他身边的藩府谋臣侍从为他出谋划策、佐理军务，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刘秉忠、姚枢、张易与张文谦等随行左右，参与军机；1259年，董文用发沿边蒙古、汉人诸军，理军需；郝经上《东师议》、《班师议》等，纵论时势；赵良弼参议元帅事宜兼任江淮安抚使，陈时务十二事，并只身前去察访留驻于秦、陇的蒙哥军队的情况，以了解形势，在蒙哥汗去世后，五劝忽必烈即汗位；赵璧与贾似道派来的使臣商谈议和之事，并亲自前往宋营；商挺在忽必烈北还时，建议军中当严符信，以防奸诈；当蒙哥汗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廉希宪立即建议忽必烈速返京城即汗位，并亲自去说服东道诸王中最具影响力的塔察儿，为忽必烈赢得了东道诸王的支持；而忽必烈至开平后，召商挺北上与廉希宪密赞大计；等等。正是这些藩府侍从谋臣的鼎力辅助，才使忽必烈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赢得了胜利，顺利继承汗位，使元帝国的发展方向朝着有利于中原地区转变。
藩府文人在政治、经济上的突出功业就是辅助忽必烈以汉法治理汉地。如第一章所述，蒙哥即位前，中原地区凋敝已极。当时，刘秉忠正好丁父忧期满，从邢州回到漠北，向忽必烈上“万言书”，报告了汉地不治的情况。他指出：“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6] “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产业？”[7]此外，他还提到高利贷、扑买课税以及官吏擅权、生杀随意等现象，较全面地指出了害民最甚的几项弊政。正如许衡所说，“虐政所加，无从控告”，人民“殆将起乱”[8]。通过与汉地儒士接触，特别是刘秉忠等藩府儒士的报告，忽必烈对“汉地不治”的情况已经极为了解[9]，因而，在接受管理汉地事务的重任以后，在藩府儒士的辅助下，接连在邢州、河南、关中三地推行治理“新政”。正如他的潜藩旧臣商挺后来所说，他以蒙哥汗“介弟之亲辅政先朝，锐意太平，征聘四方宿儒俊造，宾接柄用，以更张治具。立安抚司于邢，爬梳芜秽，立经略司于汴，开斥边徼，立宣抚司于秦，保釐封国”（《尚书刘文献公》）[10]。蒙哥汗元年（1251），忽必烈先后派脱兀脱、张耕、刘肃、李简等治理邢州。第二年，又向蒙哥汗提出，把河南地区交由他试治。于是，忽必烈推荐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等设河南经略司于汴京并代他治理。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让忽必烈在河南、关中择一作为封地。忽必烈根据姚枢的建议，挑选了“厥土上上”、“天府陆海”的关中地区。其后，蒙哥汗又将怀孟地区加赐给他。忽必烈得到关中封地后，即任命孛兰、杨惟中、商挺、廉希宪等治理关中。
对邢州的治理主要是在刘秉忠和张文谦等邢州籍幕府谋臣的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邢州，宋末为信德府。公元1213年，被蒙古军攻破，此后十年中，战乱频繁，烽烟四起，盗贼充斥，民不聊生。窝阔台汗对诸王功臣大封汉地食邑，邢州一万五千户封授给启昔礼、八答两位答剌罕。两人只会强取豪夺，致使民怨沸腾，又由于邢州当驿路要冲，使臣往来需索，人民逃亡，由原来的一万多户下降到五七百户。贵由汗二年（1247），邢州成为忽必烈的封邑。在邢州成为忽必烈封邑后，“郡人”邢州沙河县官吕诚和前进士马德谦“不远万里”北上到达漠北，向他们的领主投诉，又通过担任忽必烈王府书记的张文谦和刘秉忠向忽必烈陈诉。张文谦与刘秉忠向忽必烈进言：“今民生困弊，莫邢为甚。盍择人往治之，责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则天下均受赐矣。”[11]即建议选官治理邢州，并以邢州为试点，以取得治理天下的经验。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治理邢州是在蒙哥汗元年（1251）六月，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选近侍脱兀脱、尚书刘肃、侍郎李简前往邢州。因为邢州当驿路要冲，又是刘秉忠和张文谦等人的家乡，他们一是很关心故里的状况，二来也较熟悉邢州的情况，所以他们向忽必烈举荐了三位儒士——刘肃、张耕、李简。忽必烈在邢州设立了安抚司，以脱兀脱和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李简为副使治理邢州。刘肃等到达邢州后，一方面安抚流民，行“存恤”之政，另一方面积极开发“山林川泽之产”，“兴铁冶，及行楮币”，“劝农桑，宽民力”[12]，邢州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不到一年时间，邢州迅速得到治理，人口增加十倍，经济恢复了元气，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老幼熙熙，遽为乐郡。邻郡望之，如别一国土者”（宋子贞《改邢州为顺德府记》）。[13]如此一来，忽必烈赢得了邢州的民心，“四方传其新政”[14]，忽必烈无疑在中原人民心目中树立起贤明之主的形象。邢州试治的成功，使忽必烈对以汉法治理汉地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大大鼓舞了他治理汉地的信心。同时，忽必烈也看到了儒士的能力、在政治上的作用，从此“益重儒士，任之以政”（《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15]。
当时，河南属于蒙古军队最新征服的地区，又与南宋王朝的疆域毗邻。姚枢曾分析过当时河南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了具体的治理办法：“太宗平金，遣二太子总大军南伐，降唐、邓、均、德安四地，拔枣阳、光化，留军戍边，襄、樊、寿、泗继亦来归。而寿、泗之民，尽于军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绝，虽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则宋可平。”[16]蒙古军队秋去春来地暴掠平民，且南部边境备御不严，南宋军队时而骚扰，民众多被杀伤掳掠。河南境内，民心不稳，“民无依恃，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丞相史忠武王》）[17]，整个河南地区一片荒凉，耕地荒废。如欲以河南为后方征宋，则供需后勤无从所出。针对这种情况，姚枢提出屯田之策，要河南境内的军队“分屯要地”，且耕且战。忽必烈肩负处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重任，也认识到巩固和治理与南宋毗邻地区的重要性。刘秉忠也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万言策”中谈道：“关西、河南地广土沃，以军马之所出入，治而未丰，宜设官招抚，不数年民归土辟，以资军马之用，实国之大事。”[18]
因而，当邢州试治初见成效后，蒙哥汗二年（1252），忽必烈马上着手对河南进行治理。在得到蒙哥汗许可后，他根据姚枢的建议，正式在汴梁（今河南开封）设河南经略司，任命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四人为经略使，金进士陈纪、杨果为参议。除史天泽外，其他人都是藩府侍从及儒臣。在他们的努力下，“兴利除害，政无不举，诛郡邑长贰之尤贪横者二人”[19]，“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于野民安其乐郊，出于涂商免其露处”（《丞相史忠武王》）[20]。郝经曾记载史天泽、杨惟中、赵璧等人治理河南的经过：“置经略司于汴，命万户史公、行台赵公及中贵莅焉。公等既至，乃议事典，约法制，桀骜，去蟊贼，抚单弱，出滞淹，布屯戍，均赋输，抉索利本，搯揠弊萌，进用老诚，设施比次，井井以进。期年报政，帑有余资，庾有余粟，四鄙不警，民狎于野，风雨时顺，岁乃大穰。”[21]自从河南经略司建立以来，河南地区“总兵十万，屯田千里”，大大改变了蒙、宋之间力量的对比。河南的成功治理，依然和藩府文人的努力分不开。
蒙哥汗二年（1252），蒙哥汗继窝阔台之后再次大封诸王贵戚。蒙哥让忽必烈在南京（在今河南）、关中（今关陇陕北，治今西安市）两地中自择其一。在蒙古灭金战争中，关中地区历遭兵燹，破坏尤剧，城乡凋敝不堪，人民生活极为困顿。史载，关中府“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22]当时关中地旷人稀，由于蒙古贵族向投下征收五户丝贡赋是以户计的，民户的多寡决定了收入的多寡，因而，户口稀少的关中在蒙古贵族眼中并非理想的封地。然而，姚枢却向忽必烈献议：“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23]关中土地肥沃，历来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只要治理得法，逃亡的人户自然会重新聚拢，人口会迅速增加。而且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并吞六国的秦，还是极盛的汉、唐，都是从关中起步成就大一统的帝王之业，因此，据有关中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对于这些，姚枢等汉族谋士当然懂得，于是他们建议忽必烈选择关中。忽必烈得到关中封地之后，为了发展生产，招揽人户，增加国家和自己投下的收入，就开始任用汉族儒士文臣改变关中的现状，清除弊政，打击豪强，安定民生，澄清吏治。蒙哥汗三年（1253），忽必烈驻军六盘山时，遣姚枢前往关中，设立了宣抚司，先后任命孛兰、杨惟中、商挺、廉希宪等治理关中，另外，还亲自选用杨奂、马亨等人辅助他们。杨奂是关中乾州人，金末名儒。马亨，邢州南和人，金季习为吏。孛兰、杨惟中、商挺等就职后，马上“进贤良，黜贪暴，明尊卑，出淹滞，定规程，主簿责，印楮币，颁俸禄，务农薄税，通其有无”[24]。廉希宪接替杨惟中后，进一步加强治理，引进名士儒生，兴办学校，关中的情况大为改观。
忽必烈在藩府文臣及侍从的辅佐下，在短期内迅速地改变了邢州、河南、关中这三个地区的面貌。之前汉地不治的原因，不外乎在用法、用人两端。中原地区的历代王朝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所谓“汉法”。忽必烈听从汉族谋臣的建议，采用汉法，任用贤臣，用法、用人得当，自然会成功。邢州、河南、关中三地的成功治理，既扩大了忽必烈的势力，又提高了他的影响力和威望。正如藩府谋臣姚枢所言：“陛下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理。如郉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求母。”[25]忽必烈赢得了中原百姓的尊重，受到汉地士大夫的赞誉，被尊为“贤王”。大家认为他“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26]他也赢得了众多汉族士大夫的支持。
在藩府谋臣的辅佐下，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建元“中统”。元之建立，也是在众多藩府文臣的辅佐下采用汉法，建立起都邑城郭、仪文制度。据《元史·百官志》所记：“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27]刘秉忠和许衡等参照古今典章制度，设立元朝的中央与地方官职。这与广大藩府儒士共同的心理目标是一致的，即辅佐忽必烈行汉法，实行文治。
从刘秉忠、姚枢、郝经、许衡、张文谦等藩府儒臣的建策来看，都是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对天下一统的期待，他们具有同样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同样的目标，即行汉法、实行文治。刘秉忠的“万言策”是“献书陈时事，所宜者数十条，凡万余言，率皆尊主庇民之事”[28]。元之“建国号、定都邑、颁章服、立朝仪，事无巨细”，“除烦苛、定官制、颁俸秩、轻徭薄赋、制礼作乐，声明文物，粲然一新”，都是刘秉忠“上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所制定的。[29]张文谦“凡所陈于上前，莫非尧舜仁义之道”。[30]姚枢也是尽其平生所学，披肝沥胆，为书数千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31]许衡于至元三年（1266）所奏陈的《时务五事》，洋洋万言，本之儒道，分为立国规模、中书大要、为君难六事、农桑学校、慎微等五条。至元六年（1269），许衡与徐世隆共立朝仪，又与刘秉忠议定官制。他“历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去其权摄增置冗长倒置者，凡省部、院台、郡县与夫后妃、储藩、百司所联属统制，定为图”。[32]许衡为元朝所定之立国规模，促进了蒙古民族封建化的进程，也为元代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帝国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33]。
郝经的《便宜新政》纵论古今，指切时弊，“皆立政大要”，极有深度。他的《立政议》要忽必烈“下明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登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34]从而成就一代盛世，建立一个多民族一体化的国家，既不抛弃蒙古游牧民族文明的结晶——“国朝之成法”，也要“援唐宋之故典”——中原王朝历代积累的农耕文明的治国经验，还要“参辽金之遗制”[35]——唐以后长城南北游牧民族文化变迁的重要成果，而成一代之王法。
他们的这些奏疏，内容包括整纲纪、定法度、立省部、明黜陟、改元建号，以及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等，都是参照古今典章制度，以先进的中原文明为基础为元代统治者制订立国规模。这些举措既为新兴的帝国奠定了政治制度的基础，促进了元初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也对元代以后的政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正式改国号为“大元”，完成了从游牧帝国向封建王朝的历史转变。这当然是藩府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二节 藩府文人对文化、教育的贡献
金元之际，中原地区经受了严重破坏，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遭到摧毁。金莲川藩府中的儒士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功业外，在恢复发展中原文化，建立学校，推动理学的传播和发展，修复孔庙、尊孔，编刊经籍等文化、教育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他们不仅为元朝完成从游牧帝国向封建王朝的历史转变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挽救当时的社会文化危机和传承汉文化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应主要归功于藩府文人姚枢、许衡、窦默和郝经等怀卫理学家群体，他们对元初北方理学的传播贡献卓著。对于他们在理学发展史上的作用，黄宗羲在《隐君赵江汉先生复》中做了充分肯定：“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36]赵复北上，开始在燕京等地传播程朱之学，完整而系统地将朱熹的理学传入北方。他在太极书院传伊洛之学，生徒百人，后又遍游河北、山东，宣扬理学，影响甚巨。虽然前人往往夸大赵复北上对北方学术的影响，但“先生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枢退隐苏门，以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崇信之，学者称之曰‘江汉先生’”。[37]姚枢、窦默、郝经等人，都是在北方学术背景下接受赵复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迅速在燕京、怀卫等地传播，逐渐成为北方学术的主流。赵复北上，确实是对北方学术的一次改造，成就了姚枢、窦默、许衡等北方第一批理学家，尤其是许衡，更是成为一代宗师。可以说，南宋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赵复确实功不可没，起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桥梁作用。但理学在北方的发扬光大，以至后来成为元代的官学，却主要是姚枢、许衡、窦默、郝经和杨惟中等藩府文人的功劳。因为，一种思想的盛行，首先要得到当时统治者的支持与倡导。元代理学若没有忽必烈君臣的支持与崇尚，是不可能发扬光大，从而“使天下人皆诵习程朱之书”的。忽必烈之所以崇尚并大力倡导理学，主要是他长期受到姚枢、窦默、许衡和郝经等藩府理学家影响的结果。忽必烈作为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帝王，为理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而藩府之中的一批儒士，特别是崇尚理学的姚枢、窦默和许衡等怀卫理学家群体，则不仅影响了忽必烈，使他成为元代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为理学在北方的兴起直接地创造了条件。他们是当时北方通晓理学的著名学者，直接推广和传授理学。
第一，促进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姚枢和杨惟中两人为之做出了不少贡献。窝阔台汗七年（1235），太子阔端南伐，诏姚枢跟从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当时蒙古军攻破德安，主将要活埋所有汉人，姚枢极力阻止，言非太宗诏书本意，他日何以向太宗复命，急忙让数人逃入竹林中，得免一死，其中就有名儒江汉先生赵复。姚枢和杨惟中尽自己所能来保护文人，对后来程朱之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赵复，字仁甫，宋末元初德安人，生卒年月不详。因家居江汉之上，以“江汉”自号，学者称其为“江汉先生”。姚燧于《序江汉先生事实》一文中很传神地记述了姚枢和赵复的这次交往：
某岁乙未，王师徇地汉上。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德安由尝逆战，其斩刈首馘，动以千亿计。先公受诏：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汉先生。见公戎服而髯，不以华人遇之。至帐中，见陈琴书，骇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为一莞。与之言，信奇士。出所为文若干篇。以九族殚残，不欲北，因与公诀，蕲死。公止共宿，实羁戒之。既觉，月色烂然，惟寝衣留故所。公遽鞍马周号于积尸间，无有也。行及水裔，见已被发脱履，仰天而祝，盖少须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与众已同祸矣。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统，而下垂千百世之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保君而北，无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经学，实赖鸣之，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材其间。[38]
姚枢认定赵复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待之以礼，晓之以理，劝说家破人亡、一心求死的赵复活下来，赵复才勉强同意随姚枢北上。姚枢从赵复那里得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并和杨惟中一起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贮书立祠，“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遂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39]请赵复、王粹等讲授，选后生才俊为学生，这无疑是理学在北方光大的重要一环。赵复在燕京传播程朱理学，影响了包括杨惟中、姚枢在内的一批士大夫。姚枢和杨惟中还版印了一些理学书籍：“（姚枢）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杨惟中）版《四书》，田和卿尚书版《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40]赵复载籍北上，讲学燕京，使二程及朱子之学在北方赖以不绝，完全是姚枢和杨惟中二人为他创造的条件。可以说，姚枢和杨惟中为保存中原文化，促进理学在北方传播，是直接地而且实实在在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理学在元代的发扬光大，是学者的传播之功。其中功绩最为卓著的要数许衡，但姚枢和窦默也功不可没。对于理学的传播，除了许衡为国子祭酒，专门教授蒙汉生徒外，姚枢、许衡和窦默三人都曾授徒讲学。黄百家云：“有元之学者，鲁斋、静修、草庐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二子之中，鲁斋之功甚大，数十年彬彬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之学。”[41]可见许衡（鲁斋）对有元一代影响之大。许衡被称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为北方理学大宗。他一生潜心研究，积极传播义理之学，成为一代大师。不过，许衡接触程朱之书缘于姚枢，学习并崇信理学也是因为姚枢。姚枢是北方儒士中最先接触赵复和程朱之书的人。赵复在战乱中被姚枢救下，并在姚枢的劝导下随其北上，献出了二程及朱子的著述八千余卷，并在姚枢和杨惟中的协助下在燕京太极书院讲学。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时，因不满当时的行台牙鲁瓦赤“惟事货赂”弃官而去，携家到河南辉州。“垦荒云门，粪田数百亩，修二水轮，诛茅为堂，城中置私庙，奉祠四世，堂龛鲁司寇容，傍垂周、两程、张、邵、司马六君子像，读书其间，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42]可以说，姚枢在北方首倡程朱理学，并且刊布诸经，以传授程朱之学为己任，实际上成了在北方传播理学的核心人物。乃马真后称制元年（1242），许衡听说姚枢在辉州传授伊洛之学，便专程造访。两人一见甚是投缘，许衡从姚枢处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回去研习授徒。从此，许衡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道路发生了重大变化。海迷失后二年（1250），许衡携家来到苏门。姚枢、许衡和窦默三人一起研习伊洛性理之书及程子《易传》、朱子《论语》和《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等书，一起授徒讲学。
从许衡在理学上的建树和推广理学的贡献来看，被后世儒者称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无可厚非。虽然许衡本人的思想基本未出程朱藩篱，真正发明者不多，但他最为开明之处是提出“治生”说：“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43]。“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之说，使“道”不再是“深求隐僻之理”，而是遵循“务实”精神的治世之用。而许衡在理学上最突出的贡献乃是其推广之功，所谓“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左丞许文正公》）。[44]
蒙哥汗四年（1254），许衡出任京兆提学，入侍忽必烈藩府。“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45]史载，当时关中百姓遭遇战乱，人心思治，欲学无师。名儒许衡的到来，自然让“新脱于兵，欲学无师”的秦人“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46]这次许衡并没有在京兆提学任上待多久，忽必烈南征时，他又回到怀内。
至元八年（1271）三月，许衡以老疾辞去中书机务，出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长处是坐而论道和主持教席，所以当他辞去中书左丞，又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时，高兴地说：“此吾事也。”《元史》载：“乙酉，许衡以老疾辞中书机务，除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衡纳还旧俸，诏别以新俸给之。命设国子学，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47]许衡奉命在南城旧枢密院设国子监，教授了一批蒙古与汉族子弟，其中不乏俊杰之士，有王梓、刘季伟、韩思永、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燉、孙安、刘安中等汉族子弟，还有耶律楚材之孙契丹族的耶律有尚，以及燕真、坚童、秃忽鲁、也先铁木儿、不忽木、巎巎等蒙古、色目学生。
由此，在北方学坛，许衡的地位更加巩固。可以说，元朝国子学之置由此始，元初理学在我国北方也由此大振。《元史》本传记载：“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48]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燉、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诏驿召之来京师，分处各斋，以为斋长”。[49]作为元朝国子学的首任祭酒，许衡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蒙古、色目贵族子弟。许衡在教授他们时采用了伴读制，为将蒙古、色目生员置于儒家文化的大环境下，召集散处各地的门生王梓、韩思永等人为伴读，以熏陶浸润蒙古、色目子弟，“使天下人皆诵习程朱之书”，有“以夏变夷”之功。因而，许衡在教授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的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殚精竭虑，为元朝统治者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不忽木官至中书平章政事，位列宰执，为元世祖忽必烈临崩时顾命的三重臣之一。其他弟子优秀者如耶律有尚、姚燧等亦为一代名流。正如虞集所赞：“圣朝（元明）道学一派，乃自先生（许衡）发之，至今学术正，人心一，不为邪论曲学所胜，先生力也。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功不在文公（朱熹）下。”（《左丞许文正公》）[50]这是对许衡“学以致用，缘道出山”的最好注解。正如徐一夔《嘉兴路新建儒学记》中所记：
学校之设，国家风化之机在焉，非细故也。尝窃闻之：初国家起自朔漠，以威武立国，未遑学校之事。中统、至元之际，天下大定，许文正公衡用儒术为辅相，凡其谋谟皆经国大计，至于学校一事，尤切切言之。其言自国都以及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从事，日明君臣父子之道，自洒扫应对以至治国、平天下。迟以十年，则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而上下亲睦，此诚不可拔之论。[51]
因许衡对理学的推广之功，朱熹学说取得了正统地位。他对元代的教育和理学推广功不可没，以至于在元朝延祐年间程朱之书被定为科场程式。许衡在元朝对理学官学地位的奠定功不可没，被视为“朱子之后一人”（薛瑄《许文正公遗像赞》）。他过世后，“四方学士闻讣，皆聚哭。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大德元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后“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又于“皇庆二年，诏从祀孔子庙廷”。[52]
第三，理学在元代的传播与发展，以至后来成为元代的官学，与蒙古最高统治者的崇尚和忽必烈藩府儒臣的助推也有密切关系，是在元代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进行的。姚枢、许衡和窦默等人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他们在忽必烈潜邸做幕僚，之后为朝臣，多处于政治的核心，这样特殊的身份和政治地位很容易对忽必烈产生影响。忽必烈作为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封建帝王，是一位为理学的广泛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他早期就较为全面地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在他的潜邸聚集了很多学者、名儒。其中，理学家姚枢和窦默可谓对忽必烈影响最大。姚枢一直是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居于忽必烈左右，辅佐其定天下。忽必烈对他极为信任，自认为对问题的考虑不及姚枢高明，凡“虑所不及者”，“动必召问”。对窦默，忽必烈更是敬重。他曾对近侍言：“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窦汉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53]可见忽必烈对二人的信任。且姚枢和窦默都曾做过太子真金的老师。姚枢入侍藩府之初，“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54]忽必烈闻窦默贤，遣使召之，“命皇子真金从默学”[55]。他们给真金论道讲学，势必会影响元初统治者忽必烈。姚枢和窦默二人，以其理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忽必烈。正是在忽必烈的推崇与提倡下，理学在元代得以迅猛发展。
因而，可以肯定地说，程朱理学正是由于姚枢、许衡、窦默等人的竭力倡导，才在北方学术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二 提倡教育和礼乐
金莲川藩府儒士在提倡文教和礼乐上功不可没，他们在忽必烈身边，常常向他强调文教和礼乐对统治的重要性。如王鹗，在北行入侍藩府之前，故人马云汉以宣圣画像为赠。他到了北庭，上奏忽必烈，请求行释奠礼。忽必烈亲自参加了祭孔仪式。自此，于春秋二仲月举行释典礼，以为常例。贵由汗二年（1247），张德辉见到忽必烈。忽必烈问张德辉：“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张德辉答：“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次年春，张德辉行释奠礼。忽必烈又问：“孔子庙食之礼何居？”答：“孔子万代王者师，有国者尊之，则严其庙貌，修其时祀，其崇与否于圣人无所损益，但以见时君尊师重道之心何如。”他向忽必烈说明了祭孔的意义及重要性。忽必烈说：“自今而后，此礼勿废。”（《宣慰张公》）[56]可以说，金莲川藩府儒士通过与忽必烈接触，慢慢向他宣传，使他逐渐熟悉文教和礼乐。
忽必烈在他们的影响下，也逐渐认识到文教和礼乐以及尊孔的意义和重要性。贵由汗二年，张德辉向忽必烈谈及真定府学毁于兵火之事，忽必烈命赵振玉和张德辉合力兴修久废于兵火和战乱的真定庙学。这一年，命张德辉提调真定学校。同年，忽必烈两下修复燕京国子学令旨。蒙哥汗四年（1254），“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57]任命许衡为京兆提学，是为了推广教育。
刘秉忠和姚枢在海迷失后二年（1250）的上书中均谈到文教和礼乐问题。姚枢认为：“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偷于文华。”[58]刘秉忠谈到应遵循古来相承的“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59]才能使天下久安，还应该祭孔尊儒、选贤才、开设学校。他认为郡县虽有学，但非官置，应按照中原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行科举、选贤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学校中应择取开国功臣子孙接受教育，并对其中的贤才加以任用。王鹗于至元元年（1264）上疏：“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60]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设立翰林学士院，王鹗又推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为学士，接着奏立十道提举学校官。[61]许衡于至元三年（1266）夏四月奏陈《时务五事》，其四主要针对“农桑学校”，认为：“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张文谦和窦默于至元七年（1270）请立国子学，忽必烈遂“诏以许衡为国子祭酒，选贵胄子弟教育之”。[62]
在这些藩府文臣大力提倡文教以及影响、鼓动之下，元立国之后，忽必烈发布了一些兴办学校的命令。《元史·选举志一》“学校条”记载：“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63]金莲川藩府儒士文臣不仅大力提倡文教，还身体力行，亲自授徒讲学，为元初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如许衡和王恂两人，在元初推广国子学教育上做出的贡献极大。
礼乐是儒家文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宪宗二年（1252）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筍虡、仪物肄习。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帝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帝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64]此后，忽必烈一直关心东平的礼乐事宜。史载，蒙哥汗三年（1253），“时世祖居潜邸，命勾当东平府公事宋周臣兼领大乐礼官、乐工人等，常令肄习，仍令万户严忠济依已降旨存恤。”[65]六年（1256）夏五月，“世祖以潜邸次滦州，下教命严忠济督宋周臣以所得礼乐旧人肄习，宜如故事勉行之，毋忽。冬十有一月，敕乐工老不堪任事者，以子孙代之，不足者，以他户补之。”[66]宋子贞（1185～1266），金蒙之际潞州长子（今属山西）人，字周臣。金末附宋将彭义斌，后入东平严实幕府，为详议官，兼提举学校。1235年，为行台右司郎中，草创制度，以安定中原。严实卒，子忠济袭职，请朝廷授以参议东平路事兼提举太常礼乐。宋子贞是金莲川藩府文人，可知，自1253年起礼乐之事由他负责。中统元年（1260）春正月，“命宣抚廉希宪等，召太常礼乐人至燕京。”中统三年（1262），徐世隆还东平，“请增宫县大乐、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制可。徐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举本路学校事。”[67]礼乐也主要由藩府儒士廉希宪、徐世隆负责。可以说，对于礼乐，在藩府文人影响下，忽必烈自潜邸时期就已经开始关注，而礼乐之事主要由藩府文人负责，这也是藩府文人在元初儒家文治方面一项重要贡献。
三 文化上的成就
金莲川藩府文人除了在政治、经济、文教和礼乐上的贡献外，还贯通南北之学，潜心经史，涉猎农圃、医药等学，以济世用，在文学、艺术、天文、律历、数学、建筑、医学等各个方面都有贡献。
金元易代之际，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蒙古人崇信占卜，优待术士，又正逢乱世，生活极不稳定，人们对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感到迷惘，这些都促使易学研究兴盛。在金莲川藩府之中，如邢州学派的刘秉忠，学兼儒、释、道，“通晓音律，精算数，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68]张文谦也是“蚤从秉忠，洞研术数”。[69]刘秉忠的同学张易、张文谦及学生王恂，其学问也和他相去不远，对《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都精通。许衡在兵乱中逃难到徂徕山，“始得《易》王辅嗣说。时兵乱中，衡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70]可见，他也通晓《周易》。除研究易学之外，藩府文人还多汇集、节用前人说法，参以己意，形成关于《易经》的著作。如性舒缓、有执守的刘肃，“尝集诸家《易》说，曰《读易备忘》”[71]；许衡在五十岁后作《读易私言》，后辑入《许文正公遗书》；郝经被拘囚真州期间，著《周易外传》、《太极演》等书。在经籍方面，许衡著述也颇多，他有《读易私言》、《孟子标题》、《中庸说》等，还有《孝经直说》一卷（今已不存）。王鹗著《论语集义》，郝经有《春秋外传》。至元三年（1266），因忽必烈留意经学，商挺与姚枢、窦默、王鹗、杨果纂《五经要语》，凡二十八类，供忽必烈阅读。
保存史事、以史为鉴，金莲川藩府文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海迷失后二年（1250）夏，刘秉忠向忽必烈呈上“万言策”时已经提到修《金史》的必要性：“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72]中统二年（1261）七月，王鹗请修太祖实录与辽、金二史，上奏道：“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至元元年（1264），王鹗又提出置局编纂实录，附修辽、金二史。[73]同年，商挺入拜参知政事，也建议修国史，附修辽、金二史[74]。后入国史院负责修国史的同时，也同修了辽、金二史。
郝经学兼南北，博学多才，一生著述颇丰，除文学和经学著作之外，还有《通鉴书法》、《玉衡真观》等史学著作，多不传。只有《续后汉书》九十卷存世。徐世隆在至元元年（1264）选前贤内外制可备馆阁用者，凡百卷，名《瀛洲集》。至元七年（1270），撰《选曹八议》。[75]
藩府文人中有很多通才，如许衡、刘秉忠、窦默、郝经等，在经济、史学、儒学、农艺、医药、艺术、天文、律历、数学、建筑等各个方面都有贡献。再者，金莲川藩府人才济济，各类人才都有，在艺术、天文、律历、数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成就。
如刘秉忠，精书法，天文、卜筮、算术皆有成书，无一不极其至。但多不可考。据《千顷堂书目》卷一三，有《平沙玉尺》四卷，《玉尺新镜》二卷。
窦默知识广博，在理学、医学、教育等各方面造诣很深，著作颇多，有《铜人针经密语》一卷，《标幽赋》二卷，《指迷赋》、《疮疡经验全书》十二卷。且《金文最》卷六〇《杂著附录》中存有窦默（署名窦杰）的《针经标幽赋》一文。这些均是医学著作。
许国祯曾主编《癸巳新刊御药院方》一书，今存。据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记载：“《御药院方》十一卷，朝鲜刊本，朝鲜国活字本。不题撰人名氏，首有高鸣序。据序称，太医提点荣禄许公所撰集，日本多纪栎窗考为元许国祯，当得其实。”[76]
杜思敬的著作今已散佚不存。《千顷堂书目》卷一五记载，他有《济生拔萃》十九卷，延祐二年（1315）编成，辑录金元时期医学著作19种（多为节本），包括张元素的《珍珠囊》，刘完素的《洁古家珍》，李杲的《脾胃论》、《兰室秘藏》，王好古的《医垒元戎》、《此事难知》、《阴证略例》，罗天益的《卫生宝鉴》，以及他自己撰集的《杂类名方》（此书是中国较早的中医丛书）等。
藩府文人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制定《授时历》。酝酿制定一部新的历法，早在藩府时期已经开始了。海迷失后二年（1250）夏，刘秉忠向忽必烈呈上“万言策”时提到制定新历法的重要性：“见行辽历，日月交食颇差，闻司天台改成新历，未见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颁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时”。[77]不过，直到至元十三年（1276）才付诸实施，这项工作也主要由藩府文人主持，主要有藩府旧臣王恂、张易、许衡等，还有刘秉忠的弟子郭守敬。当时，许衡负责研究“天道”，王恂任太史令，负责推演计算，与郭守敬等人一起遍考历书四十余种，昼夜测验、创立新法，经过艰苦努力，制定出举世闻名的“授时历”。制定新历法，是为了授民以时，使百姓能够准确地掌握季节时令，适时播种、收割，促进农业生产，同时也促进了天文、数学、航运等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文学角度来说，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在金末元初也很有影响力，影响了一代文风。以下我们试了解一下金莲川藩府文人的诗文创作情况。
刘秉忠在元初以事功著称，“至于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之曲，在公乃为余事”，但其“诗章乐府，又皆脍炙人口”（阎复《藏春集序》）[78]。《元史》本传言刘秉忠有文集十卷，见于前人书目著录的有《刘文贞公全集》三十二卷。今存《藏春集》（或名《藏春散人集》、《藏春诗集》）六卷，元商挺编，元刊本不存，今存为明天顺五年马伟刊本，题：“商挺孟卿类稿，马伟廷彦校正”。
许衡，《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著录《鲁斋遗书》六卷，又《重辑鲁斋遗书》十四卷（明怀庆推官泾阳怡愉重辑）。又《文正公大全集》三十卷，已佚，今存十四卷本，藏国家图书馆，乃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怀庆府怡愉、江学诗刊本。许衡文集初刊本为元大德九年（1305）杨学文辑刊之《鲁斋遗书》六卷本，前有杨学文序及大德元年赠谥诏、内翰王文秉赞。卷一奏议；卷二、卷三无总目，自《读易私言》至《答丞相问大学明明德》凡五篇，皆论学之文；卷四杂著；卷五书简；卷六诗章、乐府、《编年歌括》。
郝经乃金末元初北方文坛影响一代文风之大家。其文大气包举、苍浑绮丽，为“元文中之杰然者”。其诗风格多样，或慷慨悲怆、含蓄苍凉，或清新绮丽、明秀清雅，或豪迈奇崛，蕴含着一种崇高美，不崇华丽、险怪而追求豪迈奔放。《元史》本传称“诗多奇崛”。著有《陵川郝先生文集》、《删注三子》、《行人志》、《皇朝古赋》，并编有《一王雅》、《原古录》。今存《陵川集》三十九卷。
王鹗为文章不事雕饰，以穷理为先，著《汝南遗事》二卷，诗文四十卷，曰《应物集》[79]。
王磐，言论清简，义理精谙，“辞语纵横，援引征据，众莫可屈”。其文冲粹典雅，得体裁之正，不取尖新以为奇，不尚隐僻以为高。诗则述事遣情，闲逸豪迈，不拘一格。元初仕至翰林学士承旨，主持文坛二十余年[80]。《元诗选》二集卷五收录其诗，《补元史·艺文志》、《元史新编·艺文志》、《元书》卷二三均载王磐有《鹿庵集》。
姚枢，“独首唱经学，阐明斯道，厥后名儒接踵而出，气运昌隆，文章尔雅，推回澜障川之功”[81]。著有《雪斋集》，原书不传，《元诗选》收诗一卷。
杨果，性聪敏，美风姿，工文章，尤长于乐府。有《西庵集》行于世，今已不存。作为元初曲家，《录鬼簿》列其名于“前辈名公”，《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花柳芳妍”。今存小令11首、套曲5套（据《全元散曲》），四套〔仙吕·赏花时〕文句流畅典雅，是其代表作。《元诗选》二集收入杨果诗11首，题为《西庵集》。《全元文》辑录其文2篇。
宋子贞，早年就以能诗善赋闻名。德安郑梦开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内久矣”（元好问《鸠水集引》）[82]，对宋子贞的才学、诗赋称扬不已。但宋子贞一生忙于政事，奏疏多关系民生、国事，尤其致力于使元朝统治者接受中原传统文化，以文治国，推行汉法。有《鸠水集》，已佚。元好问《鸠水集引》云：
宋君起太行，其经明行修，盖故家遗俗然，且得乡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简之宗盟、内翰济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学十年，读书绩文，动为有用之学，使之得时行道，其所成就顾岂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来，佐东平幕二十年，当贤侯拥篲之敬。不动声气酬酢，台务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学仆既言之矣！呜呼！文章圣心之正传，达则为经纶之业，穷则为载道之器，顾所遭何如耳。他日，人读《鸠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襬襶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83]
这段话是说，宋子贞经明行修，自幼得乡先生李致美等人熏染，所学纯正。且在金太学期间，师从名门，读书绩文，均为有用之学。因而，才能在辅助东平幕二十年中，面对各种难题都能迎刃而解。他的《鸠水集》乃为经世致用之作，是“圣心之正传”、“经纶之业”、“载道之器”，而非一般文人之作。从元好问对宋子贞《鸠水集》的评价来看，他的文章应该不是那种文学色彩很浓的，而且从他所存的文章来看，也确实如此。《全元文》仅收其文五篇，又多为全真道教人物墓志及道观碑铭，反映了金元之际全真道盛行的社会风气。其中《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因传主名气大，多受方家关注。他的诗存留下来的更少，只在《元诗选》癸集中保存一首《温泉》。
徐世隆，史载：“仪观魁梧，襟度宏博，慈祥乐易。人忤之，无愠色。喜宾客，乐施与，明习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决疑狱。”[84]至于其著述情况，《元史》称：“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85]按《太常徐公》一文所述，《瀛洲集》乃其所编前代内外制选本。《元诗选》二集选入徐世隆诗7首，题为《威卿集》，系顾嗣立从他书中辑出，而《威卿集》也不见于世。《全元文》录其文14篇。其文兼长众体，奏议典赡详悉，无迂疏之累；古文纯正明白，无奇涩之偏；歌诗则坦夷浏亮，无雕琢晦深之病；四六则骈俪亲切，无迁就支离之弊。[86]
宋衜有《秬山集》十卷，未见传世。《宋元诗会》卷七〇存有其4首诗。
陈思济著有诗集《秋冈先生集》若干卷，《元诗选》二集卷七收入其诗10首。虞集为之序曰：“秋冈先生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原之发挥，而波澜之无津。譬如风云之变化，而舒卷之无迹。”[87]其诗集由其孙广东廉访使陈允文手自校储，梓而藏之。
王博文（1223～1288），字子冕（一作子勉），号西溪，东鲁任城人，与汲县王恽、东平府学生王旭齐名，并称“三王”。[88]他虽早有文名，但诗文罕见流传。《全元文》存其文8篇，其中《白兰谷天籁集序》一文最为有名，是为白朴生平作的评传，其中关于白朴词的评价很有见地。《元诗选》癸集“癸之丙”中存其诗仅1首。
赵良弼在至元前期出使日本、高丽等国，对域外情况了解颇多，有《赵樊川日本纪行诗卷》行于世。张之翰《西岩集》卷九《题赵樊川日本纪行诗卷》曰：“公弼御史以樊川先生《日本纪行诗》见示，三复之余，使人心移神动，如亲在其洪涛绝岛中。然叙事之工，写物之妙，皆从大手中来。苟非名节素重，忠义不屈，其于使远方，历殊俗，将危疑倥偬之不暇，又安能出此语耶？故书三绝句于后。”[89]姚燧《牧庵集》卷三亦有《赵樊川集序》一文，介绍赵良弼文集形成的始末。虽然赵良弼从不以能诗善文知名，其文集也散佚不传，他出使日本期间写的《日本纪行诗》也未能流传至今，但元初诗人亲历异域而写下纪行诗，毕竟是文学史上的大事。
当然，在藩府文人中还有一些人虽然在现存文献中没有提到他们留有文集、著作，但他们在当时文名颇盛，对文学的繁荣也有一定贡献。如窦默的文学才华，从杨奂诗“走遍江淮鬓未华，归来重对旧生涯。论医不待肱三折，作赋曾闻手一叉”（《草亭既成招肥乡窦子声》）[90]可以想象他的风采，文学素养应该不错。又，张易文采风流，善于作诗，刘秉忠《藏春集》卷二有《因张平章就对东坡海棠诗二首遂赋一首》，可见张易常作诗，只是存留下来的极少，现存的诗只有《送鲁斋先生南归》一首而已。还有寇元德，亡金名士寇靖次子，中山人，早以文学名于天下，以廉希宪举荐入仕忽必烈潜邸。当然，藩府文人中精通诗文者颇多，只是有些不存于世或未载于史册，无从窥其风采而已。
金莲川藩府文人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决不只以上几个方面所能概括的。他们在恢复发展中原文化，建立学校，推动理学的传播和发展，修复孔庙、尊孔，编刊经籍，以及农圃、医药等各个方面都有贡献。
[1]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90页。
[2]（明）宋濂等：《元史》卷134《秃忽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251页。
[3]（明）宋濂等：《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41页。
[4]（明）宋濂等：《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44页。
[5]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92页。
[6]（明）宋濂：《元史》卷157《刘秉忠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89页。
[7]（明）宋濂：《元史》卷156《董文炳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70 页。
[8]（元）许衡：《鲁斋遗书》卷7《时务五事》，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9]（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王》载：“上极知汉地不治，河南、陕西尤甚。”
[10]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10，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11]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12]（明）宋濂：《元史》卷160《刘肃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64页。
[13]徐韶光主编，张家华等编辑《邢台文物名胜》，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14]（元）商挺：《尚书刘文献公》，（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10，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15]（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8，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16]（元）姚燧：《牧庵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7]（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7，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18]（明）宋濂：《元史》卷157《刘秉忠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90页。
[19]（明）宋濂：《元史》卷155《史天泽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60页。
[20]（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7，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21]（元）郝经：《瑞麦颂》，《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翰刻本。
[22]（明）宋濂：《元史》卷159《宋子贞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38页。
[23]（元）姚燧：《牧庵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4]（明）宋濂：《元史》卷159《宋子贞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38页。
[25]（元）姚燧：《牧庵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6]（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翰刻本。
[27]（明）宋濂：《元史》卷58《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19～2120页。
[28]（元）王磐：《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文贞刘公神道碑铭并序》，载（元）刘秉忠《藏春集》卷6附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29]（元）刘秉忠：《藏春集》卷6附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30]（明）宋濂：《元史》卷157《张文谦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97页。
[31]（明）宋濂：《元史》卷158《姚枢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12页。
[32]（明）宋濂：《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26页。
[33]（元）许衡：《鲁斋遗书》卷13《附录·国学事迹》，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34] （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翰刻本。
[35]（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翰刻本。
[36]（清）黄宗羲著，黄百家辑，全祖望修定，王梓材等校定《宋元学案》卷9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1页。
[37]（清）黄宗羲著，黄百家辑，全祖望修定，王梓材等校定《宋元学案》卷9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0页。
[38]（元）姚燧：《牧庵集》卷4，《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39]（明）宋濂：《元史》卷146《杨惟中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67页。
[40]（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0，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41]（清）黄宗羲著《宋元学案》卷90，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48页。
[42]（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0，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43]（元）许衡：《鲁斋遗书》卷13，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44]（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8，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45]（明）宋濂：《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4～135页。
[46]（明）宋濂：《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17页。
[47]（明）宋濂：《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17页。
[48]（明）宋濂：《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27页。
[49]（明）宋濂：《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27页。
[50]（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8，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51]（明）徐一夔《始丰稿》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2]（明）宋濂：《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29页。
[53]（明）宋濂：《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32页。
[54]（明）宋濂：《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29页。
[55]（明）宋濂：《元史》卷158《窦默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30～3731页。
[56]（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10，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57]（明）宋濂：《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17页。
[58]（明）宋濂：《元史》卷158《姚枢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12页。
[59]（明）宋濂：《元史》卷157《刘秉忠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88页。
[60]陈得芝辑点《元代奏议集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61]（明）宋濂：《元史》卷160《王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57页。
[62]（明）宋濂：《元史》卷157《张文谦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97页。
[63]（明）宋濂：《元史》卷81，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27页。
[64]（明）宋濂：《元史》卷68《礼乐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91～1692页。
[65]（明）宋濂：《元史》卷68《礼乐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92页。
[66]（明）宋濂：《元史》卷68《礼乐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92页。
[67]（明）宋濂：《元史》卷160《徐世隆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69页。
[68]（元）王磐：《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文贞刘公神道碑铭并序》，载（元）刘秉忠《藏春集》卷6附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69]（明）宋濂：《元史》卷157《张文谦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97页。
[70]（明）宋濂：《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16页。
[71]（明）宋濂：《元史》卷160《刘肃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64页。
[72]（明）宋濂：《元史》卷157《刘秉忠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91页。
[73]（明）宋濂：《元史》卷160《王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57页。
[74]（明）宋濂：《元史》卷159《商挺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40页。
[75]（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76]（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10，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77]（明）宋濂：《元史》卷157《刘秉忠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91页。
[78]（元）刘秉忠：《藏春集》卷6附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79]（明）宋濂：《元史》卷160《王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57页。
[80]（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6页。
[81]（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7页。
[82]（元）元好问著，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61页。
[83]（元）元好问著，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62页。
[84]（明）宋濂：《元史》卷160《徐世隆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70页。
[85]（明）宋濂：《元史》卷160《徐世隆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70页。
[86]（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12，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87]（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2页。
[88]《元史》卷167《王恽传》：“王恽，字仲谋，卫州汲县人……恽有材干，操履端方，好学善属文，与东鲁王博文、渤海王旭齐名。”
[89]（元）张之翰：《西岩集》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90]（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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