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厕身儒林

在黄宗羲八十六年的人生之旅中，抗清事业的终结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如果从1653年浙东抗清事业的消沉算起，这一年黄宗羲44岁，恰好走到了人生的中点。故国的恢复已然无望，然而兴亡之理的探究、故国文明的保存、未来理想的设计，这些天崩地解之大时代的叩问，都需要亲历其中的人们去痛定思痛，做一番深沉而痛彻的思考。由此，恢复故国的一腔热血，开始化作冷静严肃的反省，促使从青年时代的党人、游侠一路走来的黄宗羲，开始了“厕身儒林”的学者转向。

也正是在1653年，黄宗羲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留书》，从政治、兵制、田制、科举、史学、文化等方面，展开了对于明代覆亡的初步思考，奠定了其政治思想的基础。十年之后，以《明夷待访录》的写就为标志，其对于秦以降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结与批判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黄宗羲现存著作中，《明夷待访录》无疑是最广为人知的，这部完成于康熙二年(1663)的著作，从政治原理、君臣职分、宰相、学校、取士、赋税、兵役、货币制度等各个方面，对传统社会政治体制作了全面、透彻的反思与批判，并给出了一套以限制君权、提升士权、以民为本、重视法治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政治改革方案。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巨人顾炎武，读罢《待访录》后曾谓：“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

《明夷待访录》卷首题辞云：

余尝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以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

黄宗羲的这段题辞中透露了一段颇有意味的讯息。《明夷待访录》创作前数年，黄宗羲习得元末明初人胡翰的“十二运”之说。根据这种由《周易》象术推演而来的历史演化论，自周敬王甲子(前477)以降两千一百六十年皆为衰世，此后方能由乱转治，交入“大壮”之运。推其年数，则正在1683年，也就是《待访录》成书二十年之后。就思想而言，黄宗羲并不是宿命论和神秘主义者，然而十二运说透露的“由乱转治”的历史转折希望，无疑在抗清失败的人生低潮中带给他极大的精神鼓舞。“明夷”取自周易卦象，“明夷卦离下坤上，离为日，坤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明夷”二字，正象征着黎明前的黑暗与行将到来的曙光。

明代之覆亡，在于制度的败坏，也在于世道人心的崩解。《明夷待访录》标志着黄宗羲政制思考的成熟，此后，他的学术重心开始转向道德人心的重整。在经历了世变磨难的洗礼后，先师刘宗周的道德性命之教，此时乃得以重新进入他的学术与生命。黄宗羲尝谓，“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自康熙三年(1664)起，黄宗羲开始系统研读、编辑、刊刻刘宗周遗稿，并在越、甬两地证人书院讲授师说。大约在康熙七年(1668)，他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孟子师说》完成。借助对《孟子》的诠释，黄宗羲一方面深化了《待访录》的思想，尤其是在政治伦理、历史哲学等方面予以补充；另一方面则以刘宗周思想为基础，对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代表的宋明心性之学传统展开批判与重建。

大致在完成《孟子师说》的同一年，黄宗羲开始了《明儒学案》的撰著。顾名思义，《明儒学案》首先是对明代理学思想史的系统梳理，整部《学案》共计62卷，收录明儒两百余位，按学派分列，每人各附小传一篇，概述其生平事略与思想要旨，并附录重要思想文献于后。从现代学术分类视角看，《明儒学案》似乎是一部系统的明代儒学史，不过，若就黄宗羲撰写是书的目的而言，其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明代儒学思想史的整理。《明儒学案序》云：

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体变动不居。若执成定局，终是受用不得。此无他，修德而后可讲学，今讲学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

习学思辨，最终须以“修德”为目的。《学案》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对明代诸儒学脉与为学宗旨的条陈，令学者自觅为学之方与修德之径，将理学从“懵懂精神，冒人糟粕”的末流格套中解放出来，成为能够真正塑造士人精神的修己成德之道。

从学案体这一体裁中，也可以看出《明儒学案》的另一重要特质，即学贵自得的思想精神。《明儒学案发凡》云：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

学案本身不为学者作选择判断，而使之通过比较来自由选择适合自身的为学方案，其学术态度是开放而非专断的，这一学风所塑造的，是一种自立而包容的道德人格。

大致在撰写《明儒学案》的同时，黄宗羲也在进行着另一项文化保存工作，即明代文选的编纂。至康熙十四年(1675)，编成《明文案》二百零七卷。在此基础上，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进一步扩编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文章者，一代士风精神之表现，黄宗羲对于明代文风的批评，一方面在于科举时文功利习气的戕害，“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另一方面，也在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思潮注重形式化的复古而忽视了文章的载道内涵，“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黄宗羲主张诗应抒写至情、感物而动，文章是个体精神之所寓，必志于道、本于学而发乎情。其对于明代文章的保存整理与诗论文论的建构，同样是在一种重整文脉的文化系统意义上展开的。

1. (明)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98页。
2.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页。
3. (唐)李贤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1484页。
4. (明)黄宗羲：《恽仲升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5.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6.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页。
7. (明)黄宗羲：《明文案序上》，《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8. (明)黄宗羲：《明文案序下》，《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