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件”

前面说过，政研室的工作，有一项是编《毛选》。编辑的程序，一般是李鑫提供素材，由吴冷西、胡绳、熊复加上李鑫先编辑出初稿，再由胡乔木阅改，然后政研室负责人集体讨论，再送邓小平审定。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稿，邓小平有时单独找胡乔木谈意见，有时直接召集政研室几个负责人谈话。当时，把政研室几个负责人集体讨论《毛选》篇目，叫“读文件”。我在前面说的邓小平七月九日同我们的谈话，实际上就是第一次“读文件”。

说是“读文件”，实际上并不是只单纯讨论文稿。邓小平召集时，总是要谈他的一些重要意见，都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或者向我们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些批示、谈话，也都是有关调整文艺政策的内容，并且“借题发挥”。从政研室成立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的三个来月中，邓小平召集我们“读文件”就有七次。

第一次，是七月九日，当读到毛泽东文稿中有关“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的论述时，邓小平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这个话显然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人一棍子打死的错误做法的。

这次“读文件”讨论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整理稿。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这个讲话；几天后，即五月二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内容相同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这个讲话的整理稿，曾经毛泽东同意在党内印发，印发时特别说明毛泽东对这个整理稿不满意，先征求意见，将来还要修改。政研室根据两次讲话的记录，重新进行了整理，综合出一个稿子。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邓小平将《论十大关系》的重新整理稿送毛泽东审阅。在送审报告中，邓小平写道：“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圈阅同意，并写了批语：“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文章虽然没有能够公开发表，但是，邓小平以《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来取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方针，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次，是七月二十六日，那次邓小平正好收到毛泽东关于电影故事片《创业》的批示（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我后面还会写到）。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对《创业》的指责，同意公开放映这部影片。邓小平当即向我们作了传达，还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

第三次，是八月八日，邓小平又提到文艺问题。当时，江青、于会泳等人还指责电影故事片《海霞》。邓小平在这次“读文件”时说，《海霞》这部影片不算很好，但可以放映，文化部压制是不对的。邓批评说，文化部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很成问题，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这个刊物。在“读文件”过程中，因为提到象牙雕刻老艺人杨士惠，提到要开设专科学校，邓小平说现在有后继无人的现象，北大有个半导体专家黄昆，现在学校让他改行了，很可惜。他还提到科学家张文裕有个谈话，讲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说这个谈话好，他已经送给毛主席了。

这次邓小平还讲到了一个问题，部队里事事都集中到党委也不行，必须还有各种职能机构和管理指挥系统。当时，工业企业很多实际上实行的是党委书记负责制，即权力都集中到党委书记手里，行政、业务负责人没有实际指挥权。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邓小平主持制定《工业七十条》，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明确规定在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管路线、方针、政策，党委下面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发挥行政、业务方面的作用。这时邓小平强调建立各种职能机构和管理指挥系统，是旧话重提，显然远不只是讲军队，还包括企业甚至事业单位。

第四次，是八月二十一日，讲到了毛泽东关于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此前的十四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话，谈到了对《水浒》的评价，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还说了些话。当天，姚文元得知毛的谈话，给毛泽东写信，说觉得问题很重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是很需要的，对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姚文元提出将毛泽东的评论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市委大批判组谢静宜、上海市委写作组。毛泽东谈话，随即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五年第一九六号文件印发。姚文元等人抓住毛的谈话，其意图是要掀起一场大批判，以抵抗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军队、铁路、钢铁行业的整顿刚刚见成效，文艺、科学、教育方面的整顿仅仅才开始，忽然要批《水浒》，而且风声来自毛泽东，我们有些不摸底。胡乔木当面问邓小平：主席评《水浒》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邓小平说得很平静：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邓告诉我们，这是毛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了《水浒》，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他显然是要解除我们的担心，避免“四人帮”给整顿造成干扰。

这次“读文件”，还讲到了清华大学的问题。邓小平问我们：清华大学有人告迟群，你们知道吗？他已经把告迟群的信转给毛主席了。胡乔木问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实际是什么地方管？邓说是北京市委。胡乔木说北京市委怕管不了，教育部也不会管得了，要管当然还得由毛主席管；“文化大革命”以来，北大、清华的事情一直是毛主席管的。胡乔木希望邓有机会能把北大、清华的情况向毛主席反映，这样北大、清华的问题才能解决。

第五次，是九月三日，邓小平特别谈到教育问题。他说，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老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读到《毛选》文稿中“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一句，邓小平说：现在就这样。他是批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不能公开发表意见的政治环境。

第六次，是九月十日，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比较多，也相当尖锐。他说，主席讲我们不要吹什么中国第一，就是不要吹，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邓小平说了这样几点：（一）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对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二）只有基本路线还不够，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不然基本路线是空的。（三）现在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丢掉了。（四）毛主席在七大报告中讲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报告讲的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都仍然有重大现实意义。要重新宣传毛主席的这些思想，用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派性、反对新八股。（五）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有重要现实意义，要大讲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六）要抓紧写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