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与送别（上）^[1]

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上篇）

桐乡第一人民医院，全楼簇新。十二楼住院部VIP病区十一号房间，是木心的病室。躺在两边有栏杆的床上，先生的左腕插着输液管，间歇醒来，床头被摇起，他侧靠着，和我喃喃说话。他的嗓音原是低沉沙哑，这两年已乏力笑谈，此刻是因我的到来么，他的话反而多了，说一句，停一停，忽然认真看定我：

那你是谁？

这一问，比昨天初到时先生的当面不认，尤使我心惊。昨天，十一月十六日黄昏，我与内人从杭州机场赶到桐乡医院，直趋先生床前。没想到他抬脸说出的第一句话是：

“海盗呢！他们走了吗？”

我本能发笑，同时心神纷乱：先生谵妄了！来路上关于应对先生病重的仓促想象，当下失效——现在他也成了我不认识的人。

“打走了！全部打走了！”我俯向他，高声应答，如骗小孩，同时迅速镇定自己，预备接手这骤然陌生的经验。他靠靠好，神情将信将疑：“哦，原来这样……”

今天，上午，先生又开始与我絮絮说话，是昔年对谈时的熟悉目光，忽然，“你是谁？”我永难忘记那一瞬。

“我是丹青啊！”我冲他吼叫，另一念同时到位：完了，先生要死了……他微微一愣，神色转而舒缓。片刻，如他交代自以为要紧的意思时，转用普通话，平静而清楚地说：

那好……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

现在我要试着写出这份记忆：今年，十一月中至十二月下旬，我几度守在木心病榻前，之后，是他的葬礼。这是我第一次目击垂老的人，病危，衰竭，死。我不想限制篇幅，不愿遗漏种种细节。这是木心以自己的性命的完结，给我上最后一课。

* * *

时间推前：今年十月下旬，先生自返乡六年后第一次住院，本意是医治白内障。陪同入院的北京李春阳夫妇，近年与木心交谊甚笃，其时正去乌镇看望先生。手术前必须体检，一查，脉搏仅二十余，病名是“房室传导阻滞二度1型”，血压、肺功能也极度反常。院方即下病危通知，迅即转往心脏专科。经救治，各项数据迅速回升，复检趋近正常。先生吵着回家，春阳于是护送他归去乌镇晚晴小筑：那是镇方十年前为木心在故园旧址新建的家。

春阳每日与我通话，报告病情，最后说，先生回家后已能起坐饮食，谈笑如故。为之操劳十余天，春阳夫妇回了北京：那是十一月初的事情。

稍早，九月间，纽约华人建筑师林兵与先生商议“木心美术馆”事宜，我在侧；更早，七月中，镇方领导陈向宏先生面告美术馆方案年内启动，我也在侧，当天并与向宏陪了先生探看场地。

明显而急骤的衰弱，始于二〇一〇年秋，先生虽无怵目的病象，但已极度苍老，形销骨立。他瘦伶伶盘踞着他的座椅，默然不动，不再如过去那样悉心打理自己；勉力启唇，出声轻哑，唯目光灵动潮润，如孩子般来回仰看我们。稍有起坐走动，是必须两位侍护的青年，小代、小杨，左右搀扶了。

诱劝先生接受拍片的一刻，我的办法，就是不断逗他说笑话——这是他教我的。

前年，大前年，先生尚能自己行走，夜饭后必是转回客厅，作状长谈，各人沏一杯绿茶。临窗的英式写字台，靠墙的古董立柜，居中的皮沙发，诗经体《乌镇》的手书条幅，都是从纽约寓所运回。如今是在乌镇的故园，我们对坐着，先生一支烟，我一支烟，边旁俩小伙子，江南的粉墙、木梁，暗沉沉，日子还会很长。

彻夜的畅谈早已不复。撑到十一二点，先生抱歉似的说，那么，休息了吧。还乡后，他通常是八九点钟便即歇了。

现在想来好庆幸。去冬，整一年前，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两位纽约电影人在这里为先生拍摄纪录片，为期十天。看那时的照片，先生的面容尚且饱满。今春片花出来了，优质影像，精心的剪辑，他看去简直神气如昔，唯始终戴着棉帽，摄像时有毛毯覆盖双膝，望之如所有福相的老人——近年结识木心的晚辈便是这样地看先生，以为在这岁数，允称朗健，但我明知先生真是衰颓了。我得识木心那年，他才五十六岁，比我现在还年轻。到七十九岁归国，念及我所记得的木心，这些年他已确凿是老迈的人。

左起：蒂姆、木心、弗朗切斯科、我、翻译。在十天拍摄的最后几天，木心已经习惯了，而且每天早起等着他们来。一年后他就死了。

“你看，老头子动作慢吞吞慢吞吞，我年轻时总觉得是装出来的！”一次木心又跟我这样地说笑，说时，他才六十几岁，正和我在街上健步走着。如今先生举止愈发迟缓了，我忘了这番话——后来他给写成俳句了——此刻想起他吞声嬉笑到躬下身子的模样，近年，他连这含胸痛笑的气力也没有了。

谁不在心中对迟暮的老人略起倦怠么？近年，说实话吧，先生已难得惹我兴致勃然。谈锋，语笑，都还在的，但如所有老人，便是木心，也终于再四说起我早听过的人名、警句、逸谈——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的母亲如何率领街坊扑灭大火的故事，与我说起过六七回——我大笑，或表惊异。先生似乎着即看出我的佯装，随之抱以狡黠的、我所经年熟悉的轻笑，与我对视，在对视的一瞬，交换了彼此的宽谅——但愿我没会错意吧——稍稍静默后，于是起别的话头。

他不再留我。有时住一夜我便离去。二楼客房，开窗即是西邻的竹梢。前年来时，车近东栅，但见先生满头白发候在宅院大门口；到去年，仅在客厅门帘处站着迎我了，如在冬日，他会当胸抱一个老式的暖水袋；到今年，先生艰于起立，就坐在沙发上等我进屋趋前，俯身拢他一拢：他日益像个小孩。翌日我要走，便跟随他缓缓行到小门檐，待他颤巍巍立定——周身很轻很轻——给我抱抱过，朝我微微颔首，我就撒开步子走了。

他也不再费心维系我俩勉力合谋的欢谈。如我母亲，他耳背了，羞惭而无辜地看看我——这是他老迈后新的神情——听我扬声对他叫。今年夏秋的两次来，眼看他半碗汤，勉强几口米饭，就点起烟看我们吞吃，满桌江南菜是本镇沈师傅做的。饭后，七点刚过，先生便轻声而断然地说：“好了，上去睡了。”这在早先从未有过。回京通话，琐事交代一过，他温静地说：“油尽灯枯了。现在想的都是死事。”我沉默，不知该说什么。我久已听惯木心说及死亡：他人的，或自己的。他唯不去医院，也不谈起病与治病。

受寒，胃绞痛，失足跌跤，在纽约他就不给我知道。总要自己熬过去，事后平然说起。二〇〇三年那次看望他，他正病中，久谈不支，便回卧室躺下缩着，我进屋看他，他要我走开。我知道木心脾气。如今，小代、小杨也知道的，说是先生日常梳洗一律关门自理，略有不适、不便，就锁起房门。

这样地，直到十月底春阳来电话：“先生住院了。”

* * *

年迈而无子女，临老起病是怎样心情？闻知长辈危急的一刻，晚生的心绪又是怎样？木心不是我的父亲。父母倘若病危，我会放下所有事，迅即赶去的。差异便看这一层么？当春阳料理先生入院时，我想，是我赶去的时候了。北京诸事走不开，可以是理由，当春阳说先生回家了，他还好——复检的数据确是好的——我于是坐下。其时正筹划与两位老友的联合展事，日日盯着做一本随展的画册。

小代、小杨，几年来已知尽心照料先生的起居，但究竟不懂如何应对猝发的危急，我也不懂，何况木心年逾八旬——月初，由桐乡医院回到乌镇，不数日，先生即成天昏睡，几不进食。十一月八九日，小代电话：“先生说胡话了，怎么办？”向宏立即派医生前往诊视：肺部感染，导致脑缺氧，脏器功能随时可能衰竭，必须入院抢救。

此是垂老之人入冬后常见的症状。作难的是怎样说服木心返回桐乡医院——先生从不就医，春阳竟能领着他去，已是奇迹——有两次小代把电话递给先生，他已说不了成句的话。“性命要紧啊先生！”我大叫，话筒那边是极轻微的喃喃……终于，不记得先生如何同意了，或者说，屈服，他再度入院。葬礼后问起小代，他说先生下楼等车时，犹在抽烟。总之，木心再度离开乌镇，锁起卧室的门。卧室外是有壁炉的二楼客厅，一个多月后，布置为他的灵堂。

时在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下午，我到桐乡。

“海盗在哪里……”他认真地问。完了。先生与我二十九年的剧谈笑说，就此永逝，他变成满口胡话的老人。

新医院都是相似的，洁净而无情——纽约的公立医院大致建于“二战”前后，管理上佳，设施和面积尚不及这里——十二楼病房多半空置着，若在京沪，想必人满为患。院方早经向宏的关照，十分重视，将先生安置单人病室，我亲见楼下本地乡民求医住院的纷乱。向宏说也可直送上海华东医院，但以能够动用的关系，须得挤在五人一间的病房。现在独间里是两位片刻不离的青年——鬓发乌黑，胡须剃青，他俩在老人身边显得过于年轻——还有一位阿姨。镇方的副总，小傅，随时探视，每日准点送来保温的菜肴白粥……故乡能做到的这一切，应是可宽心的。

先生浑然不知，牵连着吊针，仰面喃喃：

我能想象这件事……但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不详……谁可以决定这么做法……有喜剧性，反而伤人心……这是错的……要么，夜里买只鸡我们两个人烧烧吃吃……再买点冬笋……

“文革”囚禁的记忆显然苏醒了。他在想什么？大部分时间先生昏睡。醒来，床头摇起，先生似乎不知他曾睡过，被周围好几只手勉力扶正时，用眼睛找我，继续说话。他好像认得我了。到达翌日我取出本子记录他的胡话，忽然觉得有事可做。待他说得累了，合眼欲睡，我就赶紧画他——他不喜自己的老相，从未允我画——猛抬头，他又睁了眼，目光移动，显然转了什么念头：

……想想那些诗的价值，心里非常开心……再想想，到底不行，还是小孩子……那些诗、短句，是和大家一起玩呀（他的双手缓缓舞动起来，牵连输液管，旋即被护士止住）……基督徒。我们这里后来才知道基督的教导……（忽然他分明哼唱巴赫的旋律，力气不济，止了声，呆呆看我）

先生喃喃说话，不知道我在记录，也不知觉我在抚摸他脑袋。

讲累了，昏睡，小代随时过来给先生掖好被子。

谵妄的先生。刚开始我惊痛无措，现在反而高兴起来：近年那个衰颓缄默的老人，消失了，或者说，在病榻上生动起来，他又是早先与我调笑说话的木心，而且撤除了他的精明的理性，不再字斟句酌。此后五六天显得漫长而凝滞，那是我繁忙生活中一段孤立的时光。除了夜里回乌镇休息——西栅景区桨声灯影，游人如织——白天一到医院，一进病房，我就满怀兴致接续他时而被痰咳阻碍的倾谈。其间，我很快学会动用床侧那枚启动升降的开关，学会和俩小伙一起迅速更换尿湿的棉裤（木心早与我戏谑过这老来的失禁），或者竖起活动小桌板，哄他喝水、吃饭，目睹人的口唇可以这般无力，以至难以吮入清水。

他变得愈来愈依顺，听任拔去针头，更换吊瓶，被审慎地扶起、放倒、翻身，或大动干戈弄下床来，嵌进轮椅，到二楼实施周期性检验，然后隆重推送回房——小半因为谵妄，多半是失去了最后的气力，他只剩思绪和言说了，在断续的句子中，某一瞬，他的眼神闪烁如昔，知道说出好的句子，从我的注视，寻求证实。我愈发喜欢这奇怪而珍贵的时刻：不必佯装恭谨，不再担心被拒绝，随时画他，摸他脑袋，间或朝他呵斥，要他停止拉扯输液的管子。他仰起下巴由小代给他刮胡子，乖乖配合毛巾的擦拭，总之，他真的变成一个小孩。

* * *

神奇之事。先生入院前，有人适巧转来在上海意外发现的木心照片，摄于一九四六年，他才十九岁，斜站着，学生装，戴副白手套，身边站着两位穿长袍的男子。

初次给他看，他完全不能辨认，移开目光。翌日再试，他可怜样地抬眼看我，一脸困扰，又低头看，终于嘟囔道：“噫！……是我呢！神气得很呢！”

一九四六年，木心在杭州开办他的第一次绘画个展，时年十九岁。这是他离开中国大陆前唯一一次个展，展品早已遗失，我猜他至少有五十年没有见到过自己这张照片。

忽然，木心扭头痛哭。

我不愿描述这片刻。他头一次当我的面，失声大恸——那么多年，我只记得先生有过两三次微妙的哽咽：说起魏晋的嵇康与山巨源，说起托尔斯泰的出走，说起他夭折的小姐姐——有谁近半个世纪再没见过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吗？……转瞬，他展颜微笑，如小孩，一点不羞愧刚才的失态，又看照片，幽幽说起当年的情形：“大家都喜欢我……那是我第一次办个展呢……”之后他再看，再哭，顷刻收泪，无辜而失神地看我们，显然动着什么别的念头，然后仰面睡倒。

另一份礼物是林兵的美术馆设计稿。“一顶桥？”先生讨饶般地看我，知道自己糊涂了。“美术馆！你的美术馆！”我冲他吼。

哦。风啊，水啊，一顶桥。

浙东方言便是这样地将“桥”叫作“一顶”。他疯了，我想，等着他恍然沉吟。渐渐地，先生看向天花板，语调平静：

这可以使人疯狂……这样地倒在床上，死了，真好。

我不确定他是否终于确认这是他的美术馆：他最后牵记的事。“先生！明年开馆，我轮椅推你去！”我高声骗他。我所全神贯注几近享受的事，是他糊涂了：倘在早先，先生的独断无比挑剔，但七月与设计师面对面，他已放弃了毕生的精明：“去弄吧……弄好了，吓我一跳。”

十一号病房。空寂的长廊。可有治愈的希望么？如若不然，先生还有多久？“多久”，难以启齿的词。十九日，木心读者樊小纯请到上海方面三位会诊的中年医师，各事心脏、呼吸、神经科。江南午后阴冷，他们进入病房，轮番诊视，分文不肯收取。事毕，与本院大夫聚在面北的大间详细陈述：关键是左肺淤塞，必须动用器械吸取积痰，其间，心脾肾肝出现任何异常，便无可救——多久？大量病例固然可以援引，一说是三个月，一说可能半年。所有词语回避死亡，同时，指向终结。

木心难以闯过今冬。看着他由壮及老，老而弱，弱而衰，我明白这是他最后的时光。只是，还有多久？

有几次，他的目光毫无指望：“回去……送我回家。”但神色不再急切执拗，甚至不很认真，又说起别的胡话。上一回入院，春阳说他吵着回家时仍然清醒，仍有难以违抗的意志。我们从来听从他，此刻我只能看着医师的嘴，怀抱可疑的希望。他们先后沉吟着，熟练而公正地陈述我所不懂的术语。

……地底下有玫瑰色的火焰……在读我的诗……弥赛亚……我说完了……我要跪下去了……不行啦，不行啦……这样下去，我要屈服……

* * *

当我蹑手蹑脚离开病房时，已看惯这张床。早经排定的种种事等着我：二十一日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桂林社庆，二十二日回京布置我们的展览，二十五日开展，之后连续两天讲座，满目年轻人，其间，浮现垂病的先生和那间病房。每日与小代、小杨通话，月底，院方为先生动用了吸痰的气管镜。小手术，几乎无痛，据说先生全程服从，奏效了。我心里泛起轻微而自欺的宽慰，念及还有多久，还会怎样，似也并不格外沉重，但日子就此严肃起来，严肃的核心，是在桐乡。

二十九日再去桐乡，停留三天，其间我与向宏经历了艰难的故事：先生必须完成后事的嘱托。入院前，他已手书遗嘱，笔迹颤抖，才几行字，未及写完。现在作难的是：他几时清醒？我不想描述详细的经过，终于，到那一刻，他很乖，被扶起后，凛然危坐，伸出手，签名有如婴儿的笔画，“木”与“心”落在分开的可笑的位置，接着，由人轻握他的手指，蘸染印泥——先生从来一笔好字啊，人散了，我失声哭泣，哭着，这才明白自己积久的压抑。

十一号病房里外，人多起来。先生唯一的亲属，外甥王韦，与我是同辈的老知青，从北京赶来侍护。江苏的诗人兼画家仲青，沉溺先生诗书，在我十一月下旬离去的翌日，自行赶来，昼夜不离。二〇〇六年被镇方派在先生身边的第一位女孩黄帆，去岁辞职回长沙谋事，闻知先生病危，也来了。小代，小杨，轮流值更，隔天会有一夜通宵不眠，明显消瘦了，仍然耿耿忠心。在门口走道匆促握手，我们一个个走向先生床前，有如小小的家族。

陪伴先生度过纽约最后十年的黄秋虹女士，也从美国赶来了，拖着行李箱。我挽她立在床前，忽又不能自抑：纽约老友来了——昔年每去先生借宿的秋虹的独幢宅院，必是远远望见木心等在门首阶前——如今先生浑不知秋虹来到，自顾沉睡着，因气管镜用过，鼻腔横着浅蓝色塑料管，看去如在颓然赌气。

“来……丹青。”二十九日初进病房那天，先生已然起坐，是我第一次听他如从前那样扬声唤我，轻拍床沿，示意近前，满脸是有如发狠的自嘲的笑，说出他唯一一次完全醒豁的话：

“喔哟……这次是祸闯得大来！”他现出我好久没见的老男人的憨笑，“原来弄成这样子……难为情！难为情！……你坐，你坐。”

这才是我们寻常单刀直入的话语。我用粗口高声夸张我的兴奋，不愿错过这片刻的虚妄。果然，刚才的醒豁瞬时用尽了他的气力——自孩子们告诉他下午我将到来，他便聚集神志，等着我——床头摇落了，他又开始漫长的昏睡……第三天，遗嘱、委托，诸事停妥，他睡去，醒来，显然完全忘了午间的签署，喃喃开腔：

“有没有这种可能？”

“什么可能？”

“他们来抓我？”

“瞎说！”我冲他吼。

先生舒缓了，静默片刻，悠悠地说：

“《红楼梦》……大有深意。”

“你记得《红楼梦》吗？”

“记得。”他望着天花板。“上帝弄错了……我不是写这种类型。”

“你写的是什么类型？”

“我……已经写出来了。”

这是可以抓住的话题。我探头凑近他，如行逼供：“你记得你写过什么！？”

“记得……”

“《明天不散步了》《哥伦比亚的倒影》，记不记得？”我狠狠地问。他目光移开，看向东墙，嗓音微颤，趋于尖细：

“……写得好……伟大！”

乌镇落雪了，细如雨丝，缓缓斜飘着，如极轻极轻的旋律的放慢。一九九四年底，先生独自来到阔别近五十年的故里，来信说桐乡上车时，雨雪霏霏，他混在人堆里偷听久违的乡音。去年纽约人过来拍摄，也是忽然有雪，庭院顷刻素白——“他写雪！写得多好！”先生曾几次极口赞美鲁迅的《在酒楼上》——那天他依从我们，西服礼帽穿穿好，拄着手杖，由我扶他在雪中的花园走了一圈。日后在纽约看那段影像，是我与先生的末一次散步，不到五分钟。

下雪了，晚晴小筑庭院。

四点，护士进来给他的嘴戴上吸痰器。我回程的航班是在六点。车候在楼下。小代提醒我必须去机场了。下楼进车，小代电话追来，说先生寻我继续讲话。我迟疑，举着手机。残忍其实不必动用狠心，只临时一念：我要小代去问先生想说什么。不多时，回音来了：先生说，“要谈纲领性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后来小代证实了我的残忍的推测：先生随即昏睡，醒来就忘了他的纲领。若我在侧，他会说下去的。这是十二月一日，我与木心最后一次交谈。几天后他被推进重症病房，开始全时昏迷。

* * *

十一月中到十二月中，记忆纷乱。穿梭于种种忙碌，在不同的地点和事务间，我猛然看见桐乡：十一号病房，时间漫长而凝滞。我不在的日子，孩子们日日夜夜环侍在侧。先生不再醒来，肾衰竭开始。十二月五日置入二楼重症病房后，生命靠输液维持。为免感染，探视时间缩短为每天午后半小时。众人不散，轮值的某一位就睡在长椅上，预备随时听取危急的报告。十二月六日，先生的心律和血压一度急骤下降，经短暂抢救，数据恢复了，之后，呼吸完全依靠机器。月初我在时，一位杭州的呼吸科资深大夫亲来会诊，结论几乎同样，但陈述更为严密周详。多久？我追问，心里仍是并不诚实的希望，希望先生竟能睡到春天，某日，恍然睁眼……“你要我回答这么困难的问题么？”大夫苦笑，抬眼巡看围拢他的人，开始援引拖延时间久暂不一的病例。

是的。先生如今成为病例，汇入无数号码，不再是那个《即兴判断》与《巴珑》的作者，而是床头小视屏上被监测的一组数据。

十二月十四日，结束上海的琐事，午后等车接我去桐乡。先生绘画的收藏者，近年客居上海的纽约人弗里德·高登，赶来与我会面。入秋他去乌镇看望过先生。他恳求我，能不能将木心送回乌镇，死在家里。他自己便是雇了医护来家看守他的将死的母亲。我告诉他，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于是说起他如何送别自己的双亲。我听着，忽然剧烈地心酸。我不知道我与先生是什么关系，现在他快要死了，央我将他送回家里的，是一位美国的老人。

小蒋到了。乌镇旅游公司的司机。几次去来由他接送，途中说起他一生顽健的祖父，七十九岁那年，白日还在田里做事，夜饭后郑重收起一副碗筷，提一把伞，居然说要回家，然后径出家门。儿女撵过去，使劲拖曳，进进出出三五次——“我爷爷力气好大呀，陈老师。”那年小蒋才十岁——弄到深宵，老人终于躺下，翌晨就死了。

这是先生喜欢听到的故事。简直唐宋传奇。他也会说，那是托尔斯泰顶喜欢的乡下人的寓言……

三点整，桐乡医院二楼，我迎面撞见重症病区门外群集探病的乡农，人声嘈杂。警卫严格把守，我被推搡着，如在托尔斯泰《复活》中描述探监的一幕。人丛中先后出现一张接一张熟悉的脸：王韦、小代、小杨、秋虹、黄帆、仲青、徐晓琪……我像是见到一群难友。另几位陌生青年也挤过来，围拢我，纷乱中知道那是过去十余天赶来看护先生的读者：青岛人刘正伟、他的女友张润林、广西胡范贵、温州毛晓刚、湖北匡文兵……随即我们又被挤散。小杨，拨开人群推我挤入门内的甬道，忙乱戴上管理员分发的塑料帽子、鞋套、口罩、胸襟。一转弯，巨大的病室展开了，二三十架床躺满病患，我随小杨快步走向沿墙由帘子遮挡的封闭小隔间，先生在左手那间，盖着白被单，仰面昏迷。

众人呆着，不知如何是好。左起站者：从纽约赶来的黄秋虹，青岛读者刘正伟和他的女友，江苏诗人仲青，广西读者胡范贵，镇方委派照料先生的黄帆；前右坐者：小代。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重症病室，满室器械，无能识别，有如陌生的刑具。环视种种光洁簇新的部件，我悚然起栗：不因为濒死的先生，而是那些器械的现代感。没有退路了。先生已入绝境。他的昏话一点没错：四十年前的囚禁记忆将他领来这里，他又被单独“关押”，再也出不去了。

当值大夫，一位和善的中年人，走来与我说话，清楚地重申：医生无权出外行医（当然，病患也就无权离开这里）。如果坚持将老人送回家，可以的，所有插管拔除后，最快，病患会在十分钟内死亡（何其雄辩的科技）。像是只为弗里德的恳求，我斟酌词句，勉力申辩着，一面想象先生被抬过室外寒风，塞进汽车，运回乌镇……大夫平静地看着我，显然知道先生没有子女，我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下一步措施是切割喉部气管，直接吸取积痰。

十二楼病房此刻在记忆中多么温存，我们昼夜进出，说话，小桌上放着水果、暖瓶、花，抽屉里存着先生的手表和换洗内衣……重症病室与人间绝对隔离，不见任何日常用品，除了机器。

“《红楼梦》……”十几天前先生喃喃嗫嚅。现在我凑近叫他，不再指望回应。他的假牙被取走了，人中与下巴瘪缩凹陷，凸起的下颚又长出纷乱白须，因微弱的残喘，不可觉察地起伏着。除了插入鼻孔的细塑料管，他的张开的嘴含着另一支此前我没见过的粗管，被两条交叉横穿的白胶带固定着，胶带两端划过面颊，触及双耳。他的肩裸露着，我猛然意识到被单下只是便于器械直接触探的身体。我俯看他，什么也不能做，顶多待五分钟就要让位给其他等候探视的青年。先生不再是病人，而是平躺在机器间的展示物，不知道谁在床边，不觉知他自己。

三点半，探视停止。众人回到十二楼齐集，站着，商讨是否切割先生的气管。回家不可能了。多么仁慈。那机器房便是人的终点。精确的科技如今确保人道，使病患成功苟延，苟延给家属看——这时，人道就是科技——我去到走廊与上海的呼吸科医生通话。他确证切割气管只是寻常小手术，并以专业修辞暗示：是的，是苟延，不是救治，没有人确保病患因此不死而活下来。

十一号病室。冬日斜阳。先生的床撤除了。我们站着。倘若放弃切割气管，慈悲还是残忍？我不知道。我不是医生，但医生等我决定。半小时后，每个人嗫嚅着，同意放弃。

* * *

乌镇西栅临河民宿的二楼，昏暗静谧。翌晨开窗下看，河面一小片一小片半圆形的微波，有如鱼鳞，缓缓转移着漂涌的方向——那年先生独自潜来故乡，临水自语：“这就是我的文风。”——只剩午后探视的半小时了，白日无事，去到晚晴小筑。先生豢养的两条黄狗碎步跟着，巡视一过，到处只是凄清。在二楼先生卧室站了站，书架上是我看熟的相片：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伍尔芙夫人……那镜框是他在纽约时闲来用灰色刷过，弄成乌瓦般色泽，仿佛年代久远。画室阴冷，案头纸笔散乱，瓷盘凝着经年的颜料。取了一摞先生的笔记本转去吃饭间坐看。先生的文稿，向来写在便宜的拍纸簿上，边角还粘着纽约商店的黄纸价标——转瞬，阴郁消散，我被他这里那里毒辣而恬静的词语逗笑了，大笑，笑到失态，小代陪在一边。

难得的僻静。家与医院多么不同。午间，午后，一本接一本，密密麻麻，我熟悉先生未经誊清的稿面，但难以辨识哪些是回国后所写，给小代看，似乎笔画见拙的部分便是：又想起半个月前他的可笑而悲惨的签名。在一组横写的笔记下端，页面空处是两行竖写的联。先生常由白话忽而回向古文——我蓦然欣喜：葬礼有了挽联！随即惊异自己竟有葬礼的一念——先生写时，也就想着了吗：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

两点半驰向桐乡。真不愿结束这寂静的阅读。从来是先生喜滋滋展开他誊清的手稿给我看——很久很久前的事了——此刻惊觉：这是我头一回未经许可看他的稿本，在他的家，我做着不该做的事。他会活着回来么，就这样，木心断然遗弃了毕生的稿件……三点整，我又置身轰然拥挤的重症病房，闯进狭小的机器间。六天后得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木心。

惨白的日光灯照。门口护士说，气管镜吸痰刚做过，刚撤除。我不再注意满屋器械，直趋床头：木心，双眼微睁，并不在看，眼角凝着泪滴，在胶带与插管的纵横牵制中，向内缩卷的双唇，开阖着，如一条鱼被取出水面，奋力喘息。因这艰难的喘息，他的整张脸以我从未见过的姿势由枕面昂然仰起下巴：这是他入院后唯一一次受难而挣扎的模样。但他分明不知道自己的挣扎。一个全然丧失意识和气力的人，才会使身体——主要是颈脖与脑袋相连的部分——这样地交付给固定的痉挛。

我放声大哭，愤怒地面对这张脸。木心不理会，就那么昂着脸，奉献般地固定着同一的姿势，喘着，当我的面，顽强毁灭我对这相貌的所有记忆。

夜里回到北京，开始写讣告。我从未做过这种事。先生没有单位，向宏说：“你来写吧。”六年前木心的书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我写过一篇推介，现在竟是写着先生的讣告了。空出死亡年份与日期那一栏，我很久不知如何接着写。“你们要保持想到死亡。”先生一再说。我想的，从小就想，如今我要对先生说：真的死不是“想”，是那间机器房。

快点死罢……麻烦！伊不让你死。

他在十二楼这样抱怨过。谁“不让”？命运么？“命运很精致。”这是他写过的话。他以自己的渐渐熄灭，教我什么是死：他其实也不知道。他不知道机器房，不知道自己怎样昂着脸艰难喘息，不知道喘息之际，我在北京撰写他的讣告，也不知道十几位年轻人天天在门外等着见他，翌日，十二月十六日，我赶去出席《南方人物周刊》设在北京的颁奖会。他们事先通知我：今岁五十位“年度魅力人物”中，木心列名——可怜的奖项。那奉献般的喘息才是人的光荣与魅力——上台后我问众人：“谁知道木心？谁读过他？”所有中年人静默着，除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副主编杨子，但数十位年轻人纷纷举手了。先生回国的六年间，我每到各地大学讲演，每次，每一次，至少有一位青年起立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