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分析

追忆逝水年华

——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论

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迄今已出版了四部：《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是应当予以充分注意的。作品所表现的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十年动乱”结束的长达30年间，一群集革命者和知识分子于一身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在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中的命运沉浮，悲欢离合，这样大规模的历史画卷，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或许，只有欧阳山的多卷本《一代风流》可以与之相媲美。而且，王蒙自从70年代末期复出以来，一直是当代文坛上的弄潮儿，一直是前“右派”作家的中坚人物，他对于历史的回顾和思考，尤其是通过“季节”系列的主人公钱文所袒露出来的心灵历程和“精神自传”，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还是90年代以来新兴的文化批评和知识分子研究的角度，都是不可多得的文本。

革命、青春、爱情、诗歌：“季节”系列的四个关键词

《踌躇的季节》中钱文的这一段自白，可以作为进入作品的引线：“这就是我的长诗的主题：永远革命，永远前进，永远改造自己，永远与人民肩并着肩，与党心连着心！往者已矣，光荣已矣，自豪已矣，耻辱已矣，罪孽已矣，除了前进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爱情，这就是脚印与方向，这就是激情，这就是诗。”排除了在特定环境下的自省自责，革命、爱情、诗歌，再加上虽然坎坷但仍然让作家永远激动不已的青春，构成了“季节”系列的“关键词”，构成了作品的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回宛转的主旋律。

青春、革命和诗歌，在本质上是三位一体的，这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说过的。读“季节”系列，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而且要补充说，还有爱情。在《恋爱的季节》中，有一场重头戏，被王蒙表述得浓墨重彩、酣畅淋漓，这就是区团委机关院子里的那一场青春大合唱、爱情大合唱、“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大合唱：祝正鸿和束玫香，洪嘉和鲁若，周碧云和满莎，以及洪嘉的母亲洪有兰和朱振东，相约要在“七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里举行集体婚礼，于是，从电话那一头的鲁若开始，激动地唱起来，先是祝正鸿、周碧云、满莎、洪嘉，然后是钱文、赵林、李意、萧连甲都纷纷加入了歌唱，连起先对众人的歌唱一直在起哄、一直在“破坏”的张雅丽，也终于被感染被熔化，参加了快乐和幸福的大合唱。他们唱了中国民歌和创作歌曲，唱得最多的却是苏联歌曲，包括当时流行的斯大林的颂歌。作家情不自禁地写道：“这里不是唱歌，也不是打电话，也不是在计划各自的婚姻大事。这里更像是举行一次电话联欢。在这个时刻，对于他们，生活就像联欢，联欢就是生活。从打解放，他们联欢了多少次了！联欢就是解放！联欢就是联合——团结就是力量！联欢就是胜利！国民党当然要失败了，摧枯拉朽，不堪一击，注定灭亡！国民党连一次联欢都搞不起来！而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年年联欢，月月联欢，天天联欢！”这些在今日看来未免有些浮夸的词语，却是深刻地留存在作家心中的、对于50年代初期的时代精神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可以说，这是“季节”系列的起点，是作品的情感和思绪的原点。

青春、革命、爱情和诗歌——包括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的确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它们都是激情满怀的产物，都是对于世俗生活的对抗和叛逆，都是相对于有限现实的一种无限想象，都是有待于完成的理想。作为在少年时代就投身于革命、在解放前夕参加了北平地下党的钱文，以及作品中的那些同伴们，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一经被点燃，就渴望着熊熊燃烧，渴望着轰轰烈烈，渴望着经历生死考验、验证非凡气概和牺牲自我的激烈场景。但是，形势的迅速发展，出乎他们的预料，胜利的到来，使他们成为深受社会尊敬爱戴的有功之臣，这更加促发了他们对经磨历劫、超凡入圣的伟大实践的心理期待。

刺激和诱导他们的这种心理期待的，还有苏联的文艺作品。对于钱文们来说，苏联文艺作品的意义，苏联的诗歌和小说，苏联的歌曲和舞蹈，既是苏联现实的一个重要部分，更是唤起他们革命觉悟、青春热情和未来憧憬的强大力量。对于王蒙，对于王蒙笔下的钱文，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在当时中国文学艺术状况中得到强化和理想化的，即使是在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和中共与苏共决裂、并且高举起“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之后，即使是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对苏联的文艺作品进行清算和封杀之后，即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种根深蒂固的苏联文艺“情结”，在情感上却仍然无法割舍和摒弃之：王蒙曾经写过《苏联文学的光明梦》，揭示在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的指挥棒下苏联文学的偏畸和作伪，但是，当王蒙自己进入文学写作，在“季节”系列中许多重要的时刻，作品中的青年人，尤其是钱文，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苏联文学中的情景，他们最欣赏最爱唱的，就是苏联歌曲（这可以从王蒙的另一部精神自白性的晚近作品《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得到印证）。

时代转型中的困惑：顶点与终点

钱文和他的同伴们，具有大体相近的年龄，大体相近的革命资历，大体相近的青春情怀。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似乎一切都那么单纯，一切都那么透明，一切都具有集体主义的凝聚力，大至于集体婚礼，集体狂欢，集体吃夜宵，小至于男同志在赵林的发起下集体上厕所。这些东西，不无可笑的成分，但是他们的纯真，和有意无意的规避，却使得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似乎这种局面可以长久地维系下去，与生命同在。

然而，这种青春的纯洁无瑕的游戏，最终会被严峻的现实所打破。《恋爱的季节》所描述的，就是这种青春游戏从其鼎盛的高峰滑落下来，逐渐瓦解，逐渐消散的过程，尽管说，钱文和隐藏在钱文背后的王蒙，对于青春游戏体会最深、迷恋最深，但是，无论自觉还是无意地，《恋爱的季节》却不能不描述这“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伤的过程。

50年代中期，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认为是反对官僚主义和批判现实的作品，但是，林震的理想主义与刘世吾的现实主义之间的抵牾，就其本质而言，是睿智的古人早已说过的，可以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以马上治之，二者所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规律。天真幼稚的林震所效仿的榜样，并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一部情节简单、主题直露的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娜斯佳，林震的感伤，也正是因为他的那种“只争朝夕”的战争心态受到压抑。尽管说，林震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和牢房，久经斗争考验的刘世吾呢，身上却留下了敌人打伤的伤疤；事情就是这样蹊跷，在现实的严酷斗争中历尽沧桑的刘世吾，热情已经消耗了不少，容易实现从动荡岁月向和平环境的转换；只恨自己没有赶上烽火连天硝烟遍地的斗争的林震，却只是巴望着“补上这一课”。《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世不久就遭到粗暴批判，作家的上述情感遭到粗暴践踏，形成了王蒙心中的积郁难舒，历久而弥新，产生巨大的抗争力，直到30余年后写作《恋爱的季节》，才把这种积淀挥发出来，并且将其贯穿在他的“季节”系列中。

在新的时代伴随着巨大的胜利感和新生感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曾经产生过一时的兴奋和幻觉，就像洪嘉的母亲洪有兰一样，钱文的父亲母亲，在参加社会工作以后，也有一种生活重新开始的错觉。这可以作为钱文的理想心态的补充说明。团区委院子里，以那一场大合唱奏出了集体狂欢的最强音，但是，一旦登峰造极，就只能是走下坡路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人们一个个地退出了这个梦幻般的组合。先是因为比他们更年幼的洪无穷的在场，出现了最早的不和谐音，使得一向以教育者引导者的面目出现在洪无穷面前的这群青年团干部显示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另一面而使他们感到尴尬，后来又因为上级对“违反民族政策”事件的小题大做，暴露出浮夸和轻率的症状，这症状，既属于钱文一群，同时属于他们的上级。如果说，最初的裂痕由一次集体活动所造成，那么，人们的逐渐淡出，恰恰是因为爱情和家庭的建立——这真是一个绝大的悖论。正是这集体的狂欢，浪漫的梦幻，导致了恋爱季节的到来，最好的同志结成了最好的伴侣，孰料，从同志向夫妻关系的转化，一个个家庭的建立，却离散了这团结无间的群体。也许，正应了老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自有自己的不幸。祝正鸿和束玫香的婚姻，因为一封居心险恶的来信横生波折；婚礼上舒亦冰的出现，打破了周碧云与满莎的爱情美满的幻觉；洪嘉和鲁若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不祥的阴影。此外，高来嘉、卞迎春和刘丽芳之间的恩恩怨怨，祝正鸿对闵秀梅的暗动心思，赵林与林娜娜的有情人不成眷属，等等，不但消解了欢乐无穷、团结一致的群体，也销蚀着浪漫气息和超凡脱俗的凌虚高蹈，迫使他们回归于世俗的生活之中。

殉难、堕落与赎罪：为什么失态

钱文的惆怅，是因为他自己陷溺于革命——青春的憧憬之中，沉醉最深，向往最烈，他的同伴们却一个个“退烧”“降温”，重食人间烟火。钱文为他们感到惆怅，他们却觉得，这才是人生真相：祝正鸿是在束玫香分娩的痛苦中，体会到人间情味，并且消弭了两人之间的裂痕；洪嘉前去探望和照料因车祸受伤的洪无穷，在与苏红的直接接触中，抛弃了对这位曾经与“托派分子”同居的女性的敌意，了解到人性的另一面；一心要与既是资本家又是“大老虎”的家庭决裂的李意，在患过一场大病之后，也终于领悟家庭的关怀和亲情，把自己的新房“暂时”安置在父母家中。

然而，豪情满怀地活跃在文坛的钱文，忽然遭遇了厄运，被打成了“右派”，先是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然后被发落到山区农村去劳动改造，而且深切地体会到50年代末期的饥饿之苦。灾难的降临，使钱文乱了阵脚，惶恐不安，他不但诚惶诚恐地自我批判，也违心地揭发了曾与他同病相怜的廖琼琼。在劳动改造中，他所面临的，也是一群右派分子的互相监督互相批判。曾经自我神圣化的钱文，落到进退维谷的境地，在《失态的季节》中，一落千丈，这却使王蒙避免了那种把“右派”落难的故事神圣化的窠臼，而是带着一种近乎恶毒的快意，让他出乖露丑，让他首鼠两端，对他进行严厉的心灵拷问，把他为了早日摆脱困境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敏感和脆弱到了一惊一乍忽悲忽喜，事前犹豫事后追悔的游移迷离，展现得尽情尽性，渲染得活灵活现。这些举动，令人发笑，笑声中却又饱含着哀伤的泪花。

这里有一种心理现象值得注意。钱文、郑仿和萧连甲，都是“梦中人”，始终无法对现实产生明确的认知。无论是光明梦，青春梦，爱情梦，还是地狱梦，从憧憬到战栗，他们都是担当着特殊的使命的，从殉道者到替罪羊，二者之间，不只是有很大的反差，还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它们依照的是同一种价值观念，同一种思维方式，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英雄和魔鬼，在角色的互换中，有着深刻的蕴含：钱文曾经自以为是为革命为人民大众而英勇奋斗的，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如今，身为“右派”，成了革命和民众的“罪人”，在同一价值尺度之下，他怎么能够不认同于这样的裁决，怎么能够不虔诚地进行自我忏悔和自我救赎呢？他因为过于虔诚地信赖理想和革命，就不能不接受其加诸自己的责任和惩罚了。“神圣”和“梦魇”，在特定情境下是可以互换的。过去是要消灭旧社会的罪恶，现在则是要消灭自己身上的罪恶，二者都同样不容置疑，二者都同样需要冷酷无情：“祖祖辈辈的罪孽，人类历史的罪孽，人类社会阶级分化阶级压迫阶级仇恨的罪孽现在由他们这一辈人来偿还了。真是天公地道，天道恢恢”，“他应该庄严地前来还债”。

与“梦中人”的沉溺心态相比照的，是同样作为“右派分子”身份出现的杜冲。钱文等人，包括另一种积极改造类型的“右派”徐大进和苗二进，都是“当局者迷”，只有杜冲保留了一份清醒，一份潇洒：他既没有钱文等人的精心盘算和谨小慎微，也没有徐、苗二人的“邀功请赏”、“将功折罪”的迫不及待，而是经常地作为一面镜子，以他的通达和安详，反衬出钱文们的悲悲切切、寻寻觅觅，徐、苗们的装腔作势、变本加厉，对于章婉婉这样的口头上比谁都积极改造都“革命”得过了头，动辄批判他人的错误和罪行，却总是找出各种生病的理由逃避体力劳动的“口头改造派”，他“是唯一不侧目而视的一个”，他能够理解别人体谅别人，在充满了硝烟火药味道的斗争氛围中，他似乎成为减压阀和缓冲剂，在不动声色或者嬉笑怒骂中平息或者淡化了很多的风波。可惜，钱文对于他的练达和成熟，并不能真正理解，作家对他的这种性格，也没有深入开掘，只是过多强调他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人事纠葛权力斗争所致，以此阐释他为何与因言论获罪的钱文、郑仿等面对苦难的态度之不同。作家似乎宁愿取钱文的单纯、热情而幼稚，不愿意接受杜冲的随遇而安后面的人生智慧，从而失去了一个刻画有深度的人物的大好机会；反过来，由于周围的人物都显得外露和浮夸有余，深度不足，钱文的性格也未能得到深入开掘，他的性格和心灵的制高点，常常在回到家中与东菊欢聚的时候，苦中作乐，却又“乐极生悲”，并且往往就此止步，是浅尝辄止。

荷戟独彷徨：在执著理想与凡俗人生之间

我愿意这样来理解作家，钱文的性格，一直是未完成的，一直是有待发展和深化的，王蒙有意要他与共和国一道走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需要为他保留较大的行为和情感的空间。因此，在《失态的季节》和接下来的《踌躇的季节》中，钱文就不能不停留在他的革命、青春、文学和爱情四位一体的乌托邦憧憬中，并且带着这些梦幻，在极为困难和尴尬的现实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在《失态的季节》中，钱文为了早日结束劳动改造而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望断肝肠。在《踌躇的季节》中，钱文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恰逢60年代初期全面的政策调整和社会生活相对缓和的短暂时期，政坛和文坛的“铁律”松动了，钱文受到文学重镇犁原和出版社社长张银波的关照，在文坛上重新露面，发表了新的诗歌作品，这给他带来新的更大的期望，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不料，好景不长，在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理论之后，局面又变得严峻起来，钱文的诗作遭到从北京到边疆的刊物的拒绝。同时，在他工作的高校中文系里，他也是动辄获咎，他那些“跟不上形势”的授人以柄的行为，给他招来一次又一次的“谈话”。令人感叹的是，作为教研室的领导，对他的不识时务的行为提出批评的，满口流行的革命辞藻的，竟是他的老熟人舒亦冰；在《恋爱的季节》中舒亦冰是因为思想落后、跟不上革命形势而被恋人周碧云抛弃的男朋友；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倾心于革命、曾经与区团委的领导人赵林热恋的林娜娜，变成了舒亦冰的妻子，这是生活的轮回，还是历史的嘲弄？

文坛和学校，本来是钱文的生活和追求的两翼，它们的一再紧缩，使得钱文再次陷入困境。好在钱文与东菊的爱情，经过了凄风苦雨的考验，却依旧那样真挚深情，给钱文留下了一片温馨的天地。但钱文既为东菊的坦然和真情所感动，为此而坚定了他的人生四梦，坚定了他的浪漫情怀，却又经常对东菊的务实和琐碎，对东菊视自己的孜孜追求和患得患失心态若无物而每有同床异梦之感，对世俗生活的日常性一面总是抱着抵触和拒绝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始终不甘于接受自己的命运，不甘于放弃文学的追求，他仍然把理想精神置于人生的首位。因此，就有了《狂欢的季节》中的远走新疆，他希望在那新奇的具有异域情味的土地上，摆脱旧我，开创新的人生。“远行，这是一次力量的证明，幸福的证明，他的前途仍然广阔道路仍然通畅的确证。”钱文带上远行的火车的那四条小金鱼，就是这种不可救药的罗曼蒂克的证明。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一致，钱文认定，时代是光明万丈的，需要改造需要纠正的，只是他自己，哪怕惩罚远远大于自己的过失，他仍然愿意用一千倍的努力、一万倍的虔诚，去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并且以此重新获得用诗歌歌颂这伟大时代的权利。

对于“执迷不悟”“九死不悔”的钱文，以及和他处于同一精神状态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十年动乱”，都是他们重新认识生活、重新回顾历史、终于挣脱精神桎梏、开始自我的思想解放的重要契机。如果说，在此前的17年，尽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清算接连不断，但是，它毕竟还有迹可寻，它的内在逻辑有着连贯性和一致性，即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圣徒与魔鬼、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和互相消长，每一次运动所触及的人群，在数亿人口的国度里，相对而言总是少数，那么，“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天下大乱、翻云覆雨的斗争局面，走马灯般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人自封的和钦定的“革命派”之争，以及它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彻底破坏，在特定的意义上，打破了僵化和迷信的思想专制，颠覆了坚信不疑的观念和教条，历史进入了否定之否定的新阶段。

钱文在以林彪垮台为界限的“文革”前期，陷入了彻底绝望的心境之中，他所向往的文坛都不复存在了，哪里又有他驰骋才华的天地？在边境小镇上，他时而狂思乱想，时而浑浑噩噩，时而兴致盎然，时而万念俱灰。无论是当年的“少年布尔什维克”，还是后来的“右派分子”，可以说，钱文一直是处在社会生活的旋涡中的，是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无论是先锋还是敌人）。现在，钱文作为“死老虎”，已经不被注意，不是运动所要整肃的重点，他所处的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小镇，更强化了他的这种边缘化角色，成了无人过问也无人监督的“断线风筝”，获得了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的疏离和逃脱。在这样的大起大落的心态中，他学会了抽烟、酗酒，学会了和边疆民族的人们一道纵酒狂歌，体会到底层社会的友情和真诚。他养猫、养鸡，观察另一种类的生命的成长与死亡，为这些生命的命运感到欢乐和痛苦，他研究烹饪术，并且学会了自我欣赏，甚至，他还学会了打麻将，在方城之战中乐不思蜀……总之，在对文学理想的彻底绝望中，他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和边疆的普通民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对有别于理想状态的现实生活，有了新的理解，新的评价。理想的黯然消失，使得世俗的琐碎生活，忽然升值了，成为他在“文革”中最为可贵的记忆，成为他生命中永远的怀念：“反正不论过去与今后钱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谴责有多么强烈，也不论当时钱文想起国事来是怎样的忧心如焚，在‘文革’中的一大段他确实过上了奇妙的珍贵的难得的也许对他的后半生意义重大的不平常只因为太平常的日子！”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思索中，钱文也沉淀了他的思考所得，他从现实中悟出的真谛：其一，革命的性质规定了，它不可能是全社会人人都参加的事情，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崇高的革命者，那只会是革命的贬值；其二，即使是革命者，也应该有日常化的、世俗化的生活，要有一些平常心，得以理解和认可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沉浸于革命理想和改造现实的行动中，一味地用个人的主观意愿去决定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狂欢与逍遥：在地狱的边缘上

钱文认识到，革命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绝大多数民众所要求的只是生活本身。这样的思考，对于革命梦的重新认证和修正，显然是很有意义的，革命并不是生活的一切，生活的内涵要远远大于革命。这对于当时无休无止地喧嚣的所谓“彻底革命”，是一种积极的反拨。而且，这其中未必没有钱文为自己的边缘化琐碎化生活辩护的意味。在王蒙笔下，人生和历史的相对主义，造成其作品的情感的丰富和嘈杂，这种互相悖谬前后否定的方式，让人难以捉摸作家的本意。“你大讲‘文革’的逍遥和狂欢的时候甚至丧失了起码的郑重与诚实。赵飞燕因了跳掌上舞而得宠，那是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事了。你的狂欢也不过是手掌上的舞蹈。你根本不敢向掌外看一眼，不要说是看一眼，就是想一想你也就跌下了万丈深渊。”何况，这种逍遥和狂欢是以彻底放弃文学追求为惨重代价的，因此也不可能彻底。果然，一旦环境发生变化，钱文被调回边疆的首府，再次奉命参加文学写作，他的文学梦就死灰复燃，冲动异常，压抑太久的结果，使得他几乎要不顾一切地争取获得写作的权利，以至于考虑不惜屈膝于江青，以便换取“哪怕天天挨批天天低头喷气，只要让我写字，让我编词，让我打比喻，让我找韵脚，哪怕只让我校对标点”的机会。虽然这不过是夫妻间的戏言，但是其中的惨烈和凄苦却是真切的。人生苦短，希望渺茫，这也许就是“文革”中为什么很多文化人终于耐不住寂寞而屈从于时势的原因之一。

也许是为了印证这一论断，《狂欢的季节》中的人物，钱文的老朋友老领导们，都作出了不堪的选择，进行了充分的表演。曾经在困难中向钱文伸出援助之手的张银波，听信误传，到边疆来为武斗中死于非命的女儿陆月兰料理遗留问题，这本来是“他乡遇故知”，没有想到，她冷漠地谈论女儿的死，还一本正经地警告钱文不可以再写作，“一个纯正的人左起来”，那样冷冰冰的没有一点儿人情味，令人不寒而栗。她的丈夫、市委书记陆浩生，在“文革”中长期受到批判，他的“阿喀琉斯脚踵”是他当年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经有过被敌人抓获十几个小时而说不清的时间，尽管他的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足以证明他的清白，他在延安的审干运动中已经被清查甚久和作出过明确的结论，但是，“文革”初期，陆浩生自己又把这件事兜了出来，在经过长达9年的批判审查之后，仍然虔诚地“相信群众相信党”，仍然在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检讨自我忏悔。当年在区团委中最成熟最世故而后来居上的祝正鸿，在近乎于鬼使神差的母亲激励和有关领导的强大压力下，出卖良知，写了揭发陆浩生的材料，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在泯灭良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并为此深深受到精神的折磨。年青一代的陆月兰和洪无穷，更是正当时令，前者从国内造反到“输出革命”，到国境之外去打游击，后者则成为边疆的“革命作家”，手眼通天，以致来动员钱文给“江青同志”写信。呜呼！“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季节”系列中，王蒙多次这样感叹），这些刍狗的作为又多么不可思议，多么让人失望！

心灵与现实：主观诗人的入世难题

王蒙以小说名世，但是，他的本性却是个热情奔涌的诗人，而且是王国维所说的那种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主观诗人”，他的抒情性质远远大于对客观现实的关注，他通过作品中与自我的经历相近似的代言人如林震和钱文所进行的心理抒发，也远远优先于他对于时代风云的精确刻镂。与此同时，作为在少年时代就投身于革命，立志改造现实、变革社会的革命者，作为近20年来一个活跃的文化界风云人物，他只能是积极入世的，他只能是积极面对现实，用自己的文字和发言参与社会事务，并且同时具有作家、学者、政府官员、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的多重身份。在这内向和外向的相互撕扯中，构成王蒙的“季节”系列的内在矛盾。这就是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心灵独白与描述时代风云二者间的不相协调，是前者常常压倒后者所造成的缺憾。

王蒙的笔调，既不是描述性的，也不是分析性的，而是倾诉性的。这与他的“季节”系列小说宏大的创作意图，其实是有裂隙的。问题在于，要表现本世纪后半期一代知识分子艰苦卓绝的心灵历程，并且进行历史的和自我的严峻反思，作家所倾其全力地加以刻画的钱文，是不足以担当起这一沉重使命的。钱文的生活经历，一方面是跌宕起伏，变化多端，从中心到边缘，从首都到边疆，从时代的骄子到革命的“罪人”，从才华横溢的文学新秀到沦落为社会底层的弃儿，这真是空前的“入世”的机遇，给他体验生活、理解他人、观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正如王蒙所极为倾心的曹雪芹，是在经过了烈火烹油、繁华着锦的绚烂，又经受了盛极而衰的家道败落之后，才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洞悟，写出不朽的巨著《红楼梦》一样，钱文的特殊经历（也是王蒙的特殊经历），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得沧桑句便工”。但是，作家的主观色彩，使他一直沉浸在革命、青春、爱情和文学的梦幻之中，尤其是在被打成“右派”经受难以承担的挫折以后，他把主要的精力都反诸自身，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放弃了除了自身的进退得失之外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和探索。西方学者在评述当代文化时指出：60年代的黑人运动、反战斗争、校园风潮、妇女解放等激进的社会活动，曾经带给人们许多幻觉，左派思想过多地成了人们躲避内心生活的恐惧的避难所，“个人成长这个问题可以等到‘革命成功以后’再考虑”。因此，当这社会斗争的浪潮消退之后，人们意识到个人成长和发展得如此艰难，并由此而退入“内心革命”和“心路历程”，由对社会进程的投入转为对个人心灵的关切，陷入自恋主义的泥沼。“这种‘集体的自我反省’，不管就个人而言还是就集体而言，都没有带来多少真正的自我理解……如许多前激进分子一样，他也只不过成功地把过去他有口无心地高呼过的政治口号换成了今天的精神治疗的口号而已。”^[1]当然，钱文的这种退缩，有其特定的理由，当他处于顺利的环境中，作为一个得风气之先的革命者，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文坛中坚人物，他可以面对世界开放而且必须面对世界，但是，当他以负罪之身投入虔诚的改造的时候，他反反复复地进行自我的检讨和追问，一味地责难自己对革命所犯下的过错而自顾不暇，他人之于钱文，只是判定他改造得如何、是否可以被承认的一种尺度，面对他人，整日里是惶惶然茫茫然，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分出心来去注意和深入地探究他人。表现在作品中就是，除了浓墨重彩反复皴染的钱文，其他的人物都缺少应该有的个性和精神深度。他们要么是钱文的一个变体，和钱文的心态相似，或者说，是作家依照钱文的模式塑造出来的，如郑仿，与钱文彼此之间过于靠色，拉不开距离，显不出差距；要么干脆就是一些符号性的或者片断式的人物，任凭作家依照演绎作品的需要自由调遣，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缺少必要的材料建构他们的人生逻辑，而且往往加以漫画化肤浅化，比如苗二进，在山区劳动时打击排斥他人以表现自己拯救自己，和后来热情有加的设家宴欢送钱文远行，前后判若两人；还有陆月兰，她的与萧连甲的患难爱情，流落云南沦落风尘，和后来的革命造反生涯，亦缺少必要的心理逻辑的一致性。即便是在几部作品中都出现、所占篇幅较多的人物，如犁原、张银波、陆浩生、祝正鸿及祝母，都难以深入展现其心灵世界，比如祝母，她对与祝正鸿生身父亲的那种猜想和企盼，她对祝正鸿的临终遗嘱，“掏大粪，炼红心”，真有些莫名其妙，匪夷所思，而作家这样描写她，还要让祝正鸿听从她的这些虚妄之言而导致一连串的出乖露丑，依据何在？

缺少有深度的人物，使得作家和钱文都失去了与他们进行深入对话的对手，钱文自己呢，热情有余，理性思考不足，滔滔不绝的心灵独白有余，痛定思痛的冷峻追索不足，在我们读到的“季节”系列中，他的思维方式，一是在对立的两极中彷徨，二是在思维和感情的平面上“推磨”，缺少犀利的、致命的、痛快淋漓的一击，不能碰撞出激烈的火花，而总是在弯弯绕，围绕着某个看不见的中心打转，却不肯长驱直入。这些问题给作品带来的损失，是有理由加以斟酌的。

[1] 克里斯托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陈红雯、吕明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