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诸篇，或不妨说大部分文字，是我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滨写成的。当时，我孤身一人住在森林里，住在我亲手搭建的房子里，方圆一英里之内，见不着任何邻人，仅凭自己的一双手养活自己。我在湖滨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眼下，我又成了文明生活中的寄居者。

镇上的市民对我的生活方式百般探询，倘非如此，我也不会这么霸道，硬要拿自己的私事来提请读者注意。有些人认为这种探询不太礼貌，然而我认为并非如此，而且，就当时的实际而言，合情合理。有人问我吃什么，是否孤独，是否害怕，如此不一。其他的人则想知道我的收入有多少用于慈善事业。另有一些人，家大人多，想了解我抚养了几个可怜的孩子。在本书中，我将对此一一作答，对我不感兴趣的读者，在此只好见谅了。大多数的书都不用第一人称，但在本书中，我将保留这一称谓。本书的特点就是“我”字用得特别多。事实上，说到底，发言的都是第一人称，然而，我们却常常把它给忘了。如果我知人如知己，那么我就不会大谈自我了。不幸的是，我阅历浅薄，无法跳出这一主题。不仅如此，我还要求每一位作家迟早将自己的生活做一番简朴而真诚的描述，而不是仅仅写一些道听途说的别人的生活；有些描述就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活得真诚，我想他一定是住在离我十分遥远的地方。本书中的这些文字，对于清贫的学生来说，或许特别适宜。至于其余的读者，他们可以各取所需。我想没人会撑破针线，硬要把短小的衣服穿上身，因为只有合适的衣服才会对他有益。

我所乐意讲述的事情，与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的居民未必有关，说起来，本书的读者是诸位生逢此世，身居此镇的新英格兰居民，我要谈的就是你们的境况，尤其是你们的外部境况，或在此世此镇的遭遇，目前的现状，以及目前的不幸遭遇是否有必要持续下去，是否有改善的可能。我在康科德旅行了很多地方，无论是商店、办公楼还是野外，我都感到居民们以上千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在苦行赎罪。我听说婆罗门教徒坐在四堆火的中间，两眼盯着太阳，或头朝下，倒挂在火焰上方，或扭过头去看望天空，“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而且，由于脖子扭曲，除了液体，别的东西都无法流进胃里”，或用链条，将自己终生锁在树下，或像毛毛虫一样，用自己的躯体来丈量庞大帝国的广袤幅员，或单脚立在木桩上。这种种有意识的苦行使人心惊肉跳，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与此相比，我每天看见的一切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我邻居的苦役相比，赫克利斯的12件苦役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毕竟只有12件苦差，而且做完也就做完了。然而，我从未看见我的邻居杀死或捕获任何怪兽，也没看见他们做完任何苦役。他们没有依俄拉斯这样的朋友，用一块火红的烙铁，烙掉九头蛇的头根，因为一只头刚被砍掉，另两只头又会立刻冒出来。

我看见年轻人，我的市民同胞，不幸继承了农庄、房屋、谷仓、牲畜和农具。这些东西得来容易，甩掉它们可就难多了。倒不如他们生在空旷的牧场上，由一只狼喂养成人，这样，他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在何等的田野上劳作着。是谁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仆？为什么别人都得含垢忍辱，而他们却能享受60英亩田地的供养呢？为什么他们生来就要自掘坟墓呢？他们得过着人的生活，于是就得推着所有这些东西前进，尽量使日子过得好些。我看到，有多少个可怜而又不朽的灵魂，他们不堪生活的重负，几乎被压垮。他们沿着生活的道路往前爬，推动着生活道路上一个长75英尺，宽40英尺的大谷仓，推动着从未打扫过的奥吉厄斯牛圈，还有100英亩的土地，同时还要耕地、芟草、放牧、护林！有些人没有继承产业，倒是没有必要同这种多余的累赘拼搏，不过他们也发现，为了堂堂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自己也得委曲求全，努力耕耘。

可是，人总是在一个错误之下艰苦劳作。人的健美躯体，有一大半很快便随着犁耕入了泥土，化作了肥料。正如一本古书所说，一种似是而非的，通常称为“必然”的命运，支配着人，人积攒财宝在地上，结果遭虫子咬，生了锈，还有小偷挖窟窿来偷。这是一个愚人的生活，如果说生前不甚明了，一旦到了临终之时，他们就会明白。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在创造人类时，是把石头从头顶扔向身后。诗云：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后来，罗利也回应了两句音调铿锵的诗：

从此我们的善心变得坚硬，忍受愁苦，

从而证明我们的躯体乃岩石之质。

把一块块石头从头顶扔向身后，也不看看它们落在什么地方，他们对神谕也真是太盲从了。

由于无知和错误，大多数人，甚至是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满脑子都是人为的烦恼，手上堆着干不完的人生粗活，如此一来，再美好的生命果实，他们也无法采摘。由于操劳过度，他们的手指变得粗笨，不停地颤抖，采摘不了生命的果实。说真的，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出一点空闲，使自己做到真正的完美；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具男子汉气概的那种关系。一到市场上，他的劳动就会跌价。除了做一台机器，他没有时间来成就什么大事。他如何记得起他的无知呢——他正是靠无知成长的啊——他不是也经常动脑筋吗？首先，我们应该分文不取，使他丰衣足食，用我们的补品去恢复他的健康，然后才好对他评头论足。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犹如果实上的粉霜，只有轻手轻脚，才能得以保存。然而，人与人相处，缺乏的就是这种柔情。

你们有些人很穷，觉得生活难以为继，有时候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些我们全都知道。我毫不怀疑，有些读者饭是吃了，但却付不起饭钱；有些人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鞋子正在破损，或者已经破旧不堪，但却没钱换新的，尽管如此，你们还忙里偷闲，来翻上几页书，而这时间还是从债权人那儿偷来的。很显然，你们许多人过的是多么卑贱低微的生活啊！因为经验已经磨亮了我的视力。你们总是进退维谷，想做点生意来还债，却不知债务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泥沼，拉丁文称之为aes alienum，即别人的铜钱，因为有些钱币是用铜铸就的。你们就在别人的铜钱中生存、死亡、埋葬；你们总是答应还债，答应明天就还债，但是直到今天死了，债还没还清；你们曲意逢迎，想尽办法，为的就是逃避监狱的重罚；你们撒谎，奉承，选举，将自己缩进一个彬彬有礼的硬壳里，或夸夸其谈，表现出一副稀薄如云雾般的慷慨，从而使你的邻居相信你，让你为他做鞋子、制帽子、裁衣服，或为他造马车，或为他代买食品。你们将钱藏在旧箱子里，或抹上灰泥的袜子里，或更保险一点，将钱藏在库房的砖头缝里，无论多少，也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们想攒点钱，以防生病，没想到反而使自己病倒了。

有时我感到奇怪，我几乎可以说，我们竟会如此轻率，干起那罪恶昭彰、从国外引进黑奴的勾当来，有很多精明而邪恶的奴隶主，奴役着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一个南方监工已经够坏的了，而北方的监工更坏，然而，最坏的还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居然侈谈什么人的神圣！瞧一瞧马路上的车夫，白天黑夜地向市场奔去，难道他的身上有什么神圣在激励着他？他的最高职责就是给马喂草饮水！与他的运货利益相比，他的命运算得了什么？难道他还不是给乡村老爷驾车奔忙？他有何神圣，又如何不朽？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卑躬屈膝的样子，成天都不清楚自己在担心些什么，哪里还有什么不朽和神圣可言，只不过是自己认定了的奴隶和囚犯而已，一个由其所作所为所赢得的名声。与我们的个人见解相比，公众的见解只不过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或者说，指明了他的归宿。即使是在西印度群岛的各个省份谈论心灵和想象的自我解放，又有哪儿来的威尔博福斯来加以实现呢？再想一想这片土地上的女子吧，她们编织着梳妆台的椅垫，应对着末日的来临，她们太过稚嫩，对其命运丝毫不放在心上，仿佛蹉跎时日于永恒丝毫无损。

大多数人过着安静而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就是习以为常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向绝望的乡村，而且还不得不以水貂和麝鼠般的勇气来安慰自己。就是在所谓的人类游戏与娱乐背后，也隐藏着一种陈陈相因，不知不觉的绝望。在这种游戏与娱乐里并无游戏可言，因为只有工作结束后才会有游戏。然而，不做绝望之事，这才是智慧的特征。

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何为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和生存手段，当我们用教义问答式的语言进行思考时，仿佛人类有意识地选择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不喜欢别的。然而，他们也真诚地认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是清醒和健康的人记得，太阳升起，万物明亮。现在纠正我们的偏见还不算太晚。假如没有证据，任何一种思维方法或行为方式都不得相信，无论其有多么古老。今天人人附和或默认的真理，明天就有可能成为谬误，成为转瞬即逝的云烟，而有人还以为这是祥云，会给大地带来甘霖。老人说你不能做的事，你去试了，发现你能做。老人有老的一套，新人有新的花样。老人或许不知道如何添加燃料，让火保持不灭，而新的一代却放一点干柴在火车小小的锅炉底下，绕着地球飞转，迅疾如鸟，正如谚语所说：“气死老头子。”年资未必就能胜任年轻人的老师，实际上也难以胜任。不错，他们收获不少，但失去的更多。即使是再聪明的人，他们又懂得了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人们都可表示怀疑。说实在的，老人没什么重要的忠告可以给予年轻人，他们应当明白，私下里说，他们的经历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凄凄惨惨，充满了失败。也许他们还存着某种同自己的经历不相符合的信念，可是他们已不再年轻了。我在这个星球上已活了约三十年，但还没有听到长辈们一句有价值的言论，或真诚的忠告。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或许也告诉不了什么中肯的事。这就是生活，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没体验过的实验。老人是体验过了，但对我却丝毫无益。如果我有什么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这个经验，连我的前辈导师们都没有提起过呢。

有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以蔬菜为生，因为蔬菜提供不了骨骼所需要的养料。”因此，他每天都虔诚地奉献一部分时间，给自己的骨骼系统提供养料。他一边说，一边跟在牛的后面，而这些骨骼靠蔬菜养育的牛，不顾一切障碍，拖着他及其耕犁，向前奔走。在某些环境里，比如无依无靠的人和病魔缠身的人，有些东西确是人生必需品，换了一个环境，同样的东西则仅仅成了奢侈品，再换一个环境，或许闻所未闻。

在某些人眼里，人生的全部境界，无论是高高的峰巅，还是低低的峡谷，都已给先辈们走过，而且所有的一切都已得到了他们的眷顾。伊夫林说过：“智慧的所罗门曾颁布法令，规定树与树之间应间隔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你可以去几次邻居的院子，捡拾落在地上的橡树果，而不算非法侵入，并规定有多少果子应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甚至传下了指甲修剪说明书，指导人们如何剪指甲，也就是说，人们的指甲应修剪得不长不短，与指头并齐。说什么枯燥与无聊已把生活的丰富和欢乐消耗殆尽，实际上，这种枯燥与无聊跟亚当一样古老。但是，人的力量却从来就没有得到衡量，我们也不应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他的能力，已尝试过的事实在太少了。无论你失败了多少次，“别苦恼，我的孩子，谁会吩咐你去做你没完成的事呢？”

我们可以做一千个简单的测验，来测试我们的生命。比方说，太阳促使我的豆类成熟，同时也照耀着像我们地球一类的星球。要是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就会少犯错误。我锄草松地时，头顶上照耀的并非这种光亮。星星是多么耀眼的三角尖顶啊！宇宙各处，有多少相去甚远，彼此不同的生命在同一时间思考着同一问题啊！自然和人生跟我们的体制一样千变万化。谁能说生活会给别人提供什么样的前景？难道还有什么比一瞬间彼此的眼神所流露出的还要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个小时之内，过上这世界的所有时代，是的，过上所有时代中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哪个人的经历读起来会这么惊人、这么详尽。在我的灵魂深处，凡是邻居们说好的，大部分我都觉得是坏的，如果说我有什么需要忏悔的，那很可能就是我的善行。是什么魔鬼攫住了我，使我的品行这么好？老人啊，你尽可以说出最富聪明才智的话，你毕竟活了70年了，活得还挺光荣。但是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让我离开这一切。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的业绩，就像抛弃搁浅了的船。

我想我们可以泰然地相信比自己的行动更多的东西。我们少对自己关点心，就可以在别处将这些关心真诚地给予别人。自然既适应了我们的长处，也适应了我们的短处。有些人烦恼不断，忧虑重重，成了一种几乎难以治愈的顽疾。我们生来就喜欢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又有多少工作我们还没做呢？如果病倒了又该怎么办？我们多么小心翼翼啊！如果能够避免，我们就决心不靠信仰生活；从早到晚，恪守了一天，但是到了夜里，还是违心地做了祈祷，将自己托付于未知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这么精细、这么真诚，既要尊重生活，又要否认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生活之道，然而，从一个圆心向外能够画出多少半径，就有多少种生活之道。所有的变革都是奇迹，值得思考；不过，这种奇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孔夫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将想象中的情况当成自己了解的情况时，我敢预见，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生活。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前面所说的烦恼和忧愁大多是些什么，有多少需要我们费心，或者说至少应该小心应付。虽然我们生活在文明世界的外表下，可是去过一过那种原始而偏僻的生活，对我们还是大有益处的，哪怕就是为了学会什么是人生的基本必需品，用什么方法去得到它们，或者是看一看商人的旧账本，看看人们在商店里买的最多的是什么，店里屯积了哪些货物，也就是说最杂的杂货是些什么也好。时代虽在前进，但它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没有多大影响，就像我们的骨骼，同我们的先人相比，恐怕没有多大区别。

在我看来，所谓人生必需品，就是指人类靠其努力而获得的一切，从一开始，或经过长期使用，它已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一环，没有哪个人，无论是由于野蛮、贫困，还是出于哲学上的原因，试图甩开它，独自过日子，即使有，也没几个。对许多人而言，这种意义上的人生必需品只有一种，这就是食物。对于大草原上的美洲野牛来说，生活必需品只是几英寸厚的鲜美草地，外加可以饮用的水，除非它还要寻求森林或山荫的庇护。野兽需要的仅仅是食物和住所而已。在这种气候下，人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明确地分为：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获得了这些生活必需品，我们才能自由地面对生活的真正问题，展望未来的成就。人类不仅创造了房子，而且还制成了衣服，学会了烧饭；而且或许是出于偶然，人们发现火可以给人带来温暖，于是开始使用它，起先是当作一种奢侈品，现在则成为烤火取暖的必需品。我们看到猫啊老鼠啊都获得了这同样的第二天性。住得合适，穿得合适，人们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温度；但是如果穿的和住的太热，或燃料烧得温度太高，也就是说体外的温度高于体内的温度，那不等于是在烤肉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在论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道，他们一帮人穿着衣服，坐在火边，一点也不觉得热，而一丝不挂的野蛮人，离火远远的，却还“烤得浑身汗流浃背”，真让他感到吃惊。同样，据说新荷兰人全身赤裸，走来走去，依然泰然自若，而欧洲人穿着衣服，却还冷得浑身发抖。难道这些野蛮人的吃苦耐劳和文明人的聪明睿智就不能相互结合吗？根据李比希的说法，人体是一个火炉，而食物则是燃料，维持肺内的内燃。冷天我们吃得多些，热天则吃得少些。动物的热量是一个缓慢内燃的结果，内燃太快，便会产生疾病，造成死亡；燃料缺乏，或通风不畅，便会导致火焰熄灭。当然，生命的热量跟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的比喻也就到此为止吧。因此，在上述用语中，动物生活和动物热量几乎同义；因为虽然食物可以视作燃料，维持体内的火焰，但是燃料只是用来煮熟食物，或从体外给人御寒，增加身体的温度；此外，住所和衣服也只是保持由此而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因此，就我们的身体而言，最大的必需品就是保暖，维持生命的热量。如此一来，我们多么辛苦啊，不仅要得到食物、衣服和住所，还要得到床铺——我们夜晚的睡衣。为此，我们从鸟巢和飞鸟的胸脯上，掠夺羽毛，构筑这个住所中的住所，就像鼹鼠，住在洞穴的尽头，用杂草和落叶铺床。可怜的人总是叫苦，说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大部分疾病直接归咎于寒冷，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是社会疾病。在某些气候里，夏天可以使人过上一种乐园似的生活。到了这时，燃料除了烧饭，已经变得多余。太阳就是他的火，许多果实靠太阳光就可以煮熟；食物的品种更多，也更容易得到，衣服和住所已完全成为多余，或者说有一半已成为多余。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目前，在这个国家，只要有几副工具、一把刀、一柄斧子、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等，就可以过日子了，对于勤读的人来说，还要添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如一盏灯、一些文具，还有几本书，而这些只要花少量的钱就能买到。然而，有些不太聪明的人，却跑到了地球的另一侧，到那些野蛮和不健康的地区，一心一意地做起了生意，一做就是十几二十年，目的就是为了谋生——也就是说，使自己过得舒服温暖一点——但到头来，还是死在了新英格兰。奢侈富裕的人不仅仅是暖得舒服，而是热得反常，正如我前面所说，他们是在按时髦的方式烘烤自己。

大多数的奢侈品，还有许多所谓使生活舒适的用品，非但没有必要，而且还会大大阻碍人类的崇高向上。就奢侈和安逸而言，最富聪明才智的人，其生活反而比穷人的简单、朴素。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外表穷困不堪，而内心则丰富不已。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令人惊叹的是，我们毕竟还知道不少。更加近代的改革家，各个民族的大救星，他们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人只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贫乐苦的有利地位上，才能成为一名不偏不倚、充满睿智的人生观察者。无论是在农业和商业，还是在文学和艺术之中，奢侈的生活产生的果实也是奢侈的。当今之世，哲学教授遍地都是，但哲学家却没几个。教授是令人羡慕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曾经引人羡慕。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有深邃的思想，不仅要建立一个学派，而且要热爱智慧，并按智慧的指示，过一种简单、独立、大度和信赖的生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践中。大学者、大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国王式的，也不是男子汉式的，而是朝臣式的。他们因循守旧，设法应付生活，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因此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人类更高贵的先祖。但是，人类为什么会退化？是什么使得各个家庭支离破碎？奢侈的本性是什么，使它削弱并摧毁了国家？我们敢肯定我们的生活中就没有这种奢侈吗？即使在生活的外表下，哲学家也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不像同辈人那样吃、住、穿和取暖。一个人既是哲学家，又怎会没有比别人更好的方法来维持其生命的热量呢？

一个人通过上述几种方法得到了温暖，那么接下来他还想要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同样的温暖，也不会再要更多更美好的食物，更宽阔更豪华的房子，更漂亮更丰富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热的火，等等。一旦得到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他就不会再要这些多余的东西了，他要选择另外的东西，即摆脱卑微的劳动，开始度假，大胆地向生命迈进。土壤看来是适合于种子的，因为泥土已使胚根向下延伸，现在又充满信心地让嫩苗向上茁壮成长。人既已牢牢地扎根于土壤，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向天空拓展呢？这是因为这些更高贵的植物，其价值是由远离地面，最终在空气和阳光中结成的果实来判定的，自然不能同更为卑微的蔬菜相提并论。就算这些蔬菜是两年生植物，但却需要精心栽培，直到根长好为止，而且叶子还常常被剪去，因此，到了开花季节，人们大多认不出它们来。

我无意给勇敢和强壮的人定什么规章，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们都会照顾好自己的事业，或许他们的建筑比最富有的人还豪华，挥霍的钱更多，却并没有因此而穷困潦倒，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如何生活。——如果诚如人所梦，确实存在这种人的话；我也不想给下列人规定什么，因为他们从现实事物中汲取灵感，获得鼓励，并像情人似的爱戴她、珍惜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想我自己也属于这一类。那些无论何种条件下都感到安居乐业的人也用不着我讲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否安居乐业。我只想对那些感到不满的人说，本来他们的生活是可以改善的，但他们却懒洋洋地抱怨说自己命苦，生不逢时。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不迭，使人无法安慰，因为据他们说，他们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类人，他们看上去十分富裕，但是实际上却是各类人中最穷的一种，他们积攒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却不知如何去用，也不知如何摆脱，他们用金银给自己铸就了一副镣铐。

要是我努力把过去几年中自己希望如何度日的想法讲出来，多少了解这段实情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而一点不知内情的读者则会大吃一惊。因此，我只讲述一下心爱的几件事就行了。

白天黑夜，任何时辰，任何气候，我都渴望抓住各种关键时刻，并在手杖上刻下记号；渴望站在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永恒真理的交汇点上，也就是现在这道起跑线上。请原谅我的若干用词有些晦涩，因为我的行业秘密比大多数人的都要多，不是我故意要保密，而是我的行业离不开这个特点。我很乐意将我知晓的一切倾囊倒出，绝不在门上挂“禁止入内”的招牌。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狗，一匹栗色马，还有一只斑鸠，现在我还在寻找它们。我跟许多游客谈起过它们的情况，描述了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会对什么样的召唤做出反应。我曾碰到过一两个人，他们听到过狗的吠叫、马的蹄声，甚至还看到斑鸠隐入云后，他们也急于找回它们，好像是自己丢了它们似的。

不仅要期待着观看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还要观看大自然！多少个冬夏的清晨，邻居们还没有开始为自己的事情奔波，我就已经开始忙我的事情了！不用说，有许多市民，无论是一大早就到波士顿赶集的农夫，还是忙着去干活的樵夫，都曾碰到过我忙完事回来。不错，我并没有具体地给日出助过一臂之力，但是只要能在日出时出现，其意义则非同凡响，这点应毫无疑问。

有多少个秋天，是的，还有多少个冬天，我是在城外过夜的，想听一听有什么风声，听到后马上就把它传开！我几乎将我所有的资本投在其中，为了这笔生意，我迎着风声奔跑，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风声中涉及两党政治，那么它一定会成为最早的新闻登在报纸上。别的时候，从悬崖或树顶的观望台向外观测，向新来的人发送电报；或傍晚时分，守候在小山顶上，等待夜幕降临，好捕获点什么，尽管我并没有捕获多少，况且这不多的东西就像“天粮”，太阳一出，就会融化消失。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给一家杂志当记者，杂志销路不大，编辑也从不认为我的大量稿件可以刊用，所以，正如作家通常所碰到的那样，我的一番辛苦，得来的只是痛苦。然而，碰到了这种情况，我的辛苦就是其自身的回报。

多少年来，我任命自己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监督员，忠心称职；同时又兼检查员，不是检查公路，就是检查森林小路和交叉通道，确保它们畅通无阻；我还检查沟壑上的桥梁，保证它们完好，一年四季可以通行，公众的足迹证明，这些道路和桥梁具有很高的效用。

我还照看城里那些容易受惊的野兽，它们常常跳出栅栏，给忠于职守的牧民带来不少麻烦。我也留心农场上人迹罕至的各个角落，但我却总是拿不准约拿或所罗门今天是否在田里工作；反正这又不关我的事。我还给黑果木、沙樱、荨麻树、红松、黑木岑、白葡萄和黄色紫罗兰浇水，要是不浇水，这些植物在干旱季节就会枯萎。

总而言之，可以毫不夸耀地说，我这样干了很久，恪尽职守，做好我的工作，直到后来事情越来越明了，镇上的人根本就不愿将我列在市镇官员之列，也没有给我一个挂名的职务，让我享受一点微薄的津贴。我发誓我的账记得非常仔细，但却从没有人查对，更不用说有人承兑、付钱、结账了。好在我也没有将此放在心上。

不久以前，一个四处流浪的印第安人来到我家附近一个有名的律师家中兜售篮子。“你们想要篮子吗？”他问道。回答是：“不，我们不要。”“什么！”印第安人一边出门，一边叫道，“你是想饿死我们吗？”看到他那些勤劳的白人邻居生活这么好——那位律师只要将论证之词编好，然后就像玩魔术一样，财富和地位就会随之而来——这个印第安人自言自语道：“我要做生意，我要编篮子，这是我能做的事。”他以为篮子编好了，他的责任也就完成了，下面的责任该是白人的了，轮到他们来买这些篮子了。他却没有发觉，要想让别人来买你的篮子，你得使人感到所买的篮子是值得的，或者说至少让他懂得这个道理，要不你就做些别的让人感到值得买的东西。我也曾编过一个质地精巧的篮子，但是还没有好到让人感到值得买的地步。然而，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编篮子是得不偿失，我研究的不是如何让人来买篮子，恰恰相反，我研究的是如何避免非得出售篮子。人们称赞并视为成功的那种生活，其实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我们为什么要夸大一种生活，而去贬低别的生活呢？

我看到我的市民同胞们已不大可能在县政府办公大楼里给我谋求一个职位，也不会给我一份副牧师的工作或其他的什么生计，于是只好另谋出路，比以往更加专心地将脸转向了森林，我对那儿的一切更为熟悉。我决定马上开始经商，动用我手上的一点微薄积蓄，而不必等待什么通常所需的资金。我到瓦尔登湖去，既不是为了过得节俭，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人业务，尽量减少麻烦，省得因缺乏业务常识，又没有生意头脑而一事无成，给人一种既惨又傻的感觉。

我一直在努力，想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这种习惯是每一个人都必不可少的。如果你是和天朝帝国做生意，那么只要沿着海滨，在某个塞勒姆港口，设个小小的会计室就够了。你可以出口本国生产的各种土产，什么冰啦，松木啦，还有一些花岗石啦，统统用本地货轮运出。这些都是很好的生意。凡事你要亲自过问。你要兼任领港员和船长，业主和保险商；你要买进，卖出，还要记账；收到的每一封信都要过目，发出去的每一封信都要自己起草或审阅；日夜监督进口货物的卸货工作，几乎与此同时，你还要到沿海各地去跑一跑——船货最多的时候往往在杰西口岸卸货，你得自己做发报机，不知疲倦地跟地平线联络，同时还要和驶向海岸的所有船只通话；向需求不断的海外市场稳稳地发送商品；要熟知市场行情，了解各地的战争与和平状况，预测贸易与文明的趋势；要利用一切探险得来的成果，走新的航道，运用一切航海技术上的进步——还要研究航海图，确定各个暗礁、新的灯塔和浮标的位置，对数表要再三校对，因为计算稍有疏漏，那么本应到达友好码头的船就会触礁——就像拉·贝鲁斯的神秘命运——要步步紧跟宇宙科学，研究上至汉诺和腓尼基人，下至现在的所有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大冒险家和商人的一生；总之，你得时时记下仓里的货物，这样你才能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境地。什么利润啦，亏损啦，利息啦，净重计算法啦，这些问题使人殚思竭虑，要想精确地测定所有这一切，非得有各方面的知识不可。

我想瓦尔登湖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有铁路和冰块生意，它还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也许泄露这些条件并不明智。这是一个很好的港口，地基很牢。没有涅瓦河那样的沼泽地需要填补，虽然你得到处加固打桩。据说涅瓦河要是涨了潮，再加上西风和冰块，会将圣彼得堡从大地表面冲跑。

由于做这种生意时没有通常所需的资金，因此，我从哪儿得到每个这样的企业都必不可少的资金，恐怕很难推测。说到衣服，我们一下子就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人们购衣时，恐怕更多的是爱好新奇，一心想着别人如何看待你，很少考虑它们的真正用途。让那些有工作的人不要忘了，穿衣服的目的，第一是要维持生命的热量，第二，是要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中，消除衣不蔽体的现状，他还可以判断一下，有多少必需的重要工作可以得到完成，而又不会给他的衣橱增添衣服。国王和王后有御用裁缝为其制衣，但是他们的衣服只穿一次，因而体会不到穿合身衣服的乐趣。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个挂干净衣服的木架而已，而我们穿的衣服则一天天和我们融为一体，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舍不得将其丢弃，就像舍不得抛弃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们恋恋不舍，心情沉重，总是想方设法做些医疗补救。在我的眼里，衣服有补丁，并非低人一等，然而我也深信，一般人渴求的是穿着要时髦，至少要干净，没有补丁，至于良心是否完美，他们全然不放在心上。然而，即使衣服破了不补，所暴露出的最大坏处恐怕还是缺乏远见，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后果。有时我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测试我的朋友——谁肯穿在膝盖上缝了补丁或只是多了两条缝的裤子？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他们穿了这样的衣服，他们的人生前程就会给毁了。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愿穿破裤子进城。如果哪位绅士的腿意外受了伤，通常还有办法补救；但是如果同样的意外使他的裤腿破了，却无法可救，因为他看重的不是真正令人敬重的东西，而是那些受到人们尊重的事情。我们认识的人不多，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倒不少。轮到最后一班岗时，你设法给稻草人穿衣打扮一下，然后便可站到一边，无所事事了，谁不马上向稻草人致敬？前几天，我经过一块玉米地，走近那根穿衣戴帽的木桩，立刻认出了农场的主人。同我上次见到的他相比，他只不过是多受了一些风霜的侵蚀。我听说有一条狗，见到凡是穿衣服的陌生人到其主人的房屋前，就会大声狂吠，但却很容易被一个不穿衣服的小偷制伏，一声不吭。如果被剥夺了衣服，人们还能维持什么样的相对身份，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被剥夺了衣服，你能否确切地告诉我，文明人中有哪一群属于最尊贵的阶层？菲菲夫人从东到西，周游世界，当她接近了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时，她说：她前去拜见当地的长官时，觉得自己不能再穿旅行服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人们是靠衣服来判断人的”。就是在号称民主的新英格兰小镇，只要谁偶然有了钱，穿得时髦，配备阔气，那他就会赢得众人的敬慕。不过敬慕的人虽然很多，但都是些异教徒，真需要送一名传教士给他们。此外，衣服是需要缝纫的，而缝纫则是一种你可称之为没完没了的工作；至少说，女人的衣服从来就没有做完的时候。

一个最终找到了工作的人，上班时并不需什么新衣服，对他来说，有一套积起了灰尘、在阁楼里不知放了多久的旧衣服就够了。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其侍卫穿的时间长多了——要是英雄也有侍卫的话——赤着脚要比穿鞋子的历史悠久，而英雄光着脚丫也能走路。只有赴晚宴和到立法院的人才穿新衣服，他们不断变换服装，就像那些地方经常更换人员一样。但是，假如我穿上外套和裤子，戴上帽子，穿上鞋子，便适合给上帝做礼拜，那么这些衣服也一定合适，难道不是如此吗？有谁会去看他的旧衣服，实际上，他的旧外套已经破旧不堪，分解成了原来的样子，因此，就是将它送给某个穷孩子，也算不上什么善举，或许这个孩子还会将它送给某个比他更穷的人，也可以说更富的人，因为他不穿什么衣服就可以过日子。听我说，不要光去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而要多提防那些需要新衣服的企业。如果没有新人，怎么能做出适身的新衣？如果你面前有什么工作，穿旧衣服去做就行了。人之所需，不是对付什么，而是做什么，或者说成为什么。或许我们根本就不应添置什么新衣服，无论旧衣服多么破多么脏，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忙忙碌碌，锐意进取，或扬帆远航，这时虽身穿旧衣，但感觉却像新人，就像是旧瓶装上了新酒。人的更新季节，就像禽类换羽毛一样，必然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潜鸟退到偏僻的池塘边褪毛，蛇蜕皮，蚕出蛹，也是如此，全凭内在的勤劳和扩展，因为衣服充其量不过是外在的护膜和尘世的烦恼而已。否则人们就会发现自己是在挂着虚假的旗帜航行，到头来还是被人类和自己的看法所唾弃。

我们穿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得靠外部添加才能生长一样。穿在我们外边的那些奇装异服通常很薄，它们是我们的表皮或假皮，和我们的生命并非一体，我们随处可以将它们剥掉，而无生命危险；经常穿在身上的衣服比较厚，它们是我们的细胞壁或皮层；但是我们的衬衫却是我们的韧皮或真皮，要想将它剥掉，必然会连皮带肉，伤及身体。我相信在某些季节，所有的物种都穿着类似衬衫的东西。比较理想的做法是：一个人应穿着简单，这样即使在黑暗之中，他的手也能摸到自己；同时他还应该在各方面生活得周凑一点，有备无患，这样，即使敌人攻进城里，他也能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赤手空拳，走出城门，无牵无挂。一件厚衣服等于3件薄衣服，因此，顾客可以按自己的能力购买便宜的衣服，5美元就能买一件厚外套，而且可以穿很多年，2美元可以买一条厚裤子，1.5美元可以买一双牛皮靴，25美分可以买一顶夏天的帽子，62.5美分则可以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许你还可以待在家里，花少量的钱，做一顶更好的帽子。虽然他很穷，但是穿上自己辛苦得来的衣服，还会有哪个聪明人不向他表示敬意？

当我定做一件特别款式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眼下他们已经不兴这个款式了。”说话中一点也不强调“他们”，仿佛她引用的是像命运三女神一样冷漠无情的权威似的，我发现很难得到我要的款式，因为她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觉得我是在信口开河。听到这神谕一般的话，我一时陷入了沉思，一字一句地掂量着，想弄清这句话的含意，找出他们和我之间的确切关系，在这件对我产生影响的事情上，他们究竟有什么权威。最后，我想用同样神秘的话回答她，也不强调“他们”：“不错，前一阵子他们不兴这一款式，但是现在他们又流行了。”如果她光量我的肩宽，而不量我的人品，好像我是那挂衣钉，那么给我量身还有什么用？我们崇拜的不是美惠三女神，也不是命运三女神，而是时髦女神。她纺纱、编织、剪裁，权威十足。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美国的猴子也就纷纷跟着学。有时候，我感到绝望，在这个世界上，本来是些简简单单的事情，却要靠人帮忙才能完成。他们首先得经过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将陈旧过时的观念从里面榨出来，让他们的腿一时三刻站不起来，然后，人群中就会有人想入非非，也不知道是何时存入脑里，孵化出来的，因为就是火也烧不死它们，如此一来，你的劳动就会白搭。然而不要忘了，埃及有一种小麦，据说就是从一具木乃伊那儿传到我们手上的。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别国，我们不能认为服饰已经上升到了艺术的尊贵地步。眼下，人们有什么穿什么，随遇而安。就像遇难的水手漂到岸边，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还隔开一点，穿越空间或时间上的距离，相互嘲笑对方的服饰。每一代人都在嘲笑老的式样，同时又在虔诚地追求新的式样。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衣服，我们不禁哑然失笑，好像这些就是食人岛上的岛王和岛后的衣服。离开了人的衬托，衣服就变得可怜而古怪。只有穿衣人的严肃眼神和真诚生活，才能抑制嘲笑，使人们穿的衣服变得神圣起来。身着五颜六色的丑角发起疝气来，他的服饰也会表现出这种痛苦的神态。士兵中了炮弹，烂军装也会形同帝王的紫袍。

男男女女都在追求着新的式样，这种既幼稚又原始的趣味使多少人心神不定，眯起眼睛，瞧着万花筒，指望能发现今天这一代人所需要的特别图案。制造商们早就知道，这种趣味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不同之处只是几条丝线的色彩有点特别，结果，一种很快卖掉，另一种则躺在货架上，然而过了一个季节，这后一种反倒成了最时髦的式样，这种事屡见不鲜。相比之下，文身倒算不得人们所说的丑陋习俗。文身不算野蛮，无非是因为刺花深及皮肤，无法改变而已。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体制是人们有衣穿的最佳方式。日复一日，技工们的状况越来越像英国的技工状况了。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据我的所见所闻，公司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使人们穿得好、穿得体面，而是为了公司自己赚钱，这点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人们只能向他们瞄准的目标射击。因此，尽管他们一时失败，但是目标还是不妨定得高一些。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现在这已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尽管有例子说明，在比我们这儿还冷的一些地方，人们长期没衣服穿，照样生活下去。塞缪尔·莱恩说：“拉普兰人穿着皮衣，头和肩套在皮袋里，一夜又一夜地睡在雪地上——那种冷，就是穿羊毛衫的人睡在上面，也会给冻死。”他看到他们就这么睡着。不过，他又说：“他们并不比其他的人强壮。”然而，或许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得没多久，就发现了室内的便利，还有家庭的安逸，这话的原意可能是指对房屋的满足，而不是对家庭的满足；在有些地带，一提到房屋，人们就联想到冬天或雨季，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不着房屋，一把阳伞就够了，因此，房屋给人带来满足的说法未免片面，而且并非经常出现。在我们这一带，从前夏天只要有个遮盖就可以过夜了。在印第安人的标记里，一座棚屋象征着一天的行程，树皮上雕刻或画下一排棚屋，则象征着他们安营的次数。人生来四肢并不发达，身体也不强壮，因此他得缩小自己的世界，围造一个适合自己的空间。起先人类赤身裸体，过户外生活，白天，在温和宁静的气候里，这种生活非常怡人，然而一旦遇到雨季和冬天，更不用说炎炎烈日了，如果他还不趁早给自己找个安身立命之所，那么人类或许在萌芽状态就给摧残死了。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衣之前，用枝叶遮蔽身体。人类需要一个家庭，一个温暖、安逸的所在，首先是身体的温暖，然后才是感情的温暖。

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的摇篮期，有些进取心很强的人一度爬到山洞里去寻求庇护。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个孩子都在重新独自谋生，他们喜欢户外，不管天冷还是下雨。他们出于本能，玩起了“过家家”游戏，还有骑木马游戏。小时候，人们兴趣盎然，爱好观看斜斜的岩石或寻找通往山洞的途径，这种兴趣谁能忘记？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向往，是我们最原始的祖先遗留在我们体内的一部分。从岩洞开始，我们一步一步迈向棕榈树叶屋顶，枝叶屋顶，编织伸展的亚麻屋顶，青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盖板屋顶，还有石块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连露天生活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而我们的生活也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家庭情趣。从壁炉到旷野，二者相去甚远。在我们将要度过的日日夜夜里，如果天体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物体阻隔，如果诗人不在屋檐下滔滔不绝，如果圣人不在屋里住得太久，事情或许要好得多。小鸟不在洞里唱歌，鸽子也不在鸽棚里爱抚自己的清纯。

然而，如果一个人要设计建造一座房子，那么他应该具备一点新英格兰人的精明，免得自己不知不觉地进入一家作坊、一座没有线索的迷宫、一座博物馆、一家贫民院、一座监狱，或一座豪华的陵墓中去。首先要想一想，一座微不足道的庇护所并非绝对必要。我就曾看到佩洛布斯科特河一带的印第安人，在这个镇上，住在由薄薄的棉布搭起的帐篷里，而周围的大雪有一英尺之深，我想他们倒是希望雪下得更深一些，帮他们挡挡风。如何体面地生活、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正当事业，这个问题过去一直困扰着我，现在不然，因为我对此已有些麻木了。过去，我常常看到铁路边有一只大箱子，6英尺长、3英尺宽，夜里，工人们将他们的工具锁在里面，这使我想到，花上1美元，每一个生活艰辛的人都可以得到这样一只箱子，他们可以在上面钻几个孔，至少可以透透气，这样一来，下雨和过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钻进去，合上盖子，自由自在地爱，心灵也获得了解放。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一点也不会遭人鄙视。你可以随心所欲，彻夜不眠，起身外出时，也不会有什么大房东二房东跟着你，向你讨房租。住在更大更豪华的箱子里，你得支付房租，许多人为此一直烦到死，而住在这种箱子里，保你冻不死。我一点也不开玩笑。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你可以轻视它，但却不能置之不理。粗壮结实的民族，过去主要在露天生活，后来则用大自然提供的现成材料，建成了一座舒适的房子。1674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印第安人总督古金说：“他们最好的房子，屋顶都是用树皮做的，干净清爽，紧密温暖。这些树皮是在干燥的季节，从树身上脱落下来的，然后趁树皮还翠绿，用相当重的木材压成一片一片的大片。……差一点儿的房子，屋顶也是用灯芯草编成的席子做的，同样紧密温暖，只是没有前者那么漂亮。……有些房子我亲眼见过，60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经常在他们的棚屋里过夜，发现它们跟英国最好的房子一样温暖。”他接着还说，这些室内的地上或墙上通常铺着或挂着镶花地毯，各种器皿一应俱全。印第安人已经非常先进，能够在屋顶开个洞，吊一张席子，用一根绳子做开关，调节通风。当初，这种房子只要一两天就可造好，然后花上几个小时就可拆掉，重新搭好，每个家庭都有一座这样的棚屋或棚屋里面的几间房间。

在野蛮时代，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座最好的遮蔽所，足以满足其粗陋而简单的需求；但是我认为，我这么说还是有分寸的：尽管空中的飞鸟有其巢，地上的狐狸有其洞，野蛮的人有其棚屋，可是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有房子的人还不到一半。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里，有房子的人只占全体居民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要想得到这件遮身外套，就得年年付房租，无论是夏日还是冬日，外套是少不了的，而这笔房租本来可以买下一个村子的印第安棚屋，现在却让他们活多久穷多久。这里我无意比较租房与有房的优劣，但是很明显，野蛮人有房，因为房价不贵，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因为他买不起，而且，从长远来看，他也未必付得起房租。但是有人答辩说，可怜的文明人只要付一笔租金，就可得到一处住所，同印第安人的棚屋相比，文明人的住所就像一座皇宫。每年只要支付25～100美元的房租（这些是乡村价），他就可以享受经过世代改进了的成果，包括空旷的房间、干净的油漆和墙纸、拉姆福德壁炉、内涂灰泥的墙面、软叶窗、铜质水泵、弹簧锁、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享受这些成果的据说常常是那些可怜的文明人，而野蛮人虽然没有这些，但却自有其富饶。如果说文明真的改善了人的条件——我想也是，虽说只有聪明的人才使他们的有利条件得到了改善——那么它必须向世人表明，它已造出了价格不高、房型更好的住所，所谓物价，指的是用以交换物品所需的那部分人生，或者现在，或者以后。这一带的普通房屋，大约要800美元一幢，要积攒这一笔钱，需要一个劳动者10到15年的生命，即使他没有家室所累；就按一个人一天的劳动价值为1美元来算吧，因为有人收入多，就会有人收入少，如此一来，他得耗费大半辈子的生命，才能得到他的棚屋。假设他依旧租房，那也只不过是在两件坏事中选一个，结果同样令人怀疑。在这些条件下，野蛮人会拿他的棚屋来换一座皇宫吗？

就个人而言，拥有这多余的房产，其全部好处就在于储备资金，留待未来之用，好在丧葬时有钱付丧葬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别人也可以做出如此猜测。但是人或许用不着安葬自己。不过这倒也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重要区别；为了保存种族的生命，使其更臻完善，他们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这无疑是为我们好，但却大大地牺牲了个人的生活。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为了得到眼前的好处，人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还想指出，我们本可以得到所有的好处，而不必遭受任何损失。你们说贫穷一直跟随着你们，还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也酸了起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我的邻居，康科德镇的农夫，他们的日子至少和别的阶层一样好，一想到这，我就发觉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已经苦干了20年、30年，甚至40年，为的就是成为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是他们附带抵押权而继承下来的，要不就是借钱买来的——因此我们可以将他们劳动的三分之一作为房屋的代价——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购房的借款偿清。不错，抵押权有时超出了农场的价值，结果使农场本身成了一个大累赘，但是依然发现有人想继承，因为正如他所说，他跟农场太熟悉了。找估税官询问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也无法一口气说出12个住在城里拥有农场而又免税、清白的人来。如果你想了解这些家宅的情况，你可以到银行去询问抵押情况。真正用劳力来支付农场债务的人，少之又少，真要有的话，任何一个邻居都可以将他指出来。康科德能否找出3个这样的人，我都表示怀疑。过去人们谈起商人时说，大多数商人，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七的商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话也同样适用于农夫。然而说到商人，其中有一位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失败大多不是亏本，而只是由于不方便，没有履行合同，换句话说，信用道德垮掉了。但这样一来，问题要更糟，而且还会使人想到，就是剩下的百分之三，也拯救不了他们的灵魂，况且跟那些老老实实失败的人相比，他们的破产状况或许更糟。破产啦、拒付债务啦，这些就是一块块的跳板，我们的文明有一大部分就是在这些跳板上跳跃，翻筋斗的，而野蛮人则站在饥饿这块没有弹性的厚板上。不过，每年一度在这里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牛展，总是大为成功，好像农业机器所有的联结都很顺畅。

农夫一直在设法解决生活问题，但是所用的方法却比问题本身更复杂。为了得到些蝇头小利，他投机做起了畜牧生意。他用一根细细的套索，十分娴熟地设置了一个陷阱，想“捕捉”安逸的生活和足以维持闲居生活的收入，但是还没等他转过身来，他自己的一只腿却掉了进去。这就是他贫穷的原因；同样，尽管我们有奢侈品围着，但是跟野蛮人的上千种安逸相比，我们依然贫困。正如查普曼所歌唱：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宏伟

把各种天上的安逸淡薄得如同空气。

等农夫得到了房子，他不仅没富，反而更穷了，因为房子占有了他。按我的理解，这正是莫摩斯反对密涅瓦造房的正确缘由，莫摩斯说她造的房子“不好移动，否则的话就可以避开可恶的邻居”；这条反对缘由依然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的房子一点也不适用，我们不是住在里面，而是给囚禁在里面，至于那要避开的可恶邻居，正是我们可鄙的自我。在这个城市里，我至少认识一两家人，他们盼了一辈子，想把郊区的房子卖掉，搬到乡下去住，但一直没能如愿，唯有死亡才能使他们彻底解脱。

就算大多数人最终能够拥有或租用配备了各种改进设施的现代房屋。虽然文明在不断地改善着我们的住房，但它却没有同时改善住在房子里面的人。文明创造了宫殿，但却不易创造贵族和国王。如果文明人的追求价值还不如野蛮人，如果他的大半生都在忙于得到这些粗俗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的生活，那么他又何必要拥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所呢？

但是这些贫穷的少数人又如何过日子呢？或许人们会发现，有多少人的外部境遇比野蛮人的好，就会有多少人的外部境遇比野蛮人的差，他们之间是一种正比关系。一个阶级在享乐，另一个阶级就必然在吃苦。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则是贫民院和“默默无语的穷人”。给法老建造金字塔陵墓的众多工匠，只能靠大蒜为生，而且死后还不一定能得到体面的安葬。给宫殿造好了飞檐的石匠，晚上回到了或许连棚屋都不如的茅舍里。有人认为，在一个处处显示文明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未必比野蛮人的潦倒，真要是有了上述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是潦倒的穷人，而不是潦倒的富人。要想明白这一点，不用远看，只要看一看铁路边，到处都是简陋的小屋，这是文明进程中最没有进展的东西；每天散步，我都能看到有许多人挤在那肮脏的小屋里，整个冬天，为了透光，他们将门开着，却看不到一点火堆，通常火堆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无论是老是幼，由于怕冷受苦，长期以来习惯于蜷缩成一团，因而他们的躯体永久地蜷缩起来，他们的四肢和感官的发展也停滞不前了。比较公正的做法应该是去看一看这个阶层，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现这一代人特色的工程才得以完成。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场里，各种名目的技工，情形大致也是如此。或许我可以将你引向爱尔兰，那地方在地图上是绘为白色或标为开明地区的。不妨将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跟北美印第安人或南太平洋岛民，或任何其他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过，因而没有堕落的野蛮人的身体状况做一番比较。我深信野蛮人的统治者和文明人的统治者一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能说明与文明并存的东西何等污秽。现在我根本不必提我们南方各州的雇工，他们生产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而自己也成了南方的主要产品。我只说一说那些状况还算中等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没考虑过，一座房子该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本不必贫困，但实际上却是穷了一辈子，因为他们老想拥有一座跟邻居家一样的房子。就好像一个人总要穿裁缝给他做的各种衣服，或者，由于渐渐甩掉了棕榈叶帽子，或土拨鼠皮做的软帽，他便不断地抱怨时代的艰难，因为他居然买不起一顶皇冠！要造一座比现有的房子更便利更豪华的房子还是可能的，但是大家都承认，这笔造价我们付不起。难道我们老是要研究如何得到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是有时满足于少一些。难道那些可尊敬的市民就是这样言传身教，一脸严肃地让年轻人在死之前多准备一些套靴、雨伞，还有空空如也的房屋，来招待并不存在的客人？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的那样简单？我们把民族的恩人称为天上的信使，给人类带来天神礼物的使者，当我想起这点时，脑海里总是想不出他们的身后有什么随从，或整车整车的时髦家具。既然我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比阿拉伯人高出一筹，那么我们的家具就应当比他们的更复杂，假如我同意上述观点——这种同意不是挺怪的吗？那么情况会怎么样？现在，我们的房子里堆满了家具，脏兮兮的，一个好主妇宁愿将大部分家具扫进垃圾坑，也不愿放着早上的活儿不做。早上的活儿！在这个世界上，面对曙光女神奥罗拉的曙光和曼侬的美妙音乐，人们早上的活儿应该是什么呢？我的写字台上有三块石灰石，但是我发现它们每天都需要清理灰尘，这把我吓坏了，我头脑中的灰尘还没清理完呢，于是我厌恶地将它们扔出窗外。那么，我怎样才能得到一座带家具的房子呢？我宁愿坐在露天，因为草上不积灰尘，除非人类已在那儿破土动工。

骄奢淫逸的人开创了新的风尚，让芸芸众生步步跟随。在所谓最好的旅店投宿的人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旅店的老板把他当成了萨丹纳帕路斯，如果他顺从了他们的怜悯，那么很快他就会失去他的阳刚之气。我想在火车车厢里，我们倾向于将钱更多地花在奢侈的设施上，而不是花在安全和方便上，结果安全和方便没得到，相反车厢倒成了一个现代客厅，里面有长沙发、土耳其睡榻、百叶窗，还有上百件其他的东方物品，这些是我们从东方引进来的，本来它们是为天朝的六宫粉黛和妻妾后妃发明的，就是乔纳森听了，也会感到羞愧的。我宁愿坐在一只南瓜上，独自拥有南瓜，也不愿和人一起挤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我宁愿坐在牛车上，来去自由，也不愿乘坐游览火车的花哨车厢去天堂，一路呼吸污浊的空气。

原始时代，人类的生活简单朴素，无遮无掩，这至少有一个好处，即他依然是大自然中的一名过客。吃饱睡足，精神焕发之后，他又开始考虑上路。可以说，他住在人世间的帐篷下，穿过峡谷，越过平原，爬上山峰。但是，瞧！人类已经成为他工具的工具。过去饥饿时便独自采摘果子的人，现在则成了农夫；过去在大树下庇荫的人，现在则成了管家。现在人类不再搭营过夜，而是在地球上安了家，忘记了天空。我们之所以信奉基督教，无非是因为这是改善农业的一种方法。我们已经为尘世造好了府邸家宅，并为来世造好了坟茔墓冢。最好的艺术品表现的是人类如何从这一境遇中解脱出来，但是我们的艺术效果仅仅是让这低级的境遇变得舒服，而更加高级的境遇则被抛至脑后。实际上，这个村子就没有艺术品的一席之地，就算是有些艺术品传到我们手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和街道也无法为它提供合适的垫架。挂画找不到钉子，放英雄或圣徒的半身塑像又没有架子。当我想到我们的房子是如何建成的，房钱有没有付，他们的内部经济是如何管理得以维持的时候，我不禁感到纳闷儿，为什么客人在赞赏壁炉架上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时，地板不会下陷，让他跌落到泥土味很浓但却坚实牢靠的地窖里。我不能不看到，这个所谓富饶优雅的生活，无非就是让人向上跳跃，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上面的艺术装饰，我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跳跃上，因为我记得，人类肌肉跳跃的最高纪录，还是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能从平地跳到25英尺高。如果没有人为的东西加以支撑，就是跳到那个高度，也必然要落到地上。我不禁想问一下举止不当的业主，首先，是谁在支持你？你是那百分之九十七失败中的一个，还是那百分之三成功中的一个？如果你回答了这些问题，或许我会看一看你那些华而不实的小装饰，发现它们无非是些装饰品。马车套在马前，既不漂亮，也不实用。用漂亮的物品装饰房屋之前，我们必须先将房子的墙剥干净，然后再将我们的生活剥干净，同时还要有美好的家政和美好的生活做基础。现在，美的品位大都是在户外培养的，那里既没房子，也没管家。

老约翰逊在《神奇的造化》一书中谈及了本镇的最早移民，他和他们是同龄人，他告诉我们：“他们在某个小山坡上掘一个地洞，作为最早的栖身之处，他们将泥土高高地堆在木头上，在最高一侧生起烟火，烘烤泥土。”他们没有“给自己造房子”，他说，“直到上帝祝福，让大地给他们带来了面包，养活他们”，第一年谷物歉收，于是“有好长一段季节，他们不得不减少口粮”。1650年，新尼德兰州的秘书长，为了给想到那儿移民的人提供信息，用荷兰文写了一段更加详细的介绍：“新尼德兰，尤其是新英格兰那些人，起先无法随心所欲地造农舍，他们只能在地上挖一个方方正正的坑，像地窖一样，六七英尺深，长宽随他们定，在坑里的墙壁四周围上木板，再在上面钉上树皮或别的什么东西，防止泥土塌陷进来；地窖的地上铺上木板，顶上用护壁板作天花板，架起一个斜梁屋顶，上面再铺些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就可以全家住在里面，防雨取暖，过上两年、三年，或四年，可以推测，根据家庭的大小，地窖里也隔成了数小间。殖民地开始的时候，有钱有势、有头有脸的新英格兰人，一开始就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原因有两条：第一，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造房上，免得下一个季节没粮食吃；第二，不想使从本国带来的大批穷劳工灰心丧气。过了三四年，等到田野适合耕种了，他们才花上几千块钱，为自己建造豪华的房子。”

从我们祖先所采取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至少是深谋远虑的，好像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当务之急。但是这种当务之急现在得到了满足吗？当我想为自己弄一套豪华的住宅时，我不禁踌躇不前，因为这片国土还适应不了人类文化，我们还不得不削减我们的精神面包，削得比我们祖先做的全麦面包还要薄。这倒不是说所有的建筑装饰都应弃置一边，就是在最初的阶段也非如此，而是说房屋的内部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我们首先应将室内搞得美一点，就像贝类动物的内壁，但也不要美得过分。然而，唉！我去过一两户人家，知道它们的室内装饰的是什么样子。

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退化到住山洞或棚屋，或穿兽皮的地步，但是如能享受人类付出很大代价、辛辛苦苦发明而来的种种好处，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在我们这一带，木板和盖板，石灰和砖头比较便宜，而且比可以住人的山洞，或整木，或大量的树皮，或做好的泥坯，或平坦的石块更容易得到。我这么说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既熟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只要多动一动脑筋，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材料，使自己变得比最富的人还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是一个更有经验，也更为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紧来叙述自己的实验吧。

1845年3月底，我借来一把斧头，来到了瓦尔登湖边的森林，想在最近的地方给自己造一座房子，我先砍了一些高耸入云的小五针松做木料。刚开始做事，如果不借点东西，那是很难的，但是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让你的同胞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斧头的主人将斧头借给我的时候说，这是他最珍爱的东西，但是我还他的时候，斧头比刚借的时候还要锋利。我工作的山坡遍地松树，令人心旷神怡，透过松树，我看到了小湖，看到了一片林中空地，森林里，松树和山核桃郁郁葱葱。小湖里的冰还没完全融化，不过有一些地方已经化开了，黑黝黝的，浸满了水。我在那儿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偶尔飘过几阵小雪，但是大部分时间里，当我回家，经过铁路时，我看到黄沙堆绵绵延伸，在蒙蒙雾气中一闪一烁，春日下，铁轨闪闪发亮，我听到云雀、鹊鹨，还有其他的鸟儿已经展开歌喉，和我们一起歌唱新的一年。春日融融，令人感到不满的冬日正和大地一起融化，一直蛰伏的生命开始舒展自己。有一天，我的斧柄掉了，我砍了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做楔子，用石块将它敲进去，然后连柄带斧一同放到湖水里浸泡，好让木头膨胀。这时我看到一条有条纹的蛇蹿到水里，躺在湖底，显然没有什么麻烦，它在湖底躺了一刻钟，竟跟我待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或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状态中恢复过来吧。照我看，人类目前之所以处于低级、原始的状态，原因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人类能够感受到万春之春的影响在唤醒自己，他们必然会上升到一个更加高级、更为精妙的生活状态中。从前，每逢降霜的早晨，我总看到路边有一些蛇，它们的一部分躯体还十分麻木，不够灵活，正等待着太阳的融化。4月1日，天下起了雨，冰融化了，但是大清早，雾气蒙蒙，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鹅在湖上四下摸索、苦苦哀鸣，好像迷了路，又像是雾的精灵。

就这样，我连续干了几天，用我这把狭小的斧头，伐木丁丁，砍削木料，还有立柱和椽木，我既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学者般的思维，有的只是自吟自唱：

人人都说他们懂得很多；

但是，瞧！他们却振翼逃离了——

艺术，科学，

还有千般技艺，

其实只有吹动的风

才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我把主要的木料砍成6英尺见方，大部分立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只砍一边，其余各边则留下树皮，这样一来，这些木料跟锯出来的木料一样直，而且更结实。这时我还借了一些其他的工具，于是我将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又在顶上留了个榫头。我在林中度过的白昼不算很长，但我常常带着黄油面包当午餐，中午，我坐在自己砍下的绿色松枝上，抽空读读裹面包的报纸，面包上散发出阵阵松枝的芳香，因为我的双手涂了一层厚厚的松脂。在我收工之前，松树已经成了我的朋友，虽然我砍了一些松枝，但它们并没有与我为敌，我跟它们是越来越熟悉了。有时候，斧声将林中的散步者吸引来，于是我们就愉快地聊了起来，谈谈我砍下的木屑。

我干活儿不急不忙，只是尽我所能，因此，到了4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做好，可以竖起来了。我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做木板，詹姆斯·柯林斯是位爱尔兰人，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据说他的棚屋是座非凡的好房子。我到他家看房子时，他不在家。我在屋外来回走着，刚开始，屋里的人并没有注意到，因为窗户既深又高。房子很小，屋顶尖尖的，也没什么好看的，四周的污泥堆得有5英尺高，好像一堆肥料。虽然屋顶大多给太阳晒得翘曲起来，而且很脆，但它仍是一块最完好的部分。没有门槛，只是在门框下有一条供鸡群终年进出的通道。柯林斯夫人来到门前，请我到屋里去看看。我一进，鸡群也纷纷拥了进去。屋内很暗，大部分地板都很脏，冷冰冰、潮腻腻的，令人浑身寒战，这儿的木板东一块，西一块，经不起搬动。她点了一盏灯，让我看看屋顶和内墙，还有一直延伸到床底的地板，她提醒我不要踏进地窖，这只是一个2英尺深的尘土洞。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屋顶的木板是好的，四周的木板是好的，窗户也是好的”——最初有两个方框，现今只有猫从那儿进出。这儿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一个在屋里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阳伞、一面镀金的镜子，还有一个新颖别致、钉在小橡木上的咖啡豆研磨机，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交易很快达成，因为詹姆斯这时也回来了。今晚我得付给他们4美元25美分，他们则于明早5点钟搬家，在此期间，房子不得售于他人，6点钟房产归我所有。他说最好是早点搬进去，省得别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数目不清而又无理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这是唯一的麻烦。早上6点，我在路上碰到了他们一家。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全部的家当都在这一大包里，只少了那只猫，它跑进了森林，成了一只野猫，而且，据我后来所知，它踏上了为捉土拨鼠而设的陷阱，最终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早上，我把棚屋拆了下来，把钉子拔出来，然后一小车一小车地将它们运到湖边，把木板铺在草地上，让太阳把它们晒白，恢复原状。驾车经过林间小径，一只早起的歌鸫不时向我发出一两声悦耳的歌声。一个名叫帕特里克的小伙子不怀好意地告诉我，一个名叫塞利的爱尔兰邻居，趁着我装车的间隙，将仍然可以用的、笔直的、可以钉的钉子、U形钉和墙头钉全都塞进了他的口袋，我回来和他打招呼时，他正站在那儿，精神饱满，春思绵绵，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正如他所说的，那儿没什么事儿可做。他在这儿就是代表观众，使这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事件看上去就像是在搬特洛伊的众神神像。

我在小山的南坡挖好了我的地窖，土拨鼠也曾在这儿挖过洞，我挖掉漆树和黑莓的根，再去掉残留在下面的植物痕迹，地窖6英尺见方，7英尺深，一直挖到细沙出现为止，这样一来，无论哪个冬天，土豆都不会给冻坏。地窖的两侧装上搁板，但却没有砌上石块；不过太阳从不晒到它们，沙土也保持原样。这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工作。对于破土动工，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几乎在所有的纬度，人们都在挖掘泥土，希望得到无甚变化的温度。就是在城里最豪华的房屋下面也能找到地窖，他们跟古人一样，将块根堆放在里面，就是将来上层建筑久已消失后，后人也会从地上发现它的凹陷痕迹。房子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个门廊罢了。

最后，到了5月初，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我把屋框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什么必要，只不过是想借此机会跟邻居联络联络感情。有这些朋友相助，帮我树起屋架，我真是三生有幸。我想，有那么一天，他们一定会齐心协力，树起一些更崇高的结构。7月4日，木板刚铺好，屋顶刚架上，我就搬了进去，因为木板的边已经削得很薄，相互搭接上了，防雨是一点不成问题的；实际上，在铺木板之前，我已在一边打好了烟囱的地基，所用的两车石头都是我从湖边抱上山的。秋天，锄好地后，趁着还不必生火取暖，我就把烟囱造好了，在此期间，我总是一大早到户外的地上去烧饭做菜；至今我仍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比通常用的方式更方便，更令人愉快。如果下了大雨，而我的面包还没烤好，我就拿几块木板挡在火的上面，自己则坐在板下，照看我的面包，就这样，我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我手头的活儿很多，因而无暇看书，但是地上的零星碎纸、垫子或台布，给我带来了同样多的乐趣，实际上不亚于我读《伊利亚特》。

造房时，如果考虑得更仔细一点，或许得益匪浅，比方说，一扇门、一座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拥有什么样的基础，或许我们就不该立什么上层建筑，除非我们找到了比满足暂时需要更好的理由。人类造房与鸟儿搭巢一样，都是合情合理的。谁知道呢？如果人类亲手造好了自己的房子，并且简单而真诚地养活了自己及其家人，难道他们的诗意才华不会在全球得到发展，就像如此做的小鸟，其歌声传遍了全球一样？但是，唉！我们倒是像那牛鹂和杜鹃，将蛋下到别的鸟巢里，发出的声音也是叽叽喳喳，粗糙刺耳，游人听了自然得不到快乐。难道我们就这样将造房的乐趣永远地让给了木匠？在大量的人类经验面前，建筑物算得了什么？我从事过不少工作，但还从未碰到过一个人，从事着像自己造房这样简单而又自然的工作。我们是社会的一部分。位居人类老九的不仅有裁缝，还有牧师、商人和农夫。这种劳动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它的最终服务目的是什么？当然别人也可以代我思考，但是假如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我思考，这就不可取了。

不错，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至少我听说有一位，他有一种想法：使建筑上的装饰成为一种真理之核心，一种必需，进而一种美，好像这是上天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看，恐怕一切都是好的，其实这比半瓶子醋的艺术爱好者只不过高明一点儿。作为一个在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者，他不是从基础，而是从飞檐着手。这只不过是如何将真理的核心放进装饰里，使每颗小糖果实际上都含一粒杏仁或葛缕子籽——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没有糖，杏仁反而更有利于健康——而不是居民，即住在屋里的人，如何屋里屋外将房子真实地建造起来，而让装饰顺其自然。哪个有理智的人会认为装饰是件外在的东西，无非是张表皮，认为乌龟获得带斑纹的甲壳，或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都要跟百老汇的居民建造三一教堂一样，要签一张合同？然而，一个人跟自己房屋的建筑风格无关，就像一只乌龟跟自己身上的斑纹无关一样；当兵的也不必那么无聊，将表现自己男子汉风度的准确色彩涂在军旗上。敌人会发现的，到了考验到来的时候，他却吓得满脸苍白。在我看，这个人仿佛俯身在飞檐上，对着屋里的粗俗之辈小声地说些半真半假的话，而屋里的人实际上比他知道的还多。我知道，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上的美是由内渐渐向外延伸的，是从住在里面的人（他们是唯一的建筑师）的需要和性格中渐渐生长的，是从某种不知不觉的真理和高贵中发展起来的，丝毫没有顾及外表；如果还有什么这种类型的美一定要产生的话，那么此前一定有了一种不知不觉、与此相同的生命之美。油漆工都知道，这个国家最有趣的住宅，通常是穷人那些毫无矫饰的简陋木屋和农舍；住宅是居民的外壳，使这些住宅别有风姿的不是它们表面的特性，而是住宅里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的要算市民们建在郊外的那些箱形木屋，他们的生活简单，恰似人们的想象，他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住宅的风格效果。大多数的建筑装饰都是虚设，一阵9月的大风就会把它们揭掉，就像剥掉借来的漂亮衣服一样，而住宅的主体部分却丝毫无损。不用在地窖里存橄榄和老酒的人，就是没有建筑学也过得去。如果在文学中，人们也是费心费力，去追求什么文体装饰，如果我们的《圣经》建筑师也像教堂建筑师一样，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飞檐，那会怎么样？纯文学、艺术和教授们就是这样缔造出来的。不用说，一个人关心的是这几根木条是斜放在它上面呢，还是放在它下面，他的箱形房屋上应该涂什么颜色。说真的，如果他把这几根木条斜放，并在屋上涂上色，那还是很有一点意义的；但是，如果居住者身上的精神已随之而去，那么造房子也就无异于给自己做棺材——即坟墓建筑学——“木匠”只不过成了“棺材制作者”的另一种叫法而已。有一个人在绝望或对人生失去兴趣时说，在你的脚下抓一把泥土，就把你的房子涂成那种颜色吧。他想的是他临终时的狭窄小屋吗？那还得为此丢上一块铜币呢。他的闲暇一定很多！为什么要抓一把泥土呢？最好还是用自己的肤色来油漆房子；让它为你感到苍白或脸红好了。改善农舍的建筑风格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等你准备好我的装饰，我一定使用它们。

入冬之前，我造了一只烟囱。我的房子已经漏不进雨，但我还是在四周钉了一些木板，这些木板是用刚砍下来的木头做成的，不算最好，而且树液很多，我不得不用刨子将它们的边刨平。

就这样，我给自己造了一座密不透风、钉上木板、涂有灰泥的房子，房子长15英尺，宽10英尺，立柱高8英尺，屋里有一个阁楼，一间盥洗室，每一侧有一扇大窗户，两个活板天窗，一端还有一扇大门，门对面有一座砖头砌的壁炉。造房子的活儿全是我一个人干的，如果不算人工，只算我买建材时所付的一般费用，那么我的房子的准确支出如下：我报得很详细，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准确地说出他们的房子究竟花了多少钱，而能够说出构成房屋各种材料不同价格的人，即使有，也是更少了：

所有的材料都在这儿，其中不包括我依法在政府公地上定居有权取用的木料、石头和沙子。我还在边上搭了一间柴棚，主要是用我造房剩下来的材料盖起来的。

我还想给自己造一座房子，就气派和奢侈来说，远远超过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座，只要它使我愉快，而且造价比我现在的房子便宜。

由此我发现，想要找一个住所的学生，只要付一笔不高于他每年支付房租的费用，就可以得到一座可以终身享用的房子。如果说我的话言过其实，那么我的理由是我是为人类夸耀，而不是为自己；我的缺点和前后不一并不影响我的言辞的正确性。尽管我有不少的虚伪和说教——这就像小麦中含有糠秕，二者很难分开一样，对此我和别人一样感到遗憾——然而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在这件事上挺直自己的身子，这对心灵和身体都是一个莫大的宽慰；我已下定决心，绝不会屈辱地去做道德评判员。我要尽量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光是一间学生宿舍，每年就要花30美元，而这间学生宿舍只不过比我的房间略大一点儿；这家公司真是捞足了好处，在一个屋顶之下并排造了32间房子，而房客深感不便，因为周围的邻居又多又吵，有时或许还要住在四层楼上。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多一点真知灼见，那么不仅可以减少教育的需求，因为，说真的，人们已经得到了更多的教育，而且受教育要交费的现象也会大大消失。在剑桥，或别的什么地方，学生需要这些便利，如果双方处理得当，他或别的什么人就可以少牺牲10倍的生命代价。最花钱的东西并非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比方说，学费是收费账单中的一项重要费用，但是，他和同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来往，从中得到了最有价值的教育，却分文不付。建立一座学院的方式通常是找人捐钱，捐进大把大把的美钞，然后就开始盲目地遵从劳动分工的原则，盲目地简直到了家，而这个原则实在是非得慎重其事不可的，以后他们就招进了包工头，于是包工头就做起了这笔投机生意，雇来爱尔兰人或其他的什么人，正式奠基开工，而要生存的学生据说就只好使自己适应这个房子了；由于这些失策，一代一代的学生就只好付钱交费了。我想如果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得益的人，自己动手奠基，事情就会比这好得多。那些获得了垂涎已久的悠闲和休息，故意逃避必要的人生劳动的人，得到的只不过是可耻和无益的悠闲，而使悠闲结成硕果的经验，他却没有学到。“但是”，有人说，“你是不是说学生应该用手去工作，而不是用脑子？”我意并非如此，我只是说他应该如此这般多多思考；我是说他们不应该游戏人生或仅仅研究人生，而是应该从头到尾真诚地体验人生，要知道社会是在花高价支持着他们。年轻人应该立即尝试人生的实践，否则他怎么能更好地学会生活呢？我想这会像训练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思维。举个例子说，如果我想让一个孩子学点艺术和科学，我不会走常人的老路，这无非是把他送到邻近的某个教授那儿，那儿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就是不教不练生活的艺术；教他用望远镜或显微镜来观察世界，就是不教用肉眼；教他学习化学，却不教他面包是如何制成的；教他学习力学，却不教他这一切是如何挣来的；教他去发现海王星周围的新卫星，却不教他如何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尘埃，更不用说自己是一颗什么样的流浪卫星了；他在一滴醋里观察怪物，自己却被云集在他周围的怪物所吞噬。一个孩子一边自己阅读必要的材料，一边自己采矿，自己冶炼，然后用矿砂自己制作折刀，另一个孩子则一边到学院去听冶金学讲座，一边从父亲手里接过罗杰斯牌折刀，一个月后，哪一个孩子进步最快？——又有哪一个孩子的手指最有可能给折刀割破呢？……令我惊奇的是，我离开学校之前得知，我居然学过航海！——天哪，我只要到海港边去转一圈，我就会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即使是贫困的学生也在学习，但是学院里教的仅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与哲学同义的生活经济学却没有认真教过。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一面在读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赛伊，一面却使其父陷入到无可挽救的债务之中。

学院是这样，一百种“现代改进设施”也是如此，人们常对它们抱有幻想，却总不见有积极的进展。魔鬼很早就在设施上投了股，以后又不断加股，然后便不停地索取复利，一直要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些漂亮的玩具，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集中于一本正经的事。这些发明只不过是些改进了的方式，希望以此来获得未经改进的目标，其实这一目标唾手可得，就像通到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我们急匆匆地在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铺设一条磁性电报线，可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新闻需要报道。就像一名男子，热切地想见一位耳聋的著名夫人，可是等到引见给这位夫人，而且助听器也放到了他的手上时，他却无话可说，你说双方尴尬不尴尬。好像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得快，而不是谈得有理智。我们急不可耐地想在大西洋底筑一条隧道，好让旧世界提前几周到达新世界；但是刮到美国人宽大耳朵里的第一条信息，或许就是阿得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携带的未必是最重要的信息；他毕竟不是福音传教士，也不会跑来跑去吃蝗虫和野蜜。我怀疑飞行的恰尔德斯是否带过一些玉米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感到奇怪，你怎么不攒点钱；你喜欢旅游；你可以乘上车，今天就去菲茨堡，开开眼界嘛。”但是我比这更聪明。我知道，最快的旅行要算步行。我对朋友说，假如我们试一试看谁先到那儿。路程是30英里，车费是90美分。这差不多等于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在这条路上，工人一天的工资是60美分。好吧，现在我开始步行，天黑之前到达那儿；我按照这种速度旅行，走了一个星期。而你呢，这时却要赚车钱，得到明天的某个时候才能到达，如果你碰巧及时找到了工作，也许今晚就可到达。然而你菲茨堡并没有去成，而是大半天在这儿工作。所以说，如果铁路绕世界一周，我想我一定会走在你的前头；至于说见见世面，多点这方面的阅历，那我就只好跟您断绝往来了。

这就是普遍的法则，你就是跟它斗智也斗不过它，至于铁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既宽且长。要想给人类造一条环球铁路，不啻于将地球的所有表面都筑平。人们稀里糊涂地认为，如果坚持这种合股风投方式，不停地挖掘，他们就可以分文不花，很快驶向某地，到那时，人们将蜂拥而至，冲向车站，列车员一声大喊：“大家上车！”这时，烟雾吹散，蒸汽凝结，人们看到，上车的只有少数人，其余的则被火车碾过去了——人们会称此为“一件令人哀伤的偶然事故”，事实也将如此。不错，赚足了车费的人最后终能上车，假如到那时他们还没死的话，但是到了那时，他们或许已经失去了开朗的心情和旅游的欲望。牺牲最美好的年华，辛苦赚钱，为的就是在最没价值的辰光里享受那令人怀疑的自由，这种做法使我想到了到印度去的英国人，他们最初是想发一笔财，好在回英国时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他倒不如马上住进阁楼。“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棚户简屋里大叫起来，“难道我们造铁路不是一件好事？”是的，我回答说，是比较好，不然你们做的会更糟；由于你是我的兄弟，所以我希望你应该过得更好，而不是在这挖掘泥土。

房子造好之前，我就想通过诚实而怡人的手段，赚他10或12美元，以满足我额外的支出，我在房屋附近两英亩半的松软沙土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蚕豆，也种了少量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整个占地一共11英亩，大都种着松树和山核桃，上一个季节，每英亩卖到8美元零8分。一位农夫说这块地“除了养叽叽叫的松鼠外，别的没什么用处”。我在这块地上没有施肥，我又不是土地的主人，只是一个合法定居者，况且我也不想再栽种这么多的东西，因此没有一下子将土地全都锄完。耕地时，我挖出了好几考得的树根，够我用好长一段时间的了。我还留了一小块土地没有开垦，夏天，这里的蚕豆郁郁葱葱，一眼就可将它认出来。我屋后的树已死，大多都卖不掉，再加上从池塘边漂来的木头，这些为我提供了剩余的燃料。我还得雇一组马和一个帮工帮我耕地，尽管掌犁的还是我。第一个季节，我的农场支出为14元7角2分半，主要用于工具、种子、工钱等。玉米种子是别人给我的。这也花不了多少钱，除非你要种得太多。我收获了12蒲式耳的蚕豆，18蒲式耳的土豆，此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了，没什么收成。我的全部农场所得为：

除了已消费的和手上所剩的农产品，估计有4.5美元，我手上的这笔存额足以抵消掉我没有种植的那点蔬菜。综合各种情况，也就是说，考虑到一个人灵魂和现在的重要性，尽管我的实验用时很短，不，或许就是因为时间短暂，我相信我这一年的收成比康科德任何一位农夫都好。

第二年，我干得更好了，因为我将所需要的土地全都铲平了，一共大三分之一英亩。从前两年的经验中，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被众多的农业名著所吓倒，其中包括亚瑟·扬的作品；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生活简单，只吃自己种的粮食，不多种自己吃不完的东西，不用贪婪地拿它来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需种几平方杆的土地就够了；我还发现，用铲子铲地比用牛耕地，或经常选换新地比给旧地施肥，开销要少多了，实际上，所有这一切农活儿，他只要利用夏天的闲暇，稍稍做一做就够了；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一样，给拴在一头公牛，或一匹马，或一头母牛，或猪上了。作为一个对现今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成败不感兴趣的人，我在这一点上的讲话力求公正。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位农夫都要独立，因为我没有给固定在某个房屋或某个农场上，而是随着自己的爱好行事，况且这一爱好每时每刻都在变。我的日子已经比他们好多了，就算是我的房子被烧毁，或谷物歉收，我的日子也会和从前的一样好。

我常常在想，不是人在放牛，而是牛在放人，因为前者自由多了。人和牛彼此交换了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只考虑必要的工作，那么可以看出，牛的优势大多了，因为它们有辽阔的农场。人做他交换来的那部分工作，一连6个星期割草晒干，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当然了，没有哪一个各方面生活都很简单的民族，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哲学家民族，会犯这么一个大错误，居然让牲畜去劳动，不用说，哲学家民族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很快就出现，而且这样一个民族的出现是否称心合意，我也表示怀疑。然而，我根本就不应去驯什么马或牛让它们为我干活，免得自己仅仅做一名马夫或牛倌；如果说这么做，社会成了得利者，那么我们就能肯定，一个人的所得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所失？难道小马倌会和他的主人一样有理由感到满足？就算是没有牛马的帮助，有些市政工程完不成，因而让人类和牛马一道分享此事的荣耀，难道因此就可以说，他也无法完成更配得上自己身份的工作？如果人类借助于牛马的帮助，开始从事不仅仅是多余或富有艺术性，而且还奢侈无效的工作，那么有少数人会不可避免地和牛马换工作，换句话说，成为最强者的奴隶。如此一来，人不仅为内心的牲畜工作，而且，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象征，还要为身外的牲畜工作。尽管用砖石砌成的房屋坚固结实，但是农夫的昌盛与否还要看他的牲口棚在多大程度上盖过了他的房子。据说这一带有最大的房子供牛马居住，而且城里的市政大厦也毫不落后，但是就在这个国家，用于信仰自由或言论自由的大厅却为数不多。为什么国家不能用抽象的思维能力，而要靠建造高楼大厦来纪念自己呢？一卷《福者之歌》胜过多少东方废墟啊！高塔和庙宇是公子王孙的奢侈品。一个简单而独立的心灵，绝不会听从公子王孙的吩咐，天才不是留给任何帝王的，也不是留给金子、银子或大理石的，即使留也是微不足道的。请问，锤打这么多石头为的是什么？我在阿卡狄亚时就没有看到任何人锤打石头。许多国家像疯了似的，留下大量经过雕琢的石头，一心想使自己永垂不朽。如果他们花费同样的心血来雕琢自己的风度，情况会怎样？一件有理智的事情比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更值得纪念。我更喜欢石头待在原来的地方。底比斯的宏伟是一个庸俗的宏伟。底比斯的城门有一百座之多，但是由于它偏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因此反而不如那围绕着老实人田地的一平方杆石墙那么实用。野蛮人和异教徒的宗教及文明建造了辉煌的庙宇，而你们称之为基督教的却没有。一个国家锤敲的大多数石头，最后只不过成了坟墓上的墓碑。它把自己给活埋了。至于金字塔，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这么多人屈辱到如此的地步，为那些野心勃勃的傻瓜建造陵墓，其实，这些人跳进尼罗河淹死，然后将尸体喂狗，或许更聪明、更有男子汉风度。或许我还可以为他们或他找一些借口，可是我却没这时间。至于建造者的宗教信仰和艺术爱好，世界各地大同小异，不管这个建筑是埃及的庙宇，还是美国的银行。付出总是大于所得。虚荣是动力，助手是对大蒜和黄油面包的热爱。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巴尔科姆先生追随着维特鲁威，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张图纸，然后又将它交给道勃生父子采石公司。30个世纪低头俯视着它的时候，人类却要抬头仰望着它。说到高塔和纪念碑，从前这个镇上有一个疯狂的家伙，他想从海底挖到中国去，他挖得已经很深了，据他说，他已经听到中国的茶壶和水锅烧开的声音了；但是我想，我不会一反常态地去赞美他挖的这个洞。许多人关心的是东西方的纪念碑，想知道是谁造了它们。而我呢，则想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有谁不造它们，有谁超越了这些琐碎小事。不过还是回到我的统计上来吧。

当时，我在村子里既测量，又做木工活儿，同时还要兼各种各样的短工，因为我会的手艺跟我的手指一样多，就这样，我赚了13.34美元。8个月的伙食费，也就是说，从7月4日到转年3月1日，虽然我在那儿住了两年多，但账算的还是这段时间，不过，我种的土豆、小玉米和一些豌豆没有算在内，结账时手头的存额也没有算在内——合计：

不错，我总共吃了8.74美元，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有罪过之感，况且他们的行为公布出来还不见得比我好的话，我也不会不知害臊地公开我的罪过。第二年，我有时捉几条鱼来当饭吃，有一次，我竟然杀了一只闯进我豆田里的土拨鼠——就像鞑靼人所说的，它在进行灵魂转世——为了加以验证，我把它吃了；尽管它有股麝香味，但它还是给我带来了一时的享受；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是村里的厨师把它加工成美味佳肴，长期享用它也不是件好事。

同一时期内，衣服和一些零星费用，尽管数目不多，合计：

除了洗洗补补，而这些活儿大多是在外面做的，账单还没收到，况且全部支出都在这儿了，超过了世界这一块地方的全部必要支出——全部财政支出如下：

现在，我是和那些谋求生计的读者说话。为了支付这一开销，我卖掉了农场上的产品，计：

从支出中减去此数，还剩25.2175美元，刚好是我开始时的那点钱，原就预备付出的，而另一方面，我从中获得了闲暇、独立和健康，此外我还得到了一座舒适的房子，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数字似乎随手写就，没有什么益处，但由于它颇为完整，因而也就有了某种价值。凡是我开销的，我都记了账。从上述账目中可以看出，光是吃饭一项，一个星期就要吃掉我27美分。在此之后的近两年里，我的食物无非是黑麦、没有发酵的玉米粉、土豆、米、少许咸肉、糖浆、盐和饮用水。我非常热爱印度哲学，自然以米为主食。有些人一向吹毛求疵，为了应付这些人的反对意见，我不妨在此声明，如果我偶尔在外面吃饭——我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相信以后有机会还会这么做——这对我的家庭安排常常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正如我说过的，外出吃饭是件常事，丝毫不会影响诸如此类的比较报告。

从两年的经验中我知道，即使是在这个纬度，获得一些必要的食品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一个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膳食简朴，却依然保持着健康和力量。我曾经从玉米田里采摘了一些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盐，吃了一顿，饭虽简单，但在好多方面都使我感到心满意足。我附上拉丁文学名，是因为虽是俗名，味道颇佳。请问，和平年代，日常中午，吃着丰盛而又鲜嫩的煮甜玉米，外加点盐佐味，除此之外，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还能要求些什么呢？就是变点花样，也是为了顺应一下口味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健康。然而，人们竟然经常挨饿，不是因为缺乏必需品，而是因为缺乏奢侈品；我认识的一位善良的妇人，她认为她儿子之所以丧命，就是因为只喝水。

读者会发现，我是从经济的角度，而不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的，因此他也不会尝试我所提出的饮食有度的方案，除非他家里粮食充足。

起先，我是用纯玉米粉和盐做面包，真正的锄头玉米饼，我把它们放在盖板上或盖房子锯下的木头上，然后放到户外生的火上去烘烤；但它们常常被熏黑，而且还有一股松树味。我也试过面粉，但是最后我发现，黑麦拌玉米粉最方便、也最可口。天冷的时候，连续烘烤几小片这样的面包，就像埃及人小心翼翼地照料、翻转要孵小鸡的蛋一样，这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这是我烘烤成熟的真正的谷类果实，在我的嗅觉中，它们和其他高贵的果实一样芬芳，我用布将它们包起来，尽可能长地保持这种芳香。我研究了不可缺少的古代面包制作工艺，向这些权威读物进行讨教，我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找到了人类首次发明的未经发酵的食品，当时，人类从吃野果、食生肉的野蛮状态，首次达到了这种食物的温和与优雅境界；慢慢地我又读到，据说面包的一次偶然发酸，教会了人们发酵的过程，自此以后，通过各种发酵过程，我终于读到了“新鲜、甜美、卫生的面包”，这一生命的支柱。有人认为酵母是面包的灵魂，是填塞面包的细胞组织的精神，它像灶神的圣火一样，被虔诚地保存了起来——我想有几瓶宝贵的酵母还是从“五月花”号船上带来的，它为美国干了一件大事，影响至今还在上升、膨胀、传播，就像大地上的谷物在摇曳——这一酵母我定期忠诚地到村里去取，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忘了规则，用开水烫坏了这个酵母；从这一偶然事件中我发现，其实没有酵母也是可以的——因为我这个发现过程不是综合性的，而是分析性的——从此以后，我便开开心心地省去了酵母，尽管大多数的家庭主妇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如果不发酵，面包一定不安全、不利于健康，而老人则预言生命力很快就会衰败。然而我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必不可少的要素，我就这样过了一年，现在还好好地活在这块活人的土地上；我很高兴，总算不用在口袋里装一只瓶子了，那玩意儿动不动就破裂，溅得我一身，弄得我狼狈不堪。省掉它更简单、更像样了。人这种动物，比起其他的动物，更能适应周围的环境和气候。我的面包里也没放苏打、碱或酸，我好像是在遵循公元前2世纪出生的罗马作家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加图的方子做的。“Panem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bene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indito，aquaepaulatimaddito，subigitoquepulchre．Ubibene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这段话我的理解是：“人就这样揉面做面包。先洗好手和水槽。将粗粉放进水槽，慢慢加水，然后彻底地揉一揉。揉好后，捏成面包的形状，然后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放在烘炉里。发酵一个字儿也没提到。不过我也很少使用这一类的生命支柱。有一段时间，由于囊中羞涩，我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它了。

在这块国土上，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黑麦和玉米这样的面包原料，而不用依靠上下波动的远方市场。然而，我们的生活既不简朴，又缺乏独立性，结果，在康科德，人们很难在店里买到新鲜、甜美的玉米粉，而玉米片和玉米更加粗糙，几乎没人吃。农夫把自己生产的谷物大都用来喂牲畜和猪，自己则到店里去买面粉，这至少对人的健康没什么好处，而且价钱又贵。我想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种植一两蒲式耳的黑麦和玉米，因为前者就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而后者也用不着最好的土地，只要用手将它们碾碎就可以了，没有米，没有肉，日子照样过得去。通过实验我发现，如果我一定要用高浓度的糖，只要从南瓜或甜菜中就可以得到一种很好的糖浆；我还知道，我只需栽几棵槭树，就可以更加容易地得到这种糖浆，当这些瓜菜还在生长的时候，我可以使用各种替代品，代替前面提到过的那些东西。“因为”，正如先人所唱的：

我们可以用南瓜、欧洲萝卜和胡桃叶，

酿成美酒，甜润我们的双唇。

最后说到盐，杂货之中最粗糙的东西。要想得到盐，正好可以到海滨去一趟，反过来说，如果生活中没有盐，没准儿我还可以少喝点水。我就没有听说印第安人为了盐而费心费神。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避开各种各样的交易和物物交换，至少就食物来说是如此，我已有了个安身之处，剩下的就是衣服和燃料问题了。我身上穿的裤子是在一个农夫家做的——谢天谢地，人的身上依然还有这么多的美德；因为我觉得，农夫堕落为技工，恰如人堕落为农夫，二者同样伟大，令人难忘——而到了一个新的乡村，燃料则成了一个大麻烦。至于栖息之地，如果政府不让我在此居住，我可以按我耕耘过的那块土地出让时的价格，即8.8美元，再购买一英亩的土地。但是实际上，我认为我在此居住后，倒使土地增了值。

有一些怀疑论者有时向我问这问那，例如我是否觉得光吃蔬菜就能活下去；为了立刻打击这一问题的根基——因为根基就是信仰——我回答说，就是吃板钉，我也能活下去，这种回答我已习以为常了。如果他们理解不了这点，也就无法理解我不得不说的许多事情。就我而言，听说有人在做这种试验，我感到很高兴；就像一个年轻人做了半个月的试验，光吃坚硬的连皮带穗的硬玉米，用他的牙齿做研钵。松鼠做过同样的试验，很成功。人类对这些试验很感兴趣，虽然有些老妇人对此无能为力，或享受了三分之一的磨坊遗产，但是她们可能会对此感到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