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傅璇琮先生

孙钦善

傅璇琮先生离开我们即将一年了，他的逝世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悲痛。但是他好像又没有离开我们，他使人如沐春风的音容笑貌宛在，他沉甸甸丰厚的学术成果和业绩永存！

我和傅先生相识已久，不仅仅因为我们都是北大校友、他是学长、也是师长（我1955年考入中文系时他已毕业留系执教），还因为自己跟中华书局有业务联系，加之彼此学术同道，不断与傅先生有交往的机会。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还有长达十二个春秋合作主编《全宋诗》的经历，其间工作艰苦而愉快，留下美好的回忆。

1984年7月，经校领导报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成立。研究所成立伊始，所里同人就酝酿设计一个颇具规模的科研项目，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全面带动研究所的建设。最后确定编纂《全宋诗》，于是开始筹备工作。经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报，1986年得到批准立项，同时入选国家教委科研“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当时古委会和所里有一个共识，完成这样大的学术工程，仅仅靠一个所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能以研究所为基地、为依托，广泛团结、依靠学术界的力量共同承担。傅先生得知所里编纂《全宋诗》的动议后，表示乐于参与其事，我们非常高兴，认为他是《全宋诗》编纂工作组织领导班子的难得人选，经请示古委会认同，恳切欢迎他共襄此事。所以在《全宋诗》编委、主编班子确定之前，傅先生就已积极热情地参与筹备工作。例如1986年10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见证下签订《全宋诗》编辑出版协议时，傅先生就参加了。又如傅先生和我一起登门拜访请教钱锺书先生，也是由傅先生事先跟钱先生约定的。这次拜访收获很大，虽然钱先生婉拒了我们恳请他出面领导《全宋诗》编纂工作的意愿，但是他对我们编纂《全宋诗》给予热情支持，还用“朴属微至”四个字来鼓励我们。这四个字出自《周礼·考工记序》，上下文是这样说的：“察车之道，必自载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车自轮始。凡察车之道，欲其朴属而微至，不朴属无以为完久也，不微至无以为戚（疾）速也。”“朴属”是附着坚固的意思。“微至”谓车轮正圆，着地面积小。如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微至，谓轮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则易转。”又如《周礼·考工记·轮人》：“进而眡之，欲其微至也。”“微至”还有细致、精密之义。由此可见钱先生送我们的这四个字，正是用其概指坚实精细的考据功夫和严谨的学风，希望我们能在编纂《全宋诗》时加以贯彻，真可谓至理名言，使我们深受教益。也是由傅先生约定，我们一起去拜访了启功先生，向他请教编《全宋诗》的事宜。启先生慨允出任《全宋诗》顾问，还欣然同意为《全宋诗》书名题签。在筹组《全宋诗》主编班子之时，傅先生还向古委会和研究所力荐陈新先生，此举意义甚大。陈先生是古籍出版界享有盛名的资深学者型编审，他学问之大，经验之富，工作之严，向为内行所称道，后来陈先生着实对《全宋诗》编纂贡献至伟。

在全国高校古委会指导下最后确定的《全宋诗》主编班子五人中，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内部占了二人，所外占了三人，充分体现《全宋诗》编纂工作的开放性和对学术界的倚重。《全宋诗》主编班子由所内外人员组成，大家虽然在偶尔调侃中不免有客卿和主方的说法，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分彼此，志同道合，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亲密合作，竭诚尽力。

《全宋诗》编纂要比《全唐诗》复杂、困难得多。《全唐诗》共收作者2200余人，全书约300万字；《全宋诗》所收诗人9204人、诗作254240首（据《〈全宋诗〉分析系统》光盘统计），全书近4000万字。清康熙年间编纂《全唐诗》，有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清初季振宜的《全唐诗》稿本、明代吴琯《唐诗纪》等大型总集可资借鉴和继承，又有宋代以来的许多文献研究成果可以参考。尽管如此，《全唐诗》漏收和重出误收的错误还是很多，诗人小传也笼统不实并且错误百出。《全宋诗》编纂堪称筚路蓝缕，绝无前人所编有宋一代大型诗歌总集可作凭依（清人所编《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等书，虽然提供了有关宋代诗人、诗作的丰富线索，但其规模和价值远远不及清人编《全唐诗》所凭藉的《唐音统签》、《全唐诗》稿本、《唐诗纪》等书），必须依靠对现存的700多种宋人别集的校订整理，并从众多选集、类书、方志、笔记、诗话，以及家乘、族谱、书录等各类图书中，搜集大量散佚的宋诗单篇、零句，既为宋诗“大家”的传世别集补遗，又为众多无集传世的“小家”辑集。因此书籍的查阅，底本的选择，佚诗的辑录，异文的校勘，真伪的甄别，以及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订，千头万绪，难度极大。《全宋诗》主编班子借鉴《全唐诗》编纂的经验与教训，针对存世宋诗的实际情况，以超越《全唐诗》为期许，确立高标准，制订出切实可行的《编纂凡例》，要点有几方面：如编纂工作分两步走的科学决策，见凡例二：“宋人诗集，逸佚良多，单篇零句，散见颇广，一时爬罗，实难罄尽。兹以传世诗集及辑佚大宗纂为正编，嗣后绩有所得，另纂补编。”至于正编、补编辑佚文献范围的细目，另有具体规定。又如关于收录断限，分别情况具体处理，明确得当，见凡例三。又如关于编次，凡例第五条规定：“本书编次，以作者生年先后为序。生年难以确考者，或参以卒年，或参以登第、仕履之年，或参以其亲属、交游之有关年代，略推其大约生年，据以编次。世次一无可考者，另立专卷，编于书末。”关于诗人小传的撰写，凡例第八条规定：“诗人小传，写明生卒年代、字号、籍里、科第、主要仕履、封赠、著述。凡正史有传者约略言之，无传者依据有关史料撮述其要，注明出处。旧说有误者正之，文献不足者阙之，异说可参者并存之。要必言出有据，无征不信。”关于校勘，凡例第十条规定：“本书重于校勘。凡成集之作，必考察版本源流，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确定有价值的本子为参校本，比勘对校，并于诗人小传之后专段叙述版本依据。凡辑录之诗，酌情略作他校。出校以校是非为主，酌校异同，务求简明。校语随文夹注当字之下。”这一条很重要，强调所录之诗必有原始版本依据，不选编，不改编，保证文献的切实、可靠。由此可见，这个《凡例》是从实际出发，在科学的古文献学理论指导下拟定的，从而使编纂工作方向明确，路数清晰，方法得体，有章可循。与《凡例》相匹配，傅先生以编委会名义执笔撰写了《编纂说明》，对《全宋诗》的编纂缘起、宗旨、方法和指导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傅先生是中华书局资深的学者型编审，并任领导职务，一直很忙，还有其他学术兼职，但对《全宋诗》编纂工作非常重视，尽心尽责，不仅将书稿带回家审改，还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来校研究工作、处理问题。当时《全宋诗》编纂工作的客观物质条件很差，有很长一段时间编纂室安排在北大老第四教学楼四楼顶层，楼层高，楼梯陡，无电梯，傅先生有腿疾，也只得跟大家一起爬上爬下。来校工作时需要安排食宿，条件也很简陋，由于经费所限，包不起宾馆、招待所，所里只能在勺园留学生宿舍临时租一间房子，安排傅、陈二位先生合住，至于膳食，也只能安排在员工食堂用便餐。对此我们始终于心不安，而两位先生充分理解，毫不介意，一心投入工作。

傅先生对研究所参加《全宋诗》编纂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教诲和帮助很大。他博学多闻，又平易近人，成为所里年轻人不可多得的良师，忘年之交的益友。年轻人学习、工作中的成长，职务上的升迁，处处时时受到傅先生的关怀、帮助。许多人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兹以王岚（《全宋诗》责任编委、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在一次接受《北大青年》采访时所谈内容为例，以作见证，她说：“傅先生给我的印象是那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谦谦君子，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书堆里，一坐就是半天。我们有时遇到疑难请教，他就会慢条斯理地讲解，一点架子也没有，而且几句话即切中肯綮。他渊博的学识令人钦佩，《全宋诗》卷首的编纂说明即出自其如椽大笔。”王岚博士的学位论文《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正是在《全宋诗》编纂工作中衍生的选题，写成后深受傅先生赞许，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而且获奖，并非偶然。其他两位外请主编陈新先生、许逸民先生，也像傅先生一样，对研究所参加《全宋诗》编纂的年轻人言传身教，助推研究所结合编纂《全宋诗》实践培养人才的初衷得以完满实现。

《全宋诗》的编纂成功，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在学术界影响颇大，引起广泛效应：一是大家都在用《全宋诗》，《全宋诗》站住了；一是大家都在订补《全宋诗》，形成学术讨论的热潮，将促使《全宋诗》不断完善。这两方面都使我们甚感欣慰。出于公心，视学术为公器，作为《全宋诗》的编纂者，我们欢迎别人对《全宋诗》订正、补遗，也不回避对别人订补文章中的失误进行商榷、讨论。总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争鸣。在这方面傅先生作出了表率。例如傅先生十分感激《全宋诗》顾问邓广铭先生对编纂工作失误的指瑕，深刻进行反思（见其《独立不阿的人品、沉潜考索的学风——纪念邓广铭先生》一文）。又如傅先生对张如安教授关于《全宋诗》的订补工作大力支持，鼓励他发表文章，出版书稿。还和他联名撰文，对其他一些订补文章的失误加以揭示，进行讨论，总结教训。如《求真务实、严于律己——从关于《全宋诗》的订补谈起》就是一篇开诚布公的好文，其前言开宗明义说：“《全宋诗》于上一世纪80、90年代陆续编纂、出版，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但这样一部诗歌总集，由于规模大，历时久，又出于众手，缺乏细心考订，不免有所失误，出版以后，不断有批评的文章出现，主要是订正其讹误，补辑其缺佚。应该说这是我们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的好现象，不仅对《全宋诗》今后的补订提供众多有用的资料信息，而且对学风建设也极为有利。我们确实需有一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不崇虚誉、敢于纠误的正派作风。也正因此，我们特为撰写此文。因为我们对《全宋诗》订补的文章，曾作过一定的复核，发现其中不少自身有误，特别是所谓补《全宋诗》之缺，其辑佚之作，有些是出于宋以前唐、五代时人，有些出于宋以后的金元、明时人，有些则是《全宋诗》已加辑录的。应当说，由此正可认识到宋诗资料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在学术评议中，注意到资料的细心核实和立论的认真审订。我们希望通过学界友人的磋商、交流，凝聚求真务实的精神，建树严格自律的学风。”接着对已发表的宋诗订补文章存在的问题，分“订正的失误”、“校订的失误”、“辑佚的失误”三方面，揭示具体事例，分析原因教训，总结正确方法。真可谓学术大家，风范可鉴。

2016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