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议三通

●一位老兵气愤地说：“一个最公平的事实，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到家乡去，唯有在台湾的中国人不能。”

●胡溥元说：“回到大陆，甘美的家乡水，熟悉的家乡风情，使我常常陶醉在幸福的欢乐之中。”

●黄顺兴说：“越是思亲的时节，越感到国家是不能分裂的。不论什么原因，亲人的离散总是悲剧呀！”

叶剑英提出两岸实行三通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

叶剑英在谈话中指出：

（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这是祖国大陆第一次明确“三通”的内容，即由1979年的“通航通邮”与“经济交流”概括为“通邮、通商、通航”。

台湾方面则将叶剑英委员长的主要主张概括为“三通四流”，即通邮、通商、通航与探亲、旅游以及学术、文化与体育交流。

1895年，台湾被日本占领后，开始了半个世纪的外族统治，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往来受到严重影响。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与大陆之间恢复了正常的通商、通邮、通航与人员交流。

然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遭到失败，逃到台湾后，从此开始了两岸长达30年的军事对峙，两岸的通商、通邮、通航与人员交流全部中断。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大陆对台政策也开始出现重大调整。

接着，大陆外经贸部、邮电部、交通部与民航总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对海峡两岸的通邮、通航与通商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并做好一切准备。

此后，祖国大陆为推动两岸“三通”不断进行呼吁，并做出了巨大努力。

1979年1月17日，文化部宣布邀请台湾省文艺工作者来京参加全国汇演，并欢迎台湾省文艺界派代表来北京观摩。

2月3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台湾省体育联络处负责人提出，台湾运动员可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分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某项目会”的名义参加国际比赛，欢迎台湾体育工作者到大陆参观访问，参加比赛。

2月10日，中华全国青联和学联向台湾青年团体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和学联十七届代表大会。

3月7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致信台湾省各妇女团体和姐妹们，邀请他们到大陆探亲参观。

3月9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台湾省体育组织负责人，邀请台湾省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来京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7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致电台湾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愿为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的亲友联系提供帮助，并建议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8月18日，交通部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愿意就恢复和发展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海上客、货运输业务问题，同台湾航运界进行协商，希望台湾航运界给予合作。

11月27日，中国奥委会主席致信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建议双方早日实现体育交往。

1980年2月14日，邮电部重申：

我们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与台湾邮电部门进行通邮通电会谈，尽快建立直接的邮电通信联系，并为通邮通电提供一切方便。

8月中下旬，全国航海界知名人士聚会庐山，商讨加速实现两岸通航，开展双方航海学术交流问题。会议通过了给台湾航海界同仁的一封信。

1981年1月15日，中国民航总局宣布，开放上海虹桥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作为台湾民航在紧急情况下作技术性降落的地点。

3月7日，教育部、国务院侨办发出通知，欢迎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青年回内地参加高考，根据“来去自由”的政策，毕业后，可以回原住地就业，愿意留在内地的，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5月19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通过纪念活动计划，欢迎台湾有关人士和学者参加纪念活动，8月22日发出了正式邀请。

5月30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欢迎她在台湾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前来参加丧礼，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专机可在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一切费用由治丧委员会支付。

当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落实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指示》。指示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的基本政策是：

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

1981年10月9日，首都北京举行隆重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到叶剑英9月30日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九条时，他指出：

叶委员长的这个谈话代表了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

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谢东闵、孙运璇、蒋纬国、严家淦、张学良先生和宋美龄女士亲自来祖国大陆故乡看看，谈谈心。

中共中央总书记还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合作，但都破裂了，责任不在中共。我们不想算旧账，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

他真诚地告诉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局：

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

1981年10月2日，交通部、外交部、邮电部、民航总局、旅游总局、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及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先后做出有关决定，准备随时为恢复祖国大陆同台湾之间的正常往来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中央政策受到台胞赞赏

1981年9月，在叶剑英提出九条建议之后，两岸关系就已经发生好转。中央的对台政策，受到广大台胞的赞赏。

1982年2月19日，美国《远东时报》发表台湾知名作家陈若曦女士谈和平统一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三通”先通亲》。

陈若曦女士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中共中央九条建议的第二条“是海峡两岸人民的迫切希望。其中尤以亲人团聚一项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她认为，“这两年，中共高呼‘三通’，海外关系正常化了”。但是，台湾当局“在这方面反应比较缓慢被动，始终未能制定一套因时制宜的政策，以达到便民利民的一贯号召”。

陈若曦呼吁台当局顺应中国的伦理传统，体恤民情，提早达成探亲协议。

《远东时报》是台湾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台湾时报》董事长吴基福先生在美国创办的华文报纸。

陈若曦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留学于美国，当时美国青年中涌现一股“中国热”。她出身于社会底层，又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丈夫所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无限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

1966年，陈若曦与丈夫绕道欧洲回到中国大陆，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任职五年。1973年冬，陈若曦全家移居香港，1979年再度定居于美国，并在美华文坛上开始了丰收的第三创作阶段。《突围》、《远见》、《二胡》和《纸婚》四部长篇小说是本阶段的硕果。

陈若曦对大陆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她的呼声代表了台湾民众渴望实现“三通”的心情。

当时，在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和与大陆通邮、通商、通航，已从窃窃私议到公开讨论。许多人对台湾当局顽固拒绝与北京和谈、接触表示不满。

早在1980年10月10日，台湾《中国论坛》半月刊报道，在不久前由这家半月刊和《联合报》共同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台湾10多位学者、专家就台湾海峡两边过去30年的发展作了比较，并讨论祖国统一的问题。

一些学者在发言中指出，台湾同大陆经过30年的对峙，现在是应该而且可能谋求和平统一的时候了。台湾政治大学政研所硕士金耀基说，我们谈统一问题，不能当作政治口号，而应该看作是中国民族、中国文化一个最后的目标……但起而行却不是从遥远开始，应该从现在开始。

金耀基认为，台湾当局在处理这件事上“太古板、太僵化”。他说：

我总认为与大陆关系的发展上，台湾可以更大胆一点，不要只采取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以不变去应万变，应该主动的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

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当年7月在台北召开的“国家建设研究会”上透露，有许多学者专家问他：“为什么不与大陆和谈？”

台湾阳明医学院遗传学教授武光东在会上发表书面建议指出：

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希望是有一天中国成为一个统一而富强的国家。

在这之前，在国民党中央主办的《中央月刊》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逢甲工商学院副教授林永禧3次发言，公开主张“和平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日后的统一，谈判应该不失为达成统一的一个途径”。意见遭到反对后，他又说：“我们不能永远不去碰这个问题。”

台北《联合报》报道，台湾又有些人公开质问台湾当局：

为什么不与大陆通邮、通商、通航？为什么不能公开与大陆来往？

台北《自立晚报》总编辑、“国大代表”吴丰山表示，“据我了解，目前已有我们的工业产品转口进入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现象可以容许它存在”。

香港《天天日报》当年7月27日刊登读者黄鸟写的文章说：

现在在台北谈与大陆贸易，已不用鬼鬼祟祟……除了一般商品贸易外，野心勃勃之台湾商人，还希望到大陆设化肥厂，在沿海兴筑饲养鱼苗的鱼塘，同时也切望大陆派专家往台湾与他们交流农科技术经验。

学者华思强还曾要求台湾当局“向海外公开宣布，欢迎中共政协组团前来台湾参观比较，同时由台湾民间组织文化、技术、教育、工商界等团体，分批到大陆去实地考察”。

邓颖超指示致信蒋经国

1982年7月，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表达的思乡之情十分浓厚。

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

邓颖超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很强，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

蒋经国1910年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他的童年，更多是在性情宽厚的母亲毛福梅的羽翼之下度过。孤苦的毛福梅把儿子视为生活的唯一希望，倾注全部心血，含辛茹苦，呵护备至。因此，终其一生，蒋经国都对母亲抱有至深的感情。

1939年，侵华日军飞机对蒋家的住宅实施了猛烈轰炸，毛福梅不幸罹难。远在江西的蒋经国闻此噩耗，不顾战事危险，当即便赶回溪口。一进丰镐房，他就伏在母亲的遗体上号啕大哭，观者莫不动容。在母亲的遇难处，蒋经国立了一块石碑，奋笔题写“以血洗血”四个大字，以志不忘国仇家恨。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

青年时期，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深为不满。

“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海峡对岸的蒋经国寄去一封信。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函，廖承志在信中首先回顾了他与蒋经国的通家之谊，并向他致以问候。

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和蒋经国之父蒋介石是深交，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党代表，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重要干部。

1949年，新中国建立，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出任第一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1978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工作，更名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出任主任。

由于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

廖承志在致蒋经国的信中说：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用个人的私谊渲染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既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也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昭然明示天下。

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是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廖承志这封公开信，是中央对台工作的一个步骤，也是时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按照中央和邓小平的部署做出的一个对台工作大动作。

当时，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立场极为顽固，认为这是“统战的诡秘伎俩”，仍一心一意推行“三不政策”。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在考虑怎样来回复廖承志的公开信。

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

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尽管如此，蒋经国已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

中央领导分别会见沈诚

1982年7月，自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公开之后，到后来的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十七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

沈诚1921年出生于浙江，受家庭的影响，自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就成为了蒋经国嫡系青年军中的一名师长。台湾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后，他曾出任国民党陆军少将，后来又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并与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为他后来充当两岸信使埋下了伏笔。

1949年，沈诚随着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去往台湾，从那时起其内心就有了一种飘零之感，思乡的情愫从未间断。祖国虽近在咫尺，但却因两岸消息闭塞，他也只有雾里看花的份儿。沈老的一生都在奇遇里打转，1980年前后，沈诚从军队退役，来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

1981年8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国货公司的负责人到报社给沈诚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他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地点在北京，时间为10月10日，署名是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

在当时的环境下，两岸还是“隔海对峙”的形势，收到这样的一封邀请书，沈诚心中有些纳闷，隐隐还有一些不安。经过了一番周折，他了解到，这一次盛大庆祝“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嘉宾是全球统请的。在香港除了他本人，还有其他四位年逾80的老革命家也在被邀之列。

这让沈诚在受宠若惊之余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由于他当时还是预备役的陆军高级军官，不能任意自由行动。如果要到北京参加活动，他必须对台湾官方有个交待。

接到请柬三天后，沈诚专程去了一趟台北请示蒋经国。沈诚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蒋经国对我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他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也是未尝不可”。后来他又嘱咐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备”一下。临别时，蒋经国却例外地交待给我一个私人任务，他希望我能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照片。

由此可见，蒋经国对母亲的怀念之情有多深，在台湾，还有很多像他那样思乡深切的人。

1981年的9月25日，对于沈诚来说是一个值得终生纪念的日子。那天，秋高气爽，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阔别30年的故土。

沈诚回到祖国后不久，叶剑英便在9月30日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身份，对台湾发布了有名的“叶九条”。

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谈起那一次走进祖国的经历，沈诚仍能回忆起每一个细节。

1981年10月3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约见沈诚。

叶剑英是第一位接见沈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他向沈诚解释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央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1982年10月6日，沈诚第二次来到北京，专程约访了邓颖超。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是沈诚家的座上常客。那天，他们谈了一些别离后彼此的家事。她又问到了台湾的一些旧友，也谈到了两岸的一些问题。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结论，但却伏下了三年后沈诚将为两岸奔走的引线。

大陆希望两岸结束分裂

1983年6月6日，中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要继续努力，早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人为的分裂局面。

报告还说：

国家的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我们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保证。现在海内外一切愿意看到祖国统一和富强的炎黄子孙，都在采取各种方式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

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对一切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感谢。

1983年以后，两岸通过沈诚相互交流，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在中央真心诚意的感召下，台湾方面开放探亲的计划也越来越明朗。

当时，台湾大约有40万国民党退伍老兵。这部分人绝大多数是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的。当年，蒋介石提出5年即可获得“反攻大陆”成功，让他们即时返回大陆老家。

然而随着祖国大陆的日益强盛，“反攻大陆”终成泡影，老兵归家无日。为了排解怀乡思念之情，起初老兵组织同乡会、宗亲会。后来时间一长，便在台湾形成了思亲热、寻根热。

有人将这种强烈的对故乡、亲人的眷念倾注于笔端，发出“有家愧我归难得”等感叹。20世纪60年代，于佑任在临终前写下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诗句，震撼了台湾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新闻界、史学界、出版界等纷纷以“根”为主题，从台湾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宗教、姓氏等方面，考证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于是，在台湾引发了返籍求谱、认亲归宗热。

80年代中后期，台湾大陆籍民众的怀乡思亲之情愈益强烈，人们的眷念之情由文字转为行动。

不少人经由美国、日本、香港等地赴大陆省亲、祭祖，这种行动最后竟成了公开的秘密。在台湾的报刊上，人们经常能读到类似“近乡情更怯”的文章，胆大者更写出同大陆子女亲人如何在海外见面、通电话、写信等细腻感人的情节。

一位国民党退伍老兵讲：

我们这一群来自大陆的退伍兵对国民党，从当初的“坚决拥护”、“矢志追随”，演变到今天的“怨声载道”离德离心，这不单单是因为国民党在物质上亏待我们！物质上的欠缺，固然是造成许多老兵退伍后流落街头的原因。以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悬殊，“人为”政治所造成的贪污腐化，每每使我们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心理上的不平。最令我们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痛苦的，那就是国民党当局，30多年来坚持其违反人性的“政策”，不让我们大陆来的民众——特别是退伍老兵，与大陆亲人有联系、探望的机会……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凛于严厉的禁制，我们将人性中最大的需求，压在心灵深处，只在深夜梦回之时，放枕痛哭。多少人等不及见到家人，客死台湾，饮恨终身。

一位13岁从军抗日，1949年离别妻女随国民党撤退来台的老兵，数十年久别之痛，致长期失眠，病魔缠身。风烛残年已无所求，唯一期盼骨肉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