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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感觉中，1985年的文学革命是从“圈子”里开始的。李陀九十年代初在美国，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1985》，其中写到《棋王》源于阿城与郑万隆、陈建功在他家吃涮羊肉讲起的故事。因故事精彩，三人一起鼓动他写成小说，小说是由郑万隆、陈建功推荐到《上海文学》的，他当初在西安，回来才知道小说结尾做了改动。原来的故事中，王一生到棋院当了专业棋手，一脸油光，每天吃饱饭，对下棋已经没热望了。阿城下乡从山西到内蒙古再到云南，走过三个地方，算“老江湖”。他原是“星星画会”成员，画画的，“星星画会”的圈子与《今天》的圈子是重合的。李陀编《当代短篇小说43篇》，他是封面设计。

现在回头看，有了1983、1984的“电影革命”，才有1984、1985年的“文学革命”。“第五代导演”的“新电影”由张军钊、张艺谋、何群的《一个与八个》始，在《一个与八个》创造的影像基调上，才有了陈凯歌的《黄土地》。《一个与八个》之所以能诞生，是因张军钊、张艺谋、何群在电影学院毕业后，一起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恰逢郭宝昌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当艺术总监。没有郭宝昌为他们保驾开路，出谋划策，就难有《一个和八个》与《黄土地》的崛起。郭宝昌与李陀是哥们，所以，李陀对1985的贡献是在“新电影”的背后——不仅在张暖忻《青春祭》的背后，也在郭宝昌与张军钊、陈凯歌的背后。电影界的另一拨则是滕文骥与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李陀与滕文骥是哥们，与吴天明也就成了哥们。这些电影当然都与他无关，但他确实在各个“圈子”里乐此不疲。

可惜是李陀留下的文字都是片段、碎屑式的，往往都只搭了一个大框架。在《1985》中，他写到“圈子”里酝酿的“革命”：“我敢说在1980—1984年那段时间里，这种文学圈子遍布中国大陆，无所不在。它们像无数狂热的风柱到处游走、互相激荡，卷起一场空前的文学风暴。”他认为，1985是“圈子”里酝酿的“狂热的风柱”席卷文坛的结果，由此作为分界线，告别了“工农兵文艺时代”。他意识到了一个个“圈子”意味着一个个“公众空间”的形成，可惜他无暇再深入这种“公共空间”与当时的“电影革命”、“文学革命”的关系了。这就是李陀，他是一个不断要急急忙忙往前赶的鼓动家、文化活动家。

以我自己的感觉，1985年“文学革命”的主调是“寻根”，而非“新潮小说”。莫言与马原，这两大主角的创作基础其实也是“寻根”，只不过莫言将他老家高密乡为根，本是沈阳人的马原以神秘的西藏为根而已。表面看《你别无选择》很现代，与“寻根”无关，但瞿小松1985年的作品，比如《Mongdong》就是寻找神秘的荒蛮感的，他是贵州人。瞿小松、刘索拉给《青春祭》作曲，也是刘索拉聊起音乐学院他们班“牛鬼蛇神”的故事，李陀觉得太有意思，她就写成了《你别无选择》。“寻根”在1984就形成了一种动力，其实也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座标有关——福克纳是那时人人都不敢不崇拜的，他的小说的根，就是约克那帕塔法这个地方。

后人讨论“寻根”，都将1984年底《上海文学》、《西湖》杂志与浙江文艺出版社组织的杭州会议作为重要起点。这个会的重要性是，一个新锐文艺批评家群体的形成。这个会议留下了一张合影，站在前排的除了当时《上海文学》两位掌舵人主编茹志鹃与副主编、批评家李子云，还有韩少功、李杭育和批评家吴亮。李杭育1983年已经写他的葛川江系列了，这个会议，与李杭育的哥哥，浙江文艺出版社李庆西的张罗很有关系。李庆西写文学评论，那时他与上海的吴亮、陈思和、蔡翔、程德培及北京的季红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评论圈。这个评论圈形成的文学评论话语权，为1985文学革命的推进提供了保障，这些评论家当时对李陀都很尊敬。这张照片上，李陀、郑万隆与阿城都站在后排。

在我看，韩少功的《爸爸爸》发表前，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是三个推动“寻根”的很重要人物。李杭育1983年就开始经营他下乡的“葛川江”，写出了《最后一个渔佬儿》。贾平凹1983年就开始经营他的家乡商州，写出了《商州初录》。1984年冯骥在《小说界》发表了《神鞭》，郑万隆随后就回了一趟他的老家黑龙江，开始讲严寒、荒蛮的东北山林中的传奇故事。八十年代是一个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在喝酒闲聊中大把大把放肆消费时间的年代。郑万隆那时住在东四四条一个大杂院的一间小平房里，他那时似乎还在工厂当技术员，我等在小院里，他就是穿着工装，推着自行车进院的模样。他原来写的都是青年题材，《当代青年三部曲》之类。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时，他给我写了一篇《啊，朋友》，很青春的小说。1984年从东北回来，他就换了调子，开始写“异乡异闻”，将东北荒原作为他的“根”。他在《上海文学》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根》。他说：“黑龙江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小说的根。我追求一种极浓的山林色彩、粗犷旋律和寒冷的感觉。”我想，这与《商州初录》在当时的影响关系很大。没有《商州初录》，贾平凹同样不可能脱颖而出。

郑万隆与陈建功，是当时北京文学圈中与李陀走得最近的。李陀比郑万隆大五岁，郑万隆又比陈建功大五岁，他们“文革”后期在北京工人作家中就是朋友。八十年代的彼此交流真是不惜时间的。郑万隆住在北小街，陈建功住在南城刘家窑，需自行车来往。我和李陀、张承志、何志云则住得最近，何志云住我楼下，我们在白家庄，张承志在三里屯，李陀在东大桥。李陀不会骑车，常常是他到我家来，我送他回去，在路上继续聊。李陀总是说，“再走一段，再走一段”。我们到郑万隆家聚，兴致勃勃再一起从北小街走回家。那时都流行讲构思，李陀是有眼光的，他赞赏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这篇小说表面写一个强悍凶蛮的猎户与低声下气的小酒馆“老棒子”店主的对话，关系就是欠账。叙述视角的转换有意思：“他”先是凶悍的猎人陈三脚，后又是被陈三脚震慑的老棒子。最后结尾，陈三脚进山就失踪了，开春后老棒子按照他的吩咐去找刘三泰要酒钱，却发现刘三泰是个掷地有声的翩翩少年，陈三脚的儿子。可以说，“寻根”的开端是从荒僻尘封中猎奇。《老棒子酒馆》是“异乡异闻之三”，之二是经我手发在1984年《人民文学》上的《老马》。

李陀那时牵连着四面八方，1985年“文学革命”中的众多重要人物，比如马原，那时是李陀家里常客，莫言也去过。各地来京的作家、评论家、找稿子的编辑，都会到李陀向一切人敞开的家里。李陀家因此成了一个川流不息的文学交流所，也难得张暖忻，每次一帮人海阔天空，她就一人静静在里屋。李陀真的成就了很多人，“陀爷”的称谓，应该就是1985年开始叫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