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途航道^[1]

破相的男人/深深浅浅的黑色/差劲的旅客/抽烟斗的人/学生/准备抵达西印度群岛/道义上的胜利/盛装打扮，如同去教堂/种植园，繁荣，衰落/“你知道斯劳巴克斯吗？”/作者遇到麻烦/互致问候/烟斗哥惹麻烦/一瓶白兰地/第二乐园

和我同坐一节车厢的有几位绅士，还有准备归队的军官、返乡做生意的种植园主、身背来复枪子弹匣去猎杀短吻鳄的年轻猎人……诸般人等与我一样，前去搭乘开往西印度群岛的邮船。上年纪的人在谈论蔗糖、收成和群岛的经济崩溃。

——J.A.弗劳德《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1887）

滑铁卢的港口联运列车站台上挤满了移民模样的西印度人，我不禁庆幸自己是坐头等舱去西印度群岛。头等舱的票价并不贵，九十四英镑，这些钱在法国轮船上只够买个二等舱的座位，但在西班牙移民船“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上，用这个价钱我却搞到一个单间。

虽说站台上的大多数人和车厢里的一些人并不乘火车去南安普顿，可我进的那个车厢依然人满为患。一个留着纳京高^[2]发型的男人逗着坐在他膝头的戴帽子的胖娃娃，那娃娃打扮得像件包装精美的礼物：浑身都是缎带和荷叶边，嘴里含着塞子般的橡胶奶嘴，而那下垂的嘴角上滴答着的口水，堪称点睛之笔。两位头戴呢帽的女士颓然倚窗而坐，她们身穿薄纱般的连衣裙，内罩艳粉色缎子衬裙，腿上穿着粉红长筒袜，脸上的脂粉已经溶化得斑驳陆离，油亮的大手攥着皱巴巴的绣花小手绢。她们表情拘谨，郁郁寡欢。货架上、地板上放着盛食物和婴儿用品的篮子。

抱孩子的男人正向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讲述伦敦生活的艰辛。

“就像电视上推销的斯托克人造黄油，”他说，“有几个人能说出它跟真黄油的区别，又有几个人真的关心你哪！”

他的语速缓慢，口气漫不经心。坐在窗边的女人凝视着窗外，一言不发。那脸蛋儿胖嘟嘟的婴儿瞪着大眼睛，淌着口水。伦敦在列车两侧飞掠而过：房屋的污秽后墙、公共汽车的红色车顶、崭新夺目的广告、小店的招牌、穿白色工作服站在梯子上的男人。一幕幕画面已恍若记忆。在这片我们已经割舍的应许之地，列车不过是上午的一种噪音而已。

“喂，我给你讲过那个工头吗？”他不紧不慢地说。现在毕竟在火车上，不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有一天他说：‘黑子，过来一下。’我盯着他说：‘好啊，这就来。’我走过去，啪地一拳，直把他从玻璃窗打飞出去。”他并没有抬手比画，依然逗弄着膝头的孩子。

你能看到装婴儿用品的篮子里那些属于英国的东西，几分钟前还稀松平常，这会儿却成了旅行者的标记和纪念品：一瓶葡萄适、一个塑料奶瓶（在西印度群岛，人们会用小朗姆酒瓶当奶瓶）、一盒婴儿爽身粉。

“啪！一家伙就打到玻璃窗外去了。”

检票员推开车厢门，他上了年纪，个子很高。在这趟列车上他算是外国人，可他的态度中立；就算在布莱顿的火车上他也会是这个样子。

“谢天谢地，幸亏那天我手里没拎着扳手，不然我今天也不可能抱着孩子坐在这趟车上了。”

检票员查票，打孔，随手把门拉上。

一个相貌丑陋的大个子黑人从隔壁车厢走进走廊，透过他那条松松垮垮的薄裤子可以看到长度不合比例的大腿。他肩背宽阔，肩膀厚得极不自然，看上去像驼背，使他整个人显得不堪一击。他身上那件浅灰色夹克又大又肥，像件短大衣；黄色的衬衣很脏，磨破边的领口敞着扣子；领带歪歪扭扭地耷拉着。他走向窗户，打开通风口，把脸探出去，脑袋向左微微一侧，吐了口唾沫。那张脸生得十分怪异，半边脸像是被砸扁了；一只眼睛眯缝着，厚嘴唇簇成一圈肿胀的瘤子；那只巨大的鼻子也是扭曲变形的。当他缓缓张开嘴吐唾沫的时候，那脸变得更加畸形。他吐唾沫的动作很慢，断断续续，淋淋拉拉。当他把脸缩回来时，他的目光和我的碰上了。

我感觉自己勾起了他的敌意，此后我再也躲不开这个破了相的黑人。去卫生间时，我们的目光又遇上两次。我去找餐车时，看到了他。列车上没有餐车。回来的路上，我又看到他。他身旁坐着一个比他瘦小得多的黑人，也穿着浅灰色外套，一对空茫的大眼活像煮熟的鸡蛋，长胳膊长手，拳头笨拙地攥着，搁在膝头。他的裤子太短，紧巴巴地缩上去，裤脚离袜子好几英寸远，使他看上去像一个长高后仍然穿着以前衣裳的男孩。他的嘴张着。和他们同一车厢的还有一个体格像摔跤手的黑人和两个白人小伙子：一胖一瘦，都是秃顶，穿着崭新的运动夹克和裤缝笔挺的法兰绒裤子。

我们车厢里的婴儿正在吃饭。小娃娃流着鼻涕，嘴角淌着汤汤水水；嘴里呼噜呼噜、吧唧吧唧地响着，还老是打嗝。

“‘怎么着，你想要房租？’”喂孩子的男人正说着，“‘我告诉你，就按以前的房租，一分不多。’他说：‘黑子，我是上来收房租的，不然你就给我从这房子里滚蛋。’我盯着他，说：‘好啊，白老爷，上来吧。’他爬上来。我咣！给了他一脚，他就顺着楼梯扑通扑通滚了下去。”

“上星期我打那儿经过。他竖了一个牌子，上面用绿漆写着：有色人种勿入。绿漆写的。伙计，我告诉你，就像斯托克黄油广告一样。”

车抵南安普顿，客流愈稀。留着纳京高发型的男人只是来为妻儿送行的；他自己还要留下应对气势汹汹的房东和工头，还有“有色人种勿入”的牌子。

我们被引到远洋码头上一个不怎么豪华的候船厅，紧邻火车站的车棚，幽暗隐蔽，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当天上午乘“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抵达的移民：密密麻麻肤色各异的一大群人被圈在木头护栏里面，鸦雀无声，仿佛是被关在玻璃后面。我们站在门口向里张望，没人踏出游客候船厅进入移民等候区。那些凝视的眼睛流露出关注、不满、怜悯、嘲弄的神色，老油子们打量着新来者的穿着打扮，与他们当年刚入境时的装束大同小异：白色薄法兰绒裤子、热带风格的天蓝色西装、宽肩夹克、长裙，还有那些宽檐呢帽，这些并不为西印度人熟知的服饰，却被赴英的西印度移民当成是时尚的。廉价的纸板行李箱上标着复杂的地址，最后都是大大的“ENGLAND（英格兰）”。他们在暗影中一动不动地站着，穿深色制服的搬运工和铁路工作人员在周围匆匆来去。一片寂静。

那个破相的黑人站在候船厅中央，他身材魁梧，如同一根图腾柱。站在他身旁的是那个裤子很短、手长胳膊长的矮个子黑人，他不时扭一扭脖子，眼神却一成不变，嘴巴张着，嘴角耷拉着，一双笨拙的大手微微握着拳。那个英国胖子给破相的男人递上一支雪茄，替他点上火。这举动显得颇为殷勤，我不禁好奇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依然鸦雀无声，同外面的移民一样沉默不语。可此时谣言开始满天飞：有七百、一千、一千二百名移民已经搭乘“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抵达；他们将由两列火车运到伦敦，然后奔赴各自的目的地——那些地址都骄傲地写在那群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提着的手提箱上。

“你不会喜欢和西印度人一起旅行的，”旅行社的人说过，“那些人下船的时候，连码头工人都要作呕。英国码头工人什么没见识过，能让他们作呕，那可不一般。”

“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的状况的确触目惊心。七百名移民下船后，船员来不及打扫。油漆斑驳，金属生锈。我所在的头等舱十分逼仄，我只能在床铺上打开箱子；地上尽是灰尘和绒毛。水壶里的水浑浊不堪，热水管不出水，电灯不亮。我按铃叫服务员，等了很久服务员才露面，他看上去老迈疲惫，我竟有些后悔打扰他老人家，便只提了电灯和水垢的问题，不料他却狡辩，于是我也不让步，告诉他没有热水。

“马上，就来。^[3]”他说。

这话比“明天^[4]”紧迫。可后来我经过他的小隔间时，看见他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呢。

好处还是有一个。在这艘离境的船上，坐头等舱的旅客不多，当船沿索伦特海峡行驶时，站在甲板护栏旁的那群人大多是经济舱的旅客。开餐锣一响，他们便消失在甲板下的餐厅里。头等舱旅客算上我只有九个人，大家在简陋的大餐厅一角分三桌坐下。

一个上年纪的有色人种男人一落座就开了腔：“我说，这些多巴哥黑家伙，有不少人脑子贼好使呢。”

这是在西印度，“黑”的含义更加精确。我是对黑色深浅颇有眼力的人，这个男人那样说没有风险。他自己是欧非混血，五官和肤色更接近欧洲人。同桌男女没有一个黑人。据说那个男人的妻子是西班牙人。克莱亚是来自英属圭亚那的葡萄牙人。菲利普来自特立尼达，在那里有桩“小生意”，他可能是白人、葡萄牙人、有色人种，或是犹太人。

“好多英属圭亚那黑人也不蠢。”克莱亚说。

人们对特立尼达、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黑人的智商评论一番，然后开始打听有没有共同认识的人。克莱亚和菲利普还真有，是二十年代曾在西印度群岛举行巡回赛的足球队里的人。

克莱亚是个瘦小秃顶的男人，尖尖的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牙已经掉光了。但他以前做过羊倌，讲起话来声如洪钟。

“你还记得斯基皮吗？”他问道。

“想不起上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了。”菲利普答道。

“咳，反正你再也见不到他了。这兔崽子得了胸膜炎，死啦。还有弗兰基、博迪、罗伊·威廉斯，统统死翘翘啦。”

餐厅服务员是个中年人，一张哭丧脸，不会说英语。

“可是我给你说啊，”克莱亚粗门大嗓地说，“我得在这船上待十四天呢。想想吧，伙计，想想。我想要些西红柿，你们有吧？西红柿。我肚子出了点问题。”他向我们解释，“西红柿，懂吗？我，想要，西红柿。我想要西红柿。真搞不懂他们从哪儿挑了这些不会说英语的人。”

那位西班牙太太不会说西班牙语；克莱亚自己也不会说葡萄牙语。西印度人说英语，一遇到外国人，他们便摆出所有英语民族的那种语言傲慢。

旁边桌上坐的是一对来自爱尔兰的小两口和一位英国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很郁闷，她本以为“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是艘旅游客轮，还订了往返船票。可她刚听人说，这艘船是去西印度群岛的，还要接上七百名移民。

下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老服务员拿着扫帚和簸箕从我船舱里出来。他微微一笑，颤巍巍地走开了。然而地上依然很脏，床铺下面的一团团绒毛还在滚来滚去。可我也不能抱怨，电灯总算亮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克莱亚吵醒了。他住在我对面的船舱。他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裤子就走进我的船舱。他没戴眼镜，一张小瘦脸很憔悴，胡子茬也开始冒出来，稀疏的头发东倒西歪。他抱着自己的肩膀。

“嘿，伙计，睡得好吗？给我一支烟吧。”他从我手中接过烟点上，“我说，看样子你睡得不错呀。老天爷，我这一夜可倒霉透了。不想太早打扰你的，以为你还睡着呢。可我的箱子打不开了。我的睡衣、肥皂、剃刀和胃药，每件该死的东西都锁在那箱子里。你想帮我试一下吗？”

那个帆布手提箱塞得挺挺的，胀鼓鼓的。克莱亚当初竟能把它扣上，也真是个奇迹。

我试着钥匙，他坐在床上说：“这些该死的钥匙我都试过了。”

最后克莱亚跳上箱子，我拧钥匙，总算打开了。

“伙计，太感谢啦！太感谢啦！哎，但愿我别感冒，你带没带胃药和感冒药？这肚子可把我折腾得够呛。都怪那该死的西班牙食物。我这是头一回坐西班牙船，这辈子我也不会再坐第二回了。”

整个上午都能听到他在厕所外面啪嗒啪嗒地徘徊，抽着烟，耷拉着脑袋，仿佛在沉思默想。他领带歪斜，眼镜滑到鼻梁半截，双手揣在衣兜里。我一出去，他就向我汇报进展。

“快了，快了，我觉着快出来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午饭点，他晕船了。

我把这事向同桌吃饭的人汇报了。

“他今早五点钟就把我吵醒，问我要胃药。”菲利普说。

那个有色人种男人麦凯先生说：“我们这趟船上还有两个疯子呢。黑家伙。今天上午我跟他们的看护聊过。看护是白人，英国政府出钱给他们买的往返船票。”

菲利普接茬道：“我看见他们在那儿溜达来着。真是滑稽。但那些专门关押别人的人，你总能看出来。他们走路的样子很特别。你注意过吗？”

“你瞧这些黑家伙，到了英国，把这国家搞得臭气熏天。”麦凯先生说，“我是说，黑人要想发神经，待在自己国家发好了。”

他们谈起特立尼达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电话工人罢工。麦凯先生说这次罢工是种族事件。说到这件事，他动了情，突然间又把自己看成黑人。他已经老了，从来没有升到高层，上司都是从英国派过来的。

“你知道，都是这些葡萄牙人惹的麻烦。”他说，“他们自己的手在臭烘烘的咸鱼桶里搅和，还老说黑鬼这个、苦力那个什么的。”

“我想这船上有个名单，”菲利普说，“到阳光甲板上看看去。”

“我得说我没兴趣去看那些救生艇。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们都得完蛋。等船一到亚速尔群岛我就给自己和太太买意外保险。我想，在亚速尔群岛可以买保险吧？”

“可是孩子他爸，你不会说那儿的话呀！”麦凯太太说。

“哦，他们说什么话？某种葡萄牙方言？”

“差不多吧，”菲利普说，“但我可以帮你。”

“怎么，你懂葡萄牙语？”

“以前我们在家里说。”菲利普答道。

果然，菲利普是葡萄牙人。

麦凯先生不吭气了。他盯着那盘西班牙食物，表情很不舒服。

菲利普轻快地说：“这特立尼达越来越像美国了，这些个罢工啊、抢劫啊什么的。你听说了吗？警察抓住一个家伙，他把八万三千块钱的钞票塞进一只五斗橱里了。”

麦凯先生后来又说起去亚速尔群岛买保险的事。此后的旅途中，他只谈黑人，绝口不提葡萄牙人和其他人。这让他的风格很受束缚。但在西印度群岛就和在上流社会一样，你必须完全搞清楚同伴是谁才可以开口：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何方神圣有瓜葛。

天气和煦，在下舱憋了一两天的经济舱旅客，此时似乎一个个或一对对地冒出来，晒着太阳。那两个精神病患者也和看护一起出来。有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年轻浸礼会传教士，他是第一次去西印度群岛任圣职，出于责任感选择了经济舱。他边读大部头的神学著作边记笔记。一位年约八旬的黑人老太太穿着扎眼的旧衣服，欢快而好奇地走来走去。当年她离开圣基茨岛去英国找工作，有传言说，她返乡的船票由英国政府买单。

因为旅客人数少，船上的阶级分界就被忽略了。一个来自英属圭亚那的印度屠夫上午下午都在头等舱甲板上溜达。一个高大英俊的黑人也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一走几个小时，跟谁都不搭话。他吸着一只极小的烟斗，拿着平装书《十诫》，同名电影的原著。麦凯先生说，这个人在英国得了精神病，应他自己的要求，英国政府遣送他返乡，路费也由英国政府承担。

我们扎进经济舱的人堆里，回来时都带了故事。

那位图书管理员塔尔小姐回来时闷闷不乐。她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离开英国，是因为她没办法为自己和宝宝找到栖身之所。塔尔小姐说：“孩子一出生，母子俩就被房东扫地出门，房东还竖起一块大牌子，用绿漆写着：有色人种勿入。难道偌大一个英格兰容不下一对母子？”

“他们容的人已经不少啦。”麦凯先生答道。

“我真不明白，你们西印度人好像满不在乎。”

“宽容啊什么的，说说还可以，”麦凯先生说，“但是你们很多英国人都忘了，有一种黑人——像牙买加人——其实只是动物。”

“可这女人不是牙买加人啊。”塔尔小姐有点让步了。

“这些黑人啊，不少人都把英国人给惹毛了。”麦凯先生说到此，打住话头。他像所有善良的西印度人一样，不愿听人家说英国不好。

我自己遇到的是一个棕色皮肤的格林纳达人，三十三岁，长得膘肥体壮。他说他在格林纳达有十个孩子，他们身处各地，生母各异。他当年背井离乡奔赴英国，就是为了甩掉他们。可后来他的想法变了，觉得应该回去正视自己的责任。他甚至觉得该成家了。至于同哪一个结婚，他还没拿定主意，但很可能是和他最小孩子的妈妈。他很喜爱这个孩子；对其他孩子他都没有感情。我问他，那你干吗生那么多呢，难道格林纳达没有避孕措施吗？他愤然答道，他可是罗马天主教徒。此后的旅途中他再也不搭理我。

我们贸然闯入经济舱旅客中，有人带回故事，有人还掳回人口。克莱亚掳回来的是一个来自英属圭亚那的印度男孩，名叫克里帕尔·辛格。这孩子太讨人喜欢了，于是大家约他一起喝茶。

麦凯太太翻来覆去地说：“好帅，好白净啊！”

克莱亚说：“这孩子来自英属圭亚那最好的人家。你没听说过？土产生意巨头，辛格兄弟公司，好家伙，辛格三兄弟呀。”

克里帕尔·辛格看起来谦恭有礼，言谈举止也证明克莱亚说的不假，只是他不想自吹自擂。他身材高挑，五官俊秀，嘴唇如同女孩般娇柔，吸烟的姿势紧张中透着优雅。

“克里帕尔，给我讲讲你家里的情况吧！”克莱亚说。

克里帕尔稍稍欠身，给大家递烟。他酒意微醺，克莱亚也是醺然欲醉。

“你得知道，他们不是生产土产的，”克莱亚边接过克里帕尔递过的烟边说道，“他们只做买卖。克里帕尔，给大家讲讲。”

“好白净啊！”麦凯太太说。

此后的旅途中，除了回经济舱吃饭睡觉，克里帕尔一直泡在头等舱。他在经济舱找不到合适的人陪他喝酒；与他同住的是一个令他深恶痛绝的英属圭亚那屠夫。

“那人说、说他是去英国度假的，”想起那屠夫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的情景，他说，“可他七、七个星期都是靠领、领救济金过来的。”

克里帕尔自己是去英国求学。游学英伦是西印度青年，尤其是富家子弟的奇特行为之一，可以一直持续到壮年。克里帕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悉心钻研，直到有一天，他父亲惊觉开销之大，便召他回国成家立业。他的学业已经接近尾声，坐经济舱回国是他最后一次花家里的钱。

一天早上，刚离开亚速尔群岛不久，我发现克莱亚兴致很高。

“怎么着，怎么着，伙计？你这兔崽子，竟然从来没告诉我你还是个文化人呢。走，咱们去喝一杯。”

克莱亚遇上我算是走运。他晕船，我有抗吐剂；他头疼，我有第斯普林止疼药；他脚上长鸡眼，我有司格尔医生鸡眼膏。他想喝酒找不到克里帕尔·辛格，就来找我。陪他喝酒有风险，因为他喝得快，两杯酒下肚就醉，而且身上很少带钱：他喜欢事后结账。

他在酒吧里说：“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拉得可痛快了，一气呵成。”难怪他情绪那么高涨。“小子，你还是个挺棒的作家呢。是啊，伙计，我在亚速尔群岛邮局看着你呢。你写卡片写得飞快，我都没看清你写的啥。”

菲利普也坐过来。他一直在房间里读《爱之劫》，我觉得不该读这样的书，可他说：“这种印度哲学很了不起。”

“确实了不起，”克莱亚说，他已经醉了，“菲利普，回到家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想啊，首先得给汽车上个保险。”

“伙计，我要用泻盐彻彻底底清一清肠胃。”

克莱亚和菲利普都有女儿，都在英国结婚成了家。克莱亚的女儿不久前结的婚，菲利普则刚参加完女儿的婚礼。

“奈保尔，你知道失去女儿是啥滋味吗？”克莱亚问，“她冲着火车喊：‘别走啊，爸！’你知道当爸的是啥心情吗？你不知道，奈保尔。‘别走啊，爸，别留下我。’那可是他唯一的女儿。”他用脚踢着凳子的横梁，泪水夺眶而出，“菲利普，他不懂。”

“是啊，老兄，他不懂。”

“菲利普，你女儿住在哪里？我女儿住在达德利，一个鸟不拉屎的破地方。”

菲利普没作声。他走出酒吧，过了会儿抱着一个影集回来，白色的皮革封面上印着：女儿的婚礼。菲利普为女儿担心。我翻着影集，从那些面孔、穿着和背景看得出他们是劳动阶级，我明白他忧虑的原因。在西印度令人艳羡的东西，到英国就完全变了样。

那一天，好像人人都在惦记儿女。麦凯夫妇把儿子留在英国。麦凯先生这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今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英国人全套的做派他都学来了，”麦凯太太自豪地说，“他说起什么都是‘酷毙了’，‘帅翻了’，他那些英语俗话、英语口音什么的，咱都跟不上趟儿啦。”

想起这些，麦凯先生莞尔一笑。

一个英国罪犯逃到特立尼达，可能会受到当地白人社会的欢迎，还可以有一番作为。西印度群岛只认钱和种族，这里的人一旦跨出自己的社会，进入一个标准更为复杂的社会，他们便立即迷失了方向。

无论看五官还是仪态，船长都颇有贵族气派。他从不邀请旅客与他同桌坐，只与他的高级船员一同进餐。我不知道这是西班牙海军的规矩还是移民船的规矩，我想是后者。我们只能和无线电报务员和事务长接触，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就在运送我们在南安普顿看到的那些西印度移民之前，这艘船刚送了几百名摩洛哥移民到麦加。有些移民死在半路，只好将他们的尸体抛进海里，事后还得给轮船喷洒灭虱药。

英格兰渐行渐远，人们开始更积极地为西印度群岛做准备。他们按肤色划圈子，按种族划圈子，按地域划圈子，按钱多钱少划圈子。可西印度总归是西印度，没有什么圈子是固定不变的，一个人可以属于所有圈子。一小群印度人开始像比赛一样谈论起伦敦、巴黎和都柏林，比较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读书的孩子谁更优秀，讨论特立尼达的政治局势。他们谈到黑人种族主义，谈到种族通婚，说来说去便说急了眼，歇斯底里起来。那些英属圭亚那的印度人不那么激动，其中有个男人，旅途中要么玩大富翁，要么读拉达克里希南的《印度哲学》第一卷。我相信多种族共存是西印度群岛的当务之急，哪怕暂时还不能实现多种族合作，但这些印度人的观点让我很不安，我很想进一步探讨，可是和哈桑先生闹了点不愉快，只得退出这个圈子。

哈桑先生借给我一本《时代》杂志，我又转借给菲利普（换他的《爱之劫》来看）。第二天哈桑先生找我要，那杂志却不翼而飞了。从那之后，哈桑先生每天四次、五次、六次找我讨杂志。他在甲板上等着向我要，在电影开演前结束后等着向我要，在餐厅外等着向我要，在酒吧里等着向我要。我再三再四请他喝酒，可他依旧不依不饶。我向他保证，一到特立尼达我就给他买一本，可他就想要他自己那一本。被他折磨了三天之后，我只好钻到下面的经济舱，却奇迹般地发现有人手里拿着一本《时代》。不消说，正是哈桑先生的杂志。哈桑先生谈的主要话题是他的财富和他所受的迫害，迫害他的有政府部门、海关官员、运输公司、岳父岳母、孩子的老师。我诚心诚意地祝愿他的迫害者们身强力壮，长命百岁。

一天，酒吧里差点爆发一场种族冲突。一群经济舱乘客，似乎是因为旅途漫漫，近乡情怯，加之看到头等舱酒吧比下面人少得多，便有些恼火，决定闯进来。那天晚上，一伙人唱着歌冲进来。他们一哄而入，在吧台前你推我挤，大声嚷嚷着点酒。但酒保拒绝为他们服务。那群推来搡去的人猛然呆住，高涨的兴致一下泄了，在吧台前一声不响地站了几秒钟。一个人退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出去。他们一起走到甲板上，而后又折返，站在走廊里嘀咕着什么。最后，一个男人走出人群，扣好上衣，走到吧台前说：“请给我一包香烟。”酒保递过香烟。那人看着香烟，表情诧异。他犹豫了一会儿，便悠然迈着大步，昂然而出。那群人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便大声唱着歌，跑回经济舱酒吧去了。

可怜的塔尔小姐越来越忧虑返程，谁劝她都没有用。菲利普建议她干脆在特立尼达放弃海上的阳光之旅，乘飞机回英国。

“我可不骗你，”麦凯先生说，“在南安普顿的时候，看到那帮黑猩猩下船，我浑身难受。那景象真是吓人。有些人不愿承认自己是西印度人，真不能怪他们。”

麦凯太太说：“安格斯总对别人说他是巴西人。他长得也确实像巴西人。”安格斯是她儿子，那个说话带英国腔、满口英式俗语的人。

我们已经靠近圣基茨岛。一杯酒，一轮绚丽如火美不胜收的夕阳，四周加勒比群岛柔灰色的轮廓，十七八世纪欧洲海军操练技术的水面：这些都不足以驱走近在眼前的恐惧。这天晚上，我们的船要接上第一批移民。圣基茨岛，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之母，（按一六六七年居民的说法）是“英国人在美洲未开化的食人生番中所居住的最早也是最好的土地”，如今，这个面积六十八平方英里的小岛人口过剩，出产一点海岛长绒棉，蔗糖滞销，烟草——欧洲定居者最早种植的作物——早已不再种植。一六二五年，托马斯·沃纳曾把烟草带回英国，作为他事业成功的证据。历史上的罗曼史——沃纳和他的印第安情人，还有他们的儿子“印第安”沃纳——也早已湮没无闻。留下的只有关于那段历史残酷野蛮的提示：奴隶被拐骗至此，等繁华不再，他们的后裔遭到抛弃，而如今，那些后裔的后裔又打点行装，挥别故土，在海面上追寻“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的烟囱，准备踏上另一条中途航道。

轮船停泊时已是夜晚，远离海岸。根本看不到圣基茨岛，映入眼帘的，只有首府星星点点的灯光。我们寻找补给船，却被几点灯光欺骗。除了汽车照明灯，一切都静止不动。

麦凯先生说：“哎！他们这里也有汽车吗？”

经济舱和头等舱的乘客已经不分你我，在栏杆后面站成一溜儿，眺望玩具大小的首都发出的点点灯光——那样的弹丸之地，人们从一地到另一地，竟还煞有介事地开车呢。

麦凯先生后来到酒吧，和我们坐在一起，报告说一个疯子已经下船，一艘汽艇把他和看护接走了。

看护独自回来了，不久也在酒吧现身。尽管他肩负严峻使命，却也为应对热带天气做好了准备。我们眼见他由一名身着灰色法兰绒衣装、脚穿软底鞋的官员，摇身一变，降格为一个穿红衬衫和凉鞋的乘客。

一阵混乱，几声呼喊，告诉我们移民到了。

左舷甲板的一部分已被绳子拦起来，船舱升降口扶梯已经降下。明亮的灯光照得甲板直晃眼，在黑色的水面上闪闪烁烁。他们来了，乘着三艘大划艇，摇摇晃晃地荡过来。一些男人坐在船舷边缘，用长桨将船身稳住。警察早已登上大船。几张桌子直接摆在船舱升降口前面，事务长和船上其他工作人员坐在那里，看着长长的打印名单。下面，船在摇晃。我们只能看到白衬衫，黑面孔，五颜六色的帽子，各种包裹、手提箱、篮子。手持长桨的男人们时不时吼上几声，声音很快消失在黑暗中。乘客的声音我们却一点也听不到。有时候，也就一两秒钟的工夫，一张脸扬起来，打量着白色的轮船。我们看到女人和孩子，盛装打扮得如同要去教堂。他们看起来都有点萎靡，那些衣服已经穿上好一阵了。灯光闪闪烁烁地打在他们身上，好似在对他们进行检查。灯光之外便是黑暗。我们能分辨出西装、簇新的宽檐呢帽、滑脱的领带、亮闪闪的脸庞。

“他们至少应该用汽艇把这些人送过来，”塔尔小姐说，“至少应该用汽艇！”

经济舱旅客俯身望着下面，嘁嘁喳喳，每当划艇碰上轮船一侧，或某个移民试图踏上升降口被挡住时，旅客们就发出一阵哄笑。

很快，移民开始登船。升降口立即变得拥挤不堪，从轮船到下面的划艇，排了一队人。他们神情疲惫，衣服被汗水浸透，茫然的脸上闪着油光。警察一边一个站着。他们出示船票和崭新的护照。我们站在那里看着，一条绳子拦在中间，把我们和他们分开。身穿蓝色粗布工作服的船员倚着栏杆，对那些黑人女子指指点点，赞叹她们长得多么漂亮。我们还从没见过他们这么活跃呢。

甲板开始拥挤起来。旅客们会在这里那里认出某个移民。

“怎么，你已经回来啦？”

“伙计，我只是去度个短假。”

“我想去那里试试运气。你在那边见过费迪、沃利斯或别的人吗？”

但大多数人都默不作声。有一两个还没有出示证件就想从绳子底下钻进来，经济舱的旅客此时突然有了权威，把他们赶了回去。甲板上堆满格子图案的塑料袋、牛皮纸包裹、捆着绳子的纸板箱。人越聚越多，我们已经看不到事务长和他的桌子。人群挤着绳子。一个穿蓝西装、戴帽子、领带滑开的男人挤在我身上，他眼睛通红，一张惊恐的脸几乎贴到我脸上。他声音嘶哑地问道：“先生，这是去英国的船吧？”汗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淌，衬衫粘在胸膛上，“没错吧？是直达的吧？”

我从绳子后面的人堆中挣脱出去，绕到右舷甲板。这里依旧寂静无声，一片漆黑。我眺望着岛上的灯光。

“嗨！”一个很大的声音说。

我一转身，看到一名旅客。整个旅途中我们还没说过话。

“假期结束，”他说，“野牛上船了。”

他说得很认真。这名旅客，他是干什么的呢？也许是个小官，或是小学教员。野牛上船了。在西印度，没有什么态度是新鲜的。搁在两百年前，他可能也是奴隶，旅客也会这样说他。一八〇五年，一位作家这样说过：“克里奥尔^[5]奴隶看新来的非洲人时，眼神充满鄙夷，反过来他们又被黑白混血儿鄙视，因为后者的肤色更接近棕色。而这两种人又都被白人排斥疏远。”在这艘船上，只有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是外来成分。麦凯先生与他所说的黑家伙，那位游客和他口中的野牛，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世纪以前早已定型。

移民在船上跑来跑去。他们站在过道里，透过窗户往酒吧里张望。轮船突然间变得拥挤不堪。头等舱的酒吧成了唯一的避难所，许多从南安普顿和我们一起上船的经济舱乘客都涌到这里。没有人反对。现在只有两个阶层：旅客和移民。

两个移民小孩游荡到酒吧里，依然穿着为出国准备的繁琐的衣服。于是酒保拿他们撒气，他掀开柜台上的活板，往外轰那两个孩子。他对他们招人喜爱的样子视若无睹，带着一脸厌恶，毫不手软地举起他们，放在外面的甲板上。

想当年，一艘贩奴船从西非港口的一个停泊点驶往另一个停泊点，沿途搭载“货物”，有时会耗时三个月之久。现在“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只需要五天。轮船从圣基茨岛到格林纳达，再到特立尼达，最后到达巴巴多斯。这一趟旅程呼应着另一趟旅程：西印度探险的辉煌鼎盛与徒劳无功。英属西印度群岛没有创造任何东西，既无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各国的文明，又无海地或美国的革命。这里有的只是种植园，繁荣，衰落，忽视：这样大小的岛屿也不要求别的东西。

像牙买加这样的岛屿，在历史上占有什么位置呢？一五九七年，一部题为“安东尼·雪莱爵士航海实录”的书写道：“此岛肥沃丰美，乃本洲多地之花园与谷仓。我们尚未在西印度群岛见过比此处更宜于生活之乐土。”从这些，再看一八五九年特罗洛普^[6]写的话：“如果能做到，我们宁愿完全忘记牙买加。可它就在那里，地球上的一个点，既无法视而不见，又不能抛到九霄云外，但愿我们能忘得掉它。”从一八五九年的特罗洛普，再看一九五九年的拉斯塔法里派^[7]成员——他们弃绝牙买加，梦想回到非洲那个名为埃塞俄比亚的天堂——说的话：“牙买加本是一座美丽的岛屿，但这片土地已被几个世纪的罪恶所玷污。”

一四八三年，哥伦布将他的航海计划禀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国王却瞒着他派了一艘船驶往大西洋。一四九二年，发现新大陆后不到几周时间，哥伦布的伙伴平松^[8]抛下他，自己指挥着“品塔号”舰船驶向一片未知的海域寻找黄金。在这个新世界，欧洲人的探险活动所包含的所有因素都一一呈现在葡萄牙国王的背信弃义中，在平松的勇气、背叛和贪婪中。

美国南部诸州流传着一个神话，说奴隶社会拥有风雅的文化。在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和蓄奴庄园制造的却只是粗鄙，“像鸬鹚”那样胡吃海塞、“像海豚”那样狂饮烂醉的男人，贪婪和残忍滋生出没有规矩标准、没有高尚追求的社会；这个社会遍地文盲，为此首都的官员们一直抱怨到上世纪中期，于是牙买加总督沃恩提出建议，将一批英文书放在“最显眼之处，使勤奋好学之士伸手可及，盖因对品性高尚之人而言，最可笑之过乃是无知”。一个又一个旅客证实，此地民风野蛮，一位十七世纪的观察家曾如此评价巴巴多斯：“此岛如同粪堆，乃英格兰倾倒垃圾之所，恶徒荡妇之辈多流徙于此。英国恶棍至此，算不得奸诈小人；放逐至此之娼妓若做娴雅之状，风尘女子若有些姿色，亦可嫁与富有庄园主为妻。”^[9]

如何书写西印度群岛这段徒劳无功的历史？历史学家该采用什么口气？是否应像艾伦·伯恩斯爵士^[10]那样学术，时不时控诉一下某些野蛮行径，将西印度群岛的野蛮行径置于欧洲野蛮行径的大环境中？是否应像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11]那样，将一系列暴行与另一系列暴行相比较，结论是后者的卑鄙之处尚未彻底揭露，因而对西班牙不公平？或者是否应像西印度群岛的历史学家那样，至今才刚开始正视历史，却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态度，只是将买卖奴隶看作商人重利的另一种表现？这些岛的历史恐怕永远不能讲述得令人满意。残酷不是唯一的难题。历史是围绕成就和创造而建构的，而西印度群岛却毫无创造可言。

早上，我的心情平静了些。移民换下了他们出门的装束，穿上更简单、不那么束手束脚的衣服，他们坐在阳光下，甲板仿佛变成西印度群岛贫民窟的周末街景。有一两个女人甚至穿上休闲裤，布料是新的，还没洗过，看得出在箱子里压出的褶子。

我同一个穿卡其布裤子、蓝衬衣、没系带的白色帆布鞋的男人聊起来。他是个大块头，双手粗大，声音浑厚，语速缓慢。他是面包师傅，生意好的时候一周可以赚三十块钱。我觉得这在西印度已经相当不错了，很奇怪他为什么放弃工作去英国。

“嗯，我告诉你啊，”他说，“我问主。我双膝跪地，问主。主说什么我都照做。别管那些去英国把那里搞得一团糟的牙买加人。我注定会成功的。我双膝跪地，早上跪，晚上跪，请求主给我开示。”他眯起眼睛，凝视着地平线，缓缓举起一双大手，那手势像在恳求，又像在扼住什么东西的咽喉。

我试图把话题拉回到烤面包上。

他不听，继续用《圣经》的话语讲述他的宗教体验，讲他与主之间的对谈。之后他打住话头，问道：“你知道斯劳巴克斯吗？”

“死牢？巴克斯？”

“我就是去那里。你觉得那儿会不会有面包房？你觉得他们一开始能给我多少钱？十二镑？十五镑？”

“我不清楚。你烤的面包好吗？”

“蒙主的佑助。”

他让我担心。但我和很多人谈过后，发现他们大都请教过主的示下，而主建议他们抛下自己的工作——和我谈过的人没有一个失业的——去斯劳巴克斯。在斯劳巴克斯挣钱多，而且只要他们说清楚自己不是牙买加人，就会受到尊重。只有牙买加人才会在种族骚乱中挨打，而且他们活该，因为他们目不识丁，忘恩负义，惹恼了英国人。^[12]

那天上午，那位戴着牧师领圈的年轻浸礼会传教士干得很卖力。解释英国在哪个方位，伦敦在哪里，讲解斯劳巴克斯这个倒霉的地名的由来。他画了无数张伦敦地铁图，他向一个男人建议，从南安普顿去斯劳巴克斯，还是不要打车为好。

以下摘自圣基茨岛的《劳工发言人报》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的文章（《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出自《提多书》二章八节）：

上星期一上午，巴斯特尔制糖厂发出最后信号，宣布工厂机器已经停止榨糖。至此，一九六〇年持续整个甘蔗收割季节的极大困难已告一段落。

甘蔗刚种上不久，一些工人就明显表现出兴趣下降，表现为：1）他们有可能移民去英国；2）制糖业显然难以招募到年轻的农业工人……起初，移民英国的人数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产量一直稳定；直到四月份，工人们临时通知经营者，表示他们打算去英国。

五月份有一股更大的移民潮，有些种植园明显遇到困难，作物收割无法完成。

由工会和联合会诚〔原文如此〕立的生产委员会到第二年就生存艰难，因为一些经营者无视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使其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但这也给大多数种植园带来恶果，因为经营者和工人都无法轻易弥合工业关系中存在的分歧。上星期一，正是在大多数此类种植园中，大批甘蔗没有收革〔原文如此〕完。

二百二十三名工人从巴巴多斯招募而来……

我们的问题

以前只需操心每月薪水的种植园经营者现在焦头烂额，他们试图把六百吨甘蔗没有收割这件事怪罪到工会头上，是这样吗？

受到传教士的鼓舞，午饭后我也走到移民中间。他们坐在一张张长条桌上轮流吃饭：“Son buena gente^[13]，意思是他们是些好人。”一名船员说。我想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圣基茨岛，想去英国寻找什么。我没有官方身份，没有牧师的领圈，还引起了移民首领的注意。他是一个高个子、大屁股、棕色皮肤的小伙子。

“啥都别告诉他，”他跑过来，屁股后面跟着一帮人，“啥都别告诉他。他想干啥？”

他受过教育，去英国旅行过一趟。他说话很快。

“你想干啥？你干吗给这些穷人泄气？”

他不给我开口的机会。

“这些穷人刚上船，你就给他们泄气？”

“我啥都没干，他就走过来问东问西。问我为啥去英国什么的。”那个受上帝启示的面包师说。

“别理他，”那首领说，“他是个蛊惑分子。”

这好像是移民中人人皆知的骂人话。

“伙计，出啥事了？”

“我们发现了一个蛊惑分子。”

“蛊惑分子？”

“你是肯尼亚来的吧？”那首领问，“我敢打赌你是肯尼亚来的。”

“他叫我黑鬼呢。”有人说。（我在一个移民给我的一份《劳工发言人报》的边上随手记下他的一些细节：收获季节一天挣三点九元，农闲时一天二点八二元。目的地是斯劳巴克斯。他没有请教主的示下。）

“怎么啦？怎么啦？”

“一个肯尼亚来的蛊惑分子叫波西黑鬼呢。”

“他叫我黑鬼。”波西说，从他的声音听得出，这会儿他真觉得很受伤。

“我说，这里可不是肯尼亚，你听好。”那首领说，“真恨不得让小伙子们把你摁进水里。英国政府派你来蛊惑人心的吧？看他能不能证明他不是肯尼亚人？”

那位传教士帮我解了围。

“我知道那种挑拨离间的人，”那个首领对他的追随者说，“他才不管穷人死活，整个安圭拉岛都被飓风刮走他们也不会关心的。”

我断定麦凯先生、菲利普、克莱亚以及大多数旅客的态度更保险。他们待在酒吧，全当这些移民不存在。我又回到他们中间。

“那个浸礼会的孩子忙得昏天黑地，”克莱亚说，“他准是十分喜欢这活儿。”

“他说他愿意跟他们一起去英国呢。”菲利普说。

“好在是他，不是我，”麦凯先生说，“感谢上帝，明天下午我就该下船啦，到此为止。”

我是从移民首领口中才第一次得知飓风多娜横扫安圭拉岛，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劳工发言人报》刊登了更多细节：往还电报和对救援行动的报道。那些电报引起我的兴趣，首先是因为它们的风格：前面很啰唆，只在结尾处才省略几个介词以表达情势紧迫；再则是因为行文中流露出西印度官员对他们新头衔的喜悦之情。圣基茨岛的面积是六十八平方英里，蒙特塞拉特岛三十二平方英里。

蒙特塞拉特岛首席执政官，致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电：惊悉安圭拉岛遭受飓风多娜之灾，谨向您、并通过您向蒙受多娜飓风蹂躏之民众转致蒙特塞拉特岛政府及人民之问候。执政官。

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致蒙特塞拉特岛首席执政官，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电：接贵方九日慰问电深表感激。首席执政官。

就这样你来我往，互致问候。倒是牙买加的曼利先生更加直接：

牙买加首相曼利，致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索斯维尔，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电：惊悉贵岛蒙受天灾深表同情。若需援助敬请告知。曼利。

曼利先生这么客气，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打定主意要比他更客气：

圣基茨岛首席执行官，致牙买加首相曼利阁下，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电：接阁下慰问深为感激。需食物、衣物、现金。索斯维尔。

随后补发一封弥补疏漏：

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首席执政官，致牙买加首相曼利阁下，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电：上文补充。若援助帆布不胜感激。首席执政官。

报道最后由一篇关于救灾工作的文章收尾。作者是约翰·布朗先生，同期报纸上还登载了一则启事，就在一船船移民还在“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的阴影中飘摇时，布朗先生将举行一场题为“方言、戏剧和西印度文化”的讲座，并为一家文学俱乐部致开幕词。

（布朗先生写道：）令人不那么鼓舞的是，救援工作似乎没全局统筹。各种工作都有组织者——实际上组织者人多为患，执行实际工作的人反而很少……不言自明，殖民地需要一个飓风救援工作中央统筹单位……而且有必要明确界定它与红十字会、青年商会^[14]等志愿组织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以防止责任不明，行动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