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篇

一　江南

江南是中国文人的梦境，更是这里的气候、水土、植物和古代先民的生活艺术完美结合的诗篇，它使人们想到的是—水、月光和女人。

人们形容这里的女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水色，这自然是最精妙不过的了。其实又何止于形容女人，江南的一切，原都可以用水色来形容的。这里地滨大海，又加湖沼星罗，河港密布，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日子里，空气中总浮动着潮滋滋的水气。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水的江南会憔悴成什么样子。诗人笔下关于江南的典型意象都是与水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杏花春雨江南”和“小桥流水人家”自是不必说的；即使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或“吹面不寒杨柳风”那样的句子，虽然没有说到烟水气，但那和畅春风中的湿润也是可以想见的。再看看晚唐诗人李涉的那首“暮雨潇潇江上春”，就连绿林豪客也在暮雨中变得那样彬彬有礼。水之对于江南，不仅仅是一道清秀明丽的风景，更是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情调。

江南运河

江南运河就在这情调中娉娉婷婷地流过，从杭州到镇江，这段六百余里的航程虽然只占京杭大运河的六分之一，但是就美学风貌而言，却是最具魅力的一段。杭州、嘉兴、吴江、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只要看看这一串名字，就可以令人想到吴越文化的天生丽质和那种近乎无助的娇娆。

这里的河面时窄时宽，大都呈示出天然河道未经雕琢的形态。水是柔软绵长的，一如江南人的性格，有一种婉约温顺的叙事风格。但水位却很高，白亮亮地从远方浸漫过来。航船走在水里，也走在平原上远近的视线里。高高的船帆须得仰视，船上的居家生活亦历历在目；若是空载，你甚至可以看到船底上寄生的苔藓和螺贝之类，还有舵板上部和下部深浅不同的色泽—那是由于水的浸泡程度不同形成的。水势盈盈欲泼，所谓的河床便被挤压成柔弱的两条，似乎一不小心，那河水就会溢入两岸的灌木丛、桑园或菜花中去。河坡是壁陡的，那是土质的造化。南方的黏土，可以烧制很好的青砖也可以烧制陶瓷的，太阳一晒硬邦得有如石头；水一泡，又显出一种固执的韧性。因此，那河岸虽也见出嶙峋的模样，却在水的冲刷下经年不坍。村前宅后，那洗衣淘米的石阶也只有两三级，村姑们坐在河岸上，可以映照自己姣好的面影，也可以调皮地用脚丫撩拨水花；若头上戴的野花掉在水里，也是可以舒展身姿去拾取的。江南的水，天生具有一种亲和的品格，总能给人以适时的舒心快意。

水边最常见的是芦苇，它们是大运河一路上的仪仗，亦是大运河风情的眉眼，如果问一声“画眉深浅入时无”，那实在称得上是极富于创意的，或苍黛，或萧疏，或浓妆，或淡抹，把大运河的四时情态勾画得很传神。在大运河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芦苇更忠贞地相伴始终了—不仅仅是江南运河，而是近四千里长河的全程。它那平民化的品格，原本就与大运河很投契的。但江南的芦苇，却又尤为有声有色，那是源于它对季节变换的敏感，在波光云影下摇曳生姿的表现力，以及执着地楔入生活底层的温存。当然，在有的时候，它也不失浩大的气势，那是在运河与湖沼的交汇处，澎湃起好大一片芦荡。每年端午节的前几天，孩子们便钻进芦荡去剥芦叶。剥芦叶俗称“打箬子”，虽说是“打”，却并不轻狂肆虐，每根健壮的苇秆上只拣一张最嫩的，用心细细地剥下来。扎芦叶用的是柔韧的菸草，他们固执地认为，若用别的东西，便坏了芦叶的嫩香。芦荡深邃而幽远，天上地下全是望不透的绿色，人入其中，仿佛五脏六腑也被染绿了。打箬子的孩子如同一群小鱼游进了无垠的大海，既为它的神奇而陶醉，又因它的幽深而恐怖。因此，他们先用芦叶卷一支芦号，长可尺许，屏起力气吹一声，其声粗犷如老牛，二三里之内都听得到。若有在满眼绿色中辨不清归途的，将芦号一吹，四处便马上响起接应的号声，那声音此落彼起，甚有气势，惊得芦苇丛中的水鸟扑簌簌地飞去。芦号传到远近的村舍里，家家便开始张罗包粽子了。“闻到粽子香，三岁小囡学莳秧。”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季节就在芦叶和糯米的芳香中拉开了序幕，只要嗅一口那气息，你就会知道江南的先民是多么懂得生活，那是一种善于把眼前的寻常物事和日日生计咀嚼出诗意，让劳作和困厄消解在乡土韵致中的大艺术。

待到秋风萧瑟时，芦花便纷纷扬扬地飘舞起来。于是，偶尔便可以看到腰肢丰满的少妇在运河边采撷芦花，那举止神态，流溢着一种母性的柔静。芦花是预备给新生儿充填小枕头的，芦花枕松软、温存，它和孩子的乳名连在一起，也和童年的歌谣连在一起，它是水乡儿女的第一个保姆，从小枕着它，编织着有如水波和月光一般软软的梦，长大了，走到哪里他也是一个江南人。

又过了些日子，冬的脚步便悄悄临近了。落叶上又敷了一层清霜，被西北风赶得无处栖身，枯黄的野草有一种凄凉的色调，芦苇也像庄稼一样收割登场了。当它把挺拔的芦秆交给农家，变成乌篷船的顶篷、贫寒之家的柴门和篱笆墙之后，那曾飞舞出满天秋色的芦花也被和着稻草编成了御寒的芦花靴。芦花靴绝对是水乡的产物，它那朴实得略显拙笨的形象有点像水乡的小船，又有点像居家的小屋，从中你可以体味到一种在憨厚节俭中蕴含的精致和想象力。如果一定要说这中间有什么隐秘性的话，那就是芦苇把它坚韧的根系—关于温情、质朴和创造的美丽—延伸到每位先民的脚下，让他们在劳作和休憩中也体现出一种特有的审美情调。

除了富于浪漫色彩的芦苇，和大运河忠贞不渝地一路同行的，还有纤道—它那裸露在烈日下或寒风中的瘦骨嶙峋的形象，还有纤夫那极具雕塑感的身影，都凸现着某种生命意味，令人想到人类意志力的坚韧和生活中永无尽头的困厄与无奈。

江南运河的纤道又称为塘路，那是人工修筑的河堤，傍着古运河迤逦而行。塘路最精彩的段落在于大运河穿越湖沼隘口时，纤道如长虹卧波，那种典雅与从容让人总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的。若是晴和日子，长堤在水中的倒影仪态万方，连同纤夫的身影都有点吴带当风的味道。这种纤道一律是石块砌成的，上面铺着石板，虽是在清波碧水中款款而过，却也时有起伏，连缀起一座座精巧的桥拱，于是那一溜长堤中便有了上坡和下坡，也有了几许天然的巧趣。这固然是为了在下面让出泄水的通道，恐怕也是为了让纤夫们在单调的跋涉中不时有一种新鲜的视觉感受吧。修筑这纤道的都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当中或许也有纤夫或其家人的，这种悲悯情怀不可能不渗入他们的审美意识。江南不少有名的古石桥，其实原先就是塘路的一部分，例如苏州的宝带桥和吴江的垂虹桥，前者长三百余米，五十三孔；后者长四百余米，八十五孔。可以想见，那是何等的壮观，又是怎样一种吴侬软语般的雅致，似乎那桥孔里随时可以流出不绝如缕的洞箫声，是昆曲和苏州评弹的韵味。它们都算得上是中国桥梁史上的杰作，也是历代文人雅士们吟咏不衰的题材。像米南宫的“垂虹秋色满东南”和姜白石的“小红低唱我吹箫”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名句，同时熟知的还有那些风流放达的浪漫故事。其实对于大运河来说，塘路实实在在的功用是为了解决挽纤、驿运和航行中的风涛之险。所谓大美，从来都是人类在争取生存权利的劳动中诞生的，人们在劳动中“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型”(马克思语)，使自然人格化，也使人的目的—包括审美—对象化，从而最终实现了一种自由的形式。在我看来，这种“自由”乃是美的最高境界。江南的“白玉长堤路，临河古戏台，乌篷小画船”历来是大运河畔一道令人心醉神迷的风景，它们都是水乡先民们生活中最寻常的创造和拥有，但它们却无愧于美的经典。

正是这如诗如梦的江南，孕育了如梦如诗的江南运河，现在，它落落大方地启程了。

二　六朝旧道

北纬30°，东经120°—杭州。

首先听到的是涛声，隐隐地如九天罡风，又有如荒原巨兽。天空是钢蓝的，潮头势若奔马，起初却并不作腾跃状，只看见巨大的浪涌在层层推进中起伏，那是大会战前的盘马弯弓。但会战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浪涌渐渐按捺不住了，渐渐变得拥挤起来，并在争先恐后中破坏了原先的序列。旌旗亮出来了，盔甲在阳光下明晃晃地闪耀—那是浪峰上跃跃欲试的浪沫。层层推进的浪涌转瞬间演变成澎湃的巨涛，冲撞、呐喊、桀骜不驯，张扬着生命的激情，终于在防波堤前高高跃起，发起了决定性的一击。原先那罡风巨兽似的吼声，随之雷霆一般炸开—巨涛被炸成了碎片，幻化出灿烂的七色虹彩。但天空仍然是钢蓝的，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呼啸而来的第二拨、第三拨潮头……

这就是钱塘潮，为了给大运河壮行，钱塘江铺排了这样堪称惊世奇观的盛典。

严格地说，大运河是没有上游和下游的，杭州只是它最南部的端点，它在这里终结，也在这里启程。因此，它的每一次启程，实际上也带着上一次远行的风尘气息：燕赵大地的慷慨，齐鲁苍原的古朴，还有那旖旎的维扬风华和姑苏烟水，这些都成了它生命的一部分。它已经听到了钱塘湾的涛声，那是长川和大海的鸣奏。在它四千里的风尘跋涉中，它还从来没有和大海这样亲近过。在北方的津门，它曾远眺过大海那苍茫的姿影，甚至嗅见了那辽阔的水腥气，但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却驱使着它扭头南下。现在，它又上路了。它不惊不乍，不卑不亢，依然是淡淡妆、天然样。它的生命似乎注定了与苍茫辽阔无缘，也不习惯于那种大肆铺排的隆重和盛大，宁愿在引车卖浆的市声人语中，悄悄地松开钱塘江的手臂。—这里是杭州城西南一处叫大通桥的地方，离钱塘湾还有好远一程。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不知是城市的风情熏染了运河，还是运河的性格软化了城市，杭州历来被人们视为一座富于女性情调的都市。在这里，大运河洗却了北地的风尘，大泽的浮躁，出落得越发楚楚可人，淡秀天然。它徜徉在古老的巷坊间，闲看杭城的画桥烟柳、风帘翠幕，静听春雨楼头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箫声。更有那十里荷花的倩影，夕阳黯淡了湖畔的歌尘。所有这些可以称之为软性美的情调，都和它有着先天性的亲和。“一样江南好山水，如何到此便缠绵。”这是哪一位古人说的呢？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一位诗人，不然不会有这等境界和性情。

抬头看山色。这里的山不高，却秀；不奇，却雅；不险峻，却妩媚。它还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山。在北上或南下的一路上，它常常是看到山的影子便悄悄地绕开，因为它总是有着太多的负载，总是太匆忙，它不能像别的天然河道那样，信马由缰地一任放荡，和大山遭遇那么多的缠绵与决裂。那是怎样一种欲生欲死而又轰轰烈烈的遭遇啊！缠绵时则形影相随，山重水复，一颦一笑皆顾盼生姿；决裂时又呼天抢地，悲声号啕，扬长一去便不复回头。结果往往是既伤害了山(那深创剧痛谓之峡谷)；又伤害了水(那悲喜落差形成瀑布)。其实，既然不能和人家终身厮守，又何必要发生那么多的浪漫呢？它是良家女子，理智、忠诚、富于责任感。对山，它是倾慕的，她远远地欣赏他，却又不敢亲近他，更不敢放慢自己的脚步，只能默默记取那伟岸的身影，作为自己的里程牌。正是在这种若即若离的顾盼中，它完成了爱的升华：她和他分享着一切的美好，也分担着一切的苦难，这就够了。爱是什么？奋不顾身地投怀送抱固然是爱的经典，但默默地以心相许难道不是一种更加坚贞伟大的爱吗？它就这样行色匆匆地一路向前，既没有多大的落差，也没有多少野性的艳情。有的只是平和从容的女儿本色，虽风鬟雨鬓却难掩天生丽质的高贵。

现在，它走出了杭州。能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旅程，甚好！对着钱塘清波舒展一下身姿，理一理自己平民化的荆钗布裙，蓦然回首，但见西湖如镜，吴山媚好，水巷深处飘出淡淡的桂香，它很喜欢这座富于女性情调的江南名城。

出杭州德胜门向东北，大运河带着这个城市热情的天性和妩媚的水色上路了，杭州的姿色它用不着太留连，因为前方的每一程都有着各自的风景，足够它看的。它消消停停地一路北上，很舒展也很悠闲。从杭州到镇江，这段运河大体上还是六朝时的旧道，隋炀帝开江南运河时，实际上只是在六朝运河的基础上加以疏浚整理而已，此后的十几个世纪中便很少改道。是的，为什么要改道呢？六朝和隋炀那个时代的旖旎风华一直掩映在波光帆影里，让整条运河都流溢着一股明艳的秀色。这一带正当太湖平原，地势低平，水源充沛；又加山清水秀，物阜民丰，大运河优游其间，处处都能见出滋润和丰足。也正是由于这种滋润和丰足，使历朝历代总习惯于因循旧道。当然小的修改也不是没有，例如从杭州到嘉兴那一段，原先是经由临平的。临平是杭州北门外的重镇，在南宋小朝廷定都杭州那阵子，它是见识过不少历史大场面的。靖康之难后，宋高宗从扬州逃到杭州，以及他后来屡次亲征视师，御舟均停泊临平；宋金双方使臣往来，也都在临平设馆迎送。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进屯皋亭山，宋丞相文天祥出使元营及被扣亦是在这里。但到了元朝末年，张士诚割据苏南浙西，军船往来于苏杭之间，常常取道塘栖一线。自明正统七年江南巡抚周忱拓宽河道后，漕运、驿传、商旅等，便舍临平而走塘栖。这大概是后人对六朝故道仅有的一次修改。塘栖亦因此繁华，一度成为杭州府市镇之甲。

从塘栖向北，远眺了嘉兴的南湖烟雨，大运河直趋苏州。这一路大体上是绕着太湖走的。古城苏州梦一般的幽静，这里的人们是真正懂得享受生活的一群，连引车卖浆者也算得上精神贵族。他们习惯于静静地品味生活，不喜欢喧闹和浩阔(像虎丘那样热闹且格局大一些的所在只能坐落在城外)。那么就别打搅他们，悄悄地绕城而过吧。流过了西南城角的水陆盘门，流过了飞絮如雨的横塘古驿，又流过了张继诗中吟咏过“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枫桥，大运河又扭头西去，身后是寒山寺流韵千古的钟声。但在经过无锡和常州时，她都是穿城而过的，这两座城市都是江南的商业重镇，市井中流溢着精明开化的商业气息，不像杭州和苏州那样，总带着几分怀旧和伤感。大运河穿行其间，正好吐纳百货交易土仪，也正好领略这里的商界行情。城区的河道很窄，舟楫壅塞，摩肩接踵，好不容易出了常州西门，回首望去，但见三万六千顷太湖烟波渺渺，多么浩阔的一片水呵！从嘉兴到常州，还没有走出她那包孕吴越的怀抱。

常州古称延陵，既称陵，自然是高地了。大运河过了常州，便渐渐失却了先前那明丽坦荡的风格，变得单调且逼仄起来：两岸是沙性的、土质不那么坚密的黄土冈地；河岸很高，风景中有一种干燥的、带点野性的成分；河水浅窄，不再有那种盈盈欲泼的气象，也不再有天生丽质的妩媚。似乎一切都有点萧索，不那么繁茂；有点粗犷，不那么精致；有点苍黄，不那么清秀。感觉上仿佛进入了北方，但这里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宁镇山脉的余脉延伸至此，形成了江南运河的分水岭—丹北分水岭。在常州以南，大运河的水源来自太湖；到了这里，水源来自练湖。在江南运河中，这一段其实是资格很老的，“初，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人三千凿破长陇，故名丹徒。”(《元和郡县图志》)秦始皇的原始动机并不是为了国计民生，而是要挖断所谓“王气”，这我们不去说他。反正他很早在这里开凿了一段运河，而且是江南运河中最为艰涩的一段。

但好在离长江已经不远了。似乎是为了酝酿情绪，大运河踌躇满志地激动起来。它已经听到了长江的呼唤，那是从昆仑绝域浩歌而来的兄长对袅娜于江南烟水中的小妹的呼唤，是激情对温顺的呼唤。在北上的这一路上，它一直都是平和从容的，它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当然也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清纯淑女的激情往往是最疯狂的，从分水岭向北，它就毫不吝惜自己并不充沛的水量，迫不及待地扑向大江，以至原先清丽的面容也显出了几分风尘之色。于是，人们不得不用曲折的河道和堰闸来抑制它的情绪，因为，练湖的“水柜”是经不住它这样奔流直下地挥霍的。

大运河在京口汇入长江。遥望江北，过了瓜洲就是古老的邗沟了。

三　苏州

对于江南运河来说，苏州大致处于中点的位置，南下杭州和北上镇江的距离都差不多。镇江的对岸就是扬州。杭州、苏州、扬州，这三座城市恰恰体现了文化江南的典型神貌，又恰恰在大运河边几乎等距离地排列着。但苏州的文化性格并不是杭州与扬州的中和，它比这两者都更精致。杭州与扬州虽然也很精致，但前者的精致中有一种皇家贵族的没落情调，后者的精致中有一种盐商和小市民的卑俗，它们都有显摆的意味。苏州的精致则是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滋润，它潇潇洒洒，不卑不亢，以骨子里的书卷气和自在平和的真性情酿造着诗化的生活，即使是怀旧，也只是像寒山寺的钟声在微烟渔火中的几许喟叹，大致不会很激烈的。

没有苏州，江南会平庸不少，江南运河也会逊色不少。

在人们的印象中，苏州似乎只是一个休憩的所在，这里山温水软，有巧夺天工的园林和白如凝脂的美女，有讲究的菜肴和小吃，更有那如幽如兰的小巷，缠绵得令人销魂。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正好是上海的后院，达官贵人和大亨富豪们在十里洋场厮混得累了，便到苏州来歇歇脚，买一处旧家园林，置一房姨太太，在这里将息得精神了，再去上海滩闯荡—这大致是晚清和民国年间的景观。再往前，苏州则几乎是京师的后院，那些在京城有头有脸的主儿，不管是不是苏州人，赋闲之后，都喜欢把家安到苏州来。他们在这里怡颜养性，享受生活，也注视着京师的政治风云，一旦气候对自己有利，便抖一抖衣袖启程往京城去。—官船就停在河房的石阶下，橹桨一动便进了大运河，很方便的。看看苏州的那些街巷名称，该有多少是与当初的王公贵族有关的。都说侯门如海，其实它们就静静地隐藏在这些貌似平朴的小巷深处，一点也不张扬。因为这里的豪门大户太多了，说不定从哪座不起眼的门脸里，就会走出个品级相当不低的人物来。冠盖云集，藏龙卧虎，谁都得学会收敛着点。你看，光是所谓“衙”，就有“文衙弄”、“沈衙弄”、“王衙弄”、“申衙弄”、“包衙前”、“吴衙前”等等。还有什么“太师巷”、“尚书里”、“状元弄”、“相王弄”、“乔司空巷”、“王洗马巷”、“金太史巷”，几乎可以据此编一本中国古代的“职官表”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街巷背后，曾经的玉堂金马、衣香人影，演绎过多少有声有色的故事，退隐与复出，淡泊与执着，优游山水与周旋官场。苏州人讲机巧，亦讲性情；有风姿，亦有壮采。他们能屈能伸，亦雅亦俗，把生命的热力挥洒成不拘一格的人生风景。

苏州人王献臣，明弘治进士，嘉靖年间曾任监察御史。官场失意后回归故里，筑拙政园以自居。“拙政”二字取自潘岳的《闲居赋》：“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亦拙者之为政也。”住着这么好的园林，一边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一边却要作出一副可怜巴巴万念俱灰的样子：唉，有什么办法呢？浇浇园子，卖卖菜，养家糊口啊，这就是我这个笨人所从事的政事了。什么叫苏州人的生存智慧，这就是。当然也有不怎么“智慧”的，例如清朝初年那个叫王永康的主儿。王永康并非王献臣的后人，他之所以入住拙政园，中间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王永康本是苏州的一个破落户子弟，父亲早年去世，永康遂漂泊无依，到了三十多岁还讨不上老婆。一日在家中却偶然发现了一张结亲的帖子，原来王父当年在军中供职时，与一个叫吴三桂的同僚相处得很好，吴三桂答应把女儿嫁给尚在襁褓中的王永康为妻，并且立下了红帖。这个吴三桂就是当时权倾一方的平西王，驻节昆明。王永康看了帖子，自是喜出望外，他决定去云南碰碰运气。在昆明，他堂而皇之地写了一封子婿的帖子到府门求见，整整等了三天，门胥才让他进去了。吴三桂见了他，沉吟了好久(他都想了些什么呢？)，最后还是认了这个潦倒落魄的穷瘪三。也许在他看来，穷一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自己给一份陪嫁就足够了。他给的这份陪嫁也着实丰厚，摆在明处的就有：一处公馆，三品官的顶戴，加之成亲的全套妆奁用具。这还只是云南那一头的。吴三桂同时又移檄江苏巡抚，嘱他代买良田三千亩，大的房屋一所。这所“大的房屋”就是拙政园。没多久，王永康偕新妇回苏州，穷汉乍富，挺胸凸肚，自是神气得不得了，也很过了几天好日子。后来吴三桂失败，王永康的下场自然可以想见，拙政园又换了新的主人，这些就不去说了。

我想，以吴三桂当时的权势，他是完全可以拒绝这门亲事的，之所以在“沉吟了好久”之后又答应把女儿嫁给王永康，想必王永康身上也有几分不俗之气吧，例如，苏州人特有的儒雅，以及那种软绵绵的固执。既然不能干什么大事，那么就让他在苏州的园林里享享清福吧。享福也有档次之分，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像苏州人那样消受得滋润且风雅的。吴三桂的想法或许不错，苏州园林确实称得上滋润风雅的所在，在这里，山、石、林、泉，大自然中美的几大要素一应俱全，而且全都很温驯也很艺术地圈养在自己的围墙内，任是雾失楼台，烟迷芳草；或是舞低杨柳，歌尽桃花，想怎样消受就怎样消受。但圈养的结果是：野性不见了，雄浑不见了，极目苍茫的风云之气不见了，剩下的只有精致。小家碧玉式的精致软化了生命的质感，风月情怀冲淡了江山气度，这就是苏州人。

但原先的苏州人并不是这样的。

原先的苏州人，也曾呼啸起“轻死易发”的壮士雄风。在中国古代，北方的壮士有荆轲，南方的壮士有要离。要离以不满三尺的侏儒之躯，挺身搏击有万人之力的公子庆忌，比之于荆轲刺秦，虽然稍逊“易水悲风”的排场，却更胜勇武气概和生命的亮色。因此陆放翁诗曰：“生拟人山随李广，死当穿冢伴要离。”要离者，苏州人也。

原先的苏州人，也曾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青锋。中国古代最为精良的青铜兵器大都出自吴国，连屈原《国殇》中也有“操吴戈兮被犀甲”的诗句。所谓“吴戈”和“吴钩”后来亦因此成为冷兵器的代名词，它是与男儿本色维系在一起的。而干将、莫邪所铸的宝剑更是闻名天下，那是用生命的血光和智慧铸就的无敌之剑。干将莫邪者，苏州人也。壮士和宝剑，这就是苏州人奕奕风神的写照，也是苏州人血性命脉的古老源头。那时候，他们—就精神的强度和浓烈而言—都无愧于一流。很难想象，今日操着吴侬软语，温文尔雅的苏州人的祖先，却是凸现着勇武与力量的强悍之辈。想当初，“吴会轻悍”难治，曾令刘汉的历朝统治者忧虑重重。到了西晋的时候，大才子左思所作的《吴都赋》中，仍有“士有陷坚之锐”的描写。左思是到吴地游历过的，这块土地上浓烈的尚武风气，使他的笔下很难见出旖旎的色调。

由好勇而柔慧，由尚武而崇文，苏州人性格的流变似乎是随着大运河的通达而开始的。

大致从隋唐以后，全国的经济中心便开始向江南转移。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带来了三吴地区区域经济环境的改善：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加之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江南人气渐旺，造物主为人们提供的生存环境开始变得丰饶而美丽。这里偏于东南一隅，远离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和西北，也远离了政治、军事冲突的漩涡。地域的偏远往往使这种冲突的震荡成为强弩之末，当北方人在频繁的战乱和权力更替中颠沛流离时，江南人却一门心思忙于稻粱之谋。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里无烽火之警，无逃亡之艰，亦无饥馑之患。江南真是幸运：它独享着动乱年代的安谧，也消受着升平年代的福祉。丰韵而富足的江南—青青的山、柔柔的水、软软的吴语—不知不觉地托起了一个文化的苏州。这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诗中秀润清丽的苏州；是沈周、唐寅、文徵明画中文采风流的苏州；也是桃花坞木版年画中充满了世俗的喧嚣和情趣的苏州。

于是人们看到，从苏州出发沿着大运河北上的航船中，除去大米、丝绸、刺绣、织锦、茶叶和陶瓷而外，还有书画、文玩、版本、梨园子弟和络绎不绝的举子。自唐宋以后，熙来攘往的苏州举子便成了大运河上一道令人艳羡的风景。长天秋水之间，那飘然的青衫撩起了多少悲喜人生！仰望着科举顶峰上的无限风光，他们那“弱水蓬山路几重”的期盼是何等殷切，那“杏花一色春如海”的狂喜又是何等放达。当然，更多的还是落第后“秋风何处说文章”的颓唐。不过颓唐尽管颓唐，过了几年，他们还会再来的。北上赴考的士子一拨接一拨地过去了，又一拨接一拨地回来了，人们总是惊奇，他们中有那么多人说着软软的苏州话，而朝廷中那些操着同样方言的“柔性政治家”就是从他们中间走出去的。苏州人干什么都比别人干得精致出色，如同当年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宝剑一样，如今他们向往的是状元及第的功名。那四年一度的金榜也似乎对苏州人格外青睐，光是一个清代，从顺治三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二百六十年间全国共出状元一百十四名，而苏州一府即有二十六名，差不多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于是便发生了《瓜剩续编》中的这个故事：某日，在京的各地官僚聚在一起，互相夸耀家乡的特产，轮到最后，当苏州人慢悠悠地说起苏州特产“绝少”—只有状元时，众人初则一愣，随后皆“结舌而散”。

这个苏州人叫汪琬，他说话的神态和幽默感，以及那种表面上谦逊，骨子里的自傲，也完全是苏州式的。望着那些自惭形秽的身影悄然离去，他惬意地呷了一口清茶，毕竟是大运河从苏州流来的水呵，直往心里甜。

苏州人哪！

四　吴越风情

《白蛇传》是一出典型的江南世俗生活剧：水、女人和爱情，还有雷峰塔下永恒的幽怨，很凄婉也很美丽。我总觉得，其中的白娘子就是江南运河的化身。一出戏，从江南运河的起点(杭州)演到终点(镇江)，最后又终结于西湖边的雷峰塔下。一头镇着雷峰塔，一头镇着金山寺，这就是剧中白娘子悲剧性的生命历程。白娘子其实只是要做一个凡俗的贤妻良母，她有情有义，珍视爱和哺育，也懂得追求和奉献。她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柔性美和母性品格，同样也是属于江南运河的。作为蛇仙的白娘子无疑是水的精灵，《白蛇传》剧情中的几个重大关节，也都是与水有关的：在沾衣欲湿的雨幕中，男女主人公因借伞而相识并相恋，一个极富于江南情调的世俗生活场景，成为故事的缘起；白娘子因喝雄黄酒(酒亦是水的一种形态)而显出真形，吓坏了懦弱的许仙，这是情节的一大逆转。接下来，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倒不是水漫金山那样恣肆的大场面，而是《盗仙草》一幕中，白娘子用澎湃涌动的产妇之血吓走了白鹤童子。产妇之血是最充沛而原始的生命之水，可以孕育一切也可以征服一切的。最后的结局是人伦屈从于俗理的无奈，但背景仍然是水：许仙的儿子中了状元回来，要对镇在雷峰塔下的母亲拜三拜，据说这样一来塔就要倒。雷峰塔倒，西湖水干，杭州人怎么也不让他拜。于是，西湖照样水光潋滟，但一个美丽而多情的女子却永远被镇在雷峰塔下。江南的水，是温柔清丽的，但在这背后又潜藏着多少苦难和牺牲呢，白娘子也好，江南运河也好，都因此而美得有几分凄婉。

白娘子与许仙的情缘开始于一把油纸伞，这是很有意味的情节。古往今来，有多少浪漫故事是因为男女共用一把油纸伞而引发的呢？我以为，以这种形式开头的故事，其过程和结局大都不差，不是说一定会有皆大欢喜的归宿，而是说那感情的质地。你看那潇潇细雨中，一把油纸伞撑起了一方诗意的空间，四周是纷披的雨帘，氤氲的雾气朦胧恍惚，营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的疏离感。这时候，大致谁也不会大呼小叫的，最宜耳鬓厮磨的悄悄话。或者干脆缄默不语，听雨声疏密有致地敲打伞面，那真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让你的心里纤尘不染。即使是轻薄之徒，在这种情境中也会变得斯文起来，断然不会有非分之念的。江南的油纸伞是一种寻常的精致，亦是一种寻常的诗意，这诗意孕育的情感，是江南人的性格底色和诗化生活的一部分。

油纸伞最宜浮动在幽深的小巷里，或斜倚在瘦瘦的船头上，那是很从容也很含蓄的风景。

雨中的小巷总是特别素净，连砖缝中的苔藓也嫩得可爱。清新得很好闻的泥土和草木的气息，连日阴雨浸渍出的老房子的霉味，还有谁家小院里飘来的花香—茉莉和玉兰的香气是淡淡的，而蔷薇、栀子花的香气则要野得多—这些都被雨丝梳理得十分熨帖。那油纸伞就是这时候走来的，背景是两边人家的高墙(使人联想到一个旧式大家庭中的种种恩怨故事)，青灰色的瓦檐有一种古朴的沧桑感。若是小雨，那持伞的身姿便有一种很悠闲的意味，似乎那油纸伞不过是一件掩映可人的道具，为的只是一种姿态。姿态自然是极好的，或娉娉婷婷，或潇潇洒洒，鞋跟磕击着砖石路面，很清脆地款款而过，然后在一座带砖雕的老式大宅门前停下来，收拢起油纸伞走进去，如同走进了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某个人们熟知的情节，“吱呀”一声的关门声在静静的小巷里传得很远。再听听门外的雨声，似乎越发地潇疏有致了。

至于那斜倚在船头的油纸伞，则又是另一种浪漫。江南的雨，江南的船，江南的石拱小桥，江南的芳菲秀色，还有江南人特有的那份亲和自然的天性，都成全了这种浪漫。那持伞的人或许是为了欣赏远近的水光山色，或许是为了体味“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古典情致，或许干脆只是为了充当这风景中的一个角色，反正她消消停停的很优雅。那船尾摇橹的汉子自然是蓑衣竹笠，自然也是消消停停的，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船头拉话，潺潺的水声中夹着雨点轻柔的弹奏，有如梦幻一般。这时候，即便是“寒雨连江夜入吴”的冬季，那阴冷中也自会有一份温馨。若小船悠悠地穿过石桥，油纸伞在圆形的桥拱下便恰好成一道剪影，很圆满也很精致，谁见了都会怦然心动的。斜倚在船头的油纸伞也有在晴天遮阳用的，那时的情调就要明朗多了，油纸伞也更具装饰性。青山隐隐，绿水迢迢，正是江南最丰韵的季节，两岸是繁茂的桑园和稻菽，一簇簇野花云霞一般灿烂。采桑女的身影永远是活泼泼的，笑声亦放浪得很。若有喊着号子车水的壮汉，则必定打着赤膊，那油纸伞便会侧过身去，于是对岸挑野菜的村姑便会向她走来，随同她们走来的还有一首古老的民谣：

荠菜马兰头，

姊姊嫁在门后头……

这首在江南流传很广的民谣，说不上有什么意思，但又绝非没有意思。与那些充满了火辣辣的质感和呼天抢地般诉求的北方民歌不同，它温丽含蓄，有一种清新柔婉的乡野气息。这就是吴歌。荠菜和马兰头是江南最常见的野菜，可以上得豪门的盛宴，也可以为饥民果腹的。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比兴，也可以说它有上古民谣的遗风(例如《诗经》中的《采薇》和《蒹葭》)。它究竟是体现了某种审美趣味，或者只是展示了某种世俗风情，似乎很难说得清。反正，江南的先民就是唱着这样的歌谣从桑间陌上走来的。乡野间寻常可见的野菜，小户人家的婚嫁习俗和姊妹亲情，粗茶淡饭中的欢悦和期盼，还有几许淡淡的惆怅，这一切都笼罩在一种平民化的生活情境之中，足以令人想到许多。

那一群活泼泼的、笑得很放浪的女人从桑园中出来了，桑枝轻摇，叶片拂着女人的粉脸，那影子也是绿的。阳光歌吟一般，在每一片绿叶和女人的花布衫上倾诉热情。她们提着装满桑叶的竹篮—那竹篮的提把很高，陶瓷艺人制作的提梁壶就是从中得到灵感的吧—呼朋引类地向村里走去，那一片水边的桑园便成为她们身后的背景。到了村头，却突然一个个都屏息凝神起来，全不像方才那般张狂。村庄里弥漫着神圣和肃穆的气氛，蚕花已经起身，那是阿娘将蚕种焐在胸口孵出来的，老话称之为“暖种”。暖种期间，阿娘浑身上下都收拾得清清爽爽的，独自宿在一间小屋里，整天少言寡语，一举一动都透出神圣，也透出拘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一个乡村少妇就这样用她全部的温情和美丽的憧憬，催生了那一撮菜籽大的娇客。蚕花一起身就见风长，几乎一天一个样。它由蚕花变成了蚕宝宝，啃起桑叶来一片小雨淋漓的沙沙声。这些天，蚕乡仿佛沉睡了一般，但又透着股惴惴不安的气氛。家家闭门闭户，停止一切的交际活动。村坊间行人寥落，连官府的差役也不来打扰。至于那言谈举止中的忌讳，更是森严得步步为营。当然，这中间最忌讳的还是男女之事。在茅盾的《春蚕》中，那个叫荷花的女人被全村人都视为灾星，避之唯恐不及，仅仅只是因为她的风骚。一切的忌讳都出自人们的恐惧和期盼，蚕宝宝娇贵哩，江南农家的收成，一多半出自养蚕，容不得闪失的。谁能想到，诗人笔下那“应是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的新丝，那“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的绸缎，原先的孕育竟这般神神鬼鬼的如履薄冰。

当然，蚕农们也有展颜一笑的时候，那是在蚕儿上山以后。“山”是用麦秸秆搅成的，那是蚕宝宝告别演出的舞台。蚕宝宝上山了，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它用银白色的丝以自己为中心画弧。当一道道弧线织成一张椭圆形的纱幕时，纱幕中的蚕娘便仿佛出嫁的新妇，美得有如一首朦胧诗。女孩子们常常用绵纸剪出鞋垫或手帕之类的小玩意，把蚕放在上面吐丝。蚕丝在绵纸上编织得有经有纬，绵纸仍然是原先的形状，但质地却变成了光洁柔软的夹心绸。这是蚕乡的女孩子们最别致的艺术结晶。也是她们在一个季节的辛劳之后最可心的收获。

蚕完成了它的告别演出，变成了茧。茧子从山上摘下来，装进河埠头的乌篷船。乌篷船悠悠地摇进了河汊，穿深柳、拂青云，向城里摇去，咿咿呀呀的桨声中满是欢悦的情调。而对面，春台班的“绍兴船”已经过来了，班主站在船头上，大大咧咧地和摇橹的男人打招呼。那嗓子是吊过的，音域很宽，吐字行腔的韵味俨然舞台上的铜锤花脸。每年一次的春台戏就要开场了。

春台戏俗称草台戏。一场草台戏能让附近的村子陶醉好几天。那几天是村民们盛大的节日，走亲访友的红男绿女自不必说了，光是河埠头的船就足够闹猛的：草台班的戏船，有钱人家雇的帐船，摇生意的快船，接送远路观众的“长摆渡”船，还有农家那秀如豆荚的乌篷船，挤挤轧轧，蔚为大观。戏文是当地有头脸的人物随意点的。在有的时候，点戏也有忌讳，例如在平望镇的西木乡，有一出《钓金龟》是不让唱的，因为这里古代有个权势人物叫“金贵”。一代一代传下来，到后来为什么不让唱，已没有人能说得清了。吴江黎里镇有一姓蒯的人家，这里的台脚不准唱《杨乃武与小白菜》，因为蒯家的先人蒯世馨审理过杨乃武案件，后来翻案前畏罪自杀。但这些只是特例，知道了就行。而等到戏班一走，百舸散去，各家的缫车和织机就开始忙碌起来。且看吴地《竹枝词》中的这种描写：

阿蛮小小已多姿，

十岁能牵机上丝。

漫揭轻裙上楼去，

试看侬撷好花枝。

《竹枝词》的作者大多是些生活底层的小文人，他们笔下的风情自然很真切的。再看：

郎起金梭妾起花，

丝丝朵朵著人夸。

无端北客嫌轻去，

贱煞吴绫等苧麻。

丝贱伤农。小儿女的娇憨和欢悦中，又渗进了不绝如缕的叹息。

欢悦也好，叹息也罢，它们都是属于江南的。说不尽的多情山水，道不完的吴侬风韵，这就是江南高贵的血统。

江南运河就在这中间款款有致地流过。春江花月，秋水伊人，如歌的行板，朱唇一启就是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