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生如过隙。四十年前的今天,我决定以在校生的身份报考研究生。经过两场考试,秋间入学,开始专业研究,不觉已到暮年。其间有十年治史籍,五年做行政,主要精力都放在唐诗研究上。最初的成绩有1992年出版的《全唐诗补编》,中间一段拟与人合作做全部唐诗的校理,投入甚多,终觉不爽,最近十年决定自己做,不久可完全定稿。回头看来,一路跌跌撞撞,很辛苦,也有很多愉悦。蒙师友指点,得际遇风会,享时代恩惠,也未曾敢懈怠,若稍有成绩,也算不枉此生。
说起来很可笑,我初读《唐诗三百首》,还是1971年在农场做知青时,借来的,大会时翻看,被点名没收,至今想起来仍觉心痛。起点如此不堪,后来专治唐诗,最初是得本校老师鼓舞。研究生第一学年作业,朱东润师出题“大历元年后之杜甫”,我穷尽文献,提出杜甫为郎离蜀的新说,蒙老师过奖,大增信心。王运熙老师授基础课,指示治学途径,初知文献学之功用,最初几篇发表文字也蒙王老师推荐,理解了自己还不是全无能力。陈允吉老师推荐我考研,他对唐诗独到的观察与思考,每每与我详谈,令我神旺,虽不能及,心向往之。时代剧变,学风新替,学术多元,我选择了以唐一代基本文献为研究中心,据群籍以网罗散佚唐诗唐文,力求掌握全部典籍以考察诗人生命轨迹,以老吏断案般的严酷考证清理明以来累叠的唐诗文本,最终希望完成唐诗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在这些过程中,阅读了夏承焘和傅璇琮,体会梳理诗人生平的不同方法;阅读了陈寅恪和岑仲勉,体会史家的立场,学会据常见典籍提出新说,学会掌握全局文献作细节研究;阅读了陈垣与余嘉锡,理解掌握目录、明晰史源对治学之重要;阅读王国维与梁启超,理解学术的源流和博大,理解专题研究务必追求之深入与穷尽;阅读逯钦立、唐圭璋与孙望,体会断代诗文全集的编纂办法和学术追求。还可以提到许多,近年出了《转益多师》和《星垂平野阔》两本小书,表达我对许多前辈学者的敬仰之情,以及对他们治学方法的体认。我曾认真揣摩过各家之治学方法,比如岑仲勉,曾做过多篇与他同一题目之文章,心追力效之。尤其应该说到的是,我从1986年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参与一系列大型著作之编纂,得以结识师友,商榷学术,互相激励,逐次提升。周祖譔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我最后参与,所写条目数达全书之半。傅璇琮先生主编《唐才子传校笺》,我与他熟识时全稿已约出,在他鼓励下,陶敏先生与我合作完成第五册补笺。我常有感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中国近千年唐诗研究史的黄金时代,治学方法追求回归唐代,将史学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对作者生平、作品真伪、文本还原、事实阐述等方面,大大突破了明清两代为一般阅读而汇选评点唐诗的局限。多位师友已先后离世,作为这一群体中相对年轻一些的我,深感有责任将一代人的工作加以汇总,让一般读者都能便捷地理解这些成绩与突破,最近十来年一直致力于此。
收入本书者为我多年有关唐诗论文之结集。各篇均为有特见而写,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但幸能各得心解,有所创发。分为几个单元。一为以《全唐诗》及补遗为中心者,有关唐诗通说通考者亦存此,二为作者专题,三为专书研究,四为唐诗文献叙录。各篇仅作文字讹误的校订,一般均保持原来发表时的面貌。惟《〈全唐诗〉误收诗考》《殷璠〈丹阳集〉辑考》与《花间词人事辑》三篇,1997年收入拙著《唐代文学丛考》时有较多增订,故选用第二稿。《二十四诗品》辨伪文章较多,仅收入较晚所写一篇,以存鸿迹。最近十年尽全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几乎对唐一代所有作者、所有诗篇都有新的认识,完成定稿大约仍需一二年时间,本次只能订正旧说中的明显讹误,难以全部参取,敬请读者鉴谅。
南宋彭叔夏著《文苑英华辨证》,自述以“实事是正,多闻阙疑”二句为治学格言;清劳格则取“实事求是,多闻阙疑”二句置于座右。力不能及,心向往之,为本书命名之所自。
高克勤社长支持本书出版,责编刘赛、彭华多匡我疏失,夏婧博士代校阅部分校样,徐俊兄再赐题签,谨此一并致谢!
2018年3月4日写于复旦大学光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