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尽风尘

口述|袁涛　潘科燕　欧阳燕红　整理|周华诚　线索|谢佳

铁门在身后“哐”的一声关上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哭得那么大声，安静的走廊里响起了巨大的回音。这声音把大家吓了一跳，整个楼道里的女学员都跑出来看了。

这也不用奇怪——有谁不哭的呢？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进来的第一天几乎都这么过来的。只要在里面待上三五天，自然就习惯了。再过上几个月，说不定她还不愿意出去呢。

新来的叫小梅，只有19岁，染了一头深红色的头发。本来长发还算漂亮，可是在跨过这扇门之前，头发都是要剪掉的。一律短发。理发师就是稍早几个月进来的人，手艺有好有差，小梅一定是碰到一个蹩脚的理发师，她头上就像顶了一个鸡窝。

我正在值班。听到哭声去看她，她端着一个脸盆，呆呆地站着，脸上全是泪。

小梅，怎么啦？

她看着我，没回答。那双眼睛我怎么都忘不掉。也许是因为我身上的警服让她感到惊恐吧。我轻声细语地对她讲话，好让她放松下来。然后叫来生活组长，把她领进了寝室。

让她平静一下吧，过两小时，我会找她谈第一次话。

这是一所特殊学校，几百个卖淫女，最小的15岁，最大的58岁。

下午，我去找小梅问话，她眼睛仍然红肿着，声音也低得听不见。我问她进来前干吗的。她说还在念书。

念书？我电脑上一查，她没说实话：高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怎么还在念书呢。

这里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学员是几百个卖淫女，最小的15岁，最大的58岁。她们给派出所抓了现行，有的罚款，有的拘留，有的就送到这里来收教了。收教的时间，根据规定是从6个月到两年，以6个月到8个月居多。

所以，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

我再问小梅。她才扭扭捏捏地承认了，说开始是在厂里打工，每天上班很辛苦，一个月下来才1000多块钱。有朋友带她出去玩，不是歌厅就是迪吧，吃得好也穿得好。朋友说在厂里做有什么意思，有个办法来钱很容易，好了，一个不小心，她就走上了这条路。

你听听，又是“一不小心”！来这里的女人，很多都是“一不小心”走上这条路的。

怎么一不小心法，我们问得不多。第一次卖给谁，给了多少钱，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这些都由派出所去问的，我们平时谈话很少涉及这些。一方面，好像这是她们的隐私，我们尽量不去碰。另一方面，你以后好就好了，以前做什么，我们不追究了。

像小梅这种刚入社会、涉世不深的女孩子，特别容易被人带坏。我还有一个学员叫王倩倩，也是这样的。王倩倩是贵州人，才17岁——这里面，未成年人的比例占到十分之一，有时还不止，我管的30个学员里面就有三四个未成年的。

王倩倩刚进来时，还报了一个假名字。她以为用了假名，她做的那些事就算不到自己头上。她的脾气也很拧，吊儿郎当，跟她讲什么她都不在乎。

这儿不是坐牢。你看，除了生活区这道铁门是关着的，别的都还相对自由。对她们说的是“教育”、“感化”、“挽救”，她们也不是“犯人”，而是“学员”。

我们警察也是女人，她们就是姐妹。你得去关心她，从吃饭、治病到脑子里的想法，事无巨细，你得包到底。

那个“妈咪”真是没有人性的。我对她说，你被人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呢。

熟了以后，王倩倩告诉我：“潘辅导，其实我生活得很不幸福。”

每个学员的性格脾气、生活经历都不一样，要感化她们，就要了解她们。多关心她，她把你当朋友，才会把想法跟你说。

你说王倩倩吧，虽然家里不算穷，可爸妈早离婚了，她爸另找了女人，她妈也改嫁了。没人关心她。后来跟着别人到了宁波，认识了洗头房的“妈咪”，说那个“妈咪”对她可好了。

我就问，对你怎么个好法？

她说，天气变了会问我冷不冷、热不热，每天把饭烧好让我吃，买来衣服给我穿。这还不好啊？

这些孩子啊，怎么说呢，有时候你看着还真是心疼！就这个王倩倩，“妈咪”给一丝温暖，就把她感动得不得了，就把人家当亲人了。进来以后还三天两头给“妈咪”写信，什么大哥大姐，你们对我好，以后我要怎么怎么报答你们……

其实啊，那个“妈咪”真是没有人性的，生理期都让她接客。

我对她说，你被人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呢。

她接一次客，收费100到150块，一天接客八九个，多的时候十来个。好，我把账算给她听：算你把生理期除掉，一天1000块，一个月2万多，4年下来，算算看，少说说也给“妈咪”赚了100万块钱了！

这些钱，她自己是一分钱都没拿到的。她对钱真是一点概念都没有。100万能干什么事啊？我掐着指头说给她听：你可以买房子、买小车……

我这么给她一算，她整个人呆掉了，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大概她自己从来没有、也不会往这方面去想一下自己的人生。

我说，她想改好，如果你们都不给她机会，还有谁给她机会？

小梅刚来，头两天情绪很差，我不时要去看看她。我问她，你出来做这个，家里人晓得不？

她摇摇头。我说，按规定，你到这里来，我们要通知你家里人的。她一听就急了：千万千万不要告诉我家里。

很多人以为做了这一行，都没有羞耻心了，其实哪是这样呢？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什么事情都能做，可是在家人面前，她多少还是想保全一点面子。

小梅说，家里没有电话，父母都进城打工去了，联系不上。我知道她在说谎，可我没有揭穿她。我说你要是有兄弟姐妹，也可以给个电话号码，我们好联系一下，至于你为了什么事进来的，我会给你保密。

后来，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是她弟弟的。

关在这里，每个人有打亲情电话的机会。在电话里，她和弟弟吵了一架，又哭，最后不欢而挂。

后来我给她弟弟打电话。我说，不管她曾经做错什么，她毕竟是你姐姐。她想改好，如果你们都不给她机会，还有谁给她机会？

电话那头，长时间的沉默，我知道他在听。讲了半天，慢慢的，他还是讲话了。后来还答应抽时间来看姐姐。

到这里来的，什么人都有。多数没什么文化，高中以上的都少。我们要求每个学员每星期都写周记，每个月写小结，有些年纪大又没文化的人，就自己口述，别人帮她写。周记写上来，有趣得很，王倩倩的第一篇周记，就写的什么“没有了灯红酒绿的生活，这里每天都非常寂寞……”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问王倩倩，你是不是还很留恋那种生活啊？

王倩倩摸摸鼻子，有点不好意思了。

等你老了，想让自己的青春留下什么样的回忆，难道回忆“我的小姐生涯”？

在这个所里，我们总共有27个女警官，就是“辅导员”；唯一的男人是我们的所长，相当于“校长”。

我们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都是女人，她们堕落风尘，走到这一步，也不完全是一个人的错。当然，也有好吃懒做型的，从来不以卖淫为耻，就算关在这里也满不在乎。有些年纪大的，50多岁，已经沦落到站街地步，言语之中也根本是无所谓的态度。

论年纪，这些人都是我的长辈了，有些话我也说不出口。说实话，在这里几个月，就想改变她们的人生，不免有点太天真了。可是在这里一天，你就安安心心一天，能不能改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去年有个学员小宋，安徽人。从12岁开始，就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强暴，她又不敢讲，母亲不知道，到了十四五岁，她就出来混社会。没钱，在洗头房度日，交往杂七杂八的人。后来就被抓了。刚进来时，一口一个“他妈的”、“老子”，对什么人都冷漠至极。

别人每个月都有人来看望，她没有。后来有一次，她爸来看她，她冷冷地看一眼，说不见。

我看得出，她表面流里流气，其实内心脆弱，需要这样一副外壳来伪装自己。我在人前也尽量不批评，多鼓励。一个多月以后，她终于对我讲了实话。慢慢地，她脏话也少了，人也文气了，偶尔还会跟大家打打闹闹，脸上常常露出笑容。

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你真的会觉得很痛心，很可惜。

我对她们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青春的回忆。等你老了，你想让自己的青春留下什么样的回忆？难道回忆“我的小姐生涯”？

我这样说的时候，有的人“哄”一下笑起来，有的人却一下子哭了。

小宋哭得最凶。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出去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只好重操旧业挣钱混日子。

弟弟来看过她以后，小梅表现更积极了。她有点美术特长，我就让她出黑板报。她的粉笔字写得很清秀，插图也画得有板有眼。

路过的时候，我随意地拍拍她肩膀：“呦，小梅画得很漂亮嘛！”

她一个立正，腼腆地笑了，说以前在工厂上班时，晚上没事就在本子上画，也算是一个爱好吧。

小梅的画得到很多学员的表扬，每天她都很高兴，走路蹦蹦跳跳的，到底还是个孩子。

有一次她交周记，顺带交给我一封信，是写给弟弟的，信里说，谢谢弟弟对她的宽容，以前自己做错了，实在是因为太不懂事……

正好，所里的职业技能培训班开始报名，我就让小梅报了美容班。

到收教所来的女人，出去以后还有人会走上老路。原因之一是，很多人没有一技之长，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只好重操旧业挣钱混日子。我们就开班，培训电脑、美容技能，时间一个月，理论和技能都合格以后，劳动部门统一发证。这样，她们出去以后，凭着这一张证书，也能相对容易地找到工作。

美容班，要培训面部护理、脱毛、烫睫毛、日妆等项目，总共80个课时，老师是外面请的专业美容师。每个学员都学得很认真。有个学员对我说：“辅导员，虽然我以前也在美容店，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美容。”我说，那种美容店是挂羊头卖狗肉，你学好了以后，正正规规找个工作，比那个强多了。

在收教所，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改好。可是又有一些事我们无能为力，有些学员已是“老油条”，论年纪跟我们的妈差不多。她这辈子走过来的人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的，她走上这条路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于年纪大的，我们尽力而为。对于年轻学员，我们会倾注更多的心血，在她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希望。

定期去看守所看望在那里的艾滋病学员，拍拍她们的肩膀，跟她们握握手，聊天。

“采取安全措施了吗？”

欧阳医生每次给她们检查身体，都会这么问一句，每次的回答大同小异——很少有人采取防护措施的。

收教的女人30％以上带有性病，主要是梅毒、尖锐湿疣、淋病、艾滋病。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得尖锐湿疣的最多。

小梅也得了尖锐湿疣。从医务室里出来，她很慌张。“生了这个病，我以后还能不能生小孩？”欧阳医生说，治好就没问题了。

一棵树长歪了，就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它扶直。这些病是很容易复发的，我们只能在临床上治愈它。欧阳定期给她们上医学课，不厌其烦地说：“如果自己都不爱护自己的身体，还有谁来爱护你们呢？”

这些人以后出去，难保不会还走老路。如果在这里的几个月，虽然无法改变她们的人生，但是懂一点安全措施，也会多少改变她们的命运。

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听得进，现在我们收教所隔壁的看守所，有专门收押艾滋病人的。2001年还没设立，查出学员携带有艾滋病毒的，只好把她遣送回原籍地，由当地疾控中心处理。当时，我和另一个女警，一个医生，三个人送她到重庆。

我之前从没跟艾滋病人接触过。心理上还是很恐惧。她要咬我一口怎么办呢？大热天，我们几个还是坚持穿长袖，觉得安全一点。在飞机上，座位挨座位，铐子也不能戴。光想着说点什么轻松的话题，解除她的心理顾虑。可是冷不丁地，她问我：“辅导员，我什么时候会死？”

我只能没话找话安慰她。现在想来，那些安慰的话，实在是太苍白无力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对艾滋病早已不再那么恐惧。每个星期，我都会定期去看守所看望在那里的艾滋病学员，常常拍拍她们的肩膀，跟她们握握手，聊天。

其实她们很渴望得到温暖。

有的学员是因吸白粉染病的。有个女的，以前听到朋友叫她一起“玩”，飞一样跑出去，连鞋都不穿。进过两次戒毒所了，戒了复吸，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吸毒缺钱，就开始卖淫。有一点钱，又去搞白粉。

有一次聊天，她说，以前经常和一帮人如何如何“玩”。她的意思，好像是说，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有多精彩！

我当时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可惊讶归惊讶，我还是只能装出见怪不怪的样子，继续听她说下去。

后来，就查出她染上了艾滋病。她自己都接受不了，几次想自杀，没死成，就变着花样糟蹋自己。进来以后，她常常对着窗户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夜。

“我会死吗？”有一天，她也这样问我。

“每个人都会死的吧。”我想了很久，说，“可是，就算是活一天，也要活得有尊严。”

她若有所思。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后来她说，她曾经想不通，不知道为什么命运对她特别不公平，甚至知道自己得病以后，她还萌生过报复社会的念头。“如果大家都看不起我，可能我就去害人了。”

后来，她也觉得那种想法真傻。她说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出去以后，会对家里人好一点。

走到大门外，她忽然转身对我说：“辅导员，我能抱你一下吗？”

我还带过一个学员，20多岁，南方人，却一口的北方口音。年纪这么轻，北方没去过，怎么一口北方话呢？

她有心事，不说。我跟她套近乎：“辅导员也是南方人。”就跟她讲家乡话。

说起来也是半个老乡，时间一长，她也就把我当大姐了。聊天中得知，她有个河北男朋友。我知道她有个男朋友，江苏人，还来看过她。河北男朋友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她讲话，就像挤牙膏一样，每次提到河北男朋友，她都欲言又止。过了一个多月，她终于说实话了，他是个逃犯。

啥？逃犯？那个人很残暴，她不敢报警，担心抓不起来，以后自己下场会很惨。另一方面，他对她倒是百般的好，多年下来也有了感情，再把他抓去也是于心不忍。也是因为这个，她才出来做小姐的。

这个事，我前前后后想了几遍，又跟所领导汇报了，所里很重视，我去做她的思想工作，于情于理一条条分析给她听。终于，她点头了……

那男人被抓时，倒是神情极为平静，受审时，他说自己东躲西藏十几年，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这名学员，奖励了一半教期，三个月满就出去了。临走时，我给了她手机号，嘱咐她要有什么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要是不放心，也换个地方住，离得远一点。她都一一点头了。走到大门外，她忽然转身对我说：“辅导员，我能抱你一下吗？”

我张开双臂，用力地抱住她。

饿肚子时，谁给一顿饭吃，或许人生道路就拐弯了。

小梅的病也治好了，还减了半个月期限，就要出去了。

在里面生活有规律，人也能静得下来，不少人都会变白、变胖。跟外头复杂的社会比起来，这里头单纯多了。倒是越临近出去的日子，许多人越是心神不宁，不知道如何面对。

春节到了，学员们自编自演了一台晚会，就在我们的多功能厅举行。小梅也在台上，她们在那里跳啊，跳啊，看起来是那样开心。我坐在边上出神：你看着这些面孔，哪里会把她们跟“卖淫女”这个词联系起来呢？分明就是一群天真的学生啊。

我问小梅：出去以后，你想干吗？

小梅看着我说：辅导员，你放心，我出去以后，一定正正经经过日子。

我说：好，一言为定！好好过日子！

那天没人来接她。她买了第二天晚上的火车票，独自去北京。我帮她找了宾馆，约好第二天晚上请她吃饭。她本来情绪低落，一下高兴起来，说要不，吃肯德基吧！

一个人变好很难，变坏很容易。无助的时候，碰上个坏人，可能就变坏了。饿肚子时，谁给一顿饭吃，或许人生道路就拐弯了。我只是尽我自己的那一份力。

第二天吃完肯德基，我开车送她去车站。过了检票口，她在人群中停下来，看着我说：“辅导员，以后我不叫你辅导员了，我叫你姐吧！”我说好啊！没想到，她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赶紧安慰她：“别哭别哭，到了北京，给我打电话！”她用力地点点头，说，“谢谢你，姐！”

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很安慰，像是放飞了一个希望。

她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我听着，笑着，也觉得很幸福。

不久，我收到小梅的短信，“我永远会记住您的话，我不会食言。”小梅每次给我发短信，都会用“您”字。她告诉我，她现在是正规的美容师，生活也很好。

好多年了，每到节日，我都会收到很多问候短信，好多我都不记得是谁了。可我知道，只要她们能主动发短信，一定是已经改好的。

今年春节，小梅又给我发短信：“辅导员，我想您了。”

我回信：“我也想你。最近有没有很乖？”

小梅：“我很乖的，有空回来看您呢。”

那天，我在上班。传达室打电话来，说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那女人面孔很熟悉，可我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了。

她拼命朝我招手：“辅导员！辅导员！”

她说了一个名字，我还是记不起来她是谁。她说她出去八年了。以前，她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结婚，有个安稳的家。

“你们老所搬了，我还去了老地方……找了好久才找到这里来……我还开了个网店……”她说着，把一堆鱼干从包里拿出来送给我。“我现在有了孩子，生活很幸福……”她不停地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我听着，笑着，也觉得很幸福。

(袁涛：宁波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管教科科长；潘科燕：宁波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管教科副科长；欧阳燕红：宁波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综合科民警、专职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