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医学员到军人羊倌

回到原部队，领导当然不会让我到医院当军医，也没让我到连队站岗，而是让我到农场——放羊。

在科尔沁草原上，我每天都赶着十几只羊儿在放牧。羊群很小，羊也很瘦，所以都贪婪的啃草来消除饥饿。我这个和羊一样羸瘦的青年军人，却是仍然不忘学习。在绿色的草原上，不放过一点空隙，总在认真的啃书本，来巩固消化所学的医学知识、充填自己的头脑。今天端着《解剖学》，翌日攻读的是《生理学》和《诊断学》……

蔚蓝的天上飘着白云，绿色的草原上流荡着羊群，空气那样清新，风光如此美丽，让人心旷神怡。可是更让我陶醉的是图文并茂的教科书中描绘的人体科学那奇妙的风景。躯体的206块骨头在肌肉肌腱的驱使下，起着保护、支撑和运动作用。是那样协调一致……操作他的是人体最高统帅大脑中的中枢神经，通过下中枢，脊髓神经干、神经末梢，发挥着指导作用。

一个国家如同人的机体，从中央到地方，从最高中枢到基层组织，甚至每一个细胞，必须协调一致，主次都要尽职尽责，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人体也是如此。206块骨头，长骨、短骨、扁骨和不规则骨有机的结合，组成人体的四肢，起支撑和运动作用。短骨最小，组成关节，为连接骨。扁骨，分布于头、胸，保护着大脑和心、肺等内脏。不规格骨，则是在不规则中创造规则、遵循规则，根据分布的部位，按部就班地各就各位，不然就完不成它的作用。我这个小羊倌追着所学，是沧海一粟也是人体的一个细胞，今天是在放羊的位置上，我仍在执着的攻读医学知识，也精心的放养着羊儿，将来就做一块有大用的“硬骨头”吧！

一天天过去了，天天如饥似渴的攻读医学知识，这情景被同在草场上放牛的一位附近村庄的王老汉看在眼里，老汉觉得我这位年轻军人忠厚老实，学习又如此刻苦，就不住称赞这个军人“有正事”。想把自己家的姑娘许给我，我告诉牛倌王叔叔：“我不能找对象，也无心找，人家说我家庭成份不好，虽然是被人陷害的，但也只能受辱。等村官良心发现，能给纠正过来，可是希望渺茫。再说部队不允许战士在当地找对象，我虽然经受着冤枉和屈辱，但没被开除军籍，也没有处理我复员，还是军人。是军人就就必须遵守部队的纪律。最低我也得做一个尊守纪律的好战士。”

那一段时间，虽然已从军校被退回原部队，可是在心里，我却一直盼着家庭成份的不白之冤能够获得改正。虽然，我也知道，要把成份纠正过来比较难，听邻居说，部队派去山东的调查人员，见村长后先敬个军礼，再问袁佩余家庭成份，村长张嘴给扣个地主帽子，让会计用笔写个证明，便成了一个村政府的证明文书；军队去调查的人员说一声“是”，敬个礼就返回来了，外调结束。让外调人员疑惑的是，几次调查，证明都不一致，这次证明是“地主”，下次是“富农”，但没有一次证明是中农。有人说，袁佩余的父亲和叔叔在当地解放前十几年就当了红军、八路军，他家那仅有的二亩地，他家人还能当地主啊？村长又改嘴说是“破烂地主”，总之成份不好。这就造成了“地主”“富农”“破烂地主”的帽子在我头上轮流戴。可叹的是，一个打击报复成性的地头蛇，再加上一对愚昧、单纯的调査人员，使地头蛇扣到我头上的“地主”、“富农”、“破烂地主”的黒帽子越戴越牢固，一直拖到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最后被打进冤狱！……还没摘掉冤戴的“地主帽子”，又被穿上了“反革命”的囚服……

不同的是我哥哥单位去调查，村官就不敢乱来，人家认真负责先了解群众，再到区里县里看档案，村官只好乖乖的如实证实了，所以调查结果截然不同。牛倌王叔叔很愤恨混账村官，更觉得我直得可怜和同情，也就更坚持让女儿跟着我，并且说；“什么时候部队处理你回家，什么时候再结婚，现在不要声张，省得再受影响。”

那时候我像一片绿叶被狂风吹落，不知道未来会飘向何方？可是王老汉还是不死心，并找到他的外甥盛广全，动员我接受他的女儿。我曾给盛广全的母亲，也就是王叔叔的妹妹看过病，因此认识。盛广全硬拉着我到老汉家相亲，说你即使不同意也得去看看。别不过他，我只好跟他去了。老汉家待我特别热情，张罗着准备饭菜。这时候姑娘从外边回来了，进门就在外屋烧火，帮母亲做饭，我们在屋里，王叔叔让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说：“当兵四年了，家乡说我家庭成份不好，部队送我学医，没学完就被退学，当然没让我当大夫，全怨家庭成份不可靠。”这时候老汉让姑娘进来听一听，姑娘在外屋说：“听到了”。老汉说“进来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姑娘说“不介绍”。

相亲就这样结束了，姑娘不同意父亲给她选择的这个未来的“驸马”，姑娘听说这人“成份不好”就确定拒绝了婚事。姑娘也没有看一眼这个兵长的什么样？我也只是看到姑娘进院在大门口时的模样。下身卷着裤腿角子，上身挽着袖子，右手握着猪鞭子，头上顶个草帽，脸长的什么样没有看清楚，因为离的太远。虽然没看清姑娘的面部容貌，但她勤劳、质朴、无惧脏累的农村妇女形象已尽显露；况且无产阶级立场很坚定，思想很坚强！尽管在父亲的劝说下是和一个解放军战士相亲，只因听说家庭成份不好这一条，就坚决拒绝了与“亲人解放军”的婚事。

回走的路上，盛广全对我说“我看你跟我表妹很般配，你岳父放牛，你放羊，你媳妇放猪，都是同行”。我说：“是，‘牛倌、羊倌、猪倌’，还是‘干部家庭’呢，比我‘地主家庭’强多了。”

部队农场没有会计，由后勤处来人代管，处长说：后勤处会计没有时间管农场的账，让袁佩余接替会计。可是我哪里是做会计的材料啊！会计账簿上有支出、有收入、还有什么贷方、借方，我都不懂，也不想懂。脑子里还是《生理学》、《解剖学》和《疾病治疗学》。沉重的压抑之中，做医生的梦，越来越强烈。

可是，不愿接还得接，这毕竟是领导的安排啊！一批夏粮卖完了，场长把很多钱交给了“袁会计”，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钱，不知怎么办，一会锁到桌子的抽屉里，一会又放到书包压到行李底下，生怕丢了。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来了，对我说：把钱送到邮局存上还有利息呢，我听后认为这个方法很好，便带着满满一背包钱跟随邮递员到了邮局。当第二次存完后去后勤处办事时，碰上医院的王医生，他告诉我医院给一位胆结石病人做手术，你来看看呗。这一消息让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时后勤处副处长喊：“袁会计，卖粮钱怎么没送到后勤处啊？”我说：“存邮局里了。”他很惊讶的说：“不能存邮局啊。”我急忙将存折递给了副处长，说你去取吧。转身又往医院跑，副处长在后面大声喊：“你往哪跑啊？你是会计，不是大夫。”

没管没顾的，我还是去了。结石取出来了，手术很成功。听说邮局的钱也取回来了。其实取不取回来我根本不考虑，只是反复琢磨，胆囊里一枚小小的结石，竟然动刀，用手术方法把胆囊摘掉，是不是损伤太重了？用药将它排出来多好啊！从那一刻起，这一信念成了我长期思考研究的一个课题。

一天，师里通知各后勤处长和农场会计到师部开会。处长和我顺着铁道往车站走，准备赴会。已经走了几里路了，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当不了会计，便说：“处长，我不干了。”处长惊讶地说：“什么事不干了？”我说：“还让我放羊去吧，会计我不干了。”处长有些生气“你早不说，晚不说，怎么走在开会的半道上突然说不干了呢？”我说：“会计我干不了”处长真的动气了，批评说“你心不在焉怎么能干的了呀？开完会再说吧！”

会后第三天，我辞去了“会计”职务，恢复了“羊官”的官职，心情轻松了很多。羊儿在草原上低吻着草香，羊倌在牧场上端着医学教科书，从那字里行间吸收着医学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