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挑战

王蒙

王蒙李商隐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试图对这些作品及有关的研究材料进行把握，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文学传统的一个挑战。

首先是对文学创作的一个挑战。刚才陶文鹏先生讲了一些对新诗的批评。那些写新诗的人听了可能觉得并不那么公平，因为喜欢新诗的人也还很多，在诸多文学刊物订数年年锐减的情况下，诗歌刊物却稳中有升。一个人在十六至十九岁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大概都可能是诗人吧。但是无论如何，那些比较平庸的创作在李商隐的诗歌面前，应该感到非常惭愧。不仅是惭愧，反过来还应该感到惊讶：为什么李商隐在一千多年以前，竟把汉诗写到那么好的程度？

对文艺理论，对意识形态，对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李商隐的诗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对教条主义，对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学的狭隘性，也是一个挑战。对我们的诗学、文学、美学的一些框架，一些概念，一些符号系统，也是一种挑战。

譬如说创作方法，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说法，充其量就是所谓写实、写意，这是讲绘画的，也可以说有一点创作方法。赋、比、兴很难说是创作方法，最多算是讲文体。

西洋的那一套创作理论，用来研究李商隐的创作，总觉得不是特别够用，因为西洋的分得比较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等等。李商隐的诗里，好像什么都有。当然我指的不是他的政治诗、咏史诗那一类，而是读者最感兴趣、最欢迎的那些抒情诗、无题诗。他有的句子非常写实，但有的句子写得也非常虚。还有用典，这在西洋的创作论中缺少研究，中国作家用典非常之活，西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总觉得李商隐的诗中有一种唯美的成分。它表达的情绪是那样悲伤，那样颓唐，可他的用词又是那么华丽，有时甚至是非常富贵。他很少用一些破罐子破摔的寒伧的破烂的词，他是不搞审丑的。他用的一些词，如珠、玉、金、鸳鸯蝴蝶、桃花芙蓉，非常地富丽，又非常地女性化。我们不但可以研究李商隐描写的女性，而且可以研究他的女性意识。他本人有时是用一种相当的女性化的眼睛来审美，用相当女性化的词语来写诗的。按我们的传统，男人应该写大风，“大风起兮云飞扬”，觉得这属于男性。李商隐却写了许多女性诗。有些诗被公认为写狎妓的，但他写得并不轻薄，很少用轻薄的语言。柳永的词有轻薄的语言，《西厢记》里有，连《红楼梦》里也有，它们摆脱不了那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把女性作为性游戏对象的心态，它们总要露出一种玩弄的味道来。但李商隐的诗里没有，相反比较体贴，例如，他写嫦娥的诗就是这样。

苏雪林的小说，不能算是正式的李商隐研究，那是有关李商隐情史的一种外延。在中国古典诗人中，很少有像李商隐这样的现象。一生有许多爱情故事，又很婉丽，但又不是从一而终，矢志不渝，同时又不流于轻薄和玩弄。写出来的情诗是那么美，用美来节制自己的悲伤，用美来包装悲伤。这种节制和包装的唯美的过程，又使他不会一味地颓唐下去，所以他从不疯狂。古今中外写颓唐的作家比较多，颓唐的人总是带着点歇斯底里和疯狂。李商隐的不疯狂，可能与美的节制颇有关系。

李商隐的创作心态，他的性意识，性心理，也颇值研究。他有时候甚至有点性错乱，我非常怀疑这一点。因此说，李商隐的诗也是对文艺心理学的一种挑战。

如果说李商隐是唯美主义的，那么唯美主义往往总是和形式主义结合在一起。汉字作诗很容易作得美。它的整齐、对仗和音乐性，特别适合作对联。李商隐的对联有两种，有的是天成，那是最好的对联，比如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有的是他作出来的，比如说“梦为远别啼难唤”，这是天成的、诵出来的、没有毛病的，但下联“书被催成墨未浓”，虽然漂亮极了，然而是作出来的，它和整首诗没有必然联系。是后配，不是原配。但他对得极美，他是运作形式的高手。

李商隐的诗里，有写实的，有写意的，有象征的因素，有心理的某种变化(心理的某种变异产品。讲他心理变态实在难听)，有唯美的因素，有形式的，当然也有正常的。而从整个李商隐的诗来说，又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记得叶剑英同志还引用李商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用以谈干部“四化”和培养第三梯队的问题。从整个来说不好下那样的结论。

李商隐对接受美学也是一个挑战。长期以来在中国处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贬低李商隐，但很多杰出人物又非常偏爱李商隐。比如毛泽东，还比如郁达夫、张爱玲等。如果研究毛泽东，这也是很有趣的。毛泽东的文学生活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他的文艺思想，那是用来指导全党全国全军的。他的文艺思想是革命功利主义的，如他提出深入生活，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等，非常地革命功利。这是有道理的。以他的地位，他的任务，当时在延安他必须这么做。他当然不能提倡大家都写李商隐一类的诗。但毛泽东文学创作的这一部分，是又一路。我觉得他的诗主要特别是言志，豪放，当然也不废婉约。但毛泽东对诗的爱好就有点稀奇古怪了，他爱“三李”，这种爱好是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创作的一种补充，三种并不完全一致。毛泽东最喜欢的还是李贺，他的诗意不断地和李贺的诗意近和。所以在接受美学中，李商隐提出的挑战特别有意思。譬如说到懂不懂的问题，一般人们认为李商隐的诗难懂，可恰恰是这一类所谓难懂的诗家喻户晓。他的政治诗、咏史诗并不家喻户晓，读这些诗有时要不断地看注，注看多了还有可能越来越糊涂。而家喻户晓的那些诗，有的句子脍炙人口，快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心有灵犀”等等。连大批判都能用得上，“×××与帝国主义和台湾的反动派心有灵犀一点通”。再如“夕阳无限好”也是，家喻户晓，非常地普及。如果说不懂，难道大家都在爱一些他们不懂的东西？不懂不可能成诵，不懂不可能普及。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思的现象。

这里涉及我们文学研究中比较习惯比较偏爱的所谓阐释的方法。但是对待文学，对待诗歌，和阐释同样重要的是感受。我所知的一些欧美的文学朋友，他们就非常注意文学的感受。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我国的昆曲剧目《牡丹亭》去德国上演，事前剧团做了很好的台词译文的幻灯片。要听懂台词，幻灯片不仅在德国需要，即使在北京演出也常常是需要的。因为音乐虽然很动听，但不知道演员嘴里出来的是个什么词。但德国的演出经纪人坚决拒绝，他们认为一边看戏，一边让打幻灯，是对艺术的一种侵犯，一种侮辱。他们只同意发说明书，让观众明白故事梗概就行了。因为人们是来感受中国情调的，未必要弄清每一个具体细节。感受的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情调。最初我们的剧团很担心，但演完之后，全场热烈。这就是感受的魅力。我在国外访问的时候，经常被邀请参加作品朗诵会。就让我用中文朗诵，没有翻译。我参加过的一个朗诵会上，有西班牙语、印地语、汉语、英语和法语等作品的朗诵。与会精通五六种语言的几乎没有，但大家还是有所感受，有所交流。那么，什么叫读懂？我觉得颇值研究。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张明非女士概括李商隐研究动态的时候，认为我主张李诗无解，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认为本来是很明了的句子，每位读者都可以简单地解。如《锦瑟》中的“思华年”，字面意思很明了，本身就解了，说的就是爱情。当然，这并不是它意蕴的全部。把“思华年”解成爱情，再加以详释发挥，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解可以是无限的，而不是无有的。

我读李商隐的诗，最大的感受是他的诗都那么活着。反复地读，他的那些语词、那些诗，都变得活起来了。似乎它们还在那儿组合着，奔走着，跳跃着，它们像一组组彩灯似的，一会儿这里亮了，那里暗了；一会儿这里暗了，那里亮了。它们都通着电。

甚至可以说，李商隐的诗对文学史也是一个挑战。李商隐现象的出现，至少对我这样知识水平的人，还是感到有些突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可以找到与他的诗在某些方面相似的诗，但他的诗却又显然完全不同。《红楼梦》还多少能查出些渊源来，受《金瓶梅》、话本等的影响。李商隐的出现，他诗中体现出来的艺术主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喜欢李商隐的诗，受他诗歌的影响，比如郁达夫，但都没有办法和李商隐相比。所以有时候在李商隐面前，我感到我们文学的语言的贫困，阐释方法的贫困。如果用中国传统的那些阐释语汇，风骨呀，意境呀，等等，这些词语用滥了，也就失味了。如果用很洋的那种分类法硬往李商隐上拉，也显然不够。选取什么样的方法呢？这个题目就很大了，因为我们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一套东西出现，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苏联式的，就是西方式的，再不就回到金圣叹的路子上去了。倘若搞批注评点的话，现在我们恐怕还不及金圣叹。

越研究李商隐，越感到这是一个挑战。我们有可能把李商隐作为一个契机，把我们整个国家的理论水平，文学史的水平，诗歌创作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

摘自王蒙先生在李商隐学会1996年

年会上的讲话。崔健飞整理。

原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

李商隐在晚唐前期诗坛上的地位

刘学锴

刘学锴在文、武、宣三朝的晚唐前期诗坛上，李白、杜甫的诗歌已经确立了他们在唐代诗坛上最崇高的地位。韩、柳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大体奠定。李商隐在《漫成五章》之二中说：“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樊南甲集序》中又将“杜诗”与“韩文”并提。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亦云：“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这里韩柳并提，乃指其古文而言(杜牧《读韩杜集》云：“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此处“韩集”实指韩文，因调平仄而改为集)。而中唐两大主要诗派的主将元、白、韩、孟在诗坛的地位则还没有被人们所公认。不仅如此，对元白一派，杜牧还颇有微词。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戡)墓志铭》中谓李戡“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实际上杜牧自己也是同意这种看法的。李商隐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中说：“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谢思炜认为李商隐的这段话也是针对元、白而发的，他在《白居易与李商隐》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李商隐批评的两个重点(怨刺居多与绮靡为甚)，即分别对应于元、白的乐府讽谕与风情感伤两类创作”。谢文还认为，《献侍郎巨鹿公启》所谓“枕石漱流”、“枯槁寂寞”，是指“与韩愈有密切关系的孟郊、贾岛一流诗风”，“他所要超越的对象，并非孟郊、贾岛等二流诗人，而正是声名远被、教化广大的白居易其人”。如果谢文的这些论述大体符合实际，那就说明，在晚唐主流派的两大巨擘看来，先前的唐诗除了李、杜的地位不可动摇，其成就难以超越以外，对于作为诗人的元、白、韩、柳，他们似乎都没有拜倒倾服之意，而有所批评，甚至是相当尖锐的批评。杜牧说他自己“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李商隐说自己“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上崔华州书》)，都表现出他们力求创新的精神。

在晚唐前期诗坛的三大诗人群体中，前辈著名诗人与显宦组成的群体这时无论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或艺术表现上都已消失了昔日锐意创新的精神和关注国运民瘼的爱国精神、人道精神。随着人生态度的转变，诗歌艺术趋于平淡甚至流于滑易，这一点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姚合、贾岛为核心的诗人群体，只是在一联一句中下苦吟功夫，力求从身边琐事和日常生活的冷僻处发现一点诗美，小结裹处虽有所收获，大的方面却没有多少创造。因此，创辟诗歌新局面、新境界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小李杜、温、许这群诗人身上。

在这一诗人群体中，温庭筠的主要成就在新起的文学样式——曲子词的创制上。约在大中六年，已经写成了代令狐绹作的《菩萨蛮》词，实际上已达到了他个人文学创作的高峰。他也有一部分格韵清拔的咏史怀古诗，其中颇寓时世、身世之感，如《经五丈原》、《苏武庙》、《过陈琳墓》等，以及抒写旅思、闺情的律绝佳篇，如《商山早行》、《瑶瑟怨》等，但其主要成就和艺术创新精神显然表现在曲子词的创作上。许浑擅长五七言律和怀古题材，对仗工稳整密，但作品意象的重复、意境的雷同，是其诗歌创作的突出弊病。在晚唐前期主流派的四家中，许浑是创新精神较弱的诗人。

杜牧的艺术才能与李商隐不相上下，李商隐对他也极为推崇，《杜司勋》诗至有“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的赞誉。小杜诗豪宕健丽，且能于俊爽峭健中时带风华流美之致，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就其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准而言，完全可以归入唐代第一流诗家的行列。但是从推动诗歌发展的角度看，杜牧诗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表现，都未能提供较多新的东西。刘熙载《艺概·诗概》说：“杜樊川雄姿英发，李樊南深情绵邈。其后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较无窠臼与？”这里的“窠臼”，如果理解为一种成功的艺术范式，那么李商隐确实因为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艺术范式而超过了杜牧。

李商隐在晚唐前期诗坛上之所以居于最突出的地位，原因在于：第一，他全面地继承了宋玉、庾信、杜甫、李贺等人的传统，而集感伤主义传统之大成，成为晚唐诗歌“伤春”、“伤别”特征最突出的代表，建立了感伤诗的最高范式。第二，在李、杜所创辟的理想、现实境界之外，创辟了表现心灵境界的成功范式，《无题》、《锦瑟》诸诗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第三，进一步发展了李贺以来的象征诗风，创辟了象征诗风和朦胧诗境的范式。这一切，不但使他在晚唐诗坛上独执牛耳，而且使他居于中国诗歌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大家的行列。

摘自《李商隐传论》(增订本)

黄山书社201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