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我们五个了
二〇一三年的五月下旬,在我最小的妹妹蒂凡尼五十岁生日的几周前,她自杀了。她生前住在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一个破落区域里的一幢破旧房子中。验尸官猜测,在她的门被撞开、尸体被发现的至少五天前,她就已经过世了。我当时在达拉斯机场,从一部白色公用电话上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我飞往巴吞鲁日的飞机已经开始登机了,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就上了飞机。第二天早晨,我又上了另一架飞机,飞往亚特兰大,次日我又飞往了纳什维尔,这期间我的思绪一直围绕着我这日益缩小的家庭。我们都会对父母的去世有所准备,可谁会预料到兄弟姐妹的离开呢?我感觉我仿佛失去了一九六八年我弟弟出生时我所获得的身份——那个我一直乐在其中的兄长身份。
以前人们总是惊叹道:“六个孩子!你们可怜的家长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我长大的那个区域里,孩子众多的家庭不在少数,每两家的人数就多到都能配得上一块封地了,所以我也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直到我成年之后,身边的朋友也开始有了孩子。生一两个也就罢了,但一旦超过两个孩子我就受不了了。我和休在诺曼底认识的一对夫妇偶尔会带着三个熊孩子来家里吃晚饭,过几个小时他们离开以后,我会感觉全身心都受到了侵犯。
把这三个孩子乘以二,再减去有线电视的帮助,这就是我的父母当年要面对的局面。不过现在没有六个孩子了,只剩下了五个。“而且你不能跟别人说‘以前有六个’,”我对我姐姐丽萨说道:“那样会让别人感觉不舒服。”
还记得我几年前在加利福尼亚遇到过一对父子,我问他们:“家里还有别的孩子吗?”
“有,”父亲答道,“有三个在世的,还有一个克洛伊,十八年前,她还没出生就离开我们了。”
这太不公平了,我记着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毕竟,我是说,你让人怎么接这个话啊。
和大多数四十九岁的人比起来,甚至和大多数四十九个月大的孩子比起来,蒂凡尼的东西都少得可怜。但她依旧留了一份遗嘱。遗嘱中,她明确表示禁止我们——也就是她的家人——拥有她的遗体或是去参加她的追悼会。
若是我们的母亲还在,她一定会说:“你们自己都好好琢磨琢磨吧。”
得到消息的几周后,我的妹妹艾米和一位朋友驱车前往萨默维尔,从蒂凡尼的房间中整理出了两箱子物品,其中有:家庭照片——大部分都被撕成了碎片,附近便利店里的意见填写表,笔记本,收据条。一张放在地上的床垫就是她的床,现在已经被拿走了,屋里还装上了一架巨大的工业通风机。艾米当时拍了几张房间里的照片,于是我们剩下的这几个人,或是单独,或是几个人一起,就开始对着照片寻找线索:一个缺了几斗抽屉的梳妆台上的纸盘子,写在墙上的一串电话号码,一堆色彩各异的拖把柄像香蒲一样被排列在一个涂成绿色的大桶里。
我妹妹自杀前的六个月,我曾组织大家一起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的翡翠岛,一起租了一栋海景房度假。我们全家以前每年夏天都会去那里度假,但母亲去世后我们就再没去过了,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去,而是因为以前一直是我母亲张罗度假的事,更重要的是,以前一直是她出钱。在我的弟妹凯西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栋拥有六间卧室和一个小游泳池的房子。我们一周的租期从六月八日开始,那天是周六,我们抵达时,一位女快递员正站在房子的汽车道上,拿着七磅重的海鲜,说是朋友们送来的慰问礼品。她把包裹递给我们时说:“里面还有卷心菜沙拉呢。”
过去,每当我们家在外面租住度假小屋时,我和姐妹们会像小狗聚在食物周围那样兴奋地围在门前。爸爸一打开门,我们就会立马冲进房子占领房间。我总是会挑面朝大海的那间最大的卧室,而每次我开始拆行李时,我的父母就会走进来告诉我这间房是他们的。我爸会说:“你小子以为你是谁?”然后,他们两个就会住进来,而我总会被打发到所谓的“女仆房”。这类房间永远都在一层,基本上就是一间阴冷潮湿的简易房,紧挨着停车的地方。房间里也没有能上到二楼的楼梯,导致我每次都得从外面绕到正门,常常像一名乞求进屋的乞丐一样敲响房子锁住的大门。
我的姐妹们会问:“你想干吗?”
“我想进屋。”
“真有趣,”丽萨会对其他几人说道,她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其他几个会像信徒一样围在她身边,“你们听见了吗?像是有什么在哀号。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呢?一只寄居蟹?一只小海参?”通常情况下,我们六个孩子中的等级划分是最大的三个对最小的三个。丽萨、格蕾琴和我会像仆人一样使唤另外三个,十分管用。但一来到海边,一切就变了,变成了楼上对阵楼下,也就是所有人对我一个。
但这次不同了,因为是我出钱,我可以选择最好的那间卧室。艾米住在了我隔壁,我的弟弟保罗、他的妻子和他们十岁的女儿麦迪住在了艾米的隔壁。能看见大海的就只有这三间。其他人比我们来得晚,就只能在剩下的几间里挑。丽萨的房间和我爸的房间都面朝街道,格蕾琴的房间也是,而且她的房间是为残疾人设计的。房顶上吊着电动滑轮装置,为的是帮助穿着特殊装备的瘫痪病人上下床。
不同于我们小时候住的度假小屋,这栋房子没有女仆房。因为这片社区里的房子都更新也更豪华一些。传统的海岛房都是脱离地面、由支柱支撑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岛房会将底下的空间也填满。人们给这些房子都取了海滩风的名字、涂上了海滩风的颜色,但大多数建于一九九六年弗兰飓风之后的房子都有三层高,而且看起来几乎和乡村别墅差不多了。我们这栋房子很大、通风很好,厨房的餐桌能坐下十二个人,而且拥有不是一台而是两台洗碗机。房子里挂的装饰画也都是和大海有关的:海景和灯塔,每幅画的天空中都有几只V形的简笔海鸥。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幅刺绣写道:老开贝工不死,只是凋零。旁边的圆形时钟上,所有的数字都堆在底部无法辨认,好像这些数字没被粘上似的,数字的上方印着:管他呢?
从此以后每当有人问时间,我们都会这么回答:
“管他呢?”
* * *
我们来到海边的前一天,之前格蕾琴提交的蒂凡尼的讣告登上了《罗利新闻观察报》,讣告中称蒂凡尼于家中平静安详地离开人世,这让她听起来好像已经很老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房子似的。但你还能怎么说呢?有些人在报纸的网站上回复了这条讣告,其中有个人说,他在萨默维尔的一家音像店工作,蒂凡尼生前经常光顾那里。有一次他的眼镜碎了,蒂凡尼就又给了他一副,是她在别人的垃圾桶里翻找美术用品的时候找到的。他说她还给了他一本六十年代的《花花公子》杂志,其中有一幅横跨两个版面的照片页,标题为“翘臀动物园”。
这让我们大开眼界,因为我们并不是很了解我们的这位姐妹。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曾经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选择远离家庭,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塞达里斯家的一员”的角色中跳出来,成为一个个独立、独特的“塞达里斯”。然而,蒂凡尼从始至终都在远离她的家庭,她也许会答应圣诞节回家过,但到了最后关头她总会有一个借口:她错过了飞机、她必须加班,等等。就连我们的夏日家庭聚会也是如此。我总会说:“我们其他人可都回来了。”我心里清楚这么说很像一个老年人在说教,故意让别人产生愧疚感。
她不回来的话,我们都会很失望,但原因不同。即使你当下和蒂凡尼在闹别扭,你也不能否认她的种种行为很引人注意——她戏剧化的出场方式、她一流的怼人功力,以及她离开后一定会留下的一片混乱和狼藉。她前一天还在扔盘子砸你,第二天她就能拿盘子的碎片拼出个马赛克装饰物。当她和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产生矛盾后,她会立马和另一个结成同盟。她从没在任何时候跟所有人都合得来过,但她总会和我们中的一个保持联系。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那个人是丽萨,但在此之前我们都曾成为过她的同盟。
她最后一次和我们一起在翡翠岛度假是一九八六年。“但就连那次,她都提前三天就走了。”格蕾琴回忆着。
* * *
小时候,我们在海边的主要活动是游泳,到了青少年阶段,我们全身心投入到了美黑事业中。当人们躺在沙滩上沐浴阳光恍惚出神时,总会产生一种特有的聊天方式和话题,而我对这样的聊天一直尤为喜爱。在我们最近这次旅行的第一个下午,我们就在沙滩上铺好了我们小时候用的床单,一个挨一个躺了上去,互相交流有关蒂凡尼的故事。
“还记得那次她在军事基地过的万圣节吗?”
“还有她眼眶淤青出现在老爸的生日派对上那次。”
轮到我时,我开始道:“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她在一个派对上认识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一直在聊关于脸部伤疤的事情,她觉得如果脸上有疤真是太糟糕了。然后蒂凡尼就说:‘我脸上就有一个小疤痕,我没觉得它有多糟糕。’”
“‘是这样,’这个姑娘说,‘如果你长得好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它糟糕了。’”
艾米笑着翻了个身,趴在单子上说:“噢,太绝了!”
我重新整了整我用来当枕头的毛巾,说道:“可不是吗?”如果换成别人,这个故事可能会有点伤人,但对蒂凡尼来说,美貌从来不是问题,尤其在她二三十岁的时候,多少男人全都拜倒在了她的裙下。
“有意思,”我说,“但我不记得她脸上有过伤疤。”
* * *
那天我在阳光下待得太久了,晒伤了额头。后来几天,我基本就没怎么再见过沙滩巾了。我偶尔也会在沙滩上出现一下,比如游完泳以后晒晒干,但我每天的主要活动变成了骑行,沿着海岸线来来回回,边骑边思考。我们其余几个兄弟姐妹天生就很合得来,但和蒂凡尼相处总是像工作一样累。通常情况下,我和她在争吵过后总能和解,但我们俩最后一次吵架之后,我真的累了,到她去世为止,我们已经八年没有说过话了。这八年来,我经常会来萨默维尔附近,我也想过要不要联系她,但我从来没有,尽管我爸很希望我能这么做。这期间,我爸和丽萨会跟我汇报:蒂凡尼没有公寓可住了,她残疾了,她住进了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帮她找的房间。也许蒂凡尼和她的朋友们更能谈得来,但我们作为她的家人,只能得到关于她的零散消息。与其说她在和我们聊天,不如说是她在单方面地输出,她会将大段大段的信息量直接输入给你,这些信息时而搞笑,时而锐利,而且经常前后矛盾,让你完全无法联系上下文。在我们还有联系的时候,每当我走进屋,听见休在电话上讲:“嗯……嗯……嗯……”,我就知道电话那头一定是她。
除了从蒂凡尼在萨默维尔的家里整理出的两箱东西以外,艾米还把她初三时候的校刊年鉴拿回来了,以下是蒂凡尼收到的同学留言中的一条,这位同学还在蒂凡尼的名字旁边画了一片大麻叶:
蒂凡尼,你是个特别的姑娘,继续做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妞儿。我只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没能一起参加更多的派对。这学校简直烂透了。你要永远
——酷下去
——嗨下去
——醉下去
——混下去
回头见了,妞。
接着还有:
蒂凡尼,
我很期待今年暑假咱俩一起嗑到嗨。
蒂凡尼,
暑假记得打电话给我,咱俩一起出去嗨个痛快。
在同学们写下这些留言几周后,蒂凡尼就离家出走了,然后就被送进了缅因州一家叫作埃兰的教管所。据她之后跟我们所说,那个地方可怕极了。一九八〇年,在教管所待了两年之后,她回家了,从此之后,在我们记忆中和她进行的每段对话里她都会提起那个地方。对于把她送走这件事,她一直都怪罪于她的家庭,但我们作为她的兄弟姐妹,和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拿保罗来说,她走的时候他才十岁。我当时二十一岁。有一年的时间,我每个月都给她写信,然后她回信让我不要再写了。而我们的父母也向她道过足够多的歉了,他们为自己辩护说:“我们的孩子不止你一个,你以为我们会为了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就不管不顾其他事了吗?”
我们在海边住了三天之后,丽萨和我们现在已经九十岁的爸爸才到。在海岛度假,就意味着我爸不能继续上他当时在罗利报的动感单车课了。于是我在我们租的房子附近找了一家健身房,每天下午我们俩都会去那儿锻炼一会儿。在去健身房的路上,我们会聊聊天,但一等我们骑上了健身房里固定在地板上的单车之后,便都沉浸在各自的思绪里了。健身房很小,人也不多,房间里有一台静了音的电视,永远锁定天气频道,时刻提醒我们地球上总有一个角落在发生灾难,不是这里的人又被洪水冲出了房子,就是那里的人又在逃离漏斗形状的龙卷风。在我们一周的假期接近尾声时,我发现爸爸坐在艾米的房间里,翻着蒂凡尼撕碎的那些照片。他手里拿着的碎片上,是我妈妈的头,后面是一片蓝天。我不禁想到: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撕碎这张照片的?这个举动是如此戏剧化,就和用玻璃杯砸墙一样,像是电影里的角色会做的事。
“太糟糕了,”我爸轻声说道,“一个人的一生最后只剩下一个破箱子。”
我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事实上,是两个。”
“两个破箱子。”他纠正道。
* * *
在翡翠岛的一个下午,我们一起开车去雄狮超市买东西。我当时正在农产品区挑选红洋葱,我弟弟蹑手蹑脚走到我身后,假装打了个超大声的喷嚏,同时手里还挥舞着一把湿漉漉的西芹。我能感觉到我的脖子后面被溅湿了,我整个人都僵住了,以为是哪个变态的陌生人在我身上打了个喷嚏。这个恶作剧很妙,但是我弟弟同时也把水溅在了我左边的一位印度女人身上。她当时穿了一件血红色的纱丽,所以她裸露在外的一只手臂、脖子和后背的下半部都被溅湿了。
“不好意思,老兄,”她转过身时保罗一脸惊恐地说道,“我刚刚只是在跟我哥哥恶作剧。”
这位女士用手去擦后脑勺儿,她当时戴了很多细手镯,擦的时候这些手镯叮当作响。
等她走后,我跟保罗说:“你刚才叫她老兄诶。”
“真的假的?”他问。
艾米学道:“真的假的?”学得一模一样。
打电话的时候,我弟弟跟我一样,总是被人误认为是女人。我们继续购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的面包车最近坏了,他给拖车公司的人打电话的时候,调度员跟他说:“我们马上就来,甜心。”他把一个西瓜放进购物车,转身对他的女儿说:“麦迪的爸爸说起话来像位女士,但她才不在乎呢,是吧?”
麦迪边笑边捶了她爸的肚子一拳,他们两个之间这种舒服的相处方式让我突然恍惚了一下,我们的爸爸对我们来说是一位权威人物,而保罗作为父亲则更像一个玩伴。
* * *
我们小时候去海滩度假时,到了差不多第四天,我们的爸爸就会说:“在这儿买个房子一定很不错吧?”然后我们就会满怀希望,而他则会开始考虑各种现实因素。考虑现实因素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谁愿意把钱用来买下一栋随时可能会被飓风卷跑的房子呢?但我们还是很想要。小时候的我告诉自己,有一天我要自己买下一栋海滨度假房,并且会跟我的全家人分享,只要他们能严守我制定的各项苛刻规定并且不停地对我表示感谢。于是,那个周三的早晨,在我们的假期过去一半的时候,我和休联系了一位名叫菲莉丝的房屋经纪人,她带我们在附近看了看可供购买的房产。周五下午,我们提出了购买一栋海滨别墅的申请,位置就在我们现在租住的这栋房子的不远处,天黑之前,我们的申请就通过了。我在吃晚饭时宣布了这一消息,并且收获了我预料之中的反应。
“不是,等一下,”我爸说道,“你得想清楚了。”
“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告诉他。
“那好,那房子的房顶有多旧?过去十年里换过几次?”
“我们什么时候能搬进去?”格蕾琴问道。
丽萨想知道她能不能带着她的狗一起去住,艾米问我们房子的名字是什么。
“目前房子叫作‘梦幻之地’,”我告诉她,“但我们打算改名。”我以前认为最适合海滨别墅的名字是‘船形’,不过现在,我有了个更好的主意。“我们要给它起名为‘域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