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声：根基与酝酿

“庶民的胜利”与“北李南陈”

1918年11月15日，秋末冬初的北京寒意渐深，但呼啸的朔风阻挡不了年轻人的热情。

这天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日子。而在几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电报传到北京，全城沸腾。前一年8月，中国政府提出对德奥宣战，但由于国会解散未能通过宣战案。在战争结束前6天，宣战案终于获得参众两院通过，中国搭上了成为战胜国的末班车。

北京教育界决定从11月14日至16日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天安门广场上民众云集，围观北京大学举办的演讲会。

讲坛上一位着长衫、戴金丝边框眼镜，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留着浓黑八字胡的演讲者，声若洪钟地慷慨陈词：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进步学生、爱国青年、各行各业的民众们尽皆受到鼓舞，群情激昂，雷暴的掌声、赞同呼应声、激动的爱国口号声一时间此起彼伏、经久不歇。

李大钊

这位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的演说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在此篇著名演说稿《庶民的胜利》中，他这样说道：

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个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接下来，他又写下了《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中这样写道：

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夹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同时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期。

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当时深受青年读者的热爱，社会影响力极大。

青年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曾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回忆道：

《青年杂志》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已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李大钊在当时被并称为“北李南陈”。

《新青年》的号角响彻大地

年长李大钊10岁的陈独秀出生于安徽安庆，名庆同，字仲甫。独秀原是他的笔名。陈独秀曾先后4次赴日求学。那个时期的日本，一度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懂日语、英语、法语的他，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在国内他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进步报纸，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等社团，是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经历过诸多坎坷起伏之后，他领悟到只有从思想上启蒙民众，尤其是青年，才能推进革命。

1915年夏，36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当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创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六点见解：

《新青年》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隐退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认为，科学与人权（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焉”。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青年杂志》，针砭时弊，犀利新锐。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则更加名副其实，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

1916年11月，陈独秀赴北平为挚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招股募资。12月26日，刚刚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蔡元培前来拜访，诚心力邀陈独秀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并建议将《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办，说北大人才荟萃，能让杂志办得更好。陈独秀深知蔡元培所言不虚，爽快答应，并向蔡元培举荐了当时正留学美国的胡适。

次年1月13日，陈独秀收到了由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

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科学长。此令。

1月下旬，陈独秀上任，《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搬到了他当时被安排居住的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

陈独秀

在力主改革、广招贤良的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之下，群英汇聚在北京大学。身为文科学长、又为《新青年》杂志主编的陈独秀，自然也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都吸纳至编辑部。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看看当时的编辑名单，便可知《新青年》有怎样强大的实力。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鲁迅的《狂人日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就此出现，一声声号角吹响。

1917年4月号的《新青年》杂志，一篇《体育之研究》登出，作者署名是“二十八画生”。多年之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笑谈“二十八画生”的来历，说自己的姓名笔画正好是二十八画。这篇《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公开发布的首篇文章。

当时，初出茅庐的毛泽东平生首次来北京，投宿在恩师杨昌济家中。后经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

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月薪8元。后来，毛泽东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他在北京大学的收获：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¹⁾

之后，毛泽东还去拜访了陈独秀和胡适。在北京大学工作学习半年之后，这位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二十八画生”经上海回了湖南。然而在北京大学做图书助理员的这段经历，对于他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让他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五四惊雷

“取消二十一条！”

“保我主权！”

“还我青岛！”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

1919年5月1日，上海英文版《大陆报》首先发布了爆炸性的新闻：身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却被美、英、法、意四国元首组成的“四人会议”否决。

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外交惨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群情激愤。5月4日中午，3000多名学生集合在天安门前，愤怒的呼号声越来越响亮、浩大。

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正在宴请驻日公使章宗祥和了解对日谈判机密的三位要员钱能训、陆宗舆、曹汝霖。学生游行的消息打断了开始不久的午宴。被学生们称为三大卖国贼的曹、陆、章心生恐惧，乱了阵脚。原来，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是曹汝霖、陆宗舆1915年跟日本驻华公使密谈而成的。而章宗祥则在日本与日本外相后藤进行密谈，对于日本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时，他竟“欣然同意”。

总统徐世昌离席，让国务总理钱能训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命令：“妥速解散、不许学生集会、不许学生游行！”

慌慌张张欲回家的曹汝霖和章宗祥，乘轿车经狭窄的赵家楼胡同来到曹宅。曹汝霖命仆人带章宗祥躲进地下锅炉房，自己则躲进一个小小的箱子间。

游行的队伍移动至曹宅门口，大门被撞开，愤怒的学生蜂拥而入，四下寻找曹汝霖要“痛打卖国贼”。躲在锅炉房的章宗祥听到楼上放火，赶忙跑出来向后门奔走，却被学生误认成曹汝霖围攻……

待警察总监赶到时，多数学生已离开，23名未来得及撤离的学生被被捕。

次日，为了声援被捕的学生，北京各大学学生开始罢课。

北京各界，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民众纷纷加入声援行动。五四惊雷响彻了处处凋敝、破败沉闷的中国大地。

五四时期上海南京路五芳斋罢市照

《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

1919年5月9日，北京大学蔡元培突然留下辞职启事出走。

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公众场合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接着陈家即《新青年》编辑部被搜查。

这一切皆因五四运动激怒了北洋军阀政府。他们将枪口对准了北京大学、《新青年》编辑部和“北李南陈”。

6月13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被北京各家报纸刊登，又被全国各大报转载，激起众怒，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孙中山提到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以此表示要求释放陈独秀的坚决态度。

迫于社会各界重重舆论的压力，被关押98天的陈独秀终于在同乡的担保下走出监狱。

陈独秀出狱的那天，1919年9月16日，天津十位男青年和十位女青年成立了名为“觉悟社”的新团体，领导人是21岁的周恩来。

次年2月中旬，由于追捕陈独秀的风声又起且日渐加紧，他不得不离开北京躲避。

星光依稀的凌晨，一辆骡车驶出朝阳门，往天津方向去。车上两位乘客，看穿着像是一位土财主和一位账房先生。年关将近，正是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因此没人注意到这两位有何异常。其实这是扮成账房先生的李大钊在护送扮成土财主的陈独秀脱离险境。

有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北李”护送“南陈”的路上，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专心交流商量，曾共同约定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那就是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北李南陈，相约建党”成为一段佳话。

在天津码头与李大钊分别后，陈独秀乘轮船来到上海。时值除夕夜，处处洋溢着喜庆之气。

鞭炮声、舞厅戏院的乐曲声，饭馆里的划拳、石库门窗子里搓麻将声……熙攘喧闹、年味十足的上海，终于令陈独秀松了口气，他叫了辆黄包车，去一家不易引人注目的旅社下榻。

上海及各地共产党小组的成立

1920年4月初，繁华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三男两女五位新客人，其中一位看外貌是中国人，却俄语流利，他们都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自称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此后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前来会合。他们对外宣称，此行的目的是筹建一家通讯社，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

他们首先“采访”了北京大学两位俄籍教授，又“采访”了李大钊和部分北京大学的学生。之后这些自称《生活报》的记者，两位留在北京继续与李大钊保持联系，四位前往上海继续“采访”工作。

四月下旬，住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被一位不请自来的访客搞得有些不悦，但看到对方递上的信封上是李大钊熟悉的笔迹后立马热情起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俄国《生活报》的记者频频来访。陈独秀与来访者之间的谈话逐渐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也越来越低。

老渔阳里2号

访客们从原先居住的大东旅社搬到法租界霞飞路716号住下，又在英租界爱德华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团的牌子。随后他们“采访”了上海社会各界很多人。

在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形势的苏俄及共产国际从不同途径派出各种身份的人来华活动，这实际上是表明他们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渴望和关切。先后访问了“北李南陈”的俄“《生活报》记者团”也是基于这一目的而来。他们的负责人维经斯基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又具备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担任维经斯基翻译的杨明斋原籍中国山东，曾参加过苏维埃保卫战，还曾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为布尔什维克做地下工作。

当时在上海两个月余的陈独秀，已然像他在北京大学时一样，将自己的住所变成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聚集处。《觉悟报》主编邵力子，才子李书城、李汉俊两兄弟，《星期评论》编辑部的戴季陶、沈玄庐，《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他们都曾留学日本，从日文版的图书中知道了马克思主义。

与环龙路渔阳里相距不远的霞飞路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76号）是戴季陶的居所，维经斯基“采访”过他之后觉得他的家适合开会，于是各种聚会就在那里举行。

维经斯基在北京“采访”李大钊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维经斯基来到上海，与陈独秀以及他经常来往的几位“笔杆子”开了几次座谈会之后明确提出，建党的设想。虽说张东荪与戴季陶先后因故退出，其他人却并未动摇。戴季陶搬走后，杨明斋租下新渔阳里6号，聚会人数不断增加，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李达、刘少奇、沈雁冰等名字出现在名单上。

据李达回忆，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

党的名字一时不能决定，陈独秀曾写信跟李大钊和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张申府商量。根据张申府的回忆，他在和李大钊商量之后的回信中说：“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