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谢维奇的人生与诗歌(译序)

霍达谢维奇是俄罗斯第一次侨民文学浪潮的标杆型诗人。高尔基称其为“白银时代”最好的诗人,毫不讳言从其诗作中汲取过文学营养。纳博科夫则自称因霍达谢维奇的诗而走出江郎才尽之窘境,别雷、布罗茨基等都对他非同寻常的诗思与诗艺做过非常高的评价。霍达谢维奇的诗尤以心理描写见长,同时不乏哲理与伦理因素。霍达谢维奇诗歌个性独特,尤为擅长矛盾修饰法,同时以其奇自无奇,理寓悖理的独特构思震惊诗界。在他的诗中既可读到果戈理的“狂人”“痴语”,也可以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绝叫”;既可读到屠格涅夫的隐蔽描写,也可以读到费特的唯美抒怀。当然,他的诗绝不止于古典韵味,同时富有现代气息,致力于两个世纪最优秀传统的完美结合。

一

霍达谢维奇在他的一篇论普希金的文章中写道,诗人的生平是其诗歌创作的基础。无独有偶,鲍戈莫洛夫如是评论霍达谢维奇:要想真正读懂霍达谢维奇的诗,必须努力了解他的生平。的确,霍达谢维奇的诗歌是他人生的写照,精神的自传是他创作的基础。

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1886-1939)出生于莫斯科一个种族混杂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立陶宛裔的破落波兰贵族,摄影师,母亲则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天主教徒。这个家庭含纳着不同的社会层次,汇聚着各种文化,不仅赋予了未来诗人多元的文化修养与才气,同时也让霍达谢维奇一生笃信天主教。由于父母亲晚来得子(霍达谢维奇出生时,父亲52岁,母亲42岁),自然格外心疼于他,注重他的文化教育,在家中给他营造了浓郁的天主教氛围,并力主他学波兰语。但正如诗人在《莫斯卡理朋友》一文中所写,父母不经意把他送进了俄语学校,从而使他们的计划完全落空。一接触俄罗斯文化,霍达谢维奇便如同孩子找到了母亲,对俄罗斯的深沉眷恋随即化成无限热爱,由此认定自己是俄罗斯人,断言他的命运将和俄罗斯民族文化与历史血乳交融,以至于后来成为大诗人的霍达谢维奇自豪地称自己是俄罗斯文化传承中的“牢固一环”(《纪念碑》)。并就此认定自己就是俄罗斯人,他的命运将和俄罗斯民族文化与历史血乳交融,并葆有对俄罗斯语言与文化不变的忠诚,尽管后来诗人以他出色的译笔向俄罗斯人展示了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等多位波兰诗人的诗,同时在不懂欧洲语言的情况下,逐行作注地翻译了近十位用伊夫里特语写作的犹太诗人的作品,诗人译介的目的在于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提供参照,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他对俄罗斯文化的痴迷,这种异乎寻常的感情附着于诗人的一生。正如别尔别洛娃所说,没有一个诗人会像霍达谢维奇那样,自身不具备一丁点俄罗斯血统,却与俄罗斯有着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

物化弄人。尽管霍达谢维奇生就天赋极高,却自生之日至死之时始终与疾病相伴。四岁起,他就立誓做一名芭蕾舞演员,却因患支气管炎而美梦成空(但芭蕾对他的创作命运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诗人日后曾自白:“说到底我是通过芭蕾走向整体意义的艺术,尤其是走向诗歌。大剧院是我的精神家园。”);霍达谢维奇自幼对诗有着独特的灵气,六岁便已挥笔作诗,但稚嫩的诗句总是浸满了疼痛与忧伤,小小年纪便对“死”产生了恐惧,竟随时做好为肺结核病和爱情而死的准备;成年时脊椎结核病像一块烂膏药死死黏在他身上,痛得他跳窗自杀,是乳妈库金娜救他于绝望之中。为治病,他曾穿起石膏背心,有一次竟被吊起在卡车里,送至克里米亚养病;自19岁起,陪伴他的是一身的脓疮,常常因此而中断他的创作(诗人数过,在他写《走种子的路》时,身上竟起了120个脓疮)。有人做过形象的比喻,说霍达谢维奇的诗充满了混杂的药味,如同一张张医药诊断单。抒情主人公的肖像是清一色的瘦骨嶙峋,面色惨白而又泛着蜡黄,满头白发,陷坐在沙发里,两指夹着熄灭的烟卷。不断的疾病,造就日益恶劣的心情,竟描画出近乎千篇一律的人物肖像,这些肖像分明是生活中的霍达谢维奇的复制,它们非但与诗人本人形同,而且神似:那乜斜的眼神分明透露着霍达谢维奇式的阴冷与无奈,那神情似乎随时向外界传递着对人生的绝望与诅咒。心态的失常,使得霍达谢维奇的近乎开山诗作就弥漫着超常的苦涩与绝望:我将熄灭……我将熄灭……万念已成灰烬……我行将死去。

革命年代的霍达谢维奇像勃洛克、别雷一样,投身于革命,尽管如他后来所说,“非我所愿,却又尽己所能”。1918年春霍达谢维奇开始在莫斯科苏维埃任职,先后在莫斯科苏维埃戏剧小组、教育人民委员会戏剧处工作,均因性格怪异暴躁,言语刻毒偏激,个人表现欲太强而不能落脚。后来在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专事讲授普希金和在《世界文学》杂志社莫斯科分社任编辑,但先后因不满于工作的枯燥无味,“思想领袖”们的愚蠢和官僚们“非常的‘长官意志’”而愤然离去,随之陷入饥寒交迫之窘境。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和几个朋友四处筹措经费,开起了作家书铺,穷得把三戈比的第一笔进项当作救命的稻草而欣喜若狂。好不容易熬到了勉强填饱肚子的时刻,但随之而来的严冬又把他们再次推入了生活的窘境,没有暖气的半地下室如同冰窖一般,使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生理上与精神上的寒冷。1920年,苏维埃政府不顾霍达谢维奇贫病交加这一现实,让他奔赴前线,万般无奈的他致信列宁,是高尔基救了他,将这封信带至克里姆林宫,从而免去了霍达谢维奇的充军之行,并对他和他的妻子们予以多方关照。这一切经历,都幻化成这一时期揪痛人心的诗行,灵与肉分离的痛苦呻吟(《灵魂》“我的灵魂似一轮圆月……”、《瓶塞儿》等)。

打开霍达谢维奇的诗卷,可以读到不少爱情的诗章。诗人的爱情诗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他本人情感历程的自述。1905年他和莫斯科的头号美女玛琳娜结婚,这是一个富有而又性情古怪的女人,时隔不久,玛琳娜便弃旧图新,另攀高枝,给诗人心头留下终身难愈的重创,同时玛琳娜的形象不断现身于他早期的诗作中,其中包括他的第一本诗集《青春》(1908)。诗人在诗集再版时写道,他将诗集冠名为《青春》,实乃对他第一次爱情的痛苦嘲讽:“平凡而又完整的”世界轰然坍塌,还有何青春可谈!作品中爱情主人公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几重折磨,甚至连“死”的权利都已丧失。整个诗集是诗人个人情绪的喧吐,身世经历的写照,被人抛弃的孤独与忧伤,鸣响着悲观与消极的音调。诗人的第二位恋人虽未和他走入婚姻,却戴着“公主”的花冠走进诗人1910-1911年间的诗文中;他的第二部诗集《幸福的小屋》(1914)是诗人献给第二位妻子格伦齐昂的情感绝唱,正是这位女人与诗人风雨同舟,共同经历了短暂的幸福,长久的痛苦,革命前后的饥荒与拮据,养儿育女的艰辛,以及精心照料多病丈夫的辛劳。可以说,读霍达谢维奇的情诗似在翻阅诗人的诗体日记。诗人早期作品的爱情主人公坚信幸福可以争取得到,尽管后期诗作这种音调有所减弱,但诗人从不放弃对爱情的追求。“追求胜于得到”是他至死不渝的信念,因此,他的主人公常常是为爱情而生,人人都具备着很高的爱的品位,追求着一种灵与肉的契合。

从《青春》到《幸福的小屋》,不仅可以寻觅到诗人情感历程,而且还可以追踪到诗人思想与艺术嬗变的轨迹。霍达谢维奇还在上莫斯科寄宿学校三年级的时候,便已与象征派领袖人物勃留索夫有过亲近交往,后者对他文学兴趣的培养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真正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的除了文学老师申罗科外,还有丹麦诗人托拉·朗格与德国诗人巴赫芒,后两位都成为俄国早期象征主义圈子里的人。所有这一切都为霍达谢维奇与象征派的接近备下了良好的土壤,使他的早期诗作带上了浓重的象征主义气息。在《青春》中,象征派的影响显见其中,其中有对勃留索夫、勃洛克、别雷,以及索洛古博手法的借鉴,这些象征主义者的诗句常常成为霍达谢维奇诗作的题诗,甚至他们本身就是他赋诗的对象。诗人用权威们的声调来强壮自己微弱的声音,来渲吐自己的感情,学着用当时很流行的悲剧性眼光看世界,审视着不知名的此岸与“彼岸”。但诗人一旦破土而出,他就勇敢地走出这颗意欲与大气层隔绝的行星,实践他创作离不开生活的艺术主张。

如果说《青春》弥漫着象征主义的气息,那么,《幸福的小屋》则以普希金的诗句取名“请守护这幸福的小屋,别让它挨不上友善的眼睛”,以表明他将用普希金来抵挡象征派的诱惑。《幸福的小屋》是诗人张扬自己诗歌个性的宣言,即在现代派诗歌甚嚣尘上的20世纪初,对19世纪初俄罗斯诗歌传统的勇敢继承。在主题诗《致缪斯》中很明显地体现出诗人不失自身特征地诠释了从普希金、巴拉廷斯基到年轻费特的哀歌体诗歌的创作定势:“我重又翻阅忘却的诗页/我重又苏生久违的激越/我眼前重又出现了你/儿时的美妙幻觉…… ”最能使人想起普希金的著名诗句《致凯恩》。《幸福的小屋》开始了霍达谢维奇最伟大也最光荣的使命,即对“平凡世界”的接近,对“小蝴蝶翅膀上花粉”的迷恋,以至于有人说,霍达谢维奇由此开始了对阿克梅派的追随。

1915到1919年期间,诗人经历了好友穆尼的离世,加之疾病的折磨使他痛感人生的无奈,再则还要经受着革命对他的重大考验。这一切都反映在他1920年汇集成的另一部诗集《走种子的路》中。然而,这部诗集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将“祖国”这一主题放在首位。在主题诗中,诗人塑造了死而复生的,为了让人类获得更大收成的种子形象。这一首箴言似的两行诗将正面临着可怕的血的考验的伟大国家的道路和必先夭亡,最终是为了再发新枝的人的心灵之路紧紧连接在了一起。

1920年末,霍达谢维奇前往彼得堡,应高尔基之约,前去合作主编《世界文学》,同时也是听从医生劝告,为健康而换一下环境。在高尔基的帮助下,霍达谢维奇享受到了足以让每一个彼得堡人都羡慕的优待。诗人深感,在彼得堡才有真正的文学,这里有索洛古博、阿赫玛托娃、扎米亚京、库兹明、别雷、古米廖夫、勃洛克,还有可爱的文学青年“谢拉皮翁兄弟”、“带响的贝壳”小组。置身于令人振奋的环境中,经过一个月的修养治疗,霍达谢维奇的创作激情猝然勃发,艺术才华得以最真实、最充分的发挥。他的每一首诗作都堪为经典,他的每一首诗问世都被看作是当时文学界的一个重大事件。诗人的创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往的诗集都是每隔六年一部,而第四本诗集《沉重的竖琴》距上一本诗集只隔两年。如果说,《走种子的路》以思想寓意见长,那么,《沉重的竖琴》则以诗艺取胜。在《走种子的路》中,诗人新的创作手法得以定型,《沉重的竖琴》更胜一筹,具备了精雕细刻之功力,表现出诗人心理刻画的过人才能。别雷在俄侨杂志《当代札记》中撰写专文予以评论,认为诗人继承了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普希金的抒情诗传统,文称霍达谢维奇为当代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1]。《沉重的竖琴》的成功,也为霍达谢维奇与高尔基的文学交往史添写了重要的一页。当时的高尔基正在为作品寻找新的主人公,探求新的叙事分析手法和新的心理分析原则,而霍达谢维奇这位真正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以其深入人的内心深处,传达人物极为细腻的心理状态的卓越技巧征服了这位大文豪,以至于作家后来的许多作品,如《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短篇小说集》中的好多篇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霍达谢维奇的艺术手法。高尔基素来对霍达谢维奇的艺术才华格外推崇,读了《沉重的竖琴》他更是赞叹不已:“霍达谢维奇写的是全然让人震惊的诗。”

诗集的开篇是《音乐》,而压轴之作是《叙事歌》。开篇之作仿佛是一首田园诗,明媚而又寂静的冬日的早晨,蔚蓝的天空,淡粉色的阳光,体现出诗人当时心态的宁静。但这种短暂的宁静很快为因政治风云变幻而来的不安与忧虑所取代,使其充满了对未来不幸的预感以及诗人为此所经受的心理折磨。诗集的很多篇幅都是对灵魂发出的叩问与呼吁,尾声之作《叙事歌》则是渴望从凡胎的羁绊中得救。

1922年6月22日,未等得及《沉重的竖琴》出版(1923年在德国柏林问世),霍达谢维奇便以出国治病为由逃离俄罗斯。究其实,诗人的逃亡原因有三:一是他不满于当时的新经济政策下的一些举措,公开表白“皇家政权让他反胃和恶心”,给他的未来埋下

了祸根,一如别尔别洛娃回忆所说,他即便自己不走,也会被政府驱逐出境。另则,他精神上的益友勃洛克,尤其是古米廖夫的死,使他惊骇与不解,促成了他逃亡国外的念头。而让他逃亡之举真正付诸实现的是新来的爱情,即女诗人别尔别洛娃的情感攻势与欲与他一起逃离国内的恳求。诗人离开俄罗斯的心情是极其矛盾而复杂的,一方面是恨不得即刻与之诀别,永不回头;另一方面则是难舍难离,一步一回首。这种情绪我们可从他到达柏林后写下的《自述》中窥见一斑:“我有一本六月期的出国护照,我担心又得请求延期,尽管我特别想重见彼得堡,见到那里的朋友,见一见俄罗斯,见一见让人为之憔悴、极其艰难困苦,但又美丽的,如今正让我时时刻刻梦绕魂牵的我的故园。”1诗人与女友别尔别洛娃是挤进一辆货车离开俄罗斯的,在车穿过波兰边境时,他极富寓意地给自己的同伴读了他当时还没有修改好的诗歌草稿《“我出生在莫斯科”》,如同面对还没有完美起来的俄罗斯现实。诗中写道:

……

我,俄罗斯的拖油瓶儿子,自己

尚不知对于波兰我算作什么,

但在不多于八卷本的书中,

那里有我全部的祖国。

你们不得不把脖颈伸进牛轭

生活在流亡与思念之中。

我将我的俄罗斯装进

我的旅行袋一同带走。

……

诗中所说的八卷本指的是普希金八卷本文集,被霍达谢维奇看作是俄罗斯祖国的象征。用别尔别洛娃的话说,几乎是穷诗人霍达谢维奇踏上流亡之路而随身携带的唯一财物。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双重祖国不同诀别的不一样心情,同时也意味着他的双重流亡就此开始。接下来一段的后两行诗堪为出语惊人,素被认为是侨民诗歌的经典名句: “我将我的俄罗斯装进/我的行囊一同带走”,在已沦为或正在沦为侨民的诗人中引起极大轰动,在不同国度的俄侨诗人中掀起了一场情感风暴,这句诗被公认为是侨民诗人对祖国俄罗斯复杂情结的高度概括,被当作座右铭与精神支柱到处吟咏传颂。

他们经里加抵达柏林,永恒流浪者的生活从此开始。寻找工作之艰难,经济收入之微薄,常常使得他们近乎到了沿街乞讨的地步,每天都是阴云当空(见诗《夜晚》),这些遭遇与心情无一不描绘在他侨居之初的诗行中:“春天的呢喃/难以使紧紧封闭的诗行动情”……这些诗不只是紧紧封闭,而是沸腾着哀伤与刻毒,乃至仇恨,以及人生走到尽头的预感。他不断写信给在留苏联的妻子格伦齐昂,诉说他初沦侨民时的不良心态,坚信自己能够重回俄罗斯,自觉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干过什么坏事:“克里姆林宫知道,我不是敌人。”这些信件不断被刊登在莫斯科、彼得堡的报刊上。

唯一能给诗人带来安慰的是他与高尔基合作创办的《交谈》杂志。这一旨在唤起第一次侨民文学浪潮中的作家和科学家同心戮力于沟通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杂志虽不久便夭折,却为霍达谢维奇与高尔基同居一室的近距离相处与相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世间的事往往就这么奇怪,一向锋芒逼人且毫无怜悯之心的霍达谢维奇偏偏在高尔基面前显得知恩图报,乖顺温和,两人相处甚是融洽;而对别的一些诗人,尤其对马雅可夫斯基,则可谓残酷,连诗人的自杀都未能让他的刻毒有所减弱。高尔基自早欣赏霍达谢维奇的译诗,并由此逐渐认识其无盖的诗歌天才,共同合作过程中霍达谢维奇的诗才表现,更让他觉得眼见为实,激起他的激赏之情。在给友人的一系列信件中高尔基都对其赞不绝口。有一封信这样写道:“近期读了许多从俄罗斯寄来的诗作,可不得不为这些作品的内容单调而震惊,并感到困惑不解:‘莫非他们天才的力量恰恰就在这单调之中?阿赫玛托娃的诗单调,勃洛克同样单调,唯有霍达谢维奇的作品丰富多样,然而这对我来说已是极其了不起,经典诗人,真正的大天才’”。还有一封信说:“霍达谢维奇对于我来说,要不可比拟地高于帕斯杰尔纳克,我敢肯定,帕斯杰尔纳克的才华终究要把他逼到霍达谢维奇所走过的艰难道路上,普希金的路上。”^[2]

随后, 1923年底,俄罗斯侨民从柏林向四处分散,霍达谢维奇与别尔别洛娃先后辗转于布拉格、维也纳、罗马、巴黎、伦敦,另

有高尔基寄居的索伦托,于1925年4月落脚巴黎。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强压下写诗的愿望,为《白昼报》《最新新闻》等写文学批评及政治性文章,着意迎合报纸的口味。也就在这一年,他与高尔基分道扬镳,缘起于他在《白昼报》上发表有关贝利法斯特^[3]的文章,其中有对共产党与新生政权的指责。一度诚笃的友谊猝然夭折,越发加重了诗人的孤傲与心态的恶劣,同时,侨民生活的艰难,颠沛流离的生活现状使得他再也无法安定下来,无法去雕琢像《沉重的竖琴》那样的精品来。尽管他的侨民组诗《欧洲之夜》(1922-1926)反响不俗,但霍达谢维奇仍自觉就心理艺术分析的细腻深刻已无法超越《沉重的竖琴》,从而感到前所未有的创作上的失意。恶劣环境与心情恶劣一经结合,便诞生出源源不断的反苏维埃作品与评论文章(其中不少是对斯大林时代的抨击)。这些泄愤刻毒的作品,反映了诗人的过激情绪,并记录了许多不该说的“真话”,从而彻底地关闭了霍达谢维奇返回祖国的大门。

置身国外,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俄罗斯文学的穷途末路。1926年1月,在写给《白昼报》的文章中,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俄罗斯文学不管在那里,还是在这里,都是重病缠身,尽管病的形式各不一样,有时还是两厢对立。在这里,则是脱离了俄罗斯,而在那里,加盖于她的是强制性的故步自封;在这里,语言变得贫乏,而在那里,则是因地方主义而生的语言矫揉造作;在这里,缺乏的是

社会的共鸣,在那里,文学接受着国家警察的命令和‘蠢人的评判’,这些评判以执政阶层的严厉呵斥形式瞬即传到作家耳中;在这里,过于保守,而在那里,对待新出现的事物一如群蝇逐臭,文学变得无选择接受而又粗俗不堪,换得的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就是为一块面包而打斗;这里是疲惫与萎靡,而那里是抽风式的紧张,文学害了热病却又陷身于新经济政策的泥沼里。俄罗斯文学被切一分为二,这两半都感到痛苦,都在受难,只是在这里它不想呻吟——出于高傲(也许这种高傲是虚伪的),而那里的文学甚至是不允许痛苦,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可相互夸耀的。要算计一下,哪一种文学会更快被憋死,则无必要,也不雅观,就这么的吧。但愿上帝让它们都继续生存。”^[4]

等待他的更大不幸是一个个出版社的失去和由此而来的读者的锐减。不久,《白昼报》主编米柳科夫公开宣称,他们的报纸不欢迎霍达谢维奇。而仅凭给《当代札记》一家撰稿,维持不了最低量的生活,经过若干寻找,才得以与《复兴报》合作。好在《诗集》(1927)的出版,为他在巴黎赢得了在国内未曾赢得的荣誉,但这一切对于诗人那颗枯焦的心无疑是杯水车薪,也是他诗歌生命的回光返照。他惊悟,俄罗斯诗歌在国外已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读者和刊登场地的锐减,是俄侨诗歌走向衰竭的致命伤,正如别尔别洛娃所言,大多数侨民诗人的悲剧命运盖源于此。霍达谢维奇这颗诗坛“原子的衰变”无疑意味着俄罗斯第一次侨民文学浪潮步入衰

落。1928年起霍达谢维奇已很少写诗,自30年代始霍达谢维奇几乎辍笔诗坛,至死只发表过四五首诗,且诗写得很短,但值得一说的是,在整个流亡期间他没写过一首质量低劣的诗。霍达谢维奇用形象的语言说:“我认为,我疾病和绝望的最后一次突发是和普希金的分手。”对他个人来说,诗歌同样是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而要想写诗,实可谓“知音少,弦断无人听”,他为此痛苦异常,顿足痛呼:“在这里我不能够,不能够,不能够生存与写作,在那里,我不能够,不能够,不能够生存与写作。”他在给别尔别洛娃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的确,我对侨民生活及其‘精神领袖们’有着超极限的失望,这一点我已经不再隐瞒。”此时的霍达谢维奇,诗人“生命的钟点已经停止”,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评论、历史与回忆录创作,同时还有翻译。但又有谁能想到,这一迫不得已的“转向”却为霍达谢维奇山穷水复的文学命运带来了柳暗花明,有关普希金的若干文论,传记小说《杰尔查文》(1931)、回忆录文集《大坟场》(1939)等一系列散文精品,把“一个绝妙的诗人”(高尔基语)铸就成了“一位真正的俄罗斯散文大师”(维德列语)。

1932年,霍达谢维奇的个人生活再度发生变化,即与第三位妻子别尔别洛娃的友好分手,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正是别尔别洛娃在侨居国外的绝境中给了霍达谢维奇以深爱与理解,这种感情经历在《“几乎无生存与歌吟之必要……”》等诗中可窥见一斑。同时,别尔别洛娃后来为霍达谢维奇文学遗产的开掘与整理,以及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霍达谢维奇的第四位妻子是位犹太人,后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中。在这位妻子的帮助下,霍达谢维奇完成了大量犹太诗人作品的翻译,并汇集成诗选,使得犹太诗歌的翻译总量仅次于他的波兰译诗。

劳累与心境的不顺,加剧了诗人病情的恶化与生命的终结。1936年6月14日是霍达谢维奇的葬礼日,前来吊唁的人虽不多,但人人都明白,一个光辉的名字从此将永远镌刻于俄罗斯文化的纪念碑。

二

霍达谢维奇的“创作离不开现实生活”的艺术主张决定了特殊的人生际遇造就着诗人特殊的性格与特殊的艺术个性。诗人用受难者与抗争者的双重身份体悟与接受现实世界,却又用扭曲的心态和泄怨的情绪来回应与挑战现实世界。诗,自一入围于霍达谢维奇笔下,就成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作一了断的场所”,并实践着诗人“用语言的直义来表达外部事件对心灵的直接反映”的诗学原则。于是,不容于世的诗想挤进诗人的诗行,怪异与倔傲的诗风冲撞着诗行。诗,在霍达谢维奇笔下走上了从内容到形式的不谐与锋芒相向,发泄着诗人“恶毒的爱与温柔的恨”。

与普希金一样,霍达谢维奇的诗是一部独特的精神自传,但与和谐的普希金最大的不同是霍达谢维奇的诗歌世界充满了不宁与不谐;普希金道,“在战斗与黑暗深渊的边缘也有喜悦”,霍达谢维奇则说,“怀着一颗难耐的心灵,一个人甘愿冲向无底的深渊”。看似相似的自白却有着毫不相似的心性,在普希金那里,绝处亦可逢生,寻得和谐,充满乐观昂扬;而在霍达谢维奇笔下,则是以不宁之心求问不谐之境,透着无奈与悲观,怨毒与灰心。霍达谢维奇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城堡,王国,真理的法则,都在消逝”,“生命在流失”。由此,死亡的声音自始至终鸣响在霍达谢维奇的诗中,无不寓示着诗人对“痛苦的濒死”(《早晨》)与生命熄灭(《“我将熄灭……”》)的奔往和对生命的绝望认知(《“我走了……”》)。在诗人笔下,地狱无异于天堂,天堂也就是地狱。何为明,何为暗,何为善,何为恶,何为生,何为死,万事同一。死亡也就是生存之路。就这一层意思而言,象征主义素将上帝与魔鬼,基督与比拉多等同的神话有机地融入霍达谢维奇的诗歌土壤。但同时,死,既是生之必然,其过程无不充满不谐与摧残,对于诗人霍达谢维奇说来,对个人生活予以诗的描写主要是展示死的阴影之下的现实痛苦与精神受难,以此撑展出生与死的外在张力。《神圣的爱情》与《戒指》一并告诉人们,无论你步入人生之峰巅还是情感之深渊,死亡之惨早已候在你的身边。生和死的无意义性与悲剧性使他的诗充满了阴冷与怨毒,但同时“人间得生”的企图(《修士》)与为死伸张正义之愿望(《一幕未完成剧本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