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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与宋江——关于江湖组织的“领袖论”

逞什么英雄:水浒的隐秘世界 作者:黄波 著


晁盖与宋江——关于江湖组织的“领袖论”

晁盖,宋江,一个老天王,一个新天王。在用政治眼镜读《水浒》的年代,前者被奉为“革命路线”的领导者,后者则是“投降路线”的带头人,于是,如果要说晁盖与宋江之间有着某种不协调,就是因为存在着路线的斗争;自从宋江上了梁山,就一直在精心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夺晁盖的领导权。

用美学术语说,这种解读当然是一种“过度阐释”,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明显越过了文本。就《水浒》文本而言,在梁山的晁盖时代,在晁盖身亡之前,宋江从来就没有透露过接受招安的念头,“路线斗争”从何说起?

不过,如果有一定的阅读敏感,就不得不承认,在晁盖、宋江这两代天王之间,的确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

美国人写过一部《领袖论》,那是讨论市井社会的,中国的江湖组织中,什么样的人配当领袖,领袖应当具有怎样的素质,不同领袖之间的相处之道如何等等,讨论者似乎还不多。且让我们试着从晁盖、宋江开始吧。

晁盖、宋江关系考

考察晁盖与宋江的关系,应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宋江上梁山前,第二阶段是在宋江上梁山后。

在第一阶段,晁、宋二人可说是互相仰慕彼此敬重,所以,晁盖等人做下劫取生辰纲的惊天大案后,宋江哪怕担着“血海般关系”,也要走告于他,助其逃出罗网。这样一来,晁盖自然把宋江视为救命恩人。如何报答这样的再生之德?在宋江上梁山之前,晁盖关于宋江的所有行动,都会首先把这一层考虑进去。

宋江与晁盖,一方有救命之恩,一方竭力感戴,看上去,二人出发点都是一个“义”字,认真探究却有细微之差别。宋江之救晁盖,在水浒故事开展之初不会觉得奇怪,只会让人觉得这宋三郎堪称义薄云天,但如果通读全书,则定会困惑:宋江口口声声要忠于圣上报效朝廷,后来即使知道别人送来的是毒酒,也不准备反抗,真是愚忠到家了,这样一个人物,当初明明知道晁盖犯下的是为朝廷不容的弥天大罪,为什么还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救晁盖?决定这一切的难道仅仅是江湖义气吗?我同意王学泰先生在《中国流民》(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中对这一情节的细致分析。王先生认为,宋江救晁盖有纯洁的义气的因素,但也还有其他考量,即宋江把救晁盖视为他的一笔“义气投资”,他是指望回报的。后来我们果然看到宋江行走江湖时,数次以此为标榜,动辄“晁盖是我们的心腹兄弟”云云,在刺配江州的路上,宋江更是把“救晁盖一节备细”说给与他邂逅相逢的每一个好汉,既是在夸耀自己的“义”,同时也有显示自己与“江湖老大”关系很铁的考虑,而这两层作用,对一个在江湖行走的人来说,都是有极大好处的。

相对而言,晁盖的感恩则单纯多了。晁盖等人经过林冲火并和与官军一场厮杀,刚刚在梁山安下身来,可以说原是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晁盖首先想到的却是宋江的恩德:“俺们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于宋押司、朱都头两个。古人道,‘知恩不报,非为人也!’今日富贵安乐,从何而来?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务。”最后在吴用的提醒下,才想到大敌当前,应该先商量屯粮、造船、制办军器,计议如何迎击官军。这一节的描写,固然显示了晁盖谋略之短,但也可以看出,宋江救命之恩一直横亘于他的心头。后来宋江失陷江州,晁盖更是以梁山最高领导人身份,亲自披挂上阵,劫走了宋江,其中很难说有什么功利考量,完全是一份纯粹的感恩之情。

在晁盖与宋江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宋江已坐上梁山第二把交椅,和第一头领晁盖、第三头领吴用构成了梁山领导班子的“三驾马车”。作为二把手的宋江,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颇值得揣摩的。晁盖、宋江二人刚刚经过一番相互推让,坐好了一、二把手的位置,宋江便对众头领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在熟悉市井社会官场法则的人看来,宋江作为刚刚上任的二把手,在一把手坐镇且未发言的情况下,实在不宜发布这样一道指示。你要众弟兄“休分功劳高下”,如果第一头领偏偏原来准备的是让兄弟们分出个功劳高下呢?你一个二把手在手下干部面前这样大包大揽,是否想暗示些什么?宋江明显犯了官场的忌讳,而晁盖却全无反应,接下来,宋江下山去接他爹宋太公,晁盖“放心不下”,急差赤发鬼刘唐等人下山保护宋江。从这里可以看出,晁盖光明磊落多了,在宋江上山之初,他根本就没想到去猜忌自己的救命恩人。

宋江渐渐在梁山扎下根来,他的威信随着几场大仗的胜利也越来越高。而值得玩味的是,这几场战斗,都是晁盖意欲“亲征”,却都无一例外地被宋江以“哥哥是山寨之主,岂可轻动”为辞软软地挡了回去。一回两回,兀自可用爱惜兄长的理由遮盖,但再三再四,让第一头领脱离战斗,让他不再去与手下兄弟生死与共,却有点说不过去。在江湖社会中,谁不知道显示实力和手段是树立威信的最好办法?现在,二把手宋江对一把手晁盖树立威信、增进和兄弟们情义的任何机会,都意欲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即使晁盖没什么心计,也不能不起疑吧?虽然书中的晁盖宋江始终是一副“兄弟怡怡”的场面,但相互之间的猜忌还是有很多蛛丝马迹可寻:打曾头市,晁盖坚持亲自出征是其一;晁盖临死时,立下“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的遗嘱,是其二。

如果晁盖不那么早死,在梁山这个江湖组织里,一、二把手的关系会演进到何种地步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进行种种丰富的联想,但毕竟这只是想象。史文恭的那一箭来得颇为及时,为梁山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晁盖、宋江之比较

比较晁盖和宋江,理应分两层来讲:一是看个人之品性风格;二是看这种个人之品性风格,于梁山这个江湖组织会带来何种影响。

晁盖自小与江湖中人交接,有一股豪侠之气,而宋江学吏出身,久在官场中历练,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个人品性风格的差异:晁盖较为单纯,难免任侠尚气,谋事不周不远,宋江则心机深沉,好弄权术;晁盖还有一定的观念束缚,宋江则只要认准目标,就敢放手去做,而且无所不用其极。

晁盖之单纯,宋江之奸诈,在宋江初上梁山时,晁盖让位那一节有生动的对比。宋江被晁盖等人救上梁山,晁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宋江为山寨之主”。看惯后来宋江动辄要让别人坐第一把交椅的把戏,晁盖的这个动作,似乎也是在作秀,其实不然。“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关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该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晁盖让位时说的这一席话何等恳切!他要让宋江坐第一把交椅,举出来的都是非常过硬的理由,让别人听了都觉得以宋江之功,第一把交椅真该他来坐,而宋江推辞的理由却是:“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这算什么理由呢?须知江湖社会与市井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根本不注重资历。宋江偏偏只举出晁盖的年龄优势,岂不等于说,除此之外,晁盖要坐第一把交椅,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本钱了吗?晁盖身上始终有一股豪侠之气,这种豪侠之气的表现有二:一是不愿意去欺凌弱小;二是还有观念束缚,感觉有些事万万做不得,否则就会没面子,让人笑话。所以,在晁盖时代,梁山虽然打家劫舍,但晁盖总要叮嘱不要伤人,江州劫法场,在那样千钧一发的紧急情况之下,面对挥动大斧乱砍滥杀的李逵,“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石秀、时迁等人上梁山,晁盖认为像这样偷鸡摸狗的勾当,实为英雄所不当为,差点要了他们的脑袋,这也是观念束缚的一种不自觉的反映。宋江则不然,他在笼络人才方面,可以说是有才必录不拘一格。宋江行事是典型的“只求目的不问手段”,在晁盖看来,杀手无寸铁又未与己为难的平民百姓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宋江只要有所需求,纵是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计诱秦明落草那一回中,宋江的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相较于晁盖的豪侠气,宋江更多的是一种流氓气。流氓气可能会让一个安分守己的市井之人很不舒服,但对于像梁山这样的江湖组织来说,一个颇富流氓气的领导人,显然更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因为在这样的领导人心中,只有未想到的,没有不能做的。这一点也为中国历史所证明,最显著的是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之争,连别人烹自己爹都可以满不在乎地说“分我一杯羹吧”,有流氓气的刘邦就这样最终战胜了贵族项羽。

宋江坐镇梁山后,做了两件大事,是晁盖做不了甚至想也想不到的。一是利用“天书”给兄弟们排座次。这样以神道设教模式威慑群雄的绝妙办法,晁盖绝对想不到。晁盖很可能连排座次本身都持拒斥的态度:大家都是手足兄弟,分个什么尊卑上下啊?但正如我在后面《梁山泊座次之谜》一文中分析的那样,排座次,使梁山不再是尊卑无序的乱哄哄的局面,是梁山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晁盖即使能够想到要排这么一个座次,他最可能想到的办法也只能是相互比拼一下武艺。然而这种办法看似公平,却极不利于头领操纵,何况其中还颇有一些好汉是很难分出高下的呢?宋江做的第二件事,更是梁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排定座次后,梁山上升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不要小看这面旗帜,它表明,梁山已从一群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转变成为有了口号和纲领的强有力的组织,不管这口号和纲领,梁山上有几人当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升斗小民还是很有鼓动性的。而在晁盖时代,梁山可能只满足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乐,不会去寻求建立一套理论和行动纲领,而没有理论和行动纲领的一个江湖组织,即使一时看上去非常强悍,也注定难以持久坚持下去。

对梁山来说,选择宋江做其头领,是一件正确的事。当然,所谓正确,也仅仅是对这个江湖组织自身利益而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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