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田聪明

我在妈妈逝世十五周年时写了《妈妈的心——一个儿子的忆述》一文，以一个儿子的视角用事实忆述了妈妈一生善良正直、刚强自立、嫉恶如仇的为人处世，以及为抚养子女而不惜舍生忘死的品格。文章发表六年多来引起了很多读者共鸣，已被十多种书、报、刊收入或转载。

于是，我就想到以《妈妈的心》为题，并以《妈妈的心——一个儿子的忆述》一文领衔，将《田聪明心目中的毛泽东》《邓小平为党中央领导集体“新老合作交替”呕心沥血——一个老党员对领袖的缅怀和一点感悟》等这些年来缅怀故人、回忆往事的文章集纳出版，留给后人。

妈妈给了我生命，也使我从稚嫩懵懂开始，在不同环境下的一天天成长中，直观朴素地感知、理解、认同妈妈一言一行中的情与理，并逐步在内心深处累积成自己为人行事的基本原则，慢慢在行动中体现出来。

自从接触了共产党，妈妈和我都很快从亲身经历中不仅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好，而且与党的政策主张“情通理顺”，并从思想深处将党的领袖毛泽东视为“大救星”，进而不知不觉地将我们一家人的前程命运与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90年8月，作者（左二）在西藏林芝地区农村农民家中考察。

我上学了，学习的知识和接受的教育越来越多了。妈妈也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广播在农村的普及，接触的人和事、了解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和妈妈对党的认识与思想感情都在不同程度地逐步由朴素向理性发展。

我加入了共产党，直接接受党的教育更多了，接受党组织分配的工作越来越多，接触的人、管的事也越来越广了，但不变的是从没有离开过妈妈多年影响和教诲的做人做事的基本理数。这也正是我始终坚守党的信仰、宗旨和作风从未动摇的“根基”。上世纪60年代有一句歌词叫“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对这一比喻是自然接受的，也从未有过动摇。

当然，我内心也曾有过苦痛和迷茫。主要是“文革”开始的头几年里，自己想“跟”，但怎么也跟不上；自己受冲击了，又曾想通过作“违心检讨过关”，可不仅“关”过不了，反而引来了更大声势的无端指责……后来，还是下意识地坚持了毛主席“相信党”“相信群众”“实事求是”等教导，并以妈妈“无理的不做，反胃（欺负人）的不吃（不接受）”的原则行事，才使自己周围的“气氛”有所“改善”，并逐步理顺了自己的情绪。特别是使我在那个“乱世”中“被逍遥”，能有机会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了很多人和事，思考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我虽对“文革”给党、国家、人民造成的恶果心痛不已，但对自己受“冲击”却从未发过牢骚，反而曾多次说是受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反面教育”。正是在正反面教育的比较中，自己在看问题的思路和认准的事就应坚持等方面受益极大，因而“根基”更牢固了。

参加工作了，特别是当了领导干部后，“为”的人不一样了，“处”的世复杂了许多。特别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环境中，各种“歪风邪气”对党风、社会风气的挑战又成为新的考验。其中，对为坚持原则“得罪”人，我毫没犹豫过；对因此而遭骂、遭恨，我也基本不在乎。就是对许多好心人、要好的人时不时地劝我不要“太傻”，认为时下犯不着为坚持那些“理论上”的原则，而“拉下脸”来抵制、批评周围乃至领导的一些过错，甚至“恨铁不成钢”地“批评”我成“另类”了等，我也没有再痛苦和犹豫过，而是将自己比作“与歪风邪气打交道的人”，把功夫下在时刻警惕自己失足上。我曾对不少同志说：“‘另类’就另类，反正也是‘一类’。”我坚信“邪不压正”，只要这个客观存在的“另类”“正”且能坚持，就一定会产生一些正的影响和作用。

令我欣慰的是，不论当面还是背后，表示赞成的人始终是绝大多数，其中就包括我批评的人和“批评”我的那些人。所以，坚信像我这样的“另类”始终是党内外群众的绝大多数。这也正是我“对党始终充满信心”，始终笃信毛泽东“老实人终究不吃亏”论断的根本依据。

2013年春节，作者全家福。

我缅怀的那些故人，除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其余的基本是妈妈辈的我们党资深高级干部，是我直接且相处较深的老领导；我回忆的那些往事（忆述电影改革、“村村通”广播电视的大多文章已单行出版），都是自己生活、学习、成长的经历和党组织分配的工作，并按党组织布置、要求和妈妈的期望所做。

其中，关于新华社成长发展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在我40年前进入新华社后，就开始或听口传或看资料而有所了解，印象深刻，敬佩前人。任社长了，就利用纪念节点，请社史办和有关老同志搜集、提供有关资料，在整理列入“社史展”的同时，以在纪念会上发言的形式加以概括和提炼，包括我个人的认识和情感，一并留给后来的“新华人”。将上述这些文章集纳在一起，与《妈妈的心》也是意蕴相通的。

需要提及的是，有关我读书的经历，在前几篇文章中尽管是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问题表述，但汇集在一起仍会给读者带来重复之感，是一缺憾。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