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学与汉代文论

西汉正式产生了“经学”。缘由是汉武帝为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确立了儒学为统治思想，为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将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尊为“五经”，并由政府设立五经博士，广泛传播儒家经典和思想。由此而兴起一门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著作的学问，即“经学”，并成为汉代之“官学”，从而确立了学术宗教之权威地位。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经学一直广泛流传，使历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无不受其影响。就学术研究而言，由于经学注疏、训解、阐释成为两千多年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学术，因而有学者说：“一部学术史，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经学史，由此而旁及史学、子学、文学及其他学术史。”古代文论作为古代学术之一，受其影响实属正常。

第一节 经学对汉代文论之影响

汉代文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与经学的关系特别密切，其发展建构都受经学之影响甚至制约。因为在汉代经学被立于“官学”，且与经济利禄挂上了钩，刺激了文人们对经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出现了大批的经师经生，他们皓首穷经，大量阐释，遂使经学成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汉代文论亦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经学的浓重氛围中，并且很难摆脱其影响而独立发展。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既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不利的一面；既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对其发展形成了制约。就积极影响看，主要表现为如下三方面：

其一，汉代文论主要是经学家的文论。从文论家队伍构成的角度看，汉代文论家大多数都是经学家。如董仲舒、《诗大序》作者、扬雄、班固、何休、王逸、郑玄等既是经学家，也是文论家，他们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这些经学家之所以兼具文论家的身份，是因为他们在经学阐释或论述自己政治学术观点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文学问题的论述。如董仲舒在创建今文经学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与文学艺术理论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论“六经”之异同而提出了“《诗》无达诂”这一著名命题，揭示了古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及欣赏特点。他提倡阴阳五行的灾异迷信思想和天人感应的观点，认为“天人合一”“天人相副”，并强调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以类相动”的关系。这种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或哲学思想虽然极其荒诞，但是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作品构成都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基本原理，所以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把这一哲学命题看作“中国历代艺术家所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又如扬雄是古文经学家，宗经、征圣的崇古思想也使他以此要求文学。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其《法言》中就有丰富的文学思想，如《法言》所提出的“丽以则”“足言足容”“言，心声也；书，心画也”等，都是非常深刻的文学理论观点。再如郑玄作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集大成者，在《诗谱序》《六艺论》等著述中提出的“美刺”说以及对“赋比兴”的方法论阐释，在整个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他的这些文论思想都与其经学研究密切相关。另外，由于最初“五经”之一的《诗经》本来就是文学作品，经学家对它的阐释自然就构成了汉代的诗学思想，如《诗大序》《诗谱序》中的诗学思想及何休“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诗歌创作观，实际上都是对《诗经》进行阐释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