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理由在太空缺席

在世界历史上，远洋航海技术的兴起，导致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辟和近代科学的一系列成就，开始了“全球文明”的时代。当今，载人航天技术的兴起，使人类走出了地球摇篮，到达浩瀚无边的太空，开始了“太空文明”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地球是人类生存之本和一切物质财富之源的断言已经过时，而宇宙空间以其无穷无尽的宝贵资源吸引着人们去开发和利用。

时间进入20世纪，世界上的一些大国将探索太空奥秘、寻找能够利用的空间资源的目光瞄准了距离地球300～500千米之遥的太空，那里是陆地、海洋和大气层之外的新空间，那里有太阳能、强辐射、高洁净、高真空、微重力、大温差、高远位置以及月球、火星、小行星上的稀有矿藏等很多地球上所缺乏的资源，在这个轨道高度上运行的载人航天器可以进行地球环境与资源探测、开展生命科学和空间医学实验、进行卫星释放等太空活动。

实现太空强国的梦想由此成为世界多个国家追求的目标。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和成就，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而且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将对世界格局和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苏联两国开始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进行航天领域的探索，开展了一场此起彼伏的太空竞赛。1961年，苏联航天员加加林率先完成了人类的首次太空飞行。1965年，苏联航天员列昂诺夫又实现了人类首次太空行走。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飞船载着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首次完成了神奇的月球之旅。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生的共和国正处在摇篮中，朝鲜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一切百废待兴。刚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中国人从过去百年的屈辱史中深刻地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目标，明确要以原子弹和导弹为重点，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事业，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发展航天事业和原子能的重大决策，从此拉开了火箭、导弹、人造卫星研制的序幕。

这一年，被西方称为“中国导弹之父”的科学家钱学森，在国外冲破重重阻力，归国参加科研攻关。

1956年，是中国航天史上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年份。金秋的一天，北京西郊的解放军466医院，刚刚被授予军衔的解放军将帅们穿着崭新笔挺的55式军服走进简陋的职工食堂，参加一个后来被写入共和国史册的庄严仪式。聂荣臻元帅对着台下的200多人，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天正式成立了。”说到这儿，他转过头来看了看坐在身边的钱学森，指着钱学森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从今天开始，他就是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了，由他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工作。”如雷的掌声中，钱学森站起身，微笑着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聂荣臻元帅还特别强调了五院的建院原则：“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这一方针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认可，后来，逐渐成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

这一天是1956年10月8日，中国火箭、导弹事业正式奠基。火箭、导弹既是国家防卫重器，也是发展航天事业的首要工具，所以，这一天也被作为了中国航天事业创建的纪念日。

正当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一穷二白”中迈出第一步时，美苏两国已经开始了宏大的航天计划，他们把航天领域的较量，看作国家实力的角逐，都渴望凭借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仅1951年和1952年两年，苏联就发射了6枚生物探空火箭，到1956年苏联已累计发射了22枚火箭，上天进行试验的狗也达到20只。美国也毫不示弱，在1955年3月10日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的“先锋计划”，准备短期内连续发射多颗卫星上天。正当美国为这一计划沾沾自喜时，没承想苏联却捷足先登，于1957年10月4日，率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了卫星发射技术的国家。1958年1月31日，美国的“探险者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卫星发射技术的国家。

这个消息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的科学家们。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高技术发展的迅猛势头，他们下决心要鼓足干劲、追赶世界了。

1958年5月17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站起身来说：“苏联去年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说到这儿，毛主席把话停了下来，环视了会场一周后，大手一挥，“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半个月后，主管国家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组织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和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研制卫星的实施方案。

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将人造卫星的研制列为1958年的首要重点任务，尽快研制高能推进剂运载火箭和重型卫星，计划在1959年即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这个设想被称为“581工程”。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代号“581”的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实施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卫星探测仪器设计以及空间物理的研究工作。

这项工程被称为“581”还有一个原因。1958年1月，钱学森和几位与他齐名的科学家从国际形势出发，联合向中央提出了一份建议，描绘出一个大胆而浪漫的设想——上天、入地、下海。上天，就是发展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下海，指的是研制建造中国的海军潜艇；入地，说的是探测地球深部资源的核心技术。这份报告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中国开展载人航天的意向。这几位科学家除了钱学森，还有郭永怀、贝时璋等。

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防部第五部，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同时成立的，还有以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这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专门组成以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为领导的，以刚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兵第20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工程兵、铁道兵等数万人的施工部队开赴内蒙古额济纳地区，兴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靶场。一个月后，战略导弹训练大队成立，从全军及科研院所、地方院校选调了上万名干部和科技人员，投入运载火箭的研制中。

中国的人造卫星研制正式拉开帷幕，一万多名科技人员迅速行动起来，从当时有限的公开发表的资料的字里行间，寻找有关空间科学技术的线索。

1959年1月，中南海。

新年刚过，中央书记处就召开会议听取卫星研制的汇报。会议认为，在当时没有运载工具的情况下，中国的卫星计划应先从探空火箭开始。

1959年7月10日清晨，上海机电设计院党委书记艾丁刚刚来到办公室，秘书就送来了一份机要信件。从信封熟悉的字体上，艾丁便知道这是一封至关重要的信件。他戴上花镜，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我建议，把上海机电设计院改组为一个设计和试验小型火箭的单位。其中，火箭发动机的推力在3吨以下，使用一般推进剂，不搞复杂的控制系统。调整后的设计院，首先开展小型探空火箭的研制。

信是钱学森亲笔所书。根据钱学森的建议，艾丁立即组织专家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小型探空火箭的设计和试验工作进行了研究论证，对此前承担的任务进行了调整重组。8月4日，上海机电设计院向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呈报了《关于加强上海机电设计院发展探空火箭技术的计划任务书》，提出在1960年试验一两种难度较小的探空火箭的目标。

此后，上海机电设计院在著名的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等科技人员的密切配合和艰苦努力下，研制探空火箭取得了重大进展。

王希季，中国卫星与卫星返回技术专家，1921年生于云南昆明。1947年考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1949年获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是中国早期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

1958年11月，当王希季被调往上海机电设计院担任技术负责人主管运载火箭研究工作时，身为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主任的他只有37岁。那时，他既不具备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未掌握相关的技术资料，面对的又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根本就没见识过火箭“庐山真面目”的年轻队伍。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也没有现实的把握可言，只凭借着激情和朝气，王希季和副院长杨南生带领大家边学边干，废寝忘食、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大胆的尝试。

研制工作开展得非常艰苦，在许多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王希季他们以土法上马，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电动计算机和手摇计算器，甚至干脆靠打算盘来进行计算。为了计算出完整的飞行弹道，三个人一组，两人负责计算，一人负责校对，几个小组轮班倒，夜以继日地干，没过多久，光是演算纸堆起来就比桌子还要高。

然而，科学规律却不是光有热情和忠诚就能够改变和替代的。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强烈愿望，使他们忽略了国家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实力，他们设计的T－3、T－4型号的第一、二级火箭，由于指标过高而不得不放弃。T－5型火箭虽然完成了设计、制作和总装，但最终也成了展览馆中的陈列品。

面对一再受挫的严酷现实，王希季渐渐地冷静下来，他认识到承担一项前所未有的国家工程，目标与技术途径必须合乎国情和现实基础，否则只能欲速则不达。在国家经费投入有限、技术实践经验几乎为零的情况下，究竟选择怎样的阶段性目标才能最快实现目标？经过反复思考，他向上级领导提出了一个建议：从国情出发，以技术难度较小的无控制探空火箭为突破口，循序渐进地创造条件，等适当的时候再开始运载火箭的研制。

建议被采纳以后，王希季从曾经急于求成的心理中走了出来，改用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开始了型号为T－7的无控制探空火箭的研制工作。为了确保研发顺利，他先从模型火箭T－7M入手。设计过程中，王希季时刻提醒自己，要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清楚了解此项技术和产品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工程环境，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技术途径。他带着这群年轻人，用了不到100天，便拿出了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T－7M的设计方案：飞行高度为8～10千米，有效载荷19千克。方案确定后，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枚主火箭的总装。

1960年2月19日，黄浦江畔的上海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距离南汇县老港镇大约2千米的东进村的荒凉海滩上，却是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在这个经过上海市气象局的配合而选定的天气晴朗的日子，我国第一枚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T－7M静静地竖立在20米高的发射架上。

当时的发射设施非常简陋，发电机、起重卷扬机、望远镜都是临时借来的。指挥员没有电子对话设备，下达口令全凭扯着嗓子喊和挥舞信号旗；没有为火箭加注推进剂的设备，加压设备用的是自行车打气筒；没有专业的遥测设备，遥测数据的接收靠的是利用手动天线来跟踪火箭飞行……

时针渐渐地指向下午4时47分。“点火！”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现场的人员屏住了呼吸。一阵轰鸣过后，发射架下浓烟四起，火箭迅速冲出发射架，直冲云天。试验成功了，王希季喜极而泣。

T－7M火箭是后继实用型探空火箭的缩比试验型号，飞行高度虽然只有8千米，却验证了火箭设计、生产工艺和试验技术的正确性，迈出中国探空火箭技术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重要一步。

一个月后，这枚探空火箭的模型被陈列在了上海新技术展览会会场中央最显眼的位置。这次，站在它面前的是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毛主席围着火箭模型摸了又摸，看了又看，还不时用手指在外壳上敲打几下，笑着说：“8千米，也很了不起啊。不要怕土，土八路也可以打败洋鬼子嘛。我们就要这样搞，8千米、20千米、200千米地搞下去，搞他个天翻地覆，直到把卫星送上天。”

毛主席的话大大鼓舞了科技工作者的信心和勇气。

然而正在这时，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要将苏联援华的全部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同时中止的还有343项专家合同和257项科研合同，彻底撕毁了两国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特别是苏联从此断绝了火箭的燃料供应，刚刚开始的中国航天事业能否继续前进？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一次新的考验。

消息传到北戴河。正在这里的毛主席对前来汇报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否则，这个账以后是很难还的！苏联人走了，但我们的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

1960年5月29日，T－7M探空火箭第四次发射，钱学森（左六）在上海南汇发射场现场指导

苏联撤走专家，迫使中国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的新阶段。

T－7M火箭在上海发射成功后，探空火箭的发射场便移师到了位于安徽省广德县誓节镇的一片荒无人烟的山坳里。1960年7月，代号“603”的探空火箭试验基地正式建成。

在603发射场建设的同时，探空火箭T－7的研制工作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1960年6月底，第一枚T－7火箭加工完成，经过测试运抵刚刚交付使用的发射场。7月1日加注推进剂，进行试射，然而，火箭点火后发动机管路爆裂，发射失败。

1960年12月，钱学森亲临603发射场，指挥T－7火箭发射。12月28日清晨，探测气象条件与气象台预报的基本一致，符合发射要求，发射工作进入了预定程序。但当完成推进剂加注和发射架调整时，天气突变，风雨交加，发射工作只得暂停。现场气象人员不断测量风速，风速虽然不断变小，但仍大于6米/秒的发射允许风速。当地面风速减小到4米/秒时，现场指挥决定继续发射工作。可当就要下达点火口令时，风速又突然变大，考虑到钱学森已在风雨中等待了很长时间，现场指挥决定闯一次试试。结果，点火后，火箭虽然升空了，却过早转向，没有达到预定高度。

钱学森看完了发射的全过程，对飞行中可目视的一段所发生的现象做了分析。这次失败是由切变风引起火箭飞行失稳造成的，钱学森提出了改进意见后才离开了基地。根据钱学森的建议，科研人员决定在T－7火箭下面串联一枚固体助推器，这样火箭飞出发射架时速度较高，风的影响就相对较小，火箭发射的高度也会大大增加。

串联了助推器之后，经过4次发射试验均取得成功，火箭的飞行高度已从8千米提高到了60千米，可以探测60千米以下的大气温度、气压、风向和风速。这次来之不易的突破，拉开了我国火箭探空活动的序幕。

1962年，为了满足中国科学院对气象火箭的新要求，专家们对T－7火箭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型号称为T－7A气象火箭。T－7A火箭全长10.32米，主火箭直径0.45米，助推器直径0.46米，起飞重量1145千克，能将40千克的箭头送至115千米的高度。

T－7A气象火箭的成功为等待已久的空间生物试验创造了条件，为了进行生物试验，对T－7气象火箭再次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火箭型号为T－7A（S1）生物试验火箭。T－7A（S1）的箭头由密封生物舱、遥测舱和回收舱组成，内部装有生命保障系统、摄像系统和磁记录等设备，为生物在空间试验中的生存创造条件，并记录生物的姿态变化和各种生理参数。

为了进行生物试验，中国科学院组建了生物物理研究所，承担航天飞行环境对人和生物的影响及其防护方法的研究工作。在当时，这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

1964年7月19日，中国第一枚生物火箭T－7A（S1）在广德发射成功，把8只大白鼠送上80千米的高空。当时，中国还没有掌握回收技术，火箭只是到达80千米的高空，把回收舱弹出，降落伞打开，回收舱降落在地面。1965年6月1日和5日，又进行了两次相同的试验，飞行高度在60～70千米。研究人员在每枚火箭的箭头部都装载了4只大白鼠和4只小白鼠，以及12支分别装有果蝇、须酶等样品的生物试管。通过大白鼠在飞行过程中的心电图变化曲线和血液理化分析，研究太阳辐射对大白鼠的影响，连续拍摄大白鼠由超重状态到失重状态的姿态变化，通过解剖来观察飞行环境和高空环境对白鼠组织器官的影响，同时，对回收后的白鼠和果蝇进行繁殖试验，观察飞行环境和高空环境对遗传的影响。

在大白鼠成功“飞天”之后，1966年7月，广德县的发射架又迎来了一枚新的生物火箭，不过，这次乘客的身材要比白鼠大好多倍。这次是大型动物飞行试验——把小狗送上天。

上天的小狗，要经过严格的“选拔”，除身体健康、反应灵敏、性格温和、善解人意之外，对体重也有严格的要求，太胖不行，太瘦也不行，最好在6公斤左右。按照这个标准，工作人员精心挑选了30多只符合条件的小狗，最终遴选出一只小公狗“小豹”和一只小母狗“珊珊”。

7月15日，“小豹”被选中第一个上天，装进T－7A（S2）生物火箭，成为我国生物试验火箭的首个大型动物乘客。“小豹”被送上了离地面近百千米的高空，正在空中搜寻的空军直升机和地面仰望天空的民兵战士们密切注视着天空，终于，吊着生物舱的降落伞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地面顿时欢腾起来，“小豹”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在“小豹”胜利归来十几天后，1966年7月28日，“珊珊”被装进T－7A（S2）生物火箭，成为第二个生物试验火箭的大型动物乘客。“珊珊”同样安然回到了地面，欢快地摇动着尾巴，把头依偎在科技人员的身上，仿佛在诉说着曾经受到的惊吓。

在这两次飞行试验中，火箭上的设备准确地记录了小狗的心电、血压、呼吸和体温等生理参数，用条件发射试验装置观察了小狗的高级神经活动。

这些生物火箭试验开我国宇宙生物试验的先河，为航天医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豹”和“珊珊”也一举成名，随后被送往北京，受到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等科学家的极大关注。

共和国的飞天“曙光”

就在中国人把白鼠、小狗送上高空的时候，苏联和美国已经将人类送上了太空。这大大地刺激了正在“大跃进”和“文革”中艰难跋涉的中国航天人的神经。

依照航天发展的规律，要实现把载人航天器送入太空的目标，首先要解决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问题。

1966年3月，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高度戒备的北京京西宾馆联合召开了一次严格保密的会议，与会者都是航天方面的顶级专家、学者。这次会议没有对外公开，内部称之为“宇宙飞船规划会议”。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讨论，中国载人航天以及研制宇宙飞船的发展规划草案出台了，按照这个规划，将以科学实验卫星打基础，以测地卫星特别是返回式卫星为重点，在此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规划设想的总目标是在1973至1975年之间，发射我国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把载人航天列入航天发展的规划之中。

钱学森组织专家从国情出发，确定了中国的第一艘宇宙飞船的设计方案。载人飞船以技术比较成熟的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作为蓝本，由座舱和调配舱两个舱段组成，运载2名航天员。1967年9月，中国载人飞船精美的模型已经做了出来，被命名为“曙光一号”。

1967年6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国防科委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将分散在中国科学院、七机部和其他部门的空间研究机构集中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以保证第一颗人造卫星顺利上天。1968年2月20日，划归国防科委建制的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孙家栋、戚发轫等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在钱学森的推荐下，进入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后，钱学森立即向国防科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成立“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报告很快得到批准，研究所于1968年4月1日宣告成立，这个代号“五○七”的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有关单位联合组成，主要任务是承担航天员的生命保障、医学监督保障以及航天员的选拔训练。

航天员在上天之前，必须先在地面进行各种实验，在确保安全可靠的情况下才能把人送上天。五○七所组建之后，载人飞船医学工程的环境模拟设备研制工作更加明确，类型也更加复杂了。上天的设备要进行宇宙环境下的模拟试验，上天的人也要进行大量的模拟训练。所以，研制地面模拟试验设备是发展载人航天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事实上，第一批入列五○七所的科技人员，早在10年前就开始了对宇宙医学的摸索，到研究所成立时，已经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半径为6米的人用离心机、低压环境实验舱、高低温实验室和人用秋千、转椅与振动台等大型地面模拟试验设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没有图纸导向，更谈不上操作经验的情况下，他们就凭着勤劳智慧的双手，试制出了宇航头盔、手套、靴子以及结构复杂的多层舱内航天服。

1970年4月24日，新华社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千米，远地点高度2384千米，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千克，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随着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开启了探索外层空间的新纪元。

1968年，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在北京昌平成立

7月14日，毛主席在国防部五院和空军联合起草的《上马宇航工业》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份报告中，钱学森提出，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计划于1973年年底前发射升空。出于保密要求，按照毛主席圈阅报告的日子，这项工程被命名为“714工程”。

从此，“宇航员训练筹备组”以“714办公室”的名义正式开始办公，着手选拔中国首批航天员。一份以空军总部名义发出的“绝密”电报到达空24师师长薛伦、空34师副师长李振军等7名中高级军官手中，电报紧急命令他们前往北京空军招待所报到。这7人便是中国第一个“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的主要成员，薛伦被任命为这个筹备组的组长。

1971年，空军派出专机，载着航天员选拔小组成员前往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4个大军区的10多支空军部队和院校进行选拔。

参照苏联和美国的选拔标准，“714办公室”制定了中国的航天员选拔标准，首先必须是空军现役飞行员，初选条件是身高1.59米至1.74米，年龄24岁至38岁，体重55公斤至70公斤，飞行时间300小时以上。

在选拔小组到来之前，所有接到通知的部队调阅了全部飞行员的档案，在基本符合条件的飞行员中进行了第一轮筛选。选拔小组到来后，筛选出的飞行员接到了“体检”的通知。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筛选，1840名飞行员中，只有215名符合初选条件，接着再进行筛选，从中选出88名。这88名飞行员集中在北京空军总医院继续进行又一轮选拔后，只剩下33人。最后，从这33人中选定了身体健康、思想政治和飞行技术过硬的19人，成为中国待训宇航员的候选人。

按照计划，空军将成立一个专门针对载人航天工作的宇航部，组织这19名宇航员在1971年11月正式开始训练，两年之后，从这19人中选拔出2人，乘坐“曙光一号”飞向太空。

1971年国庆节刚过，正当薛伦准备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学习天文知识时，突然接到了上级的紧急通知：全国实施空中禁飞措施，所有人员一律不得外出。一个月后，这19名航天员接到通知，暂时推迟训练，返回原单位，对这段经历严格保密。因故解散“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直接影响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计划和方向。所有正在进行的工作都停了下来，在建的项目也被迫下马。关于载人航天工作，中央传出指示，我们不与美苏大国搞太空竞赛，上天的事情先暂停一下，等把地球上的事情处理好了，再考虑地球外的事。中国首批航天员的训练工作，就这样以“暂停”的方式宣告结束。

曙光一号计划的下马，除了“9·13”事件的影响，还有经济、技术方面的原因。处在动荡时期的中国，无论是经济能力、工业基础，还是设计、制造工艺，特别是航天发射、测控水平都很落后，远不具备开展这一庞大系统工程的条件。但是钱学森、赵九章那一批科技精英，并没有放弃飞天的梦想，依然在忍辱负重地前行着。

钱学森心里清楚，卫星上天不容易，卫星回收更不容易，而开展载人航天，必须保证航天员安全回来。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得突破返回式卫星技术。

1974年8月，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出厂测试合格，经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批准，于9月12日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经过技术阵地和发射阵地的检查测试，加注推进剂，定于11月5日点火发射。

11月5日午后，戈壁滩上寒风阵阵，发射程序进入“一分钟准备”，卫星控制台操作员突然发现卫星上大部分仪器断电。指挥员接到这一意外情况的报告时，离下达点火口令只有13秒的时间，千钧一发之际，他果断下达了“停止发射”的命令。

发射停止后，立即组织人员对故障原因进行查找，结果发现是卫星地面综合控制台电源容量较小，脱落插头长线电缆电压下降过大，造成卫星上电压不够而致使一些仪器断电。找到原因后，技术人员迅速更改了卫星的脱落插头供电方式，重新启动后，卫星工作恢复正常。

当天17时40分，第二次组织发射。火箭起飞6秒后，突然出现越来越大的俯仰摆动，飞行至20秒时，安全自毁系统爆炸，卫星及火箭残骸坠毁于发射塔东南方不到1000米的范围内，试验失败了。

后来，通过对测量数据进行技术分析，结合残骸解剖，发现是运载火箭上两个元器件之间的一根导线存在暗伤，在火箭飞行过程中，因为振动造成导线短路，使俯仰通道失去稳定。这种由于一根导线的纰漏而损失一颗卫星和一枚运载火箭，使返回式遥感卫星上天时间推迟一年的惨痛教训，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谨记。

发射失败后，叶剑英立即做出指示：“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颓废，继续奋斗，再接再厉，一定要达到目的。”叶帅的指示，使大家从沉重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从沮丧的情绪里平静下来，认真细致查找原因，组织力量继续再干。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重新拿出了一个质量可靠的产品，再次运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75年11月26日清晨，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进入了倒计时，钱学森早早地来到大漠深处的发射场，密切地注视着火箭的一举一动。11时30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按时飞离发射塔架，在空中完成了一级关机、二级点火、星箭分离等程序动作后，将卫星送入近地点高度173千米、远地点高度483千米、轨道倾角63度的预定轨道，绕地球一圈91分钟。看到这组数据，钱学森欣慰地笑了，因为所有的技术指标都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11月29日，卫星在轨道上运行了3天，完成了对预定地区的全部遥感任务，返回舱携带着遥感试验资料，按计划在四川中部安稳着陆。

中国首次回收卫星获得成功，意味着我国已攻克了变轨、再入大气层、防热和回收等技术难关，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返回式卫星发射回收成功的《新闻公报》呈送到毛主席案头时，已双目患上严重白内障的他，坚持用放大镜一字一句地亲自审读修改，直到改完最后一个字时，才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这三个字，最后一次被亲笔书写在尖端科技试验的《新闻公报》上。病危之中的周恩来总理也收到了这份《新闻公报》，但步入人生倒计时的周总理此时已拿不动笔了，他请工作人员给国防科委负责人打电话，感谢他们又为祖国立了新功！

代号“921”的秘密工程

1979年2月初的一天，美国休斯敦航天中心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走到1972年飞上月球的“阿波罗17号”飞船面前，不仅仔细参观了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即将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亲身体验了航天飞机从30480米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模拟情景。参观“天空实验室”太空站实体模型时，邓小平副总理不时向身边的宇航员询问太空生活的种种细节。在美国宇航局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副总理还向陪同的宇航局官员详细询问了航天飞行的军事、经济和科学意义。

这次访美归来后，邓小平副总理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意识到，60年代，没有原子弹、导弹，在世界上说话就不算数；70年代，没有人造卫星，说话也没有分量；80年代以后，航天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发展的主流之一，中国作为一个有着飞天传奇的文明古国、一个正在崛起的航天大国，没有理由缺席。

这时，有了前20年的坚实基础和经验教训，以及改革开放激发的开拓、创新的精神，中国航天事业瞄准国际水平迈开了赶超的步伐。1980年，第一支远洋航天测量船队起锚远航，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飞向太平洋；1981年，“一弹三星”成功发射；1982年，首次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1984年，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被送入地球同步轨道，在赤道上空进行了通信、广播、电视传输试验……

中国人飞天梦想的幕布，是1985年再一次被悄然拉开的，拉开这一幕布的是年届70岁的科学家任新民。

这年的盛夏，任新民以航天部科技委的名义在秦皇岛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国首届太空站问题研讨会”。从火箭谈到飞船，从国防谈到世界航天格局，从太空站谈到载人飞天，一直谈到航天对社会的应用、对国家经济的促进等。任新民憧憬着中国载人航天的未来：太空站迟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就晚了。我们要争取在21世纪初，在地球的近地空域翱翔着中国的永久型太空站，在太空和地球之间有中国的运载工具，装载着人员、物资、设备穿梭往来，我国的航天员、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太空站上紧张有序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活动……

然而，航天技术既需要成熟的高新技术做基础，又需要雄厚的资金做后盾，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改革都亟待资金的投入，对载人航天不可能有大量的资金支持，那么中国航天的未来该如何发展呢？

1986年的春天，乍暖还寒的北京城里，正悄悄酝酿着一股暖流，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一个玉兰飘香的日子，素有“光学之父”之称的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航天测控专家陈芳允一起参加了一次会议，谈到世界高科技变革形势时，两人发言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认为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会后，陈芳允意犹未尽，连夜来到王大珩家中，继续着白天的话题，不觉便到了深夜。临走时，陈芳允问王大珩：“要不要写个东西，把咱们的想法向中央反映反映？”

王大珩点点头，说：“对，应该让国家高层了解我们的想法，为国家决策提供些帮助。”

陈芳允走后，王大珩当即伏在案头，拧亮台灯，铺开信纸，一笔一画地写道：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建议写完了，王大珩感觉仅凭自己和陈芳允两个人的力量还不够，第二天清晨，他又找到了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王淦昌和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杨嘉墀。这两位科学家听到这个想法后，也非常赞同，和王大珩一起斟酌修改了建议信。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定。

四位科学家建议国家制定“高技术发展规划”，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高科技研究的实效是要花力气和时间的；提高技术不仅可以集中现有的科研实力出成果，而且可以培养新一代高技术人才；等等。

信写好了，可应该呈送给谁呢？王大珩说：“还是报给小平同志吧，以他的胆略和魄力，最有可能引起中央的重视。”大家表示赞同。

面对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就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十年、十五年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机，以后永远翻不了身……

1987年2月，“863”计划航天专家委员会专家组在航天〇六七基地考察

当读到这几句话时，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与邓小平的战略思考产生了共鸣。邓小平当即提起笔来，在信的空白处写道：“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邓小平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期，他在批示中还特意强调说：“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的批示下达后，国务院立即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论证，8个月后，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由于促成这个计划的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的3月，所以，这个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计划被称作“863”计划。

“863”计划的内容非常丰富，从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需要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开始就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7大领域的17个主题项目。当时制定的目标是，在其后的15年里，在选取的这7个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并力争在我国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其中，航天技术是这7大领域中的第二领域，两大主题项目都与载人航天工程紧密相关：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

尽管“863”计划中有明确的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项目，但中国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怎么搞，搞什么，这是需要明确的。在国家经济状态有所好转，但并不是十分富裕的当时，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搞载人航天这样高投入、高风险的事业，是否能够获得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实际效益的高回报，成为争论的焦点。

从国际上看，自从1961年加加林进入太空到1986年，全世界共进行了100多次载人航天飞行，开展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实验活动，但这些成就是以几十万人20多年的努力和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入为代价的。尽管付出了这么多，但人类似乎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回报。

在国内，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专业齐全、完成配套的航天研究、设计、试验、研制、生产、发射和测控体系，完全有能力开展载人航天工程。另一种意见认为，载人航天投资大，风险更大，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而且，国家并不富裕，还有很多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不应该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搞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两种意见各抒己见，引发了“为什么搞载人航天和值不值得搞载人航天”的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不光在其他领域，就是在航天战线的领导和专家们中间也长期存在着这样的分歧。

消息传到中南海。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慎重的，决策者们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决定在航天领域先安排概念研究，进行充分论证之后再行决策。

这是一场“百花齐放”的科学会战。任新民、屠善澄、黄纬禄、梁守槃等航天界的知名专家关起门来，日夜兼程地整整论证了26天。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应该着手开展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这是中国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历史重任。

1987年2月，“863”计划航天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屠善澄为首席科学家，王永志、闵桂荣、黄克成、顾诵芬、李自广、胡文瑞为委员，汇集了国内航天领域的顶级专家。

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第一步怎么走，起点多高，与后续发展如何衔接，这是发展载人航天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987年4月，专家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招标通知。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各竞标单位就提出了11种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专家组从这11种方案中，筛选出了空天飞机、火箭航天飞机、小型航天飞机、可部分重复使用的小型航天飞机、多用途载人飞船等5个方案。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航天飞机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的“哥伦比亚号”和苏联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已飞入了太空，日本、欧洲也都在着手研制航天飞机……从飞船到航天飞机，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这种思想也影响着中国的航天专家们对开展载人航天路径的判断。

1988年7月下旬，专家组在论证结果评审会上，经过激烈的辩论，载人航天发展途径的选择集中在载人飞船和小型航天飞机之间，并逐渐倾向于采用小型航天飞机方案。

1989年8月，载人航天项目专家组组长钱振业将一份厚厚的报告送到了钱学森的案头，这便是国家航空航天部火箭技术论证组呈送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办公室拟报中央的方案。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在正式上报中央之前特意征求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迫不及待地戴上花镜，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报告中说：载人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手段已经处于衰退阶段，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

读到这里，钱学森已经明白了这份报告的核心意见是，航天飞机方案优于飞船方案，建议选择航天飞机方案。钱学森深知航天飞机的绝对优势，但航天飞机是在大飞机基础上研制的高度复杂的航天器，显然不是当时我国的国情、国力和科技水平所能企及的。钱学森认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应当量力而行，因己制宜，走飞船之路。想到这里，钱学森拿起钢笔，在这份报告上慎重地写上了一句话：“应将飞船案也报中央。”钱学森的建议只有9个字，但这9个字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也清晰地表达了他的主张。

根据钱学森的建议，受航空航天部的委托，庄逢甘、孙家栋两位专家主持召开“航天飞机与飞船的比较论证会”。议题只有一项，最后在航天飞机和载人飞船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这次会议上，专家们接受了钱学森的建议，决定中国的载人航天要走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从载人飞船起步。从此结束了载人航天的技术途径之争，推动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实施。

1991年1月，在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的主持下，中央专委将一份《关于发展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上报中央，建议中特别写道：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面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得来不易的航天国际地位得而复失的危险。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3月14日，正担任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的任新民接到国务院秘书局的电话通知：国务院总理、中央专委主任李鹏同志将于3月15日下午邀见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取汇报。

第二天下午，任新民和钱振业准时来到了国务院，一见面，李鹏总理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想听一听有关载人飞船的情况。任新民胸有成竹地说：“我国已具有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研制条件。”

汇报完现有的成熟的技术条件之后，任新民又实事求是地说：“载人与不载人是航天技术一个质的飞跃，在工程的研制实践中还需要付出努力，但据目前的分析，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新研制的主要是飞船上升段的应急救生技术，我们过去没有搞过，需要研究寻求解决的途径。”

李鹏总理认真地听完两位专家的汇报后问：“中国搞载人航天工程需要多少投资？研制周期要多长？”

钱振业看了一下汇报提纲后说：“大约需要30亿元人民币，如果投资能多一点，保证及时到位，工程研制需要6至7年。”

李鹏总理最后笑了笑说：“钱虽然有困难，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搞载人航天，从飞船搞起，争取在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让载人飞船上天！”

第二天，李鹏总理又请刘纪原到中南海谈了两个多小时，详细地询问了载人飞船方案论证的有关情况。

3月20日，航空航天部机要室收到了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的机要文件，机要室当即呈送刘纪原副部长审阅。刘纪原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一份《航空航天部技术重大情况（5）》，扉页的空白处留下了江泽民等领导同志的批示。

中央领导对开展载人航天工程很支持，并建议由中央专委讨论后正式报中央审批。

自此，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与立项工作进入了快车道。

1991年4月，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庄逢甘主持召开了一次针对“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的讨论会。会议结束时，决定由负责火箭研制的航空航天部一院、负责卫星等航天器研制的航天部五院以及上海航天局根据会议提出的技术指标和要求，一边完善各自的实施方案，一边招标择优。11月，航空航天部一院、五院及上海航天局分别提交了整套的《载人飞船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在此基础上，航空航天部最终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与时代同步，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在这一年也步入了希望的春天。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发展中国载人航天问题。会上，任新民做了关于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汇报，并结合带去的1∶10载人飞船三舱方案模型做了简明扼要的讲解。

中央专委成员经过讨论，最后做出正式决定：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会议还决定，在“863”计划航天专家委员会和航空航天部过去论证的基础上，由国防科工委组织各方面专家，进一步对载人飞船工程研制问题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上给出的公允定论，赢得了此次会议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无数航天人蕴藏在心间多少年的企盼终于获得了国家的肯定与支持。

会后，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迅速成立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由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出任主任。

丁衡高接过这一重担后，首先想到的是人才和队伍的问题，他约见的第一个人是火箭专家王永志。

1932年出生的王永志，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立即投身于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的火箭设计和研制工作，参加了多种火箭的设计和研制，是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863”计划实施后，王永志被聘为航天专家委员会成员，主要负责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大型运载火箭的论证工作。1992年，刚刚迈入花甲之年的王永志，已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调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

1月17日下午，王永志如约来到丁衡高的办公室。丁衡高向王永志传达了中央专委会议的决定，并告诉他：“这次可行性论证其实就是立项论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载人航天工程就要上马了，这次论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啊！今天请你来，是告诉你一个决定，经过与航空航天部领导反复研究，决定由你出任这个论证组的组长。”

丁衡高的话干脆、利落，让王永志心头如同吹过一阵春风，兴奋不已。但他也知道，这个论证组无论做出怎样的结论，都将记录在中国的航天史册上，作为组长，肩负的责任非同寻常。于是，他委婉地推辞说：“这是整个航天战线都非常关注的大事，我怕干不好，还是请钱老、任老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来牵头，我来当助手干具体工作吧。”

丁衡高笑了笑说：“老专家们岁数都大了，不能让他们过分操劳。而且，载人航天工程庞大、任务艰巨，需要年富力强的人来挂帅，既然大家都推荐你，你就担起来吧。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我全力以赴支持你。”丁衡高用一种恳切的目光注视着王永志，说：“明天就到国防科工委上班吧。”丁衡高眼神中透出的信任和热忱让王永志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和丁衡高紧紧相握。

在王永志开始新的使命的同时，200多名专家也接到了通知，迅速秘密会集北京。2月9日，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召开了第一次动员大会，丁衡高在会上说：“这次虽然又是一次论证，但与以前最大的区别就是由务虚转为务实，只要专家们拿出一个能让中央认可的方案，载人航天工程便可正式启动。”

5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在王永志的带领下，工程总体和各系统论证组相互结合，经过分析、计算、讨论、研究，几个重大问题逐步明确，到1992年6月初，各个系统的专题组都提出了具体的基本方案——

航天员系统补充完善航天员选拔、培训和医学监督、医务保障的基础设施，组成航天员选训中心，选拔和培训我国第一批航天员；飞船应用系统以对地观测、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实验、空间材料科学与材料加工实验为重点，力争有所突破，并组成有效载荷应用中心；采用三舱（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两对太阳能电池帆板构型和降落伞回收的飞船方案，其轨道舱可留轨利用，并可作为交会对接试验的目标；改进长征二号E型火箭为适用于载人飞行的高可靠性火箭；充分利用原有公共设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建一个相对集中的测试、发射区，进行远距离测试发射；建立S波段的统一陆海基测控通信网，将飞行控制的指挥中心设在北京，陆海基测控通信网包括若干个地面固定站和活动站以及4艘海上测控船；选择一个主着陆场、一个气象备份用的副着陆场以及若干个陆上和海上应急着陆区……

从1987年的春天一直持续到1992年的盛夏，长达5年多的载人航天工程论证终于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

1992年8月1日的中央专委会议上，正式审议王永志主持起草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报告》。王永志在发言中，提出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经过了5年多的论证，每位专委委员都对启动工程的战略意义和客观条件有了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会议开得很顺利，大家都对这份论证报告表示赞赏。

会议结束时，原则同意了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意见和载人飞船总体设计方案。

1992年8月25日，中央专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递交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建议中国的第一艘无人飞船争取在1998年、确保在1999年首飞。

1992年9月21日早晨，北京，中南海。

王永志在空间应用系统的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检查工作

丁衡高、林宗棠、刘纪原、王永志等航天领域的领导和专家再次走进中央政治局会议厅。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要专门听取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的汇报，讨论中央专委提交的《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决定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由于事关重大，中顾委的老领导杨尚昆、万里、薄一波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首先汇报了我国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意见。他分析了当前国际航天事业以及我国航天事业的现状，谈到了这项工程的意义和作用，还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强调了工程的必要性。王永志着重汇报了可行性论证的结果和专家们的意见。

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战略蓝图。中央认为，开展载人航天工程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综合国力的标志。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那样，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把载人航天工程搞上去。中央要求，此事要静静地、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去搞，多干少说、只干不说，不报道、不宣传。

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协调面最广的国家重大工程——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根据会议举行的时间，工程代号为“921”。

也在这一天，北京航天桥东侧一座普通的公寓内，一位老人密切地期待着会议的结果，他就是钱学森。这时的钱学森已年过八旬，行走已十分困难，但仍关注着载人航天工程的进展。当他听说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工程的立项报告，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亲笔致信有关领导，表示了最诚挚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