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细读

暧昧的启蒙 暧昧的自我

——《狂人日记》《沉沦》新论

对于五四启蒙运动与新文学发生的关系，一向都是从正面的意义加以肯定的。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反思逐渐展开，却很少顾及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本文所说“暧昧的启蒙”和“暧昧的自我”，则是以《狂人日记》和《沉沦》两部标志性的作品为例证，借鉴了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1]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建立所进行的卓越分析，借用其中的某些方法对今人已经耳熟能详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郁达夫的《沉沦》作一些新的解读。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风景之发现”“内面之发现”“所谓自白制度”“所谓病之意义”“儿童的发现”等占据了其中的主要篇章。凡此种种，似乎都可以移用到《狂人日记》和《沉沦》的解读中，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本文力图阐明的是，五四新文学发生期所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的多重性与暧昧性，以及文学作品中自我形象的多重性与暧昧性。这种多重性与暧昧性，不是简单的正负价值的判断，而是对有关问题的深度理解。

一 风景发现中的东方与西方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我”和《沉沦》中的“他”，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出现最早的两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物形象。在通常的理解中，他们都被赋予特定的历史的和民族的意义，前者倾诉的是对数千年之吃人民族与吃人自我的冷峻思考与“救救孩子”的热切呼唤，并且由此追问狂人最后的“回归”之蕴含何在。后者则是以弱国子民的心态，迫不及待地以最后的生命发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的呼吁；也有论者将论辩的焦点集中在“他”的道德与非道德层面，如苏雪林那样。这些评价，对揭示作品的价值都有重要作用，但是，就人物形象而言，我们能不能从中解读出其他的意味呢？

也许是无巧不成书，《狂人日记》和《沉沦》都是以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为开端的。而且，它带有柄谷行人所言，由于内面的发现而导致风景的发现之机制。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鲁迅的小说，惜墨如金，对景物描写更是吝于笔墨，如他自己所言，宁可把小说压缩成速写，不可把速写拉成小说，在写作中则经常用白描法塑造人物，背景则是由省略造成的一片空白。这里连续两句对月亮的描写，可以说已经很铺排了。翻检旧章，从关于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到《春江花月夜》中对春江月色的吟咏，李白和苏轼诗中的绰约婵娟，月亮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意象之一。但是，在现代作家笔下，古典诗意让位于现代自我，曾经温情脉脉地辉映了人间数千年的月亮，成为一种现代时间观念的标志，这在鲁迅和张爱玲那里似乎都是存在的，甚至他们的习惯性时间都是三十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三十年忽觉今是昨非。这样的月亮的非本土性，在和《奔月》中对月亮的充满东方韵致的描写，“在天际渐渐突出银白的清辉”，“马也不待鞭策，自然飞奔。圆的雪白的月亮照着前途，凉风吹脸，真是比大猎回来时还有趣”，显然迥别。当然，在狂人这里，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时间或者是错觉记忆，就像他在下文中所表现出的是某种“不可靠的叙述者”^[2]一样。这里的发现，首先是狂人自己的思想历程的一种标志——不是狂人通过月亮而获得了某种顿悟，而是他内心世界的猛醒，沉浸于内心世界良久，无暇顾及外界的事物，直到这一时刻的到来，省悟到此前的岁月“全是发昏”，并且需要某种物质性的对应物作为其标志。对比后文所言，“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这里的“很好的月光”，正是来自思想豁然开朗、精神分外爽快的折射之光吧。

《沉沦》中的“他”，第一次的出场，就是在秋日的田野上漫游，这和中国文人的田园情怀并无二致。“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他”也确切无误地联想到了桃花源——如同鲁迅笔下的月亮一样，桃花源也是中国文人心中永远的向往。但是，紧接下来，作品却这样写道：

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

“南欧的海岸”，“情人膝上”，长翅膀挂弓箭的小爱神，这些带有明确的欧洲文化的用语，不但给“他”眼中的风景以明确的规定性，体现了作品的现代性，与此同时，“他”正是在自我与他人的隔绝和对立中，开始这样的漫游的：“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因此，发现这样的田园秋色，正是要寻找一处人生的避难所，心灵的栖息地，并且因此开始了“成长的烦恼”引发的一连串厄运。

这就是柄谷行人所说的“内面之发现”和与之伴随的“风景之发现”。“关于日本现代文学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将其作为‘现代的自我’之深化过程来讨论的方法则是最常见的。然而，这种把‘现代的自我’视为就好象存在于大脑之中似的看法是滑稽的。‘现代的自我’只有通过某种物质性或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东西其存在才是可能的。就是说，与制度相对抗的‘内面’之制度性乃是问题的所在”^[3]。就此，柄谷行人提出了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的告白制度在知识分子中的被接受被采用，以及言文一致的追求。如同柄谷行人所言，无论是日本的现代小说，还是欧洲的近现代小说，起源都是自白体。那么，对于鲁迅和郁达夫来说，他们是如何进入自己的“内面”的呢？《狂人日记》和《沉沦》，都是采取了自白或者半自白的方式。两者的形式都是取法于世界文学，而不是本土的章回体第三人称叙述。郁达夫自陈阅读了1000多本西洋小说，而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也同样是通过阅读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小说而获得了一种写作经验。从样式上讲，《狂人日记》对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借用，从别国窃得火来，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日记体小说，并且在其后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腐蚀》等作品中得到了更深入更为个性化的发展。《沉沦》中作品叙述人对“他”的客观描述，与“他”的内心独白、自言自语以及内心回忆交错而行；同时，与“他”的行迹和心迹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的中外经典文本的穿插与递降，如李欧梵指出的那样：在“风景之发现”中，他从华兹华斯的“天真”和“自然”转向海涅和德国浪漫诗传统中的“遗世”和“悲怀”；再次在田野散步时，又拿出一本G.Gissing（吉辛）的小说来，而此次文本引用带出来的却是一个偷窥日本女侍洗澡的场面；主人公到山上租屋，撞到一对野合的男女，但主角手里拿着的是一本黄仲则的诗集；然后是在海边酒店一夜销魂后（吟唱的也是黄仲则的诗），主人公最后走向大海长叹而死。忧郁、性欲和民族主义因而连成一气，成了故事最终的主题。^[4]在现实、心灵与文本之间，郁达夫找到了心灵剖白的文体，并且形成了他此后一系列自叙传式小说的写作路径。

二 自白与“中国病人”

那么，这两位自白者，借助自白而表述了自我的文学人物，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可以借用福柯的两部作品加以描述，《癫狂与文明》和《性史》。如果说，狂人具有癫狂的品性，“他”则是在少年的性欲与自我压抑中苦苦熬煎的。这两位人物都是典型的“中国病人”。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一个是“迫害狂”，一个是青春期性苦闷导致的“忧郁症”（从本质上来讲，“他”同样是一个“迫害狂”，而且还能够从这种虐待境遇中获得某种快感，“他心里一听到这一种声音，就舒畅起来。他觉得悲苦的中间，也有无穷的甘味在那里”）。

如果按照柄谷行人多处引用的福柯的理论，他们的病症又是大可质疑的。正是现代医学对精神病人的界定和隔离机制，使得疯癫者从正常人中区分出来，并且在积极地寻找救治手段时将狂人与正常人间的鸿沟凸现出来；再加上国人所特有的于百无聊赖的生涯中喜欢围观一切超常和反常现象的恶习，就更加让狂人感到周围人的无法理喻。不是疯癫导致了医疗，而是医学发现了疯狂。进一步而言，狂人的疾患，并不是靠现代医学就可以治疗的。至于“他”在青春期的难以克制的自渎，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到图书馆中去查阅现代医学著作，结果却是徒增他的罪孽感，“他犯罪之后，每到图书馆里去翻出医书来看，医书上都千篇一律的说，于身体最有害的就是这一种犯罪。从此之后，他的恐惧心也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了”。在晚近的医学研究中，对于自渎是否足以损害身体健康的断定，以及是否就是自我犯罪的断定，已经有了新的结论，可怜现实中的许多青少年和作品中的“他”，却被这种经过科学包装的“医学真理”横加摧残。

同时，作为弱国子民，他们的疾病又都拥有双重的隐喻。鲁迅和郁达夫都曾经学习过现代医学，他们自己都曾经患过肺病（肺结核），而且都接触过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学，理性认知和切身体验，让他们笔下的病象和心理描写都非常精确到位。《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果戈理的原作中的主人公一样，都是处于语无伦次、疑心生暗鬼的狂躁状态，让读者感受到那种环境的压力和内心的焦灼引发的妄诞；《沉沦》中的“他”，以及郁达夫一系列作品中的病人形象，则让我们联想到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描述的近代欧洲的作家们通过疾病所张扬的浪漫而颓废之美。在第二个层面上，如杰姆逊所言，在第三世界的作品中，即使是最为个人化的书写，都含蕴着一个民族的寓言。《狂人日记》关于从“仁义道德”中读出“吃人”的隐喻自不待言，《沉沦》中的“他”，在现实的困境中，回忆起在国内求学所受到的压抑，其中讲到两度就读于教会学校又两度离开的经历，这在通常的阅读中是容易被忽略的（笔者在先前就没有注意到），却是为“他”在海外遭受的轻蔑和排斥提供了相关背景（在作品中，这种排斥和轻蔑，可以说是半由境生半由心造，许多时候并不能确证，却是靠当时别的作品和现实境遇加以补充和证实的，由此造成了另一种“阐述的不可靠”。郁达夫在小说集《沉沦》的序言中写道：“《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地点缀了几笔”^[5]），获得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怀。

三 惩罚与罪错的颠倒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在《狂人日记》和《沉沦》中，同时具有柄谷行人所言，“风景之发现”、“内面之发现”、“自白制度的建立”和“病之发现”的多重特性。现代心理学对人的潜在心理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基督教对罪孽的界定，则形成严厉的罪与罚，并且迫使人们对自己的内心进行毫不松懈的监视和检查。在中国的传统心态中，有两句联语，百善孝为先，问心不问行，问行天下无孝子；万恶淫为首，问行不问心，问心天下无完人。这为人们的言行之间保留了相当的弹性空间。按照基督教的原理，却是要“狠斗私（淫）字一闪念”，只要心中产生欲念，就与事实犯罪无异——不知道是否可以说，这也是一种颠倒，是先有界定，后有罪错。在现代中国作家那里，他们未必都有基督教的情怀，但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正心诚意之说，却又和其有暗合之处。因此，鲁迅和郁达夫都不是基督徒，但是，生当中外文化大撞击的时代，他们对于上帝和基督教却都是很有心得的。在《野草》之《复仇》（其二）中，鲁迅以耶稣的视角叙写其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个非常时刻，从居高临下审视芸芸众生的“神之子”，在酷刑难耐中觉察自己被上帝抛弃，发现自己的软弱，不过是“人之子”，从而改写了《圣经》的故事。郁达夫在浙江曾经就读于教会学校，对基督教并不陌生。与《沉沦》同一时期写出的《南迁》，主人公伊人就是一位基督徒，经一位英国传教士的介绍，来到日本南部养病，寄居于一位热心于传教活动的英国女士那里，并且结识了一群患病的日本青年男女。（这让人想到柄谷行人所引用的尼采所言，基督教需要病态。伊人的教义演讲中，也的确论述了病人与上帝的紧密关系：“有一种精神上贫苦的人，就是有纯洁的心的人。这一种人抱了纯洁的精神，想来爱人爱物，但是因为社会的因习，国悯的惯俗，国际的偏见的缘故，就不能完全作成耶稣的爱，在这一种人的精神上，不得不感受一种无穷的贫苦。另外还有一种人，与纯洁的心的主人相类的，就是肉体上有了疾病，虽然知道神的意思是如何，耶稣的爱是如何，然而总不能去做的一种人。这一种人在精神上是最苦，在世界上亦是最多。凡对现在的唯物的浮薄的世界不能满足，而对将来的欢喜的世界的希望不能达到的一种世纪末的病弱的理想家，都可算是这一类的精神上贫苦的人。他们在堕落的现世虽然不能得一点同情与安慰，然而将来的极乐国定是属于他们的。”）《迷羊》曲终奏雅，借美国传教士之口，说明全文的第一人称主人公“王先生”，则是通过典型的告解，实现了自我解脱和救赎，从而走向艺术之旅的^[6]。就此而言，所谓通过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如鲁迅），或者通过基督教的告白制度（如郁达夫），而获得“内面之发现”，对自己和作品人物内心的关注和告白，就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伊人的教义演讲，却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或者说，不是宣讲如何向上帝进行忏悔，却是将基督教教义和时代流行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加强后者的批判力量，从而表现出一种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大陆青年的性格特征：

耶稣教我们轻富尊贫，就是想救我们精神上的这一层苦楚。由此看来，耶酥教毕竟是贫苦人的宗教，所以耶稣教与目下的暴富者，无良心的有权力者不能两立的。我们现在更要讲到纯粹的精神上的贫苦上去。纯粹的精神上的贫苦的人，就是下文所说的有悲哀的人，心肠慈善的人，对正义如饥如渴的人，以及爱和平，施恩惠，为正义的缘故受逼迫的人。这些人在我们东洋就是所谓有德的人，古人说德不孤，必有邻，现在却是反对的了。为和平的缘故，劝人息战的人，反而要去坐监牢去。为正义的缘故，替劳动者抱不平的人，反而要去作囚人服苦役去。对于国家的无理的法律制度反抗的人，要被火来烧杀。我们读欧洲史读到清教徒的被虐杀，路得被当时德国君主迫害的时候，谁能不发起怒来。这些甘受社会的虐待，愿意为民众作牺牲的人，都是精神上觉得贫苦的人吓！

进一步分析，恐怕鲁迅自己也未曾觉察到，作品中折射出来的，他心目中的对于兄弟关系的担忧，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型，却也给他带来沉重的心灵阴影。《狂人日记》中的兄长—弟妹关系是如此（《狂人日记》可以说正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弟兄》中沛君梦中出现的情景，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却动手殴打已经失去父亲佑护的侄子，亦是如此。究其心理原因，应该是《风筝》中所讲述的，少年时代粗暴地毁损年幼多病的小弟弟精心扎制的风筝的往事。当年认为这是身为兄长对不求上进的“没出息”的小弟弟的训诫，成人之后，“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面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坠下去了”。（这里又陷入一种暧昧表述：“我”对于这件往事深刻反省，是基于成人对儿童的研究，为此耿耿于怀，几次用到“沉重”一词，甚至要为此请求弟弟的宽恕，但是，这件往事在弟弟那里，却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沉重”并没有随着得到宽恕而化解，反而再次出现，“我的心只得沉重着”，又加了一层“无可把握的悲哀”。本来认为是确凿无疑的现代科学揭示出的真相，在弟弟的淡然中让人惘然了。）然而，越是怕鬼，就越是有鬼，二周兄弟的反目，恰恰印证了这种担忧。

如果说，在鲁迅那是迫害狂与被迫害狂的集于一身的自审自责，那么，在郁达夫笔下，却是某种程度的自虐狂的自陈。（当然，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讲，自虐狂恐怕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许广平回忆说，家中发生争执之后，鲁迅会到水泥平台上躺下来，不顾自己的身体而进行自我摧残）就像《沉沦》中所言，并没有别的原因，仅仅是为了挑起新的一轮兄弟冲突并且绝交，并且造成覆水难收的既成事实，“他”就蓄意要放弃兄长给他选择的医科而改从文科，“他因为想复他长兄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他的意思，以为医科是他长兄要他改的，仍旧改回文科，就是对他长兄宣战的一种明示。并且他由医科改入文科，在高等学校须迟卒业一年。他心里想，迟卒业一年，就是早死一岁，你若因此迟了一年，就到死可以对你长兄含一种敌意。因为他恐怕一二年之后，他们兄弟两人的感情，仍旧要和好起来；所以这一次的转科，便是帮他永久敌视他长兄的一个手段”。如同李欧梵指出的那样，把郁达夫一生的事迹孤立起来看，不难发现他本来不应长期生活在忧郁之中。他的生活经历其实是他那时代一般生活方式的典型，虽然带有些伤感，但却绝不是如他所说的是一个“结构并不很好的悲剧”。只是郁达夫将自己幻想成一个常年受苦，在黑暗的生活里沮丧漂泊的失败者，这样的幻象令他对自己现实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感到不满。^[7]与鲁迅比较，这一点就很耐人寻味，鲁迅说自己是尽力地遮掩其黑暗和绝望的真实心态，装点出亮色，为那些勇敢的前驱们壮行。在后来的经验中，鲁迅又一再说到，他曾经以最卑劣的心态去想象世道人心，但是现实经历中对黑暗和卑劣的发现，总是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力之外。郁达夫呢，由《沉沦》观之，很难说有什么来自别人对“他”的直接排斥和迫害，“他”的中国同学和日本同学，对其并没有什么证据确凿的恶行，却是“他”自说自话、极其夸张地渲染自己的忧郁和孤独，甚至要尽力地营造出一种受苦受难的情景而后快。这或许与郁达夫的幼年记忆相关。在《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中郁达夫写道：

象这样的一位奶水不足的母亲，而又喂乳不能按时，杂食不加限制，养出来的小孩，哪里能够强健？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

没有做过相关的考察，不知道郁达夫的父亲的死因是否确实如其所言，是被弱小多病的儿子活活累死，但是，郁达夫的幼小心灵从此却被笼罩上浓重的阴影，这是可以确定的。李欧梵由此推定郁达夫的零余者心态，“可能他痛苦地觉得自己为家庭带来一份‘诅咒’，他根本不应该出生。在他心目中，他在正常的人群中是多余的，怪异的”^[8]。我的阅读中，却联想到郁达夫由此所产生的原罪感和被虐狂，对家人的愧疚，对自我生命的轻贱，对社会环境的难以适应，都会与此相关。于是，他的创作，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忧郁症和自我摧残，都成为他向社会倾诉和忏悔的一种方式。这种心态，大约要到他和王映霞结合之后才得到疗治——不过，这并非王映霞之功，而是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这位很有名气的旧诗人，不但能够接受已经有家室的郁达夫走进自己的家庭，还和他成了非常投契的文朋诗友。郁达夫一生中唯一写过的人物传记《王二南先生传》中这样写道：“和先生时时对酒谈诗书，一顿饭，总要吃尽三四个钟头；有时夜半起来，挑灯，喝酒，翻书，谈古今，往往会痴坐到天亮。”“我少年时期的那一种厌世偏向的渐渐减去，所受的也是先生的感化”。在这位慈祥而博学的祖父那里，得到幼年缺失的父爱的补偿，得到心灵焦灼的缓释，是可以推定的。遗憾的是，郁达夫的原罪感和受虐情结消解的同时，他那急切地向世人倾诉的冲动也都消散了，一位个性独特的小说家的身影也渐渐远去。

四 暧昧而多重的自我

《狂人日记》和《沉沦》中的主人公，他们是中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自我”，具有一种萨依德所言的放逐者——“边缘人”的品格，是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的知识分子。用当下流行的语言来说，身处于新旧交替、剧烈动荡的时代，往往会有一些人从体制内分离出来，并且成为旧体制的剥离者和批判者。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和佯疯佯谬的哈姆雷特，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代表。从“凤歌笑孔丘”的楚狂人接舆，到接续“好了歌”的甄士隐，则是转型期中国的癫狂者。狂人和“他”都在进行着艰难的思索，在对现实与自我的思考中凸现出自我的存在。就个人而言，自我有两次诞生，第一次是生命的降生，第二次是从理性上对自我的确证和认同。那么，如何把自己从浩如烟海的芸芸众生中识别出来呢？每个人都需要确证自己的独特性，作为自我识别的标志。狂人与庸众的区别，在于他对“吃人”之民族史和个人史的发现，对中国文化的核心即历史理性的批判（所谓六经皆史），“他”的自我确证，则是从正在遭遇的青春危机、欲望压抑和民族情感遭受伤害等方面表现出来，是以赤裸裸的个人真实撕下了被奉为至高价值的道德的虚伪外衣（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知识分子论》中，萨依德指出，知识分子的天性就是放逐者，是走向边缘的人，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压力中寻找相当的独立，从权力中心疏离出来，成为自在安适的边缘的人，就像旅行家、探险家，具有好奇和发现新事物的精神，对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从来如此，就对吗？）但这并不意味着放逐的人与先前的经验、知识完全割断，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状态。它使放逐者在看问题时具有“双重视野”（double perspective），既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外，足以打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囿，获得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思路。

由此顺延，疾病就成为他们进行内心审视和自我发现的一个重要契机。从医疗心理学来说，生病会使人摆脱常规的生活环境，将病人与社会分隔开来，暂时摆脱个人对社会和家庭所承担的责任，使病人将主要精力关注于自己的身心，更加深入地省察自我和发现自我。其次，病人还获得了挑战日常规训的某种特权：狂人可以尽情地倾吐他的狂言疯语而不被治罪，忧郁症患者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忧郁，以边缘者的身份而吸引世人的关注，从而形成有别于既有中心的另一个关注中心。这些被排斥出社会群体的零余者，以此而争得了更多的权利。如同柄谷行人所言，只有失败的人才会自白，“为什么总是失败者自白而支配者不自白呢？原因在于自白是另一种扭曲了的权力意志。自白绝非悔过，自白是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力量”。^[9]换言之，通过自白，原本是沉默的人获得了特别的话语权，获得了自我表述的权利。

但是，《狂人日记》和《沉沦》中的主人公所发现的，又是“暧昧的自我”。这是仿照柄谷行人的“暧昧的现代性”而生发出来的。现代性既脆弱又嘈杂，充满了内在的喧嚣与冲突；与此同时，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在与旧时代交战的时候，它能够抵挡几个回合，也是大可商榷的——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一再地祈求速朽而不得，我们为什么至今仍然要求助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缘由。狂人在其日记中表现得何等决绝勇敢，但是，并非偶然地，作品前面的文言短识，“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以及那位痊愈者自己把日记定名为“狂人日记”，更加显示出狂人面目的暧昧性。“他”的出场是伴随着华兹华斯的诗作的，在其后还出现过海涅、吉辛、梭罗，但是，这样的装饰最终让位于黄仲则这样的本土诗人，在他初涉日本的情色场所，半醉半醒之时所吟诵的，“醉拍阑干酒意寒，江湖寥落又冬残，剧怜鹦鹉中州骨，未拜长沙太傅宫，一饭千金图报易，五噫几辈出关难，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仍然是黄仲则的诗作，而且还暗含着与隔壁唱日本歌的嫖客们对抗的心态。漂洋过海来寻求异域风情和世界知识的“他”，最终却回归于中国古代文人的门下，岂不令人多思！

还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对中国历史与礼教之“吃人”的判断上，其深刻的洞察力显然是令人震惊的。但是，作为改变这种沉重淤积的力量，无论是尼采的超人意志，还是进化论中的独尊少年，都是经不住现实的验证的。狂人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在《孤独者》的魏连殳那里，转化为慈爱关怀和尊重儿童的实践。但是，这种认定“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的判断，不但遭到“我”——另一位认真思考的知识分子的质疑：“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在魏连殳自己，在一次次的幻灭中，终于也转过来将孩子当作卑贱的玩物了：“他先前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总是低声下气的。近来可也两样了，能说能闹，我们的大良们也很喜欢和他玩，一有空，便都到他的屋里去。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哈哈，真是过得热闹。前两月二良要他买鞋，还磕了三个响头哩，哪，现在还穿着，没有破呢。”青年胜于老年，孩子代表未来，在短短数年内就冰消瓦解，如何能够与积重难返的惨痛历史相抗衡？

有趣的是，在《孤独者》中，鲁迅还宕开一笔，将《沉沦》问世后的尴尬也带了进来，让我们的论述获得了新的论据：

只要和连殳一熟识，是很可以谈谈的。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

郁达夫那饱含无尽辛酸的零余者，至此也演变成了标明时尚的流行病，“出生的悲剧”由此变作了“死后的喜剧”。鲁迅再一次显示了其冷峻而深邃的判断力。《孤独者》写于1925年10月。此时的郁达夫呢，在1923年2月17日，与鲁迅结识。同年5月19日，作《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首次在中国文艺界提倡文学应该为阶级斗争服务，同时期发表《春风沉醉的晚上》，在自我之外的底层女工那里，获得寻觅已久的温情关爱。至1926年，鲁迅和郁达夫又先后到达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广州，相继进入中山大学任教，虽然因为时间错开，两人未能共事，他们却仍然在暧昧的现代性之旅上艰难寻找着希望之光。1932年，在《“天凉好个秋”》中，感慨于“九一八”事件周年纪念时期遭遇的种种怪现状，如“只许沉默五分钟，不许民众集团集会结社”，“吴佩孚将军谈仁义，郑××对李顿爵士也大谈其王道”，“中国军阀的济南保定等处的屠杀，中部支那的‘剿匪’，以及山东等处的内战”，等等，郁达夫心绪万端，结末时写道：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想再写了，来抄一首辛稼轩的《丑奴儿》词，权作尾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郁达夫有没有想到，他笔下那个病弱而敏感的少年，“几乎要同小孩似的哭出来了”，却“硬了头皮，跟了一个十七八岁的侍女走上楼去”，吟诵出“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的往事前生。

[1] 本文所引用的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

[2] 韦恩·C.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为不能轻信其辞的叙述者定了名称：“言语或行动与作品常规（指隐含作者的常规）相一致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叙述者，否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3]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51～52页。

[4] 李欧梵：《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8-07- 2211：51：00］，http：//www.studa.net/dangdai/080722/11513532.html。

[5] 转引自李欧梵《郁达夫：自我的幻象》，《李欧梵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62页。

[6] 这是我们医院里的一个患者。三四年前，他生了心脏病，昏倒在雪窠里，后来被人送到了我们的医院里来。他在医院里住了五个多月，因为我是每礼拜到医院里去传道的，所以后来也和他认识了。我看他仿佛老是愁眉不展，忧郁很深的样子，所以得空也特别和他谈些教义和圣经之类，想解解他的愁闷。有一次和他谈到了祈祷和忏悔，我说：我们的愁思，可以全部说出来全交给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牧人的，因为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在迷路上有危险，有恐惧，是免不了的。只有赤裸裸地把我们所负担不了的危险恐惧告诉给这一个牧人，使他为我们负担了去，我们才能够安身立命。教会里的祈祷和忏悔，意义就在这里。他听了我这一段话，好像是很感动的样子，后来过了几天，我于第二次去访他的时候，他先和我一道的祷告，祷告完后，他就在枕头底下拿出了一篇很长很长的忏悔录来给我看。这篇忏悔录，稿子还在我那里，我下次可以拿来给你看的，真写得明白详细。他出院之后，听说就到欧洲去了，我想这一定就是他，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在一本姓名录上写过这一个C.C.Wang的名字。（《迷羊·后叙》）

[7] 李欧梵：《郁达夫：自我的幻象》，《李欧梵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70页。

[8] 李欧梵：《郁达夫：自我的幻像》，《李欧梵自选集》，第73页。

[9]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7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