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灵猿”到“青牛角”

一、簪缨之家，科举神童

以深刻反映清末社会和官场而著称的谴责小说《孽海花》，第五回描述一次翰詹科道大考，一众人中，“只见一个三寸丁的矮子，猢狲脸儿，乌油油一嘴胡子根，满头一寸来长的短头发，身上却穿着一身簇新的纱袍褂，怪模怪样，不是庄寿香是谁呢？”作者笔下这位其貌不扬的“庄寿香”，影射的就是我们的传主——赫赫有名、影响深远的晚清重臣张之洞。

清人习惯用籍贯称呼要人，按此传统，被称为“张南皮”的张之洞应是直隶（今河北省）南皮人，其实，无论其先祖还是他本人，皆非南皮土著。

张之洞，字香涛，祖籍山西，明永乐年间先祖张本迁徙至京畿，经三代后其孙张端迁至天津府南皮县，家族遂在此定居、繁衍，明、清两代皆有人入仕，成官宦之家。张之洞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知县。祖父张廷琛曾任四库馆誊录、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古田知县。父张锳（乾隆五十八年至咸丰六年，1793—1856年）为举人、大挑知县，历任贵州安化、贵筑知县，古州同知、兴义知府，署贵州贵东道，死后赠太仆寺卿。与张之洞平辈，出道很早的族兄张之万，为晚清又一名臣。张之洞生母朱碧筠为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朱绍恩之女。

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张之洞生于贵州西南的兴义府（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知府官舍。因张锳后将家迁至南皮城南双妙村，此处遂为张之洞故里。张锳共生六子，张之洞排行第四，有兄之、之清、之渊，弟之澄、之涌，并姐妹八人。张之洞三岁时生母病逝，由张锳妾魏芷香抚养成人。张锳夫妇当时恐未意识到，他们生育了一个支撑大清朝最后岁月的栋梁之材，他们的家族也因此走上了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兴盛顶峰。

张之洞像

然而，生于末世运偏消。张之洞的一生，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逐步解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速形成的关键时期：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逝世于1909年清王朝行将就木之际，贯穿了风雷激荡的晚清七十余年。处于这样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动时代，新与旧，进与退，革新与保守，必然深刻影响、制约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下文我们将看到，作为当时弄潮儿的张之洞，当然亦难挣脱时代命运的摆布。

少年张之洞是一颗读书种子，科举神童。

张锳秉承家风，极端重视子辈的教育。张之洞四岁即发蒙，启蒙老师何养源，此后，又为其选聘及投问众多良师，如曾搢之、张蔚斋、黄升三等十多位，皆为饱学之士，多具贡生、举人、进士等功名。当时同在贵州任知府的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是张锳的同僚和挚友，张之洞也曾向其问学。张之洞少时很聪明，更与寻常儿童有异，特别爱读书，不需父师督促，常常手不释卷，夙兴夜寐地学习，八岁就读完四书五经，开始兼学史学、小学（即文字学）、古文并兵学等“实学”，十岁习作诗文，水平远迈众多成年仕子。

少年张之洞很早参加科举考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岁的张之洞回南皮原籍应童子试，次年经县、府、院几轮考试，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参加顺天府乡试，中第一名举人，俗称“解元”，成为轰动一时的神童。兴义府和此后官场皆盛传张之洞是“灵猿转世”，估计这不仅是附会神童之说，大概也与其长相古怪，散漫好动，喜爱瓜果零食等习性有关。

中举后，张之洞住在京师外祖父蒋策家，准备参加会试，但龙门跳得并不顺利。

咸丰三年（1853年）因太平军北伐军进逼天津一带，京师震动，张之洞遂于七月匆匆离京回贵州兴义。咸丰四年十一月，遵义桐梓杨风为首的农民军围攻兴义府城，张锳率部及家人顽强抵御，终于击退农军。此番经历，对张之洞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介儒生亲历兵戎，面临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对民众起事、造反有了直观的认识，从而更加坚定维护清朝的统治，仇视“乱民”“叛逆”的阶级立场，并贯穿其此后的宦海生涯。

是年冬，张之洞成婚，妻为贵州都匀知府石煦之女。咸丰五年，张之洞携石氏赴京。次年，四月参加礼部试，录取觉罗官学教习。七月二十五日张锳病逝，张之洞回籍守制。咸丰九年守丧期满，张之洞拟赴京参加会试，但因族兄张之万为该科同考官，例应回避。次年咸丰十年又因同一原因再次无缘参考，遂于当年秋入山东巡抚文煜幕府。同年，英法联军攻陷京师。第二年，即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逝热河，北京政变发生，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同治。张之洞于同治元年（1862年）入京参加会试，未中，被挑取为誊录第三名。他未就此书吏一职，先后入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毛昶熙、河南巡抚（先署后实授）张之万幕。同治二年三月，张之洞再次赴京参加会试，中第一百四十一名贡士，复试一等一名。殿试原拟二甲第一名，被慈禧拔至一甲第三，即“探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慈禧的嫡系门生。四月朝考一等第二，五月初八授翰林院编修，入院深造，是年二十七岁。同治四年四月庶吉士散馆考试，即此届翰林院的“研究生”结业考试，又得一等第一名。次年四月，张之洞参加翰林大考，因卷面脱字得二等三十二名，但对仕途影响不大。很快他被选派为浙江乡试副主考。

从十三岁到二十七岁，张之洞在十三四年中成功走完了科举的全程，达到了封建社会人才选拔金字塔的顶峰，这对其一生事业奠定了雄厚基础。清代高官选拔十分重视“正途”出身，只有翰林院出身者死后才能谥号称“文”。对年轻的张之洞来说，更从此即可以抛弃八股这一敲门砖的桎梏，一心钻研有用的实学，建功立业。这种幸运，应属罕见。

传统社会，读书人人生两大快事：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张之洞科举很成功，但婚姻则较坎坷，一生三娶。同治四年五月庶吉士散馆考试后仅一月，夫人石氏即病故。同治九年，于湖北学政任内再娶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女。但两年后唐夫人又逝世。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再娶龙安府知府王祖源之女，其兄王懿荣曾任国子监祭酒，是著名的甲骨文发现者与整理者。但三年后王夫人又病故。此外，按当时风气张之洞还有妾王氏、李氏、秦氏。这六位夫人、如夫人为张之洞留下了六子四女。

在完成科举过程中，张之洞也确立了自己学问的基础，其特点是：师承儒学的古文经学派，反对主张“微言大义”“谶纬”一套的今文经派；重视由古文经派发展而成的乾嘉训诂考据“朴学”，坚持宋明理学的伦理纲常，但又重视经世致用。这既由清末时代巨变所驱使：统治者需要用理学的紧箍咒来麻痹束缚民众的思想，泯灭异端，“软刀子割头”，更需要实实在在，肯卖力、有实际能力来拯救摇摇欲坠的统治的刽子手；也由其老师所诱导：如他回忆道：“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原因是这两者最贴近现实，义理较其他经浅显，训诂较他经详细，易学易懂，且皆为原始文献，所以，“欲通古训，尤在于兹。”而他曾经师从的胡林翼，更是将理学与经世之学这两者完美结合的典范。胡林翼坚持义理之学和为朝廷担当大事的态度；“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血腥镇压反抗民众的立场和手段；宁可（贪官）一家哭不使（百姓）一路哭的整饬吏治、反对官场腐败的决心；求贤若渴、千方百计搜罗人才的作风，皆为张之洞树立了活生生的榜样。在张之洞随后的活动中，皆能看到胡林翼等经世派若隐若现的身影，这绝非偶然。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张之洞在武昌建立十贤祠，祭祀诸葛亮、岳飞等人，其中就有胡林翼。

二、“清要”与行政历练

翰林作为国家的储备人材，为清要之官，在翰林院时读书养望，写写应景文章，属于帮闲性质。毕业后最好的出路，是外放任省乡试考官（多为副主考），顺利的话则再任该省负责文教的学政。对有幸入选的翰林来说，这是一种机遇和锻炼，是从单纯文字匠向行政官转变的开始，既符合其文教优良的特长，又锻炼行政能力，转轨十分自然。当然，对清政府来说，也是对人才的进一步考察。所以翰林是否做过一省乡试考官，涉及其荣誉。李鸿章虽然一生“功业”彪炳，但至死也为未任过此差而遗憾和被人嘲弄。

张之洞在同治六年七月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八月，被简任湖北学政。其间主持湖北乡试。同治九年，任满返京。十年，又回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重过清要生活。同治十二年，出任四川乡试副主考。是年九月，又被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底任满，次年返京，再操京曹生涯，直至光绪七年。

主考、副主考，属于“差事”，虽是临时工作，但决定一方士子文运，万众仰望，地位显赫。副主考主要职责是襄助主考完成乡试，张之洞在浙江、四川的两任乡试副主考任内，认真、高水平履职，法眼所及，公平选拔了一批人才。如在浙江考选的陶模、许景澄、袁昶、孙诒让等皆是一时人望，此后皆成为清季政、学界重要人物。在湖北主考时主持全面工作，他更加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而也博得“知人”的盛誉。

而学政，则是正式官位，主持一省文教行政的大员，与总督、巡抚并列，有很多行政工作，既要与直管的朝廷礼部官员沟通，还要和所在省的封疆大吏总督、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道、府、县各级主官打交道。恰当处理条块关系，特别是恰当处理好与地方行政官员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能否顺利度过任期。这是对行政能力、官场规则很好的实践机会。张之洞同样没有虚度。

对于本职工作，他完成得很出色，大体来说有这几项：

一是除弊。特别是在四川。当时四川科举考试腐败已闻名天下，实属积重难返的重灾区。张之洞迎难而上，制定规章，严禁各种违规行为，严惩考生中的捣乱强横分子，严惩舞弊者及与作弊考生沆瀣一气、兴风作浪的胥吏、劣绅、地棍，通缉枪手，使考试大体步入正轨。当然，由于科举至晚清早已彻底腐朽，更由于人治效用毕竟有限，所以张之洞也不可能根治病入膏肓的科举腐败，特别是他一离任，人亡政息，四川科场之弊至清亡仍旧存在，且臭名远扬。

二是兴革。与除弊的“破”相呼应的是加强文教建设的“立”。同治六年到湖北履任伊始，他即通饬各处生童呈送诗文以为观风，并可随卷附送平时著作。同治八年，又奏请将新进文童复试的经文科目改为经解，以提高其理解水平。与李鸿章一起创办湖北文昌书院，奏请将各省捐输团练经费所增名额进行核实。同治九年，在鄂省的岁、科两试试卷中，择优编为《江汉炳灵集》。在四川，又建尊经书院，捐自己廉俸购买四部数千卷，培养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等得意门生。他还编撰了旨在提升学生思想品德的《轩语》，委托缪荃孙编撰为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开列应读书籍、提示读书门径的《书目答问》。该书列举古籍约二千余种，并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在图书分类、经学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迄今仍是文史从业者必读的工具书。

《书目答问》书影

在这段时间中，张之洞十分勤政，同时也很廉洁，如在四川裁革各种陋规银不下数万两，离任时，因缺路费而出售所刻万氏十书经版，始得成行。与各处官场处理得很和谐，鄂、川的官员特别是大吏对其评价很高，支持其履职。其中原因，一是张之洞确实工作认真，富有成效。作为名声赫赫的少年才俊，清廷赏识、着意栽培的对象，他的地位，对于油滑、极善窥测上意的官员们来说一清二楚，当然乐得捧场；但更由于张之洞也熟谙官场之道，很会与人周旋，下面要提到的处理东乡案即能证明这一点。

总之，这前后十年，张之洞内外旋转，清要、行政轮换，多有历练，干得风生水起，为日后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清流“牛角”

从光绪二年底从四川回京至光绪七年，张之洞先后充文渊阁校理、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晋升翰林院侍讲，转翰林院侍读、充教习庶吉士、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芳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充咸安宫总裁，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可谓职任繁多，升迁迅速。在此番流转清要衙门过程中，张之洞成了“清流党”的重要成员。

“清流”是晚清一个特殊的政治派别。其主要成员多为无多少行政实权的翰林院等处清要和科道监察系统较年轻的中下级官员，他们气味相投：科举“正途”出身，年轻气盛，富有才气，更具胆识，怀抱忠君爱国拳拳之心，而结成了松散的联盟。他们时时设置议题，议论时局，对各种大政方针建言献策，擅长站在道德，特别是政治道德的高地，挥斥方遒，指斥官场腐败，抨击违法违纪行为，毫不手软，权贵不避，笔锋犀利，所向披靡，锐不可挡。更有甚者，极会相互配合，一人举劾某事，他人群起呼应，时被讦为“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仿佛是晚清政治朽壤浊水中绽放的一枝奇葩，俨然成为朝野舆论的中心，特别引人注目。

清流们虽自诩站在道德高地，但其本身未必如其标榜的是道德模范。就私生活而言，宝廷任浙江乡试主考时，因携江山籍船妓回京而自劾去职。李鸿藻被传曾奸占族侄媳。此后也会看到，我们的传主张之洞被诟病处也不少也。

清统治者汲取历史上，特别是明代“党祸”的教训，一直严禁官员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但到晚清，不仅由于其控制力有所下降，更由于实际统治者慈禧精于权术，喜欢利用这批清流来钳制政敌，今天拉这一派打那一派，明天拉那一派打另一派，以便自己操纵政局。她也知道党人是为大清补台而非拆台，所以默认了清流的存在。

对清流党，历来有前后、北南的不同分类。前一分类以中法战争为界，战前奉直隶高阳的李鸿藻为党魁，战后则以翁同龢为首。后一分类则以地域为区别，北清流，不仅党魁李鸿藻而且成员也多为北籍人。南清流的两魁首沈桂芬、翁同龢，虽说沈桂芬籍隶顺天宛平，而状元出身、两朝帝师的翁同龢籍隶常熟，其成员也多为南方官员。可见，两者虽各有千秋，但差异不大，而李鸿藻则是绕不过的关键人物。

李鸿藻是咸丰进士，曾充同治帝师傅。同治即位，两宫垂帘听政后，得到迅速提升，从内阁学士一直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他以儒、孝、耿直著称于世，由于地位和名声，在其周围聚起了一批同气相求者，成了北清流。张之洞投其麾下后，很快成为中坚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被称为“翰林四谏”，再加刘恩溥、陈宝琛合称“清流六君子”。亦如时论所喻：李鸿藻号称“青牛头”，张之洞与张佩纶为“青牛角”，另几个名角则为不太雅致的“青牛尾”（陈宝琛）、“青牛鞭”（宝廷）、“青牛肚”（王懿荣），至于上述诸人以下其他次要者，则被列为“青牛皮”“青牛毛”而已。牛角，是专以触撞的器官，张之洞荣膺此号，可见其份量和咄咄逼人的气场。

李鸿藻像

张之洞涉及的活动约有下述三个方面。

（一）对外关系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首先是改订中俄条约。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西北地区持续动荡，由陕甘回民反清而延及本已民族、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新疆，引发众多起事，形成清政府统治失控的局面。在此形势下，同治十年，中亚浩罕的阿古柏在英国暗中支持下进占南疆，迅又攻占北疆乌鲁木齐一带。沙皇俄国乘机以暂时为清政府“代管”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由此，新疆几乎完全沦为异域。在平定内地太平军、捻军、陕甘回军后，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统帅，依靠刘松山、刘锦棠统领的老湘军为基干力量，进军新疆。至光绪三年（1877年）全疆除伊犁外全部收复。清政府即与沙俄开展归还伊犁的谈判。光绪四年，清廷派崇厚使俄。崇厚昏庸无能，在沙俄的威胁利诱下，于光绪五年签订了《伊犁条约》，亦称《里瓦几亚条约》。按此约，中国收回伊犁，但要割让伊犁以西、以南大片土地，并赔款五百万卢布，开放三条商路，允许俄国在天山南北免税通商。

消息传来，清流成员义愤填膺，群起围攻，张之洞更发挥了其“牛角”作用，从光绪五年底至第二年的一年中连上奏折19件，猛烈抨击此约的种种弊端及危害，明确提出废约至少改约的要求，并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设计应对方针：一、计决，立诛丧权辱国的崇厚，表明改约决心，以“杜俄人之口”；二、气盛，将条约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弊端公布于众，以博舆论支持，激励民气；三、理长，暂缓收回伊犁，以争取外交主动；四、谋定，加强战备，在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设防，必要时不惜一战。他总结道，无论条约是否修改，武备皆要修，伊犁事皆要缓，崇厚皆要诛。此奏呈上，张之洞随即被两宫召见垂询。清政府不想卖国，也迫于舆论压力，遂果断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逮治崇厚，定为斩监候，改派驻德、法公使曾纪泽使俄重新谈判，并加强战备，做出不惜一战的强硬姿态。沙俄只得同意改订条约。经艰难较量，至光绪七年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虽然仍是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但收回了特克萨斯河以南土地，并在通商、赔偿等方面也作了有利于中方的改动，被誉为从无先例地从沙俄虎口夺食的外交奇迹。中俄谈判过程中，张之洞不时建言建策，不管是否被采纳，却反映了其维护主权、忠君爱国的拳拳之心。这也标志张之洞进一步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线，并得到赏识，参与决策了。

与此相关的是中日琉球交涉问题。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急先锋，中国的台湾及接受藩封的朝鲜、琉球等国，是首轮受害者。继同治末染指台湾之后，又趁中国西陲多事，力量被掣之际，先于光绪元年阻止琉球向清廷进贡，继于光绪五年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明目张胆予以吞并。中日为此展开交涉，张之洞也积极上疏献策。他认为西北、东南边事宜分别缓急，各个击破。球案可缓，以观事变，与日约定不得助俄，等俄事定后再与日交涉。现在俄事稍缓，当移防俄之师防日，断绝与其贸易以困之，防御重点在台湾。

由此，张之洞又开始关注边备、练兵、陆海防等问题。当然，此时他只是重复传统观点，未能向洋务方面嬗变。

（二）整饬吏治、筹谋民生。

一是救灾。光绪初元，华北山西、直隶、河南等处发生严重旱灾，一时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史称“丁戊奇荒”。张之洞提出应迅速动用库粮库款分发灾民，劝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虽然，其对策还是一般传统方法，但反映了轸念民艰的情怀。

二是平反冤案。光绪元年，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百姓因知县孙定扬私征苛捐杂税而聚集县衙请求减征。孙定扬反对直接上司绥定府知府易荫之核减税额、和平解决的办法，越级禀告署理四川总督文格，诬称民叛，参劾易荫之失职，坐视民变而不发兵。文格昏庸而喜事，即派提督李有恒率兵至东乡“痛剿”，滥杀无辜百姓四百余人。此事披露后，舆论大哗，经都察院御史吴镇、李廷箫弹劾，清廷除宣慰受害百姓外，将李有恒、孙定扬革职，文格交部议处，处理不痛不痒，企图消弭。光绪四年春，清廷因丁戊奇荒下诏求谏，张佩纶上疏请求复查此案。拖至次年清廷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赴川复审，最后还是维持原判。对此，清流们不予认同而继续抨击。张之洞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于五年五月十一日一天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附陈蜀民困苦情形片》三折，指出此案源于孙定扬横征暴敛，导致民众闹粮继而被诬，致遭滥杀，要求诛杀祸首孙定扬等，并惩处文格及“复奏不实”的恩承和童华。六月十七日，清廷最终判定：一是纠错，宣布东乡百姓闹粮不是叛乱，予与昭雪，孙定扬、李有恒斩决，文格、恩承、童华等也予不同惩处。延宕五年的冤案终于纠正，力挽狂澜的清流们，特别是张佩纶和张之洞这二张，由此名噪一时。

张之洞此举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要看到，东乡案发生时，张之洞正在四川学政任内，对此事应有所了解，按理他当时即应奏劾。但却未发声，此时则“大义凛然”，这除了其儒生的道德良心和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外，也可以看出他政治上是善于把握时机的：在川时不得罪文格，此时则能起四两拨千斤之效也。

（三）维护礼法与谏劝。

儒家特别重视礼和“礼法”，视之为维护道统的关键举措。张之洞对此也有出色的表现。光绪五年发生了光绪帝继统继嗣问题。原来，同治帝载淳十九岁去世，未留子嗣。慈禧力主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立为咸丰的嗣子继位，是为光绪帝。这样，她可以继续垂帘听政，而且认为可以对光绪予以有效控制。载湉时年只有三岁，生父是咸丰帝的七弟，生母是慈禧自己的妹妹，这样慈禧与载湉即有嗣母、伯母、姨母三重关系，在重视血缘关系的传统社会中，这是最牢固的纽带。但这样一来与清朝标榜的“万世一系”的家法产生了矛盾，所以慈禧当时不得不特别强调，将来光绪所生子嗣是作为同治帝，而不是他自己之子去继承帝位，说白了，载湉只不过是借给载淳生子的载体而已。光绪五年三月，同治帝入葬东陵的惠陵。随行送葬的吏部主事，曾有绰号“吴大嫖”的吴可读突然自杀，留下上疏要求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明确将来光绪帝之子即作为同治之子承继帝位，任何人不得异议。这所谓“尸谏”其实正中慈禧下怀，所以两宫褒奖吴可读，同时诏令百官议奏，实乃要大家捧场。

张之洞瞅准了这个机会，正好此时他已补授国子监司业，获得上奏资格，遂于四月初十、十一日连上《遵旨妥议折》《请再降懿旨片》等，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无非论证立载湉嗣位既出于两宫皇太后圣意，更“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所以“本乎圣意，合乎家法”。这一救场的上疏，解除了慈禧的尴尬，维护了其统治的合法性，真是“深得吾心大补丸”。慈禧随即下令将张之洞奏折与王大臣会议折等“均录一份，存毓庆宫”。慈禧本来就对张之洞印象不错——如前所述是她将其擢为探花——经此番小政潮，无疑更加青睐了。

当然，也有根据礼法谏劝最高统治者之事。光绪六年底，慈安、慈禧遣太监李三顺出宫到醇王府送礼，因手续不全被阻拦，恃宠而骄的太监遂与东右门护军争殴，回宫向太后诬告受到护军抢劫、殴打。太后震怒，立即革去护军统领的职务，将门兵交刑部置重典。清流们认为处置不当，会助长太监气焰，违背清廷严管太监的家法、祖训，纷纷谏阻。十二月初四日，张之洞上《阉宦宜加裁抑折》，从家法高度论证必要性，批评两次谕旨未责备太监，但又显得处处为太后着想，说太后、皇帝皆恪守家法，对太监不稍宽假，但这一片“苦心”“臣能喻之，而太监等未必喻之，各门护军未必喻之，天下臣民未必尽喻之”，这就会导致太监会更加不法，守军会畏惧失职，百姓揣摩谄事等后果。这一奏疏相比陈宝琛、张佩纶等奏疏，语气婉转，既给慈禧等以台阶下，又显示自己完全出于公心，结果，慈禧在舆论压力下对此案淡化处理，而张之洞既达到目的，又未得罪权贵，也是双赢。

张之洞对最高统治者的谏劝，还常常站在礼法和道德的制高点，借异说事。如光绪五年七月，以五月中旬甘肃地震，川、陕震动，六月以来，金星昼见，云气有异，奏请两宫修省弥灾，要求纳直言、肃臣职、厚民生、谨河防。七年六月，又以彗星见于参井之间奏请修德修政：去佥壬、历言路、饬武备、严禁卫以弭灾。光绪六年还联合“牛头”李鸿藻倡议建畿辅先哲祠，来树立守礼榜样。皆得到了赞许。

对于人事问题，张之洞也时有建言。问题是，清朝统治者一直强调“用人行政乃朝廷大柄，臣下不得妄议”，所以有时被采纳、获嘉奖，但也不时会碰钉子。如光绪三年，他代黄体芳起草奏章弹劾户部尚书董恂，但被上谕指责“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黄体芳虽因公免处分，却失去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但张之洞仍时不时染指朝廷人事问题。如光绪七年六月，在论及西北、东南边海防时，他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鸦片瘾大），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建议从彭玉麟、杨岳斌两人中选一人常驻金陵以下，督办江海防。结果很快被采纳，刘坤一被召入京，彭玉麟署两江总督。闰七月初五日，又奏请浙江巡抚谭钟麟、刘锦棠、张曜等负责西北边防，八月即被采纳，谭钟麟被任陕甘总督，刘锦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张曜帮办。

这些建言不久，光绪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张之洞即被外放出任山西巡抚，作为官场一颗新星正冉冉升起，这可能也是他始所未料者。

从“清要”到半行政官员，从中央到地方，清政府的这种对官员的培养方式，极具深意，且十分有效。张之洞正是通过这种历练，迅速成长。另一方面，从官场起步阶段，张之洞高明的为官之道已初现端倪：善窥“圣意”，把握分寸，注意时机，恰到好处。可见，他此后能飞黄腾达当绝非偶然。

1. 《轩语》一，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9782页。以下所引此书只简注为《全集》和页码。
2.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