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　第七

[提示]本篇疑点主要有三：一是《乐府》篇的主旨，二是刘勰对乐府的批评，三是乐府的内涵。

[辨疑]

一、《乐府》篇的主旨

刘勰在《明诗》后专篇论“乐府”，从诗和乐的关系角度立论，指出乐府诗“诗声合一”的特点。《乐府》开篇即曰：“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刘勰观点非常明确：乐府是配乐歌唱的诗体，由音乐和歌辞构成，因而与一般诗歌具有了不同。因为乐府是合乐的诗，因而必然涉及“乐”与“诗”。关于《乐府》篇的主旨，一种观点认为：刘氏的“乐心”、“乐体”说，句句不离“乐”字，从表面看来好像他重在论乐(乐曲)，其实强调的乃是“乐心”(歌辞)。另一种观点认为：刘勰的乐府观是声乐合一的，在“诗”与“声”之中又侧重于“声”，主要就乐曲立论，评价配诗的音乐，对于乐府诗的内容，即歌辞的论述则很少涉及。

我们认为，刘勰论文具有朴素的辩证色彩，这在《文心雕龙》通篇都有体现。如《序志》篇从方法论角度指出：“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在《正纬》篇中，刘勰证明纬书不是圣人所做，但并未因此而完全否定纬书，同时指出，纬书虽不是圣人之文，但就文的角度说还是有用的。《明诗》在论述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与规范要求时，颇为辩证地揭示了文体因袭与新变的关系。《知音》篇中反对“各持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的偏执做法。《史传》篇中，既肯定司马迁的“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又对其“爱奇反经之尤”表示不满。因而，《乐府》中论及“乐”与“诗”的关系时，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并不是只强调其一的。刘勰自己就提出了“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主张。一方面强调音乐的作用，指出乐府以声为本，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具有观风识礼的作用。而“乐本心术”，音乐本是人们思想感情的反映，“心术”是感应外物后形成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就产生什么样的心术，有什么样的心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音乐。“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都是很好的例证。“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则体现了音乐具有积极的教化作用，连古代的圣王都非常重视音乐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乐府具有诗声合一的特点，刘勰也强调了组成乐府的歌词的重要性。“诗为乐心”、“八音摛文，树辞为体”。诗歌是音乐的灵魂和主宰，音乐要以诗歌作为主体，好的音乐要配有好的歌词，他从创作上对歌词也提出了要求：即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意即要端正歌词的体制，不能“失本”、“失体”。刘勰同时指出了歌辞不合体制、不合要求的后果“怨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如果“诗声俱郑”则更加恶劣。

究其实质，诗与乐的相互关系，是情与采的相互关系，亦即文与质、表与里、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范文澜说：“表谓乐体，里谓乐心。”刘勰论文一贯主张“文附质”、“质待文”，使“华实相扶”，强调“情固先辞”、“述志为本”、“为情而造文”。《乐府》篇亦如此，刘勰没有将诗与乐割裂，而是强调了二者的紧密联系：浮靡不正的歌辞配上乐曲，就不可能产生雅正的音乐；“辞繁难节”的歌辞不符合配曲的特点，那也会“事谢丝管”，而不能借助音乐之风力，传之久远了。因此，诗与乐是合而为一，不可分割的，就像心和体的相互依存，互为基础。

二、刘勰对乐府的批评

有学者认为，在刘勰看来，秦、汉以下的乐曲和歌词都是丽而不经、靡而非典的“溺音”、“淫乐”，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刘勰对乐府民歌的轻视是他的保守思想的一次大暴露……刘勰对待乐府诗的态度究竟如何，他是怎样评价乐府诗的？

《乐府》所论的不是一般的诗歌，而是配乐演唱的乐府诗，特别是被朝廷音乐机关所采撷加工的配乐诗歌。在儒家文艺观点中，崇雅黜郑的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六朝也是如此。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要求音乐体现中正平和，杜绝淫滥。由于乐府诗的诗声合一特点，故而配乐的歌词也应中正平和，不能情感激荡、哀思婉转，破坏了中和之美。刘勰批评曹氏父子的诗“淫荡”、“哀思”就是缘于此。他对待曹氏父子诗歌态度不同的真正原因是评价诗歌的标准不同，从文学角度看，他在《明诗》、《时序》中都称道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梗概而多气”，强调了建安诗歌直抒胸臆、富于情感力量，肯定了以情感动人的优点。《乐府》中主要是从音乐角度立论，旨在强调乐府诗声合一，乐曲中正平和，与之相配的歌词也应具有中正平和之美，此外音乐还要发挥积极的教化作用。而魏之三祖之作，“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曹氏致力于乐府诗歌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对古乐府作了改造，特别体现在音乐节奏上，所以刘勰说“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脱离了中正平和。当感慨雅乐一去不复时，刘勰对曹氏父子的乐府诗给予了批评，称其为“郑声”，单纯从诗歌欣赏角度而论，则认为其慷慨动人，多有佳篇。这也再次说明刘勰以先秦雅乐为标准，强调乐府肩负的教化功用，这与其创作主旨是相同的。

刘勰作《乐府》的目的和出发点，纪昀一语道破“务塞淫滥”四字为一篇之纲领”；黄侃《札记》也说“彦和此篇大旨，在于止节淫滥”。刘勰言乐府的流变时说“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他看到了当时存在的“怨诗诀绝，淫辞在曲”的令人堪忧状况，歌词突破了“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规范，乐曲也逐渐趋向悦人耳目，已非雅乐所规定的教化功能，不再是中和之响，而且“诗声俱郑”了。刘勰作《乐府》，主要是在慨叹雅乐衰微、俗乐兴盛。从文学发展史来看，刘勰所反对的华靡不经，抒写声色之好的乐府趋向正是当时的一股难以抵挡的潮流，乐府诗正背离初衷而发生转变，由原先重于教化流于个人情趣的抒发。这与他写作《文心雕龙》要纠正讹滥的形式主义文风宗旨是相通的。刘勰批评《桂华》、《赤雁》“靡而非典，丽而不经”，主要是从乐曲立论，他批评的是《桂华》、《赤雁》采用的并非古乐。《桂华》属于《安世房中歌》，其曲调杂用了当时的民间楚声。《赤雁》属于《郊祀歌》，当时已被视作新声曲。因此，在刘勰看来，不论是《安世房中歌》还是《郊祀歌》，与先秦雅乐相比，本质上都是“郑声”而非雅乐。刘勰有感当时乐府讹滥的现状，因而对三曹乃至两汉的一些乐府民歌态度有些偏激，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决定了刘勰的乐府观。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做了高度评价：“证以后世通人评骘之语，亦足见舍人衡鉴之精。”他肯定了刘勰论乐府崇雅斥郑的原则，深得《乐府》一篇的主旨。事实上，刘勰也注意到“讴吟坰野”的民歌，可以“觇风于盛衰，鉴微于兴废”，这种认识是有进步意义的，也体现《乐府》的价值和刘勰的价值观。

刘勰推崇雅乐，反对靡丽，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他是固守周代雅乐，具有强烈的保守思想。他判定乐府雅俗的标准，始终围绕着音乐和歌辞本身，是在提倡乐府的教化功能和观风作用。贯穿《乐府》的中心，是基于慨叹周代雅乐的衰微，俗乐的兴盛。篇中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例如对西汉乐府、三祖乐歌，都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而且是从乐府“诗声合一”这样的特殊性视角进行评论，这就导致了有些观点看似矛盾或者近乎保守。究其实质，刘勰对乐府的态度，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三、乐府的内涵

乐府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并且是随着文字的发展历史而衍化、演变的。《文心雕龙·乐府》所论只是其多种含义中的一种，下面对《乐府》的含义进行辨析。

刘勰文体论部分，所论述的文体都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原始以表末”，叙述文体的起源和流变；二是“释名以章义”，解释文体名称的由来及其意义；三是“选文以定篇”，选出有代表性的例文以证所论文体的内涵；四是“敷理以举统”，归纳该文体的写作特点和写作要求。《乐府》也包含了以上主要内容。让我们看到他所论的乐府的演变过程及其含义。

“乐府”一词，最初的意思是指汉朝设立的一种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乐指音乐，府指官府。《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由此可见，乐府机构的设立始于汉武帝刘彻，它的职责是广采全国各地歌谣，反映民间“缘事而发”的哀乐之情，以了解世风民俗之薄厚。可以想见，光武帝刘秀的“广求民瘼，观纳风谣”理应是承袭祖制，借乐府机构得到的。及至魏晋时期，仍有乐府机构，供朝廷在祭祀、朝会、宴会时使用。

由于乐府机构承担着采集民歌和文人诗作加以整理，并为之编制乐曲，教习乐工，应需演出的任务，因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就渐渐把汉乐府机构中收藏的、被汉朝人称之为“歌诗”的配乐歌词，统称为乐府诗，简称为乐府。这样，“乐府”一词就由官方的音乐机构，演变成为一种诗与乐合而为一的文体名称了。

到了唐朝，诗歌与音乐疏离，成为一种特定的文体。但由于诗人们赏识两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批判现实的讽喻作用，所以就把自己含有讽喻而又不合乐的诗作，也称之为乐府，如白居易的《新乐府》、元稹的《新题乐府》、皮日休的《正乐府》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宋元以降，词、曲、戏曲都能配以音乐，并非都具有讽喻性，却也有人称为乐府，如元代散曲家乔梦符说：“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但这从其源流、内容、形式、格调等诸方面来看，已经与刘勰所论之乐府越来越远了，不能相提并论。(王凤英　执笔)

[原文]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及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心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及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簧，气变金竹。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典，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至宣帝雅诗，颇效鹿鸣；逮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暨后郊庙，惟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张华新篇，亦充庭万。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悬，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磬，后人验其铜尺，和乐之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

若夫艳歌婉娈，怨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子建士衡，亟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至于轩岐鼓吹，汉世铙挽，虽戎丧殊事，而并总入乐府，缪韦所改，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序乐篇，以标区界。

赞曰：八音摛文，树辞为体。讴吟坰野，金石云陛。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