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搜神记》，顾名思义，它是一部搜罗和记载各种神仙鬼怪故事的书籍。其书作者干宝，字令升，河南新蔡人。干宝年少时即博览群书，尤其对阴阳术数、易卜占筮等典籍感兴趣。西晋末年，因才干出众，干宝被朝廷召为佐著作郎，后因平定杜弢叛军有功，被封为关内侯。东晋元帝时，经中书监王导举荐，始领国史。后因家贫，求为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请他担任司徒右长史，后又迁为散骑常侍。干宝一生著述颇丰，除《搜神记》之外，还著有《晋纪》、《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等数十篇。《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他的《百志诗》九卷、《干宝集》四卷。不过，这些书大部分都已经散佚了。

关于《搜神记》的撰述缘由，《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有两段较为离奇的记载。其一是说，干宝的父亲生前宠幸一位婢女，引起他母亲的忌妒。父亲去世下葬时，母亲便借机把这位婢女推入墓中，为其父殉葬。十余年后，干宝母亲去世，干宝兄弟打开墓穴，准备将父母合葬时，发现被推入墓坑殉葬的婢女还伏在棺材上，容颜未改，栩栩如生。把她带回家后，竟然又活了过来，而且自称在墓中时，他们的父亲经常为她取来饮食，恩宠如在世间模样。另外一则是说，干宝的哥哥曾经因病没了气息，但体温如常，数日不僵。几天后，哥哥又醒了过来，如同做了一场梦，声称自己看到天地间的各种鬼神。干宝受这两件事情的影响很深，因此对神仙鬼怪之事深信不疑，据《干宝传》所言，《搜神记》的撰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

除了个人的经历外，《搜神记》的撰述更是作者受时代风气影响，以良史之才，精心为神仙鬼怪立传的产物。从今本《搜神记》的四百六十余则故事来看，主要宣扬神仙术士之神通、精灵古怪之淫祀、妖怪变现之奇异，以及善恶因果之报应等方面的思想，而这些都是汉代以来非常流行的黄老谶纬之学、民间淫祀之风、阴阳五行之理，以及佛教报应之说推波助澜、相互杂糅而形成的时代风习。干宝沐浴此风，闻见既广，乃以史家笔法，“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突破《汉书·艺文志》的观念，将各种关于神仙鬼怪故事的“微说”，作为“七略”之外的第八略。干宝完成此书后，曾将此书献给当时的名士刘惔，刘惔阅后，称他为“鬼之董狐”，意谓干宝是一位能够秉笔直书、如实记载神仙鬼怪之事的好史官。

《搜神记》，又名《搜神录》、《搜神异记》、《搜神传记》，原本有三十卷，大概在宋元时期已佚而不存。今存二十卷本的《搜神记》，一般认为是明代学者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辑录出来的。辑录者在抄撮群书时难免有讹误，有些条目或文句明显不属于原书文字。不过，整体而言，绝大部分还是与干宝原书相符合的。

今本《搜神记》卷帙少了十卷，体例也有所改变，不过，其内容依旧非常丰富。从所涉内容来看，其中既有神仙方士的神通，又有地方神祇的灵验；既有阴阳五行错乱所致的妖怪，又有符命谶纬所显示的天命；既有匪夷所思的灾异瑞应，又有自成系统的占梦解梦；既有德艺精诚的神奇境界，又有五气变化所致的反常人物；既有颇具灵性的奇物异产，又有闻所未闻的亦人亦怪；既有跨越生死、沟通人鬼的传闻，又有机智沉稳、降妖除怪的异事；更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故事。这些千奇百怪的与“神”有关的异说，涵盖了各种与世俗生活有别的“古今怪异非常之事”，因此，本书被后人推为志怪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搜神记》的故事来源，一方面是“承于前载者”，即前代的经典史志，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淮南子》、《神仙传》等，另一方面是“采访近世之事”，即干宝本人采录的奇闻异事。今本《搜神记》中，据前代典籍史志摘录的约有二百则，干宝本人采录的约有二百六十余则。在具体的编排上，大致以类相从，每一类都有相应的叙言。如今本卷一至卷三即是关于神仙术士的神变故事，类似于《后汉书·方士列传》。卷六、卷七收录各类妖怪故事，其开篇有一段文字用阴阳五行之消长来解释妖怪产生的原因，其体例与《汉书·五行志》非常接近。因此，有学者认为，原本《搜神记》很可能分作“感应”、“神化”、“变化”、“妖怪”等不同的篇目或类别（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页287，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作为志怪的集成之作，《搜神记》除了内容丰富、体例清晰之外，其叙事与文辞也颇受后人称许，被看做“直而能婉”，是兼具直笔实录与曲折幽雅的典范。比如，在叙事方面，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使志怪的篇幅与容量有所增加，卷一的“杜兰香与张传”、“弦超与神女”诸条，都是情节完整、韵散结合、言辞清峻的优美故事。

就其影响而言，本书不仅是志怪小说的典范，更是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戏曲与小说取材的渊薮，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本书卷十一东海孝妇遭枉杀而其血倒流、大旱三年的故事，就是关汉卿创作《窦娥冤》的蓝本；扬州刺史严遵因“道旁女子哭声不哀”而智断铁椎疑案的故事在后世被不断演绎；干将、莫邪铸剑被杀，其子为复仇而致断头于客，客携其头见楚王，三头同煮于镬而有三王墓的故事，最后变成鲁迅笔下的《铸剑》；韩凭夫妇死后精魂化身而成的相思树、鸳鸯鸟，则成为文人墨客歌颂爱情的象征。蒲松龄更把《搜神记》作为自己学习的典范，如其在《聊斋自志》中所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至于各种以“搜神”命名的续作、仿作更是层出不穷，如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唐人勾道兴的《搜神记》、焦璐的《搜神录》等。“搜神”的故事，就这样由干宝而起，至于今长盛不衰。

李剑国先生的《新辑搜神记》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他对《搜神记》每一条目的辨析与对全书结构的重新分类与编排，为推动《搜神记》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新辑搜神记》仍然不是干宝原书，而二十卷本的胡辑本《搜神记》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已具有了相当深厚的历史基础。在追求“古本之真”还是“历史之真”的考量中，出于推广与普及的考虑，笔者最终决定仍然以二十卷本的《搜神记》为基础。这次对《搜神记》校点与译注，主要依照汪绍楹校注的《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在文字的校对上，较多参考了李剑国的《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顾希佳选译《搜神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黄涤明《搜神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多家整理本，对有些成果的借鉴未能在注释中一一标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因时间及学力所限，笔者对《搜神记》的校点与译注肯定存在不少讹误与可商榷之处。读者倘能以此为入门之阶，激发起内心的愤悱之情，并化为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动力，就与我们注译此书的初衷不谋而合了。敬请各位不吝赐教！

译注者

2011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