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提到曾文正，我想，读过近百年史的人，总该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吧？他是一个文弱书生，却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把占有东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荡平了。这在民族的立场上看来，功罪虽然还待论定；可是他的坚毅不拔的精神，好学不倦的意志，高尚廉洁的人格，谦虚诚笃的态度，知人善任的器量，总不愧为近代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值得做青年们的模范！

他原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文正是他死后，清廷赠给他的谥号。他的曾祖叫竟希，祖叫玉屏，父叫麟书，三代都是以农为业的。他生于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十月十一日，死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二月初四日，享年六十二岁。他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就中了进士，做了十多年的京官，从翰林院检讨升到吏部左侍郎，中间除放了两次的考官，到过四川和江西做主考外，这十多年的生活，都消磨在北京城里。据郭嵩焘做的《曾文正公墓志》说：

公始为翰林，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精熟礼典，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贤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于心而当于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满洲塔齐布公、新宁江公忠源、衡阳彭公玉麟、善化杨公岳斌，或从末弁及诸生，奖拔为名臣。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片长薄技，受公一顾，争自琢磨砥砺，敦尚名节，在军必立事功，在官为循吏，曰：“吾不忍负曾公！”而公敛退虚抑，勤求己过，日夜忧危如不胜。自初仕及当天下重任，始终一节，未尝有所宽假。及其临大敌，定大难，从容审顾，徐厝之安，一无疑惧。此公道德勋名，被于天下，施之万世，而其意量之宏深，终莫得而罄其用而窥其藏也！

我们读了他的《家书》和《日记》，就可以知道他的事功和学问都是由平日积累涵养而来。郭嵩焘上面所说的一番话，并不是什么“溢美之辞”。

他从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做江西正考官，丁母忧，回湘乡原籍。恰值太平军起，进攻湖南，围长沙，不克，移兵破武昌，连陷沿江郡县，江南大震。那时咸丰帝就叫他会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他的生活也就从此改变了。后来进驻衡州，造战舰，练水军，劝捐助饷。四年正月，督师东下，和太平军在岳州开始接战，吃了一次败仗。又在靖港交锋，接着又是大败，结果他跳水要图自尽，幸亏他的幕僚长沙章华把他救起。可是，他经过了这接二连三的挫败，他的意志愈坚强了，他的部属杨岳斌、彭玉麟、塔齐布等，个个都给他出死力，以次收复湘潭、岳州、武昌、汉阳诸重镇。他的功业基础也就从此确立了。从这年起，直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十年之间，他总是度着军中生活，奔走于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境内，天天调兵遣将，不遑宁居，结果把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攻破了，整个的太平天国也就根本消灭了。清廷封他一等侯爵，在汉人里面，可说是“旷代之荣”。他这时早已做到两江总督，他的部属都布满了重要位置，他不但不自骄矜，反而愈加谦抑了。后来他又奉命到山东，剿办捻匪，都由他的部属刘松山、刘铭传、李鸿章等次第削平。他拜了体仁阁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之任，又补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末了他仍死于两江总督任内。临死的时候，他还是努力办公。这种毅然以天下自任，至死不懈的精神，真是值得我们佩服崇拜的啊！

他的生平事迹，著在《清史》，我们不暇备述。他的伟大事业，所以能够成就的原因，说起来到很平淡无奇。据说他平生“守之甚严，而持之有恒者”，只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不诳语”，一句是“不晏起”。这是多么平凡的两句话，却是我们要履行到死，始终如一，也就不很容易呢。人家说他“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他在做京官的时候，便已留心人物。他一方面刻苦自励，一方面网罗人才，他的感化力真是叫人“不可思议”。据说他在军营里面，所有一材一艺的人物没有不并畜兼容的。他每天没有天亮的时候便已起身，到了黎明，就传令所有的幕僚一起来和他同进早餐。仿佛这是每个幕僚天天应尽的义务。他利用这个时间，和一般僚属们，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这一顿早餐，足足要喫一两小时之久，这是多么奇怪的一回事！在这七八十年来，中国的人才，无论在事功、学问、文章方面，差不多没有不受他这一顿早餐的影响的。他幕府里的人物，整个的支配了咸、同以后几十年的政治界和学术界。这种感化的力量，是何等的伟大啊！

他在他所做的《原才》里面，开首就是这么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这里所说的“一二人”，也就是所谓“以天下自任”的人。这一两个人，只要他自己真个是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好学不倦的意志、高尚廉洁的人格、谦虚诚笃的态度、知人善任的器量，毅然挺身而出，给一般的知识分子做个好好的榜样，那里有不受他感化的道理？中国之大，何患无才，只愁没有和曾文正这样一个人物来做榜样吧了！

我们知道曾文正一生的事业，都是从脚踏实地，日积月累，磨练涵养出来的。他并不是一个怎样超越的天才，更不是一个怎样神秘不可思议的人物。我们只要拿他来做个榜样，毅然把这个“天下兴亡”的重大责任扛在肩上，不断的死心塌地的苦干，那怕有怎样的恶劣环境，我们是终究可以把他战胜的。总括一句话，伟大的事业，是要我们脚踏实地去干的。这个成功的秘诀，就在一个“恒”字和一个“诚”字。这“恒”字就是不断努力的意思，这“诚”字就是不说谎话而已。

现在国事的败坏和社会的不安，固然有他的复杂关系；而受过教育的国民，缺乏人格和道德的修养，要算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一般的知识分子，全不理会这个“诚”字，反把热诚负责的人看做一个大傻瓜。他们对于人和人之间，只是虚伪、敷衍，互相欺骗，互相猜疑，一点诚意都没有。照这样弄下去，还有什么人能够负起这救国救民的重大责任来呢？

我们要对症下药，来训练一般最有希望的青年，把他的品性弄好，那么在没有介绍这本《曾文正公家书选》之先，就得把他的重要格言“不诳语”三个字，三番两次的郑重提出，希望读者们十二分的注意。

讲到曾文正的家书，通行的本子，共是八卷，都是写给他的祖父、父亲和兄弟们的。有的是谈家常琐事，有的是讲做人的道理，有的是论治学的方法。总括一句，他只是教他家里的人要立志做个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人，所说的话，也都是曾经身体力行的老实话而已。

他是一个最喜欢写信的，尤其是家信。他对于兄弟，也是常常勉励他们多多写信，并且要认真从事的。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从北京寄给他在家里的四个老弟的信，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此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长篇累牍，使我读其手书，即可知其志向识见。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教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且书信既详，则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乐何如乎？

他是要利用写信来讨论学术和交换知识的。所以他对这件事，看得特别郑重。他又对他的老弟说：

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寄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

这些看来都是细微末节，可是他那种做事认真，丝毫不苟的精神，便从这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充分表现出来。他对于诸弟的信笔偶疏，总是加以严重的责备。在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的信上说：

诸弟写信，总云仓忙。……若弟等仓忙，则兄之仓忙，殆过十倍，将终岁无一字寄家矣。

一个人总有几分怠性，遇事推说仓忙，这就叫做“欺心”，这就叫做“诳语”。家信都懒得写。那里能够养成刻苦勤奋的精神？我们看了他这些诰诫诸弟的语言，应该是怎样的痛自责备才好啊！

在他的家书里，差不多句句都是“药石之言”，处处可以看出他“律己之严”，处处可以看出他“待人之厚”，这就是所谓儒者的真精神，也就是我们先圣先贤遗留下来的固有美德。青年们把他的话来做个立身处世的指南针，是不特有益于个人，而且是大可造福于国家社会的。

这个选本，共收他的家信五十九封，还不到全部十分之一。可是对于治学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大致也差不多了。他对于学问一方面，只是提出一个“专”字和一个“恒”字。他作京官时，交结了许多益友，增长了不少的见识。他这个“专”字的秘诀，也是从他的朋友吴子序得来的。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的信上就曾引子序的话：

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他既感觉上面的话，切中自己的毛病，于是一方面定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以自督励；一方面切嘱他的弟弟“总须力图专业”“，万不可以兼营并骛”。他的读书方法是极笨的一，本书从头到尾，都要用朱笔点过，写字也是要认真的。在现在的青年看起来一，定会说：一个人那里有这样的充分时间去做这种笨事呢？说到这里，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在他作京官的时候，固然不见得是怎样的忙可是他平日都是，“”事无巨细，必躬必亲的。在普通的人看起来，那里还会有从容点书的余暇？他却不但在作京官的时候老是这样办，就是到了后来，他在兵营里“军书旁午”的时候，也还是天天要写他的字，读他的书。可见得把一个“忙”字来搪塞自己不用功的罪过，是不中用的人干的事一。个人太聪明了，往往把他的时间，用在不当用的事物上面去一，这是社会上的桩重大损失啊！他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上，又有这样一段话：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他把这个“恒”字，认定是“成功之母”。又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他四个老弟的信上说：

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选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于诸弟者，但将诸弟每月功课写明告我，则我心大慰矣。

他一方面督责诸弟，一方面督责自己。他说：

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叶，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硃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像这样“不激不徐”，天天如是的用功下去，一来可以养成有规则的生活，二来可以锻练不懈怠的精神，并不是叫人读死书而已。

他教人读书的方法，除了这个“专”字和“恒”字外，其次就是要“虚心”。他在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信上说：

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

“傲气”和“自满”固然是“进德修业”的障碍，但是一个人“妄自菲薄”，也是要不得的。所以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信上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塞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也。

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的信上又说：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像这种不凡的抱负，是有得于宋代大儒陆象山先生之学而来的。他教人求学的宗旨和方法，虽千言万语，都不外乎上面所述的一套话，只在我们能够脚踏实地，去不断的努力而已。

至于他教人做人的道理，一则曰“慎独”，二则曰“求缺”。所谓“慎独”的意义，就是“诚意”工夫。他举倭艮峰为例，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信上说：

倭艮峰先生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

这种“慎独”的工夫，就是要求“寡过”，也就是要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人们假使自问确实无愧于心，那就无论遇着怎样险恶的环境，怎样困难的问题，都可以仗着大无畏的精神，想方法去从容解决。所谓“求缺”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对于各种事物，不要做到尽头。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的信上说：

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