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洗尽风尘

梦想合唱团 作者:赵晴 主编


洗尽风尘

口述|袁涛 潘科燕 欧阳燕红 整理|周华诚 线索|谢佳

铁门在身后“哐”的一声关上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哭得那么大声,安静的走廊里响起了巨大的回音。这声音把大家吓了一跳,整个楼道里的女学员都跑出来看了。

这也不用奇怪——有谁不哭的呢?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进来的第一天几乎都这么过来的。只要在里面待上三五天,自然就习惯了。再过上几个月,说不定她还不愿意出去呢。

新来的叫小梅,只有19岁,染了一头深红色的头发。本来长发还算漂亮,可是在跨过这扇门之前,头发都是要剪掉的。一律短发。理发师就是稍早几个月进来的人,手艺有好有差,小梅一定是碰到一个蹩脚的理发师,她头上就像顶了一个鸡窝。

我正在值班。听到哭声去看她,她端着一个脸盆,呆呆地站着,脸上全是泪。

小梅,怎么啦?

她看着我,没回答。那双眼睛我怎么都忘不掉。也许是因为我身上的警服让她感到惊恐吧。我轻声细语地对她讲话,好让她放松下来。然后叫来生活组长,把她领进了寝室。

让她平静一下吧,过两小时,我会找她谈第一次话。

这是一所特殊学校,几百个卖淫女,最小的15岁,最大的58岁。

下午,我去找小梅问话,她眼睛仍然红肿着,声音也低得听不见。我问她进来前干吗的。她说还在念书。

念书?我电脑上一查,她没说实话:高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怎么还在念书呢。

这里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学员是几百个卖淫女,最小的15岁,最大的58岁。她们给派出所抓了现行,有的罚款,有的拘留,有的就送到这里来收教了。收教的时间,根据规定是从6个月到两年,以6个月到8个月居多。

所以,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

我再问小梅。她才扭扭捏捏地承认了,说开始是在厂里打工,每天上班很辛苦,一个月下来才1000多块钱。有朋友带她出去玩,不是歌厅就是迪吧,吃得好也穿得好。朋友说在厂里做有什么意思,有个办法来钱很容易,好了,一个不小心,她就走上了这条路。

你听听,又是“一不小心”!来这里的女人,很多都是“一不小心”走上这条路的。

怎么一不小心法,我们问得不多。第一次卖给谁,给了多少钱,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这些都由派出所去问的,我们平时谈话很少涉及这些。一方面,好像这是她们的隐私,我们尽量不去碰。另一方面,你以后好就好了,以前做什么,我们不追究了。

像小梅这种刚入社会、涉世不深的女孩子,特别容易被人带坏。我还有一个学员叫王倩倩,也是这样的。王倩倩是贵州人,才17岁——这里面,未成年人的比例占到十分之一,有时还不止,我管的30个学员里面就有三四个未成年的。

王倩倩刚进来时,还报了一个假名字。她以为用了假名,她做的那些事就算不到自己头上。她的脾气也很拧,吊儿郎当,跟她讲什么她都不在乎。

这儿不是坐牢。你看,除了生活区这道铁门是关着的,别的都还相对自由。对她们说的是“教育”、“感化”、“挽救”,她们也不是“犯人”,而是“学员”。

我们警察也是女人,她们就是姐妹。你得去关心她,从吃饭、治病到脑子里的想法,事无巨细,你得包到底。

那个“妈咪”真是没有人性的。我对她说,你被人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呢。

熟了以后,王倩倩告诉我:“潘辅导,其实我生活得很不幸福。”

每个学员的性格脾气、生活经历都不一样,要感化她们,就要了解她们。多关心她,她把你当朋友,才会把想法跟你说。

你说王倩倩吧,虽然家里不算穷,可爸妈早离婚了,她爸另找了女人,她妈也改嫁了。没人关心她。后来跟着别人到了宁波,认识了洗头房的“妈咪”,说那个“妈咪”对她可好了。

我就问,对你怎么个好法?

她说,天气变了会问我冷不冷、热不热,每天把饭烧好让我吃,买来衣服给我穿。这还不好啊?

这些孩子啊,怎么说呢,有时候你看着还真是心疼!就这个王倩倩,“妈咪”给一丝温暖,就把她感动得不得了,就把人家当亲人了。进来以后还三天两头给“妈咪”写信,什么大哥大姐,你们对我好,以后我要怎么怎么报答你们……

其实啊,那个“妈咪”真是没有人性的,生理期都让她接客。

我对她说,你被人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呢。

她接一次客,收费100到150块,一天接客八九个,多的时候十来个。好,我把账算给她听:算你把生理期除掉,一天1000块,一个月2万多,4年下来,算算看,少说说也给“妈咪”赚了100万块钱了!

这些钱,她自己是一分钱都没拿到的。她对钱真是一点概念都没有。100万能干什么事啊?我掐着指头说给她听:你可以买房子、买小车……

我这么给她一算,她整个人呆掉了,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大概她自己从来没有、也不会往这方面去想一下自己的人生。

我说,她想改好,如果你们都不给她机会,还有谁给她机会?

小梅刚来,头两天情绪很差,我不时要去看看她。我问她,你出来做这个,家里人晓得不?

她摇摇头。我说,按规定,你到这里来,我们要通知你家里人的。她一听就急了:千万千万不要告诉我家里。

很多人以为做了这一行,都没有羞耻心了,其实哪是这样呢?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什么事情都能做,可是在家人面前,她多少还是想保全一点面子。

小梅说,家里没有电话,父母都进城打工去了,联系不上。我知道她在说谎,可我没有揭穿她。我说你要是有兄弟姐妹,也可以给个电话号码,我们好联系一下,至于你为了什么事进来的,我会给你保密。

后来,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是她弟弟的。

关在这里,每个人有打亲情电话的机会。在电话里,她和弟弟吵了一架,又哭,最后不欢而挂。

后来我给她弟弟打电话。我说,不管她曾经做错什么,她毕竟是你姐姐。她想改好,如果你们都不给她机会,还有谁给她机会?

电话那头,长时间的沉默,我知道他在听。讲了半天,慢慢的,他还是讲话了。后来还答应抽时间来看姐姐。

到这里来的,什么人都有。多数没什么文化,高中以上的都少。我们要求每个学员每星期都写周记,每个月写小结,有些年纪大又没文化的人,就自己口述,别人帮她写。周记写上来,有趣得很,王倩倩的第一篇周记,就写的什么“没有了灯红酒绿的生活,这里每天都非常寂寞……”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问王倩倩,你是不是还很留恋那种生活啊?

王倩倩摸摸鼻子,有点不好意思了。

等你老了,想让自己的青春留下什么样的回忆,难道回忆“我的小姐生涯”?

在这个所里,我们总共有27个女警官,就是“辅导员”;唯一的男人是我们的所长,相当于“校长”。

我们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都是女人,她们堕落风尘,走到这一步,也不完全是一个人的错。当然,也有好吃懒做型的,从来不以卖淫为耻,就算关在这里也满不在乎。有些年纪大的,50多岁,已经沦落到站街地步,言语之中也根本是无所谓的态度。

论年纪,这些人都是我的长辈了,有些话我也说不出口。说实话,在这里几个月,就想改变她们的人生,不免有点太天真了。可是在这里一天,你就安安心心一天,能不能改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去年有个学员小宋,安徽人。从12岁开始,就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强暴,她又不敢讲,母亲不知道,到了十四五岁,她就出来混社会。没钱,在洗头房度日,交往杂七杂八的人。后来就被抓了。刚进来时,一口一个“他妈的”、“老子”,对什么人都冷漠至极。

别人每个月都有人来看望,她没有。后来有一次,她爸来看她,她冷冷地看一眼,说不见。

我看得出,她表面流里流气,其实内心脆弱,需要这样一副外壳来伪装自己。我在人前也尽量不批评,多鼓励。一个多月以后,她终于对我讲了实话。慢慢地,她脏话也少了,人也文气了,偶尔还会跟大家打打闹闹,脸上常常露出笑容。

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你真的会觉得很痛心,很可惜。

我对她们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青春的回忆。等你老了,你想让自己的青春留下什么样的回忆?难道回忆“我的小姐生涯”?

我这样说的时候,有的人“哄”一下笑起来,有的人却一下子哭了。

小宋哭得最凶。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出去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只好重操旧业挣钱混日子。

弟弟来看过她以后,小梅表现更积极了。她有点美术特长,我就让她出黑板报。她的粉笔字写得很清秀,插图也画得有板有眼。

路过的时候,我随意地拍拍她肩膀:“呦,小梅画得很漂亮嘛!”

她一个立正,腼腆地笑了,说以前在工厂上班时,晚上没事就在本子上画,也算是一个爱好吧。

小梅的画得到很多学员的表扬,每天她都很高兴,走路蹦蹦跳跳的,到底还是个孩子。

有一次她交周记,顺带交给我一封信,是写给弟弟的,信里说,谢谢弟弟对她的宽容,以前自己做错了,实在是因为太不懂事……

正好,所里的职业技能培训班开始报名,我就让小梅报了美容班。

到收教所来的女人,出去以后还有人会走上老路。原因之一是,很多人没有一技之长,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只好重操旧业挣钱混日子。我们就开班,培训电脑、美容技能,时间一个月,理论和技能都合格以后,劳动部门统一发证。这样,她们出去以后,凭着这一张证书,也能相对容易地找到工作。

美容班,要培训面部护理、脱毛、烫睫毛、日妆等项目,总共80个课时,老师是外面请的专业美容师。每个学员都学得很认真。有个学员对我说:“辅导员,虽然我以前也在美容店,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美容。”我说,那种美容店是挂羊头卖狗肉,你学好了以后,正正规规找个工作,比那个强多了。

在收教所,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改好。可是又有一些事我们无能为力,有些学员已是“老油条”,论年纪跟我们的妈差不多。她这辈子走过来的人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的,她走上这条路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于年纪大的,我们尽力而为。对于年轻学员,我们会倾注更多的心血,在她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希望。

定期去看守所看望在那里的艾滋病学员,拍拍她们的肩膀,跟她们握握手,聊天。

“采取安全措施了吗?”

欧阳医生每次给她们检查身体,都会这么问一句,每次的回答大同小异——很少有人采取防护措施的。

收教的女人30%以上带有性病,主要是梅毒、尖锐湿疣、淋病、艾滋病。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得尖锐湿疣的最多。

小梅也得了尖锐湿疣。从医务室里出来,她很慌张。“生了这个病,我以后还能不能生小孩?”欧阳医生说,治好就没问题了。

一棵树长歪了,就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它扶直。这些病是很容易复发的,我们只能在临床上治愈它。欧阳定期给她们上医学课,不厌其烦地说:“如果自己都不爱护自己的身体,还有谁来爱护你们呢?”

这些人以后出去,难保不会还走老路。如果在这里的几个月,虽然无法改变她们的人生,但是懂一点安全措施,也会多少改变她们的命运。

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听得进,现在我们收教所隔壁的看守所,有专门收押艾滋病人的。2001年还没设立,查出学员携带有艾滋病毒的,只好把她遣送回原籍地,由当地疾控中心处理。当时,我和另一个女警,一个医生,三个人送她到重庆。

我之前从没跟艾滋病人接触过。心理上还是很恐惧。她要咬我一口怎么办呢?大热天,我们几个还是坚持穿长袖,觉得安全一点。在飞机上,座位挨座位,铐子也不能戴。光想着说点什么轻松的话题,解除她的心理顾虑。可是冷不丁地,她问我:“辅导员,我什么时候会死?”

我只能没话找话安慰她。现在想来,那些安慰的话,实在是太苍白无力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对艾滋病早已不再那么恐惧。每个星期,我都会定期去看守所看望在那里的艾滋病学员,常常拍拍她们的肩膀,跟她们握握手,聊天。

其实她们很渴望得到温暖。

有的学员是因吸白粉染病的。有个女的,以前听到朋友叫她一起“玩”,飞一样跑出去,连鞋都不穿。进过两次戒毒所了,戒了复吸,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吸毒缺钱,就开始卖淫。有一点钱,又去搞白粉。

有一次聊天,她说,以前经常和一帮人如何如何“玩”。她的意思,好像是说,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有多精彩!

我当时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可惊讶归惊讶,我还是只能装出见怪不怪的样子,继续听她说下去。

后来,就查出她染上了艾滋病。她自己都接受不了,几次想自杀,没死成,就变着花样糟蹋自己。进来以后,她常常对着窗户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夜。

“我会死吗?”有一天,她也这样问我。

“每个人都会死的吧。”我想了很久,说,“可是,就算是活一天,也要活得有尊严。”

她若有所思。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后来她说,她曾经想不通,不知道为什么命运对她特别不公平,甚至知道自己得病以后,她还萌生过报复社会的念头。“如果大家都看不起我,可能我就去害人了。”

后来,她也觉得那种想法真傻。她说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出去以后,会对家里人好一点。

走到大门外,她忽然转身对我说:“辅导员,我能抱你一下吗?”

我还带过一个学员,20多岁,南方人,却一口的北方口音。年纪这么轻,北方没去过,怎么一口北方话呢?

她有心事,不说。我跟她套近乎:“辅导员也是南方人。”就跟她讲家乡话。

说起来也是半个老乡,时间一长,她也就把我当大姐了。聊天中得知,她有个河北男朋友。我知道她有个男朋友,江苏人,还来看过她。河北男朋友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她讲话,就像挤牙膏一样,每次提到河北男朋友,她都欲言又止。过了一个多月,她终于说实话了,他是个逃犯。

啥?逃犯?那个人很残暴,她不敢报警,担心抓不起来,以后自己下场会很惨。另一方面,他对她倒是百般的好,多年下来也有了感情,再把他抓去也是于心不忍。也是因为这个,她才出来做小姐的。

这个事,我前前后后想了几遍,又跟所领导汇报了,所里很重视,我去做她的思想工作,于情于理一条条分析给她听。终于,她点头了……

那男人被抓时,倒是神情极为平静,受审时,他说自己东躲西藏十几年,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这名学员,奖励了一半教期,三个月满就出去了。临走时,我给了她手机号,嘱咐她要有什么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要是不放心,也换个地方住,离得远一点。她都一一点头了。走到大门外,她忽然转身对我说:“辅导员,我能抱你一下吗?”

我张开双臂,用力地抱住她。

饿肚子时,谁给一顿饭吃,或许人生道路就拐弯了。

小梅的病也治好了,还减了半个月期限,就要出去了。

在里面生活有规律,人也能静得下来,不少人都会变白、变胖。跟外头复杂的社会比起来,这里头单纯多了。倒是越临近出去的日子,许多人越是心神不宁,不知道如何面对。

春节到了,学员们自编自演了一台晚会,就在我们的多功能厅举行。小梅也在台上,她们在那里跳啊,跳啊,看起来是那样开心。我坐在边上出神:你看着这些面孔,哪里会把她们跟“卖淫女”这个词联系起来呢?分明就是一群天真的学生啊。

我问小梅:出去以后,你想干吗?

小梅看着我说:辅导员,你放心,我出去以后,一定正正经经过日子。

我说:好,一言为定!好好过日子!

那天没人来接她。她买了第二天晚上的火车票,独自去北京。我帮她找了宾馆,约好第二天晚上请她吃饭。她本来情绪低落,一下高兴起来,说要不,吃肯德基吧!

一个人变好很难,变坏很容易。无助的时候,碰上个坏人,可能就变坏了。饿肚子时,谁给一顿饭吃,或许人生道路就拐弯了。我只是尽我自己的那一份力。

第二天吃完肯德基,我开车送她去车站。过了检票口,她在人群中停下来,看着我说:“辅导员,以后我不叫你辅导员了,我叫你姐吧!”我说好啊!没想到,她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赶紧安慰她:“别哭别哭,到了北京,给我打电话!”她用力地点点头,说,“谢谢你,姐!”

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很安慰,像是放飞了一个希望。

她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我听着,笑着,也觉得很幸福。

不久,我收到小梅的短信,“我永远会记住您的话,我不会食言。”小梅每次给我发短信,都会用“您”字。她告诉我,她现在是正规的美容师,生活也很好。

好多年了,每到节日,我都会收到很多问候短信,好多我都不记得是谁了。可我知道,只要她们能主动发短信,一定是已经改好的。

今年春节,小梅又给我发短信:“辅导员,我想您了。”

我回信:“我也想你。最近有没有很乖?”

小梅:“我很乖的,有空回来看您呢。”

那天,我在上班。传达室打电话来,说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那女人面孔很熟悉,可我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了。

她拼命朝我招手:“辅导员!辅导员!”

她说了一个名字,我还是记不起来她是谁。她说她出去八年了。以前,她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结婚,有个安稳的家。

“你们老所搬了,我还去了老地方……找了好久才找到这里来……我还开了个网店……”她说着,把一堆鱼干从包里拿出来送给我。“我现在有了孩子,生活很幸福……”她不停地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我听着,笑着,也觉得很幸福。

(袁涛:宁波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管教科科长;潘科燕:宁波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管教科副科长;欧阳燕红:宁波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综合科民警、专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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