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革命军人，父与子的不幸

军医学校的生活，改变了我的人生。每时每刻，一种庄严而崇高的使命感，都在激励我不懈地刻苦学习，可是意想不到的灾祸也在这时发生了。因为家庭成份被捏造和歪曲，给我带来了长期的麻烦、不幸和灾难！我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因此走上了坎坷之路。

我父亲转业后回了山东老家。我从14岁那年在我叔家上学，18岁参军。因为叔、婶都是军人，我家军属待遇证明，由部队邮到了山东老家沂南县我父母、奶奶所住的村子，也是我的出生地和少年时期所在地。可是老家村庄的负责人拒绝给军属待遇，理由是：“不是从本村参军走的。”为此，我向部队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领导说“你写封信，问问那个村官，他们是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是不是共产党的军队？”年轻的我觉得首长说的有理有据、也有劲，便将领导嘱咐我的大概内容给那个村官写了封信，邮去了。不想，这一下惹了麻烦，那个村官见我这个小兵胆大包天，竟敢写信质问他，再加上平时与我父亲闹过纠纷有过矛盾，我的父亲一生耿直，嫉恶如仇，退休回乡后，看不惯村欺上瞒下官的一些不公平行为，在支部会上向他们提意见，这就此让村官怀恨在心。村官便发函告知部队，“袁佩余家是地主成份，其父亲想反攻倒算，袁佩余是混到部队的地主子弟。”

在那个年代地主子弟不能参军，更不能进入学校。为此部队派人去山东老家调查了多次，结果却是每次都不一样，给的证明一会说是地主、一会又说是是富农，还有一次证明为“破烂地主”。我的亲哥哥袁佩明向单位反映了我的情况，要求组织上去调查我们的家庭成份。哥哥所在的黄泥河林业局组织部派两名干部前往山东省沂南县展开调査。在县档案馆查明：袁佩明、袁佩余的父亲是离休老干部，1941年参加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家庭成份为中农。又到公社调查，证明袁家的家庭成份为中农，是解放后土改时定的。最后到村里了解群众，询问村里的老人，都说袁家这一代兄弟俩在我们村里革命最早。父亲1941参加八路军，叔父1935年15岁就参加红军。由于哥俩都参军，家里大人只有爷爷奶奶和袁佩余的母亲。袁佩余的爷爷被坏人杀害。

最后找到那位村官，村官坚持说是富农，调査人员拿出了县委和公社的证明材料，还介绍了村民的口碑旁证，村官无奈又改嘴说不知道他家是什么成份，也只好打了个中农成份证明。结果是胞兄袁佩明家庭成份是中农，其父是共产党员；给部队的证明却还是地主。亲哥俩得到了完全相反的证明材料，而这个截然不同的证实材料却出自一个村官之手、之嘴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可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样荒唐事并无人细究。于是，我也就只能在荒唐之中遭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