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攻克难关

●陈堃銶已被学校指派参加调研，恢复了正常工作，她便自告奋勇，向数学系作了汇报，没想到引起很大反响，系领导决定尽快将报告呈送北大领导。

●王选毅然决定跳过第二代、第三代排版系统，直接跨入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系统，用激光扫描的方法来还原输出。

●全国各地的多家单位带着自己的研究方案和成果相聚北京，跃跃欲试，都想从中脱颖而出。

攻克最大技术难关

激光照排系统中的汉字信息处理有两个重大的根本性难题，一是汉字的储存，一是汉字字形信息的还原输出。而第一个难题显得尤为突出。

汉字的基本笔画不如字母文字多，“点、横、撇、捺、竖、弯、钩、折、提”而已，但汉字的构成却比字母文字复杂得多。字母文字的单词由字母简单排列而成，而每一个单个汉字的构成，都是笔画之间互相交错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拆分。因此，汉字的一个单字实际上相当于字母文字的一个字母了。

西文只有26个字母，所以存贮量问题并不尖锐，而汉字字数繁多，《康熙字典》收入的汉字多达47000多个，常用字就有五六千个，印刷用的汉字更存在多种字体，有宋体、黑体、仿宋、楷体等10余种，而且还有10多种大小不同的字号。

汉字字形信息量太大，是中文信息处理系统最大的难题。要把汉字信息存储进计算机，就要把汉字变成点阵来表示。

一个5号字的正文字，至少需要100×100点阵，大号字体甚至需要1000×1000以上点阵。

汉字的常用字在3000字以上，印刷用的汉字多达2万多，加上每个字都有50多种不同风格的字体和50多种大小不一的字号，如果都用点阵来表示，信息量高达上千亿字节。

Digiset采用的是黑白段的描述方案，压缩率很低，对付26个英文字母还可以，对付海量的汉字点阵信息就行不通了。

汉字字形信息量大的问题，一下子成为摆在王选面前的主要难关。

日本京都大学倒是发明了一种字根组合方案，压缩率高，但质量不好。

从1946年西方发明第一代照排机开始，到1975年已经过去了30年，美国报界在1970年前后已全部采用电子排版，但中国仍然在拣铅字。

铅字印刷的痛苦深深地印在每个排版工人的心中！他们迫切地希望，有一种比较先进的技术能替代这种原始的劳作。

但是，汉字照排系统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20世纪70年代，王选有条件使用的国产计算机的磁心存贮器，最大容量只有64KB；没有磁盘，只有一个512KB的磁鼓和一条磁带，相当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水平。

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王选不得不另辟蹊径，开始设法压缩汉字信息。

在接下来的日子，王选满脑子的汉字横竖弯勾，连做梦也尽是笔画。他的数学背景显示出意想不到的功效，王选很快想到了用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方法描述汉字字形，这样做可以大大地压缩汉字信息。

这时，他发现，汉字虽然繁多，但是有规律可循，每个汉字都可以细分成横、竖、折等规则笔画，和撇、捺、点等不规则笔画。

对于规则笔画，可以用一系列参数精确表示；对于不规则笔划，可以用轮廓表示。他统计了一下，汉字中规则笔画的比例占了近一半，所以压缩的空间很大。

王选不停地统计和计算着，遇到问题就与陈堃銶讨论，两个人完全沉浸在汉字的一笔一画里。

1975年5月，“全电子照排系统”的初步设计方案终于完成。王选决定尽快向系里介绍这份方案，争取学校的支持。

但连续数月的劳累，使他虚弱得作不了报告。另外，他也有一点担心，担心自己“人微言轻”。

此时，陈堃銶已被学校指派参加调研，恢复了正常工作，她便自告奋勇，向数学系作了汇报，没想到引起很大反响。系领导决定尽快将报告呈送北大领导。

王选的手稿被拿到北大印刷厂打印。一些印刷工人得知他们正在研究用“电脑代替铅字”，非常兴奋，有的说：“这事真要成了，咱就不用天天跟黑乎乎的铅字打交道了。”

有的说：“每天手托着沉甸甸的铅字盘，来回拣字排版，相当于走几十里路，排好了再印刷，又脏又累，有了电脑，轻轻松松坐在那里一敲键盘就齐了。”

大家的话，给了王选很大的鼓舞，他没想到自己一个微不足道的病号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就得到了工人们如此强烈的反应，说明他的研究与印刷工人们是休戚相关的，这更坚定了王选的信心。

很快，北大有关部门拿到了打印好的报告。他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召集有关单位开会研究。

1975年5月的一个晚上，北大数学系、无线电系、图书馆和印刷厂的联合会议在魏银秋主持下举行。陈堃銶参加了会议。

会上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把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列为北大自选项目，确定了“数字存贮、信息压缩和小键盘输入”的总体方案，争取列入国家“748”工程的计划；二是从各单位抽调人员成立会战组，协作攻关。

开完会，夜已深了，陈堃銶一回到家里，就立即向王选细述了会议的情况，两人心中的感受难以言表。从1966年开始，近10年来，王选一直是个边缘人物，很多时候都有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绝望。

直到此时，他才重新感觉到了学校、科研对他的需要，甚至感到了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5月的北大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空气中暗香浮动，王选有些热血澎湃，他兴奋地对妻子说：“咱们又要大干一场了！”生活对于这对患难中走过来的夫妻，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万事开头难，会战组的组建是很不顺利的。数学系比较积极，派了陈堃銶、丁霭丽参加软件研制；中文系派出李一华、陈竹梅、石新春参加字模和输入方案的工作。其他系却不积极。

会战组从1975年5月筹建，直到1977年4月，始终缺乏计算机方面的教师。

王选的编制在无线电系，但他是“吃劳保”的病号，没人约束他，这也恰恰给了他进行独立思考的自由空间，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来完善总体方案。

实际上，在这些人中，真正懂硬件又懂软件的只有王选，懂软件的也只有陈堃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选一心一意地投入了工作中。

7月流火，屋里闷热难耐，王选就搬一张破旧的木椅坐在柿子树的荫凉下写写画画，进一步实现和完善总体方案。陈堃銶则把压缩信息拿到计算机上进行各种模拟实验。

数学和汉字，这两种代表不同意义的学科和符号，被王选和谐、紧密地结合起来，一系列世界首创的神奇发明诞生了：用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使汉字字形信息以1比500的比率高倍压缩；设计出一套递推算法，使被压缩的汉字信息高速复原成字形，而且适合通过硬件实现，为进一步设计关键的激光照排控制器铺平了道路。更独特的是，王选想出用参数信息控制字形变大或者变小时敏感部分的质量的高招，从而实现了字形变倍和变形时的高度保真。

印刷用的汉字根据需要有大小不同的字号，1975年，中国报纸的正文字是五号，书刊的正文字一般也是五号。因此王选把五号字看作主体字号，使其字心正好是96×96个点，成为常规计算机字长的整倍数。所以，当他把系统的输出分辨率定为742线／英寸（DPI），刚好满足书报对文字分辨率的要求。

王选后来说：

这个分辨率一确定，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汉字笔画多，尤其是横道很多，在字形变倍特别是变小时，笔画会出现粗细不匀。比如“量”字中有九道横，同样宽度的两道横当字形变小后会变得宽度不一样。在1500DPI的高分辨率照排机上，这一细小差别对文字质量影响不大，而在我们选择的742DPI时，应该一样粗的横道变倍后却粗细不一，明显影响了文字质量。竖也有类似问题，但竖一般比横粗，数量相对少一点。怎么才能保证一个字在变大尤其是变小时的质量呢？我想出用参数这一附加信息来描述横宽、竖宽，并保证本来一样宽的横或竖变倍后仍维持相同的宽度，使742DPI下的小字仍旧美观匀称。

王选的这一发明在1975年是世界首创。

与汉字相比，西文字母笔画少，结构简单，而且西方工业技术先进，选择的都是1000DPI以上的高分辨率输出，文字变倍后基本不存在质量变化，所以也就不必用附加信息控制敏感部分变倍后的质量。

直到1985年，300DPI的激光打印机开始大量流行，在300DPI分辨率下，西文也出现了变倍后的文字保真问题，才有人想到用“提示信息”描述字形的宽度、间距以及需要保证对称的敏感部分，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才在西方大大流行起来。

1975年9月，王选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进一步成熟，并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模拟出“人”字的第一撇。

这是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重大突破，38岁的王选有过人的胆识和信心，他用数学和智慧轻轻一叩，汉字进入计算机的大门被轰然打开了。

然而，此时许多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教，拖着长期病弱的身体凭空想像出来的数学游戏。

积极争取领导的支持

在攻克技术上的最大关之后，王选又面临着另一个难关。11月初的北纬旅馆论证会，给了王选第一个沉重打击。

自从着手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以来，王选越来越清楚地感到，要想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入生产和实际使用，仅靠北大单打独斗是很难实现的，必须取得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协作单位的支持，最好加入到“748”工程中来，把其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这个子项目争取过来。这也是北大成立会战组时定下的目标。

1975年，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子项目以及100多万元经费已经下达给了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并指定北京新华印刷厂为第一用户。

为了论证我国精密照排的技术方案，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在宣武区的北纬旅馆召开了方案介绍和论证会。全国各地的多家单位带着自己的研究方案和成果相聚北京，跃跃欲试，都想从中脱颖而出。其中研制二代机的几家更是信心十足，志在必夺。

对于北大和王选，这是一次极好的展示机会，王选、陈堃銶征得学校同意，参加了会议。

公共汽车上，陈堃銶小心翼翼地护着包，里面是夫妇俩辛苦多日的成果：一个用字形信息压缩方案、通过软件还原、宽行打印机打印的“义”字，是3张打印纸拼接起来的，展开大约有五六十厘米见方。之所以选“义”字，是因为这个字的压缩信息简单，并且包括了撇、捺、点3个不同笔画。

王选虽然参加会议，但身体太虚，说话无力，仍让陈堃銶代作报告。虽然讲过几次，但这次不同，关系到能否争取到国家项目和经费，因此陈堃銶感到压力很大。

新华社的钱乔其在会上介绍了云南大学的字模管三代机和小键盘编码输入方案，科学院自动化所的毛绪瑾介绍了他们正在研制的飞点扫描西文三代机方案，新华印刷厂的贝贵琴介绍了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制的字模平板移动、静止曝光的二代机，樊景泉则介绍了上海有关单位的研制情况。

王选的字形信息压缩方案和“义”字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新华社孙宝传在会上明确表示北大的方案很有发展前途，应该支持北大继续研究。

孙宝传是新华社技术局的技术专家，1974年被派到新华印刷厂参加“748”工程的筹备工作。

此时，孙宝传也在调查并研究汉字信息压缩技术，听了王选的方案，他立即有一种不谋而合、找到知音的感觉。

会后，孙宝传把自己的想法和王选进行了交流，鼓励王选一定要继续搞下去。

但是，王选的方案，在许多人看来是太超前了，近乎在玩“数字游戏”，因此，最终没有被会议采纳。

大多数与会者对字模数字压缩信息在存储器里能否容纳得下、字模压缩信息复原的速度能否跟得上汉字输出设备的速度、复原后的字模质量能否满足印刷的要求等一系列问题抱有一定的疑虑。

经过几天论证，会议最终还是选择了所谓“现实可行”的二代机作为“748工程”的正式方案上报。

王选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沉重了，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二代机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选择二代机不只是一个技术决策的错误，还将给国家带来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将延误我国在照排领域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他又意识到，依他个人的力量，是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决定的。

王选还是决定不受影响，准备继续干下去。此时他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美国的巨型机之父克雷所说的：“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构思时，人们常常说做不成，对这种怀疑的最好回答是自己动手做。”这句话给了王选很大的启示，并且始终鼓舞着他。

不过，幸运的是，此时除了孙宝传，还有两个人对北大的方案深感兴趣。

一位是新华社技术局的王豹臣，作为“748”工程的5个发起单位之一，新华社被定为第一用户。但通过一个阶段的试验，王豹臣他们觉得二代机问题太大，不仅速度慢，灵活性差，而且经常出现机械故障，很难满足报纸的要求。相比之下，王选的设计思路超前，可行性也很值得研究。

北纬旅馆会议结束后不久，王豹臣便率人于11月26日、12月19日两次来北大了解情况，观看软件还原字形的演示，对北大方案进行了解。

另一个人是四机部“748”工程办公室的干部张淞芝。

其实，早在会前一个月左右，张淞芝就来北大听取过有关字形信息压缩技术的简单汇报。

11月27日，就在王豹臣来了解王选技术的第二天，张淞芝又一次来北大，经过一番更为详细地调研，他开始倾向于北大方案。

王豹臣和张淞芝一协商，决定联合对北大进行一次“会诊”。

1976年2月11日，春节刚过，新华社、四机部和十五所的一行多人在北大召开会议，正式听取了方案介绍。王选看得出，与会专家问得很仔细，对自己的方案表示出赞许的态度，事实上这次介绍的确对日后项目的下达起了很好的作用。

2月25日，王选等人第一次来到新华社，王豹臣很明确地对王选说，新华社赞成采用北大的方案，并且会向上积极争取。

这时虽然还隆冬，王选却感到浑身暖融融的，他深知有了新华社的支持，事情就有希望了。

会后，张淞芝和王豹臣立即向主管“748”工程的工程办公室主任、四机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作了汇报。

郭平欣是支持北大方案的关键人物，作为电子和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748”工程立项的全过程。

1973年，在对国外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情况的调研过程中，郭平欣也了解到日本正在采用信息压缩技术解决汉字存贮问题，但他们只看重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研究，而忽略了汉字本身在字形、字号、出现频率等方面的特点，因此没有成功。

通过调研，郭平欣认识到，汉字字形的模拟存贮问题很大，数字存贮才符合技术发展潮流。现在，北大冒出一个王选，出奇制胜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郭平欣一贯主张工程项目不能采取政府分配任务的办法，而应该集思广义、公平竞争、择优支持。

王选的研究成果属于汉字信息处理的核心技术，如果真有突破，意义太重大了。这一次，郭平欣决定不顾得罪某些单位的可能，给北大的王选一个机会。要知道，这个机会的背后是一大笔科研经费，现在要让给与四机部毫无“亲缘”关系的北大，肯定会被指责为“肥水外流”。

1976年5月4日，北大接到张淞芝的信，说郭局长指定了11个字，要北大做从信息压缩还原成点阵的模拟实验，一个半月后来看演示。这11个字是“山、五、瓜、冰、边、效、凌、纵、缩、露、湘”。大家一看，都觉得题目出得有水平，因为这些字从简到繁，包括了汉字的主要笔画和结构，知道郭平欣想实际检测一下不同风格和框架的汉字的压缩率以及复原后的文字质量。

当天晚上，会战组组长张龙翔召集全组开动员会，决定突击一个半月完成模拟实验。因为以前的软件模拟都是陈堃銶负责，所以这次仍由她主持。

他们先请北大印刷厂的刁一斌在96厘米×96厘米的座标纸上用宋体写出这11个字，然后王选和中文系的人员作出压缩信息，再由陈堃銶他们来编制模拟程序。

此时使用的是北大计算中心的6912中型机，白天有教学任务，只能利用深夜和清晨四五点钟上机调程序，纸带、宽行打印机和内存又经常出错，所以非常紧张和辛苦，陈堃銶的血压也一度降到70／55。但大家为即将下达国家任务的消息所振奋，不懈努力，提前一周完成了任务。

6月11日，郭平欣、张淞芝、新华社王豹臣、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沈良等人来到北大计算中心参观表演。演示异常地顺利，宽行打印机打出的11个字规范漂亮，笔锋光滑，几乎看不出有失真的地方。

郭平欣看后满意地笑了，结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他下了决心，就把精密照排项目的主持和总体设计任务给北大。

然而，郭平欣的意见在北京市一些单位却遇到了重重阻力。在此之前，精密照排项目的研制任务已经下达给了北京市出版局和新华印刷厂，现在要改成由北大总抓，自然大受抵触。

郭平欣他们观看北大的实验后不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份北京市的红头文件正式下达给北大，明确规定“748”工程采用二代机方案，要求北京大学承担二代机的排版软件研制任务。这份文件印刷精美，还盖了三个大印，显得威风凛凛。

此时正值“四人帮”反对“条条专政”的风口上，四机部无法给北大直接下达任务，必须通过北京市。这份红头文件等于封住了四机部的口。

一晃3个月过去了，进入9月，事情有了转机。

此时，在北京市科技局主持的一次二代机方案报告会上，不少人表示了对北大方案的怀疑和不满。

报告会是在北京新华印刷厂举行的，由北京市科教组和科技局主持，北大的会战组组长张龙翔参加旁听，却听到了颇多指责，说“北大想搞先进的系统，看来要先进到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会后，张龙翔请持反对意见的人到北大参观。王选他们的精湛演示，使这些人的态度彻底发生了变化。

9月8日，鲁延武一行来北大听取了方案介绍后，大为称赞，态度完全变了，特别起劲和热情，表示回去后向北京市领导汇报，争取说服新华印刷厂，尽可能统一到北大方案上。

王选他们都赞叹鲁延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二代机方案未能放弃。

几个月来，郭平欣一直在想办法把任务落实给北大。就在鲁延武他们参观北大的当天，征得四机部刘寅副部长的同意，郭平欣让张淞芝在普通信纸上手写了一封信，亲自签发，给北京大学正式下达了这一研制任务。

王选和同事们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深深地被打动了。

王选大脑里不停闪现的创新火花，终于得到“748工程”领导小组的认可。北大的激光照排研究从“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

从1975年到1982年，北京存在两个“748”，一个是郭平欣领导的北大“748”，一个是北京市“748”。

郭平欣后来回忆说，当时748工程全国都很关注，他为这个项目“跑”了1亿元的资金，承诺10年完成研发。“很多人和单位都来参加竞选，但属王选的方案最好。”

王选取得初步成果

1976年，就在郭平欣为把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任务下达给北大而奔走努力的时候，王选却全然不顾这些，他始终在琢磨第二道难关，就是汉字压缩信息的高速还原和输出方案。

在考虑汉字信息的高速还原和输出问题时，王选再次有了“跨越式思维”：

搞应用必须着眼于系统成熟时的国际技术情况，否则等产品研制出来，就已经落后了，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于是，他毅然决定跳过第二代、第三代排版系统，直接跨入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系统，用激光扫描的方法来还原输出。

1975年的时候，王选曾经打算采用阴极射线管三代机的输出方案，但国产高分辨率的阴极射线管不过关，屏幕尺寸也很小，满足不了报纸版面要求；所需要的高灵敏度底片也没有人研制。

另外，他从文献上看到，为保证高质量输出，需要研制一整套复杂的校正电路，这些都是德国Hell公司首创的技术，后来传到了美国，而王选对这些毫无经验。输出设备一直是困扰他的严重技术困难。

1976年4月的一天，王选听说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研制成一种用于报纸的传真机，已在《人民日报》投入了实用。这种高精度的传真机能够每天把《人民日报》清样传真到外省市，然后再制版印刷，其印刷质量能够符合报纸的基本要求。

很快，王选在北京的一个展览会上见到了这一设备，立即被吸引住了。他觉得这种报纸传真机实在太好了，幅面宽、分辨率高、对齐精度好；更重要的是，它是成熟的、已经每天在使用的设备。

王选一下想到了国外正在研制的激光照排，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如果把报纸传真机的录影灯光源改成激光光源，不就变成激光照排机了？

但他在光学方面并不内行。于是，他就跑到物理系去请教。北大物理系老师张合义给他了满意的回答。

但除此之外，还必须要解决激光输出控制器的技术困难。

对于此时中国的激光照排技术来讲，样机生产比科研还难。中国此时的技术水平，尤其是硬件水平根本达不到。

最令王选头疼的是，国外的阴极射线管三代机可以在瞬时改变光点的直径和扫描步长，因此可以走走停停，逐字扫描。而杭州通信设备厂滚筒式的传真机却不行，一旦开始扫描就要连续不断地运转，必须不停地高速提供点阵信息给扫描头，这种扫描方式叫逐线扫描。激光不能改变光点直径、逐线扫描和不能走走停停这三个特点，使控制器提供字形点阵变得十分困难。

这些问题成为几个月来一直折磨王选的技术难题。他手里拿着一张《光明日报》，苦思冥想，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让他想出了解决办法。

根据大量统计数据，王选发现了一个特点：虽然汉字字模个数多达6万以上，但每天4版的《光明日报》所用的字模通常只有2000多个，一本96页的《参考资料》也只用到3000个左右，也就是说，每次照排所用的字模通常只有3000个左右。

因此，可以先把全部汉字字模的压缩信息存到外设的磁带机里，每次照排时，不用反复访问磁带机，那样速度会很慢，而是作挑选式读带写鼓，大约花1分钟时间把排版文稿中要用到的全部字模从磁带机中挑出来送到磁鼓上存贮，以后照排过程中不再访问磁带，只要反复访问磁鼓就可以了。为了加快汉字复原速度，又设计了取一行字模压缩信息送磁心存贮器，分段生成字形点阵并缓冲的方案，用一个专门的硬件来完成高速复原，达到每秒复原大约150字的速度，从而赶上了传真机滚筒扫描的输出速度。

找到解决激光扫描控制器技术难关的办法之后，王选作出决定：采用激光输出方案，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这在有些人眼里，无疑只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罢了，因为只知道二代机、三代机，还从来没有听说有人搞成过四代机。在当时世界上，第一台激光照机还处在研制过程中呢，王选却做起了四代机的梦想，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痴人梦想。

于是，有人私下议论：“国外还没搞出来的东西，他能行吗？”“王选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对这么一个小小助教加长期病号的狂妄想法，很多人嗤之以鼻。

“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不少计算机的同行都瞧不上他！在他们的眼里，数据库的结构、操作系统才是正经的学术研究。

在北大，尤其是理科，一直以基础研究为重点，应用研究很少。王选所做的东西实质上是印刷，与向来“阳春白雪”的北大学术正途和北大传统格格不入。

王选向郭平欣讲了自己的设想：

搞应用研究，必须采用高起点，着眼于系统成熟时未来的国际技术发展情况，否则，成果研制出来，就已经落后于时代，只能跟在外国先进技术后面亦步亦趋。从长远看，激光照排符合世界照排技术发展潮流。

郭平欣却暗自惊叹，自己没有看走眼，这个王选果然与众不同。他对王选的选择表示了支持。

然而，王选仍有一块久未解决的心病。杭州传真机的滚筒转速是每分钟1600转，再提高转速不太可能，由于一张底片上的两页小报需分两次扫描，所以实际输出速度只有每秒15个五号字。按这个速度，比二代机快不了多少，这哪行？

郭平欣也说，先进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机一秒钟才输出15个字，肯定有人说闲话。

王选是个倔强的人，一旦认准了目标，就要千方百计地去实现。他不怕别人说闲话，有时一两句闲话可能变成一种特殊的刺激和动力。

接下来的几个月，怎样才能提高输出速度，成为王选做梦也在思索的问题。国产计算机条件如此简陋，激光输出的要求又是如此苛刻，王选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困难得不可思议的事。

秋已深了，柿子树又到了成熟的季节。11月的一天，一个念头在王选脑中一闪，如果把现在的一路光改成四路光在滚筒上平行扫描，速度不就可以提高4倍了？

经过仔细研究，他断定控制器同时提供四位信息是可行的，这要求字形轮廓信息填充时就按四路平行扫描的要求进行处理和缓冲，输出和移位均按四路平行扫描的要求设计。

这种方法虽然设计改动较大，但的确可行。不过，王选知道四路平行扫描主要困难不在控制器，而在于光学系统，对此他一窍不通。

于是，王选再次去找张合义。张合义此时也已经参加到“748”会战组，负责激光输出设备，尤其是光学系统的研制工作。

张合义听了王选急切的询问，也感到很振奋。他沉思了一会儿，最后张合义肯定地回答：“可以用四路光纤耦合的方法实现。”

王选兴奋得一把握住了张合义的手。

王选根据上述构思设计的激光照排控制器成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核心。

1976年12月，王选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1977年12月正式定稿，油印了几百份，分发到北大和协作单位。

这个方案分为上、中、下三册，灰蓝色的封皮，正红色的标题十分醒目。

前言中洋溢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满腔的爱国情怀：

全电子式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是综合应用电子计算机和激光等先进技术，彻底改革铅字排版印刷过程，提高排版印刷速度，实现排版印刷自动化的最新设备。研制这样的新设备，是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各条战线急需出版更多的书刊资料，对内对外的宣传任务更是日益加重。而目前沿用的铅字排版印刷技术，是远不能满足要求的。在实现汉字照排自动化方面，日本在美国、西德的帮助下，已经研制出一些设备。这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汉字是我们祖国固有的文字，研制先进的照排设备，应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我们应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早日研制出我国自己先进的照排设备。

在方案的第十五章《系统设计的指导思想》的一开始，王选就写到：

在任何以计算机为主体的系统中，都必须十分注意软件和硬件的结合，让软件和硬件互相配合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价格比，从本系统的全局到每个局部都贯穿了这一思想。

这是王选所强调的软、硬件相结合的最突出的表现。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技术、高速高保真还原和输出技术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无不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采用最新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有时意味着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走一条高效益的、事半功倍的捷径。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寻找生产照排控制机、汉字终端机和激光照排机等关键设备的厂家方面，北大已经在电子部郭平欣的亲自主抓下做了大量工作。

在汉字校改终端的方面，王选有了较为成熟的总体方案，那就是直接研制带汉字显示的先进的校改终端系统，用130计算机通过软件来实现各种复杂多变的编辑功能。

为了降低成本，加快编辑和校对速度，王选还设想出用一台主机带多台显示器的方案，以便将来供多个编辑利用不同显示器同时进行不同的修改。

王选请陈堃銶对光标移动、增删改等功能的程序实现做了一个速度测算，表明一台130机可以带8台以上的显示器。

这时，王选无意中看到一篇报道，介绍美国Digital公司正在DEC公司生产的小型机上开发一个多终端系统，采用的也是一台小型机带多台显示器的技术途径，这说明王选的设想已经与国外的技术发展趋势同步。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于微处理器芯片的计算机功能还很不成熟，王选提出的这种基于小型机的可编程多终端系统可以说是性能价格比最好的一种汉字终端方案。王选信心大增。

1976年7月，上海电工所来了几位同志，了解北大方案的进展情况。他们是从事上海照排大项目中汉字输入和校改子系统任务的，当时北大研究室的人数还没有他们参加项目的单位数多，于是王选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他们的汉字终端方案。

在场旁听的同事会后忧心忡忡地说：“王老师把什么想法都告诉了人家，我们自己还没有实现呢。”

这年夏天，汉字终端协作厂的落实终于有了眉目，无锡电表厂来北大了解情况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们还有相关的研制经验。

但是无锡电表厂是从事情报检索子项目研究的南方“748”项目成员，要为北方“748”项目服务，把新华社作为汉字终端的第一用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郭平欣、张淞芝等人出面，与江苏省电子局和有关单位多方协调，终于在10月底将无锡电表厂确定为汉字终端的生产厂家。

选择生产照排控制机的总承厂，过程更为曲折。鉴于照排控制机在整个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大家都非常慎重。

7月14日，在北京大学文史楼一间10平方米的旧教室里，一场讨论总承厂的会议正在召开。

教室前面放了块不大的黑板，上面写着几家经初步调查入围的厂家，有来自实力雄厚的上海、苏州和天津的100系列机的生产厂。另外还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潍坊电讯仪表厂。

窗外烈日炎炎，室内气氛热烈，大家先后发表看法，都倾向于前面的几家，唯独王选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赞成选潍坊电讯仪表厂。

他选择潍坊的理由，正是因为他们的积极性最高。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只要积极性高，技术力量可以加强，不行北大还可以指导和具体协助。

王选觉得，北大“748”工程会战组两年多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之所以没有垮掉，正是靠这种可贵的积极性。

在王选的坚持下，会议决定对潍坊电讯仪表厂进行一次实地考察。

1977年10月13日，由郭平欣带队，电子部、新华社和北大大批人马赶赴潍坊。他们对考察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10月18日，潍坊电讯仪表厂被宣布为总承单位。

1978年初，潍坊派出一批30岁上下的技术人员来到北大，经过培训，他们和新华社派来的技术人员一起，正式投入了研制工作。

王选他们也推荐了一批技术人员调入潍坊，使潍坊的技术力量大大加强。

在激光照排机方面，由于王选的设计灵感来自杭州通信设备厂的报纸传真机，于是很自然地在1977年底与该厂达成合作协议，由北大的光学专家张合义、李新章负责，同杭州方面合作研制四路激光平行扫描的声光调制器光学系统，再利用报纸传真机的电子和机械部分，研制生产滚筒式照排机。

同时，与吉林省的长春光机所和四平电子所合作研制转镜式激光照排机一事也已确定下来。

至此，主要协作生产厂家全部确定，为日后进行系列化商品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1978年年底，为了检验照排机输出的文字质量和测试计算机与照排机之间的接口，研究室做了一个比较试验，先用一个“羊”字的汉字点阵存贮器，与杭州通信设备厂的传真机相连，输出了一整版印满“羊”字的底片。

接着，他们再把光源改成激光，并采用新的同步方法，又输出了一版“羊”字。

两版一比较，大家看到激光输出的质量明显更高，每个人都感到很兴奋。实验证明，激光照排机的输出质量是能够更好地满足印刷出版要求的。

北大领导听说后，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对外宣布的好消息。

1978年12月6日上午，在北大校长周培源主持下，一场别开生面的演示会在北大举行。电子部、新华社、潍坊和各大报社40多人被请到了现场。

郭平欣在看了激光输出的一整版的“羊”字后，大声地宣布：

研制激光照排系统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

会场上立即沸腾起来了。王选终于可以放心了，他感觉到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应该进入到原理性样机的研制阶段了。

激光照排研制成功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好似一股春风，我国科技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王选和同事们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原理性样机的研制工作中。王选除负责总体设计外，还负责照排控制机的设计。

当时还没有实行对外开放，零部件全部采用国产，集成电路也是小规模的，因此照排控制机体积庞大，仅插件板就有28块，每块板比现在PC机的母板还大，安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大机柜。磁鼓驱动器也占了一个机柜，加上磁鼓，体积也不小，研制起来工程量很大。由于国产集成电路质量差，每次关机、开机都会损坏一些芯片，严重影响进度，大家只好不关机，由研制人员通宵值班。

软件系统方面继续由陈堃銶负责设计。在此前设计和试验汉字压缩信息的同时，陈堃銶已经开始琢磨排版软件的研究。

为了解排版知识，她看了不少技术书籍，又到印刷厂向排版师傅们请教，到图书馆翻看不同图书的版面风格。

同时，陈堃銶也研究了国外排版软件的现状。她了解到，当时美国和日本的排版软件大都只能用照排机输出一篇篇文章，俗称毛条，再用毛条拼成版面，但也出现了少数能整页输出、自动成页的先进的排版软件。陈堃銶决定向国际先进技术看齐，跳过输出毛条、人工剪贴成页的阶段，直接研制整页组版和整页输出的排版软件。

1977年，在充分调研后，陈堃銶设计完成了能排文科书籍和8开小报的一种排版语言及其编译程序结构框图，还设计出了它的结果信息数据结构。

这时，陈堃銶又开始设计可同时运行四道程序的分时操作系统等软件程序。软件开发的条件也很差，难度相当大。

王选他们都在想，要是能有先进的进口计算机和元器件可用该多好，那样研制工作会轻松许多倍！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决策。

然而，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先进的设备没有盼来，世界上最早研制成功西文激光照排系统的英国蒙纳公司却准备于1979年夏秋之际来中国举办展览。这家大名鼎鼎的外国公司看中了中国巨大的印刷出版市场，决定把它的照排系统加上汉字字模和中文排版软件后，打入中国。

蒙纳公司的决策引起多家出版单位的兴趣。这让王选有些懵了，也急了。

对于刚刚进入样机研制的王选他们，这个威胁实在太巨大了。蒙纳公司1976年发明了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并且很快成为商品，这是此时世界上唯一生产西文激光照排机的公司，也是世界上最早两家生产排版印刷设备的厂家之一。

蒙纳公司采用的是平面转镜方式，最绝的一点是可以走走停停，一行字可以扫完几线后停下，再启动时继续扫该行的下面几线，这无疑是一大发明。它的硬件先进可靠，而软件经改进后是可以实用的，尽管性能价格比不见得好。

相比之下，王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硬件设备落后，系统的可靠性比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蒙纳系统要差很多。并且他们设计的原理性样机即使完成，勉强使用，距离成为商品的要求也还相差甚远。

但是，王选也意识到蒙纳系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控制器总体设计是很差的，采用黑白段描述字形，压缩率很低，而磁盘容量较小，放不下很多种字体；即使用4个80MB硬盘放入多种汉字字体，由于硬盘速度太慢，也会大大影响输出速度。

此外，蒙纳系统的终端的功能也很差，一屏只能显示很少几个汉字。由此可见，距离真正实用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王选觉得自己是有优势的。设计思想先进，“轮廓加参数”的字形描述方法、高倍率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等技术是他们的杀手锏。

在分析了双方的优劣形势后，王选决定加快原理性样机的研制，要抢在展览会举办以前，输出一张报版样品。同时开始研制基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真正实用的Ⅱ型机。

这是王选的又一个重要抉择：从实验室走出来，站在市场的前沿，与国际产品争高低。这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作出这样的决定，除了高度自信，还有中国的印刷革命应由中国人来实现的一腔爱国豪情。

然而，国门一开，中国人的眼界立即开阔了，多少颗封闭已久的心渴望飞翔，“出国热”、“论文热”随之而来，王选的科研队伍开始动荡不安。

1978年，包括北大在内的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陆续恢复了职称评定，职称热热遍了全国。

此时评职称看的是出版过几本学术著作，发表过多少学术论文，应用项目是吃力不讨好。北大计算机和电子领域的教师，不少都已经躲到书斋写论文去了。

激光照排项目从事的正是繁重的软、硬件工程任务，科研条件那么艰苦，而且根本没有时间写论文，所以变得有些“不得人心”。

1979年春，原理性样机已经到了最后紧张的调试阶段。但此时由于外有强大压力，内部又看不到任何名与利，几个骨干相继离去，剩下的也人心惶惶。

研究室决定召开动员大会，在会上，张龙翔用恳求的语气说：“请大家暂时不要出国，齐心合力把‘748’工程搞好；项目成功后，凭我的老面子，可以送几个人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一批中年教师留了下来，队伍总算基本稳定住了。

1979年是王选从事激光照排研究10多年中身心最紧张、最劳累的一年，他每天和同事们一起，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拼命工作。

王选坚信，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是适应社会需要，符合发展大方向的，再苦、再累也值得，总有一天这种做法会被人们所认识。凭着这些信念，他们度过了这段难关。

1979年7月，原理性样机的硬件部分终于调通，王选他们决定模拟报社出报过程，输出一张八开大小的报纸样张。

陈堃銶和软件组的同事们加紧工作，配合设计出了漂亮的版面，文内用了多种不同字号和字体，配上四种清秀的花边，右下角有一个简单的表格，报头是请郭平欣手书的“汉字信息处理”6个大字。

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

大家围在样机旁，紧张地注视着，机房里只有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一会儿，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八开报纸的一张胶片，王选兴奋紧张地接下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

中国第一张用激光照排系统输出的报纸样张，终于在未名湖畔诞生了！

消息很快传到国务院，第二天，方毅副总理在周培源等校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北大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的计算机房，一边参观输出样张的现场演示，一边认真倾听王选介绍工作流程。

由于王选介绍得十分专业，大家听得不太明白，但演示十分成功，输出的汉字笔画匀称、清晰，字形美观大方。

方毅副总理看后，高兴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并指示新闻媒体要进行大力宣传。

事实上，此时的原理性样机还很不成熟，硬件刚刚调出，并不稳定，不是磁鼓出问题，就是磁心内存或其他部件出故障，来人参观表演时大家常常提心吊胆。此外，汉字终端机还没有研制出来，排版软件和操作系统也刚开始调试。因此，有的新闻媒体认为，为慎重起见，此时不宜报道。

然而，这时已是7月底，英国蒙纳公司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的成果必须尽快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正在自行研制先进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记者朱军在8月11日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喜讯：

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文章副标题是：

我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

朱军还在头版编发了评论员的文章和小报的照片。这一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怎样使报道既有分量，又客观求实，让王选他们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最后终于想出了“主体工程研制成功”这一有力又不失实的提法。

在当时媒体普遍的“审慎”态度下，《光明日报》力排众议，如此旗帜鲜明地予以报道，称这项成果“对于我国新闻出版印刷领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对王选和同事们来说的确如雪中送炭，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这年秋天，北大和无锡电表厂合作研制的汉字终端终于抢在展览会前完成了。与蒙纳系统的终端一屏只能显示几个汉字相比，北大的汉字终端一屏显示汉字352个，增删改的反应速度竟然也比蒙纳系统快了几十倍。

1979年10月8日，英国蒙纳照排系统展览会热热闹闹地在北京举行了。

此时，外国公司来中国举办展览会，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也是不多见的。许多来参观的人眼中充满了新奇。在展览会期间的一次会上，有人热情介绍蒙纳系统，大谈如何先进，这深深地刺痛了在场的北大校长周培源。

这次会议并没有安排周培源讲话，周培源却站起来，作了一个相当长的发言。他只字不提会议的主题，只字不提引进，却讲了一大通北大设计的原理性样机和汉字终端系统。

他一方面介绍这一国产系统设计思想如何先进，另一方面又指出目前的国产系统元器件不先进，应支持它不断发展，逐步克服不足之处。周培源还特别强调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发展照排系统。

他的发言与会议主题大相径庭，却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和威风，也使王选的系统出了风头。

然而，王选深知，原理性样机即使研制成功，也只能对付一下鉴定会，要投入实际应用，必须设计更为先进实用的Ⅱ型机系统，这种系统体积应该更小，功能应该更加灵活方便，输出速度也应该更快，更重要的是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可靠性。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引进一些国外设备和元器件。

王选向周培源谈了自己的想法，周培源同意王选的看法，并鼓励王选加强与国外接触，开拓一些合作渠道。

获得国外专家的赞誉

1979年到1980年间，北大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先后接待了一些美、日专家和厂商。王选先进的设计思想，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浓厚兴趣。

1979年10月，王选接待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美籍华人李凡教授。李凡此行来中国，是帮助清华大学建立硬件实验室的，当时他正指导麻省的研究生研究高分辨率汉字字形的信息压缩问题，听说了王选的研究成果，专程来北大拜访。

李凡仔细听取了王选的介绍，又观看了系统输出的底片。他感到非常惊诧，怎么也想像不出，中国的王选是在如此简陋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下，发明出如此伟大的成果。

李凡当即向王选发出了请他去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邀请。由他出面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他说，那里良好的硬件开发环境，王选可以把北大的工作在麻省理工学院继续下去。

优秀的科研环境和条件是王选一直渴望的，但他仔细思考后，还是婉言谢绝了李凡教授的一片好意，因为他觉得，一定意义上说，这项工作不是他一个人的，离不开国内的集体和协作单位。

针对李凡的建议，周培源校长还主持校务委员会专门进行了讨论，也让王选列席了会议，会上一致同意了王选的意见。

李凡的研究生后来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

过去的各种方法都未解决汉字信息的压缩问题，或者是压缩率低，或者是压缩率高而质量不好。因而高质量的中文输出系统虽然有，但非常昂贵。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研究小组在1979年8月宣布他们的系统用了一种信息压缩技术，500万字节的存储量可以存储65万个汉字时，使人激动和印象深刻，总压缩率达l：500，而输出质量无懈可击！中国这一系统可能是唯一的性能价格比合理的中文照排系统。

日本在研究汉字照排系统方面已经有多年的历史，却始终不能解决汉字信息的存贮问题，王选先进的设计让日本人叹为观止。

1979年11月，研究室与日本日立公司举行会谈，日立制作所的神奈川工厂厂长、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通用计算机M200H的主要设计人中泽喜三郎对王选说：

最感兴趣的是你们的汉字字形信息压缩技术，你们在这方面领先了，过去日本人觉得这一问题很难，你们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困难，对日本是一很大鼓舞。

精密照排系统不能在日本推广的主要原因是硬件系统太贵，你们采用这种做法若能显著降低造价将有很大意义。

日立公司在书面建议中表达了愿意购买这一技术的意图，被王选婉言谢绝。

1980年1月，北大又与日本松下电气公司洽谈合作研制汉字终端一事，该公司最高顾问松下幸之助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来到北大，他参观照排系统后，给周培源校长写了一封信：

在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方面，贵大学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我感到非常高兴。

虽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备受赞誉，王选却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教。于是，在寻求对外合作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段不太和谐的小插曲。

1979年11月，美国文字印刷基金会代表团访华，在会议现场，王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临时“出击”，向副团长、哈佛大学教授霍夫海因斯介绍激光照排系统，这下急坏了负责接待的中方人员。

当时霍夫海因斯教授刚作完一个汉字打印机的报告，会议休息时，王选试着过去向他简单说了一下他们的工作，并拿出报版样张给他看。

霍夫海因斯教授立刻表现出很大兴趣，他邀请王选到休息室详谈。

来到休息室，王选用英文向霍夫海因斯介绍他所设计的系统的技术特色。

当时某部门负责接待的一位同志也在场，他不懂技术，也不懂英语，没有礼貌地几次打断他们的话，说：“人家是美国教授，都懂，不用你来说。”

霍夫海因斯则在那里听得津津有味，他让王选继续说下去。

由于交谈受到干扰，很快结束了，王选向负责接待的同志表示了歉意，因为事先没有安排。

霍夫海因斯知道王选是北大的，当天就打电话给北大，要找周培源校长，因为他们认识。校长办公室就转告周老，说有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找他，并留下了电话，但把名字说成霍夫曼。

当天晚上，王选去周老家汇报与美国文字印刷基金会接触的情况，他告诉周老，有一个他并不认识的霍夫曼打电话找他，说就是霍夫海因斯。

周培源当即找到校长办公室主任文重，要他和我们一起去会晤。

第二天，王选又来到报告会场，与霍夫海因斯约好晚上和代表团的主要专家见面。同时又找到那位会议接待人员，再一次为前一天的贸然举措道歉。

晚上，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在霍夫海因斯和国际光电子公司、麻省理工学院的印刷专家和电子技术专家面前，王选展开用激光照排系统输出的底片。

专家们拿着放大镜，上上下下仔细观看着，频频点头。王选听到他们不停地说：“激动人心！”“印象深刻！”

几天后，负责接待美国文字印刷基金会的某部出了一个接待简报，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北京大学王选事先未经接待部门同意，与美国文字印刷基金会的霍夫海因斯教授用英语作了急促的交谈。”

该简报发到了北大。有位王选的同事在组里大声朗读这段文字，引起哄堂大笑。

1987年底的一天，王选正在报社印刷厂忙着准备国家验收的具体工作，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

美国某中文电脑公司的技术负责人说什么也不相信中国人研制的照排系统真的能出日报，而且是整页输出。他非要到《经济日报》印刷厂来亲眼看看华光系统。

最后，王选陪同这位颇有名气的中文电脑专家参观了《经济日报》的照排车间。这位专家看到了从输入文稿、拼版、排版、改版直到出清样的所有流程。最后又看了胶片，这才深信不疑。

这位专家激动地说：

了不起。台湾、日本也有用照排机排版的，但都做不到屏幕组版，更做不到整版输出。只能出毛条，再用毛条拼版。他们也不能排大标题。标题字得用人工剪贴好，再用手动照排机把剪贴好了的标题补上去。

当得知《经济日报》印刷厂除了出日报，还承担几十种报刊的编排任务，他十分兴奋地说：“我很希望能同你们合作，在美国代销华光系统。”

照排技术获得专利

1984年，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原定在1984年3月10日闭幕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却因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讨论而延期。

在邓小平“专利法以早通过为好”的指示下后，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专利法》在历经5年讨论、22次改稿后，终于诞生了。

此时，当人们还在计划经济的残冬中谈“私”色变时，《专利法》的诞生无疑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它以法律这种最权威的形式宣告：国家尊重知识和人才，保护智力劳动成果。

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就在这时，北大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的研发也正在艰难的进行，一些计划在国内申请的专利也在积极的准备中。

此时，秦振山在王选领导下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已经工作了7年时间。他当时着手的工作是与四平电子所、长春光机所合作开发的“转镜式激光照排机接口控制”项目，在这期间也目睹了《专利法》颁布前后照排系统最早的几项专利申报的过程。

早在我国的《专利法》颁布之前，作为汉字照排系统研究负责人的王选就已经申请了欧洲专利。

那还是在1981年的下半年，王选一直在筹划着如何保护好照排系统的研发成果，可那时申请专利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是国内还没有相关的制度，而到国外申请专利，又不具备相当的身份。

为了这件事，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周培源校长，还有海外的著名华人学者，都十分关心。最后，在1982年5月，还是通过香港星光集团的黄金富先生，利用香港居民可以在欧洲申请专利的条件，申请了照排系统的第一个专利。专利号是EP0095536，发明人为黄金富、张淞芝、王选。

《专利法》颁布第二年，国家专利局和国家科委要通过举办中国首届专利发明博览会的方式总结一年来的专利成果。这一举措，无疑是对实施《专利法》的一个最好的回应。

博览会举办之前，王选的两项发明专利已经递交了申请。为参加博览会，王选告诉秦振山：“这次博览会我们一定要参加，参展手续和具体带什么展览用品，你都要办好，整个展览也就是由你一个人从开始干到结束了。如果有问题，可以找科委成果处的朱丽兰同志联系。”

为了参加好这次博览会，秦振山按照王选的安排，紧锣密鼓地认真准备，编写宣传材料，制做展板和收集样品等。

所谓“展板”，依照当时的条件，就是用一张“大字报”纸手工抄写。好在秦振山的毛笔字还不错，不但介绍了照排系统的功能，还画了详细的系统框图，关键是把王选的两件发明专利的申请号写在展板的正上方。

所谓“展品”，就是秦振山他们收集的已经应用了照排系统的印刷厂印刷的样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这些书既有纯文字内容，也有充满数学、化学公式、表格的内容。所以这些书应该说是国内第一批华光II型照排系统的产物。它印刷精美、文字清秀、内容题材也比较新颖，充分表现了排版系统的功能。

带着这些“展具”，秦振山来到了博览会的现场进行“布展”。由于当年国内专利申报踊跃，专利数量猛增，报名参加展会的单位也比较多，所以，博览会分配到每一家的“展台”就只有一平方米。

1985年的10月9日，金秋的北京，阳光高照，气候凉爽宜人。在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个大殿里，第一届专利博览会如期开幕了。

展会期间，每个参展项目都展现了各界科技工作者的最新专利成果，表现了我国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因此，这次展会，参观者络绎不绝。各个“展台”前都特别拥挤，参观人群中，不但有一般的科技人员，也有国家各部委的领导人。大家都仔细地观看和了解每一参展项目。

博览会开始的第四天，已经有一些特约专家开始进行本次博览会专利金奖的评审工作了。

所谓评审，就是专家们分别地在各个“展台”前详细了解专利的内容，然后打个分数，最后再汇总，看哪项专利的分值高，谁就是专利金奖获得者。

可是，这时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还没有普及，加上整个排版系统应用了多学科的知识，一些评委虽然听了秦振山的详细讲解，但对于“高分辨率汉字字形发生器”，“照排机和印字机共享的字形发生器和控制器”这些技术还是搞不明白。

一个评委说，我是搞电学方面的评审的，但对激光技术不了解；另一个评委又说自己是评机械方面专利的，但又不太懂计算机，更不懂印刷。所以两天下来，秦振山从侧面了解，几乎没有评委给排版系统一个好的评价分数。

最后，秦振山眼看着离评审结束只剩下两三个小时了，他终于坐不住了，决定去拜访朱丽兰。

在她听完我对系统的介绍后，便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让所有的评委都前来听秦振山的介绍，进行现场评定。

一下子，排版系统的展板前集中了十七八位专家，这时也不得不占据了其他参展单位的地盘了。

秦振山详细系统地介绍了半个小时，还专门留出了答疑的时间。最后，评委中的一位专家终于了解了系统的功能，他惊叹地说：“好悬呀，我们差点把这么一个最好的专利给放过去。”

另一位评委说：“这么好的专利技术，假如王选的专利没有评上金奖，那我们这次博览会就算是白开了。”

经过专家评委讨论，最后在离召开颁奖大会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终于宣布了评奖结果：

王选的两项发明专利被评为中国第一届专利博览会金奖的第一名。

当秦振山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可以向老师有个交代了。可又非常着急，因为通信工具很不普及，这时再通知老师领奖已经来不及了。

1985年10月16日13时30分，全体参展人员和获奖者代表排队依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等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接见合影时，组委会特地把秦振山安排在最中间。

在隆重举行的发奖仪式上，国家领导人向专利金奖的获奖单位颁发了第一届中国发明博览会的奖励证书和奖品。

1985年12月，王选的“高分辨率汉字字形发生器”与“照排机和印字机共享的字形发生器和控制器”的两项发明专利获得专利授权。

在这之后的第二年，“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正式成立了。

核心技术的积累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排版系统的推广是方正集团公司初创时的主业，这一系统的推广，不但带来了中国印刷排版领域的技术革命性的变化，也是方正成长必不可少的奠基石。

就这样，以激光照排技术为核心的发明，后来使王选一共获得1项欧洲专利和8项中国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