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施反被无畏施

病后养病，为求内心的柔劲清平，开始看一些宗教散书，包括佛学禅理。零星知道布施有三：财施、法施、无畏施。于财施，我俨然是个被施者。法施暂且还无余心力，因为我只是刚刚开始尝试了解的阶段。而无畏施，我想，我总是可以做无畏施的吧。但凡困境里的人，看到我的处境，便会从内心深处分泌出一种小巫见大巫的甜，从而觉得自己的苦不算什么，自己的痛也不算什么，自己正在经历的那些如山挫折其实无非蚁丘而已。

我很愿意做无畏施，因为无畏施不会让我现实中更痛苦，反而会带来很多精神的欣慰与安悦。同为世人，若是有人从我的苦难里得到无畏，那么我这份痛也算没有白痛。

于是，我在勉强可以出门的昨天，决定去看梅。

梅是我朋友杨的爱人。我在挪威求学的时候，学者和学生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自由社会圈子，虽然我是已婚博士妇女，但总混在单身硕士里，和杨交往甚少。直到有次接妈妈去欧洲，才多少以家庭单位参与博士学者的家庭聚会，开始和杨结识交往。因突然发现杨梅夫妇居然是光头的校友兼师兄师姐，一见如故。2007年我回挪威答辩，没有申请到短期的学生宿舍，寄宿在杨梅家几近月余，和他们一家三口相处如同家人。

去年7月，因为家人全部感冒，我被迫逃去位于花桥的朋友的别墅里休养。突然接到杨的电话，说他们回国夏休来上海，要来探我，等我回上海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不过当我回上海找他们时，梅稍微有点咳嗽，不敢成行。我盼啊盼，盼他们来看我，哪里想到盼来的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梅去查咳嗽，查出了胸腺癌，幸运的是早期。

梅给了我一个晴天霹雳。后来我和其他朋友谈及这种旱地惊雷的感受，朋友大笑：“你的病难道不是在我们被窝里炸二踢脚？”

梅是个强汉，葡萄牙的博士，身形不高，但是估计吃欧洲牛排太多了，壮实得不像中国人。性格也强，和我很像，但是比我更强，事业心更强，强到我看不懂。

“弓虽强，石更硬”，无语问苍天，难道这就是命吗？

梅和我似乎走了差不多的路子，在同样的时间段去走了极端的治疗方式。不同在于我们走的是两个极端，他是世界先进科技，我是中国传统中医。相同在于由于盲信，我们遭了不同的黑手，弄得奄奄一息，都进了鬼门关。然而弓强石硬，强大的内心有强大的未来，上天艰难地点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都折回来，继续自己的人生。

他的治疗后遗症是重症肌无力。无力到不是说不能扛大米爬云梯，而是无力到不能走路说话；无力到自己不能吃饭，只能从鼻子里插胃管用针筒打流质进去；无力到自己不能喘气，要在喉咙打个洞，用呼吸机呼吸；无力到自己的心脏不足以一次压给自己足够的血液；无力到自己供给自己生存的能力受到挑战。

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之前几次嚷着要去看梅，都被家人严厉的眼光封死。光头一个人去看杨梅夫妇回来，我问情况如何。光头苦笑说：“杨那么弱小的女人，居然那么坚强。可能她也想哭，我看到她的泪在眼里打转。可是你知道她面对的是我，所以哭不得笑不得，相对无言，只好两个人相互拍着肩膀鼓劲。”

两个苦命人，不知无人处，多少泪千行。

我们的挪威运输大队长化枫来沪，地勤老邱接她从机场直奔我处运输物资，然后送物资去梅的医院。我搭便车去看梅，不为别的，我要去给老哥无畏施，多说无用，别人说千句，不如我去见一面。

颤颤巍巍地下楼，老邱吭哧吭哧地把我和我的轮椅塞进了他的车，晃晃悠悠从杨浦开到华山医院，然后哐唧哐唧地上了十五楼，然后看到了瘦成一把骨头、喉咙上还有个血洞、说话瓮声瓮气的梅大哥。

似乎很多人不会料想到我和梅两个人见面的反应。我们哈哈大笑，同时跷大拇哥给对方：“没事的，咱挺得住！”也许更多人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对话喷饭，万水千山只等闲，但是如此对癌症死神只等闲的两个极品，居然在监护器呼吸机林立的房间里讲笑话。更多人不会明白，我们两个的谈笑深处埋藏着多少不能言表的无声叹息。上一次见面，我和梅两个是多么风华正茂，像振翅云霄的鹰隼，挥着翅膀相约下次的冲天。这次的相逢，是灰头土脸被命运按在尘土里依然微笑的土鸡之间的问候。

然而，谁又在乎做鹰隼还是土鸡？我和梅曾经都以为幸福一定要飞到云端才能得到，一剑在手快意恩仇，殊不知泥土里才是真正踏实、坦然、温暖的幸福。我们一个躺在病床里，一个坐在轮椅上，却笑得比以往更加幸福和舒展。最真实地活着，拥有最真实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体味着最真实最质朴的来自内心的温软。

浮云里，看到的只有浮云。而浮云仅仅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