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京知青奔赴延安

●后峪沟的乡亲们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兴高采烈地迎接远行的张革归来。

●周秉和拿着伯父、伯母送的插队“礼物”，带着革命前辈的殷切希望，满怀热情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他们有的扶犁，有的撒粪，有的点籽，有的耱地，结果风扑全身，尘土裹面，只露一副双眼、一对牙齿，个个成了“土人”。

周恩来支持侄子赴延安插队

1969年1月7日，满载北京知青的第一趟专列火车从北京出发奔向延安。

原来在1968年初冬的一天，北京三十五中写出“67届初中毕业生可以报名去延安插队”的通知。

看到这个通知，同学们热情很高，刚满17岁的周秉和当即决定下去插队。可是，他事后又犹豫起来，因为当时家境状况很不好。家中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工作或插队，仅剩他一个人陪母亲在北京。如果他再离京，家里的事就帮不上了，而当时母亲身体不好，此时离家是否妥当，周秉和一时没了主意。

周秉和这时冒了出一个念头来：为何不去找伯伯周恩来谈谈想法。于是，他拨通了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约定了和伯伯周恩来会面的时间。

当时，周恩来很少私人会客，即使是亲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当周恩来知道他要报名去延安插队的消息后，破例邀周秉和去他那里一起吃晚饭。

吃完饭，周秉和提起去延安插队的事，当时他心情还有点紧张，急切地想听听周恩来对此事的看法。

周恩来沉思片刻，微微抬起头看着周秉和，关爱的目光中露出赞许的眼神，然后，略微提高了一下声音对他说：“插队是你自己定的？好！”

这时，周恩来笑了起来，并会意地和邓颖超点了点头，又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支持你去延安。”

提起延安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便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怀念的感情。

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起战争年代，延安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支援，以及军民团结最终战胜敌人成立新中国的历史，并告诫周秉和一定要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勉励他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向延安人民学习。

周恩来对周秉和说：

你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我和你七妈非常高兴。陕北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生活战斗了13年的革命圣地，陕北民风纯朴，群众忠厚善良。陕北的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到过延安了，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不多了，对你能到那里插队生活，我和你七妈坚决支持。希望你能在那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改造思想，过好思想关、劳动关和生活关，做好生活艰苦和长期落户的心理准备。有困难和问题经常来信，我和你七妈等你的消息。

邓颖超说：

陕北的生活很艰苦，各方面的物质条件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当年我和你伯伯到陕北后，卫生条件差，身穿的衣服里都长了虱子，可我们都管它叫“革命虫”！你可要做好长“革命虫”的思想准备。

邓颖超还关照周秉和说：

到陕北常来信，你伯伯工作太忙，有困难我来管。你妹妹秉建1968年夏天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时，我已将家里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了她，现在只好给你一些钱，自己去买台收音机，以便在山沟里也能随时了解国家大事，跟上发展形势。

1969年1月9日，周秉和拿着伯父、伯母送的插队礼物，带着革命前辈的殷切希望，满怀热情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在1969年，有2万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风尘仆仆、满怀激情地来到延安革命圣地农村插队落户，成为建国后第一代新式的、有文化的农民。

早在1968年12月15日，延安地委为了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就派出高明池等60多人组成工作组，赴北京协同北京方面工作。同时，在延安还设立了延安师范迎接北京知青接待站，和铜川迎接北京知青转运站。

为了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安，延安及所属各县均高搭彩门，悬挂起一幅幅“热烈欢迎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等横幅。

这项工作延续了40多天，每两天从北京发一个专列，直到2月初。

当时，共有2万多名北京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地到延安插队。

北京知青在延安接受锻炼

1969年1月8日，第一批北京知青到达延安。当满载北京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车开进延安时，夹道迎接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1969年1月8日，3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踏上了枣园这块神圣的土地。

刚到时，北京的知识青年们人人身穿整洁的军装，个个白中透红的脸蛋上，透露着纯朴的幼蕾，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对知青们的来到，乡亲们都感到非常稀奇，特别亲切，把他们三三两两迎进了门，问寒问暖、倒水做饭，并将他们一部分安排在半山洼上的5个石窑洞居住，一部分安排在社员的家里居住。

当时，延安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他们像对待亲生孩子那样教知青们生活。知青刚到队里时，队里安排专人为知青们生火做饭、打理床铺、购置灶具、配制劳动工具。

知青们的适应能力也很强，没过几天就熟悉了环境，并开始自己动手生火做饭，参加劳动了。一开始不会烧柴，饭总是做不熟，慢慢地都学会了。

知青们和延安的乡亲们一样拿锄拿铣扛镢头，上山修梯田、进沟打坝，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积极地投入到改天换地的劳动热潮中去。

在同延安的乡亲们一起艰苦奋斗的生活中，知青们不仅学会了独立生活，也学会了克服困难。

在这块黄土地上的每道沟岔，每块土地，都有他们的脚印和汗水。凡是农村的脏活、累活他们都干过。包括刨地、挖土、推车送粪、背粪、背庄稼、犁地、种地、锄草、松土。甚至夜间打坝、打场、脱粒，下茅坑掏粪，从延安城内赶毛驴拉茅粪等他们都干过。

男知青们尤其干活能吃苦，经常和乡亲们一起挽着裤腿跳进茅坑挖大粪，一起从山上往山下背庄稼。

一次，在夏季收麦子的时候，他们从山上往山下背麦子，一个毛驴一次只驮11捆，几个知青却每人一次就背12捆，捡麦穗的小学生惊奇地说：“你们比驴还驮的多啊！”

还有一次，知青们在远离村庄的后山上种荞麦，由于当时天干风尘大，他们有的扶犁，有的撒粪，有的点籽，有的耱地，结果风扑全身，尘土裹面，只露一副双眼、一对牙齿，个个成了“土人”。中午，他们只喝半罐米汤，吃两块玉米窝窝，就又开始耕耘，一天下来乐呵呵，谁也没叫过一声苦。

女知青们也一样不怕吃苦甘于奋斗。有一次，在上山收麦子时，突然下起雨来，山路又窄又陡，路滑很难走，要在北京晴天都不敢走。可是，有3个女知青还是坚持和社员们一样，背着麦捆走下山。

她们在去延安参观时，还不忘队里的生产，特意推上粪车为队里带回一车粪。

就这样，北京知青们从不叫苦不叫累，起早贪黑地跟着社员乡亲们不停地劳动。他们用延安的精神、用广大农民群众勤劳吃苦的精神，鼓舞着自己，鞭策激励着自己在广阔的天地中前进。

北京知青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还把科学文明带给农村。

他们给农民传授科学知识，讲山外的许多新鲜事，使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农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从思想到生产到生活，都悄悄地开始了潜移默化的转变。

在当时，延安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是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

延安农村把女人叫作“窑里人”，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窑里人”不得下地干活。

这条旧风俗却被北京女知青张平妮带头打破了。

张平妮插队陕北延安县河庄坪大队后，她与当地的16名姑娘一起组建了一个女石匠队。

在张平妮的带领下，女石匠队飒爽英姿，甚是能干，在短短10个月时间内，就凿出了3000立方石料，修成一条1200米的水渠，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后来，延安市文化馆还以她们的事迹为素材创作了一首名叫《延河畔上的女石匠》的歌，被当地人民群众广为流传。

1970年4月，延安地区知青办通过各级组织召开会议、举办学习班等方式，认真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对青年工作的指示，进一步解决各级领导对知青上山下乡重大意义的认识。

从1970年4月至1971年3月，全区举办各种学习班1.9万多期，参加学习的达42.5万人次。组织18.8万多人参加的宣传队，印发《复电》11万份，使《复电》精神和周恩来指示基本达到家喻户晓。

延安地区知青办在北京知青插队的12个县，普遍开展“三查”活动，即：查再教育的组织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否落实；查插队青年的生产和生活是否安排妥当；查安置经费使用是否合乎规定。他们边查、边整改。

通过“三查”，各知青点普遍建立了“学习日”，地、县、社每年要召开一次上山下乡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插队青年分期分批地徒步赶赴延安革命旧址，进行参观学习等制度。

同时，在有知青的公社、大队设置管理知青的专干，对生活和住房有困难的知青进行摸底排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地区党政领导还亲自深入延安县柳林生产大队和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座谈，了解生产、生活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延安地区知青办根据中央26号文件中“关于严厉打击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犯罪活动的规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的活动，依法处理了一批犯罪分子，进一步保护知青的健康成长。

1971年11月11日至1972年1月5日，延安地区知青办组织“延安地区北京插队知识青年赴京学习汇报团”，在北京市9个城区举办了126场报告会，有20多名优秀知青向首都人民汇报了他们的成绩。演出了反映延安革命传统和知青生产、生活、学习的文艺节目。

同时还举办了“北京知青在延安锻炼成长”图片展览，走访知青家长和知青带队干部家属，并举行多场座谈会。

汇报团进一步宣传了毛主席关于知青工作的指示，增强了北京和延安人民的感情与交流，取得了首都人民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广泛支持。

北京、陕西等各家新闻媒体，对“延安地区北京插队知识青年赴京学习汇报团”的活动，也做了广泛的宣传，营造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良好氛围。

延安地区还充分发挥了1200多名北京干部的积极作用。北京支援延安的干部都是经反复挑选派到延安来的德才兼备的干部。

延安地区知青办在地和各县、公社都安排了一名北京干部代表，地委和有些县委还吸收北京干部代表进入常委，协助各级党委和政府抓知青工作。同时县、公社政府指定专人负责联系各知青点的北京干部，不定期地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

北京支援延安的干部，还以公社为单位定期召开碰头会，相互交流知青管理教育的情况和经验。

他们肩负北京市人民的重托，牢记延安人民的期望，扎根最基层，坚持在生产队与北京知青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解决知青管理教育中的诸多矛盾问题。对于生产队发生的问题，他们也都给予认真对待，配合当地政府妥善地加以处理，使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面貌焕然一新。

广大农民都亲切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干部”。1970年，在“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后，北京知青心情激动、斗志高昂。他们决心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教导和延安人民团结一致，为彻底改变延安贫穷落后的面貌贡献青春。

北京知青们在宣传、贯彻、落实“座谈会”精神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个新的成果。在科学种田方面，仅北京知青与当地农民种植试验田就达2900多亩。

黄龙县柏峪公社有个村子，14名北京知青顶风冒雪苦战一冬，硬是在冰冻如磐的乱石滩上开出了一片水田。

后来，他们又和贫下中农一道苦干10个月，建成一座小水电站，村民们第一次尝试到了点灯不用油的滋味。

甘泉县大庄河生产队的知青和贫下中农一道，在偏僻的深山沟里办起了广播站、夜校、供销站；种植了农作物和中草药实验田；成立了机械组，把一台报废的柴油机改成发电机，在村里实现了米面加工机械化，使落后的深山沟里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北京知青张革被招工进企业后，听到周恩来向延安人民提出“五年粮食翻一番”的奋斗目标后，他返回原宜川寿峰插队的小山村，帮助乡亲们建果园、引进小麦良种、改良种牛、引水上塬。

北京知青汪桂兰从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延安农村插队落户，80年代初国家落实政策时，她放弃回城返京的机会，为山区教育耕耘了30多年，成为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扎根在黄土高原教书的知青。

有一位叫张革的知青，在1968年，在党中央上山下乡的号召下，16岁的张革也满怀一腔热血和激情，告别了亲人和繁华的北京城，来到了陕西省宜川县寿峰乡后峪沟村安家落户。

1968年的年底，一场大雪刚过，张革和9名稚气未脱的同伴，身着革命装，肩背黄挎包，靠着5条毛驴驮着行李，行走了几十里崎岖的山路，住进了点着煤油灯的土窑洞，开始了他们人生的又一个历程。

后峪沟，这个当时只有100多口人的小山村，千百年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依靠少量的河滩地和洼地勉强度日。这里不通公路、不通电，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

从这一天起，宁静的小村庄顿时被一帮操着京腔，处处充满好奇心的城里人搅得躁动起来。

这帮操着京腔的年轻人反套着毛驴磨面，误把小麦当韭菜吃等等，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但不久他们便慢慢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完全把自己融入到群众中去，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村人。

面对艰苦的环境，要生存就必须付出，劳动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满怀一腔热血和激情张革一样和乡亲们下田劳动，下河挑水。他不会使用农具，锄头常常磨破了双手，鲜血染红了锄把。他干活特别卖力，经常光着膀子，皮肤晒的黝黑，乡亲们亲切的称他“黑娃”。

每当夜幕降临，性格活泼开朗的张革，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向大家讲述北京城的故事，他说话有时带点结巴，每每讲到关键时就会“卡壳”，惹得大家哄然大笑。有时，他又拉起手风琴，同大家唱起革命歌曲，神态如痴如醉，感染着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乡亲们。

就是这样的生活，张革在后峪沟度过了3年时间。

3年的日日夜夜，岁月消磨掉了他身上最后的一点稚气，使他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青年农民。

3年里，他把山外文明传递到了后峪沟，使这里的人们知道了更多更多，也使年轻人耳濡目染，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幻想，思索着改变命运的良方。

1972年，咸阳市武功县国防五七零二厂一纸招工通知书，使张革有机会告别这艰苦的生活环境，成为工人的一分子。

乡亲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了一程又一程，目光中饱含着几分眷恋，但谁都不忍心说一声“你留下”。

3年的历练，使张革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

进入工厂，张革勤于钻研技术，勇于攻克难关，处处乐于助人，深受工友们的喜爱。不久张革便被选为车间党支部副书记，成为重点培养对象……

在那个年代，当一名工人是令无数人羡慕的职业，工厂优越的生活条件，同农村形成很大的反差。作为一名有前途的青年工人，在党支部副书记的岗位上应该大有作为。但是，越是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越容易造成人精神上的失落感。

后峪沟3年的劳动锻炼，张革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了这片土地，常常使张革魂牵梦萦。

在咸阳市武功县当工人的一年里，张革经常搭车到杨凌农科城学习农业科普知识，思索着如何提高村里粮食产量的问题。

特别是1973年，周恩来视察延安时，看到解放后20多年，老区人民战争的创伤没有得到根本医治的情况，伤心地说：“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对不起老区人民”。他对当时的延安地委领导人提出“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

周恩来的殷切期望，更激发了张革二次插队的决心，他三番五次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重返后峪沟，同那里的群众一起战斗，改写贫困历史，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面对工友们的再三劝说，张革为之一笑。

组织也被这位固执的年轻人的真诚所打动，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1973年，后峪沟的乡亲们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兴高采烈地迎接远行的张革归来。但是，如此的场景，却使张革更加心事重重。

为后峪沟寻找一条致富的路子并付诸实施，是他二次返乡的重大使命。

这是他的思索，也是对组织的承诺。

回乡后，村民们信任他，也对他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先后选举他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又一次见过世面、充足了电的张革信心倍增，干劲十足。在以后的9年里，他带领群众把自己描绘的蓝图一个一个变成了现实。

先解决电的问题，让乡村亮起来。

这在当时，农村的人们连想都不敢想。远离大电网，路途遥远，加上大山的阻碍，架线拉电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张革胸有成竹，寿峰公社有的是水资源，建设小水电站是一条捷径。他从外地请来专家勘察选址、设计，很快有了方案。电站工程概算50万元，这么一个天文数字，没有钱，怎么办？

张革利用知青特殊的身份，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四处寻求社会的援助。

他带着乡亲们的期望，拖着带病的身体，冒着刺骨的寒风，徒步100多里来到县城。

为了节省1块5毛钱的住宿费和两毛钱一碗的饸饹面，困了就彻夜蹲在宜川汽车站候车室打个盹，饿了就啃一口自带的干粮充饥。

饥饿、寒冷没有使他退缩，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几次下西安、上北京、去四川，两个春节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革的执着、真诚打动了无数善良的人们。

延安行署、省知青办、陕北建委、四川万县、北京知青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送来电机、电线、照明材料、一辆解放牌汽车和部分资金，解决了电站施工的燃眉之急。

电站进入施工后，预想不到的难题接连不断。引水要凿一条300米以上的隧道，没有机械，他就组织青年基建队，靠人工点炮开石。

一次施工中，一名青年被碎石碎片刺破了眼，鲜血直流；另外十几条生命也险些丢掉。艰难的施工环境使两个老人畏缩了，他们从工地叫回了自己的孩子。

张革闻讯后匆忙赶来，跪在老人们的跟前，求他们予以支持。还有一次，几个青年实在撑不住了，要下山，正被胸膜炎、肺结核折磨着的张革闻讯后，立即拄着拐杖爬到山上，他一边跪在地上，用铲子铲土，一边对青工们说：

“不能走！后峪沟的电站就靠大伙了。”

周围的青年见状，含泪拽起张革，大伙又干了起来……就是这样，张革感动了乡亲，从而不使工程半途而废。

3年多的时间，张革同村上的年轻人一起奋战，过度的操劳使他患上了肺炎和腰肌劳损，一次从山崖上掉下，差一点把命搭上。

此时的张革已经是大龄青年了，乡亲们让他早点成婚，他总是说：“电站建不成，不结婚”。

知青大规模返城，他却无动于衷，在群众大会上他讲到：“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把水电站建成。”

在经历了4年难熬的日日夜夜后，1980年8月1日，一座150千瓦的小水电站终于建成了。明亮的电灯泡给后峪沟、给桌里村带来了光明，使漆黑的夜晚出现了欢乐，出现了笑声。

同时，张革又购回卫星地面接收机和电视机，使乡亲们第一次看到电视，看到了五彩缤纷的外面世界，这一时刻在黄河沿岸的山村里整整提前到来了15年。

后峪沟祖祖辈辈靠吃白水河水生存，由于地处林区，水质较差，每遇山洪暴发，河水浑浊，人畜无法饮用。

为了寻找好的水源，就在建电站的同一个时期，张革扛着镢头，钻山下洼，最后组织村民架起了1514米的钢管，从豹子沟把清澈甘甜的泉水引进了村。

当地群众为了表达对张革的感激，他们编了信天游式的民歌歌唱张革：

喝一口那清凉凉的山泉水，我不由得忆呀忆呀忆张革……

1973年10月，张革动员乡亲们平整土地，修建梯田，从关中户县购回苹果树苗，组织5个自然村的村民，白天顶着烈日挖坑，夜晚挑着马灯栽树，在宜川率先发展种植业，建起了20多公顷的果园，挂果后每年收入20多万元。

张革还从外地引进良种玉米、小麦，推广科学种田，使单产由原来15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短短3年时间，大队的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

张革从志丹县双河乡买回2500只山羊，从陕南买回400头母牛，在各个自然村建起了养猪场。

1979年，张革带领村干部到山西考察，购回1万多株薄皮核桃苗，栽植在山山洼洼，并购买了几台三联泵，把水引到山上，浇灌核桃、花椒。

张革为后峪沟村描绘的蓝图，伴随着辛勤的劳动，一步步得以实现。

到1979年底，后峪沟5个自然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率先在寿峰公社达到410元，达到了群众有粮吃、有钱花的目标。

张革也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并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

在当时，北京的知青们对延安的经济文化建设，及其未来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类似这种感人至深的生动事例不胜枚举。

自1968年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以来，北京知青在各级党组织和延安人民的领导帮助下，在各项革命活动中经受了锻炼，发挥了生力军作用。

孙立哲在延安开创窑洞医院

孙立哲的父母都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60年代末，孙立哲正在清华附中上学，那时，他的理想是当数学家。

1969年1月，孙立哲和全国千万下乡的中学生一样，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川县官庄公社官庄大队下乡插队。

当时和孙立哲一起到延川关家庄插队的，还有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史铁生。

孙立哲跟史铁生，一开始都被乡亲们认为是赤脚医生。

他们到村里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孙立哲看病。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太太，她发烧、发冷，满脸起红斑。孙立哲翻完了那本《农村医疗手册》说一声：“丹毒”。

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出来，把红糖和肉松也拿出来。

老太太以为那都是药，慌慌地问：“多少价？”

大伙回答：“不要钱。”

老太太惊诧之间已经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后病已好去大半，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

孙立哲再去看书，又怀疑是否红斑狼疮，这才想起问问病史，老太太摸摸脸：“你是问这？生下来就有。”

后来，他们发现有很多病人。那个地方又缺医少药，知青们就把自己的药品，包括红糖、白糖都聚集起来了。

不久，村里爆发了一场斑疹伤寒，村里的主要劳动力大概有一半在床上躺着发高烧，知识青年有两个也是发高烧。

他们为了解决当时的这个问题，就不断地商讨、学习《农村医疗手册》，用自带的药品，控制住了这场流行病。

从此，孙立哲靠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开始自学，他跟史铁生学会了针灸，用北京带来的普通药开始给老百姓看病，当村里的赤脚医生。

有一次，邻村的一位村民因为打架，想不开上吊了。孙立哲去的时候已经是放在床板上，准备办理后事了。一大群人黑压压的。几个老汉抽着烟商量着。

孙立哲第一次见死人，也慌得不得了。开始扎什么针都没用，最后在病人脚上涌泉穴扎了一针，扎左脚时候，他的脚抽搐了一下，右脚又扎了一针，喉咙突然“喔”一声。这时，孙立哲赶紧听心脏，发现心脏是跳的。其实，这个人并没有死，是老乡们认为已经死了。

孙立哲把“死人”扎活了。从此，当地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孙立哲“神医”的名声传遍周围的地区。

还有一次，孙立哲治疗一个会说话的瘫痪病人，当时就扎好了，不瘫了。

当时，由于陕北农村极度的缺医少药，村里的急性病人往往死在送往县医院的路上。

作为赤脚医生的孙立哲感到很自责，这也激发了他力图改变现状的热情。

孙立哲产生了想在村里实施外科手术的想法，而且决心付诸行动。

在回北京探亲时，孙立哲找到了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的姐姐。他在医院里见习了一个多月，学习了外科手术的基础知识。

返乡后，孙立哲他们先在小动物和自己身上做实验。

1970年，孙立哲在村里的支持下，在村头上的窑洞里建立了一个手术室，办起了医疗站。他们自制蒸馏水，自制中草药……

孙立哲第一例手术，是给大队书记高风刘爱人做腹膜炎手术。在村里，大队书记高风刘一直都支持知青办医疗站。可是这一次他爱人突发腹膜炎，是往医院送，还是冒险让孙立哲做手术，高风刘心里也没底。

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大手术。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里，一是设备不行，土窑洞里连电灯都没有，得拿着手电照着动手术。而且，刚来的知青年龄又小，又不是专门或者医学院学习的医生，没有手术经验。

当时的阻力很大，家里的老人都不同意，因为她是个独生女，有个万一失怎么办。

高风刘的两个哥哥都是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为了保住妻子，高风刘决定让孙立哲试一试。

对这个手术，老乡们既怀疑又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功，当时窑洞门外人山人海。

孙立哲做了这个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修补了胃的穿孔，把胃里的脏东西洗出来了，然后经过一个多星期就完全康复了。

从此，孙立哲的医疗站名扬陕北，络绎不绝的人群挤满了延川县关家庄村。

孙立哲白天要出工劳动，陕北老乡就半夜排队等待他看病，还追到他锄地的田边。那时，几乎每个村民家，都住着七八个来看病的农民。

关家庄村也成了延安出名的医疗村。

在手术过程中，他还多次为病人输血，为病人输血后，再做完手术，门外还是被老百姓堵住等待着他看病。

孙立哲在插队的窑洞里给乡亲们治病，几年中竟做了手术1000多例！

当时，人们编成歌唱孙立哲：

孙立哲插队在关家庄村，

当年是关家庄赤脚医生，

土窑洞里面治大病，

救死还扶伤为人民，

孙立哲没私心，

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

一唱孙立哲，哎嗨呦，赤脚好医生，

天天巡诊在山村，土窑里治大病，

天天巡诊在山村，土窑里治大病。

1973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下乡知识青年孙立哲给知识青年们的信》。

文章开头说：

孙立哲同志和他的同学们，到延安地区插队以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为贫下中农服务，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我们向读者推荐孙立哲同志这封信，希望大家读一读。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们想一想从这封信里受到什么样的启发。其他战线的同志们看一看上山下乡的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是如何学习、锻炼、成长的。

孙立哲在信中这样写道：

……

我是1969年1月，跟20名同学一起，来到延安地区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延川县关家庄大队插队落户的。

延安是革命圣地。我无法用文字向你们表达我看到延河、宝塔山时的心情。

我们瞻仰了革命旧址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学习毛主席在延安10多年的伟大革命实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照毛主席关于“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的教导，我们决心从小事做起，努力为贫下中农服务，同他们一起把革命圣地延安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们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医疗卫生条件较差，贫下中农生了病，往往要跑10多公里路去诊治。有的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小病拖成了大病。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知识青年商量，把自己从北京带来的常用药品集中在一起，谁家有了病人，我们就送药上门。这样，使不少生病的贫下中农恢复了健康。

这以后，在贫下中农和同学们的鼓励下，我当上了赤脚医生。不久，我们就办起了大队合作医疗站。

孙立哲办医疗站是经过巨大思想感情变化的。

孙立哲有一次外出买药，跟他一起去的是个社员。那天正下大雪，跑了30多公里山路，他是筋疲力竭。

到了镇上，孙立哲说，先找个旅馆歇歇吧。

那个社员说：“不，公事要紧，先买了药再说。”

孙立哲说：“那就先到饭馆吃顿饭吧。”

那个社员听了，从背包里取出从家里带来的馍说：“不要费钱了，饭咱都带着呢！”

孙立哲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贫下中农和自己想的就是两样！当天，他们连夜踏雪回村。

在路上，孙立哲抢着把药品都背在自己身上。社员发现孙立哲脚板磨出水泡，二话没说，从自己的棉袄上抓下一把棉花垫到他的鞋里。这让孙立哲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下乡4年多，贫下中农对孙立哲的教育、帮助和关怀，使他思想感情逐渐发生了变化。自那时起，孙立哲就努力向贫下中农学习，并在实践中刻苦钻研医疗技术。为了学会针灸，孙立哲在自己身上练针。同学们也都争着让孙立哲在他们身上练习扎针。在大家的支持下，孙立哲比较快地学会了一些基本医疗技术，并开始为贫下中农治好了不少常见病和多发病。

在以后，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暑寒雨雪，只要知道谁生了病，孙立哲就上门治疗。

一天夜里，邻队一个贫农的未满周岁的婴儿病危，孙立哲闻讯立即翻山赶到病儿的家中。

孩子因为患中毒性消化不良，处于昏迷状态，必须立即输液。但他们的医疗站没有输液设备，这里离大医院又远，病情危急，不能久等。

孙立哲望着病儿父母焦急的神情，一股感情的热流涌上心头，他决心用注射器给孩子输液。他用手托着针管，跪在病儿身边，慢慢为病儿注射葡萄糖和生理盐水。由于孙立哲的身子不能活动，时间长了，十分疲乏。但是，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坚持着。

当孙立哲看到孩子慢慢睁开了小眼晴，看到父母脸上的喜色，他感到自己和贫下中农的心贴得更紧了。

不久，外村抬来一个患急性肠梗阻的病人，必须立即开刀。但孙立哲不会手术，只好翻山把病人转送医院去。由于路太远，病人在半路上不幸死去了。孙立哲为此心里十分难过，深感自己没有为贫下中农尽到职责。

这件事情激发了孙立哲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做外科手术，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建设新农村出力。

消息传开后，有人嘲笑说：“医学院一天也没上过，就想在土窑洞里开刀，太狂妄了！”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却热情鼓励和支持他。

说实话，像孙立哲这样一个初中毕业生，要学会做外科手术，的确有很多困难。但孙立哲想，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实践，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他就是怀着为贫下中农解除病痛的强烈责任感，开始学习做外科手术。

白天，孙立哲给社员看病。夜晚，坚持在煤油灯下翻阅医学书籍和资料。一有空就在自己的衣服、被子、床单上反复练习结扎缝合技术。

孙立哲还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在一家医院里见习了一个多月。

医院里的同志听说孙立哲是从延安回来的知识青年，都非常热情地指导他。

回村后，孙立哲做了许多实验。贫下中农给了他很大的支持。没有手术床，大队木工帮他们做了一个木板床；没有高压消毒器，贫下中农就把自家的蒸笼送来；需要学习解剖、做实验手术，贫下中农就把家犬牵来。

总之，需要什么，贫下中农就送来什么，这一切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

为了取得开刀的真知，孙立哲必须亲身实践。

有一次，孙立哲的右脚大拇趾得了嵌甲，指甲深嵌在肉里，鲜红的肉芽被顶了出来，必须动手术把指甲拔掉，剪去那块肉芽。

有人建议他去县医院做手术。孙立哲想，这不正是一次学习开刀的好机会吗？于是，他就在脚上打了麻药，拿起血管钳向鲜红的肉芽插去。因为麻药没打好，血管钳刚触到肉上就疼得难受。

孙立哲有些犹豫，可他一想到贫下中农的殷切期望，一咬牙，猛地把血管钳插进肉里，一直坚持把手术做完。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和实践，孙立哲初步掌握了一般的外科手术技术，利用一孔土窑洞，办起了手术室。

贫下中农看了都高兴地说：这真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啊！

一位复员军人还兴奋地向孙立哲他们讲起了战争年月，我军医务人员在破庙和窝棚里抢救伤病员的动人情景。孙立哲想，这里的条件虽然简陋，但比白求恩大夫当年在战场上的条件强多了！

手术室建立不久，孙立哲为那位复员军人取出了胡宗南匪徒留在他身上的3个弹片。复员军人拿着留在他身上20多年的弹片夸赞孙立哲。从这以后，孙立哲经常做些小手术，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1971年初，一次重大的考验来了。

一个贫农女社员突发急病。孙立哲闻讯赶到时，只见她面色苍白，蜷卧在炕上不断呻吟。经过仔细诊断，是胃溃疡穿孔并发急性腹膜炎，必须立即切开腹腔修补胃穿孔，否则将会导致中毒性休克而死亡。

在这严重的时刻，孙立哲头脑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送走吧！山高路远，势必加重病情，会发生意外；由自己做手术吧！这么危急的病人，这么简陋的设备，行吗？

病人妈妈看出孙立哲心思，恳切对他说：“不要怕，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治好治坏我们信得过你！”

病人的丈夫，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凤刘，想起他弟弟死在送往大医院途中的情形，坚决要求孙立哲就地做手术。贫下中农对孙立哲他们怀着殷切的期望！

为了抢救姐妹的生命，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孙立哲他们拟定了手术方案。

村里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小组的同学闻讯赶来，大家动手，做好准备。没有麻醉师，知识青年小陈主动承担。参加手术的3个知识青年和本村那位赤脚医生，都被这动人的情景鼓舞着。手术开始后，孙立哲他们每个人都一丝不苟地工作，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圆满地做好了手术。

这个姐妹的生命得救了，大家高兴极了！

第一次较大手术的成功，增强了孙立哲的信心。通过实践，使他看到，医学和任何科学都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努力钻研，是一定能够掌握的。

从那以后，外地找他们看病的贫下中农越来越多了。有时，从早到晚，每天要诊治几百人。孙立哲他们也常背起药箱，巡回医疗，向贫下中农请教草药、偏方，并上山采挖中草药。

在实践中，孙立哲的医学知识由少到多，医疗技术逐步提高。4年来，他们逐渐掌握并运用腰椎麻醉、硬膜外麻醉和针刺麻醉等方法，做了胃穿孔修补、肠梗阻、子宫外孕、子宫切除、甲状腺次全切除、关节融合术、骨结核病灶清除术等较大手术150多例，大小手术共计1000多人次。

孙立哲常这样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土窑洞，使我们在偏僻山乡和土窑洞里为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在接受再教育中，孙立哲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识青年为他们做了一点事，他们却把这些知识青年看得非常重。4年多来，贫下中农像父母一样关心和照顾他们。孙立哲身体不好，常犯胃病，房东康儿妈特意去镇上买了一块红布，亲手做了一个陕北流行的兜肚儿，让他戴上保暖。孙立哲有时病倒了，贫下中农就做些好饭好菜，并热心护理他。曾让孙立哲做过手术的一位女社员，偷偷量了他的鞋样，做了一双鞋送给我。这位女社员寓意深长地说：“我这双鞋，样子不好看，可穿它走咱陕北的山路是最好不过了！”

1972年9月，孙立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孙立哲想：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勇往直前，不辜负老一辈革命者的殷切期望，把自己锻炼成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孙立哲的“洞中手术”轰动了整个延安，不久消息就传到了北京。

孙立哲的医疗站引起了医学界很大的争议：一群没有经过医科专业训练的青年在实施外科手术，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73年，北京医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院，由院领导亲自带队，组成一个考察团，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到孙立哲所在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团进村后，对孙立哲和他的医疗站成员进行面试，并一同参与医治。

最后考察团给予孙立哲的评价是他的医疗水平达到大学毕业标准，有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疗水平！

中国医学界、舆论界哗然。那一年，孙立哲仅21岁。

1974年11月19日，中共延安地委做出《关于开展向赤脚医生孙立哲同志学习的通知》。他的事迹经报纸、广播宣传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当时全国知青的先进典型。

197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德高望重的黄家驷教授不顾年迈体弱，亲赴陕北考察孙立哲的医疗技术，并亲自打手电帮助孙立哲做手术。

考察的结果使老教授感慨万分，激动万分，他破例邀请这个老乡们提起来都掉眼泪的大孩子，作为他与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一书的正式编委。

在当时，孙立哲也忍不住掉下了激动的眼泪。

1979年，孙立哲参加高考，报考了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并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院长戴士铭和外科教授龚家镇的硕士研究生。

1983年，孙立哲到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医学博士，成了第一批出国的北京知青。

北京知青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在延安甚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主持延安知青座谈会

1970年3月10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

原来，在北京知青插队到延安的第一个春节期间，在回北京探亲的几位插队青年那里，周恩来了解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很落后，北京知青安置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

当周恩来得知，曾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对全国人民有伟大贡献、并以艰苦奋斗著称的延安人民，还处在贫穷落后的境地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寝食不安。

因此，周恩来亲自主持了国务院召开的“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陕西省及延安地区的主要领导和知青办的负责人，还有北京市领导和中央部委有关单位领导。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加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和改变延安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问题。

周恩来在会议一开始时提到，是因为有几个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向他反映了延安的现状和知青上山下乡中发生的一些情况，他感到这些问题很有必要召集有关同志来京了解更详实全面的情况，共同商讨如何解决北京知青插队落户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保障上山下乡运动的正常发展。

在座谈会上，周恩来仔细听取了延安各方面的汇报后，他为延安的落后状况、人民生活的困苦而落了泪。

周恩来说：

解放这么多年了，延安人民却还……生活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延安关注的不够，对不起延安人民。

在会上，周恩来还亲自带领大家和他一起重温了毛主席在1949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

《复电》号召延安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把延安建设好。

周恩来还指示北京市有关单位对口支援延安，并派出大批北京干部到延安，直接深入北京插队知青落户的生产队，协调地方具体解决知青们的各种困难，从思想上、生活上、劳动分配上给予帮助和支持。

会议还做出了决定，严厉打击各种迫害知青上山下乡的行为和犯罪活动，使北京知青们感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插队同学们的情绪逐步趋向稳定。

在这次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中反映出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引起了中央对全国知青工作的高度重视。

3月26日，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议最后形成文件：《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首都关于支援延安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

这次会议后，遵照周恩来指示，延安地区做出了落实此次会议精神的相应决定。

同时，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商量做出规划，决定以首都人民的名义支援延安，尽快改变那里的面貌。包括：支援延安地区建设“五小”工业；支援延安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支援延安地区发展文化建设等。

北京市每年给延安一定的建设资金，并送来了拖拉机、播种机、扬场机、铡草机、磨面机、背式喷雾器等农业机械3000余台件。解放牌汽车、130工具车、吉普车20余俩。医药用品、医疗器械和毛巾、枕巾、肥皂、洗衣粉等日用生活品。还有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近代史、鲁迅杂文选、小说选、土壤学、气象知识、卫生常识、农村科技知识等多种图书3.6万余册。

在周恩来关怀下，北京派出了1000多名北京干部，来延安协助搞好知青的安置教育工作。当北京带队干部出发之后，周恩来让发表一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让各地效仿。

在学习“座谈会”精神后，为了搞好知青安置工作，延安地、县、区都成立了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知青再教育小组。全区知青管理干部队伍约300多人。

延安地区先后也派出600多名干部带队和知青们一起到农村战斗，协助农村社、队作好知青安置工作。

延安地区党组织还把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毛泽东选集发至社、队，组织知青学政治、学文化、学农业科技知识。

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当教员，向他们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传统教育，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地县党组织还组织知青们参观毛泽东在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革命旧居及延安革命纪念馆。

还组织知青们参观昔阳大寨、林县红旗渠、河南郏县大有作为大队和湖南株洲等地。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促使延安各项工作发生巨大变化，也使延安的知青工作迈上了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